关键词：法文化传统形成基础自然环境生产方式思维方式
在法治建设进程中，当我们改革旧有的法律制度，总会遇到无形的阻力顽强抵抗；当我们借鉴先进的法律制度，总需要有艰难曲折的本土化过程；当理论上完美的新法律制度被设计出来运用于实际生活，原有的习惯往往将其改头换面得千疮百孔……主要缘由是法文化传统在起作用。因为“传统不仅仅过去了，它还确确实实地现存着。它积淀在每个现代人的心灵深处，流贯于每个人的周身血液，外现于人的各种行为方式和人际关系，并物化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习俗、规范以及形形的物质和精神产品里。当代人无时无刻不置身于文化传统的强大氛围之中，感受着它的持久而深刻的影响，以致于历史每迈出一步，都必须跟这种传统势力发生纠葛，时而以之为前进、发展的凭藉，时而又力图摆脱它的羁绊。传统和当代是一对相生相克的范畴：传统制约着当代的进程，当代反过来改造和消融传统……”［1］
与今日中国法制建设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法文化传统虽历经几千年的洗刷、积淀，依然仍保留着其独特的品质，它的尚“礼”，鄙“诉”，重“刑”，轻“民”等等，仍在隐隐影响着当代人的法制心理。这些特质在法文化产生之时便初见端倪。可以这样说，是中国法文化产生之源，决定了它日后的走向，正如人的性格在初生婴儿身上便可窥见一斑一样。决定中国特色的法文化传统的形成的基础因素是什么呢？
一、法文化传统的形成基础探析
最初的法由习惯演变而来，据《左传》载，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的《禹刑》，便是启及其后继者根据氏族晚期的习俗陆续积累起来的习惯法。［2］在国家产生之前，氏族内部的人们在共同的生产生活中，为适应调整人们相互间关系的需要产生了习惯。不同的生产活动与生活方式，产生了不同的习惯。又是什么导致了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呢？
（一）自然环境因素
中国的地貌结构由西向东，依次为草原、荒漠，河谷平原（间以丘陵）及东南狭长的沿海地带。上古时期的先民无力对抗东南部的大海，这里没有留下多少先人的足迹；西部、北部辽阔的草原孕育了游牧民族，带给他们逐水草而居漂泊不定的生活。散居与不断的迁徙决定了这里产生不了相对稳定的、主流的法文化传统。再看中原以至江南河谷平原，这里水源充足，土壤肥沃，气候适宜，优厚的自然环境很适于人的生产、生活。中国古代文明理所当然率先在黄河、长江流域绽放出灿烂的花朵。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中国文明的主体在河谷平原中产生。但这块被东南的大海，西北的荒漠，西南边的崇山峻岭包围的土地，与外界几乎隔离开来，是相对封闭的独立个体，使得中原文明一产生便带有地域上的封闭性。
（二）生产活动因素
河谷平原为主的自然条件使发展农业生产成为必然选择。此时的农业生产有如下特色：
特色一：生产力低下，面对自然界的种种突变，人显得苍白无力。先人们只能靠天吃饭，乞求风调雨顺。夏人乞求“天”，商人乞求“神”，实际上神即是天，是“人”化了的天，并且商时的神与逝去的祖先合而为一称为“祖先神”。“天”是先人们认为的独立于人之外的超于人的主宰一切的力量，人们心中对它充满畏惧，心甘情愿地服从它的支配，顺从“天命”。
特色二：尽管自然界有许多突变，但四季的更替相对稳定，春耕、夏种、秋收、冬藏，人们的生活相对有规律地循环着。他们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形成了周而复始的封闭循环的生活方式。
特色三：常年耕作让其中一些人总结出种植农作物的宝贵经验，大大改善人们的生活，这些人获得人们的崇敬，享有崇高的威望。并且“耕作在平原，则有平水土驱蛇龙的必要”［3］,克服水患，获得水利也是生产生活中的重大问题，这使类似“大禹治水”的事成为历史美谈。从史料记载中看治水似乎是禹一人的事，可我们清楚在当时的条件下，全民一齐与水斗争都未必有效，一人治水哪能成功？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大禹治水有功，取得大众的尊敬爱戴与崇拜，进而被神化了。
特色四：农业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土地有肥有瘦，不同地域的土地适宜种植不同的农作物，辛苦劳作的农民等待着收获，也等待着把这一年积累的经验在来年中更好地适用。结果他们世世代代在一块土地上生活，安土重迁。人最初的由血缘集合群体的本能因农业生产而变得更加稳固和发展。
（三）思维方式因素
对法文化传统形成有最直接影响的是人的思维方式。中国以河谷平原为主的自然地理环境及随之而来的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生产活动，使中国人呈现出温和、持中，思维方式较封闭、保守，易顺从、盲从，也更务实和守成的特点。由此决定了中国特色的法文化传统的形成。
其一，温和、持中。在天命、王命主宰一切的年代，作为社会的一员，人们相信命运天定；作为家庭的一员，所有家庭内部事务由家长决定。个体一出生，便有特定的身份与地位，有特定的生活方式与生活道路。处于统治地位的贵族无需努力，无需担忧，坐享其成，享受着血缘带给他们的安逸与舒适；处于被统治地位的人努力无门，血缘决定了他们世世代代都将是被统治者。不能有自己的主见，不能一意孤行，必须与群体认同便是社会对人的要求，人因此温和而持中。
其二，封闭、保守。在生产力低下的上古社会，农业生产靠经验。很少有人会以一年的收成为代价去冒险种植新的作物或尝试新的种植技术。并且自身的农业生产已能基本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人们没有必要与外界交流。常年累月，人把自己禁锢于一定区域，思维自然就封闭且保守。这与游牧民族与海洋民族人随时准备应付大自然的挑战，不断面对新的社会群体，人充满斗志与锐气不同。
其三，顺从、盲从。农业生产凭借经验，有经验的人理所当然地获得人们的崇敬，成为氏族的首领。同时积累丰富生产经验的只能是年长者，这一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依靠血缘维系的宗法制度的巩固。既然是权威，其他的人则必须尊从。在社会上听从国家，在家庭中听从尊长，从整体上讲二者又是一致的。顺从成了中国人的又一特色思维方式。另一方面，顺从也带来盲从，俯首贴耳、察言观色便是顺从带来的负面效应，成为我们民族心理中劣根性的重要一面，导致我们的民族缺少创新，个性缺乏伸张。
其四，务实、守成。由于命运与生俱来的，对于未来人无太多的期盼，大多数人只把注意力集中于眼前事物，守着已有的业绩；农业生产，耕种多少收成多少，半点都偷懒不得，人只能实实在在，不能像商人那样去投机钻营。思维因而务实。
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中国传统法文化表现出法自君出、以礼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法律内容带有强烈的宗法色彩及司法上的行政司法合一等显著特点。
二、法文化传统形成基础三因素关系探析
可见，对中国法文化传统的形成而言，直接因素是思维方式，中级因素是生产、生活方式；终级的根源是自然地理条件。但法文化传统是动态延续的，在法文化发展过程中，三因素所起的作用有所不同。
首先，自然环境因素是三因素中相对最稳定的。一方面，地域范围扩大的结果是中原文明吸收了周围的少数民族文明。宗法色彩浓烈的中华文明在近代以前一直是较先进的，所以不论作为征服者还是被征服者，最终的结果都是中原文明得以生存下来，继续发挥其主导作用。另一方面，中原地区一直是中华民族最主要的居住地，至今聚集于此的人还占全国的大多数。再则，气候条件在过去几千年里的变化也无法改变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因此中国法文化传统在过去发展进程中的重大转折，自然环境因素决不是起决定性的作用。
其次，“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清朝末年，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外部列强的入侵，西洋人的坚船利炮打破了中国封闭的、封建式的法律文化和法律体制，中西法文化开始了第一次较量。……苏联法学模式的影响和指导是对中国法制的第二次冲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给中国法制的发展与繁荣带来了生机，法律在开放的姿态中获得逢勃的生命力，中国法制又面临着第三次冲击。”［4］综观历史，这三次的确是中国的法文化传统经历的重大变化，但结果如何呢？清末西方法文化对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冲击的结果只能是使中国法形式上披上西方的外衣，而实际上仍是走封建的老路子，封建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没有得到根本的动摇与破坏。建国初期对六法全书的全部废除，苏联法学的全面引入，照样无法使“社会主义的法”融入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反而给法制造成极大的破坏，法律留于纸上，现实生活中充斥着法律虚无主义的观点。其原因在于中外法的观念形态、价值判断、行为模式上的明显对立与差距，使舶来的法律与中国传统法文化难以协调，在社会生活中难以找到有力的支点使其扎根。建构于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法”是无法在自然经济的土壤中生长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没有也不可能通过社会革命而完全割断，社会形态的变化对文化会产生影响，但无法更改传统文化［5］。
最后，思维方式因素对立法有着立竿见影的功效，它直接指导、设计着一国法律制度。在一定时期确实存在着具有远见卓识的先知先觉，可他们对未来的预见与超前思维，是脱离不了当时当地的社会生活的。思维方式是受人所生活的特殊环境制约的，它不可能成为法文化发展变化的终极因素。
所以，生产方式因素，即经济基础作用，在法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是引起法文化变革的终极因素。几千年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直是中国最主要的生产方式，我们便可想象中国的法文化传统有多么巨大的稳定性。正如亚当·斯密曾所说：“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客居于该国的马可·波罗的报告，殆无何等区别。若进一步推测，恐怕在马可·波罗客居时代以前好久，中国财富就已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之极限。”［6］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实行的改革开放，对法文化传统带来哪些影响呢？
三、对今日中国法文化传统处境的思考
二十余年的改革与开放使我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从单纯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巨大转变。初期计划经济仍是社会生活的主导，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均由政府指令性计划决定，分配什么分配多少也由政府划定。实际上是政府化了的自然经济，经济基础未有根本性的改变，法文化变革并未到来。直到1992年中国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持续了几千年的法文化传统开始面临全面挑战。
其一，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人不再被局限于身体所能到达的地域范围，网络使人们可以在几秒钟内了解到世界各地的最新信息。全球化趋势在不可阻挡地加强，地域因素的影响在变小，全世界的人们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成为一个共同体，彼此的命运休戚相关。地域因素正经历一次空前变革。
其二，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在中国刚刚起步，不足十年的建设与存在了几千年的旧体制的较量十分艰难，不时有破坏市场经济的行为（甚至于是政府行为）出现。在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下，我们在正在建设的市场经济体制立即就得融入国际大环境中与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场竞争，并要在竞争中求得自身的生存，难度之大，要求之高，变革之剧可想而知。
其三，伴随地域因素与生产方式因素根本性变革而来的便是对人的思维方式提出的巨变要求。一种世界性的意识被要求植入我们的思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即将成为现实，入世后，“法律不仅是某一国家意志的表达，而且也是国际社会各成员之间相互利益和各自需求的协调”。［7］需要具有世界性的法律意识，创建一种基于世界意识之上的法理学。这是有别于过去的全新的法律理念。
我们面临的法文化变革是前所未有的。它发生在法文化传统形成基础的三因素同时剧变的情况下，它将是中国历史上最全面的、带根本性的、难度最大也最具挑战性的变革。
(华东政法学院2000级中国法制史专业研究生。
［1］陈伯海：《中国文化之路》，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
［2］参见叶孝信主编：《中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二版，第14页。
［3］周谷城：《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3页。
［4］田成有：《中西法文化的较量与出路》，《法学》1995年第2期，第44页。
［5］这里对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略作区分。笔者认为凡是某一代人之前的所有的文化可以统称为传统文化；而文化传统则包括现时的文化，是对当时以至将来产生影响的文化。
［6］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09页。
论文 关键词：
我们要寻找 法律 文化生成的根源、 发展 规律 和基本性格，就应当把研究对象放到特定社会、 历史 条件下予以考察。从 经济 、政治、伦理、社会组织结构、哲学等多种角度出发分析其现实基础。本文拟对
这种特殊的司法形式在传统上是公认的，得到不断的阐释和实践。魏征说:“凡听讼理狱，必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义，权轻重之序，测浅深之量”’‘代 理学 大师朱熹对此说得更明白些:“凡有狱讼，必先论其尊卑、上下、长幼、亲疏之分，而后听其曲直之辞。”店人在 总结 审判经验时也说:“凡关宗族亲谊必须问明是何称呼，系何服制。”
司法的道德教化和情理考量尽管具有积极意义，但无疑削弱甚至是取代了证据在案件事实建构中的基础性作用，司法官吏也不注重司法知识和技术的学习而一味强调伦理道德的修养，这在客观上阻碍了证据知识和技术的生成与 发展 。
三、
关键词：民族 传统体育 哲学 传承方式
中图分类号：G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643（2013）02-0077-02
1 民族传统体育概念的研究综述
在我国对“民族”一词最早使用的学者是梁启超，他是第一个把我国各族群最早称之为“民族”的思想家，而以“汉族”、“藏族”、“蒙古族”为其它民族称呼的可能是黄遵宪。到了现代，社会学家宁骚对“民族”一词做了新的探究，他在总结斯大林提出“民族”基于四个特定的要素下又增加两个特征来强调民族，既强调了民族历史过程与稳定性，并认为一个民族的“原生形态”是应该具有这六个必要的元素。因此，我们所指的“民族”具有时空性和民族性的特征，是贯穿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东方地域与西方地域的实体性概念。
“传统体育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与传统社会同步形成和发展的，是一个内容十分宽泛、涵盖很大的概念。”民族传统体育有两个最为根本和统摄性的特质是民族性和传统性。但对于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迄今仍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威界定。在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体育学院通用教材《体育史》中对“民族传统体育”做了以下解读，民族传统体育是指近代以前的体育竞技娱乐活动。“对我国而言，指近代体育传入前我国存在的体育模式，即1840年前，我国各族人民已经采用并流传至今的体育活动内容、社会表现方式与价值观念的总和。”这是从历史的角度，把民族传统体育白西方近代体育传入我国以后，其在社会生活特别是在大中城市和军队、学校中受到的影响进行研究所作的界定。另有研究避开时间的界定，认为民族传统体育是民族（包括汉族）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时期的产物，是各民族体育活动方式的延续和保存，是各民族体育运动生命力的再现，“它是构成现代体育的‘体育文化密码’，是历史给予我们的重要体育文化遗产。”还有研究认为“民族传统体育是指某一个或几个特定的民族在一定范围内开展的，还没有被现代化，至今还有影响的体育竞技娱乐活动。”
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可以概括为：民族传统体育指某一个或几个特定的民族在一定范围内开展的，具有浓厚民族文化色彩和特征的传统体育活动，其中的“传统”是指历代因循沿传下来的根本性的模型、模式、准则的总和。从整体结构上来看，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的构成包括了以武术为主体的武艺、养生导引气功、以游戏形式满足人们娱乐需要的民间传统体育游戏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等形态。在“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家教委在一级学科体育学下设4个二级学科，民族传统体育名列其中。从这时开始，“民族传统体育”这一称谓，作为国家认定学科被正式确定下来。”
2 解读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学基础
2.1 民族传统体育与
宗教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神秘的传奇色彩，是各种文化理念、伦理观念、社会习俗的综合体现。宗教和传统体育同属于传统文化的范畴，在历史的不断发展及转变过程中，两者相互吸引、相互促进、相互渗透从而形成了复杂的文化理论体系。民族传统体育具有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历史悠久的本质特点，其发展历程多数以为背景，如：富有原始气息的彝族摔跤体现一种对毕摩教的崇拜，文化底蕴浑厚的传统武术无不体现出道教、佛教的宗教核心思想。在中国民族体育史上，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是内外兼修、无处不在，既有对技术层面的影响，也有对其文化和精神上的升华。
2.2 民族传统体育与中国哲学
古代哲学是中国文化的金字塔，无数古代哲人概括总结可知，中国的哲学主要分为儒、道、佛三大哲学思想，其内容主要包括“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中国哲学概括了宇宙的思想观，在日常生活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体育等领域无处不体现着哲学思想的火花。如：传统武术的太极拳，就体现了阴阳相生、此消彼长、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自然状态。
2.3 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方式
民族传统体育经过历代民族的传授与继承，至今已有上千年的文化历史，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传承的方式逐渐趋于传统化和现代化，不管是哪种传承方式，其目的都在于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更好的发展与进步，从而为人类进步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是在同一个地域中有不同的途径延续的，其主要的传承方式有传统和现代两种。
首先，是传统传承方式。传统的传承方式因其运动形式、封建保守性和技术特点的不同有以下几种：（1）家族型传承。如传统武术是我国历史文化精髓的结合体，其形成过程带有严重的封建思想残余，在传授武术技术与文化的方式上表现为，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传同类家族而不传外来血亲等。这些封建的传承思想极大地影响了武术文化的发展、传承及文化之间的交流。（2）宗教信徒型传承。宗教是传统文化重要的组合体。宗教活动与体育活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古时战火四起，宗教信徒为了维护本教的利益，把一些武功与绝技作为护教的重要手段。在祭祀和娱乐活动之中也结合大量的身体活动来增加活动的氛围。我国的几大宗教都与武术结下了不解之缘，如：道教武当太极拳，佛教嵩山少林拳等。这些宗教文化表现出来的体育及武术文化，都是以一种系统规范的方式进行的，其内容具有规范性和系统性。（3）区域民俗文化型传承。古时我国疆域辽阔，因交通条件的限制彼此之间无法进行常规的武术文化沟通、交流与传承，只是地区内部相对独立的发展与进步，这种趋势的长期性导致武术文化的单一性和相对独立性。从而形成了不同的运动项目及武术流派。民俗性传承主要表现在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受时间及场地的限制，有些运动项目需要在农闲时进行，如：摔跤、秋千在闲暇时举行，其目的就是放松人们的心情，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有些民俗活动需要在传统节日中进行，如：舞龙舞狮在节日里表演与比赛都是为了烘托节日的热闹气氛。
其次，是现代传承方式。传统的传承方式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传统的传统方式已逐渐被淘汰及取缔。因此传承方式要顺应时展的主流思想，现代传承方式因文化层次、经济条件、科技水平的不同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加强法制化建设。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历史遗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民族传统体育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它们是历史赋予我们时代的责任。在当今社会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侵权行为、遗弃观念日趋严重，导致民族传统体育逐渐在现代社会中被竞技体育文化所替换。因程中应从国际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出法，从体育产业、文化遗产及知识产权的角度去赋予传统武术应有的法律保护效力，从而使民族传统体育在现代社会语境下更加有力的发展与进步。第二，赋予传承人及参与者应有的法律地位。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人类不断传承的结果，不同的人群、地区会产生不同的文化传承者，传承者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灵魂。参与者是民族体育得以存在的基础，没有了参与者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就等于没有了传承者，而民族传统体育的继承也就无从谈起。因此要给予传承者应有的权利和必要的生活保证，给予参与者应有的社会地位，如：采用传承者社会指导员、裁判员等级制度，举办参与者传统体育文化及运动项目运动员级别制度并与升学考试挂钩等法律权利，不断促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更加合理化、正规化和法制化，从而不断增加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其适应时展的需要。
前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理论中的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该理论体系是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研究成果，是国家、党的智慧结晶。而我国在发展过程中承载着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在建立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要将其与我国传统的文化基础相结合，并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观建设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将我国的中国特色文化、风格体现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爱上中国。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我国经济水平逐渐提高，西方学界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理论的研究工作也逐渐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世界各国对我国传统文化的认知。我国在建立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时主要以独特的方向进行发展，并做到理论、制度相结合的形式发展下去，只有这样才能构成一种全新形式的科学社会主义新形态，从而促进国家快速发展[1]。我国所构建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仅仅将社会主义的共性体现出来，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还将我国社会主义的个性体现出来。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与其他国家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正因为这些不足才在一定程度上将我国原有的党建制度进行创新、完善。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传体系的统文化特征的基础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本质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而具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国家发展的目标在一致，因此，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要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全方面的分析，找出其中的共同点，为了二者的结合打下良好的基础。因此，要想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就需要根据我国的发展现状、国情制定对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现，这样这样才能将其中的价值、意义真正的体现出来。另外，做好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结合工作不仅仅可以推动马克思在主义的中国化进程，同时还能促进我国快速发展，将现有的思想基础进行创新、完善[2]。
2.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之间的特征
虽然说马克思主义与我国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共同点，但是二者之间又存在着很多的不足，这些不足不管通过多久的努力都不能进行统一实现。正因为有这些不同点，才会导致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通过将这些影响合理的利用可以有效的形成一项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我国相关工作人员在对其论证过程中，常常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但是马克思主义是将以盾贯彻到每一件事物的运行发展过程中去，并将其中的矛盾进行推移，而这些推移的现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设来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过程中，其中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所使用的经世致用理论有着一定的关系，主要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本质中，并将自然和社会活动进行创新、完善，只有这样才能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之间的价值体现出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世致用理论与一些实践理论有着一定的相同之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现象的发生，颜元就提倡人们的在实践过程中获得理论、知识，并从理论知识中获取觉悟[3]。到了晚清时期，西方文化的出现在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广大学者开展了“经世致用”的理论，让人们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从而保障我国传统文化的地位。由此可见，“经世致用”理论的出现对我国社会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人们的思想也造成了一定的改变。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共产主义的和谐思想有着一定的关系，而马克思主义可以有效的对一些资产阶级为了获取自身利益对一些劳动人民的价值进行榨取的行为进行评判，并指出按劳分配的共产主义将资本主义进行取得。而我国传统化的文化的和谐思想渊源较为已久，其中的思想就是“学而有礼之用，以和为贵”只有这样才能创造一个和谐、理想的社会，并做到人人相爱、人人平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传统文化特形成机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建设可以有效的将中国传统文化以现代化社会角度进行实现，只有这样才能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马克思社会主义中国化进程形成过程中应该将马克思主义看做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并将其设置成对应的文化成果。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基本理论”与“传统文化”的出现可以有效的让人们接受这一理论，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理论的创建打下良好的基础[4]。
1.科学认识中国传统文化
文化是人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组成部分，同?r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的生活工具之一。人们通过对文化的应用可以有效的将其中价值的体现出来，并从广义与狭义的方面将其体现出来。文化从广义的角度上来讲，主要通过社会的发展，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发展而形成，这种文化是一种隐形的民族形态；文化在狭义的角度来来看，主要指各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通过长时间的积累、沉淀，并将这种文化融入到各个民族思想中去，只有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这一思想、文化。
传统文化是国家、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在生存、发展的主要目的[5]。而传统文化是国家通过长时间的积累、沉淀而形成一种语言文化，是国家文化、思想、精神的主要思想成果。我国传统文化具有非常强大的生命力，而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的特色、民族风格，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结合，可以有的促进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总之，我国传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应该根据自身的特使制定出一项科学、合理的发展模式，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国传统文化可以在社会、世界中站稳脚步。
2.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不仅包括了精华部分，同时还包括了一些糟粕部分，而这些糟粕部分与社会的生产力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关系。因此，要想更好的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设工作就应该做好中国传统文化糟粕的处理工作，本着批判继承的原则对其进行处理，只有这样才能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进行弘扬。随着社会不断发展，我国传统文化在这个不断发展的时代创新、完善，这对于社会的生产、发展来说其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时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进行，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源，同时也是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时代要求[6]。只有重新认识我国传统文化，并将其中价值体现出来才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设工作可以顺利进行下去。虽然说，我国传统文化在国家发展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也应该考虑到其中的负面作用，并以客观党、科学的角度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3.从形式和内容上使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更加鲜明
早在很多年前，邓小平同时在党的十二大会议上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念，并在强调在建设过程中要保证其中必须具有较强的中国特色，而马克思主义就可以有效的将中国特色融入到社会主义体系理论中，并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融入其中，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设工作可以顺利进行下去[7]。另外，在建?O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应该采用古代语言与现代语言结合的形式进行建设，并将其中的立场、观点、特点通过所能接受的形式体现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特色、经典语录体现出来。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蕴含的传统文化特征
1.中国传统文化特征
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建设过程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逐渐被人们接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所包含的中国传统文化也在间接的形式将马克思主义体现出来，并将其不断的升华、完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可以有效的解决现代化社会在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并将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品味、风格、气派体现出来[8]。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的聚集地，而中国传统文化也在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变化。中国传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奠定了邓小平理论中的三个思想与科学观、发展观，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国传统文化可以更好的发展下去、传承下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建设过程中将我国传统文化进行融合，并将其以和谐、民为邦本的形式发展下去，从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创建现代化社会主义理论体系[9]。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传统文化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主要由以下几种文化特征：（1）和谐特征：“和谐”是人们日常生活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信仰。但是在旧社会时期，“和谐”二字很难体现出来，最地层的人们过着被压迫、剥削的日子。随着社会不断发展，逐渐吸收了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特征，并以人民群众为基础建立了全新的和谐目标，而和谐目标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部分；（2）自强不息特征：我国在发展过程中应该时刻坚持以改革开放、艰苦创业等理论为主，只有这样才能将我国建设成一个自主、和谐、文明、富强对国家：（3）民本特征：我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其中的民本特征的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商周时期就已经出现，而这一特点对于各个朝代的发展来说有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0]。因此，我国在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应以民本为主进行建设，并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人为本，只有这样才能保障人民群众的文化、经济的利益。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文艺学学科的发展，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一度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热点。关注点集中在中国文艺学科的方向、研究向度的拓展、理论资源的吸收以及本土化和民族特色的确立等方面。由于知识结构、学术立场的差异，围绕着这些关节点产生了不同的学术理念，诸如关于现代文论话语系统建立的“体”“用”之辩，针对传统文论价值评价的“荣今虐古”与“荣古虐今”的对立观念，“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文艺观的分歧，主张恢复“内圣外王”传统的新儒家思想的复生，以及国学热、“新保守主义”复兴等等。虽然不同的学术观念之间肝胆楚越，但贯穿学科发展的主线却始终未变。有的学者指出：“现代文论的建构，它来自三方面的组合：一是引进外来文论，主要是西方文论（包括马列文论）；二是吸收古代文论；三是将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实践经验提升、总结为理论。”（陈伯海：《中国诗学之现代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P433）。不可否认，上述类型的理论实践为学科的建立和巩固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基础，但也仅仅是为学科发展的前景扫清了道路而已。究竟学科是否能够发展，发展的动力是什么，发展的过程是否会产生突变，以及能否对发展趋势作出预测和控制，尚需学者们对此作出踏踏实实的学术努力。党圣元先生的新著《返本与开新――中国传统文论的当代阐释》正是在此方面进行努力的难得的成果，该书从学科建构的高度，从宏观上对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话语言路进行了梳理，并从微观上进行了相关的个案研究。
二
党圣元认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是一个历史过程，现代转化的文化价值目标是重建当代文论话语系统，其核心是中国古代文论范畴体系的转化，现代转化则是在现代阐释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一种选择”。在此基础上，他不仅从学理的高度上明确了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的研究对象，还从古代文论范畴体系的特殊性出发确立了方法论的选择，点破了传统文论的阐释方向和理论价值。
长期以来，囿于西学的强势影响和理论视野上的局限，中国现代文艺学科自确立以来便表现出了严重的水土不服。由于缺乏可资学科理论创新的文化基质，学科建设片面地依靠西方的理论体系作为指导，致使中国现代文论体系在内在结构上失去了话语更新的能力。另外，由于哲学基础的匮乏和理论生成的文化语境的缺失，使得中国现代文论的建设对西方文论观念、理论体系和思维方式形成了依赖性。无论是在宏观描述上对学术理念的把握，还是在微观研究中对具体文本的批评，理论上片面的逐新求异成了判断学术价值的圭臬，在研究对象的阐释和评价，以及理念与方法的选择与确立等方面仍旧存在着诸多问题。首先，在学科发展中对传统文论的阐释和评价问题。采取客观的历史角度，还是主观性的当下角度（当然，这些角度的选择也只是相对于一定的研究对象来说的），仍然值得商榷。学科视角的选择直接影响着研究范围的界定、对象的选择以及最终的阐释效果和评价标准。党圣元认为，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面临着两个重要问题：传统文论生成的语境的缺失，导致传统文论在现代转换中的合法性危机，当代文论在话语言路上也很难承继传统文化中的批判性；西方文论遮蔽了中国传统文论的理论价值。文化认同感的丧失加剧了话语权的失落，因此，正确对待传统文论并予以合理的阐释就显得尤为关键。其次，在学科建设中关于方法论的选择问题。冯友兰曾就中国哲学问题的研究提出了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照着讲”和“接着讲”。这种方法论的选择，也可以用来处理中国传统文论与现代文论间断裂与综融的复杂关系。在这一点上，党圣元表达了自己的观点，“照着讲”和“接着讲”的问题不应该截然地对立开来，他认为中国传统文论与现代文论间的断裂与隔阂不但必要，而且对于现代文论的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正是在断裂的基础上，传统文论与现代文论的融合，才能为传统文论的当代阐释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现代文艺学科的建设需要以当代文化氛围、时代精神、审美趣味和思维范式为依托，生成完全本土化、民族化的学术理念和方法论，来促进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
需要强调的是，该书具有很强的问题意识。在传统文论研究中该选用什么样的方法，既可以对传统文论进行本土化的阐释，又不为西方文论的体系所局限。“我们这里强调回到原典，主要目的是为了深入体认古代文论自身所独具的认知方式、话语类型、生存样态和知识宗旨，为面向未来的古代文论研究和学术创新建构一个可靠的理论平台，以期在可能性的古今中西参与交流中，实现‘现在视界’与‘过去视界’‘中学的视界’与‘西学的世界’的融合，使‘大文论’建设的构想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这段具有学科综述性质的概括，不仅解释了本书的理念和方法论产生的文化基础，还表明“大文论”观念，不但可以作为传统文论现代转换中的理念和方法论，而且可以由此确定它产生的知识氛围、文化语境和理论背景。因此，应该避免将“大文论”观念简单化为吸收、调和诸多理论冲突的皮相之见。“大文论”观念的产生和应用，有着明确的哲学基础和批评实践上的理论界定。这是党圣元为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系统的重建中，所面临的诸多问题的解决而作出的努力，也是其独创性的学术贡献。“大文论”观念的提出不仅为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提供了新的思路，还使得中国传统文论的当代阐释展现出了新的面相。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传统文论与现代文论间的断裂和融合，西方文论体系对于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系统的影响和制约，以及如何重建具有本土化、民族性的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系统等诸多问题，都可以在“大文论”观念的统摄下具体展开。
如果说“大文论”是在形而上的层面上对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化作出的宏观思考，“返本”与“开新”则可以称为古代文论当代阐释过程中在器物层面上本体性阐释的具体应用。党圣元强调，“在传统文论的研究中，应充分尊重中国思想文化上文史哲合一的学术大传统，在还原的基础上阐释和建构中国传统的‘大文论’话语体系”。正是因为“大文论”观念与传统的伦理、政治、哲学、历史、宗教等同生共长，才能为中国传统文论的当代阐释提供可靠的理论基础，以“返本与开新”来为本书命名，亦是为了突出这一意旨。可见本体性阐释观念的确立，不仅要求衔接传统与现代间的文化断层，调和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间的观念冲突，满足理论本土化的价值吁求，更是为了在“返本”的基础上，以当代视角结合具体的时代精神、文化事件、思维方式和审美趣味，对传统文论加以体认。也正是基于这种哲学基础上的认识，吸收传统文论话语中具有生命活力的创新因子来建构现代文论话语系统，也许可以为现代人所遭遇的生存困境和文学困境，找到一条可行的解决途径。同时，这也是跨越断裂，抹平鸿沟，衔接好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的理论节点。只有在传统文论与现代文论断裂的基础上，进行文化语境与理论基质间的综融和“开新”，才能为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系统的重建和创新能力的生发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由此来看，在这里“返本”与“开新”已经具有了新的哲学基础，而不在局限于新儒家调和传统文论与现代文论间价值冲突的学术立场，同时，这也奠定了对中国传统文论进行当代阐释的方法论基础。
三
立足于文化通观意识，党圣元提出用“大文论”观念来指导传统文论的当代阐释。在理论上它具有如下特点：在学理上要求“返本”与“开新”相结合，在方法论上则是以本体论的阐释学为基础综合宏观描述与微观范畴相统一的研究方法。因此，在“大文论”观念下对中国传统文论所做的当代阐释，无论是在理论体系的系统性上，还是在对文化事件、时代精神的回应上都表现出了足够的包容性和完善性等特点。
从学理层面来看，中国文艺学科的建立是在从西方文论观念、理论体系、思维方式和价值趋向借鉴的过程中创立起来的。因此，中国现代文论在理论基质上先天就面临着本土化、民族性和创新能力匮乏的普遍问题。其根源不仅在于过分依赖西方的文论体系，把它作为中国现代文论的框架，还在于这种理论框架成了裁剪中国传统文论的圭臬，不符合此框架的古代文论资源则遭到了舍弃。党圣元认为，在梳理中国现代文论话语言路的时候，可以合理地借鉴西方文论的体系，但是并不能忽略传统文论自身的“潜体系”（独立的话语系统和价值趋向）。“以西方文论的学术范式、理论框架、概念和观点及问题域来选择，对中国传统文论思想进行梳理和阐释，这势必会造成对古代文论自身‘潜体系’的遮蔽，现在最为关键的问题恰是这种学术方法在知识和思想方面是否具有合法性。”由此可见，党圣元在传统文论的研究中，所主张的学术理念始终是建立在传统文论资源基础上的。他在注重培养中国现代文论话语民族性的同时，并未对西方文论予以全盘否定，而是在对本土化知识困境反思的基础上，对西方文论观念加以批判、吸收（关于这种学术理念产生的哲学基础，党圣元已经在“荣今虐古”与“荣古虐今”的阐释和评价中做出了说明，这里不再进行解释）。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理论；儒家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儒家道德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 D03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7）04-0010-13
在拙作《儒家道德与中国社会主义精神》一文中，笔者提出要将儒家道德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融合起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可称之为儒家社会主义（或称为儒学社会主义）。使用“儒家社会主义”这一术语只是为了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理论的中国思想文化特色和强调科学社会主义与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儒家道德主义之间的融合，不排除使用其他更恰当的表述。“儒家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早已有人提出过，但这一概念被用来指传统儒家思想，而不是指融合儒家思想与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社会主义。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是近代才出现的概念，而且有其特定的基本含义，那就是主张建立以财产公有制或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人人平等、社会公正的理想社会。是否主张实行财产公有制或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判定一种理论是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依据。我们注意到，先秦儒家并不主张财产公有制或生产资料公有制，它虽然主张“天下为公”，然而这里所说的“公”并不是指公有制。“天下为公”字面上含有天下是公共的这种意思，但主要指的是政治上把天下传给贤者而不是传给嫡子。而且，除了“天下为公”这一表述之外，在先秦儒家经典中并未见有其他有关建立公有制的主张。因此，将“社会主义”这一帽子戴在先秦儒家头上是不能成立的，也是不严肃的。先秦儒家思想与其说是社会主义的，倒不如说是道德主义的。正是这种道德主义可以与科学社会主义融合起来，我们才可以在这种融合的基础上构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基础的理论体系。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其基础理论的关系
从理论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包括两个基本部分：一是基础理论部分；二是应用理论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源头是马恩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而其中两个部分的构建逻辑次序应该是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融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理论；然后将这种基础理论应用于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实际，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用理论。然而，实际的情r是，在改革开放前，科学社会主义并没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因而没有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理论，而是直接与中国不同阶段的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不同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用理论。
导致这种理论构建实际情形的原因比较复杂，但其中有两个原因是主要的：一是救亡图存的民族生存压力；二是社会急剧变革时期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敌视态度。
科学社会主义传入中国的时候，正值中国沦为西方列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时期，救亡图存成为中华民族全民族面临的最紧迫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国传统思想理论无法解决中国面临的紧迫问题，因而试图从世界各国思想库中寻求能够解决中国问题的济世良方。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使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意识到，马列主义是解决中国存亡问题的先进思想理论，于是致力于这种思想理论的传播，并将这种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运用它来解决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和根本问题。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没有时间考虑甚至根本没有想到要将马列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构建一种能解决中国存亡以及中国未来健康发展的中国理论的问题，而是直接将马列主义用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的巨变时期，北伐战争、对共产党的围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几乎没有给中国共产党人留下一点冷静思考如何对待传统思想文化、是否要从传统思想文化中继承什么的问题，更不可能想到要把马列主义与传统思想文化融合起来。中国共产党人当时所关注的焦点是如何将先进的马列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是教条的，还是结合中国实际的。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几经挫折，最终产生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但中国革命胜利后，历经一系列政治运动尤其是“”的折腾，直到实行改革开放，才先后产生了科学社会主义与新时期中国实际结合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治国理政思想等新时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改革开放前，中国没有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理论，固然与当时救亡图存的严峻形势直接相关，但也与当时中国处于急剧社会变革时期的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敌视态度有直接的关系。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彻底了专制王朝，中国进入了对传统思想理论进行全面清算的时期。在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看来，中国之所以会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之下沦入或正在沦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根子就在于当时的社会（清朝）以至秦汉以来的皇权专制主义社会所依据的思想理论，主要是先秦时期的儒家思想理论――孔孟之道。在清王朝已经被的情况下，他们将仇恨的怒火均指向了旧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理论，于是有了新文化运动，有了新文化运动的响亮口号“打倒孔家店”。在这种情况下，先进的知识分子的所思所想是如何彻底清除孔孟之道的影响，根本不可能意识到把被认为是先进的各种理论与陈腐的儒家思想理论融合起来。在所有先进知识分子中，信奉马列主义的知识分子更为激进，因为他们所信奉的思想理论被认为是针对当代许多先进知识分子认为是先进的西方自由主义建立起来的更为先进的理论。他们所追求构建的是这样一种制度，这种制度类似于比当时许多先进知识分子认为是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更为先进的俄国十月革命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于是，他们与传统思想文化决裂的情绪更激烈，态度更坚决。这种情形和态度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延续到改革开放，而在“”中达到了极致，其显著标志是“破四旧、立四新”和批林批孔运动。在这种对传统思想理论持敌视态度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考虑把被认为是最先进的马列主义与落后腐朽的儒家思想理论融合起来。
再次，是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理论基础、论证和辩护的需要。党的十提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的核心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尚处于建设的过程中，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给它提供理论支撑。这种支持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给它提供理论基础，也就是要使核心价值观乃至整个当代中国价值观有深厚的思想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核心价值观只有置于这种理论的基础之上，它才会成为丰富的、鲜活的、能与社会公众的民族文化心理对接的。二是给它提供理论论证，也就是要使核心价值观的正确性、合理性、逻辑性（自洽性）得到有说服力的阐述，使人们能够信服它，进而认同它、践行它。缺乏这种理论上的严格而充分的论证，即使采取再强力的措施对人们进行宣传、教育和灌输，一种价值观最终都不可能为社会公众所接受。三是给它提供理论辩护，也就是对在核心价值观面临各种批评、责难、反对的时候能够有效应对，使之立于不败之地。这要以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充分而有力的理论论证为前提，没有这个前提，核心价值观是不可能得到辩护的。但是，辩护通常是它已经有了理论基础和得到了理论论证之后发生的，而且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由于时代和条件的变化，任何一种价值观都会面临种种挑战，因而需要有理论为它提供辩护，并在辩护的过程中修正和完善它。核心价值观正是在这种辩护中与时俱进的。自从党中央提出建设核心价值观以来，我们在理论建设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尚未建立能够为它提供理论基础、论证和辩护的系统理论。今天提出构建儒家社会主义理论，其重要意图之一就是要将核心价值观置于系统完整的理论滋养和保护之中。
复次，是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党的十以来，党中央和特别强调弘扬优秀传统，要求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如是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对传统文化中的思想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所形成的思想文化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文化？显然，它不会是科学社会主义，但它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对传统文化进行转化和发展形成的。同时，它既然是对传统文化的转化和发展，那它也就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传统文化，但它又与传统文化有承继关系。因此，这种思想文化应该是一种新的思想文化形态，这种新的思想文化形态是用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当代人类的先进思想文化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结果，是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为了突出其中国思想文化特色，我们称之为儒家社会主义。从这种意义上看，今天提出构建儒家社会主义既是对传统思想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需要，也是对当代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的必然要求。
最后，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需要。伴随着我国的经济实力日益强大，文化强国建设和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被提上了议事日程。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再次提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并对中华文化如何走向世界作了全面部署，从此“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上升为国家战略。当我们提出要让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要让什么样的中华文化走出去、什么样的中华文化才能真正走出去、什么样的中华文化走出去后能够对世界产生广泛影响这样一些问题。中华文化延绵5千多年，源远流长，其内容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纷纭复杂，但从历史形态来看，中华文化可以划分为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我们要推出中国传统文化，更要推出中国当代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国当代的思想文化，也是中国当代文化的精神内涵，而其中的基础理论更是当代中国文化的内核和实质，也是当代中国文化中最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内容，是当代中国文化区别于其他一切文化形态特别是当代西方文化的基本标志。在实施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基础理论走出去，通过它走出去增强整个中国文化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因为这种理论才集中体现了中国对人类未来发展道路的主张和谋划，是解决当代世界面临的种种难题的“中国方案”。然而，正如前文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理论未完全形成。今天提出构建儒家社会主义理论，正是为了促进这种基础理论的形成，并使之成为当代世界最先进、被别的国家所重视的从而想要拿回去的思想文化。当这种理论形成的时候，中华文化才可能是其他国家最需要的文化，因而也才能够真正走向世界。
三、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理论的可能性
前文已经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理论是三种基本因素融合的结果，即科学社会主义、儒家道德主义和全球化时代人类的先进思想文化。在这三种基本因素中，科学社会主义和儒家道德主义又是更基本的因素，因为这两种因素规定了这种理论的基本性质：它是社会主义的，同时又是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将这种理论形态称之为儒家社会主义。
从科学社会主义传入中国开始一直到改革开放前，科学社会主义历来被视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理论的对立物，可以说它是被作为儒家思想理论的批判者和替代物引入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和社会生活的，它与儒家思想理论似乎势不两立、水火不容。经过近百年的复杂历史进程，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思想解放运动，我们过去的那种对传统的激烈反叛情绪慢慢地冷静了下来。开始逐渐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传统文化并非都是糟粕，其中有许多合理的、有价值的内容，它们是古人智慧的结晶，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寄托和价值追求，也程度不同地反映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性和规律。当我们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传统文化的时候，我们就会考虑对传统文化中优秀内容的继承和弘扬的问题，就会想到传统文化与作为我国当代指导思想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特别是会思考有没有可能将两者融合起来以形成一种具有民族根基的中国社会主义形态的问题。如果我们认真考虑到所理解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一种开放的、与时俱进的思想体系，所理解的传统文化是那种已经融入我们血脉、成为我们基因的那种原生态的（先秦的）儒家思想文化，那么，对科学社会主义与传统文化能否相融合问题的回答就是肯定的了。
在拙作《儒家道德与中国社会主义精神》中，笔者把儒家思想理论视为一种道德学说，称为儒家道德主义，并从道德的角度探讨了科学社会主义与儒家道德主义融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1]。这里再从两种理论在性质和内容上的非对立性（相容性）、类似性和互补性三个方面对两者融合的可能性作些进一步的阐述。
两种思想理论能否融合，一个重要的前提是两种理论在性质上是否对立。一般来说，两种性质对立的理论谈不上融合，充其量只能是一种理论可以从其对立的理论中吸取一些有益的因素或借鉴它。衡量一种思想理论基本性质的主要依据有三个方面：其一，它是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还是站在少数统治者的立场上；其二，它主张建立的社会制度是以公有制为基础，还是以私有制为基础；其三，它追求的社会理想是人人平等的公正社会，还是自由竞争的两极分化社会。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科学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是两种完全对立的理论。科学社会主义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主张通过解放无产阶级达到解放全人类，而自由主义实质上是站在在自由竞争中取胜的少数资产者的利益的立场之上的。科学社会主义主张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平等社会；而自由主义主张建立以财产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制度为基础的“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自由社会。科学社会主义主张建立“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自由人联合体；而自由主义主张个人自由发展和凭实力自由竞争，而不考虑竞争必然导致的贫富两极分化。近代以来的历史事实表明，自由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彼此之间都从对方吸收了一些有益内容，但它们没有发生融合的事实，甚至也没有融合的意向，而且也许永远也不可能融合，其原因就在于它是两种水火不容的理论。
把科学社会主义与儒家道德主义加以比较，情形完全不同。它们虽然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理论，但在性质上不是完全对立的。首先，科学社会主义主张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全人类普遍获得解放和自由的共产主义；儒家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改变现存社会制度，但主张建立“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其次，科学社会主义主张消灭私有制，但不绝对反对市场经济；儒家虽然不主张公有制，但它也不主张私有制，当然也谈不上反对市场经济。最后，科学社会主义主张全人类解放，包含了对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深厚感情；儒家虽然主张爱的等级差别，但也包含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人情关怀。从这些方面看，科学社会主义与先秦儒家不仅不对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相容的，甚至是相似的。
科学社会主义与先秦儒家的相似性突出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两者都主张建立一种人性化、人道化、人情化的理想社会，科学社会主义将这种社会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而儒家道德称之为“大同”社会。它们在这种社会的基础和实现路径方面的主张不同：就社会基础而言，科学社会主义主张消灭私有制，而儒家没有这样的明确主张；就实现路径而言，科学社会主义主张通过无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而儒家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如果我们将它们关于这种理想社会构建的思想进行对比，不难发现它们十分相似。这种相似主要体现在科学社会主义主张生产资料公有制，而儒家道德主义主张“天下为公”，而且，虽然它们对理想社会构想的细节不尽相同，但它们构想的理想社会都是不同时代人们都很向往的美好社会。二是两者关注的焦点都是人完善和发展的理想人格问题，即“成人”的问题。儒家道德主义重视人的道德人格完善的问题，而科学社会主义关注的焦点是人从资本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而获得全面而自由发展，因而人的完善、发展是两者的共同轴心。而且，两者都认为人的完善和发展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自我建构或造就的结果；个人的完善和发展离不开共同体，而共同体的和谐又离不开个人的完善和发展，两者互为因果、良性互动[1]。
科学社会主义与儒家道德主义之间可互补的内容更为丰富。从两者之间最重要的相似方面看，它们之间互补对于今天中国主流价值观构建尤其具有意义。
关键词：基础教育；传统德孝文化；学生特性；载体创新
传统德孝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继承和发展传统德孝文化有利于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基础教育又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因而，在新的时期探索基础教育阶段传统德孝文化的载体创新使其得到更好的传播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一、基础教育与传统德孝文化概述
传统德孝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基础教育阶段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将传统德孝文化纳入基础教育阶段，发挥传统德孝文化的道德教化作用，这是基础教育与传统德孝文化的价值契合点。
（一）基础教育概述
基础教育，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目前中国的基础教育，狭义讲是指九年义务教育，广义讲包括家庭教育和必要的社会生活知识教育等。基础教育并不只是为高一级教育提供生源而存在，它有其自身独立的、不依附于其他型教育的价值。
（二）传统德孝文化概述
《史记》所载：“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 舜帝就是中华民族的“德圣”“孝祖”。山西运城作为舜帝故里，其历史遗迹、碑记石刻，以及历史典故、典籍记载、民间风俗不计其数。2015年5月，盐湖区被中国伦理学会授予“中国德孝文化之乡”称号。
1.2.1 传统德孝文化的历史根源
德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与核心，也是虞舜文化最重要的内容。“虞舜文化是华夏文明重要的源头之一和根脉所在，其形成的德孝和齐家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影响深远。”[3]
1.2.2 德孝文化的当代价值――实现核心价值和传统文化的成功嫁接
虞舜文化研究会专家叶雨青告诉记者，虞舜时代是中华民族“以德治国”的源头和范本。我们要从舜帝“宽厚”“律己”“修德”“至孝”等思想和精神中，找到大量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和谐、友善、诚信、民主、平等”等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3]从德孝文化的历史与内涵中重新审视其当代价值，以“德政孝行”为载体，促进社会家庭的和谐，促进经济的发展，实现核心价值观和传统文化的成功嫁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把德孝文化根植于中国大地。
二、基础教育中德孝文化载体创新的立足点
传统德孝文化载体的创新并不是漫无目的的改造，要达到良好的德孝文化教育效果，需要明确载体创新的方向。我认为基础教育中传统德孝文化载体创新的方向应根据当今技术的发展立足于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特性，采取真正适合他们特性的教育载体和他们最乐于接受的教育方式。处于不同年龄阶段、教育阶段的学生，因其生理发展情况的不同和自身经历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特性，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它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学习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甚至是出现了网络化人格。深刻了解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特点是在基础教育阶段采取有针对性的教育方式，选择合适的教育载体的前提。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具有很强的塑造性、广泛的兴趣点和强烈的学习欲望，然而，他们也有强烈的自我表现欲、叛逆心理和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他们的特性所表现出的求新、创新对教育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传统德孝文化载体的选择及运用要立足学生的特点，这既是以人为本教育本质的要求，也是为达到良好传统德孝文化德育效果的需要。
三、基础教育中德孝文化课堂教学的载体创新路径
学校进行传统德孝文化教育往往是通过国学课程、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学的方式呈现，课堂教学是学校进行传统德孝文化教育的主渠道，因而在基础教育阶段进行传统德孝文化载体创新的着力点应回归到课堂教学载体的创新，那么，学校该如何结合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特性进行课堂教学载体的创新，以使传统德孝文化虚功实做，达到润化人心的目的？
（一）发挥以教师为代表的人格载体的作用
在当今，单纯的理论灌输显然不能收到很好的教育效果，尤其是针对正处于思想叛逆期的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他们追求意识的独立，而单纯的理论灌输容易让他们感受到思想的强制性，从而造成不愿接受的思想反叛。因而，现代基础教育的德孝教育中，重视人格载体的运用，塑造人格榜样显得尤为重要。
（二）引入并充分利用网络载体
网络的出现不仅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学习方式，也深刻影响到人们的思维方式。网络作为承载信息、传播信息的载体，其具有巨大的容纳量、内容丰富和展现方式多样的特点，它集图像、文字、声音于一体，使所展现的内容以生动形象的方式呈现，因而，将网络载体引进课堂，用视频、图像、声音的形式教授所要传播的德孝文化，更容易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弥补传统德孝文化教学课堂单一的呈现方式，达到良好的德育效果。
（三）创设课堂活动载体
传统德孝文化活动载体，即“以活动为传统德孝文化载体”之意，“是指教育者为传播德孝文化，达到道德教化的目的，有意识地开展各种活动，寓传统德孝文化内容于活动之中”[7]。传统德孝文化的课程教学，往往是采取“你说，我听”的单向信息灌输方式，而缺乏师生间的互动和学生间的互动，学生的学习主体性和主动性无法得到真正的实现。为满足基础教育阶段学生表现欲、独立意识强，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现代的德孝文化教育方式应充分用好活动载体，可采取情景剧表演展现德孝故事和人物等方式，化传统德孝文化于活动之中，使学生在愉悦的氛围中受到良好的道德教化。
参考文献：
一．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首先需要正本清源
由中国的历史进路所决定，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首先需要正本清源。
近代以来，由于西学东渐，西方文化逐步被中国接受之后，随之开始了反传统的“全盘西化”之路，中国传统文化因此退出了自身的历史舞台。然而，由于这个过程起源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急功近利，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上的浅薄，出于对西方文化的本质性认识之不足，使中国的现代文化不但不可能西化，而且处于无本失体、非中非西的异化状态，产生了严重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危机，由此表明现当代的中国文化步入了历史性误区。所以，进入二十一世纪初，出现了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思潮。在反思各种思潮所存在的问题之后，为了使理论建构与中国传统文化一以贯之，为了使学术进路和思想理路符合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新传统主义认为，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应当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正本清源的基础上进行，否则，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将偏离正确的方向，使之在当代的中国文化误区中步入更大的误区。所以，中国现当代的文化误区决定了应当首先进行正本清源。
就中国当代文化异化的原因及思想和学术的主要问题而言，可以用西化、极左和腐败进行概括。中国自“全盘西化”引发了文化专制之后，虽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了改革开放，逐步摆脱了文化专制，走出了极左路线造成的腥风血雨，但是，因为改革开放主要限于经济体制，着眼于经济发展，没有在文化理路、思想和学术上进行正本清源，使之中国的当代文化进路仍陷于西化和极左体制所造成的误区之中，思想和学术仍在原有的体制之中继续生产异化的产品。非但如此，随着经济的改革开放，思想和学术也被商品化，体制化的思想和学术拒斥正本清源，在异化的道路上产生了严重的学术腐败。所以，没有进行思想和学术上的正本清源，继续以体制化及西化的思维方式进行文化异化，是中国现当代文化产生困境的本质性原因。
显然，在这样的氛围中，如果不对西化与极左及学术腐败进行正本清源，在思想和学术上必然产生非常混乱的局面。正因如此，在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上、在关于什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上，某些鼓吹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做出了各自不同的为我所用的歧解，其难能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与逻辑一以贯之，难能实现学术与思想的中和贯通，发展的结果，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将偏离正确的轨道。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悠久，为现代提供了丰厚而优秀的思想和文化资源。但是，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文化进路却拒斥自身的文化资源，视传统为腐朽，以西化为价值取向，在异常的西化进路中，使中华民族失去了文化凝聚力，整个民族的素质急剧下降，急功近利、唯利是图的现代价值取向已经给中国带来人文及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在不久的将来，必然发生无法回避的生存危机。所以，当代兴起各种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潮以步出现代文化危机就成为历史的必然。然而，由学术理路所决定，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要求在复兴传统文化的进路中应首先解决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于现代被否定，既然被否定，为什么还要复兴的“悖论”问题。显然，就复兴传统文化的理论思潮而言，这是一个两难问题，是一个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悖论问题。如果不进行正本清源，就不能克服这一致命的“悖论”，就不能走出两难困境。可见，以任何一种当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为主体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都将使自身处于合法性的两难困境。一方面，由于现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是在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才于现代取得合法性的，所以，以现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论证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无疑否定了自身的合法性。可见，以现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为主体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首先要克服两难困境及证明自身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以现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为主体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违背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否定历史传统而走上现代舞台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却要重新回到传统之中，由此表明其思想逻辑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理论矛盾。所以，以现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论证复兴传统文化所存在的思想和学术问题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巨大的理论障碍，在没有解决上述问题之前，复兴传统文化的理论推定只能自相矛盾，其实质或是空洞的符号，或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的口号，以这样的理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无疑于在本质上将再次断送中国文化。
虽然事物的存在必有其道理，但其理应符合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所以，中国传统文化退出了历史舞台与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与逻辑相悖，是出现两难问题的本质性原因。可见，就学术思想理路而言，不解决这个两难问题，将混淆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与逻辑，根本不可能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性质。这样一来，不但不能从根本上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甚至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从根本上进行正本清源，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首要问题。
由中国所处于的“全盘西化”的时代所决定，所面临的困境主要产生于西方文化所带来的种种理论误区，所以，要认识困境和误区的原因，要求在历史和逻辑、思想和学术等方面对西方文化进行正本清源。只有这样，才能对西方文化的种种问题进行追根寻源，厘清西方文化何以进入了“哲学的终结”、“科学的终结”及“西方的终结”的现当代历史，在西方已处于这样的情势下，中国又何以还要步入数典忘祖、激烈批判传统的西化之路。由此可知，正本清源的工作在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中要求贯通中西，以对中西文化的问题和应然的发展方向有一个明确的认识，由此证明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必要性。由此证明我们应承续的传统究竞是什么，中国文化中的优秀传统究竟是那些具体内容。
问题表明，以现代“全盘西化”的思想理路产生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看法，无论是肯定或者否定，都是在思想误区中产生的推定，将存在这样那样的错误，所以应当首先步出西化的思想误区。在步出西化的思想误区之后，还要解决中国文化的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问题，其问题的本质性在于，既然中国传统文化是优秀的文化，何以于近现代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国何以步入了西化之路。所以，历史和逻辑的统一要求我们对所有问题、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进行正本清源。由于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学派林立，形成的问题错综复杂，也只有对其正本清源，厘清问题的本质性，推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体系，才能为复兴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打下坚实的基础，否则，将不可避免地“摸着石头过河”，难以使中国文化的复兴按照正确的方向发展。
因此，与主张复兴理学或心学的某些复兴传统文化论有所不同，新传统主义认为理学或心学恰恰是失落孔子儒学思想体系的产物。问题表明，理学或心学的最大的理论误区是在《易》上，其虽然也把《易》作为群经之首，但由于在基本性上把《易》定为卜筮之书，不理解《易》的思想原理，所以只能断章取义的解读《易》。由于《易》居于儒学的基础理论地位，因此，对《易》的误解必然带来对儒学的种种误解。新传统主义以正本清源为基础，以形而中论哲学为钢领，认为代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流派是孔子儒学和老子道学。儒道本一，儒学与道学中和贯通，而不是后儒所谓的“儒道相绌”。由中国的历史进路所决定，儒学在孔子之后出现了严重的误区。孔子为开创中国文化传统而整理出“六经”元典之后，由于其弟子不理解孔子修纂“六经”一以贯之的思想原理，发生了儒分为八的问题。由于暴秦燔书，使之在汉代开始重修“六经”，因而失落了孔子“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儒学思想体系。儒学思想史表明，从孔子弟子开始，后世儒家对孔子的思想一误再误，使儒学产生了多种流派，肢解了孔子儒学的思想体系。所以，就儒学而言，应当复兴先秦的孔子儒学而不能复兴后儒的儒学。显然，这需要以正本清源为基础，才能厘清孔子与后儒的儒学何以不同，从而在对中国学术思想史正本清源的基础上，厘清孔子儒学为什么能代表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从学术和思想史的角度对儒学的正本清源表明，后儒对孔子儒学的误读，主要产生于对《易》思想原理的肢解。所以，在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性上，就儒学而言，应当主要以“六经”为本。在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理论建构中，新传统主义同时主张复兴道学生命科学，以此为基础，建构现代的生命科学理论体系，为解决人类的终极关怀问题提供科学的方法论，从而以生命科学取代一切宗教的神道设教。
由中国文化于当代的困境所决定，无论对于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文化的复杂性，还是认识其自身的思想逻辑，及其中国传统文化在人类文化中何以处于优秀地位，这些都需要在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中进行正本清源，只有在思想和学术两个方面中和贯通中国文化的历史和逻辑，才能为复兴中国文化奠基坚实的理论基础。所以，历史要求我们应当首先进行正本清源。我们必须在对儒学、对儒学的经典（当然，也包括其它思想流派及其经典）有了正确认识的前提下，才能作出明智的抉择。否则，只能陷在历史的误区中而一误再误。
由历史和逻辑、思想和学术的中和贯通所决定，首先要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能够贯通中西，能够发现西方“哲学的终结”、“科学的终结”及“西方的终结”的本质性原因，能够在本质上证明中国哲学的优越性。否则，失去了哲学基础，就不会对中西文化所存在的问题有一个本质性的正确认识，而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或者是纸上谈兵，或者是无的放矢，或者是另有所图。可见，离开了正本清源，就不会对中国哲学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只能继续以西方哲学的理路异化中国的思想和学术（就象中国于现当代正在进行的那样），就不会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本真的认识，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只能是主观的一厢情愿，而不会在历史进程中实现。进而论之，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对当代中国具有意义，还应在历史和逻辑、思想和学术等方面证明其世界意义，中国传统文化将使西方步出“哲学的终结”、“科学的终结”及“西方的终结”，给出新的前进方向，只有这样，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才有本体性意义，才能为中西文化重新塑造新的文化传统，为人类文化开出新的历史进路。
二．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需要哲学的中和贯通
以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推定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历史进路，显然是在当代异化的中国思想和学术进路中作出的抉择，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所以需要在思想和学术上解决一系列问题。由于哲学在文化中的本体论地位，因此，应当首先对中国哲学的系统性和优越性给出理论推定，以此做为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所以，以现代的学术思想进路转化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推定中国文化的思想体系，为复兴中国文化奠基理论，其基础性工作，是建构中国的哲学体系。换而言之，建构中国哲学，是能否对中国传统文化正本清源、从而决定中国传统文化能否复兴的关健问题。可见，中国文化的复兴，在本质的意义上取决于哲学的复兴，中国哲学的复兴，是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前题。如果不是首先建构中国文化的哲学体系，没有可靠的中国哲学做为理论基础，则必然以肢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内容为其所用而论以复兴，而这种复兴绝可不能步出西化的思想理路。因此，新传统主义是以形而中论哲学为基础所提出的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形式，其理论体系包括哲学、科学与文化，以此完成了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性工作。
对中国思想与学术的正本清源表明，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是“内化”性质。西方哲学自古希腊开始，以对概念范畴的本体论与主体论问题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的不断反思，外化出了哲学的思想方法，使哲学成为专门的学科，并通过历史的不断发展，形成了浩瀚的哲学文献，但因西方哲学最终没有解决本体论和主体论问题而于现代终结。中国哲学于春秋时期形成了成熟的思想理路，其思想原理内化于概念范畴之中，形成了以《易》为代表的内化的哲学思想形式。春秋以后的学术思想进路，只是不断的对其概念范畴进行解释，所谓“我注六经”或“六经注我”即是典型的解释方式。就现代中国哲学进路而言，在没有对中国内化的哲学思想进行体系化的外化之前，仅仅以西方哲学的思想方法推定中国的哲学，是西化的方法，这个方法不但是对中国哲学的歪曲（如把中国古代某些思维方式推定为唯物、唯心或朴素的辨证法等），而且产生了所谓的“合法性”问题。西方哲学已经终结，哲学的希望寄托于中国文化，然而，现代中国哲学研究却步履维艰。问题产生于“全盘西化”的思想方法：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中国哲学进行的西化式疏解，脱离了中国文化自在的思想形式，悖离了中国哲学的理论推定。
思维方式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文化产生于自在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及其基本规律只能自在于自身的思想原理之中，以任何外来文化的思想原理进行解构，将产生思想及文化的异化。所以，要准确的把握中国哲学，应当对中国文化经典的思想形式进行哲学外化。显然，外化不但需要正确的方法，而且这个方法应当与西方哲学的思想原理中和贯通。在准确把握人类的思想方法和哲学原理的基础上形成方法论是“承诺推定法”。[3]以“承诺推定法”推定的中国哲学是“形而中论”。[4]以“形而中论”为哲学基础形成的中国文化体系由形而下、形而中和形而上所组成，其与形下性的西方文化具有本质性的不同。以形而中论的哲学思想体系反思西方哲学，表明西方哲学的理论建构不但没有走出形而下的困境，而且因形而下的本体论困扰使哲学终结。因此，中国的形而中论哲学将为西方哲学走出困境指明方向，并由此建立人类的哲学思想体系。
形而中论哲学认为，从人类存在的所有问题的自在性为出发点，应当把问题归结为人是什么及人的存在与世界存在的基本关系问题，即所谓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问题。由于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呈现出哲学困境，使人类在不断产生的异化中加深问题的严重性并带来新的、更多的问题。人类的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困难，时代在呼唤哲学，哲学的革命已成为历史的必然。
“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5]由于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问题具有人类的共性，从而使哲学具有共性，这是产生人类哲学的逻辑起点。而问题是，既然不能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中国哲学进行解构，同样也不能简单的用中国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西方哲学进行的解构。而哲学的共性则要求中西哲学产生于具有共性的思想原理，显然这是一种能够融贯中西的思想方法，而上述的“承诺推定法”，即出自于中西思想之共性。由于中国古代文化中根本没有哲学这种学科形式，所以，对中国文化中的智慧作出哲学上的推定（就象西方哲学家对西方文化的智慧所作的形式化推定那样），在智慧的学科形式性上，是推定中国哲学的逻辑和形式。智慧使哲学产生，但智慧并不是哲学。哲学在其本质性上承诺着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三者的统一将形成自恰的思想体系，此乃“承诺推定法”的基本原理。可见，“承诺推定法”源于中西哲学自在的思想原理。
根据“承诺推定法”，对中国的思想形式进行范畴、形式和逻辑推定，推定出了由本体论一以贯之的哲学思想体系。由于中国哲学的内化性，使之形成哲学的学科性建构，是对范畴内化的逻辑与形式进行主体性和本体性的推定。《易》代表了中国哲学理路的基本形式，以“承诺推定法”对《易》的思想原理进行外化，形成的理论体系即“形而中论”。《易》哲学理路的时空方式性和西方哲学理路的时空形式性，能够以“承诺推定法”进行“中和贯通”，表明了时空是思维的生成方式，时空是人类思想的基础。所以，对于人的存在和认识的本体论根据，“形而中论”把时空推定为本体和主体的“形而中性”，其基本命题可简单陈述为：1、时间和空间是人类认识的生成方式或形式。2、时空是本体的自在方式或形式。3、时间和空间是人类理论建构的逻辑基础。4、 时间和空间是主体形而中的自为，人类的理性是以时间和空间为基础的自在与自为。[6]
“形而中论”哲学的主体性为“时空”之“形”，思维以时空方式生成对存在的认识，所以，“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7]形而中者之谓人。《易》哲学思维是以“卦”作为形式的，“卦”的认识论原理表现为形而中的方式，“卦”作为存在与思维的中和，是时空的方式性。因此，就主体认识的方式性，为“形而中者谓之卦”。[8]因为“卦”代表了主体的认识，所以，认识与存在的统一，决定于“形而中者之谓人”。[9]“形而中”是人存在的本质性，其思想的主体性是“形而中主体之谓神”。[10]“卦”是主体思想的中和方式，由此表明《易》之“中和”方法。“形而中者谓之卦”，是用“卦”承诺形上和形下、承诺“道”与“器”的形式和范畴。“形而中者之谓人”，主体通过“卦”推定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形而上”和“形而下”、“道”和“器”、“卦”和“形而中”，实现了主体与本体的统一。因此，“形而中者谓之卦”和“形而中者之谓人”的统一性表明，“形而中论”实现了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
“形而中论”表明了中国哲学本体论的时空方式性，而西方哲学本体论则表明其时空的形式性，由于时空本体论的不同，从而使中西哲学呈现出不同的思想原理。“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表明，中国的思想方法是对时空的中和统一，是时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西方的思想方法是对时空进行的对立统一，是时空的形而下的形式性，所以不能以形而下的西方对立统一的形式性的哲学命题、概念和范畴解读中国形而中的思想原理。然而，“形而中论”哲学思想原理却能够对形而下的西方哲学进行“中和贯通”，从而表明中国哲学博大精深的思想能力。
由“中和贯通”所决定，对以儒道经典文献（主要是“六经”和《道德经》、《庄子》、《内经》等）的“形而中论”哲学解读，给出了复兴中国文化的本体论、主体论、价值论一以贯之的证明，并对中国文化何以能贯通西方文化进行历史与逻辑统一的证明。“形而中论”哲学的“中和贯通”，在哲学上解决了西方哲学的本体论和主体论的非同一性问题，在文化体系的建构上，形成了为解决人类的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的科学的思想体系，从而步出了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宗教三元分立的局面（只所以三元分立，是因为其分头解决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问题，而不能相融为一个贯通的思想体系。由于存在这些问题，西方的哲学、科学和宗教——广义的文化——因此而终结）。所以，“中和贯通”不但是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透彻理解、更是在对西方文化透彻理解的基础上产生的思想方法。以“中和贯通”为思想方法，打通中西哲学和文化，产生普适的人类哲学和文化，将为人类的未来开出新的文化传统。可见，由“中和贯通”所决定，“中学西渐”不但是历史的需要，也是逻辑上的必然。换而言之，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进路出于西方文化中带来的种种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历史需要则决定了西方只能运用中国文化，从而使“中学西渐”成为一个自在的历史过程。
问题表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而中国文化的复兴，则不能没有自己的哲学，西化的思想方法无论如何也不能表明中华民族的思想能力。中华民族的思想载体只能是自身的文化，离开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则妄论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哲学是复兴中国文化的理论前提，而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表现形式。显然，这是一切有志于中国文化及民族复兴的学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与文化大同
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出于狭隘的民族性，而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人类性。如果中国传统文化不具有人类文化的基本性和普适性，所谓的复兴不但不可能，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换而言之，只有在深切认识西方文化的种种问题与人类面临的生存困境，在发现问题的本质性以寻求解决的办法时，发现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根本意义，才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确认识，才能在本质上理解为什么要复兴和怎样复兴中国文化。
人类自进入现代以来，社会的发展进路是以西方文化为主流模式。由于西方文化的形而下本质性，其虽然在形而下的现实关怀上满足了人们的需要，但于形而上的终极关怀却无能为力，使人们仅仅为最大满足形而下的现实需要而贪婪的掠夺自然资源，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给人类的生存带来危机，因而使西方的一些思想家不断反思批判其文化问题，由此也表明现当代中国文化陷入了双重误区：西化性误区和历史性误区。由这个双重误区所决定，进而导致了中西文化的现代悖论。这个悖论的形式如下：“中国文化在现代虽然已经让位于西方文化，可是， 现代西方文化的‘后现代’批判反思说明了其对世界、对本体及主体的认识存在着不能解决的根本问题，‘哲学的终结’和“、‘科学的终结’暴露了西方文化不可克服的危机。可是，在西方不断对现代文化进行‘祛魅’、进行反思批判，进行自我否定的同时，而中国却不竭余力的进行现代化，进行西化。然而，就在中国反传统的同时，许多西方思想家却敏锐的指出，只有中国传统文化才能克服西方文化的危机。由此又表明了中西文化的现代悖论。”[11]
可见，中国传统文化能否走出现代悖论，能否复兴，取决于其能否解决西方文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种种问题。也就是说，西方的哲学与科学已然终结，宗教失落，由此引发了西方的文化危机，中国文化只有在哲学、科学和宗教这三个方面超越了西方文化，才具有复兴的现代意义。这就是说，以哲学、科学和宗教为形式，推定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的“特质”，其理论“特质”应当解决西方哲学、科学和宗教中的问题，只有这样，中国文化才会对人类的未来产生积极意义，中国文化才有复兴的必要性。所以，应在哲学、科学和宗教这三个方面推定中国文化的特质。上论表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具有本质性的不同。由哲学所决定，中国的科学与宗教也与西方具有本质性的不同。
中国科学的特质是形上性。所谓科学，是由客观性、实证性和可操作性作为特征的学科形式。与西方科学不同（由主体和客体的二元论所决定，西方科学在形下性的方面建立了科学思想体系，以形而下的科学原理，促进了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同时为人类掠夺自然资源，提供了强大的工具，使人类社会步入灾难性的生态环境，从而给人类的生存带来危机），中国科学以儒学和道学为理论形式，拒斥形下性，提出了“君子不器”[12]的理论命题，以“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为理路，使主体与形而上之“道”中和贯通，形成了形而上的科学思想体系。形下性的西方科学主要是对客体及物质世界的认识，形上性的中国科学则主要是对主体及生命存在的认识，其本质性是关于生命的科学。形上性的生命科学原理是主体的“形神中和”，[13]从而实现了“以至于命”的价值取向（形下性的西方文化虽然也有生命科学，但因其把主体的生命客体化，使“形神二分”，所以，其不但不能实现“以至于命”，而且使生命在客体化的操作中失去生命存在的价值）。春秋之后，中国的生命科学不断发展出成熟的中医学和以丹道为代表的道学，成为人类文化中独特的学科形式，成为解决人类终极关怀问题的极为重要的科学形式。儒学则以“以至于命”作为生命科学的理论形式，但因后儒的误解而失落。应当认为，通过正本清源，明确认识儒道本一的科学原理，在步出后儒的理论误区之后，儒学将为人类生命科学的发展，为解决终极关怀问题，做出重要贡献。
中国宗教的特质是人文道德教化，而西方宗教则是上帝教化，所以，不能以西方宗教的形式和内容推定并定义中国的宗教。如果以宗教的社会效用论之，中国本土的“宗教”是道教和儒教，以道教和儒教为主体的中国宗教与西方宗教具有本质性的不同，道教和儒教的本质是主体（人的自为）超越性，而西方宗教则是客体（由上帝决定）超越性。随着西方理性的没落，西方宗教出现了危机，上帝和人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人们陷入形而下的自私自利的进路中，无限制的掠夺自然资源已经给这个世界带来空前的危机。中国道教和儒教的人文道德教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并在解决终极关怀的问题上提供了科学的参照系。道教与儒教的主体（人的自为）超越性，使本体与主体中和贯通，主体的可操作性和超越性由形上性的生命科学提供了保证。中国近现代的西化进路，把道教和儒教等同于西方的宗教，显然是错误的。所以，以形上性的科学理路推定道教和儒教的超越性，使宗教与生命科学中和贯通，最终使宗教消亡，是当代“宗教学”发展的重要方向。
中国的哲学、科学和宗教表明，中国文化以天地人三才之道，穷理于形而上与形而下，尽性于形而中，知命于形而上。穷理于形而下而生养万物，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尽性于形而中使人安身立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知命于形而上而厚德载物，生生不息。中国文化因而能化成天下，使天下文明。由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质所决定，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是哲学，进而以哲学为基础推定的科学、宗教学、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教育学、医学、军事学等学科。显然，以形而中论的中国哲学为指导思想，以形而上——形而中——形而下推定人和世界的存在方式，使本体论与主体论中和贯通，进而全面推定思想文化的理论体系，形成与人类生存本质相统一的文化建构，使人类的生存方式与自在统一，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理路。
总之，在正本清源的基础上承续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并对西方哲学、科学和宗教进行彻底的反思批判，吸收其优秀的文化形式，中和贯通人类文化中的优秀的理性形式，完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形成新的文化建构并于现代复兴，实现中学西渐，开创人类文化的新传统，使人类文化实现大同，是新传统主义的理论目标。
历史将表明，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复兴以后，通过中学西渐，中国文化将成为人类的主导性文化，将使人类历史向真正文明的路向上发展,中国文化将为人类做出卓越的贡献。
注 释
[1]参见拙作《新传统主义与中西文化》。载《恒道》第三辑，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3月第1版。
[2]《易•说卦传》。
[3]鞠曦：《中国之科学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
[4]鞠曦：《中国之科学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
[5]《易•系辞传》。
[6]参见拙作《哲学问题在当代和《周易》哲学观诠释——形而上学与形而中论》。载《周易研究》1998年第2期。
[7]《易•系辞传》。
[8]鞠曦《易道元贞》。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9]鞠曦《易道元贞》。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10]鞠曦《易道元贞》。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11]鞠曦：“编者前言”。《恒道（第二辑）》，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
教育改革新一轮的课程改革掀起了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高潮， “ 为了每一个学生的发展，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 ” ，改革者的激情寄托了人们对新基础教育梦幻般的追求， 21 世纪理想的 “ 爱弥儿 ” 也许即将诞生在世纪之梦的寻逐中。改革需要激情，改革更需要理性。当改革者的目光聚集大洋彼岸的西方文明，怦然心动地寻觅到与中国传统教育迥异的教育理念和学习方式，对欧美新教育的欣然向往，对传统教育的无比憎恨溢于言表。
于是 “ 山姆大叔 ” 的那套文化教育像肯德鸡、麦当劳一样诱惑国人的眼球，人们痛惜之余开始对传统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式横加指责，对中国传统文化无原则地批评。认为中国传统教育是扼杀孩子创造性的 “ 凶手 ” ，中国传统文化是淹没孩子个性的 “ 祸首 ” ，甚至把中国没有出现一流的科学大师、总是与诺贝尔科学奖无缘都归罪于传统教育 “ 惹得祸 ” 。主张完全用西方话语和制度取代中国传统教育者更不在少数。仿佛西方教育是孩子成才的摇篮，中国教育一切都不尽人意，五千年悠久的文化竞在国人的躁动和狂热面前如此失落和卑贱。
传统果真是教育现代化的包袱而应予以彻底抛弃吗 ? 为什么 “ 五四 ” 以来对传统的棒追鞭打，传统仍然不识趣地存在呢 ? 为什么素质教育、新课改迟迟不能在中小学扎根化为他们的自觉行为呢 ? 因为，一种异己的教育理论，失去传统的滋养，就无法化为民族血液的一部分，就会造成水土不服。
一、传统是什么
希尔斯认为， “ 传统是围绕人类的不同活动领域而形成的代代相传的行事方式，是一种对社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同时也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创造性想象的沉淀叫 “ 。作为人类社会文化的延续纽带，传统的本质不是在过去，而是在现在，甚至可以说传统就是我们生存的一种方式。对于当前的新课改，无论我们如何诅咒 “ 传统 ” ，它的影子仍然活跃在师生行为上，甚至说 “ 传统 '' 的某些教育理念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教育工作者实践理性，抑制了理论改革家的浪漫的冲动。
传统是反思现代、未来的参照系， “ 忘却历史的人，注定重犯历史的错误 ” ，世界范围内教育改革的 “ 钟摆现象 ” ，对我们当今基础教育发展具有启迪意义。传统和现代作为教育发展的两个端点，为我们基础教育改革寻求它们之间的平衡支点提供了参照坐标，而不是轻易地舍弃一端。
基础教育改革不是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它不是简单地将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的彻底分离，而是取长补短、相互融合和与时俱进的过程。中国教育知识基础扎实，数理训练要求严格，这是我们的特色，不能轻易抛弃；发达国家的教育经验也不能忽略，但是这些经验是针对该国特定问题和情景而产生的，是否可以直接移植是需要仔细甄别和筛选的。西方后现代文化催育的浪漫色彩的课程理念与我国课程改革实施环境有相当的距离，我国优质教育资源匮乏，孩子们要想获得深造机会，就必须通过激烈的升学考试，尤其是就业压力极其严峻的今天，无数家长对子女的理想的就业期待，寄托于高考的 “ 鲤鱼跳龙门 ” ，甚至说一个学校和教师应试教育搞得不好，就很难生存下去。在当前情形下，无论我们对新课改理念 “ 爱 ” 有多深，无论通身洋溢人性美好的教育话语有多诱人，也只是隔靴搔痒。何况在国际教育主流回归基础质量，后现代那套理论在北美大陆也不受欢迎。所以，我们借鉴国际教育经验，必须考虑其深厚的文化背景及其与我国教育情景的差异。
任何教育理论都有其生长的土壤，都是其母体，文化内涵的反映。由于文化具有不可通约性，我们移植的西方的教育理念也许只是其表层的 “ 知识和观点 ” ，而无法捕捉其特定的文化底蕴。
中国古代传统教育以及中国近现代优秀的教育理论和经验是我们母体特质文化长期积淀的产物。因而，继承和延续传统教育文化基因，打通历史和现实的血脉联系，在民族生命和文化精神的舒展中重建基础教育改革的民族文化自觉性是我们无可推卸的责任。过去我们对于传统文化教育存在不正确的认识，简单把传统教育化约为儒家教育，又将儒家教育简约为****教育，从而连根拔除。轻易地割断历史联系，不利于传承和发展，更不利于吸收外来文化。
20 世纪 20 年代，在 “ 五四 ” 新文化运动激励下的基础教育改革就表现出对传统儒家教育的彻底颠覆，为欧美教育理念的纷至沓来提供适宜的氛围。事实上，以民主和科学相标榜的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超越了清末传入我国的赫尔巴特教育理论的僵化和呆板，极大张扬了个性和自由，体现出尊重儿童和适应儿童心理发展的科学教育观，丰富了中国人的教育理念。
但是，急风暴雨的 “ 五四 ” 文化教育改革取代了对传统和风细雨的梳理和扬弃，全面彻底地否定传统，外来的教育理论无法寻找与之相融合的生长点，所以欧美教育理论始终停留在长江沿岸几所发达城市的实验学校，没有与国情民性很好地结合化为民族血液的一部分。
正是在实践中碰壁，陶行知先生开始从中国国情出发，吸收民族传统教育中的优良遗产，融会中西，创立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生活教育。
二、我们究竟在探求什么
在西方强势文化侵袭下，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现代化诉求基本停留在抄袭、模仿和移植的水平，而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受意识形态和国际环境制约，基础教育改革全面倒向前苏联，尤其是 1956 年凯洛夫来华讲学，一时轰动中国教育界。当时宣传前苏联教育思想特别是凯洛夫《教育学》的书籍印刷品达 230 多万册，而我国中小学教师只有 200 多万人。由此可见，我国中小学老师对前苏联教育模式何其虔诚 !
然而好景不长，在 20 世纪 60 年代破除前苏联迷信，中国教育改革开始走本土化之路，却滑向意识形态化、政治化的泥潭。中国教育改革之路可谓 “ 红颜薄命 ” 、命运多桀。
改革开放后，我国基础教育发展迎来了春天，在 “ 三个面向 ” 方针指引下，基础教育立足国情，放眼世界，扎扎实实地开展改革实验，在学制、课程、教法和教材等方面的探索取得了喜人的成绩。但从总体上来看，基础教育仍没摆脱传统的束缚。统一的大纲、教材和考试要求，强调社会要求轻视个性差异等弊病仍然存在，所以我们不满意，对基础教育课程的 “ 繁、难、偏、旧 ” 和 “ 五个过分 ”n'( 过分注重知识传授，过分强调学科本位，过分强调接受学习，过分强调课程评价选拔功能，过分强调课程集中管理 ) 深恶痛绝，抑或干脆彻底抛弃，另请神仙。然而建国后八次大规模的课程改革伤透了理论专家的脑筋，探求各种解决办法，始终没有逃出这些矛盾。课程文化传统是一种无形的力量，我们越是逃避它，越是牢牢地被粘住。
从国际上看，英美的教育是以现代派为主导，他们不满意基础差，下大力气强化基础教育质量，所以他们不理解中国教育界为什么要向美国学习。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克林顿在竞选中都向选民抛出 “ 绣球 ” ，立誓做一个教育总统，提升美国基础教育质量，主张向东方教育学习，学习东方教育考试制度，想通过借鉴东方严格的考试制度，恢复美国基础教育元气。 ' ，然而，美国是多元文化、自由主义传统浓厚的国家，整齐划一的考试制度和教育模式在美国不过是总统的 “ 一厢情愿 ” 。
追溯基础教育现代化艰辛的探索历程，改革似乎总在传统与现代、西方与本土纠缠间徘徊。简单地将一切****，另起炉灶，摆脱不了教育改革的左右摇摆现象。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都有各自优势，中国与西方都有各自民族文化特点，改革必须摈弃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完全对立的机械二元论思维方式，应该努力探寻它们之间的融合点。对待传统和民族的遗产，不应简单否定，而要通过贴近时代和文化发展的脉搏，创造性地转换为现代化生长的基因。
总之，教育改革不是简单地从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轨，而是通过对现代教育和传统教育的双重超越，建构一种立足中国国情的、符合时代要求和具有民族特色的新基础教育发展观。
三、寻觅课程改革的民族文化自觉性
20 世纪 90 年代在全球化、国际化的浪潮中，我国基础教育改革放眼全球，中小学追求与国际接轨，但是本土行动略显迟缓，民族特色的优秀的教育话语略显不足，特别是伴随着国际教育交往的活动日益频繁，世界范围内的教育理念涌现国人视野，欧美的、日本的、加拿大的、前苏联的 …… 中国教育学呈现多元化态势，可谓异彩纷呈。在众多流派中，欧美教育思想最为 “ 抢手 ” 。但是在名目繁多的译述和著作中，却缺少我们自己的教育学话语，我们仿佛患了 “ 民族文化失语 ” 症。中国的教育研究与改革基本上成了外国教育思想的跑马场，即便当今如火如荼的新课改，构成其主要的理论支柱的，无非是泊来的 “ 后现代主义 ” 、 “ 人本主义 ” 、和 “ 建构主义 ” 三大西方文化教育流派。 “ 当急促的马蹄声渐渐衰歇、狂热的看客纷纷离场之后，空旷的赛场上只剩下默然的清洁工和孤寂的守门人。 ” 中国的知识人竞训练成为各种西方教育理念的代言人，充斥教育科研的各种西方的 “ 后 xx 主义 ” 话语，让读者无法使用现代汉语的思维准确把握，由于课程研究缺乏民族化的感性语言表达形式，致使许多研究成果无法为课程实施者 ---- 一线教师接受、理解、应用和创新。
美国学者希尔斯在其专著《论传统》一书中说，人类永远生活在自己创造的文化传统和文明历史中，而不是置身其外。事实上无论我们自己多么现代化，无论我们的世界多么全球化，我们都不能忘却我们自己来自何方，都不能抛弃自己文化认同的根。否则，在全球多元文明对话中，我们拿什么与国际接轨。
中国近现代基础教育改革是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展开的， “ 教育救国 ” 始终是教育家寻求教育改革和出路的突破口。由于教育的社会功能被无限地放大，教育改革的精神内涵失去了传统文化的滋养，导致教育视野中人文精神的断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