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汉抒情赋的范围及界定
谈到东汉时期的抒情赋,就不得不提到对它的范围及界定。关于何为抒情赋,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一般来说,抒情赋发源于西汉初年的骚体赋,并且贯穿于整个汉代。但是存在争议的是,东汉时期的抒情赋始于何时?有的学者认为东汉的抒情赋就是从张衡的《归田赋》开始,与抒情小赋为同一范畴,但是也有一些学者的论文认为东汉时期的抒情赋与西汉抒情赋是一脉相承的,只是到东汉中叶发生新变,成为抒情小赋。
对于抒情赋内涵的界定,一部分学者对其含义的界定与抒情小赋的含义有所重叠。陈海燕《汉魏六朝抒情小赋的语体研究》中将赋分为散体大赋和抒情小赋,认为能够表达作者内心情感以及个人意志的抒情性的赋作都叫作抒情小赋。蔡金平《汉魏六朝抒情小赋题材研究》中也认为抒情小赋和抒情赋属于同一范畴。学界普遍认为,抒情小赋产生于东汉中叶,而此论文中认为抒情小赋并不是东汉后期才出现的,而是从西汉初年骚体赋开始,认为凡是能够表达个人意志,抒发个人情感的作品都应该属于抒情赋范围,与其自身的体裁没有关系。阮忠《两汉抒情赋论》中认为汉代抒情赋始于西汉骚体赋,并一直流行于整个汉代时期,到了东汉中叶,骚体抒情赋仍然流行于文坛。至于东汉中叶出现的抒情小赋,只是在摆脱传统骚体形势下出现的新变而已,两者是两种不同的范畴。另有何天杰《由“情胜于理”到“理胜于情”――论汉代抒情赋》中提出:“绝大部分的抒情赋都是以骚体形式、以悲悼屈原的不幸为题材而写成的。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东汉后期才有所改观。”因此,他也认为东汉中叶出现的抒情小赋与抒情赋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姜文燕《从抒情寄意到述行序志》,常先甫《东汉抒情赋文化精神溯源》也赞同此种观点,认为东汉抒情赋与小赋是不同的两种文学样式。
张宏伟《汉代抒情赋研究》中认为只要“主情”的赋都可以算作是抒情赋,而“主物”赋中只要有抒情的成分,也应该纳入抒情赋的范围。王瑞凤《东汉末年抒情赋与高丽时期抒情赋比较研究》认为抒情赋应该包括两方面的内容:既要抒写情志更要体制短小,在内容与体制上对东汉抒情赋进行界定。常先甫《东汉抒情赋的情理世界》中将东汉抒情赋的内容分为:遭遇无常,悲士不遇;关注国事,批判现实;避祸自适,与士逶迤;情感世俗,趣味浓厚四部分内容。
二、东汉抒情赋的思想体系
无论哪种文学样式都离不开思想观念的支撑,东汉抒情赋也是在不同思想观念下形成的。综合各学者的研究成果,东汉抒情赋主要存在以下几种思想观念:
1、道家思想
佘正松《道家思想与汉代抒情小赋》中主要论述了道家思想对汉代抒情小赋的发生、发展产生的影响,认为张衡的《思玄赋》是有感于老子的“吉凶倚伏”的哲理,作此赋“以宣寄情志”。张宏伟《汉代抒情赋研究》认为东汉时期王朝的更迭,士人出于避祸的考虑,思想逐渐由儒家转向老庄一派,道家思想对士人的影响逐渐加深,道家思想如同儒家思想一样影响着士人的治世方式。
2、儒家思想
王瑞凤《东汉末年抒情赋与高丽时期抒情赋比较研究》认为东汉抒情赋作家在思想上主要以儒家思想为主,兼有道家思想,这两种思想共同影响他们的文学创作。
3、隐逸思想
赵晨《东汉辞赋中的隐逸意识研究》主要分析隐逸思想对汉代知识分子的思想、生活各方面的影响,以及在汉赋创作过程中的隐逸情感的流露。作者还认为,东汉时期的隐逸思想大都存在于骚体赋与散体赋之中。
4、战国纵横之风
常先甫《东汉抒情赋文化精神溯源》认为战国纵横之风对东汉抒情赋创作有一定的影响。文章认为,战国初期,士人在高度自信的同时也有着强烈的英雄无用之感,这对汉代士人的“不遇”心态有很大影响,付诸在作品中,“士不遇”主题成为汉代抒情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文学风貌从绮艳到雄壮的除弊
南北朝骈文作家们曾在骈文艺术技巧的探索上倾注大量精力，“竟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在句式和句子结构的变换组合、典故的化用与反用等方面积累了许多艺术经验。可惜由于当时历史环境和时代精神的制约，他们难以利用这些技巧写出惊天动地的千古杰作，反而因为过于沉迷这些技巧，而招致形式主义之讥。及至初唐，王勃等人一方面继承南北朝骈文创作的艺术经验，另一方面又将富有时代气息的主体精神灌注于骈文之中，有如将华丽精致的外衣穿在强壮挺拔的身躯之上，达到了精美的骈文艺术形式与充实健康的思想内容的完美结合。
于是，骈文至初唐四杰，一洗南北朝骈赋的绮靡豪奢之风气，形成阳刚雄壮之气，于六朝骈文柔婉绮艳之外，别开高格、宏伟之生面，其中便以王勃为典范。陆时雍谓曰：“王勃高华。”虽是就诗而论，却也可在其骈文创作特色中略窥一二。内在的气韵上却由六朝之阴柔转而化为初唐之阳刚。
二、文学母题的发展与突围
1.士不遇
士不遇的愁绪诗文不胜枚举，从《离骚》《九辩》开始，韩非子有《说难》，董仲舒有《士不遇赋》，司马迁有《悲士不遇赋》……但是感情有层次地变动，最后从怨天尤人和消极遁世的消沉中突围出来，则非《滕王阁序》不可。
“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写尽古往今来不遇之士的群像。“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冯唐、李广二典，有才却不能通达，是才子的孤愤自诩。
“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贾谊、梁鸿二典，是说命运蹉跎而不怨天尤人，是君子的温柔敦厚。于是乎只能等待机遇，乐天知命，是隐士的出落飘逸。
到此为止无甚稀奇，大多士不遇的终局无非就是从入世到出世的徘徊。而接下来的转笔却让人精神陡然一振，细思感动，以至热泪盈眶。
面对“时运不齐，命途多舛”这样的千古疑案，不怨尤不乞求，从容对以“君子见机，达人知命”的淡然自信，这正是其气象所在。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这正是逆境中的进取。“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贪泉、涸辙二典就是对前两句的具体说明。“北海虽赊，扶摇可接；东隅已逝，桑榆非晚。”这是对自己的宽慰和激励。
直到这里，似乎王勃始终保持着乐观的心态，但最后两句感情一下爆发了，“孟尝高洁，空余报国之情；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东汉孟尝以廉洁著称，但空有报国之情而不见用。阮籍魏晋名士，以蔑视礼教著称，但是如果阮籍真的是自由放诞，又哪里会“穷途恸哭”？
几抑几扬，让读者的情绪随无数典故而跳跃浮想，而其中表达的“见机知命”，真是对士不遇最温柔的慰藉。
2.宴集酬唱
“胜地不常，盛筵难再；兰亭已矣，梓泽丘墟。”一句话点出了文学史上最有名最繁盛的几次宴饮集会。《滕王阁序》跳出了“死生亦大矣”这个圈圉，虽然也一直再感慨“不常”与“难再”，感叹“物转星移几度秋”“槛外长江空自流”，但这时他可以很从容地通达生与死、遇与不遇了，所以能堂皇地写道：“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自此，集会也从南朝思想徘徊不安的局促中突围，让人生积极了起来，启示了后来唐宋文学集会结社的思想风貌，别成一番气象。
3.秋景
《滕王阁序》的秋景描写可谓别开生面。色彩明丽、尽除颓气。
“遥襟甫畅，逸兴遄飞。爽籁发而清风生，纤歌凝而白云遏。”
有“渔歌唱晚”，有“逸兴遄飞”，有“爽籁清风”，明艳非常，这是真正摒弃了常见的完整的秋天。采尽珠玑辞藻、万千意象，自水而山，登霄临殿，以水和山的开阔意象为支点，把气聚到一起抬起来了，虽然笔下是楼，整个视角已经升腾在了楼顶，仰之不及，最高点在“披绣闼”，然后开始“俯雕甍”。之后视角由上而下了，非借山水而拔擢气势，铺展气象。远望有“钟鸣鼎食之家”，这其实是故意把气势降了一个格调，为的就是再升上去，显得更空灵。果然下一句“云销雨霁，彩彻区明”。“云销雨霁”四个字一出，“披云翳而洞石扉”，豁然中开。一个“彻”字，一个“明”字，这种开阔已经不是某种意象、某些文字赋予的，而是让人从心底自然生发出来的。至此，“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一句历来为人所传唱，不是这一句美，而是因为这一句是气韵的顶峰。
1、战士。是60年代唯一MT，每个公会都会培养自己的战士T，甚至2T、3T、4T也都是战士T，因为MT是公会的核心，所以成为一名MT在公会中的待遇是非常高的，装备都是强X，最好的都是MT的，打副本还有补贴，可以很轻松的混进公会的核心圈。
2、法师。是魔兽世界60年代非常强势的DPS职业，然而法师这个职业的玩家通常比较多，所以法师在副本中的待遇也和自身的实力有很大关系，打的高的团长在活动前会问你要不要合剂，打的低的就一路人甲。
3、圣骑士。是60年代联盟方专属职业，因为职业设定并不完善，所以防骑没有配套的装备和技能循环，大部分都是以治疗天赋进本，小部分惩戒天赋进本，进本后团长会安排奶骑刷智慧祝福，惩戒刷力量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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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的重阳节对联】
延寿;
登高。
黄花宴;
红叶诗。
三三令节;
九九芳辰。
凤岭设赏;
龙山落冠。
愁闻风雨;
讌会湖山。
登高赋诗;
含饴弄孙。
三三迎节令;
九九乐芳辰。
东篱开寿菊;
南陌献嘉禾。
有人来送酒;
容我去题糕。
冒雨先寻菊;
迎晴便插萸。
临风乌帽落;
送酒白衣香。
院闭青霞入;
松高老鹤寻。
黄花开正好;
秋雨落宜时。
黄花如有约;
秋雨即时开。
秋奉椿萱茂;
菊同兰桂馨。
敬老成时尚;
举贤传德风。
拈菊欣忆旧;
抚幼励承先。
观菊来瑞鹤;
绕膝戏玄孙。
题糕惊僻字;
飞屐发豪情。
避恶茱萸囊;
延年菊花酒。
鼓琴仙度曲;
种杏客传书。
熟是题糕手;
徒夸赐菊荣。
一片秋香世界;
几层凉雨阑干。
菊花金秋傲霜;
梅花隆冬斗雪。
三径归时秋菊在;
满城近日雨风多。
三径归时岁月在;
满城近时风雨多。
三径就荒菊绽蕊;
一堂大喜雁来宾。
小雨酿寒侵白纻;
西风怜醉避乌纱。
劝君一醉重阳酒;
邀月同观敬老花。
乌台好仿黄花宴;
凤笛催成红叶诗。
步步登高开视野;
年年重九胜春光。
步步登高开视野;
年年有度喜重阳。
夏至酉逢三伏热;
重阳戊遇一冬晴。
靖节排冠归隐去;
孟生落帽快登临。
孟参军龙山落帽;
陶居士三径衔杯。
何处题糕酬锦句;
有人送酒对黄花。
黄菊绮风村酒熟;
紫门临水稻花香。
年高喜赏登高节;
秋老还添不老春。
话旧他乡曾作客;
登高佳节倍思亲。
登高喜度老年节;
赏秋畅饮菊花酒。
乌帽凌风，参军举止;
白衣送酒，处士风流。
败兴无端，满城风雨;
登高何处，插鬓茱萸。
高阁滕王，何人赋就;
曲江学士，此日齐来。
习射谈经，天高地爽;
佩萸插菊，人寿花香。
双庆临门，家庆欣逢国庆;
三阳播彩，小阳喜叠重阳。
九九芳辰，幸未遇满城风雨;
三三佳节，好共登附郭云山。
孟参军举止偏闲，九日快登高，眺望龙山，何虑狂飚吹落帽;
陶处士风流不朽，三秋赋归隐，栖迟栗里，正逢佳节乐衔杯。
黄花宴; 红叶诗。 三三令节; 九九芳辰。 凤岭设赏; 龙山落冠。 愁闻风雨; 讌会湖山。 登高赋诗; 含饴弄孙。 三三迎节令; 九九乐芳辰。 东篱开寿菊; 南陌献嘉禾。 有人来送酒; 容我去题糕。 冒雨先寻菊; 迎晴便插萸。 临风乌帽落; 送酒白衣香。 院闭青霞入; 松高老鹤寻。
黄花开正好; 秋雨落宜时。 黄花如有约; 秋雨即时开。 秋奉椿萱茂; 菊同兰桂馨。 敬老成时尚; 举贤传德风。 拈菊欣忆旧; 抚幼励承先。 观菊来瑞鹤; 绕膝戏玄孙。 题糕惊僻字; 飞屐发豪情。 避恶茱萸囊; 延年菊花酒。 鼓琴仙度曲; 种杏客传书。 熟是题糕手; 徒夸赐菊荣。 一片秋香世界; 几层凉雨阑干。
菊花金秋傲霜; 梅花隆冬斗雪。 三径归时秋菊在; 满城近日雨风多。 三径归时岁月在; 满城近时风雨多。 三径就荒菊绽蕊; 一堂大喜雁来宾。 小雨酿寒侵白纻; 西风怜醉避乌纱。 劝君一醉重阳酒; 邀月同观敬老花。 乌台好仿黄花宴; 凤笛催成红叶诗。 步步登高开视野; 年年重九胜春光。 步步登高开视野; 年年有度喜重阳。 夏至酉逢三伏热; 重阳戊遇一冬晴。 靖节排冠归隐去; 孟生落帽快登临。
关键词：左思 怀才不遇
中国的传统思想，以入世思想为主。中国的读书人，总是想着“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或者“为万世开太平”的想法。然而，人世的倾夺和道德的堕落，加上自身的一些原因，总是使他们处于不得志的地位，于是在他们的文学中，对这种不遇的情怀总会有强烈的表现。司马迁在他的《悲士不遇赋》中道：“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顾影而独存。恒克己而复礼，惧志行而无闻。谅才韪而世戾，将逮死而长勤。虽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何穷达之易惑，信美恶之难分。时悠悠而荡荡，将遂屈而不伸。”
左思也是一个不得志之人。
自东汉以来门阀大族逐渐在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左思虽然号称是战国齐公族左公子之后，但实际上却是寒门之人。他的父亲左熹也只做过小官。左思本人天赋不高，但是以勤补拙，最终博学能文。在入洛阳后，因为门第和长相受到冷落。蹉跎的仕途，使得门阀制度下的怀才不遇之情感愈加激烈。在他的《咏史八首》中就显现出来。
在左思的咏史诗的第一首诗中，左思用赋的手法陈列史实，显示自己的才能抱负。虽然是一介书生，但是左思相信自己能文能武，不仅文能安邦，在国家危难之时，也能像班超一样投笔从戎，运用所学的兵法韬略，为国家平定边患。这也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贯想法，认为自己能文能武。所以当他们的自认的通天的才能得不到施展时，就不可避免的在自己的诗文中表达出来。其诗曰：
“弱冠弄柔翰，卓荦观群书。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
虽非甲胄士，畴昔览穰苴。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
与普通的知识分子不同的是，左思的后两句表达了一种崇高的非功利思想，使人想起后世李商隐的“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和戚继光的“封侯非我愿，但愿海波平”这样的诗句。
然而，理想与现实总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左思纵使有才，也不得不受制于社会的大环境。在《世说新语》中记载：
左太冲《三都赋》初成，时人互有讥訾，思意不窃。后示张公。张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于世，宜以经高名之士。”思乃询求于皇甫谧，谧见之嗟叹，遂为作叙。于是先相非贰者，莫不连任赞述焉。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洛阳纸贵”也是在高门名士的助推下完成的。一个人不可能摆脱他所处的社会大环境。在社会的环境下，“顺者昌逆者亡”，所以左思在仕途中不幸的牺牲了。（当然，如果他仕途顺利，也没有名垂后世的咏史八首了。）
现实与理想的差距使左思在第二首诗中表现出自己对门阀制度的愤懑。通过对冯唐空有高才而白首不见招和张氏和金氏子弟世居高位的对比，左思将寒门子弟所受的不公待遇提出了抗议。借咏史融入自己的个人经历对门阀制度进行了批判。诗曰：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沈下潦。
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左思对门阀的不满并不是今天所谓的“羡慕嫉妒恨”，在他后面的第三首诗中，左思表现出对古代高士段干木和鲁仲连的倾慕。尤其是鲁仲连不为富贵功名而为人排难解纷的精神甚是推崇，赞其“高节卓不群”。可见在左思的思想深处，是对那些贵胄是蔑视的。在第四、第五首诗中，左思表达了自己的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操守追求。他不愿意攀附权贵，希望在浊世之中保持自己的高洁。其四曰：
济济京城内，赫赫王侯居。冠盖荫四术，朱轮竟长衢。朝集金张馆，暮宿许史庐。
南邻击钟磬，北里吹笙竽。寂寂杨子宅，门无卿相舆，寥寥空宇中，所讲在玄虚。
言论准宣尼，辞赋拟相如。悠悠百世后，英名擅八区。
其五曰：
皓天舒白日。灵景耀神州。列宅紫宫里。飞宇若云浮。峨峨高门内。蔼蔼皆王侯。
自非攀龙客。何为歘来游。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
传统知识分子都想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乱世之中，他们的入世思想愈发的强烈。《论语》中子路说：“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左思，在乱世之中建功立业的思想也是有的。但是和后来的陶渊明等人一样，在现实中受挫以后，不免生出隐逸之心。隐逸是他们找不到出路的出路。隐逸掩盖不了他们的为国为民的抱负。不得不说，他们只是受制于时代。相比有些人为了一己的功名利禄，将人民推进火坑。这种人的代表，就是诸葛亮。 诸葛亮为了一己的功名，不顺应天下一统的大势，促成三国鼎立，使得国家内乱延续。在后面有不顾民生疾苦，举国北伐。沽名钓誉，虚伪腹黑，谁与争锋？诗曰：“隆中对策坑民远，五丈归天岂可怜？九进中原不自量，沽名钓誉数百年。”
左思等的不得志，并没有削去他们的为国为民的拳拳之心。他们并没有选择去助纣为虐，这是一种苍生的幸运。
在第六首咏史诗中，左思“借讴歌荆轲以表达自己对权贵的蔑视 ”。第七首则是“寄托自己仕途不遇的愤慨”。第八首“感叹苏秦、李斯因追求荣华而丧生，表示人生应安贫贵足”。
因为将自己的不遇之情融于八首咏史诗中，开创了节咏史以咏怀的新路，成为后世诗人效法的典范。如有诗曰：“桀残纣暴兵锋起，禹业汤功伴日西。苑囿宫墙尘与土，苍生骨海作王戏。”
传统文人宁朝闻夕死而耻与没世无闻，他们入世造福天下的理想是可贵的，然而实现抱负的却少之又少。所以很多人嗟叹时运不济，命途多舛。
这当中有社会的环境限制，如魏晋时期的门阀限制；也有文人自身的原因。个人觉得其中有一条很重要的是：很多文人高估了自己。所以当碰壁时，他们往往不能承受。这与理想的高尚与否却是没有关系的，再高尚的理想，也要有条件、有能力去实践。不是每匹自认是千里马的马都是千里马。
参考文献：
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
意思是：大鹏总有一天会和风飞起，凭借风力直上九天云外。全诗：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 世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皆冷笑。 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大鹏是李白诗赋中常常借以自况的意象，它既是自由的象征，又是惊世骇俗的理想和志趣的象征。
公元725年（开元十三年），青年李白出蜀漫游，在江陵遇见名道士司马承祯，司马称白“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李白当即作《大鹏遇希有鸟赋并序》（后改为《大鹏赋》），自比为庄子《逍遥游》中的大鹏鸟。
李白诗中还有一首《临路歌》：“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据唐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铭序》云，李白“赋《临终歌》而卒”。后人认为可能就是这首《临路歌》，“路”或为“终”之误写。可见李白终生引大鹏自喻之意。按此诗语气直率不谦，故前人有疑非李白之作者，亦有信为李白之作而辨之者。参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此诗题解。
这首诗，是李白青年时代的作品。李邕在开元七年至九年前后，曾任渝州（今四川重庆市）刺史。李白游渝州谒见李邕时，因为不拘俗礼，且谈论间放言高论，纵谈王霸，使李邕不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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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出土于河北邢台隆尧县的金初“故邢州尧山县主簿王公墓志铭”，志文所述志主王宗孟的科场经历，反映出北宋一些士人在王安石变法中的遭遇，表达了对“王氏之学”及科举改革的反感情绪及对宋英宗皇后高氏临朝称制后，罢新法，复旧制，使士子“雨露恩沾”的称颂，对研究那段历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王宗孟墓志，近年出土于河北省邢台市隆尧县，金熙宗天会十五年（1137年）十一月葬，志石一合，现存处不详，有拓本流传。据拓本知，志盖顶，篆书“故邢州尧山县主簿王君墓铭”（图一）。志石高70.5厘米，宽63厘米，志文楷书，共35行，满行38字，共计1395字，首题“故邢州尧山县主簿王公墓志铭”（图二）。前进士上官昶撰文，文林郎守太子校书郎、前高平县主簿兼知县尉滑可立书丹，侄男、进士良弼篆盖。
据志文记述，王宗孟（1026-1107年），字景纯，祖籍高平县（今山西省高平县），后迁居晋城（今山西省晋城市）。生于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年），卒于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活了81岁，一生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志文称王宗孟博通经史，擅词赋，元六年（1091年）受特恩廷试中选登第，任过邢州助教和邢州尧山县（今河北隆尧县）主簿，数年后退安旧第，优游闾里，育子教侄，尽享诗酒琴书之乐，于徽宗大观元年九月病逝。
王宗孟家境殷实，高年登第，入仕后或为州官之下僚，或为县官之佐吏，无大荣大衰、大起大落的人生波澜，生平事迹微不足道者多。不过，志文中关于王宗孟虽学有所长，却因为有悖于王安石“熙宁变法”的时尚，故而蹭蹬场屋，一直到年已65岁时方中选的记述，委婉地反映出当时一些士人在王安石变法中的遭遇，表达了对“王氏之学”及科举改革的反感情绪，以及对宋英宗皇后高氏临朝称制后，罢新法，复旧制，使士子“雨露恩沾”的称颂。
志文称：王安石“熙宁变法”前，“取士之科，有词赋，有明经，有学究，有明法。大抵时之所尚，以词赋为先。”而王宗孟恰好长于词赋：“公既不喜为章句儒，且羞为法家而不读律，遂专攻词赋，作者服其能。尔后每至秋赋，就会试于于今昭义，再夺文解。”这就是说，如果以词赋为先的惯例不变，像王宗孟这类长于词赋的士子登第入仕必矣。想不到的是，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积极推行变法，而科举制度亦在变法之列。熙宁四年（1071年），词赋之科被废除，唯以经术取士，所以志文说：“迨熙宁初，王氏之学既兴，纯以经术取士，而词赋之科遂废矣。”又为王宗孟慨叹：“猗嗟我公，蚤善词赋；熙宁改科，遭回迟暮。”
宋代是我国古代科举制度取得长足发展的时期，太祖、太宗、真宗等朝，在革除唐代科举制弊病的基础上，制度日趋完整、严密，成为其政治文化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唐代比较，宋代取士的科目呈逐步减少趋势，进士科成为最主要的科目，士人皆以进士科登第为荣。据史料记载，王安石对科举的改革始于宋神宗熙宁四年，此前，科举包括贡举、武举、童子举、制举等名目，而贡举又设进士、明经诸科（包括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传、三礼、学究、明法等科）。熙宁改革后，罢废明经诸科，命诸科举人改应进士科；后又废制举，另设新科明法。王安石对科举制度进行的一系列改革，目的是要改变考进士者“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及试经者只取记诵之工、不责大义的流弊。而欲使士子“通古今，习礼法、天文人事、政教更张，然后施之职事，则以详乎政体，有大议论，使之古今参之是也”，就是提倡“学以致用”。新法在注重通过策论培养士人实际能力的同时，更加大加重了经义的考试内容，变诗赋取士为经义取士，以培养士子“通经致用”的能力。
然而十几年后，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宋神宗病死，其不满10岁的儿子赵煦（宋哲宗）继位，建年号元，神宗之母高氏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处理军国大事。高后政治上趋于保守，执政后选任对变法持异议的司马光、吕公着为宰相，于是尽罢新法，恢复旧制，自然，熙宁四年进行的科举改革也被罢废了。由于事件发生在宋哲宗元年间，所以后来被称为“元更化”或“元复古”。
对于志主王宗孟来说，“元更化”恢复旧制，使他受益匪浅。志文记述，元六年宗孟父子双双登第，衣锦同归：“公受特恩，廷试中选，受文学，避讳改州助教。其子衮预正奏名，前公一日廷试中进士高第。既还故里，亲旧迎贺，有衣锦之荣。父子同之，前此盖未有比者。”而在志文结尾“元复古，大母垂帘。振淹拔滞，雨露恩沾”的铭赞，则更直接地表达了这些因恢复旧制而登第入仕的士人们对“大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的称颂、感恩之情。
按，哲宗的“大母”（祖母）高氏，北宋英宗皇后，史称宣仁圣烈皇后（1032-1093年），亳州蒙城（今安徽省蒙城）人，勋戚之后，宋仁宗皇后曹氏是其姨母， 治平二年（1065年）被英宗册封为皇后。元丰八年其子神宗死后，立哲宗，她以太皇太后身份临朝称制，执掌朝政9年。她在听政期间起用旧臣，恢复旧法，史称“元复古”。对于高太后的评价，史家众说纷纭，历来毁誉互见，而《王宗孟墓志》内的称颂之辞，则是身受其益者在隔代之后，对60多年前那场“变新法”与“复旧制”历史事件的一种颇具感彩的表达。
志文的撰写者上官昶，署衔“前进士”，应该是北宋的一位遗民。他的这篇文章写得词采斐然，如描述王宗孟退归乡里、颐养天年一节文字：“于是远谢势荣，退安旧第。虽无当门之五柳，亦有就荒之三径。园林既茂，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欣欣而乐。有酒盈尊，陶陶而醉，南窗之明之以寄傲，琴书之乐之以消忧。岁时伏腊，良集亲宾，把壶笑傲，率以为常。而又间多酬唱，脍炙人口，前辈耆老颇能诵之。日复一日，行三十年，则公之享福修《洪范》之五者，真可尚已。噫！人生一世间，其来若浮，其去若休，然不满其志者十常八九，如公之享受志亦足矣。虽有孤猿啼月坟上，果何憾焉！”叙事、描绘、抒情，简洁生动，文情并茂，堪称美文。也许，因为此人不幸遭逢乱世，入金后隐居不仕，终老园林，致使事迹不着于史籍，文章淹没于岁月；今览此赖“埋幽”而幸存之文，不能不使人生沧海遗珠之憾。
书丹者“文林郎守太子校书郎前高平县主簿兼知县尉滑可立”，史籍亦无考，但从署衔可知，他是一名由北宋入仕金朝的官员，其现职是“文林郎守太子校书郎”，而以前在北宋时曾任“高平县主簿兼知县尉”。此志文书法宗柳公权，结构严谨，遒媚端劲，颇具功力。
附：王宗孟墓志录文
故邢州尧山县主簿王公墓志铭
前进士上官昶撰
文林郎守太子校书郎前高平县主簿兼知县尉滑可立书
【关键词】贬谪心态；贬谪文学；地域特征
一、贬谪心态特征
“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被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尊崇，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相互结合补充。由于宦海的不测风云，被贬士人代不乏人，他们构成了中国古代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文化群体。贬官的遭遇让士人的心态极为复杂，他们的作品中蕴涵的文化信息也更为丰富，似乎正为他们的进退出处、情感心态作了诠释。在此，我仅结合欧阳修、范仲淹、苏轼等宋代贬谪士人的自身遭遇来论述宋代士人贬谪心态和贬谪文学的特征。
“闲”中充满了历史使命感。贬官士人“治国、平天下”的参政意识和参政实践让他们的内心始终充满了历史使命感。这是贬官士人最突出的心态特征。在他们看来，天下就是由庙堂和草野这两极构成，不在朝廷为官，就在草野做民。范仲淹用“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来诠释自己的人生境界。但北宋被贬谪的士人的心境与前代的墨客骚人有很大的不同。他们虽有被贬的困苦及失意的牢骚，但却轻易不沮丧、不沉沦，仍然试图舒眉一搏，对前途保持着乐观的向往，如苏轼在《江城子・密州出猎》中所说“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乐观豪迈，气冲云霄。宋代士大夫贬谪期间的这种特殊心态，使他们即使被贬出京，依然对生活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有心情去欣赏流放地的秀美风光，苏轼的“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一诗至今脍炙人口。在抒发“世无知音”的苦闷时，其基调是旷达的，词的格调因此也有一种向上的引发力。正所谓“位卑不敢忘忧国”，闲中有兼济之志。
“闲”中流露出一丝孤独。忠而被贬，贤而遭迁，让许多贬官士人异常悲愤，种孤独悲愤之感，在宋代每个被贬士人身上都或多或少的体现出来。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就发出了“微斯人，吾谁与归”的感叹。苏轼的孤独也是与政治上的失意结合在一起的，在这首《西江月》种体现的尤为明显：“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词的上阕渲染了词人悲凉的心境。借风叶鸣廊，喻指人生短暂，对自身遭际的不平之意跃然纸上，让读者深感人生如梦，荒谬而又无奈。上阕则对这种悲凉心境的起因作了含蓄的暗示。用“酒贱”句暗指被贬谪的遭遇，用‘云妨”句隐喻小人当道，君子遭谗的现实境况。“北望”句有念怀亲人的无限情思，更多的是对国事的忧虑和当道小人的愤懑，既有渴望被朝廷理解、重用的深意，也有难耐的孤寂落寞和不被世人理解的苦痛凄凉。
苏轼的心态代表着中国古代遭贬谪的士大夫普遍心理，但又超越前人。由于中国古代官员对皇权的高度依附性，一旦被贬，则惶恐悲苦不已。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以致“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投汨罗江而去。贾宜被贬为长沙王太傅，作《吊屈原赋》，虽痛逝者，实为自悼，终抑郁而去。韩愈因上书谏迎佛骨，被贬为潮州刺史，“自拘海岛，戚戚嗟嗟，日与死迫”。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及柳州刺史后，“神志荒耗，前后遗忘”，甚至精神悸怖，“每闻大人言，蹶气震怖”。元稹被贬为通州司马后，以“饥摇困尾丧家狗，热暴枯鳞失水鱼”自况其苦境与悲哀。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后，在《琵琶行》中借娼女失宠来写自己之苦恨。屈、贾、韩、柳、元、白在贬逐期间哀号惨怛、哀伤自怜，足见其狼狈之态。苏轼在被贬谪初期，虽借孤鸿、孤光、孤影、孤客，表达幽独孤高的心态，但坦然放旷是他的情感基调，与韩、柳、元、白的凄苦哀伤不可同日而语。另外，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襟，欧阳修的与民同乐的乐观心态都是如此。
“闲”中凸显出世与入世的两难境地。儒道的影响令贬官士人在“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两者间痛苦徘徊。朝野相对的两极世界对一个现实中的士人来说可能意味着进退裕如的人生道路，但对具有独立精神追求的士人而言，则是一种两难的尴尬处境。造成其无法摆脱的矛盾和痛苦之源：当他们出仕时，感到的是宦海的险恶，但真正被贬又会为不能实现兼济之志而郁郁。这是两千年来中国士人普遍面临的尴尬处境，并由此产生焦虑感。苏轼在《定风波》中以“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尽显其达观与洒脱；在《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又发出“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的感慨，希望朝廷能重新启用自己；在《记承天寺夜游》中发出“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的自嘲，其中“闲人”二字耐人寻味。虽然他们处于两难境地，但客观上给其提供了接近百姓、体察社会的机会，加上他们素来的兼济之志、事功之心，使得他们能更加真切地关注朝政、体恤民瘼。在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宋代尤为明显，苏轼在杭州任知府期间，修堤造湖，并利用湖泥莳草筑成“苏堤”，后来他到颍州（今安徽阜阳），又治理过颍州西湖。在海南时热心文教，致力于传播中原昌盛文化，使儋州“书声琅琅，弦歌四起”，此后162年间，海南名登进士榜的有13人。欧阳修执政滁州，也政绩斐然。
二、贬谪文学的特征
被贬谪士人与生俱来的忧患、悲哀在得不到官场肯定的孤独中更加彰显。自古逢秋悲寂寥。例如司马迁在《悲士不遇赋》里，对士人“虽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的遭遇颇多感慨。范仲淹也在《岳阳楼记》中表达自己忧国忧民的复杂心态：“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是进亦忧退亦忧”。 冷酷的封建专制和长期的贬谪生涯时刻折磨这些士人脆弱的神经，及至软化、侵蚀他们本有的刚正之气。迫使他们不得不收起积极用世的抱负，转以著文来舒展心思，或以自然山水来抒发忧思。诸如柳宗元：“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穷愁著书，古儒者之大同，非高冠长剑者之比耳。及至宋代苏轼，开拓了贬谪文学的广度与深度。现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贬谪文学的特征。
从思想上来看，体现出“闲”中生悲。首先，贬谪文学笼罩着悲剧的色彩。贬谪对士人来说是一场政治悲剧，他们的理想遭遇毁灭性的打击，委屈、愤懑等不良情绪就会笼罩全身，
表现在文学上就多是英雄穷途末路的长哭，官宦贬谪流放的不平，壮志难酬的惆怅，浪迹天涯的彷徨等。纵使苏轼的大江东去，亦终落在人生如梦上，借壮语而抒悲酸，借豪放而达婉约。与之相对应的如坡在《前赤壁赋》、《后赤壁赋》中把归隐视为傲视独立的表现，把返归自然当作精神的慰藉和享受。遭贬官后的苏舜钦有沧浪亭，欧阳修有醉翁亭，苏轼有超然台，苏辙有喜雨亭，均情有所系也；白居易转向闲适诗，王维着意禅宗诗，均心有所往也。
儒道两家对文学产生最终根源的看法上侧重点不同，一在人心，一在自然之道，但都承认文学是人的心灵创造之结果。被贬谪士人官场受挫促使其心态发生了变化，郁悱积于中， 哀怨形于外，外显为歌诗。贬谪文学常常萦绕着一种悲愤抑郁的情绪。这些遭贬士人怀有极强的用世之心，他们心理的冲突在遭遇曲折艰辛的入仕经历和被贬谪的过程中更加剧烈了，在时运不济的痛苦感慨中常流露出官场失意迷茫与悲愤。范仲淹在《剔银灯》中嘲笑三国时代的曹操、孙权和刘备，显然是在倾诉自己仕途一再遭受挫折的牢骚愤懑。贬谪文学不同于宫廷文学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贬谪士人不再是在宫廷中陪侍唱和的官吏。但是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所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众多迁客骚人，真正能做到的又有几人？
从艺术上来看，表现在“歌”出风格。贬谪文学多有文学样式的创新。大凡一种新的文学样式，总是先从民间生活的土壤中萌发嫩芽的。贬谪使士人由庙堂跌落到草野，抛却案牍劳形，摆脱名利杂念，反而客观上给这些士人提供了文学创作的空间，视野开阔，题材丰富，加上自身的文学素养，往往能够探索出新的文学样式。苏诗现存约四千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豪放为主，笔力苍劲老练，穷极变幻，极具浪漫色彩，为宋代诗歌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清代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认为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艺术风格。苏轼的词现存约三百四十首，词开豪放一派，冲破了前人写词专注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而以广阔的社会内容为创作背景，他将北宋诗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豪放词派，丰富了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对后世影响深远。
贬谪文学言将尽时常常忍不住直抒胸臆。贬谪士人满腹的惆怅无人诉说，一旦有了发泄的渠道，就会喷涌而出，最后总免不了发出世无知音的慨叹。如苏轼虽有“不辞长作岭南人”的旷达，亦是不能释怀于我被聪明误一生的坎坷遭际，词中流露了人生如梦的感伤；辛弃疾虽然是真的英雄创作英雄词，也会感慨白发生。就沿袭发展而言，从直抒胸臆的角度来看，他们更多地接受了“南唐词人”的影响。
从文化空间上看，表现在“行”出地域特征。文学创作地点的变化，记录了贬谪士人空间移动形成的运动轨迹。贬谪士人活动地点的变换改变了描述的对象，促使其风格也随之变化。在古代文人观念里，政治是地域情结的概念化和虚拟化，参与政治是建设乡国的最好方式。因此文学家在文学作品中表达对政治的关心已成为心理定势。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的文学家其主体是政治家和准政治家，他们致力于在政治方面有建树，当仕途遇阻或走得坎坷时，精力转往文学创作上，继而因文而成家，但文学在这些文学家看来，还是作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这是由中国古代文人“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理想模式决定的，“立言”对于他们而言是最低层次的人生理想，搞文学是其不得已而求其次的选择。所以，文学一方面是政治失意者的事业，一方面又是政治得意者的消遣品。但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这些文人描绘的地域特色与民间现场，与百姓大众内心深层潜藏的市民意识和情感轨道极为契合，很多时候是在他们的笔下，当地的人文景观、文化名胜与古屋遗迹真正成为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背景，成为魅力辐射四方的地域名片，与当时本土居民取得有力的情感体验与精神支撑。可以说，苏轼成就了黄州，欧阳修成就了滁州，范仲淹成就了岳阳楼。
中国的文人多是被贬官员，成为“闲”人，这些“闲”人没有案牍劳形，且不因丝竹而乱耳，远离官场喧嚣。这样一来，便一种心境和心情，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寄”闲心与明月，且歌且行到天涯，成就了贬谪文学。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绝唱和苏轼的“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旷达和超然在贬谪文学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是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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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赋的特点，《文心雕龙・诠赋》说：“赋者，铺也；铺采(chī)文，体物写志也。”体物写志指赋的内容；铺采文指赋的形貌。赋在初期是用文字写下，而后才朗诵，赋在艺术表现上必然注重铺陈、形容事物的外象和内理。在语言上使用新奇美丽的辞藻。另外赋也讲究声韵的美，它把散文的章法，句式与诗歌的韵律、节奏结合在一起。借助长短错落的句子，灵活多变的韵脚以及排比、对偶的调式，形成一种自由而又谨严、流动而又凝滞的文体，既适合散文式的铺陈事理，又能保存一定的诗意。
附：
红桥游记
[清]王士祯
出镇淮门，循小秦淮折而北，陂岸起伏多态，竹木蓊郁，清流映带。人家多因水为园亭树石，溪塘幽窃而明瑟，颇尽四时之美。拿小艇，循河西北行，林木尽处，有桥宛然，如垂虹下饮于涧；又如丽人靓妆服，流照明镜中，所谓红桥也。
游人登平山堂，率至法海寺，舍舟而陆径。必出红桥下。桥四面触皆人家荷塘。六七月间，菡萏作花，香闻数里，青帘白舫，络绎如织，良谓胜游矣。予数往来北郭，必过红桥，顾而乐之。
登桥四望，忽复徘徊感叹。当哀乐之交乘于中，往往不能自喻其故。王谢冶城之语，景晏牛山之悲，今之视昔，亦有怨耶!壬寅季夏之望，与箨(m6)庵、茶村、伯玑诸子，倚歌而和之。箨庵继成一章，予以属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