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巴蜀文化；认同；互动；发展
一、总体认知：同根同源
巴、蜀历史源远流长。上古时代，巴蜀是两个奴隶制部族联盟的称谓。在战国前，巴与蜀是分称的。“巴”，大虫也，或曰“吞食大象的巨蟒”，中心区域为重庆、川东及鄂西地区，涵盖陕南、汉中、黔中和湘西等地；“蜀”的古义为“葵中之蚕”，葵者，桑也。中心区域涵盖四川盆地中西部平原。由此可见，巴蜀的核心区域即为今天的重庆市和四川省。秦朝时期，巴蜀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联系十分紧密（战国时秦国兼并巴、蜀后，置蜀郡、巴郡，汉朝时候称巴郡为江州，汉武帝分天下为十三州，在蜀地置益州，三国时统称为益州）。从《战国策》到《史记》以及后代的典籍，巴蜀并称不绝于史书。故有巴山蜀水的习称。巴的进取与蜀的兼容在秦汉时合二为一，秦汉以后巴蜀文化逐渐融入中原文化。
二、阶段罅隙：制约发展
有人说中国城市里有很多对“欢喜冤家”，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成都重庆。成渝之争历来已久，在重庆直辖前，成渝两地的人就有罅隙。成都人养尊处优，自给自足，不太在意外地朋友，在重庆人看来，体现在行为上就是不好客；重庆人热情好客，哪怕身上身无分文也要践诺；成都处处见历史文化遗迹，文化氛围浓厚，重庆历史遗迹不少，保留、打造却显粗糙......两地的竞争伴随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升级。自从1997年6月18日重庆直辖市正式挂牌以来。重庆迎来的新的发展机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07年，重庆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为中国西部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中国西部唯一集水陆空运输方式为一体的交通枢纽城市，也是“政治局委员级别”的城市。“两江新区”成为部级新区后，获得中央财政的大力支持，固定资产投资爆发式增长。
三、增强文化认同，激发发展内动力，实现川渝互动发展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同处于四川盆地的川渝儿女应该有开放的心态，在尊重、包容中寻求和谐。巴蜀文化同根同源，但因为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的不同，又有差别。成都地处平原，得益于都江堰的灌溉，历来富庶，人民生活富足幸福，喜好清闲、温文尔雅；重庆多山富水，天气潮湿，人们喜欢麻辣，故性情多火辣外向，民风豪放。求同存异，以不齐而齐之，才是大同。
3.1政府搭建交流平台，两地取长补短
2012年12月，在广东考察工作时说，我们决不可抛弃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恰恰相反，我们要很好传承和弘扬，因为这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丢了这个“根”和“魂”，就没有根基了。2014年，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又强调“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
3.2合力打造文化品牌，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两地文化部门在成立川渝文化交流协调小组的基础上，整合两地优秀文化资源，开展经常性互访活动。以市场为纽带，共同打造一批地域特色鲜明、在国内外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品牌文化项目。
3.2.1以川剧传承为例
培育文化市场。川剧是成渝两地的文化精粹，在三百多年的巴蜀风情的熏陶下，形成了幽默、风趣、灵动的艺术风格，但因为推广、宣传不够，很多年轻人听不懂，所以受众不多，市场自然不景气。成都市川剧院常务副院长陈巧茹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努力。她除了每年的演出任务外，还自己成立了一个工作室，实行项目制，一个项目组建一个团队，两年精心打造一台戏，《马前泼水》、《尘埃落定》就是在这种制度下完成的精品。她还创办了川剧摄影――“镜缘影坊”工作室，举办川剧体验性雅集，宣传川剧历史，讲解川剧知识，举办川剧摄影展，市民通过这些方式了解、体验、欣赏川剧艺术。她身体力行，走入中小学、大学校园、社区，给学生和市民们讲解川剧艺术欣赏，市民对川剧艺术从不了解到熟悉，从不感兴趣到喜欢，渐渐地爱上了川剧。由此可见市民的欣赏水平也是可以培养的，久而久之，川剧便会从高高的殿堂走入民间，川剧艺术也会逐渐大众化、平民化。陈巧茹不但在四川享有盛名，她还多次以她主演的剧目到西欧各国及香港地区演出，为川剧赢得了国际盛誉。
重庆也可以借鉴此方法，通过各种形式让更多的人了解传统文化，让更多的人能与古老的传统艺术对话，找到自己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家园。
倒逼文化产出。一是川剧人才培养。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有一个长期、持久的过程，我们应该吸取的惨痛教训，很多川剧艺术家放弃表演，有的下海经商，有的转行教书、演电影、电视剧、唱流行歌曲，让川剧这门地方剧种几乎消逝。目前紧要的是从娃娃抓起，去掉功利的东西，站在为民族文化遗产继绝传薪的高度去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二是川剧剧目的创作与储备。川剧跟其他许多地方剧种一样，许多剧目来源于传统。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在传承的基础上如何创新一直是困扰川剧艺人的问题。成渝两地川剧艺术家结成联盟，共同探讨、共谋发展。
3.2.2从川剧传承发散到其他文化领域发展
实现错位发展。两地每年定期就两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艺术创业与生产、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体制改革、文化遗产保护、传统文化传播等方面开展经验交流。在艺术创作与生产方面，成渝两地的作家互动交流，深入挖掘创作素材，拓展创作题材，创作出既有地方特色又有思想高度、世界眼光的作品；在文化产业方面，宣传部、文广新局出台相应的政策，鼓励相关人员大胆改革，做大做强文化产业，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突出特色，错位发展；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可抛开地域成见，虚心学习做得好的经验。在城市建设开发中不轻易破坏古建筑，同时还要善于留有余地，为未来留下一些空白，为历史留下一些怀想，为乡亲留下一些乡愁。通过共同努力实现合作共赢。
参考文献：
一提到四川、巴蜀文化，人们第一印象应该是丰富的色彩，如同川菜一样活色生香。巴蜀地气候湿润，川人“好吃”，由于地域潮湿，自古以来就爱食辣和麻以达到驱寒的目的，麻辣也自然成为了巴蜀文化的一份子。土特产的包装比如郫县豆瓣、新繁泡菜、灯影牛肉就会使用到红色、棕色，传达出中国气息。四川茶馆在本地人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由茶碗、茶盖和茶船组成的盖碗茶杯，长嘴茶壶，老虎灶，竹扶手椅，白色、黄铜色、棕色、竹黄色，恬淡、随性，分别代表着四川茶馆的设计形态元素、色彩元素和风格元素。四川皮影则使用鲜明的红黄蓝黑色，川剧作为巴蜀文化又一个代表性的文化元素，使用黑、红、白为基本色，蓝、绿、金、银、灰、粉红、姜黄为辅助色，运用上，讲求明快、单纯、鲜而不艳，淡能传神。综上所述，巴蜀文化的色彩运用有着很强烈的装饰意味。
2图形的表现
地域性土特产品就是具有地域性文化特征较为独特的产品，它的文化特征深受文化底蕴的影响。以巴蜀地区为例，设计师经常使用传统的能凸显川味的图形进行设计。例如金沙遗址的太阳神鸟纹饰，四川茶馆的盖碗、长嘴茶壶、竹圈手椅，川剧脸谱，四川皮影戏，蜀锦，蜀绣，绵竹年画等，将这些视觉符号化为设计元素，融入到包装的外形、构图和材料之中，方能实现土特产品包装的地域性文化信息传达。比如说四川阆中地区出名的小吃“张飞牛肉”，有传说称刘、关、张三人在桃园结拜兄弟时，曾大摆酒席，为了有可口的下酒菜，张飞把他多年制作牛肉的方法说出来，供厨师制作。而三国蜀汉文化的中心遗迹是成都武侯祠，这个传说就凸显了巴蜀文化。“张飞牛肉”所采用的礼品包装设计是红色和黑色的川剧脸谱，采用的字体也是传统的书法。川剧脸谱是川剧展现给观众的最直观的视觉形象，也是人们区别川剧和其他剧种的一个重要标志，张飞牛肉将川剧的这一视觉艺术形象进行深度大众文化层面的开发应用，给产品注入了巴蜀文化的艺术魅力，使它地域特色更加明确，使产品更加亲切。这是很简单的例子，却让我们看到了产品背后丰富的地理、历史、传统文化等内容。而一些礼品包装，比如彝族的漆器的包装是从巴蜀文化中传统工艺品中提取，用了大量的装饰图形。其他的诸如蜀锦、蜀绣、扎染、绵竹年画都是如此，使本土包装设计具有了视觉上丰富的表现力。
3材质的影响
3.1纺织品
布料及纺织品在本土包装设计中经常使用，一般来说传递出质朴、随意轻松的感觉，与现代人们崇尚自然的心态不谋而合。巴蜀特产中蜀绣、蜀锦、扎染等既是巴蜀文化的土特产，又可以将这种材质和表现形式作为一种包装材质运用到土特产的包装中。成都本土小吃棒棒娃手撕牛肉就使用了布料缝制的标签和口袋，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
3.2天然材质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巴蜀民间艺术；艺术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2）04-0155-5
传统的巴蜀民间艺术研究，多把重点放在其起源、发展及艺术形态的分析上，这些研究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弥补了民间艺术在艺术学研究领域的空白，提升了民间艺术在学术史上的话语权，丰富了民族民间文化的研究成果。然而，民间艺术是劳动者为满足自己的生活和审美需求而创造的艺术，我们不能把民间艺术与民众生活的文化空间完全分割开来，使其脱离了具体的情境与生存的土壤，进而缺乏细节描写与深度阐释，忽略了民间艺术与乡土社会的互动关系。
近年来，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提出，民间艺术的内涵不断扩大，不再拘泥于民间工艺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和戏曲等艺术形式，诸如民间文学、民间杂技与竞技、民间手工技艺等等都统统归属于“民间艺术”的范畴，人们对民间艺术的内涵和价值也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语境下，巴蜀民间艺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泛关注，具有学术整合的研究价值；艺术人类学的理论视角与研究方法，将开启巴蜀民间艺术研究的新领域，以学术研究带动传统文化保护，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
一、巴蜀民间艺术的人文内涵及当代价值
巴蜀民间艺术是古老的中华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已有的考古成果显示，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古蜀文明早在夏商时期就已经盛极一时。三星堆出土的造型独特、铸造精美的青铜器和玉石器，尽管残留着古蜀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融合的痕迹，但也充分证明了古蜀先民在文化互补互融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原始造型艺术。这些原始造型艺术本质上是巴蜀先民生产活动和精神活动的产物，事实上它们不可能完全脱离民间艺术而存在，应该说，它们是当时社会艺术成就的集中体现和最高表现。由此可以推断，古蜀时期的民间艺术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尽管四川盆地周边为高山和高原所环抱，这种地形对巴蜀文化作为农业文明所必然带来的封闭性肯定会有较大影响，但山原之间的若干河谷却成为巴蜀大地得天独厚的对外交通走廊，古蜀文化不仅与荆楚文化、秦陇文化、中原文化相互渗透影响，还通过滇黔夜郎文化和昆明夷、南诏文化，与东南亚、南亚、甚至西亚地区都有着密切的文化交流。巴蜀先民不拘于内、向外开拓、努力改善自身环境的决心和勇气，形成了巴蜀文化“封闭中有开放、开放中有封闭”的历史个性。而且，随着时代的推移，开放和兼容最终成为巴蜀文化最大的特色。巴蜀先民在他们所处的特定生态环境和生活背景中创造出了辉煌的文明和文化，他们又创造出了各种艺术形态来表达他们的思维观念和知识体系。巴蜀文化源远流长，文化生态系统复杂多样，民间艺术也表现得丰富多彩、灿然可观。由于历史上巴蜀地区文化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民族源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别是长时期的民族交往、民族迁徙与文化振荡，使巴蜀民间艺术具有地方个性的同时，又呈现出多元性和多样性的特点。
巴蜀民间艺术具有实用和审美的双重价值。就民间艺术的内涵和功能来看，它涵盖并超越了一般意义上艺术和美学范畴。绝大多数的民间艺术并不具备纯粹的审美价值，恰恰相反都是从实用性出发，渐渐发展、产生出审美价值的，如民间建筑、民间服饰等等。因此，大多数的民间艺术与艺术学的艺术形态是有本质区别的。由于民间艺术与民众生活方式、民俗活动及其他形态的艺术相结合，决定了其特殊的艺术形态特征，诸如体裁、样式、功能、结构等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艺术形态，也就是说，与一般意义的艺术比较而言，民间艺术是实用功能和审美功能于一身的艺术形式，实用性是其本质特性。
巴蜀民间艺术承载着历史的文化记忆。民间艺术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人文环境中产生的，是某一地区、某一民族深厚的传统文化在悠久的发展过程中，历经岁月沧桑保存、流传下来的，它们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地方性知识，反映着历史文化传统的发展与变迁，保留着浓缩的民族和地域特色，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纷繁多样的巴蜀民间艺术蕴含着巴蜀传统文化的根基，反映了巴蜀地区民众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心理结构和审美观念等等，体现出巴蜀文化的历史文化发展踪迹，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巴蜀民间艺术最大的特点就是它不脱离民众的生产生活方式，不脱离具体的历史和社会环境，呈现着巴蜀文化基因和精神特质，沉淀着发展的经验、生存的智慧，这些维持民族或群体血脉的因素反过来又世代塑造并延续了这些民族或群体一脉相承的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从而形成特有的文化传承和群体意识，成为一个地区、一个民族最基本的识别标志。因此可以说，巴蜀民间艺术与更广泛的巴蜀文化一起，承载起了一个特定地域民众的生命动力和情感依托，为他们构建了一个美好的精神家园。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的巴蜀民间艺术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快、现代科技的发展、信息化的普及，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包括民间艺术在内的民族民间文化赖以存续的文化生态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很多民间文化的生存与发展面临着严峻的形势，这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
2004年，我国政府正式加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并将此前已经发起组织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2002年）一起汇入到世界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中。2006年以来，我国先后公布了三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涉及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杂技与竞技、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和民俗等门类。这些门类大部分是具有民间性、民族性和集体性的艺术形式，对于研究民族的审美心理和文化特征等具有重要的价值。
巴蜀民间艺术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中登上了“大雅之堂”，许多魅力独具、底蕴深厚、具有重要保护和研究价值的巴蜀民间艺术形式进入部级名录之中，充分展现出了巴蜀民间艺术的多元与多样的特点：
有表现各种劳动形态的，如：川江号子、抬工号子、竹麻号子、巴山背二哥、川北薅草锣鼓、薅秧歌、高腔山歌等等；
有表现民风民俗的，如：婚嫁歌、滚板山歌、高台狮子舞、木板年画、夹江年画、雨坛彩龙舞等等；
有表现西南少数民族神话传说、民间信仰和习俗的，如：彝族的支格阿鲁、毕摩经诵、阿都高腔、漆器制作工艺；苗族古歌；藏族史诗《格萨尔》、热巴舞、弦子舞、扎呗麻呢舞、唐卡；白马藏族的㑇舞；羌族的卡斯达温舞、羌笛等。
这些进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巴蜀民间艺术具有共同的特征，如地域性、集体性、传承性、象征性等。首先，巴蜀民间艺术是世代生活在中国西南一隅的巴蜀地区的民众创造并享用的各种艺术形态，是他们在这一特定的地域生态环境中创造出来的人文景观。尽管很多艺术形态在中国其他地区也同时存在，但是由于受到各种自然生态条件的制约和影响，呈现出不同形式和特征，“巴山蜀水”独特的自然景观必然孕育出匠心独具、性格鲜明的巴蜀民间艺术。第二，巴蜀民间艺术是巴蜀民众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集体创作、传承并享用的文化遗产。尽管在代代传习中，民间艺人都可能将自己的智慧和创造倾注于艺术活动之中，表现出鲜明的个性，但是每一个民间艺人都不可能脱离生育、养育他的社会文化土壤而存在，因此他们所传承的民间艺术也必然具有集体性的特征。第三，与物质文化遗产相对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它的“活态性”，而活态的具体表现就是传承。巴蜀民间艺术的传承，不仅表现在艺术门类自身的继承和发展，更重要的是其产生的艺术价值和精神力量的传递。另外，民间艺术在传承的过程中既表现出相对的稳定性，同时又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迁产生变异。第四，凝聚着巴蜀民众集体智慧的民间艺术是巴蜀传统文化的象征符号，是巴蜀文化特征直观生动的反映。巴蜀民间艺术以各种形式展现出巴蜀文化独特的气质和内涵，这是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中区别于其他地区文化的标志性文化，因此，也可以说，巴蜀民间艺术是巴蜀文化中的一个象征性符号。
历经几千年沧桑的巴蜀文明所涵养的巴蜀民间艺术浩如繁星，其蕴含的人文价值和精神财富是不可估量的。然而，迄今为止进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巴蜀民间艺术门类和数量还不是很多，事实上，最终可能有很多的民间艺术不能被纳入到国家视野之中，但它们的价值依然非常重要，不容忽视。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语境下，巴蜀民间艺术作为民族民间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连接着传统与现代，承载着维系民族情感和展示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历史使命，受到了史无前例的广泛关注和重视。但是，在这一浩大而长远的工程中，各方利益的诉求又可能使原本面临生存危机的民间艺术加速走入绝境。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以人为地干预而迫使其改变原来的形态，特别是以强力手段迫使民间艺术转型，增加其与民族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不相容的内容都所谓创新，都是以破坏和牺牲民间艺术的民族特点和乡土特点为代价的，因而也是不可取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工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工作。虽然许多国家都有着丰富的保护实践经验，但是国情不同、文化特性各异都决定了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因此，这不仅仅是一个国策问题，还应该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学术问题。
三、艺术人类学视野中的巴蜀民间艺术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语境之下，让我们更加意识到研究包括巴蜀民间艺术在内的民族民间文化的重要价值，无论从学术角度还是现实角度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艺术人类学将为巴蜀民间艺术研究开拓新的视野。从社会分层来看，以往的艺术史，不仅是以欧洲为中心，同时也是以上层的文化艺术精英为中心。这不仅是世界艺术史的问题，也是我国艺术研究的一种传统视野。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边远地区的民众所创造的艺术长期以来没有被划入艺术史、艺术学研究的范围中。艺术人类学立足全人类艺术现象，极力主张并且强调民间艺术也是人类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人类艺术中最根本、最基础的部分。艺术人类学视野中的巴蜀民间艺术研究，必然会打破原有的学科界限，融合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以发展出综合的、交叉的、跨学科的方法和技巧，其特点与优势将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
（一）关注巴蜀民间艺术的文化整体性
任何一种民间艺术形式都产生于一定的文化生态中，这种文化生态又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息息相关。因此，我们对于巴蜀民间艺术的研究必须与巴蜀文化联系起来，与巴蜀文化产生的自然、地理、历史等诸多因素联系起来，否则很难准确把握这些民间艺术的个性和精髓。以广大民众为创作者和享用者的巴蜀民间艺术必然是巴蜀民间文化的物化形式，是巴蜀民间文化的生动展示，自然也就反映了巴蜀文化的精神和特征，同时巴蜀文化的诸多特点也就必然通过民间艺术这样丰富生动的载体表现出来。
民间艺术是相对于官方艺术、上层艺术或者精英艺术而提出的一个概念，但是不能把两者完全对立起来，应该纠正民间艺术是边缘文化、落后文化的传统观念。事实上，前者与后者不是彼此孤立静止的，它们的产生都有着相同的社会土壤和文化背景，它们在发展过程中又相互渗透、相互联系、相互影响。
从另一个方面说，整体性还体现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从时间上看，把巴蜀民间艺术融入到巴蜀文化当中，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不仅关注现代民间艺术，也要与巴蜀文化的历史发展结合起来。从空间上看，笔者提出巴蜀的范畴，而不是以省区来划分，正是从历史发展和文化的地域特征着眼，打破行政区划的界限。尤其是“南方丝绸之路”的学术概念的提出，使得巴蜀文化更是融为一体，作为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这样有利于将巴蜀地区的民间艺术与周边文化圈艺术门类作比较研究。
（二）关注巴蜀民间艺术活动中的“人”
对于巴蜀民间艺术的研究虽然以具体的艺术形态为对象，但是研究的实质应该是对人的关注和重视。人不仅是民间艺术的创造者和传承者，也是民间艺术的拥有者、享用者。任何形态的艺术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从根本上来说，都远远没有创造和拥有这些艺术形态的人本身更为重要。一幅精美的年画、一出经典的戏剧固然能引起人们的审美共鸣，然而那些创作并传承这些艺术形态的民间艺人及其高妙的智慧、精湛的技艺才是这些“遗产”的灵魂所在。这些民间艺术的精髓似乎很难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种种手段去进行有效的捕捉和保存，艺术人类学却提供了一种更为有效的方式将其记录下来，那就是——写文化。因为民间艺术与民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我们就可以透过对特定区域内民众生活的关注去探究一项民间艺术的本质。
巴蜀民间艺术的创造者和享用者是广大的民众，使最广泛意义上的人的群体。因此，从艺术人类学的视角去审视巴蜀民间艺术，更多会关注巴蜀地区民众的生产方式、生活状态、精神世界和情感因素等。对巴蜀民间艺术的研究作为全球化背景之下对自身文化的一种反思，在反思中形成正确的文化理念，与世界其他文化一起共同维护人类精神生活与文化的多样性、在社会急剧变迁中为人类构筑起理想的精神家园。
（三）重视文化理解和意义阐释
在艺术人类学的视野中，没有“先进”文化和“落后”文化的分别，每一种艺术形态相对于它那个民族或族群而言，就是最好的、最适宜它自己的思维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每一种艺术形态相对于它的民族或者族群而言是一定有意义的。艺术人类学就是要去找寻蕴含在其中的意义所在。
艺术人类学并不会将纷繁复杂的所有艺术现象都纳入研究的视野，而是需求有价值和意义的艺术现象进行剖析。当然，也有很多艺术现象、尤其是民间艺术的价值和意义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关注，这也将是艺术人类学在寻求研究对象时应该重点关注的。巴蜀文化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是中国多元文化的重要一支，也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巴蜀民间艺术是巴蜀民众共同创造的一道文化景观，是巴蜀地区特有的民间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时，这些民间艺术也滋养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影响着社会大众的心态。因此，巴蜀民间艺术还具有文化认同价值和丰富文化多样性的价值。
（四）注重个案研究和田野调查
个案研究和田野调查是艺术人类学有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研究手段。对于丰富多彩、数量可观的巴蜀民间艺术，我们不可能对每一种民间艺术进行逐一研究和关注。而是应该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形态进行深入的个案研究，从中探寻民间艺术发展的规律、蕴含的文化价值以及与地方文化之间的关系等等。田野作业使用的各种手段，都将记录下濒危的民间艺术。写文化不但可以使我们知道一种民间艺术的传承方式、表演方式，同时还可以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深刻地了解到民众的生活实情，他们的喜怒哀乐、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他们对于民间艺术的看法。扎实的田野工作、开阔的理论视野将为对巴蜀民间艺术进行系统的学理性阐释提供充足的空间。这有别于那种纵观千年的宏观叙事特征的研究方法，也有别于那种不见具体人和事、琐细罗列艺术形态本身的传统解读模式，强调民间艺术的本质是民众是为了生活的有序与精神的完满而主动进行的一种文化创造，主张以民间艺术为轴心建立起田野研究的相关动态视野，从民众行为实践中发现并揭示民间艺术活动中的文化逻辑，以跨学科的理论视野和田野实践实现民间艺术的研究价值。
结语
继在汉代形成发展的高潮,巴蜀哲学经历了由蜀汉至隋唐五代在流传兼容中演进的发展阶段。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讲,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是巴蜀哲学由兼融儒、道向兼融三教、融会诸家发展的重要时期。蜀汉时期,巴蜀儒学体现为迁蜀儒士与土着儒士并隆,传统今文经学与荆州传入的古文经学并兴。这一时期,学术巨变,今文经学渐次让位于古文经学,而巴蜀今文经学仍然兴盛,尤以图谶、灾异名,对当时的学术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今文经学仍有较大的势力。迁蜀儒士弘扬古文经学,又将儒家与兵家相结合,具有经世致用的特色。两晋南北朝时期,巴蜀经学向多元化方向演进。南北朝时期,巴蜀经学衰落,道教沿续汉末三国时天师道,向上层化方向发展。自张鲁投降曹操而北迁后,继任的第四代天师张盛前往江西龙虎山传教,留在巴蜀的有阳平、鹿堂、鹤鸣三大治的祭酒,同时又在各地逐渐产生了一批脱离三大治而自行传道的道教徒。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陈瑞天师道、范长生天师道和李八百李家道。这时道教中又有哲学思想的新阐发。如范长生对卦变、升降、卦气等传统易学思想进行新阐释,在卦变系统化和条理化方面做出了贡献。巴蜀哲学的演变进入隋唐,产生了以蜀人李荣、王玄览为代表的道教“重玄”哲学,对道教义理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使道教哲学日趋精微。李荣、王玄览既是此时期巴蜀地区出现的着名的重玄学大师,也是全国一流的重玄学者。李荣与佛教徒有过激烈的论辩,却又主张佛道会通,并通过借鉴吸收佛学思想,着《道德真经注》,极力阐发重玄思想,与成玄英一道,共同推进了道教思想的重玄学化。王玄览撰《老经口诀》、《老子注》,门人纂集《玄珠录》,更为深入地融会佛道二教思想,大量使用佛学思想语言,使其重玄思想充满了佛学的味道。唐中后期资州着名易学家李鼎祚撰《周易集解》一书,以象数为主,适当采集义理易学,体现了其象数、义理兼重的意蕴。其易学哲学兼重天道、人事,而尤契于玄学,赞同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比较尊重易学旧传统。巴蜀佛教在晋以后逐渐兴盛起来。随着巴蜀与中原、江南的联系和交流进一步加强,巴蜀佛学在唐朝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南北交融、综合三教的色彩日益明显。这一时期,巴蜀地区禅教颇盛,巴蜀在当时禅宗八家中独占五家,只有北秀、牛头、石头三派于蜀中无传,可见在全国禅宗力量中,巴蜀最为雄厚。隋唐时期,巴蜀佛学大师马祖道一、宗密二人的佛学理论与佛教哲学集中体现了巴蜀哲学在唐代的进一步演进,它不仅在蜀地,而且在全国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唐代汉州什邡县马祖道一深入阐释自心是佛,独创四层次接引法,提出任心为修等思想。在佛教理论、教育方法、典籍文献、寺院寺规等方面均作了革新,全面确立禅宗“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风格,从而真正地实现了佛教中国化。唐代果州西充宗密则提出教禅与三教“和会”之论,多角度阐释真心本体等。他总结、综汇了各宗思想,其佛教哲学以融会为突出特色。宗密作为唐代佛教的理论大师,他集隋唐佛学理论之大成,其思想代表了中国佛家思想的高峰。宗密显然已有从宗教折入于哲学的倾向。其宗教哲学思想承前启后,在本体论、心性论、修养论等方面对宋明理学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唐代巴蜀哲学不仅在融会儒释道方面做出杰出贡献,而且以赵蕤《长短经》为代表,在综汇诸子百家、折衷于儒方面贡献突出,形成了奇正相生、文质互变、长于变通,而立足于儒学之正的哲学风貌。五代时期的巴蜀哲学呈现出儒佛道三教均得到流传演变的趋势。五代前后蜀统治下的四川相对安定,基本上保持了唐代以来的承平。前后蜀统治者重视学术,兴建学校,开科取士。后蜀宰相毋昭裔更刊刻石经,称《蜀石经》,对儒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杜光庭长期居蜀,在道教斋仪、文献、哲学理论的集成与提升等方面傲视百代,极大地推进了巴蜀道教哲学的发展。如上所述,蜀汉至隋唐五代,巴蜀哲学儒、释、道三教交融、诸子百家综汇,体现了其多元会通,兼容开放的特色,其中以宗密、马祖道一为代表的佛教哲学,以及以李荣、王玄览、杜光庭为代表的道教哲学,以李鼎祚、赵蕤为代表的儒家哲学影响甚大,体现为蜀汉至隋唐五代巴蜀哲学思想在流传演进中崛起,为促进中国哲学的持续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两宋巴蜀哲学发展形成高潮
两宋时期巴蜀哲学进入发展的高潮。其时,与全国学术发展的潮流相适应,重义理的宋学逐步取代重训诂的汉学而居于学术发展的主导地位。由儒释道三教鼎立到三教融合,巴蜀哲学和宋代蜀学也走过了诸学并起,而进一步发展为以儒为主,吸取佛、道,由汉学向宋学、由重训诂考释向重义理,进而到重思辨性的哲理的转型的道路。并且,蜀、洛融合,理学至南宋中后期逐渐成为巴蜀哲学与蜀学发展的主要趋势。①从北宋初到北宋中叶,宋代蜀学的发展呈现出一个诸学并起的局面,诸学并进的主流仍然是儒学。这一时期的巴蜀哲学呈现出融会各家,杂用佛老,重视儒学,提倡义理,讲求伦理的治学实践和思想现状,这为宋代巴蜀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多元的思想环境和文化背景。②在经历学统四起,杂用诸家的演变过程中,与全国性的理学思潮的兴起相适应,理学也在宋代巴蜀地区悄然兴起。宋初陈抟在四川游访,他继承象数学之传统,且把黄老清静无为思想、儒家修养、道教修炼方术及佛教禅观熔为一炉。其后,着名理学家周敦颐入蜀活动,教授学者,促进了宋代巴蜀理学的兴起。此外,程氏父子入蜀活动,尤其是北宋理学的代表人物程颐两度入蜀,在蜀着书立说,撰理学及义理易学的代表着作《伊川易传》于蜀地涪州,传道授业,产生了重要影响,直接促进和推动了宋学的兴起与发展。宋代巴蜀哲学的发展与三苏蜀学有密切关系,不仅二程洛学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与三苏蜀学有着相互交往的关系,二者存在着相同相异之处,在相互辩难中促进了各自学术的发展,而且理学与蜀学的相互关系也影响了北宋以来巴蜀哲学的演进和发展。三苏蜀学在哲学上有较高造诣,这主要体现在三苏提出道本论宇宙观、善恶非性的人性论和阴阳相资的辩证法思想等方面,客观地对宋代巴蜀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周敦颐、程颐在蜀的学术活动和讲学、着述,就直接体现为宋代巴蜀理学的一部分,并通过程颐的蜀中弟子谯定、谢湜等影响了巴蜀理学;程颐的着名弟子尹焞也入蜀活动、讲学,传播程颐的理 学和易学思想,扩大了其在巴蜀的影响。此外,程颐的蜀中后学张浚、李石等也继承、传播了二程的学说,为南宋巴蜀理学的大发展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与北宋时理学在巴蜀悄然兴起相联系,宋代蜀学出现了三教融合的思想倾向。蜀学与儒释道三教联系紧密。三苏蜀学儒佛道三教融通合一的学风与北宋宰相张商英三教“鼎足之不可缺一”〔1〕的思想相互映衬,体现了北宋时期巴蜀哲学的一个特点,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整个中国哲学在当时的一个走向。继北宋时期蜀学和理学等各派学术的发展,巴蜀哲学至南宋发展到一个高潮,这主要体现在:南宋时与朱熹齐名的着名蜀籍理学家张栻通过与朱熹等的交往和辩难,在中国哲学史上首次提出“心主性情”〔2〕的命题及其他重要思想,对理学的理论建构及促进宋学之集大成者朱熹思想的确立与成熟,产生了重要影响。张栻讲学于湖湘,蜀人多从之。不少蜀中学者从学张栻后,又回到巴蜀讲学,传播了张栻的理学思想,在这个过程中,也促进了宋学的进一步发展和流传。此外,朱熹的蜀籍高足度正不仅通过入闽求学于朱熹数月,努力弘扬周敦颐、二程、邵雍、张栻、朱熹等人的理学,而且亲撰《周敦颐年谱》,在蜀中大力宣扬理学,扩大了理学的影响。度正并发挥改造朱熹的思想,提出更具包容性的道统论,充分肯定汉唐诸儒在传儒家圣人之道及经典传授过程中的作用,指出汉儒所传《易》、《书》、《诗》、《礼》、《春秋》等经典,皆出自于孔子,由于他们的传授,使得“孔子之书赖之以存”,而韩愈、柳宗元则“驾两汉而追三代者”〔3〕,使圣人之道得以流传。着名理学家魏了翁继承并发展了张栻、朱熹的思想,在四川创办当时藏书为全国书院之最(达十万卷)的着名的鹤山书院,在巴蜀大力传播理学,扩大了理学的社会影响。他在朱熹、陆九渊之后不停留于朱学,折衷朱陆,而又倾向于心学,预示着理学及整个学术发展的趋向;魏了翁一再上疏,为周敦颐、程颢、程颐三人请谥,为确立理学正统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魏了翁提出了超越朱学,通过原典求得活精神,“不欲于卖花担上看桃李,须树头枝底方见活精神”〔4〕;重视事功,“欲以振天下趋事赴功之心”〔5〕;肯定人欲有善的一面,“欲虽人之所有,然欲有善、不善存焉”〔6〕等一系列有价值的思想,促进了宋代学术和巴蜀理学的发展与创新。魏了翁具有调和蜀、洛的倾向,而与正统理学家排斥三苏蜀学有所不同。从而集宋代蜀学及巴蜀理学之大成。以上巴蜀理学的代表人物张栻、度正、魏了翁等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活动不仅促进了南宋理学的大发展,而且其精致的思辨性哲理也使两宋巴蜀哲学得到长足的发展,使得整个巴蜀哲学在宋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也就为促进宋代中国哲学的大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元明清巴蜀哲学对理学的批判性自我反省
元明清时期巴蜀哲学在对理学的批判中自我反省,继续得到流传演变和发展。作为官方哲学和社会意识形态指导思想的理学,随着流弊日显,遭到了人们的批判,而提倡经世致用、思想启蒙、批判专制、重考据训诂,巴蜀哲学逐渐向融贯博通,提倡实事、崇实黜虚,通经致用,批评理学流弊,肯定,重视人情,提倡理欲结合,重视事功和功利,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等方向转型。并为近现代巴蜀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元代思想家虞集一方面崇道宗朱,表彰和传播巴蜀理学和魏了翁之学。另一方面又不囿于朱陆之争,而重视心学,预示着学术发展的趋向。虞集还融通三教,“博涉于百氏”〔7〕,这是他对宋元以来各派学说流传发展的总结和综合,也是对理学排他性流弊的批评,集中体现了元代学术所具有的融通、包容之特色。明代巴蜀着名学者杨慎和巴蜀隐士来知德均对理学提出了批评和疑辨,并重视和提倡实学,体现了巴蜀哲学的发展趋向。杨慎是明代中期独具新风的思想家,在当时宋明理学居于统治地位的时代,他对正宗的程朱理学和后起的王阳明心学展开了尖锐的批判。并在批判中,大力主张对古文的考证与研究,恢复两汉经学的考证方法,提倡一种多闻、多见、尚博、尚实、重传注疏释的学风。为纠正理学流弊,促进学风的转向做出了贡献,这对于打破当时学术界的旧传统、旧思想,对于以后的“经世致用”之学和考据学的兴起和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重要影响。着名隐士学者来知德对宋明理学既有批评和疑辨,亦有所肯定,总的来讲是以孔子为源头,而对理学的超越。来知德强调继承发扬孔子思想,并贯彻到躬行实践中,认为言行一致,躬行践履就是“实学”。并以气本论批评了朱熹的理本论和太极论。来知德并提出自己独特的“舍象不可以言易”,假象以寓理,“理寓于象数之中”的易学思想和“太极不过阴阳之浑沦”〔8〕的观点,错综取象以注《易》,用象数释义理,对《周易》予以新解,发展了传统易学。明清之际的费密和唐甄都是巴蜀哲学史上的着名思想家,在全国也有重要影响。费密提出“中实之道”的思想,成为当时实学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明清之际的时代精神。费密主张“欲不可禁”,也不可纵,批评“专取义理”而压制人欲的倾向。他的弘道论别具特色,主要是提出了帝王统道的“道脉谱论”,以代替理学以儒生统道的道统论;并提出“舍经无所谓圣人之道”的思想,主张不受宋儒说经的束缚,从汉唐诸儒对儒家经典的注疏中求得圣门本旨。由此尊崇汉儒,重视训诂注疏,开清朝汉学之风气,给后来的汉学复兴以重要影响。唐甄提出“凡为帝王者皆贼也”〔9〕的思想,其对封建帝王专制主义的批判,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其思想的一大亮点;唐甄在治学中,重视事功,批评程朱理学,主张道不离欲,把道德原则建立在实事实功和客观物质欲望的基础上。其对理学的批判,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和社会风尚的转移,由重道德自律转向事功之学和关注人生日用。唐甄并提出心为本,经为末,五经不过是明心之助,四书重于五经的思想,而具有自己的特色。这些方面体现了唐甄的社会批判、启蒙和实学、心本经末的思想,而在当时的思想界和巴蜀哲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清中叶着名思想家刘沅的学术思想集中反映了那个时代蜀学的面貌。其对理学的扬弃,对三教的融合,对经学的“恒解”,既具时代精神,又呈现个人特质。由此表现出既与理学、清代汉学不同,并对二者提出批评,又不完全舍弃,确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深厚的理论积淀。刘沅创造性地提出先天、后天说,这是对理学的扬弃和发展。刘沅不仅批评理学流弊,这是他思想日新的表现而具有时代性,而且在对理学批评和扬弃的基础上,也予以继承发展,并非一味反对。刘沅重视人情,又以天理为指导,是在价值观上一定程度认同于理学的表现。刘沅对理学的经学观也基本认同和肯定,在这个过程中他阐发自己的新思想。同时,不论自觉与否,刘沅都不能完全摆脱一代学术思潮理学对他深刻影响,客观上对理学有所承袭和发展,使之具有了新的时代特色。
近现代巴蜀哲学在批判传统中走向
兴盛而具有新时代特点近现代巴蜀哲学思想发展的脉络是在批判传统中经过转型走向兴盛。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动,西方列强利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有古老传统的中国一步步地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华民族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劫难和掠夺。先进的巴蜀有识之士为了救亡图存,一方面学习和借鉴西方的先进思想文化,寻求救国救民的道理;另一方面批判继承传统的思想文化观念,并且提出自己的新思想,使巴蜀哲学得以转型和兴盛。最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为巴蜀地区社会文化和哲学发展指明了方向。廖平的经学思想包含着对封建主义的批判,他在经学二变中提出“尊今抑古”的思想,认为古文经学乃刘歆等所伪造,并认为孔子“微言大义”的真谛是托古改制。这两点见解的政治意义要大于它的学术价值。古文经学在历史上长期占统治地位,也是清王朝专制统治的重要理论基础,一旦被廖平宣布为伪造,这对打破两千年来无人敢疑、无人敢违的旧传统,把人们的思想从禁锢中解放出来,具有思想启蒙的积极意义。廖平根据时代的要求,强调托古改制,因时救弊,具有重要政治意义。主要是借孔子这个历史权威来表达改革现实社会的政治主题。出生巴蜀的青年才俊以极大的热忱接受新思想,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积极投身到变法革新的运动之中。有的走出巴蜀之地,到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学习先进思想和参加革新斗争,甚至远涉日本等地留学,这其中包括涌现出来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三位重要人士:被称为“六君子”之一的变法志士杨锐,有清末“新学巨子”之称的维新改良思想家宋育仁,以及被喻为“革命军中马前卒”的民主革命者邹容。他们都接受了西方民主、自由、法制、进化等新思想,为中国的社会革新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邹容撰《革命军》,集中 体现了他反封建专制制度和他的自由、民主、革命等思想。吴虞以西方平等观与法治思想批判儒家礼教,以西方三权分立与学术自由思想批儒家专制主义,以西方独立、自由、平等观批判儒家孝本论,以西方男女平等思想批判儒家男尊女卑论,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我们以辩证方法和历史唯物论观点以及现代阐释学的原理,审视吴虞对孔孟之道或儒学的批判就可以看出,其批判是合理性和局限性并存,而不应作片面的理解。郭沫若通过对孔子思想批判的反思,得出了与批判者不同的结论。他认为孔子的立场是顺乎时代潮流与同情人民解放的,孔子大体上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孔子的“仁”是人道精神,孔子主张开发民智,孔子所讲之“命”是自然界的必然性,从而对孔子思想做出肯定性的价值评价。但郭沫若坚决反对宣扬复古思想。蒙文通以理气分合的哲学观批评朱熹、王阳明;认为陆象山得到了思孟学派的真传。而且他在服膺列宁哲学后对理学有了新的评价,具有调和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倾向;并肯定罗钦顺等的气本论,批评“先天论”,契心于陈乾初、王船山的“发展论”。不管蒙文通思想如何变化,他对孔孟思想的推崇却是一贯的。巴蜀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贺麟和唐君毅均是我国学贯中西的着名哲学家。贺麟在文化哲学观上,不仅有选择性地批判西学,同时主张复兴中国文化必须学习西方的近现代科学、民主等先进思想,特别是提出了复兴儒家文化,必须与西方文化融通,主张大规模地、无选择地输入西洋文化学术,以西方的哲学、宗教、艺术来发挥、充实和发扬中国的学术思想文化,而且在本体论、伦理道德观、认识论等方面都有自己的创见,在西方哲学的翻译、介绍以及研究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唐君毅构建起了一个关于哲学、道德、文化思想的庞大理论体系。它是以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包括以儒家的心性哲学、伦理道德等为根基,融合中西印文化而成。在文化意识方面,唐君毅有着他自己的生命体验和开拓性的创新。就整体而言,巴蜀近现代哲学思想是中国近现代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生、发展与全国近现代哲学的产生与发展是基本同步的。其主要表现于:除实证论之外,几乎所有的中国近现代思想无不在巴蜀哲学家或思想家那里体现出来。与此同时,巴蜀近现代哲学还具有自己的特质和新时代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一是黑格尔哲学、新黑格尔主义研究成就突出;二是现代新儒家思想凸显;三是中西哲学思想融会贯通;四是批判孔孟之道方面涌现出了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学者,这就是吴虞先生。巴蜀近现代哲学思想的发展是一个先经学哲学,再政治哲学,后理论哲学(凸显哲学的学术性)的过程。这即是巴蜀近现代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的爆发,各种西方思想纷至沓来,马列主义也被介绍进来,在近现代巴蜀大地得到了广泛传播。1919年夏天,从日本留学归来的王右木在成都成立了马克思读书会,马列主义开始在巴蜀传播。抗日文化主将、马列主义者郭沫若运用马列主义思想对先秦诸子哲学思想进行考察批判,并且运用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的方法研究历史、文学、戏剧等,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影响深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并且在巴蜀之地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成为巴蜀地区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
继在汉代形成发展的高潮,巴蜀哲学经历了由蜀汉至隋唐五代在流传兼容中演进的发展阶段。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讲,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是巴蜀哲学由兼融儒、道向兼融三教、融会诸家发展的重要时期。蜀汉时期,巴蜀儒学体现为迁蜀儒士与土着儒士并隆,传统今文经学与荆州传入的古文经学并兴。这一时期,学术巨变,今文经学渐次让位于古文经学,而巴蜀今文经学仍然兴盛,尤以图谶、灾异名,对当时的学术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今文经学仍有较大的势力。迁蜀儒士弘扬古文经学,又将儒家与兵家相结合,具有经世致用的特色。两晋南北朝时期,巴蜀经学向多元化方向演进。南北朝时期,巴蜀经学衰落,道教沿续汉末三国时天师道,向上层化方向发展。自张鲁投降曹操而北迁后,继任的第四代天师张盛前往江西龙虎山传教,留在巴蜀的有阳平、鹿堂、鹤鸣三大治的祭酒,同时又在各地逐渐产生了一批脱离三大治而自行传道的道教徒。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陈瑞天师道、范长生天师道和李八百李家道。这时道教中又有哲学思想的新阐发。如范长生对卦变、升降、卦气等传统易学思想进行新阐释,在卦变系统化和条理化方面做出了贡献。巴蜀哲学的演变进入隋唐,产生了以蜀人李荣、王玄览为代表的道教“重玄”哲学,对道教义理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使道教哲学日趋精微。李荣、王玄览既是此时期巴蜀地区出现的着名的重玄学大师,也是全国一流的重玄学者。李荣与佛教徒有过激烈的论辩,却又主张佛道会通,并通过借鉴吸收佛学思想,着《道德真经注》,极力阐发重玄思想,与成玄英一道,共同推进了道教思想的重玄学化。王玄览撰《老经口诀》、《老子注》,门人纂集《玄珠录》,更为深入地融会佛道二教思想,大量使用佛学思想语言,使其重玄思想充满了佛学的味道。唐中后期资州着名易学家李鼎祚撰《周易集解》一书,以象数为主,适当采集义理易学,体现了其象数、义理兼重的意蕴。其易学哲学兼重天道、人事,而尤契于玄学,赞同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比较尊重易学旧传统。巴蜀佛教在晋以后逐渐兴盛起来。随着巴蜀与中原、江南的联系和交流进一步加强,巴蜀佛学在唐朝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南北交融、综合三教的色彩日益明显。这一时期,巴蜀地区禅教颇盛,巴蜀在当时禅宗八家中独占五家,只有北秀、牛头、石头三派于蜀中无传,可见在全国禅宗力量中,巴蜀最为雄厚。隋唐时期,巴蜀佛学大师马祖道一、宗密二人的佛学理论与佛教哲学集中体现了巴蜀哲学在唐代的进一步演进,它不仅在蜀地,而且在全国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唐代汉州什邡县马祖道一深入阐释自心是佛,独创四层次接引法,提出任心为修等思想。在佛教理论、教育方法、典籍文献、寺院寺规等方面均作了革新,全面确立禅宗“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风格,从而真正地实现了佛教中国化。唐代果州西充宗密则提出教禅与三教“和会”之论,多角度阐释真心本体等。他总结、综汇了各宗思想,其佛教哲学以融会为突出特色。宗密作为唐代佛教的理论大师,他集隋唐佛学理论之大成,其思想代表了中国佛家思想的高峰。宗密显然已有从宗教折入于哲学的倾向。其宗教哲学思想承前启后,在本体论、心性论、修养论等方面对宋明理学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唐代巴蜀哲学不仅在融会儒释道方面做出杰出贡献,而且以赵蕤《长短经》为代表,在综汇诸子百家、折衷于儒方面贡献突出,形成了奇正相生、文质互变、长于变通,而立足于儒学之正的哲学风貌。五代时期的巴蜀哲学呈现出儒佛道三教均得到流传演变的趋势。五代前后蜀统治下的四川相对安定,基本上保持了唐代以来的承平。前后蜀统治者重视学术,兴建学校,开科取士。后蜀宰相毋昭裔更刊刻石经,称《蜀石经》,对儒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杜光庭长期居蜀,在道教斋仪、文献、哲学理论的集成与提升等方面傲视百代,极大地推进了巴蜀道教哲学的发展。如上所述,蜀汉至隋唐五代,巴蜀哲学儒、释、道三教交融、诸子百家综汇,体现了其多元会通,兼容开放的特色,其中以宗密、马祖道一为代表的佛教哲学,以及以李荣、王玄览、杜光庭为代表的道教哲学,以李鼎祚、赵蕤为代表的儒家哲学影响甚大,体现为蜀汉至隋唐五代巴蜀哲学思想在流传演进中崛起,为促进中国哲学的持续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两宋巴蜀哲学发展形成高潮
两宋时期巴蜀哲学进入发展的高潮。其时,与全国学术发展的潮流相适应,重义理的宋学逐步取代重训诂的汉学而居于学术发展的主导地位。由儒释道三教鼎立到三教融合,巴蜀哲学和宋代蜀学也走过了诸学并起,而进一步发展为以儒为主,吸取佛、道,由汉学向宋学、由重训诂考释向重义理,进而到重思辨性的哲理的转型的道路。并且,蜀、洛融合,理学至南宋中后期逐渐成为巴蜀哲学与蜀学发展的主要趋势。①从北宋初到北宋中叶,宋代蜀学的发展呈现出一个诸学并起的局面,诸学并进的主流仍然是儒学。这一时期的巴蜀哲学呈现出融会各家,杂用佛老,重视儒学,提倡义理,讲求伦理的治学实践和思想现状,这为宋代巴蜀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多元的思想环境和文化背景。②在经历学统四起,杂用诸家的演变过程中,与全国性的理学思潮的兴起相适应,理学也在宋代巴蜀地区悄然兴起。宋初陈抟在四川游访,他继承象数学之传统,且把黄老清静无为思想、儒家修养、道教修炼方术及佛教禅观熔为一炉。其后,着名理学家周敦颐入蜀活动,教授学者,促进了宋代巴蜀理学的兴起。此外,程氏父子入蜀活动,尤其是北宋理学的代表人物程颐两度入蜀,在蜀着书立说,撰理学及义理易学的代表着作《伊川易传》于蜀地涪州,传道授业,产生了重要影响,直接促进和推动了宋代理学的兴起与发展。宋代巴蜀哲学的发展与三苏蜀学有密切关系,不仅二程洛学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与三苏蜀学有着相互交往的关系,二者存在着相同相异之处,在相互辩难中促进了各自学术的发展,而且理学与蜀学的相互关系也影响了北宋以来巴蜀哲学的演进和发展。三苏蜀学在哲学上有较高造诣,这主要体现在三苏提出道本论宇宙观、善恶非性的人性论和阴阳相资的辩证法思想等方面,客观地对宋代巴蜀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周敦颐、程颐在蜀的学术活动和讲学、着述,就直接体现为宋代巴蜀理学的一部分,并通过程颐的蜀中弟子谯定、谢湜等影响了巴蜀理学;程颐的着名弟子尹焞也入蜀活动、讲学,传播程颐的理学和易学思想,扩大了其在巴蜀的影响。此外,程颐的蜀中后学张浚、李石等也继承、传播了二程的学说,为南宋巴蜀理学的大发展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与北宋时理学在巴蜀悄然兴起相联系,宋代蜀学出现了三教融合的思想倾向。蜀学与儒释道三教联系紧密。三苏蜀学儒佛道三教融通合一的学风与北宋宰相张商英三教“鼎足之不可缺一”〔1〕的思想相互映衬,体现了北宋时期巴蜀哲学的一个特点,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整个中国哲学在当时的一个走向。继北宋时期蜀学和理学等各派学术的发展,巴蜀哲学至南宋发展到一个高潮,这主要体现在:南宋时与朱熹齐名的着名蜀籍理学家张栻通过与朱熹等的交往和辩难,在中国哲学史上首次提出“心主性情”〔2〕的命题及其他重要思想,对理学的理论建构及促进宋代理学之集大成者朱熹思想的确立与成熟,产生了重要影响。张栻讲学于湖湘,蜀人多从之。不少蜀中学者从学张栻后,又回到巴蜀讲学,传播了张栻的理学思想,在这个过程中,也促进了宋代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和流传。此外,朱熹的蜀籍高足度正不仅通过入闽求学于朱熹数月,努力弘扬周敦颐、二程、邵雍、张栻、朱熹等人的理学,而且亲撰《周敦颐年谱》,在蜀中大力宣扬理学,扩大了理学的影响。度正并发挥改造朱熹的思想,提出更具包容性的道统论,充分肯定汉唐诸儒在传儒家圣人之道及经典传授过程中的作用,指出汉儒所传《易》、《书》、《诗》、《礼》、《春秋》等经典,皆出自于孔子,由于他们的传授,使得“孔子之书赖之以存”,而韩愈、柳宗元则“驾两汉而追三代者”〔3〕,使圣人之道得以流传。着名理学家魏了翁继承并发展了张栻、朱熹的思想,在四川创办当时藏书为全国书院之最(达十万卷)的着名的鹤山书院,在巴蜀大力传播理学,扩大了理学的社会影响。他在朱熹、陆九渊之后不停留于朱学,折衷朱陆,而又倾向于心学,预示着理学及整个学术发展的趋向;魏了翁一再上疏,为周敦颐、程颢、程颐三人请谥,为确立理学正统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魏了翁提出了超越朱学,通过原典求得活精神,“不欲于卖花担上看桃李,须树头枝底方见活精神”〔4〕;重视事功,“欲以振天下趋事赴功之心”〔5〕;肯定人欲有善的一面,“欲虽人之所有,然欲有善、不善存焉”〔6〕等一系列有价值的思想,促进了宋代学术和巴蜀理学的发展与创新。魏了翁具有调和蜀、洛的倾向,而与正统理学家排斥三苏蜀学有所不同。从而集宋代蜀学及巴蜀理学之大成。以上巴蜀理学的代表人物张栻、度正、魏了翁等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活动不仅促进了南宋理学的大发展,而且其精致的思辨性哲理也使两宋巴蜀哲学得到长足的发展,使得整个巴蜀哲学在宋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也就为促进宋代中国哲学的大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传统的巴蜀民间艺术研究，多把重点放在其起源、发展及艺术形态的分析上，这些研究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弥补了民间艺术在艺术学研究领域的空白，提升了民间艺术在学术史上的话语权，丰富了民族民间文化的研究成果。然而，民间艺术是劳动者为满足自己的生活和审美需求而创造的艺术，我们不能把民间艺术与民众生活的文化空间完全分割开来，使其脱离了具体的情境与生存的土壤，进而缺乏细节描写与深度阐释，忽略了民间艺术与乡土社会的互动关系。
近年来，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提出，民间艺术的内涵不断扩大，不再拘泥于民间工艺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和戏曲等艺术形式，诸如民间文学、民间杂技与竞技、民间手工技艺等等都统统归属于“民间艺术”的范畴，人们对民间艺术的内涵和价值也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语境下，巴蜀民间艺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泛关注，具有学术整合的研究价值；艺术人类学的理论视角与研究方法，将开启巴蜀民间艺术研究的新领域，以学术研究带动传统文化保护，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
一、巴蜀民间艺术的人文内涵及当代价值
巴蜀民间艺术是古老的中华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已有的考古成果显示，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古蜀文明早在夏商时期就已经盛极一时。三星堆出土的造型独特、铸造精美的青铜器和玉石器，尽管残留着古蜀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融合的痕迹，但也充分证明了古蜀先民在文化互补互融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原始造型艺术。这些原始造型艺术本质上是巴蜀先民生产活动和精神活动的产物，事实上它们不可能完全脱离民间艺术而存在，应该说，它们是当时社会艺术成就的集中体现和最高表现。由此可以推断，古蜀时期的民间艺术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尽管四川盆地周边为高山和高原所环抱，这种地形对巴蜀文化作为农业文明所必然带来的封闭性肯定会有较大影响，但山原之间的若干河谷却成为巴蜀大地得天独厚的对外交通走廊，古蜀文化不仅与荆楚文化、秦陇文化、中原文化相互渗透影响，还通过滇黔夜郎文化和昆明夷、南诏文化，与东南亚、南亚、甚至西亚地区都有着密切的文化交流。巴蜀先民不拘于内、向外开拓、努力改善自身环境的决心和勇气，形成了巴蜀文化“封闭中有开放、开放中有封闭”的历史个性。而且，随着时代的推移，开放和兼容最终成为巴蜀文化最大的特色。巴蜀先民在他们所处的特定生态环境和生活背景中创造出了辉煌的文明和文化，他们又创造出了各种艺术形态来表达他们的思维观念和知识体系。巴蜀文化源远流长，文化生态系统复杂多样，民间艺术也表现得丰富多彩、灿然可观。由于历史上巴蜀地区文化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民族源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别是长时期的民族交往、民族迁徙与文化振荡，使巴蜀民间艺术具有地方个性的同时，又呈现出多元性和多样性的特点。
巴蜀民间艺术具有实用和审美的双重价值。就民间艺术的内涵和功能来看，它涵盖并超越了一般意义上艺术和美学范畴。绝大多数的民间艺术并不具备纯粹的审美价值，恰恰相反都是从实用性出发，渐渐发展、产生出审美价值的，如民间建筑、民间服饰等等。因此，大多数的民间艺术与艺术学的艺术形态是有本质区别的。由于民间艺术与民众生活方式、民俗活动及其他形态的艺术相结合，决定了其特殊的艺术形态特征，诸如体裁、样式、功能、结构等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艺术形态，也就是说，与一般意义的艺术比较而言，民间艺术是实用功能和审美功能于一身的艺术形式，实用性是其本质特性。
巴蜀民间艺术承载着历史的文化记忆。民间艺术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人文环境中产生的，是某一地区、某一民族深厚的传统文化在悠久的发展过程中，历经岁月沧桑保存、流传下来的，它们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地方性知识，反映着历史文化传统的发展与变迁，保留着浓缩的民族和地域特色，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纷繁多样的巴蜀民间艺术蕴含着巴蜀传统文化的根基，反映了巴蜀地区民众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心理结构和审美观念等等，体现出巴蜀文化的历史文化发展踪迹，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巴蜀民间艺术最大的特点就是它不脱离民众的生产生活方式，不脱离具体的历史和社会环境，呈现着巴蜀文化基因和精神特质，沉淀着发展的经验、生存的智慧，这些维持民族或群体血脉的因素反过来又世代塑造并延续了这些民族或群体一脉相承的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从而形成特有的文化传承和群体意识，成为一个地区、一个民族最基本的识别标志。因此可以说，巴蜀民间艺术与更广泛的巴蜀文化一起，承载起了一个特定地域民众的生命动力和情感依托，为他们构建了一个美好的精神家园。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的巴蜀民间艺术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快、现代科技的发展、信息化的普及，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包括民间艺术在内的民族民间文化赖以存续的文化生态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很多民间文化的生存与发展面临着严峻的形势，这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
2004年，我国政府正式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并将此前已经发起组织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2002年）一起汇入到世界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中。2006年以来，我国先后公布了三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涉及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杂技与竞技、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和民俗等门类。这些门类大部分是具有民间性、民族性和集体性的艺术形式，对于研究民族的审美心理和文化特征等具有重要的价值。
巴蜀民间艺术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中登上了“大雅之堂”，许多魅力独具、底蕴深厚、具有重要保护和研究价值的巴蜀民间艺术形式进入部级名录之中，充分展现出了巴蜀民间艺术的多元与多样的特点：
有表现各种劳动形态的，如：川江号子、抬工号子、竹麻号子、巴山背二哥、川北薅草锣鼓、薅秧歌、高腔山歌等等；
有表现民风民俗的，如：婚嫁歌、滚板山歌、高台狮子舞、木板年画、夹江年画、雨坛彩龙舞等等；
有表现西南少数民族神话传说、民间信仰和习俗的，如：彝族的支格阿鲁、毕摩经诵、阿都高腔、漆器制作工艺；苗族古歌；藏族史诗《格萨尔》、热巴舞、弦子舞、扎呗麻呢舞、唐卡；白马藏族的舞；羌族的卡斯达温舞、羌笛等。
这些进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巴蜀民间艺术具有共同的特征，如地域性、集体性、传承性、象征性等。首先，巴蜀民间艺术是世代生活在中国西南一隅的巴蜀地区的民众创造并享用的各种艺术形态，是他们在这一特定的地域生态环境中创造出来的人文景观。尽管很多艺术形态在中国其他地区也同时存在，但是由于受到各种自然生态条件的制约和影响，呈现出不同形式和特征，“巴山蜀水”独特的自然景观必然孕育出匠心独具、性格鲜明的巴蜀民间艺术。第二，巴蜀民间艺术是巴蜀民众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集体创作、传承并享用的文化遗产。尽管在代代传习中，民间艺人都可能将自己的智慧和创造倾注于艺术活动之中，表现出鲜明的个性，但是每一个民间艺人都不可能脱离生育、养育他的社会文化土壤而存在，因此他们所传承的民间艺术也必然具有集体性的特征。第三，与物质文化遗产相对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它的“活态性”，而活态的具体表现就是传承。巴蜀民间艺术的传承，不仅表现在艺术门类自身的继承和发展，更重要的是其产生的艺术价值和精神力量的传递。另外，民间艺术在传承的过程中既表现出相对的稳定性，同时又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迁产生变异。第四，凝聚着巴蜀民众集体智慧的民间艺术是巴蜀传统文化的象征符号，是巴蜀文化特征直观生动的反映。巴蜀民间艺术以各种形式展现出巴蜀文化独特的气质和内涵，这是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中区别于其他地区文化的标志性文化，因此，也可以说，巴蜀民间艺术是巴蜀文化中的一个象征性符号。
历经几千年沧桑的巴蜀文明所涵养的巴蜀民间艺术浩如繁星，其蕴含的人文价值和精神财富是不可估量的。然而，迄今为止进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巴蜀民间艺术门类和数量还不是很多，事实上，最终可能有很多的民间艺术不能被纳入到国家视野之中，但它们的价值依然非常重要，不容忽视。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语境下，巴蜀民间艺术作为民族民间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连接着传统与现代，承载着维系民族情感和展示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历史使命，受到了史无前例的广泛关注和重视。但是，在这一浩大而本文由收集整理长远的工程中，各方利益的诉求又可能使原本面临生存危机的民间艺术加速走入绝境。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以人为地干预而迫使其改变原来的形态，特别是以强力手段迫使民间艺术转型，增加其与民族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不相容的内容都所谓创新，都是以破坏和牺牲民间艺术的民族特点和乡土特点为代价的，因而也是不可取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工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工作。虽然许多国家都有着丰富的保护实践经验，但是国情不同、文化特性各异都决定了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因此，这不仅仅是一个国策问题，还应该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学术问题。
三、艺术人类学视野中的巴蜀民间艺术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语境之下，让我们更加意识到研究包括巴蜀民间艺术在内的民族民间文化的重要价值，无论从学术角度还是现实角度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艺术人类学将为巴蜀民间艺术研究开拓新的视野。从社会分层来看，以往的艺术史，不仅是以欧洲为中心，同时也是以上层的文化艺术精英为中心。这不仅是世界艺术史的问题，也是我国艺术研究的一种传统视野。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边远地区的民众所创造的艺术长期以来没有被划入艺术史、艺术学研究的范围中。艺术人类学立足全人类艺术现象，极力主张并且强调民间艺术也是人类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人类艺术中最根本、最基础的部分。艺术人类学视野中的巴蜀民间艺术研究，必然会打破原有的学科界限，融合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以发展出综合的、交叉的、跨学科的方法和技巧，其特点与优势将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
（一）关注巴蜀民间艺术的文化整体性
任何一种民间艺术形式都产生于一定的文化生态中，这种文化生态又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息息相关。因此，我们对于巴蜀民间艺术的研究必须与巴蜀文化联系起来，与巴蜀文化产生的自然、地理、历史等诸多因素联系起来，否则很难准确把握这些民间艺术的个性和精髓。以广大民众为创作者和享用者的巴蜀民间艺术必然是巴蜀民间文化的物化形式，是巴蜀民间文化的生动展示，自然也就反映了巴蜀文化的精神和特征，同时巴蜀文化的诸多特点也就必然通过民间艺术这样丰富生动的载体表现出来。
民间艺术是相对于官方艺术、上层艺术或者精英艺术而提出的一个概念，但是不能把两者完全对立起来，应该纠正民间艺术是边缘文化、落后文化的传统观念。事实上，前者与后者不是彼此孤立静止的，它们的产生都有着相同的社会土壤和文化背景，它们在发展过程中又相互渗透、相互联系、相互影响。
从另一个方面说，整体性还体现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从时间上看，把巴蜀民间艺术融入到巴蜀文化当中，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不仅关注现代民间艺术，也要与巴蜀文化的历史发展结合起来。从空间上看，笔者提出巴蜀的范畴，而不是以省区来划分，正是从历史发展和文化的地域特征着眼，打破行政区划的界限。尤其是“南方丝绸之路”的学术概念的提出，使得巴蜀文化更是融为一体，作为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这样有利于将巴蜀地区的民间艺术与周边文化圈艺术门类作比较研究。
（二）关注巴蜀民间艺术活动中的“人”
对于巴蜀民间艺术的研究虽然以具体的艺术形态为对象，但是研究的实质应该是对人的关注和重视。人不仅是民间艺术的创造者和传承者，也是民间艺术的拥有者、享用者。任何形态的艺术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从根本上来说，都远远没有创造和拥有这些艺术形态的人本身更为重要。一幅精美的年画、一出经典的戏剧固然能引起人们的审美共鸣，然而那些创作并传承这些艺术形态的民间艺人及其高妙的智慧、精湛的技艺才是这些“遗产”的灵魂所在。这些民间艺术的精髓似乎很难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种种手段去进行有效的捕捉和保存，艺术人类学却提供了一种更为有效的方式将其记录下来，那就是——写文化。因为民间艺术与民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我们就可以透过对特定区域内民众生活的关注去探究一项民间艺术的本质。
巴蜀民间艺术的创造者和享用者是广大的民众，使最广泛意义上的人的群体。因此，从艺术人类学的视角去审视巴蜀民间艺术，更多会关注巴蜀地区民众的生产方式、生活状态、精神世界和情感因素等。对巴蜀民间艺术的研究作为全球化背景之下对自身文化的一种反思，在反思中形成正确的文化理念，与世界其他文化一起共同维护人类精神生活与文化的多样性、在社会急剧变迁中为人类构筑起理想的精神家园。
（三）重视文化理解和意义阐释
在艺术人类学的视野中，没有“先进”文化和“落后”文化的分别，每一种艺术形态相对于它那个民族或族群而言，就是最好的、最适宜它自己的思维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每一种艺术形态相对于它的民族或者族群而言是一定有意义的。艺术人类学就是要去找寻蕴含在其中的意义所在。
艺术人类学并不会将纷繁复杂的所有艺术现象都纳入研究的视野，而是需求有价值和意义的艺术现象进行剖析。当然，也有很多艺术现象、尤其是民间艺术的价值和意义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关注，这也将是艺术人类学在寻求研究对象时应该重点关注的。巴蜀文化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是中国多元文化的重要一支，也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巴蜀民间艺术是巴蜀民众共同创造的一道文化景观，是巴蜀地区特有的民间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时，这些民间艺术也滋养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影响着社会大众的心态。因此，巴蜀民间艺术还具有文化认同价值和丰富文化多样性的价值。
（四）注重个案研究和田野调查
个案研究和田野调查是艺术人类学有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研究手段。对于丰富多彩、数量可观的巴蜀民间艺术，我们不可能对每一种民间艺术进行逐一研究和关注。而是应该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形态进行深入的个案研究，从中探寻民间艺术发展的规律、蕴含的文化价值以及与地方文化之间的关系等等。田野作业使用的各种手段，都将记录下濒危的民间艺术。写文化不但可以使我们知道一种民间艺术的传承方式、表演方式，同时还可以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深刻地了解到民众的生活实情，他们的喜怒哀乐、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他们对于民间艺术的看法。扎实的田野工作、开阔的理论视野将为对巴蜀民间艺术进行系统的学理性阐释提供充足的空间。这有别于那种纵观千年的宏观叙事特征的研究方法，也有别于那种不见具体人和事、琐细罗列艺术形态本身的传统解读模式，强调民间艺术的本质是民众是为了生活的有序与精神的完满而主动进行的一种文化创造，主张以民间艺术为轴心建立起田野研究的相关动态视野，从民众行为实践中发现并揭示民间艺术活动中的文化逻辑，以跨学科的理论视野和田野实践实现民间艺术的研究价值。
结语
〔关键词〕巴蜀哲学；发展脉络；影响；贡献；地位
〔中图分类号〕B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3）02-0115-07
〔基金项目〕四川省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协调小组重点项目“巴蜀文化通史·哲学思想卷”（2007编12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蜀学与经学研究”（11BZX044）
〔作者简介〕蔡方鹿，四川师范大学政教学院教授，四川成都610066；
刘俊哲，西南民族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四川成都610041；
金生杨，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四川南充637002。在巴蜀哲学史上，历代杰出人物辈出，他们的哲学理论和思想观点体现了各个时代思潮的丰富内涵，各自为不同时期的中国哲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作为地域性思想文化的巴蜀哲学是整个中国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以其自身的特点，深刻影响了其他地区的哲学思想，乃至它在某个时期的哲学思想对全国哲学的发展具有全局性的重大影响，从而为整个中国哲学的持续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这又是通过巴蜀哲学不断丰富发展的脉络体现出来的。
一、汉代巴蜀哲学的崛起
虽然先秦时期巴蜀哲学与齐鲁、荆楚等地哲学相比，发展较为缓慢，尚未出现有全国影响的人物和学派。但蜀地学术经过蚕丛、伯灌、鱼凫、杜宇、开明、秦等重要历史时期，形成了鲜明的蜀地学术风尚。经西汉文翁化蜀，巴蜀文化逐渐融汇入中华文化之中，而“蜀学”得以真正兴起。此后，严遵（严君平）、扬雄挺立其中，而大批经学大师倡明儒道，使巴蜀哲学进入到首次繁荣时期。此时期的巴蜀哲学是黄老道家与儒家今文经学、谶纬神学的繁荣，是黄老学与儒学相结合的重要时期，流传至今的重要代表作品《道德指归》（亦称《老子指归》）、《太玄经》、《法言》都带有这样的特色。
巴蜀哲学与蜀学密不可分，经文翁兴学化蜀，引入儒家经学，而兴盛起来。文翁化蜀对巴蜀哲学和思想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文翁主张民为邦本，先富后教；确立教化为先的观念；积极学习中原文化，教授巴蜀；崇儒重法，注重吏治等等，这对巴蜀乃至对全国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文翁化蜀后，巴蜀文风大盛，两汉时期，巴蜀地区出现了如杨终等一大批全国一流的经学大师。汉代的巴蜀经学，主要是今文经学盛行，图谶、术数学依附而行，也十分显著，至于古文经学则较为冷落。从学术传承上看，巴蜀经学家主要以师授为主，他们或诣博士受经，返乡教授，或游历各地，拜师求学，或就蜀地郡县学，或就本地学者学习，而外来为官的蜀地郡守也多传播经学。这些经学活动家甚至形成网络式的经学传播、经学学系。两汉时期，巴蜀经学甚盛，巴蜀今文经学的繁荣主要体现在其所涉及内容遍及群经，以独研一经居多，如对今文易学、今文尚书学、今文诗学、今文春秋学、今文礼学的研习颇为盛行。两汉的巴蜀学者，也有不少兼通群经，尤其东汉，兼通者较多。
在巴蜀经学繁荣的基础上，产生了诸多学术派别。两汉时期的巴蜀，不仅经学兴盛，还往往子承父业，世代相传，如扬雄、翟酺、赵典、来敏、张皓、周舒、杨仲续等，都传其学于家人，形成了各经学派别，深深影响了两汉乃至三国、晋代的巴蜀经学。
与两汉巴蜀经学取得长足发展相关联，巴蜀哲学也有了新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阴阳五行、灾异、图谶、术数学的盛行，儒家忠孝观念的加强等方面。从一个方面促进了巴蜀哲学的崛起。
汉代巴蜀哲学的发展也体现在严遵对道家思想的发展上。先秦时期的巴蜀盛行神仙学、道学思想，将此传统发扬光大而荣显于后世者，首先是成都严遵。严遵作《道德指归》，在继承先秦老庄思想、稷下学术、汉初黄老之学的基础上，对道家思想作了进一步阐发。严遵亦是汉代融会《易》《老》的重要代表人物，无论对老庄道家思想的发展，还是对易学的发展，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其弟子扬雄拟《易》而作《太玄》，在融会《易》《老》方面更向前迈进了一步。
扬雄的哲学思想亦是巴蜀哲学在汉代崛起的重要表现。扬雄作为汉代具有不囿于今古文经学、谶纬神学而具独立思想的哲学家，在哲学领域建构起了以“玄”为本的哲学体系，对玄学的兴起有先导之功。他继承其师严遵，借鉴吸收了老庄之学，但又不失儒家立场，以孟子后继者自居，他既坚持儒家的伦理思想，又采用了道家的处世哲学，在人性论上又自出新意，提出“善恶混”的人性学说，融会儒道，自立新说。扬雄倡导三分法，分天地人三玄，又别分始中终、下中上、思福祸，赞赏“进而未极，往而未至，虚而未满”的玄道，去极端而倡中和，在哲学上尤有独特的贡献。扬雄的哲学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深远的影响。
巴蜀哲学在汉代崛起的又一个重要表现即是影响中国哲学甚大的道教在东汉末产生于巴蜀鹤鸣山（在今四川省大邑县）。
二、蜀汉至隋唐五代巴蜀哲学在流传兼容中演进
继在汉代形成发展的高潮，巴蜀哲学经历了由蜀汉至隋唐五代在流传兼容中演进的发展阶段。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讲，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是巴蜀哲学由兼融儒、道向兼融三教、融会诸家发展的重要时期。
蜀汉时期，巴蜀儒学体现为迁蜀儒士与土著儒士并隆，传统今文经学与荆州传入的古文经学并兴。这一时期，学术巨变，今文经学渐次让位于古文经学，而巴蜀今文经学仍然兴盛，尤以图谶、灾异名，对当时的学术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今文经学仍有较大的势力。迁蜀儒士弘扬古文经学，又将儒家与兵家相结合，具有经世致用的特色。两晋南北朝时期，巴蜀经学向多元化方向演进。
南北朝时期，巴蜀经学衰落，道教沿续汉末三国时天师道，向上层化方向发展。自张鲁投降曹操而北迁后，继任的第四代天师张盛前往江西龙虎山传教，留在巴蜀的有阳平、鹿堂、鹤鸣三大治的祭酒，同时又在各地逐渐产生了一批脱离三大治而自行传道的道教徒。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陈瑞天师道、范长生天师道和李八百李家道。这时道教中又有哲学思想的新阐发。如范长生对卦变、升降、卦气等传统易学思想进行新阐释，在卦变系统化和条理化方面做出了贡献。
巴蜀哲学的演变进入隋唐，产生了以蜀人李荣、王玄览为代表的道教“重玄”哲学，对道教义理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使道教哲学日趋精微。李荣、王玄览既是此时期巴蜀地区出现的著名的重玄学大师，也是全国一流的重玄学者。李荣与佛教徒有过激烈的论辩，却又主张佛道会通，并通过借鉴吸收佛学思想，著《道德真经注》，极力阐发重玄思想，与成玄英一道，共同推进了道教思想的重玄学化。王玄览撰《老经口诀》、《老子注》，门人纂集《玄珠录》，更为深入地融会佛道二教思想，大量使用佛学思想语言，使其重玄思想充满了佛学的味道。
唐中后期资州著名易学家李鼎祚撰《周易集解》一书，以象数为主，适当采集义理易学，体现了其象数、义理兼重的意蕴。其易学哲学兼重天道、人事，而尤契于玄学，赞同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比较尊重易学旧传统。
巴蜀佛教在晋以后逐渐兴盛起来。随着巴蜀与中原、江南的联系和交流进一步加强，巴蜀佛学在唐朝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南北交融、综合三教的色彩日益明显。这一时期，巴蜀地区禅教颇盛，巴蜀在当时禅宗八家中独占五家，只有北秀、牛头、石头三派于蜀中无传，可见在全国禅宗力量中，巴蜀最为雄厚。
一、宗密二人的佛学理论与佛教哲学集中体现了巴蜀哲学在唐代的进一步演进，它不仅在蜀地，而且在全国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唐代汉州什邡县马祖道一深入阐释自心是佛，独创四层次接引法，提出任心为修等思想。在佛教理论、教育方法、典籍文献、寺院寺规等方面均作了革新，全面确立禅宗“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风格，从而真正地实现了佛教中国化。唐代果州西充宗密则提出教禅与三教“和会”之论，多角度阐释真心本体等。他总结、综汇了各宗思想，其佛教哲学以融会为突出特色。宗密作为唐代佛教的理论大师，他集隋唐佛学理论之大成，其思想代表了中国佛家思想的高峰。宗密显然已有从宗教折入于哲学的倾向。其宗教哲学思想承前启后，在本体论、心性论、修养论等方面对宋明理学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唐代巴蜀哲学不仅在融会儒释道方面做出杰出贡献，而且以赵蕤《长短经》为代表，在综汇诸子百家、折衷于儒方面贡献突出，形成了奇正相生、文质互变、长于变通，而立足于儒学之正的哲学风貌。
五代时期的巴蜀哲学呈现出儒佛道三教均得到流传演变的趋势。五代前后蜀统治下的四川相对安定，基本上保持了唐代以来的承平。前后蜀统治者重视学术，兴建学校，开科取士。后蜀宰相毋昭裔更刊刻石经，称《蜀石经》，对儒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杜光庭长期居蜀，在道教斋仪、文献、哲学理论的集成与提升等方面傲视百代，极大地推进了巴蜀道教哲学的发展。
如上所述，蜀汉至隋唐五代，巴蜀哲学儒、释、道三教交融、诸子百家综汇，体现了其多元会通，兼容开放的特色，其中以宗密、马祖道一为代表的佛教哲学，以及以李荣、王玄览、杜光庭为代表的道教哲学，以李鼎祚、赵蕤为代表的儒家哲学影响甚大，体现为蜀汉至隋唐五代巴蜀哲学思想在流传演进中崛起，为促进中国哲学的持续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两宋巴蜀哲学发展形成高潮
两宋时期巴蜀哲学进入发展的高潮。其时，与全国学术发展的潮流相适应，重义理的宋学逐步取代重训诂的汉学而居于学术发展的主导地位。由儒释道三教鼎立到三教融合，巴蜀哲学和宋代蜀学也走过了诸学并起，而进一步发展为以儒为主，吸取佛、道，由汉学向宋学、由重训诂考释向重义理，进而到重思辨性的哲理的转型的道路。并且，蜀、洛融合，理学至南宋中后期逐渐成为巴蜀哲学与蜀学发展的主要趋势。①
从北宋初到北宋中叶，宋代蜀学的发展呈现出一个诸学并起的局面，诸学并进的主流仍然是儒学。这一时期的巴蜀哲学呈现出融会各家，杂用佛老，重视儒学，提倡义理，讲求伦理的治学实践和思想现状，这为宋代巴蜀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多元的思想环境和文化背景。②
在经历学统四起，杂用诸家的演变过程中，与全国性的理学思潮的兴起相适应，理学也在宋代巴蜀地区悄然兴起。宋初陈抟在四川游访，他继承象数学之传统，且把黄老清静无为思想、儒家修养、道教修炼方术及佛教禅观熔为一炉。其后，著名理学家周敦颐入蜀活动，教授学者，促进了宋代巴蜀理学的兴起。此外，程氏父子入蜀活动，尤其是北宋理学的代表人物程颐两度入蜀，在蜀著书立说，撰理学及义理易学的代表著作《伊川易传》于蜀地涪州，传道授业，产生了重要影响，直接促进和推动了宋学的兴起与发展。
宋代巴蜀哲学的发展与三苏蜀学有密切关系，不仅二程洛学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与三苏蜀学有着相互交往的关系，二者存在着相同相异之处，在相互辩难中促进了各自学术的发展，而且理学与蜀学的相互关系也影响了北宋以来巴蜀哲学的演进和发展。三苏蜀学在哲学上有较高造诣，这主要体现在三苏提出道本论宇宙观、善恶非性的人性论和阴阳相资的辩证法思想等方面，客观地对宋代巴蜀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周敦颐、程颐在蜀的学术活动和讲学、著述，就直接体现为宋代巴蜀理学的一部分，并通过程颐的蜀中弟子谯定、谢湜等影响了巴蜀理学；程颐的著名弟子尹焞也入蜀活动、讲学，传播程颐的理学和易学思想，扩大了其在巴蜀的影响。此外，程颐的蜀中后学张浚、李石等也继承、传播了二程的学说，为南宋巴蜀理学的大发展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与北宋时理学在巴蜀悄然兴起相联系，宋代蜀学出现了三教融合的思想倾向。蜀学与儒释道三教联系紧密。三苏蜀学儒佛道三教融通合一的学风与北宋宰相张商英三教“鼎足之不可缺一”〔1〕的思想相互映衬，体现了北宋时期巴蜀哲学的一个特点，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整个中国哲学在当时的一个走向。
继北宋时期蜀学和理学等各派学术的发展，巴蜀哲学至南宋发展到一个高潮，这主要体现在：南宋时与朱熹齐名的著名蜀籍理学家张栻通过与朱熹等的交往和辩难，在中国哲学史上首次提出“心主性情”〔2〕的命题及其他重要思想，对理学的理论建构及促进宋学之集大成者朱熹思想的确立与成熟，产生了重要影响。张栻讲学于湖湘，蜀人多从之。不少蜀中学者从学张栻后，又回到巴蜀讲学，传播了张栻的理学思想，在这个过程中，也促进了宋学的进一步发展和流传。
此外，朱熹的蜀籍高足度正不仅通过入闽求学于朱熹数月，努力弘扬周敦颐、二程、邵雍、张栻、朱熹等人的理学，而且亲撰《周敦颐年谱》，在蜀中大力宣扬理学，扩大了理学的影响。度正并发挥改造朱熹的思想，提出更具包容性的道统论，充分肯定汉唐诸儒在传儒家圣人之道及经典传授过程中的作用，指出汉儒所传《易》、《书》、《诗》、《礼》、《春秋》等经典，皆出自于孔子，由于他们的传授，使得“孔子之书赖之以存”，而韩愈、柳宗元则“驾两汉而追三代者”〔3〕，使圣人之道得以流传。
著名理学家魏了翁继承并发展了张栻、朱熹的思想，在四川创办当时藏书为全国书院之最（达十万卷）的著名的鹤山书院，在巴蜀大力传播理学，扩大了理学的社会影响。他在朱熹、陆九渊之后不停留于朱学，折衷朱陆，而又倾向于心学，预示着理学及整个学术发展的趋向；魏了翁一再上疏，为周敦颐、程颢、程颐三人请谥，为确立理学正统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魏了翁提出了超越朱学，通过原典求得活精神，“不欲于卖花担上看桃李，须树头枝底方见活精神”〔4〕；重视事功，“欲以振天下趋事赴功之心”〔5〕；肯定人欲有善的一面，“欲虽人之所有，然欲有善、不善存焉”〔6〕等一系列有价值的思想，促进了宋代学术和巴蜀理学的发展与创新。魏了翁具有调和蜀、洛的倾向，而与正统理学家排斥三苏蜀学有所不同。从而集宋代蜀学及巴蜀理学之大成。
以上巴蜀理学的代表人物张栻、度正、魏了翁等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活动不仅促进了南宋理学的大发展，而且其精致的思辨性哲理也使两宋巴蜀哲学得到长足的发展，使得整个巴蜀哲学在宋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也就为促进宋代中国哲学的大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元明清巴蜀哲学对理学的批判性自我反省
元明清时期巴蜀哲学在对理学的批判中自我反省，继续得到流传演变和发展。作为官方哲学和社会意识形态指导思想的理学，随着流弊日显，遭到了人们的批判，而提倡经世致用、思想启蒙、批判专制、重考据训诂，巴蜀哲学逐渐向融贯博通，提倡实事、崇实黜虚，通经致用，批评理学流弊，肯定，重视人情，提倡理欲结合，重视事功和功利，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等方向转型。并为近现代巴蜀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元代思想家虞集一方面崇道宗朱，表彰和传播巴蜀理学和魏了翁之学。另一方面又不囿于朱陆之争，而重视心学，预示着学术发展的趋向。虞集还融通三教，“博涉于百氏”〔7〕，这是他对宋元以来各派学说流传发展的总结和综合，也是对理学排他性流弊的批评，集中体现了元代学术所具有的融通、包容之特色。
明代巴蜀著名学者杨慎和巴蜀隐士来知德均对理学提出了批评和疑辨，并重视和提倡实学，体现了巴蜀哲学的发展趋向。杨慎是明代中期独具新风的思想家，在当时宋明理学居于统治地位的时代，他对正宗的程朱理学和后起的王阳明心学展开了尖锐的批判。并在批判中，大力主张对古文的考证与研究，恢复两汉经学的考证方法，提倡一种多闻、多见、尚博、尚实、重传注疏释的学风。为纠正理学流弊，促进学风的转向做出了贡献，这对于打破当时学术界的旧传统、旧思想，对于以后的“经世致用”之学和考据学的兴起和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重要影响。
著名隐士学者来知德对宋明理学既有批评和疑辨，亦有所肯定，总的来讲是以孔子为源头，而对理学的超越。来知德强调继承发扬孔子思想，并贯彻到躬行实践中，认为言行一致，躬行践履就是“实学”。并以气本论批评了朱熹的理本论和太极论。来知德并提出自己独特的“舍象不可以言易”，假象以寓理，“理寓于象数之中”的易学思想和“太极不过阴阳之浑沦”〔8〕的观点，错综取象以注《易》，用象数释义理，对《周易》予以新解，发展了传统易学。
明清之际的费密和唐甄都是巴蜀哲学史上的著名思想家，在全国也有重要影响。费密提出“中实之道”的思想，成为当时实学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明清之际的时代精神。费密主张“欲不可禁”，也不可纵，批评“专取义理”而压制人欲的倾向。他的弘道论别具特色，主要是提出了帝王统道的“道脉谱论”，以代替理学以儒生统道的道统论；并提出“舍经无所谓圣人之道”的思想，主张不受宋儒说经的束缚，从汉唐诸儒对儒家经典的注疏中求得圣门本旨。由此尊崇汉儒，重视训诂注疏，开清朝汉学之风气，给后来的汉学复兴以重要影响。
唐甄提出“凡为帝王者皆贼也”〔9〕的思想，其对封建帝王专制主义的批判，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其思想的一大亮点；唐甄在治学中，重视事功，批评程朱理学，主张道不离欲，把道德原则建立在实事实功和客观物质欲望的基础上。其对理学的批判，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和社会风尚的转移，由重道德自律转向事功之学和关注人生日用。唐甄并提出心为本，经为末，五经不过是明心之助，四书重于五经的思想，而具有自己的特色。这些方面体现了唐甄的社会批判、启蒙和实学、心本经末的思想，而在当时的思想界和巴蜀哲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清中叶著名思想家刘沅的学术思想集中反映了那个时代蜀学的面貌。其对理学的扬弃，对三教的融合，对经学的“恒解”，既具时代精神，又呈现个人特质。由此表现出既与理学、清代汉学不同，并对二者提出批评，又不完全舍弃，确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深厚的理论积淀。刘沅创造性地提出先天、后天说，这是对理学的扬弃和发展。刘沅不仅批评理学流弊，这是他思想日新的表现而具有时代性，而且在对理学批评和扬弃的基础上，也予以继承发展，并非一味反对。刘沅重视人情，又以天理为指导，是在价值观上一定程度认同于理学的表现。刘沅对理学的经学观也基本认同和肯定，在这个过程中他阐发自己的新思想。同时，不论自觉与否，刘沅都不能完全摆脱一代学术思潮理学对他深刻影响，客观上对理学有所承袭和发展，使之具有了新的时代特色。
五、近现代巴蜀哲学在批判传统中走向兴盛而具有新时代特点
近现代巴蜀哲学思想发展的脉络是在批判传统中经过转型走向兴盛。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动，西方列强利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有古老传统的中国一步步地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华民族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劫难和掠夺。先进的巴蜀有识之士为了救亡图存，一方面学习和借鉴西方的先进思想文化，寻求救国救民的道理；另一方面批判继承传统的思想文化观念，并且提出自己的新思想，使巴蜀哲学得以转型和兴盛。最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为巴蜀地区社会文化和哲学发展指明了方向。
廖平的经学思想包含着对封建主义的批判，他在经学二变中提出“尊今抑古”的思想，认为古文经学乃刘歆等所伪造，并认为孔子“微言大义”的真谛是托古改制。这两点见解的政治意义要大于它的学术价值。古文经学在历史上长期占统治地位，也是清王朝专制统治的重要理论基础，一旦被廖平宣布为伪造，这对打破两千年来无人敢疑、无人敢违的旧传统，把人们的思想从禁锢中解放出来，具有思想启蒙的积极意义。廖平根据时代的要求，强调托古改制，因时救弊，具有重要政治意义。主要是借孔子这个历史权威来表达改革现实社会的政治主题。
出生巴蜀的青年才俊以极大的热忱接受新思想，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积极投身到变法革新的运动之中。有的走出巴蜀之地，到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学习先进思想和参加革新斗争，甚至远涉日本等地留学，这其中包括涌现出来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三位重要人士：被称为“六君子”之一的变法志士杨锐，有清末“新学巨子”之称的维新改良思想家宋育仁，以及被喻为“革命军中马前卒”的民主革命者邹容。他们都接受了西方民主、自由、法制、进化等新思想，为中国的社会革新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邹容撰《革命军》，集中体现了他反封建专制制度和他的自由、民主、革命等思想。
吴虞以西方平等观与法治思想批判儒家礼教，以西方三权分立与学术自由思想批儒家专制主义，以西方独立、自由、平等观批判儒家孝本论，以西方男女平等思想批判儒家男尊女卑论，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我们以辩证方法和历史唯物论观点以及现代阐释学的原理，审视吴虞对孔孟之道或儒学的批判就可以看出，其批判是合理性和局限性并存，而不应作片面的理解。
郭沫若通过对孔子思想批判的反思，得出了与批判者不同的结论。他认为孔子的立场是顺乎时代潮流与同情人民解放的，孔子大体上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孔子的“仁”是人道精神，孔子主张开发民智，孔子所讲之“命”是自然界的必然性，从而对孔子思想做出肯定性的价值评价。但郭沫若坚决反对宣扬复古思想。
蒙文通以理气分合的哲学观批评朱熹、王阳明；认为陆象山得到了思孟学派的真传。而且他在服膺列宁哲学后对理学有了新的评价，具有调和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倾向；并肯定罗钦顺等的气本论，批评“先天论”，契心于陈乾初、王船山的“发展论”。不管蒙文通思想如何变化，他对孔孟思想的推崇却是一贯的。
巴蜀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贺麟和唐君毅均是我国学贯中西的著名哲学家。贺麟在文化哲学观上，不仅有选择性地批判西学，同时主张复兴中国文化必须学习西方的近现代科学、民主等先进思想，特别是提出了复兴儒家文化，必须与西方文化融通，主张大规模地、无选择地输入西洋文化学术，以西方的哲学、宗教、艺术来发挥、充实和发扬中国的学术思想文化，而且在本体论、伦理道德观、认识论等方面都有自己的创见，在西方哲学的翻译、介绍以及研究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唐君毅构建起了一个关于哲学、道德、文化思想的庞大理论体系。它是以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包括以儒家的心性哲学、伦理道德等为根基，融合中西印文化而成。在文化意识方面，唐君毅有着他自己的生命体验和开拓性的创新。
就整体而言，巴蜀近现代哲学思想是中国近现代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生、发展与全国近现代哲学的产生与发展是基本同步的。其主要表现于：除实证论之外，几乎所有的中国近现代思想无不在巴蜀哲学家或思想家那里体现出来。与此同时，巴蜀近现代哲学还具有自己的特质和新时代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一是黑格尔哲学、新黑格尔主义研究成就突出；二是现代新儒家思想凸显；三是中西哲学思想融会贯通；四是批判孔孟之道方面涌现出了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学者，这就是吴虞先生。
巴蜀近现代哲学思想的发展是一个先经学哲学，再政治哲学，后理论哲学（凸显哲学的学术性）的过程。这即是巴蜀近现代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
的爆发，各种西方思想纷至沓来，马列主义也被介绍进来，在近现代巴蜀大地得到了广泛传播。1919年夏天，从日本留学归来的王右木在成都成立了马克思读书会，马列主义开始在巴蜀传播。抗日文化主将、马列主义者郭沫若运用马列主义思想对先秦诸子哲学思想进行考察批判，并且运用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的方法研究历史、文学、戏剧等，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影响深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并且在巴蜀之地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成为巴蜀地区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
六、四川彝族、藏族哲学的发展丰富了巴蜀哲学的内涵
在巴蜀哲学发展的历程中，巴蜀各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或多或少的哲学思想，但相对而言，彝族和藏族的哲学思想较为丰富，尤其是藏族哲学中的藏传佛教哲学思想不仅学理高深，而且自成系统。因此，四川的彝族、藏族哲学是巴蜀哲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任何哲学都是以民族性的形式出现，具有时代性的内容。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是在历史上形成的，由五十六个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国传统哲学也是由各民族哲学为其基本内涵。各民族哲学既有其个性，体现了民族个性化的风格；亦有体现各民族哲学本质的共性，以探索人类爱智和抽象思维的共同本质。四川彝族、藏族哲学在其形成和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中，与其他民族、宗教的哲学文化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融会贯通，并具有自己的特色，以此丰富了巴蜀哲学的内涵，促进了巴蜀哲学的持续发展，共同构建了多元一体的巴蜀哲学。
四川彝族哲学思想，主要就是指凉山彝族聚居区彝族的哲学思想。在漫长的传统社会里，凉山彝族的尚未脱离原始宗教形态，信奉多神，没有发展到一神教，也没有供众人朝拜的神庙和一整套教阶制度。但是，凉山彝族运用自己聪明才智，经过世世代代艰辛的努力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人类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从哲学思想层面讲，一方面，凉山彝族从改造自然和日常生活的实践中，通过自己的思维反思，概括和提炼出具有一定水平的哲学思想或富有哲理性的思想。另一方面，存在的某些落后状况制约着其哲学思想的发展进程和向较高水平的推进，因此其哲学思想水平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上升到理论层面，是较为素朴的哲学，且有不少是通过其神话和宗教思想表现出来。
凉山彝族对宇宙观与天人关系论的探讨具有哲学的意蕴。在古代凉山彝族看来，混沌之气虽然是宇宙的本原，但是天地并不由此而自然生成，必须依靠具有强大力量的“神人”才能得以产生。
凉山彝族哲学还包含有朴素辩证法思想，提出万物莫不有差，事物的两面相依存，又相交合的相依相合的矛盾观。并提出正反两面变的变化发展观，这尽管带有朴素的特性，但却强调变化的永恒性和普遍性。
凉山彝族哲学还具有朴素的认识论，其先民在长期的实践中，对于人们如何认识世界或获取知识有着直观的感受和体悟，从而产生了朴素的认识观。认为认识来源于实践，学而知之与生而知之是对立的。
凉山彝族传统哲学中的道德观别具特色，重视家支道德，热爱家支，维护家支团结，捍卫家支荣誉，家支内部成员之间互助，勇敢地参加冤家械斗。而且，凉山彝族传统哲学中的道德观还包括：尚礼，以礼至上；扬善去恶、重名轻利、知羞爱面等。
需要指出，深厚的爱国主义道德情愫是凉山彝族的优秀的道德传统。这主要表现在凉山彝族群众在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旧制度和拥护新制度等方面，这些成为凉山彝族的优秀的道德传统。
四川藏族的宗教主要是指苯教和藏传佛教，而佛教是他们普遍信仰的宗教。
苯教是藏民族的原始宗教，也是藏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产生的苯教及最早传播到的佛教，又传播到四川藏区。苯教在四川藏区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其寺庙和信徒超过了、青海、甘肃、云南等藏区。与此同时，在四川藏区，藏传佛教与苯教的高僧大德众多。
苯教典籍众多，《苯教大藏经》是苯教文献总集，同藏传佛教大藏经一样，分为《甘珠尔》和《丹珠尔》。藏传佛教典籍更是琳琅满目，数不胜数，各派义理、戒律、修行方法等更是种类繁多，大放异彩。苯教哲学和藏传佛教哲学包涵于这些卷帙浩繁的各种的典籍之中，其中又主要通过其义理的阐释透显出来。
四川藏区的藏传佛教典籍浩如烟海，应接不暇，其各派的义理也是百花齐放，争奇斗艳。苯教尽管从佛教传入藏区以来，逐渐吸取了其中的一些内容，但是从根本上讲，苯教早期属于原始宗教形态，所以其哲学思想不仅是朴素的，而且是零碎而非系统的，只是在后来的发展中融入一些佛教哲学思想的内容，使其具有了哲学理论系统。与此相反，藏传佛教哲学内容丰富，包括心性论、缘起性空论、宇宙观、因果观、人生观、生死观、般若论、实践观、道德观、认识论等诸多方面。而且藏传佛教哲学理论高深，学派众多，各派又自成体系，独具特色，尤其是格鲁派中观哲学与宁玛派的心性哲学内容丰富精深，觉囊派他空见特色鲜明。藏传佛教各派在四川藏区不仅都有传播和扎根发展，并且涌现了出生于四川藏区的高僧大德和著名学者。如出生或居住在四川藏区的著名学者有噶玛·都松钦巴、局弥潘·绛央南杰嘉措、巴珠·吉美却旺、司徒·却吉迥乃、慈成仁钦、麦彭绛央南嘉措、日比生根等人，他们在深入阐释藏传佛教哲学思想、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弘扬藏传佛教等方面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有的还不乏自己的新的建树。
哲学作为一个民族精神与深层文化的理性主义思维，内容丰富而又各具特色，巴蜀哲学及其思想文化就是由巴蜀地区的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丰富多彩的哲学思想和理论体系构成的。由此，四川彝族、藏族哲学的发展丰富了巴蜀哲学的内涵而不可或缺。
从以上对巴蜀哲学发展历程、脉络和四川彝、藏族哲学的考察，可见其对中国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对蜀学和中国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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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巴蜀；战国后期；秦国征服；社会经济改革
巴蜀经济文明历史悠久，巴蜀地区的发展自商周开始，放眼于整个华夏，其农耕文明都较为先进，秦国为了一统天下而首先入蜀，对蜀地大力发展，为秦灭六国和西汉文明发展都有着极大的影响。
一、巴蜀的地理概况
巴蜀地区在古代，从农耕条件来看其较为优越。古代的巴蜀是当时华夏的农耕良域，而在我国古代，农业乃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在《后汉书》有评说：“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银之利。”这就全面地评述了古代巴蜀地区优越的农耕自然地理环境。从其中的土壤条件看，巴蜀地区的土壤有多种类型，存在黄壤、紫色土、棕壤等，这就使得这一地区适合多种农作物的培育生长，且产量较大。其中存在的紫色土以及由河流冲积形成的潮土占面积最为广大，而紫土则主要是黄土壤形成的主要来源，而潮土则是种植水稻最佳的土壤。这就奠定了其农耕最为基本的条件，那就是所谓“膏腴”之地。在灌溉方面，巴蜀地区的水源丰富，河流贯穿整个境内的河流主要有岷江、嘉陵江等大的河流。《华阳志》中记载，“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其“泉源深盛，为四渎之首，而分为九江。”巴蜀地区特殊地形也有利于降雨的形成，在四川盆地的中部，全年的降水量达到一千多毫米，并且向四周有着逐渐增大的趋势，水分蒸发量远远低于降水量，这就使得巴蜀地区水量充沛。为农耕发展提供了物质，地理，天时等各方面优越条件。
二、秦汉对巴蜀的征服及其社会经济改革
直到公元前285年，秦帝国最终平灭了巴蜀人的反秦活动，将蜀国改为蜀郡，最终实行郡县制，秦帝国政府派官员实施了管辖统治，最终将巴蜀地区的割据状态结束。秦政府将《秦田律》在巴蜀地区大力的推行，下设盐、铁、市官等机构来稳定其对巴蜀地区的封建统治，建立起了正常的封建秩序，最终进一步地促进四川地区的发展。
秦对巴蜀的统治方案中，其一方面主要就是继承原有政治和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则就是挑战来自根深蒂固的旧势力的落后观念，在政策上主要就是体现为军事上的镇压和制度上的更建，实行井田制和郡县制，而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则主要就是将秦人移民到巴蜀地区，统一文字、修建跟咸阳同建制的城邑），对巴蜀地区苦心经营。对于那些散落地聚集于崇山峻岭之中的大大小小的部落，无论其有无必要，当时的秦国也无法对其直接统治。秦国对其主要还是采用怀柔政策，施以恩惠，并且进行友待，进而换取兵源合作以及战略要道安全保障等方面的战略合作，这跟秦帝国夺取巴蜀地区的真正目的有关系，《史记》中记载，伐蜀“取其地，足以广国；得其财，足以富民。”，秦国所看中是巴蜀地的丰沃国土以及其庞大的财富，以及兵员和战略通道，其最终的剑锋主要是直指诸侯强国楚国，最终实现中原一统。
在对巴蜀地区的统治中，秦的改造除了对原有政治经济的继承，还主要是通过几个方面来进行，其一就是迁入秦民，《华阳国志》中记载，戎伯尚族，乃移秦民万家实之，在其后的西汉时期的移民有同样意义，目的主要就是从事生产，对原有的资源进行开发，同时也进行一种同化式的教化，利用中原较为符合封建的生产方式以及风俗习惯去影响并加速“蜀地”的改革。秦国对蜀的首次秦民移入是发生在公元前314年，有记载表明，移民规模达到了五万多人。其中大多数是到达成都，也有部分移民入蜀而沿途扎根进行安居。
除了移民就是兴建封建城市和封建制度，在秦国灭巴蜀后，在川东地区，主要以平都、枳、江州、阆中等为都城，并形成了早期的城市体系建制，主要是以都城为中心，在川中以及川西，主要是以成都为中心而形成辐射四川整个盆地及周边地区的城市体系，这两个城市体系带动整个巴蜀地区经济文化繁荣发展。
在秦灭巴蜀以后，以及后来的汉政权建立，封建政府都在巴蜀地区兴修了大量水利工程，进一步促进巴蜀地区的农耕经济发展，在我国古代，巴蜀地区雨量充沛，其地面径流十分地丰富，但往往会出现排泄不畅的困局，进而造成大范围的水灾，严重地影响到了百姓正常的生活以及当地经济发展，因此秦国在统一了巴蜀后，大力兴修水利工程，其中较为有代表的就是蜀郡守李冰都江堰工程，李冰带领蜀中百姓兴建都江堰，修整了南安沫水一直到岷江会流处的水道，疏通了岷江宜宾沙滩等。
三、结束语
巴蜀地区存在的两个古老民族，在秦国进行封建化改革、文字统一以及迁移等改革政策的直接影响之下，居住在巴蜀地区原来的巴蜀人和中原地区的文化迅速进行融入，到西汉的中期，巴蜀民族特征通过百年融合不再具有原始特征，也正是秦汉在巴蜀地区的经济政策使得巴蜀经济于原基础之上登上了新台阶，对后期秦灭六国和汉代中兴都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时也使得巴蜀在自身经济发展之中创造了各方面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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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秦汉巴蜀分治及巴蜀文化的发展
（一）秦汉巴蜀分治概况
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为其“六王毕、四海一”的百年霸业的建立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在秦并巴蜀之后的百余年间，秦对巴、蜀两地采取了不同的统治措施，并先后在此设立皆直属于朝廷的蜀郡和巴郡。在巴地秦以分封旧贵族借助他们原有的影响和势力实现间接统治，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为秦二十四等爵中的第四级），有罪得以爵除。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产出幏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铤。”[3]同时也在巴地于“赧王元年，置巴郡，治江州”[1] 有限的推行郡县制。在蜀地，《史记·张仪列传》载：秦惠王“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壮）相蜀。”[4]这其后秦三封蜀侯，蜀侯三反而见诛，终罢蜀侯而置郡县，设郡守。在蜀地推行全面的郡县制，而后秦又因蜀地“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1]以此削弱蜀国旧贵族的影响，从而使蜀地全面的接受了秦制。
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在巴蜀地区，最初仍设巴蜀二郡，对巴蜀进行分治。到高祖六年时割巴、蜀二郡各一部分，新置广汉郡。西汉建立初期，曾先后将所属领土的一大半分封给异姓王和同姓王，但鉴于巴蜀两郡的重要地位始终未将巴蜀之地分封给诸侯，该地区被划为“天子自有” [5]之地。到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大力开发西南夷，割巴蜀二郡的西南置犍为郡（今宜宾市境内）。其后又置沈黎郡（今汉源县北）、越西郡（今西昌市东南），分蜀郡北部置汶山郡（今汶川县西南）。于是巴蜀地区便成为“巴、蜀、广汉、南[ 南郡：大部辖境在湖北，四川地区仅领巫县。]、沈黎、犍为、越西、汶”[6]八郡之地，一直到王莽新朝，巴蜀两地的行政隶属关系都没有发生过太大的变动。东汉早中期仍承西汉旧制，朝廷直接辖郡，两郡之间互不隶属。直到东汉末年益州牧刘焉据巴蜀自立为止。
（二）秦汉巴蜀文化的发展
从秦汉时期的统治者在巴蜀地区的政策上应该看到，在秦并巴蜀后先后设置巴、蜀两郡，实际上是对先秦时期蜀文化和巴文化在行政区划上的认可，同时郡的建立，使同一郡内的居民交流增强，文化认同感加强，同时也促使两地文化特色的进一步鲜明。这也是之所以秦在统一巴蜀后，巴蜀文化没有因此而消逝，反而更具特色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秦时，秦于成都“修整里阓，市张列肆”[1] 使秦风大化于蜀。到两汉时，蜀地学子塞道，汉赋中的大家诸如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等都是蜀郡人。这一时期可谓是蜀文化发展中的一个高峰时期，蜀郡的私人著作也多见称于世，汉武帝之后有15部之多，仅次于京兆尹，居全国第二位。而今重庆直辖市境内却没有一位五经博士，更无著作问世。[7] 《汉书·地理志》所载的“俗不愁苦，而轻易淫泆，柔弱褊阸”[5]应是蜀文化的写照，这也与《华阳国志·蜀志》所言蜀为“西秀彦盛”之地是一致的。与“蜀有相”士人比肩接踵相较，“巴有将”的巴人仍然保持其勇敢善战的本色“初为汉先锋，陷阵，锐气喜舞”[1] 这种军乐舞后来由汉高祖命名为“巴渝舞”并加以推广；[5]“（巴）人多悍勇，县邑阿党，斗诉必死，无蚕桑，少文学”；[1]即使征募到汉中或成都作连弩士或助郡军的巴人，“其人性质直，虽徙他乡，风俗不变”这些巴人的性格特性明显的表现巴文化特征。
在秦汉时期，对巴蜀地区各种政策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在这一时期有计划的向巴蜀地区移民。秦本意是向巴、蜀两地移民以削弱两地土著的势力，可这些移民却因“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4]所以在这一时期迁入蜀地的秦人和六国贵族、豪强，带来的不仅有中原先进地区的生产方式而且也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蜀地因此也先于巴地接受中原文化。同时巴蜀两地的分治造成了巴地的经济在这一时期缓慢发展，如李冰任蜀守时期，其在蜀地大兴水利，修建了造福后世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并在蜀地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使蜀地农业大为受益。经济的迅速发展为蜀地文化的迅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秦时蜀地经济的迅速发展对蜀文化在汉代结出丰硕的成果是有着巨大的贡献。
在秦汉时期两地在行政关系上的互不隶属，这对巴蜀两地文化发展的影响也是比较突出的。在汉景帝时担任蜀郡太守的安徽庐江人文翁，其在蜀郡大力推行文化教育，彻底改变了蜀地的蛮夷之风。他一方面选拔蜀郡的张叔等18人外出游学于中原，既学儒家经典又学习中原律令，在取得“博士”资格后回蜀担任教授和地方官。另一方面他在蜀地首创官办学堂传播儒家经典。《汉书·循吏传》卷89载：文翁“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繇，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以孝弟力田。”[5]《华阳国志·蜀志》称“文翁立文学精舍、讲堂，做石室，在城南”。[1]自此蜀中学风大振“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1] 这成为了蜀文化赶上中原先进地区的关键一步，也是从汉代以来蜀地文人辈出的起因。但由于巴、蜀两地互不隶属的行政关系，蜀守兴学之举也就很难对巴地产生较大的影响。这也是巴文化在两汉时期相较蜀文化的飞速发展显得停步不前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纵观整个秦汉时期巴蜀二地都是各自为政、互不隶属。从而造成了两地文化在并入中原文明后仍在其各自不同的轨道上发展着，成为了历史上巴蜀文化差异产生的重要渊源。
二、魏晋南北朝巴蜀分治及巴蜀文化的发展
（一）魏晋南北朝巴蜀分治概况
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司马氏派军攻灭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结束巴蜀地区的割据，两年后司马氏建立西晋。晋王朝更是鉴于巴蜀地区自东汉末年以来的长期割据，便在巴蜀采取了一系列以“分”为中心的措施。首先，在兼并了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后于泰始二年（公元266年）将益州分出七郡新置梁州。梁州辖汉中及包括江州在内的绝大部分巴地，统治机关设在汉中的南郑。以达到梁、益二州的互相牵制。接着，西晋又进一步缩小益州的权限，从益州分出南中四郡设置宁州，又贬益、梁二州为“轻州”，刺史不再兼作将军。另又置西夷校尉府统兵，来牵制地方政府。永和三年（公元347年）东晋攻灭“成汉”政权收复巴蜀，仍在巴蜀地区设梁益二州，梁州辖汉中及巴地，益州辖蜀地。
永初元年（公元420年）我国历史进入南北朝时期。刘宋政权在取代西晋后仍在巴蜀地区设益梁二州。建元元年（公元479年）至中兴二年（公元502年）南齐在统治巴蜀时，仍置梁、益二州。到梁、陈时期巴蜀地区先后被分割为10余州，最多时达20余州，[6]行政区划十分混乱，各州政府皆直属于朝廷。所以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巴蜀地区都是作为两个独立且互不隶属的行政区存在着。
（二）魏晋南北朝巴蜀文化的发展
晋代蜀地“搢绅邵右之畴，比肩而进，世载其美”、“其忠臣孝子，烈士贞女，不胜詠述”[1]，在巴地依然是“风淳俗厚，世挺名将。”[1] 在魏晋之际，原来流行于巴地的“巴渝舞”由于脱离民众而成为上层舞曲，失去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古老的“巴渝舞”到晋代时已演变为了“宣武舞”[8]，并受到了统治者的推崇形成了“晋及江左皆制其辞”，直到南朝宋时“止革其辞与名，不变其舞，舞相传习”。[9]并且此时巴地还存在着独特的建筑方式，汉晋以来巴地的居民“遂狭山傍谷，依树积木，从居其上，名曰干阑”。[10]这种干栏式建筑是巴地所特有的民居风格，从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巴地独特的社会风俗和文化特征。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巴蜀文化在总体上相对于中原文化来说发展的相对缓慢。但由于两地相近的地理位置，使巴蜀两地文化的交流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加强，促进了巴蜀地区内的文化发展。如在魏晋时期巴蜀两地的史志文学的成就在全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如：巴人陈寿[ 陈寿：（公元233—297年）巴西郡安汉人（今南充市北）。]的《三国志》，蜀人常璩[ 常璩：生卒不详，蜀郡江原县人（今崇州市）。]的《华阳国志》都成书于这一时期。同样是巴蜀分治，两地文化发展的差异在这一时期不是很明显原因有二：一方面自东汉末以来社会动荡战乱不断，社会动荡对文化的破坏比之对经济的破坏更为严重，也更为持久。在巴蜀地区蜀地文化设施的破坏尤为严重，从而造成了巴蜀两地文化的相对平衡。另一方面，东汉以后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处于割据状态，巴蜀地区也是这样的。在这样的封闭状态下，文化的发展缺少了必不可少的交流因素。而这时期巴、蜀两地之间的文化交流就比巴蜀地区与外界的文化交流更为广泛和深入了。所以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江州（治今重庆）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姿态敦重”[1]，受荆楚文化的影响较大。靠近蜀地的巴西地区更多的受蜀文化所影响，因此其人“精敏轻疾”与巴东地区“上下殊俗，情形不同”[1]，并且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到巴蜀两地虽然在这一时期交流加强，但在整体的文化特征上是仍有一定差异的。
三、唐宋巴蜀分治及巴蜀文化的发展
（一）唐宋巴蜀分治概况
开皇元年（公元581年）隋朝建立后，撤消郡县制的地方行政建制，代之以州统县的地方行政制度。隋文帝为防范巴蜀的割据在巴蜀地区对其行政区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分，在巴蜀共设有四十余州，各州直属于朝廷，下辖一百多县。在唐王朝建立后，将整个巴蜀地区划入剑南东川和剑南西川和嘉陵江以东的山南道境内。到公元733年，唐玄宗将山南道分为东西两道，其中山南西道的大部分地区在今重庆市和川东地区境内。唐人将剑南东川、剑南西川和山南西道合称为“剑南三川”。[11]“剑南三川”便成为了巴蜀地区的主要行政区划。唐代巴蜀地区“人富粟多”，经济繁荣，是唐政府重要的财政来源之一。所以在唐代，统治者对巴蜀地区的开发尤为看重，唐政府在岷江流域修建了11处水利工程，其中8处是为增加原有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效益，扩大其灌溉面积而修建的，如“（高）士濂附故渠厮引旁出，以广溉道，人以富饶”[12]，这使得川西平原的耕地面积迅速扩大，同时修建了从都城长安到成都的驿道，加强蜀地与外界的联系。水陆交通也在晚唐时期得到开发，长江上游与中下游之间的航运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以上这些措施都促使了整个巴蜀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当然这其中蜀地经济的发展更为显著。岷江流域和出川驿道都贯穿蜀地。同时这也说明在巴、蜀两地中，中央统治者更看重蜀地的发展。巴地到唐代后期才在开发长江航道的过程中受益。因此在唐代巴蜀两地就经济上而言，差距是十分明显的。后人顾炎武在其《北直隶上引谷山笔尘》曾言“唐都长安，每有寇盗，辄为出奔之举，持有蜀也，所以在奔再北，而未至亡国，亦幸有蜀也……自秦以来，巴蜀为外府，而唐卒赖以不亡，斯其效也。”[13]由此可以看出，蜀地对唐中央政府的重要性，也就不难理解唐王朝为何在政治上如此的重视蜀地的发展。
到北宋时，中央统治者最初也在巴蜀地区共设立了四个同级的行政区：“成都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6]其后基本未再改动，历史上简称川陕四路。[ “川陕四路”也就是今“四川”名称的来源之一。]依然对巴蜀两地进行分治措施。但到南宋时由于北方外族势力的南下威胁，南宋统治者于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在成都设立四川制置司衙门。其长官由成都府知府兼任，使其成为整个巴蜀地区的最高军政机关，将巴蜀两地合并起来以共同抵御入侵。但到南宋后期时，由于蒙古从北面攻入四川盆地。巴地上连西蜀下辖长江中下游之咽喉的战略地位突显，所以到淳祐二年（公元1242年）余玠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时，将其统治机构迁到重庆府。[14]领导整个巴蜀地区的抗蒙斗争。在南宋后期时巴蜀地区的政治中心就从蜀地的成都转移到了巴地的重庆府了。
（二）唐宋巴蜀文化的发展
隋唐时代，蜀文化仍然保持其繁荣的状态。“管弦歌舞之多”，“人物繁盛”[15]在《新唐书》和《旧唐书》中入传的蜀人达18位之多，而巴地竟无一人入传。[16]仅从两地士人的分布上的差距来看，巴蜀两地的文化差异也是很明显的。但两地文化在经历数百年的交流、融合，到唐代时巴蜀文化中的差异正在逐渐的缩小。在唐代蜀地经济的飞速发展再加之唐朝时科举制的实施和不断完善，使沉寂了数百年的蜀文化得以复兴，蜀文化在继汉代之后又迎来了一个高峰。涌现出了开盛唐一代诗风的陈子昂、天才绝伦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等一大批文人志士。安史之乱后“天下诗人皆入蜀”又为蜀文化注入了更多不同的因素，使蜀文化显得更加丰富多彩。而巴地由于经济的相对落后，文化的发展也就不如蜀地了。
在经历了唐末战乱后，巴蜀地区文化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在五代十国时期巴蜀地区统治者割地自立、保境息民。先后建立了前蜀、后蜀两个政权，使巴蜀地区远离了中原的纷繁战乱，政局相对稳定，因前后蜀时其行政结构也是“悉仍唐旧”，[4]这为巴蜀地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新五代史·王建传》记载：“蜀持险而富，当唐之末，士人多欲依建以避战乱。”[17]所以大批的各地士人纷纷入蜀避乱，使蜀中聚集了一大批教育文化方面的人才，这些人才的到来促进了蜀地文化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前后蜀时统治者一直都将西蜀作为其统治的重心，这里经过唐代的开发其经济发展程度相较于巴地要高出许多，而且在后蜀时，其宰相母昭裔捐私财在成都修建学馆发展文化教育。史料载：“自唐末以来，所在学校废绝，母昭裔出私财百万营学馆，且请刻板印《九经》，蜀主从之。”[18]由是蜀中文学复盛。这一事件宋人吕陶在其《经史阁记》一书将其与“文翁之石室、高公之礼殿[ 高公之礼殿：东汉兴平元年（公元194年）蜀郡太守高公建周公殿于石室之东，画远古君臣圣贤像以祭。]”并称为蜀学之盛冠天下的原因[19]。称其为“石壁九经”所以在这一时期蜀文化呈现了强劲的复兴趋势，而巴文化因统治者对巴地文化教育恢复的不重视。巴地也就很难从这一时期的复兴文教的政策中受益。
两宋时，巴蜀地区书院林立，人才辈出。北宋时蜀文化的发展达到了其鼎盛时期。因前后蜀时统治者对蜀地文化教育的复兴，所以到北宋时蜀文化依旧保持着其不断发展的趋势。而且作为北宋政府重要的财政来源地，统治者也对蜀地进行积极的开发促进其经济的持续发展。这一时期的蜀地商品经济发展尤为明显，中国最早的纸币“交子”便出现于蜀地的中心成都。经济的发展加之文化教育的复兴，在北宋时蜀地“百花竟艳”，人才辈出，大批蜀人驰骋中原，蜀学堪与齐鲁并肩。“蜀党”和“洛党”[ “蜀党”和“洛党”： 北宋时，崇政殿说书程颐以师道自居，主张一切用古礼，其门人贾易、朱光庭等被称为“洛党”；中书舍人苏轼和吕陶认为“洛党”不尽人情，每加讥讽，从此程、苏二人尖锐对立，苏轼等人则被称为“蜀党”。]争雄于朝廷，亦展示了蜀文化雄厚的实力，在两宋时期《宋史》为巴蜀人立传者多达158人。蜀地“痒塾聚学者众”、“文学之士，彬彬辈出焉”[14]。中江苏舜卿、眉州“三苏”、华阳范祖禹、井研李心传、丹陵李焘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故单就人才的分布而言仍以蜀地人为多，但在风俗上两地有了许多相同的地方。成都府“尚侈好文，民重蚕桑，俗好娱乐，民和俗阜，有古淳质风”[20]，这就与重庆府的风俗是比较接近的，虽然在三峡地区仍有楚之旧俗：“剽悍巧猾，不好文学”，但“其信巫鬼，重淫祀，与蜀同风”。[21]由这我们可以看到在两宋时期，巴蜀两地除人才多少略有差别外，两地的文化习俗的差别已不是很大了。而且在巴地，其文化也在宋时得到了发展，特别是南宋后期将整个巴蜀地区的统治重心迁到重庆府后巴地的开发就更为明显了。巴地文化也借此更全面的、更深入的汲取到了外界的先进文化，这也成为巴文化飞跃的一个时期。
如果说在两宋时期巴蜀文化发展仍有差异的话，但经过南宋后期的开发后，到元朝建立时巴蜀文化的差异也已经不明显了，只是在偏远地区的风俗上还存在着些许差别。如在抗蒙斗争中巴地的顽强抵抗，使其果敢忠义的文化底蕴又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巴蜀两地文化渐趋一同的发展潮流已是不可抗拒的了。当到元、明、清三朝时，统治者所推行的行省制就更顺应了这个趋势。在巴蜀两地实施的合治更进一步的促进了两地文化的一同。
四、结 论
在明清两代由于四川地区经过元末和明末的战乱，土著人口损失严重。所以明清两朝都对巴蜀地区进行大规模的移民。到清嘉庆时，时人陶澍在《蜀游日记》中记载“献贼（张献忠）屠蜀后，土著几尽，今则楚人半，而吴粤之人亦居其半也。”可见当时经过大规模的移民后在巴蜀两地外来移民在两地人口中都占有很大的比例。这样在四川地区便造成了“五方杂处，俗尚各从其乡”[ 清·嘉庆《江安县志》卷1]的新人口结构。这两次大规模移民，对四川地区区域文化的影响也就远远超过了政区划分的影响，原来以巴、蜀土著为基础而产生的巴蜀文化差异也就很难找到了。在明代巴蜀各州府的文献记述中基本上都是“民俗淳朴、好义多儒、好文尚礼”[20]等概括行语言，可见巴蜀两地文化在发展中存在的差异已无从谈起了，自此两地在文化上保持着大体一致的特征向前发展着。今天我们或许只有从成都、重庆两地居民的性格差异上看出今日两地文化的大同小异了。成都人传承了历史上蜀人“性情柔弱、典雅含蓄、头脑机敏、多礼尚文、喜游乐、重饮食”的特征。重庆人也继承了巴人“性情刚烈、热情豪爽、果敢忠义、重然诺、轻生死”的性格特征。这些差别的产生很大程度源于两地不同的文化底蕴。造成这样的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历代中央统治者为防范巴蜀地区的割据，人为的将同处一个地理范围的巴蜀两地进行分开治理，采取不同的统治措施，应当说是影响较为持久和深入的一个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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