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文化论文第1篇

一

民俗是生活于某一特定地域的民族或人们共同体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习俗惯制，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人类的活动方式。显然，民俗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

民俗文化产生的历史十分久远。人类要生存，离不开基本的物质生产活动，衣、食、住、行的物质民俗行为便与人类的活动相伴相生。人类要繁衍发展，离不开两性交媾与生育，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至关重要，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婚、育习俗。其他诸如信仰、礼仪、节日、游艺等精神民俗也都是在人的活动过程中逐渐出现和形成的。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的活动，便有了文化的创造，也就有了民俗活动形式。民俗文化是人类文化中最古老和最具有生命力的。

民俗文化一般分为物质民俗、社会民俗和精神民俗几大类别。物质民俗指人们日常的衣、食、住、行等生产生活方式及相关的习俗礼仪；社会民俗包含家族村社、婚丧嫁娶及人生礼仪等相关内容；精神民俗则以信仰、节日、民间文学和游艺为其代表。西藏民俗文化囊括和涵盖着人类民俗文化的一切领域和方面，同时，又自成体系，内容极为丰富，具有浓郁的民族与地域特色。

西藏民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考古学和地理学资料表明，青藏高原是人类的故乡之一。至迟在1万至5万年前，西藏高原便有古人类的活动足迹。发现于藏南定日县苏热、藏北申扎县珠各勒、多格则和各听、阿里日土县扎布等五处地点的达200余件旧石器便是明证。距今四五千年前，西藏各地已普遍进入了新石器时代。[1]阿里、那曲、拉萨、昌都、山南、林芝、墨脱等地几乎遍及全藏的大量新石器的发现，特别是昌都卡若遗址和拉萨曲贡遗址的发现和发掘，证明西藏高原的远古先民已创造了堪与中原新石器文化相媲美的西藏古文化。

如果说混沌之初人类之始以至旧石器时代民俗文化的具体情形我们还无从知晓，那么，西藏民俗文化的滥觞则有据可考于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昌都卡若原始村落遗址的发掘为我们提供了一幅西藏远古先民生活的图景。卡若遗址位于西藏东部昌都西南约12公里的卡若村附近，遗址面积约10000平方米，发掘出土了大量建筑遗迹及石器、骨器、陶器和各种动物骨骼、粮食等。发掘了房屋基址28座，有圆底房屋、半地穴式房屋和地面房屋三种类型。发掘出用作生产工具的各种石器近8000件，骨器约400件。出土的生活用具中有陶片20000多片，分罐、盆、碗三种器形。装饰品共出土50件，种类有笄、璜、环、项饰、贝饰、牌饰等。卡若文化为我们展示了西藏远古先民衣、食、住、佩饰等物质和精神民俗的基本风貌。

继卡若遗址之后，拉萨曲贡遗址为我们揭示了西藏腹心地区距今三四千年前远古居民生活的情形。曲贡遗址分早期文化遗存和晚期文化遗存。在早期文化遗存中，出土了多种器形的石磨盘50件，磨石（磨棒）44件和石杵7件。这些磨盘磨石主要用于加工谷物。出土陶片50000余片，陶器种类有罐、盂、杯、碗、豆、盘、器座等，以罐为主。出土装饰品23件，质料为骨、陶、石三种，其中有骨牌饰1件，骨笄7件。出土的动物骨骼中有牦牛、绵羊和狗等，牦牛和绵羊在当时饲养已比较普遍。在晚期文化遗存中，发掘土坑石室墓29座，墓葬形制为竖穴土坑式，平面形状有长方形和方形两种，墓坑内一般用砾石块堆垒成壁，葬式主要是二次葬和屈肢葬。曲贡土坑石室墓的绝对年代当在公元前8世纪前后，最晚不会晚于公元初年。在M203墓坑内出土一件铁柄铜镜。曲贡遗址还出土了两件网缀，在几座灰坑中还发现了鱼骨。这一切，都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当时拉萨一带土着居民生产生活的重要资料。

西藏各民族丰富的神话传说，也形象地反映了西藏高原远古先民的生活史。藏族、门巴族和珞巴族都有“猴子变人”的神话，讲述远古先民树居野处，以采集和狩猎为生，后逐渐繁衍，形成人类各支系的情形。珞巴族的许多神话，还讲述了人类如何受鸟的启发发明了弓箭，受蜘蛛活动的启迪学会了织布等。

据敦煌文献和藏文史籍载，西藏古代曾经历过众小邦统治。其中“十二小邦”之一的雅隆悉补野部后来不断壮大。约公元前3世纪，聂赤赞普作为第一个赞普出现于藏族历史上，当时还修建了称为雍布拉康的第一座宫堡。到第30代赞普达日年塞时，诸小邦的大部分领地已归于悉补野治下。经过松赞干布祖孙三代的励精图治，在公元7世纪初，统一了吐蕃全境，建立了强大的吐蕃奴隶制政权。其时，“南方之‘珞’与‘门’”亦被收为属民，当时珞瑜的珞巴人和门隅的门巴人已臣属于吐蕃政权。吐蕃时代，是藏族文化大发展的时代，也是西藏民俗文化走向兴旺繁盛的时期。从史料看，当时民俗文化的主要方面和形式已基本定型。如衣以毛褐，食以乳酪、牛羊肉和炒面，饮以酒浆和茶，住为“屋皆平头”的民居和“拂庐”（帐篷），信仰有自然崇拜、苯教和佛教，娱乐有歌舞、棋类、球类、抱石、赛马、摔跤等形式。此外，礼仪、婚丧等都有成文的规定和俗成的定制。在吐蕃时代就已成型的民俗生活的基本范式，一直绵延发展，影响至今。

吐蕃之后的一千多年间，随着西藏社会的发展变化和同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扩大，西藏民俗文化得以不断发展和丰富，成为独具特色的西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西藏民俗文化自成体系，源远流长，具有鲜明的特征。这些特征集中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地域性特征

地域性特征是西藏民俗文化区别于其他民俗文化最显着的特征之一。

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生活于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其民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与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地理环境是人类生活的地理空间和赖以生存的自然基础，也是从事生产活动以及获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源泉。地理环境决定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而各地的地理环境无论是地质、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和生物等因素以及它们有机构成的自然综合体，都有着明显的地域差异。因此，各民族的民俗文化必然带着各自鲜明的地域特征。即使是同一民族，由于居住于不同地域，其文化也会有一定的差异。西藏民俗文化正是如此。

西藏民俗文化产生于西藏高原这一地球上独一无二的地域范围内。西藏地处世界屋脊，其北部是昆仑山脉，西北部是喀喇昆仑山脉，中部是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脉，南部是喜马拉雅山脉，东部是横断山脉。这些高大的山脉构成了高原地貌的骨架。西藏的地势和地形结构可分为藏北高原（包括阿里高原），地处昆仑山、唐古拉山和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之间，即“羌塘”（意为北部高地）的广大地域。藏南谷地，位于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和喜马拉雅山之间，包括雅鲁藏布江及其主要支流拉喀藏布、年楚河、拉萨河、尼洋河等流域。喜马拉雅山地，主要指喜马拉雅山脉南坡和东南坡。藏东高山峡谷区，即西藏最东部的怒江、澜沧江和金沙江峡谷地带，地处横断山区。

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了独特的西藏民俗文化。辽阔的藏北高原地势高寒，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境内有众多的湖泊和纵横的水系，是野生动物的乐园和天然的牧场。人们世代逐水草而居，创造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高原游牧文化。牧民食以乳酪牛羊肉，穿、用以裘皮和毛织品，居以牛毛帐篷，行以马、牛代步和驮运。还有那高亢的牧歌、豪放的赛马、剽悍的性格，处处展现出游牧文化的风姿。藏南谷地海拔在2700-3700米之间，这里土层深厚，土壤肥沃，适宜农耕。人们从《猴子变人》的神话时代开始便从事农耕活动，延续至今，创造了西藏的农业文明。人们食以糌粑，聚族居于平顶的楼屋。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平原，是西藏远古文明的重要发祥地，相传西藏最古老的居民首先出现于此。西藏的第一块农田、第一座房屋、第一个赞普，无不与雅隆河谷相联系。正是雅隆悉勃野部的崛起，经过长达数百年的攻伐兼并，到公元7世纪前期才由松赞干布统一了西藏高原各部，建立了统一的吐蕃政权，使西藏的文化地域最终形成。至今，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仍是西藏最主要和最富庶的农业区。藏东三江流域属高山峡谷区，江河切割，沟壑纵横，气候呈立体分布。人们从事半农半牧的经济活动，依山势建房聚族而居。喜马拉雅山南坡和东南坡气候温和，多雨潮湿，森林密布，动植物资源丰富，决定了人们的经济活动方式长期以采集和狩猎为主，兼事刀耕火种的传统农耕。由于多林木，人们的生产生活用具、建房盖屋多以林木为主。潮湿的气候又使人们居住于杆栏式竹木楼内。正是地理环境的差异决定了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并导致民俗文化地域性特征的形成。

西藏民俗文化的地域性特征是区别于西藏高原以外其他民俗文化的显着标志。同时，在西藏高原内部又有许多小的地理单元，不同地区的文化又带有一定的地域色彩，它们共同构成了西藏民俗文化多姿多彩的风貌。

2、民族性特征

西藏民俗文化是由西藏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藏族、门巴族、珞巴族以及＠①人和夏尔巴人，他们共同生活于西藏高原，也都有自己的民俗文化。从语言到婚丧嫁聚，从信仰节日到衣食住行，在民俗文化的方方面面都有着浓郁的民族特色。西藏民俗文化表现出的民族性特征，又与其地域性特征有某种一致性。藏族主要居住于雪域高原，而门巴族、珞巴族、＠①人和夏尔巴人无一例外生活于喜巴拉雅山南坡和东南坡的广大地域。

藏族是西藏高原的主体民族，从分布地域和人口数量看都占绝对优势。藏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她的建筑、医学、天文历算、宗教典籍、文学艺术、歌舞戏剧等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是中华文化和人类文化的宝贵财富。藏民族的民俗文化恢宏博大，在西藏民俗文化系统结构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门巴族和珞巴族也是西藏高原的远古居民，他们的族称源于其居住地“门隅”和“珞瑜”。在古藏文文献和碑铭石刻中，有对“门”和“珞”的记载。如公元823年立于拉萨的《唐蕃公盟碑》记载了“门”听命于吐蕃的内容：“此威德无比雍仲之王威严煊赫，是故，南若门巴、天竺，西若大食，北若突厥、拔悉蜜等，虽均可争胜于疆场，然对圣神赞普之强盛威势及公正法令，莫不畏服俯首，彼此欢忭而听命差遣也。”(P43)这是藏文文献中对“门”的最早记载。藏族着名学者恰白·次旦平措先生指出：“‘门’这个词，在藏文中指地势低凹，山谷狭窄，被浓密的原始森林覆盖之地”，并考证：“中印边界东段的传统界线与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之间包括门隅、珞瑜、下察隅等在内的广大地区，……在西藏的历史上，以上地区的总名称就叫‘门隅’。居住和生息在那里的人们，被称作‘门巴’（包括珞巴人）。”(P1)敦煌吐蕃文献中有对“珞”的记载。《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记年》第三条有如下记述：

“及至鼠年（高宗永徽二年，壬子，公元652年）赞普驻于辗噶尔。大论东赞抚服‘珞’、‘赞尔夏’。是为一年。”(P101、207)这是关于“珞”的最早记载。

后期的藏史典籍也多次记载了“门”和“珞”的情况。如成书于1363年的《红史》在讲述松赞干布的事迹时记载道：“将南面的‘珞’、‘门’，西面香雄，北面的突厥，东面草地居民和森林居民收归治下”。(P32)藏族学者巴卧·祖拉陈瓦于1564年所着的《贤者喜宴》一书，除有与《红史》相同的记载外，还具体描述了“门”人和“珞”人的生活情形：“……食不种自收之谷，以树叶为衣，好似动物住在森林里，如同‘珞’和‘门’人遍布藏区。”(P155)这些史料说明，门巴和珞巴是自古就生息、繁衍于西藏高原的土着居民。

门巴族生活的门隅地区位于喜马拉雅山东段南坡，北依藏区，东连珞瑜，南抵印度，西邻不丹，面积约10000平方公里。这里自北部海拔4000多米逐渐向南降至海拔1000米左右，形成了一个由北向南倾斜的低地。门隅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门巴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具有民族和地域特色的民俗文化。

珞瑜位于门隅以东、雅鲁藏布江大拐弯以南，珞巴族世世代代居住于此。在珞巴族生活的上珞瑜墨脱地区，多次采集到石斧、石锛、石凿和石纺轮等磨制石器，说明远在三四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珞巴人就是喜马拉雅山林的主人。珞瑜地区山高林密，峡谷纵横，交通险阻，与外界联系极为困难。珞巴族在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发展十分缓慢，直至20世纪50年代，许多部落仍以采集和狩猎为主，辅之以刀耕火种的农耕。生产工具极为落后，以木质工具为主，铁器很少。其社会发展处于父系氏族社会阶段。原始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结构，是珞巴族文化包括民俗文化生成的土壤，决定了珞巴族民俗文化古朴、拙野的风貌。珞巴族民俗文化在西藏民俗文化中独树一帜，特色鲜明，许多民俗现象还带有初级阶段的某些特征。

＠①人和夏尔巴人也是世居西藏高原的古老居民。＠①人分布在西藏高原东南部察隅一带的额曲、察隅曲、格多曲和杜莱曲流域，其境东接缅甸，南抵印度，西邻珞瑜，北依藏区。境内地势北高南低，山高谷深，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物产丰富，其地素有“西藏江南”的美誉。＠①人同珞巴族关系密切，其地域环境和社会发展程度与珞巴族很相似，民俗文化也有许多相通之处。夏尔巴人居住于喜马拉雅山南坡的樟木口岸和定结县陈塘一带，目前多数人生活于中尼边境和尼泊尔东北部。夏尔巴人古代曾居住在西藏东部，后迁徙至现境生活至今。夏尔巴人的文化同藏族文化关系密切，民俗文化受藏族文化影响很深。同时，夏尔巴人的民俗文化又带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

西藏各民族创造的民俗文化，共同构成了多元整一斑斓多姿的西藏民俗文化。

3、互融性特征

西藏民俗文化的互融性特征，首先表现在对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改造融合方面。

西藏这片广大的地域，并非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一片与世隔绝的孤岛。从地理位置看，西藏地处亚洲腹地，是东亚、南亚和中亚的连接带和枢纽。从文化地域看，又处于东方文化、南亚文化和中西亚文化相接触、撞击的交汇点上。自古以来，西藏就同周边地区有着交往和联系。昌都卡若遗址发掘的遗存文化表明，远在新石器时代，西藏文明便与黄河流域文明有着紧密的联系。拉萨曲贡遗址出土的铁柄铜镜，据研究可能来自中亚或南亚，证明至迟在公元前8世纪，西藏就同中亚和南亚有着文化交往，(P216)在吐蕃时期和吐蕃以后，西藏同周边民族地区尤其是同中原地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交往进一步扩大。印度、尼泊尔佛教文化，中原儒家文化，以及建筑、工艺、医学、历算等传入西藏，对西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然而，西藏文化（包括民俗文化）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的吸收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改造融合的过程，在吸收的新文化中不断注入本民族的文化精魂，对外来文化经过选择和取舍而融入本土文化结构中。因此，西藏文化（包括民俗文化）始终未失去自己的个性而成为独树一帜的高原文化。

其次，表现在区内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互融上。西藏各民族虽有各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但他们共同生活于西藏高原这一地域范围，彼此间交往的历史相当久远，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十分紧密。藏、门、珞都有“猴子变人”的神话，门巴族有《三兄弟河》的传说，珞巴族有《阿巴达尼和阿巴达珞》的神话，＠①人有《阿加尼》的传说。这些神话传说的一个共同之处就是认为西藏境内的藏、门、珞、＠①人祖先是同胞兄弟，反映了西藏各民族紧密的文化联系和对同一血缘祖先的认同心理。在西藏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中，藏族文化始终处于强势地位，对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产生的影响较大，门巴族和夏尔巴人的文化便较多地受到了藏族文化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带有藏族文化的色彩。然而，民族文化交流从来都是一个双向交互作用的过程，彼此的文化相互产生影响、互融和渗透。就门、藏文化交流而言，门巴族文化也曾对藏族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如第六世****喇嘛仓央嘉措的诗歌《仓央嘉措情歌》便是门、藏人民共同喜爱的艺苑奇葩，是门、藏文化交流的结晶。

再次，表现于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的互融。

宗教，在传统西藏社会占据着重要地位，对西藏民俗文化也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繁多的宗教节日与仪式，日常信仰礼俗中的念经、祈祷、转经等活动，婚丧嫁娶中的种种繁缛礼俗，无不带有宗教影响的深深印迹。

然而，西藏民俗文化既有宗教性的一面，也有世俗性的一面，表现出宗教与世俗互融统一的特征。就物质民俗而言，衣、食、住、行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为获取生产和生活资料所从事的活动是最现实最功利的活动，祈求神灵保佑只是手段，使庄稼丰产、吃饱穿暖、出行平安才是目的。在社会和人生礼仪习俗领域，婚、育、丧等活动中有较多的与宗教相关的仪式，但其目的仍是关注生者的幸福与平安，或让死者早日转生找到理想的归宿。节日活动中人们虔诚地瞻佛拜神，观看宗教戏剧表演，有着神圣庄严的一面。同时，人们举行和参加节庆活动主要是追求欢乐和愉悦，节日活动中的歌舞、摔跤、射箭等游艺竞技活动更是以追求娱乐为目的。西藏民俗文化有着宗教性与世俗性的互融统一，神圣性与娱乐性的互融统一的特点。

4、时代性特征

民俗文化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民俗文化是历史的创造物。任何民俗文化现象都积淀和融铸着该民族千百年来创造的文化状况。民俗文化既有历史的传承性，又因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变化，呈现出特定时代的文化风貌。在西藏民俗文化发展史上，卡若文化、吐蕃文化和封建农奴制文化都带着鲜明的时代印迹。

在当代，西藏民俗文化的时代性特征更为明显。随着西藏社会的巨大变革和经济的发展，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思想文化观念都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表现于民俗文化的方方面面。无论是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还是节日游艺，无不表现出鲜明的时代变迁与历史进步。

三

风情习俗是民族的标识和徽记。一个民族的习俗文化，又是最能体现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民族精神和民族审美情趣的文化现象。西藏民俗文化，表现了西藏各族人民坚忍不拔的奋进精神、刚毅、强悍的民族性格和诚信无私的道德原则，折射和展示出西藏各族人民的精神风貌。

坚忍不拔、生生不息的奋进精神，是西藏民族精神中最重要的特质。西藏高原，自然环境极为严酷。或冰天雪地、高寒缺氧，或峡谷纵横、山高路险。在这样一个近乎生命禁区的严酷自然环境中，西藏各族人民以顽强的毅力，百折不挠的精神，生生不息、奋斗不止，创造了令世人为之惊叹的灿烂文化。在洪荒远古时代，食物极为匮乏，先民们或采集或狩猎，后又驯养牦牛绵羊，以肉为食以皮为衣。狩猎、耕种缺乏工具，先民们以石以骨以木为器，一步步创造着人类的古老文明。地震、冰雹、洪水、瘟疫等天灾，攻伐、争斗、杀戮等****，虽然给高原人带来过种种磨难，但人们仍一以贯之，不屈不挠地顽强生存了下来。经过长达数千年的不懈奋斗，雪域高原上出现了巍然耸峙的雍布拉康、布达拉宫和金碧辉煌的佛堂庙宇。还有汗牛充栋的典籍，独具特色的藏医，瑰丽多姿的艺术，异彩纷呈的民俗文化。正是高原人那坚忍不拔、生生不息的奋进精神，才有了如此辉煌的西藏文化的伟大创造。这种坚忍不拔的奋进精神，今天仍是建设新西藏，开创新生活的动力源泉。

西藏民族刚毅、强悍的民族性格，来自于生存环境的压力和严酷自然环境的磨砺。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人在大自然面前显得渺小而无助，惟有力量、勇敢、坚毅与自强不息，才能维系生命的延续和保证民族的发展。因而，崇尚雄健、力量和勇敢成为人们普遍的审美倾向。正是由于大自然的严酷和生存环境的艰难，以及与这一特殊环境相伴相生的生产生活方式，才造就了西藏民族刚毅、强悍的民族性格。

跑马射箭是藏族人普遍喜爱的体育竞技活动，是藏民族勇敢、强悍民族性格的形象表现。赛马场上，一队队骁勇强健的骑手激烈角逐，斗勇斗智，优胜者会受到人们英雄般的崇拜。藏族男子腰挎长刀，头缠色线，身着藏袍，衣饰上缀以虎皮豹皮，处处显现出男子汉的英武阳刚之气。而珞巴族男子头戴熊皮盔帽，身挎弓箭，腰插砍刀，男女饰物均用虎、豹、熊、鹰等猛兽猛禽的爪、牙、骨和羽作装饰。在居室的屋檐和墙壁上吊挂一排排兽角兽头，这也是对力量和勇敢的崇尚和夸耀。＠①人亦如此，挽弓佩刀，喜用兽角、牛头作饰。从衣饰、居住、游艺等民俗形式和活动中无不表现出西藏各族人民刚强、豪放的民族性格。

诚信无私是西藏各民族普遍信守的道德原则，也是人们关于人格美的评价标准。人们以诚实为美，推崇公正无私，待人诚恳热情，极为重视友谊。这些道德原则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与自然原因，与人们所处的人地关系和生产生活方式密切关联。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当人还不足以取得对自然的支配地位时，需要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只有公正无私、真诚信任，才能团结一致，众志成城，从而为氏族、部落和民族的发展谋得利益。尤其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个人离开了群体就等于死亡，集体力量的扩大就意味着对自然的敌人和社会的敌人的胜利。因而每一个氏族成员都有着对集体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古老的集体劳动、平均分配和原始民主培育了人们诚挚的无私的心灵，也强化了对朋友的友谊。这些古老的道德原则世世代代为人们所承继下来，已成为一种传统美德受到人们的信守和珍视。

诚信、无私与重视友谊在西藏民俗文化中有着鲜明的表现。藏族、门巴族和珞巴族择偶和交友时将诚实和正直作为一条重要标准。到藏族家做客，无论是否相识，主人都会捧出甘醇的青稞酒和浓香的酥油茶热情款待。与藏族交友，他们可以掏出一颗诚挚的心，愿为你付出一切。当你到珞巴族、门巴族和＠①人居住的喜巴拉雅山区游行，会在路旁沟畔见到一些装有物品的背篓就地摆放，背篓上压有石块或木棍，表示这是“有主之物”，任何人都不会去触动这些已有主人的东西。珞巴族谚语云：“不捡不是自己分内的东西，不收不是自己种植的庄稼。”珞巴族热情好客，家中来了客人，主人会倾其所有招待，客人吃喝越多主人越高兴。一些部落的待客习俗尤为别致：宾客至，主人热情迎至客房，取来酒、肉、菜，由客人自行杀猪宰鸡饮酒，视同家人，给朋友以最大的信任。西藏各族人民对朋友、对客人无不是真诚相待，诚信无欺。

当代社会生活，日新月异。西藏民俗文化在新的时代将会更加多姿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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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文化论文第2篇

一、西藏农牧产业化和龙头企业基本情况 我区农牧业产业化是以市场为导向，以农牧户为基础，以“龙头”企业为依托，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系列化服务为手段，通过实施种加养、产供销、农工商一体化经营，将农牧业再生产过程的产前、产中、产后整合成为一个完整的产业体系，形成农牧生产的有效转化。根据西藏农牧区实际，为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已开始鼓励形成多成份、多层次、多形式的农业产业化体系，并使之持续健康地发展。主要形式有：“基地+农户”一体化经营型（如林芝藏猪藏鸡繁育基地）；“公司＋农牧户”一体化经营型（如白朗县嘎东镇贵热村半糌粑加工厂）；“公司＋农牧户＋基地”产业化经营型（如诺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专业批发市场连农收户型（如江孜大蒜出口基地）；农牧民个体经济组织帮助农收户型（如那曲尼玛县牧业股份合作制）。 龙头企业是农牧业产业化经营的载体和关键，起到开拓市场、技术创新、引导和组织基地生产与农牧户经营的重要作用。我区除七家自治区和1家部级龙头企业外，几乎7个地（市、区）的龙头企业还处在萌芽阶段。各地（市、区）培育的龙头企业都不同程度地降低了标准，有的图有虚名。如那曲牧工商总公司负债率已超出的100％，企业正面临着破产；山南雅砻绿色畜禽发展有限公司为农发项目性企业，企业运作极不规范，产品竞争优势差，带动农户能力不强。等等。 根据“建设一批规模适度、起点高、科技含量较高、与主导产业和基础产业相适应的龙头企业”要求，我区农牧业产业化经营龙头企业的发展目标是：近斯自治区重点扶持5—8家有优势、有特色、有基础、有前景，带动农牧户能力强，能带动区域特色经济发展的骨干龙头企业；各地（币、区）重点扶持1—3家龙头企业。2010年，自治区级有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力争发展至15家，农牧产业化初具规模。 二、西藏农牧产业化和龙头企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1、农畜产品加工企业规模小、没有特色产品支撑、附加值低 西藏农畜产品加工业远远落后于生产发展和市场的需求，拳头产品、精品少，深加工产品更是缺乏，农牧业生产链条长的优势和潜力尚未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开发。我区农畜加工企业产值占农牧业总产值比重十分微小，而加工的大部分产品限于初级加工水平，精深加工很少。以肉类加工为例，发达国家经过深加工的冈类占总肉类的30％以上。而我区绝大多数肉类末经任何加工直接上市。农畜产品原料质量缺乏科学的分类和级别标准，产品无档次，形成不了特色产品。 2、龙头企业运转资金困难，带动农牧户能力不足 目前，西藏涉农企业大多为小型、微型和家庭作坊式企业，利润薄，自身积累缓慢，投资风险顾虑多。而已建立起的一些龙头企业因受债务沉重、机制不完善及市场波动等问题的困扰，在农牧产业经营中举步维艰，有的已濒临倒闭的边缘，因而龙头带动作十分有限。由于一部份企业信贷资严质量差，不良货款比例高，经营管理混乱等因素，造成了目前企业金融风险大，银行信用度不高，借贷能力差等致命问题。 3、地区间农牧产业缺少合作、没有专业市场相适应 除自治区规定外，各地区基本没有较为显著的优惠政策，各地（市、区）缺乏带动性的专业批发市场，形不成规模营销优势，难以承受市场风浪的冲击。我区农牧业产业化经营处在摸索阶段，培育龙头企业优惠政策不配套。 农业产业化经营和龙头企业管理是一项系统工作，我区部门间协调和管理力度不够。可以借鉴山南等地任务分解功能，更好地界定地区农牧区、农发办、乡企局、林业局、经贸部门、外贸部门、计委、财税金融部门、科技部门、工商等职能单位具体牵头、协作的工作。 各地（市、区）间合作基本没有开展，地区与地区之间的龙头企业、农收户仅是一种简单松散的买卖关系，地方政府、企业、农牧户三者间没有形成利益共同体，也没有形成产加销一体化经营，更谈不上西藏特色资源共享。 4、龙头企业经营和管理体制不顺 宏观来看，我区没有统一的龙头企业管理机构，多头管理，目行其事，也没有形成较统一的规划，使得企业的发展出现无序运作现象。 微观来讲，多数农畜产品加工体制较为落后，虽然在拉萨、山南、那曲等地少数企业先后或正向股份制企业迈进，但多数企业改制条件并不成熟。也有如日喀则等地区没有一家企业进行改制。 5、营销手段落后，市场份额小、市场占有率水平低 西藏企业营销队伍规模太小、基不没有营销倍训（包括上岗前的初级培训和轮训）、营销的职能管理几乎是空 白、营销的基础工作薄弱。相当数目企业除在当地外，没有在区内其他城镇外设立营销场所或机构。农畜产品加工企业普遍对严品品牌意识谈漠，商标注册和产品包装装璜、广告宣传工作严重滞后。今后，完善营销管理，搞好高原绿色食品统一标识、统一包装、形成具有西藏地方特色食品生产加工体系，增强创汇能力工作迫的眉睫。 6、人力资源发展水平低 西藏农畜产品加工企业员工主体是先前集体制企业职工和合同制工人，劳动者的素质较差，文化程度峰值是小学或半文盲水平，高中及或职业中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员极少，导致劳动生产率低下。同时，西藏农牧民整体素质低下，大大影响了先进农牧业生产技术应用和科技水平的发挥，限制着农业产业化进程推进。 7、农收民生产经营观念有待提高 长期以来，我区农牧民惜售思想较重，高地意识不强，市场农业起步艰难。 三、建立西藏农牧产业化制度保障机制 1、建立政府的利益调节机制 利益调节是政府对农牧产业化过程的行政干预和宏观调控。政府通过政策措施，协调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维护各个利益主体的合法利益，使农外各个环节的利润向农牧民有计划地部分返还，把不同产业部门的局部利益、眼前利益同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结合起采，把保证农畜产品有效供给与增加农牧民收入统一起来。健全利益调节机制，主要通过政府行为、企业行为来实现。 2、农较产业化经营制度保障机制措施 ①保护价格制度 保护价格制度（即最低限价制度）：政府规定对某特定产品的最认低价格约定或高于市场均衡价格的最低限价。如“农产品支持价格。建议可以采纳在有关农牧产业化经营合同中作出如下制度性规定：当市场价格高于合同保护价格时，“龙头”单位就得按市场价格收购农尸的签约产品，当市场价格低于合同保护价格时，“龙头”单位就得按合同价格收购农牧户的签约产品。 ②建立产业风险基金制度 我区农牧产业化经营风险性大，自身抵御风险能力弱，建立产业风险基金制度已迫在。建议政府采取“龙头”企业从利润中挤一点、农牧户从收入中拿一点、地方财政从农收产业化项目投资中划拨一点的办法，提取风险基金，专帐储存，逐年滚动，以备发生大的自然、市场风险时使用。 ③资金扶持制度 “龙头”企业、“基地’单位对农牧户的资金扶持不是固定的，视发展需要而定。一般农牧户资金微薄，又不容易货到款。为适应市场需要必须进行某种资源开发、产品开发、品牌开发和技术产品，但农牧户因缺乏资金而不能启动，这时就需要“龙头”单位对参与开发的农牧户给予资金扶持。这是“龙头”单位对其自身发展需要而垫付资金与无息贷款相类似，不应理解为是“龙头”单位对农牧户恩赐。 ④低价供应或赊销生产资料给农牧户的制度 农牧户为农业产业化经营系统进行初级产品生产，需要某种或几种生产资料而又出现资金不足或没有现金支付时，“龙头”企业、“基地”单位往往以低价供应农牧户所需要生产资料，或者将生产资料赊销给农牧户，待农牧户交售农畜产品进行结算时再扣除所用费用。这种制度安排可以避免市场机制引致行为的盲目性，保证产业化经营系统内资金配置及时到位和经营效益的稳步提升。 ⑤无偿提供技术资料和服务 西藏地方政府、“龙头’企业、“基地”单位、专业协会、科研机构等组织无偿向农牧民提供各类生产技术服务。比如，藏药材种植技术指导、合同或契约或订单内容解释、科普资料提供等。 ⑥建立奖励基金 为了调动农牧户的参与产业化生产积极性，地（市）、县级农业产业化办公室投入一定数额的奖励基金，对完成生产交售任务的农牧户、乡村干部、技术服务单位、“龙头”企业、“基地”单位年终给予一次性奖励。 ⑦法律规范 主要是加强有关经济立法，建立和健全法律保障体系，并加大执法力度，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健康发展。可以考虑制订《农业产业化地方法规》。 四、深化西藏龙头企业的扶持和动态管理 1、深化国家、自治区级龙头重点企业的扶持 依据《农业部等九部委关于扶持产业化经营重点龙头企业的意见》要求，部级重点龙头企业认定条件第一，规模较大。西部地区固定资产规模在2000万元以上；近三年处销售额在5000万元以上；产地批发市场年交易额在5亿元以上。第二，经济效益好。企业资产负债率小于60％；产品转化增值能力强，银行信用等级在A级以上（含A级），有抵御市场风险的能 力。第三、带动能力强。生产、加工、销售各环节利益联机机制健全，能带动较多农户；较稳定、较大规模的原料生产基地。第四，产品具有市场竞争优势。主营产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对区域经济带动作用大；科技含量高、市场潜力大；有较健全的市场营销网络，市场份额在同类产品中居前列，并且比较稳定。 自治区扶持龙头企业基本标准：第一，从事农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经营，以多种方式辐射带动1000户以上农收户，并与之有较密切的利益关系，有相对稳定的销售体系和生产基地，依法设立具有立法人资格的企业。通过产品加工、流通获得的增加值占企业增加值的70％以上。第二，企业规模大，经济效益好。原则上企业固定资产规模达到800万元以上，总资产报酬率连续3年高于同欺银行贷款利率，净资产收益攻大于10％。企业资产负债率一般应低于60％（含60％）：银行信用等级在A级以上（含A级）。第三，产品具有市场竞争优势。在区内同行业中产品质量、科技含量、新产品开发和市场开拓能力居领先水平，主营产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环保政策和质量管理标准，产销率达90％以上。企业技术创新、新产品开发投入占年销售收入比重的1％以上。同时，规定了企业规模、标准虽达不到上述要求，但对农牧民增收的带动作用突出，主营产品特色优势明显，经营战略符合结构调整新形势要求，能形成较大带动面的，也可纳入重点龙头企业予以扶持。 为此，自治区人民政府认定了西藏高原之宝耗牛股份有限公司、西藏银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西藏诺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西藏林芝奇正藏药厂、西藏藏药股份有限公司、聂拉木藏药厂、山南雅砻饲料有限责任公司等七家企业作为第一批自治区农业产业化经营重点龙头企业，而目高原耗牛之宝股份有限公司还被认定为国家第二批全国农业产业化经营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之一。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批龙头企业对农牧户带动和辐射能力十分有限。如调研中发现山南雅砻料有限责任公司目前仅为“龙头”企业萌芽阶段，几乎对农牧户没有辐射作用。藏药生产企业，除个别已形成了“公司＋基地＋农户”一体化经营模式外，农户回报率较高。但多数为订单收购合同或“公司＋农户”契约式漠式，显然农农户参与产业化生产积极性不高，农收民增收慢。 2、深化各地（市、区）龙头企业的扶持 各地（币、区）重点扶持的龙头企业基去要求较自治区标准有明显下调，如那曲地区辐射带动农牧户数200户以上；原则上企业资产规模达300万元以上；批发市场年交易规模在500万元以上；林芝地区规定（送审稿）辐射带动农牧户数50户以上；原则上企业固定资产规模在100万元以上；批发市场年交易规模在300万元以上；农牧业种、养企业，要达到一定规模，年20产值万元以上等。而我区一般县（区）级龙头企业的认定标准和管理办法，由县（区）根据实际情况研究制定。为此，地方政府应更好地支持这些加工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设备引进，加快往农畜产品深加工、保鲜、储运等环节的技术创新步伐，促进企业重质量，创名牌，提高产品和档次。 3、实施龙头企业的动态管理 按照“育龙头、建基地、兴产业、带农户”的模式，不受地区、行业和所有制限制，着力培育和扶持市场开拓能力强、发展潜力大、服务农牧民、带动农牧户发展商品生产的“龙头”企业。但是，也要深化对现有龙头企业动态管理，建立能进能出机制，完善对龙企业的定期考核，对于不符合龙头企业的基本要求，对农牧民没有带动能力的企业，对经营业绩不理想或亏损的企业取消龙头企业的资格

西藏文化论文第3篇

【关键词】河西走廊；华锐地区；藏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6

河西走廊也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走廊，尤其是有唐以来，河西走廊成为唐蕃竞相争夺的重点地区，吐蕃实力的东扩从客观上丰富了河西走廊的多民族格局，宣告了以雅砻河谷为基地的吐蕃高原政权参与并影响西北历史的开端。敦煌出土的吐蕃历史文书《吐蕃大事纪年》记载了吐蕃与唐朝在河西走廊地区的来往与对峙。①历代汉文文献对吐蕃先民的一支，尤其对唐代以来吐蕃在河西走廊活动情况的记载也是详尽的。藏族先民的一支作为河西走廊多民族家庭中的重要成员，对河西走廊历史文化变迁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因此，对河西走廊的区域研究，离不开对历来居住在这片土地的吐蕃先民的研究，也不能不探讨由吐蕃政权的东扩给这一地区带来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交融与整合，以及这些历史上的交融与整合对河西走廊多民族格局发展和变迁的客观影响。

藏族文化对河西地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从主导语言类型来看，河西地域语言出现了明显的“吐蕃化”趋势。在河西遗存的吐蕃时期的一批文书中，留下了四百多人的签名，其中有三百多名人为汉族，栗特及于阗人，每个人都有一个吐蕃化的名字。例如，杜论没悉伽、杜论心苏论。乞禄论、热逋体督等都是典型的藏语人名。因此，从现有的第一手文献资料看，吐蕃占领河西走廊时期是河西走廊历史上少有的以少数民族语言为主导的特殊时期。从经济文化类型来看，河西走廊东面与中原农耕文化区互相连接，西、南、北三面与草原游牧文化互相融合，两种经济文化类型在境内交错并存，产生了典型的农牧互补效应。据《沈下贤文集》载，吐蕃在占据河西陇右地区后，“凡五十郡、六镇十五军，皆唐人子孙，生为戎（吐蕃）奴、婢。”②汉文史书所反映的吐蕃在占据河西走廊之后所实行的生产方面的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吐蕃本部的经济制度在新占领区的延伸与运用。

之所以选读这本书主要基于对以下两个问题的考虑；

其一：《河西走廊藏文化史要》全书共11章，28万字，照片插页139幅，其内容磅礴，结构严谨，是首部较为全面、系统地介绍河西走廊藏族文化历史的专著。作者以河西走廊地区的藏族历史文化为线索，在参阅大量史料和现代考古成果的基础上，作者由点及面，深入浅出，以继承河西走廊藏文化的华锐地区为个案，介绍了藏族文化在河西走廊的缘起与发展。在研究方法上，此书在立足历史学和民族学视角的基础上，广泛地结合了考古学、民俗学、敦煌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全方位、多角度地勾勒出藏族远古先民在河西走廊的繁衍生息、生产创造的历史进程，颇为详细地介绍了吐蕃势力东扩对整个河西走廊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从时间范畴上，该书以吐蕃入主河西走廊前后为分水岭，以两章篇幅论述了吐蕃入主河西走廊之前该地区的民族、人口与建置沿革等问题。作者用较多的笔墨交待了吐蕃统治河西走廊时期，以及吐蕃势力退出河西走廊后藏族文化在该地区的继承和发展。例如，作者以公元10世纪崛起于凉州的六谷蕃部和公元11世纪兴起于河湟地区的嘶等两个藏族地方政权为例，考证出吐蕃势力退出河西走廊后，河西走廊的藏族原住民和吐蕃时期的藏族迁徙民在这个地区的历史活动，勾勒出历代生活于河西走廊③（属于藏文史籍中的mdo smad地区）的藏族先民一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从事生产、建立政权、创造文化的历史。另外，本书最大的特点在于，作者以华锐藏区为河西走廊藏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窗口，从民俗学的角度论证出河西走廊藏族文化的共性和个性，这也充分反映出作者作为一名生长沐浴在河西走廊藏文化氛围的学者所具有的独特的问题意识和文化视角。概括之，作者系统地还原了河西走廊藏文化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表现形式，以翔实的史料、流畅的文笔记叙了吐蕃时期至清代河西走廊藏文化演进的历程。纵观《河西走廊藏文化史要》全文，作者对河西走廊藏文化的剖析是全面的，深刻的。书稿以翔实的史料、流畅的文笔、独特的角度展现了河西走廊藏文化的发展进程。

其二：该书并非鹦鹉学舌、东拼西凑之作。作者在广泛阅读现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参照生动的考古成果和口述材料，深入研究，条分缕析，融会贯通，新见迭出，在河西走廊藏文化研究方面自成一家之说。作者敏锐的问题意识还表现在作者恰当地处理了源与流、整体和局部，历史和共时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例如，作者以凉州会晤、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等人在河西走廊的传法活动等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窗口，从历史学的角度揭示了这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对河西走廊藏文化的发展，以及与其它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因此，作者对“历史的”和“共时的”河西走廊藏文化的构建是客观的、具体的。

然而，评价一部学术著作是否成功，是否站得住脚，不仅仅要看它是否占有丰富的资料，提出新的见解，更重要、更根本的是要看它是否真正揭示了研究对象的本质，得出科学的、符合研究对象本来面目的结论。如赵永红先生在此书前言中指出：“河西走廊藏文化历史，时间跨度大，涉猎范围广，内容极为丰富。无论怎么说，试图在篇幅有限的一本书中进行全面介绍是困难的。”《河西走廊藏文化史要》一书对于以下几个问题的探讨还需深入。

第一，作者对河西走廊藏文化的诠释是孤立的、绝对的。藏族作为世代繁衍于河西走廊的多民族成员中的一员，其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历史过程离不开河西走廊其他民族的参与。由于不同的历史条件，在吐蕃占据河西走廊时期，河西走廊的主流文化带有明显的藏文化特征。然而，在吐蕃势力退居河西走廊后，河西走廊的文化则呈现出多元性。作者花费绝大笔墨探讨了河西走廊藏文化以及藏文化对周围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然而却忽视了其他民族的文化对藏文化的影响。例如，作者在讨论藏传佛教对裕固族、土族文化的影响时，忽略了这些民族的本土文化对河西走廊藏传佛教的影响。不同文化的双向交流与互动是河西走廊各民族文化交流史上的主流。又如，吐蕃控制河西走廊时期是藏汉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历史时期，也是汉地禅宗思想加盟并影响吐蕃佛教的重要历史时刻。作为藏汉佛经翻译和藏汉佛教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道场，作者对河西走廊佛教文化的研究是浅尝辄止的。作者只重点列举了藏文译自梵文的佛经目录，却没有列出藏文译自汉文的佛经目录。忽视了河西走廊地区藏汉文化的双向交流。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是，作者所列出的敦煌古藏文文献《楞伽师资记》其实是藏文译自汉文的佛经文献，④该书成书不久后便在敦煌地区广为流传，出土于敦煌的其藏译残卷本S.t704和S.t.710说明了汉地佛教早期的禅宗思想对河西走廊藏文化的影响。然而，遗憾的是，作者没有从藏汉之间的译经事业看到藏汉文化在河西走廊的交流与互动，也没有看到历来处于汉藏边境的河西走廊藏文化区别于其他藏区藏文化的个性恰恰是由于藏族先民在这片土地上长期与其它民族杂居共处、长期与其它民族文化交流互融所致。

第二，作者将花锐藏区作为“历时的”河西走廊藏文化的延伸和了解“共时的”河西走廊藏文化的窗口。民俗文化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或以社会的、精神文化的形式出现，或以物质文化的形式出现，而且表现在民族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河西走廊藏文化史要》一书第九章和第十章介绍了华锐藏区的民歌、服饰、婚俗和牦牛崇拜等民俗民风。敦煌写本中的卜辞⑤、《创世纪歌》⑥、“夏”⑦和“吉祥歌”⑧等民俗文化归为河西走廊藏文化的个性或创造是值得商榷的。这些文化是远古藏族先民的共同创造，虽然各个地方的具体表现形式各异，但无疑是藏族共同体的创造和发展。作者列举的个别文化现象跟研究对象本身的内在不联系不紧密，不能代表河西走廊藏族民俗文化的个性和特殊性。

第三：作者在第十一章河西走廊藏族文化名人中介绍了华锐藏区曾出现过的一些享有盛誉的政治家、佛学家、思想家。根据《安多政教史》、《华锐藏族史略》等藏文后世资料罗列出22位历史上曾对河西走廊藏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的藏族文化名人以及他们在传播藏传佛教方面的建树。但作者却又忽视了一些重要的人物，如华锐・罗追嘉措，作者在书中写道华锐・罗桑琼排（生死年月不详），既然作者能写到华锐・罗桑琼排必定要写华锐？罗追嘉措，因为华锐・罗追嘉措与华锐・刚建巴（华锐罗桑琼排）并称为“华锐两大格西”。可作者却在书中没有提到华锐・罗追嘉措。华锐・罗桑琼排曾做青海海北阿柔大寺的经师，他想把阿柔大寺合并到天堂寺来，建立千人以上辩经院。为此格西化缘建造了天堂寺文殊殿。一次从拉卜楞寺回天堂寺的途中渡黄河不幸遇难，享年60多岁。因此，他的生卒年大约在1860-1930年间。华锐？罗追嘉措（1888―1950）出生在大科什旦夏吾仓（鹿家），是天堂寺僧人，与格西喜饶嘉错、格西拉毛次成是拉寺闻思学院的同班同学，他们三人是这个时代藏区最优秀的学者。华锐・罗追嘉措曾做过却藏呼图克图、十三世东科呼图克图、嘉义班智达老佛爷以及夏琼寺、却藏寺、天堂寺僧众的经师和灌顶师。这些大师不仅对藏文化的传播及发展过程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也为民族利益作出过巨大的贡献，这是值得我们充分肯定的。

《河西走廊藏文化史要》一书洋洋洒洒，勾勒出从古至今河西走廊藏文化的发展历程，展现了历代生活在河西走廊的藏民族的一支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历史画卷。今天河西走廊多元而统一的文化形态，正是历史时期河西走廊多民族文化交流与整合的结果。

注释：

①该文书现藏于法国国立图书馆，文书编号为PT1287。该文书藏文标题为《bod kyilorgyus don chenre’u mig》，详细记载从公元650年至公元764年吐蕃王朝百余年的大事。该文书由Bacot和Toussaint于20世纪40年代首次整理出版后，引起了国内外史学界的广泛关注。国内学者王尧和陈践于1992年将该文书译为汉文，青年藏学家Brandon Dotson于2009年将该文书通篇翻译为英文。Brandon Dotson. The Old Tibetan Annals：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ibet’s First History. V？ AW， Austria.2009

②沈亚文.沈下贤文集（卷十）[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③汉文史籍中的“河西走廊”或“河西四郡”这一地名在古藏文文献中没有直接出现，古藏文文献一般用“mdo smad”一词指代吐蕃本土以外的广大藏族聚居区和吐蕃东扩以后的新占领区。隶属于“河西走廊”的河西四郡却频频出现于敦煌古藏文文献。例如，记载赤松德赞藏王时期吐蕃控制河西走廊的英藏吐蕃文献Or. 8212号文书中就出现了“leng cu”（“凉州”）、“ga cu”（“瓜州”）等藏文地名。

④《楞伽师资记》是汉地佛教早期禅宗之北禅宗的史传著述，北宗禅以传持《楞伽经》为正统，汉文原著者是大安寺的净觉（683―750）法师，成书时间为唐代开元初期（713-741年），大约在成书不久即在敦煌地区流传，敦煌汉文写本中存在多件，而藏文《楞伽师资记》就目前所见有s.t.710和，s.t.704两种译本。藏文标题为“lingkamkhan po dang slob ma’i mdo”。该文书是研究吐蕃时期汉地禅宗对吐蕃佛教影响的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日本学者上山大峻氏和冲本克曾对此文书藏文译本做过研究，藏族学者索南东珠对两种译本进行了细致的校勘研究。

⑤卜辞形成于公元7至9世纪，顾名思义，卜辞出自卜算师或僧人之手，因卜算占卦而来。卜辞最早也是以口头形式流传，后经文人们整理和加工，才以书面形式流传。有不少学者认为卜辞是藏族民歌的雏形。

⑥藏语名称为“srid pa chags glu”，藏族古老的民歌，内容涉及宇宙天体的形成、日月星辰的运行、世界物种的起源。

⑦藏语为“shags”，亦跟“glu”连用。藏族对歌的一种，在两位歌手或两支以上演唱队之间进行，实际上就是赛歌、打擂台，与颂歌相比对歌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和竞技性，而且也是一种有趣的演唱形式。

⑧藏语为“bkra shis‘jog pa”，当演唱就要结束的时候，一般都有一首或几首“bkra shis”来收尾，参加聚会的人们都知道，当演唱完“bkra shis”之后，意味着欢乐的聚会就要圆满结束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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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蒲文成.青海佛教史[M].青海人民出版社，2001.

[5]阿莽班智达.拉卜楞寺志[M].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

西藏文化论文第4篇

可以预料，进入21世纪，“西藏问题”将更加尖锐和复杂，西藏问题国际化的趋势有可能加剧，西藏会成为“中国的科索沃”吗？西藏将是“下一个台湾”吗？西藏能够独立吗？这些都是亟待学术界研究和解答的重大现实问题。西方人的“西藏观”主要是由学者、官员、民众和传媒对西藏的认识构成的，传媒被称为“第四种权力”，由学者构成的思想库被称为“第五种权力”，他们对西藏的认识对西方人“西藏观”形成起着重要作用。同时，西方人的“西藏观”对西方国家制定对华政策和“西藏政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了解西方人眼中的西藏，研究西方人的“西藏观”， 剖析西方人的西藏观和认识西藏的范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的在于“知己知彼者，百战不殆。”有利于弄清西方人对西藏的了解和认识以及对西藏的看法和在“西藏问题”上的态度；认识西方人“打西藏人权牌”，制定代表其国家利益的所谓“西藏政策”的内幕和目的，支持“流亡政府”的分裂和独立活动，对中国的西藏政策指手画脚，干涉中国内政，利用“西藏问题”遏制和分化中国的根源；进行战略策划，在参与国际政治斗争中争取主动，增强危机应对能力，预防在西藏出现西方反华势力所期望的“中国的科索沃”。剖析西方人对西藏的认识，有助于增进中国和西方的彼此了解和信任，促进中西方关系的改善，为党中央解决“西藏问题”提供决策参考依据。

了解西方人眼中的西藏，研究西方人的“西藏观”，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主要关注的是事实上的西藏，对西方侵略西藏，插手西藏事务，干涉中国内政的史实有所研究和阐述，而对西方的观念上的西藏，即西方人对中国西藏的印象、知识、看法、态度、经验、情感、想象和认识（“西藏观” ）等属于观念和心理层次的东西却缺乏研究。因此，对于中西学术界和藏学界来说，西方人的“西藏观”都是亟待填补的一个重要的学术空白。这便是了解和研究西方人眼中的西藏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西方人的“西藏情结”

对于西方人来说，东方文明永远是一个神秘玄妙的难解之谜。作为东方文明宝库中的一朵奇葩，西藏文明更令西方人魂牵梦萦。然而，由于地理、文化和语言的阻隔，西方人眼中的西藏和西藏文明如雾中花，水中月，难见本质和真谛。越是如此，西方人越想看个究竟。因此而形成了一个解不开的“西藏情结”。自然情结――几个世纪来，西藏对西方人一直是一个谜。西藏雄踞“世界屋脊”，被称为地球的“第三极”，其自然景观――神奇的雪山，辽阔的草原，宁静的湖泊，咆哮的河流，湛蓝的天空，洁白的云彩，巍峨的喜马拉雅山，雄伟的峰珠穆朗玛峰，神圣的冈底斯山，奔腾的雅鲁藏布江，成为外人进入西藏的天然屏障，被西方探险家和旅行家视为世外桃源和自然天堂，攀登珠峰，成为西方人的地理朝圣。西方人对西藏自然环境的向往，主要是为了满足其生理需要，乔治·奥维尔说，没有比到中亚或西藏进行一次真正的游历更好的事了。西藏成为西方人看得见（有形的）的“香格里拉”――地理上的 “香格里拉”。人文情结――西藏的人文景观，金碧辉煌的寺庙，苍凉雄奇的城堡，灿若群星的帐篷，风格独具的民居，古朴独特的民俗，神圣的活佛喇嘛，玄妙的法事活动，香火旺盛的圣城拉萨，具有无穷的魅力，强烈地吸引着西方人，将其视为净土和天堂，寻求精神寄托的乐土，成为西方人寻求心灵慰藉的看不见（无形的）的香格里拉――精神上的 “香格里拉”。

青藏高原基本上是单一的民族藏族的聚集区，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致使外来文化难以进入，民族文化保存得较为完整，藏、汉、回、蒙等民族文化和本教、印度佛教、藏传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文化交汇于此。灿烂辉煌的西藏文明对世人具有很大的诱惑力。西藏是佛教圣地，拉萨是闻名世界的藏传佛教圣城，是佛教徒向往的“香格里拉”。神秘、神奇和充满神韵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使青藏高原成为世界上最为独特的旅游胜地，为中外探险家和游客所青睐。达赖喇嘛及其流亡政府在国外的独立和分裂活动，“西藏问题”国际化，更使西藏成为国际政治斗争中的一个特殊的砝码。

西藏和西藏文化令西方人着迷。喇嘛教，被西方人视为与基督教和天主教相通的宗教；一部《西藏度亡经》，在西方经久不衰；一个洛桑然巴，蒙骗了无数有教养的西方人；一句六字真言，让西方人冥思苦想；西藏研究成为西方的“显学”；达赖喇嘛成为西方人心中的偶像和明星；1997年被称为“好莱坞西藏年”， 好莱坞成为美国重要的“西藏形象生产基地”，好莱坞著名影星理查·吉尔信奉藏传佛教，皈依达赖喇嘛，成为西藏独立活动的明星；西方反华势力企图将“西藏问题”作为遏制和分化中国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西藏与西方结下不解之缘是多种因素促成的。海外藏族学者在嘉央诺布在《电影、小说中的西藏与西方的幻想》一文中（《西藏评论》1998年1月号），追溯了西方人偏爱西藏和藏族文化的渊源。他写道，西方人对亚洲腹地的这块神秘土地的这种痴迷和陶醉，可能渊源于其在中世纪欧洲的一个失落的基督教王国的传说。中世纪，中国和中亚的基督教聂斯脱利派的出现，肯定促成了这个传说。在亚洲高地的这样一个基督教王国的故事，可能是藏传佛教的寺院仪式与罗马天主教仪式之间的相同所引起的，例如在焚香仪式上，忏悔、礼拜仪式音乐、圣水的喷洒以及在由乡村牧师主持的田野祝福一样谦卑的某些仪式。对西藏的这种的“高卢式的”痴迷和陶醉，在本世纪初期由于大卫·妮尔夫人的作品而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动，像古伯察一样，她实际上使到西藏旅行成为不可思议的行动。使西藏的魔术般的形象真正僵化的书是詹姆斯·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香格里拉”之名在英语中已找到了一个位置，如像已在人类社会消失的一个神秘宁静而充满神灵的天堂的一个标语。美国总统的乡间隐居处戴维营，最初由富兰克林·罗斯福亲自命名为“香格里拉”。

西方人对西藏的这种痴迷，有一种不祥的对应物。纳粹就对西藏可能是原始的雅利安故乡的场所的理论感兴趣，甚至对西藏人本身就是一个消失的雅利安部落的奇怪观念好奇。西姆莱于1939年派遣了一支很可能是由党卫军发起和资助的远征队，由霞飞尔上尉率领前往西藏，其公开身份是一支科学考察队，但是他们带着找到雅利安故乡的位置的秘密指令。在嘎伦·诺威尔的数以百计的摄影作品中，几乎都在赞美西藏的世外桃源般的美以及她的快乐幸福的人民的直率和精神。自从《消失的地平线》出版以来，西藏的“香格里拉”形象已经在其他小说和故事中频繁地更新，最好的一个例证是由理查森撰写的《西藏的玫瑰》以及兰贝特的《战争的骗子》和吉尔的《西藏》。

嘉央诺布认为，关于西藏的最原始和最不同寻常的小说作品，是皮埃尔·特勒的短篇小说集，题为《达赖喇嘛的故事》。克拉克的《神的九百万个名字》，是描写在西藏寺庙中制造了一个令人惊恐的发现的一位电脑程序员的短篇小说，这是一部离奇恐怖的科幻小说，讲述一个最终旋转的“半阴影区”。每个人都读过赫格的《丁丁在西藏》。关于西藏的一部幽默的英文书籍是《黑珍珠》，这是一部“绝妙的”好读物。也许描写西藏的最持久地流行的书籍的作者是洛桑然巴，他实际上是英国水暖工哈斯金斯（Cyril Hoskins），尽管他的许多作品，如《第三只眼睛》、《来自拉萨的医生》、《古人的洞穴》、《与喇嘛一道生活》等，本来属于小说类（哈斯金斯声称，这些作品是以他从前在西藏生存的回忆为基础的），但是直到最近在西方还有相当多的人将这些作品看成是一位西藏宗教大师的真实记述。嘉央诺布说，西藏对西方人的吸引力，主要来源于某些变化或香格里拉故事的其他――古代传说的隐藏的、秘密的王国，已经失去智慧，在亚洲腹地的深处，并且在这种看法中是有力的神秘、玄妙的因素，似乎将一个梦幻般的本质插入到西方对于西藏状况的认识中，使她显得不如世界各地的其他冲突和危机那样刻不容缓、真实和重大。香格里拉的幻想主要与西方一些人的感情需要有关。正是西藏的这个像梦幻一样的“香格里拉”的本质，大多数可以在其社会和文化及其奇特的秘密宗教的中世纪的特点中观察到，这是西方人发现最有吸引力的。从旅行者到学者，都专注于西藏的这个特点，将西藏生活或文化的其他方面排除在外，无论它们可能对于西藏人多么重要。

西方人对西藏和西藏文化的关注不是偶然的。除了把西藏看成其地理上和心理上的“香格里拉”这个主要原因之外，心理上，20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进入所谓“后工业社会”或“后现代社会”，其精神支柱西方文明难以解决人们面临的尖锐复杂的现实社会问题，不能满足享有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的西方人的精神需求和信仰需要，他们转而在东方文明中寻觅出路，于是东方文明的奇葩藏传佛教便因此而受到青睐。藏族民风古朴，乐善好施，粗犷豪放，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这是生活在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中的那些被物质文明异化，以“疏离”、“单一向度”和“妥协主义”为特征的西方人群所缺少的。宗教上，西方人认为藏传佛教与西方的基督教和天主教是相通的，西方宗教不能解决的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可以从西藏宗教中去寻找出路。文化上，全球化浪潮的到来，凸显出民族和地域的重要性，具有独特风格的藏族文化和西藏因而受到民族和文明趋同的西方人的关注。政治上，20世纪下半叶，由于西藏分裂势力和西方反华势力的活动，加剧了“西藏问题”国际化的趋势，从而使西藏问题成为与台湾和贸易并重的“3T”问题（Taiwan，Trade，Tibet）。而“西藏问题”主要是由主权、民族、宗教和人权问题构成的，这些问题都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和中国与西方反华势力斗争的焦点。

西方人对西藏的“发现”和认识

西方人对西藏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发现”到了解再到认识的漫长历程。西方“发现”西藏的先驱，主要是探险家、旅行家和传教士，19世纪以前，他们主要是从文献记载中了解西藏，然后前往西藏的考察，后来才进入西藏，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撰写了一些探险考察报告和游记，对西藏有了一些感性认识，对西藏已有一个基本的轮廓。19世纪，西方的记者、官员、军人和学者加入到入藏队伍的行列，进入西藏腹地游历和考察，对西藏的了解逐渐加深。19世纪30年代，匈牙利藏学家乔玛开西方藏学的滥觞，这标志着西方人开始具有对西藏的理性认识。但是在19世纪以前，西方人对西藏历史、文化和宗教的真谛犹如隔雾观花，尚未窥见全貌。进入20世纪，1903年英国军队用枪炮打开了西藏封闭的大门，扫除了西方人进入西藏的障碍，为西方人进入西藏提供了地理上的方便；斯坦因和伯希和从敦煌藏经洞盗走大量古藏文经卷，为西方人研究西藏提供了文化上的便利；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使西方势力插手中国西藏事务有可乘之机；1913年召开的西姆拉会议，引起了西方人在政治上对西藏的关注；十三世达赖喇嘛推行“新政”，为西方人提供了用武之地。20世纪上半叶，内外因素的结合，促进了西方人对西藏的研究，加深了西方人对西藏的认识。20世纪下半叶，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和西藏的和平解放，西藏更加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1959年西藏叛乱发生后，大批藏人流亡国外，他们不但带走了一批珍贵的藏文文献和档案，而且其中许多人还是满腹经纶的“西藏通”，一些藏族学者被西方大学和科研机构聘为教师和研究人员，从而极大地推动了西方的西藏研究，为西方人研究和认识西藏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在西方掀起了西藏热和藏学热。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方面，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西藏向西方人敞开了大门，中外学术交流日趋频繁，西方藏学逐渐走向成熟；另一方面，由于西藏分裂势力和国际反华势力的活动，“西藏问题”国际化的趋势加剧，西方学界、政界、民间和传媒对西藏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西方人对西藏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学界、政界、民间和传媒对西藏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西方人对西藏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西藏观”基本定型。

文化交流是的互动的。西藏文化和藏传佛教在西渐过程中，对西方文化和宗教产生了影响，西方人和西方文化受到一定程度的藏化；西方文化传入西藏，对西藏文化产生了影响，西藏人和西藏文化受到某种程度的西化。中国西藏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和互动，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增进了西方人对西藏和西藏文化的了解。

由于民族、国家不同，经验、观念、知识水平、社会地位的差异，西方人眼中的西藏并不是一样的风景，西方人的“西藏观”也不是一种模式，而是智者见智，众说纷纭。学术界、政界、民间和传媒对西藏的了解和认识以及对“西藏问题”的态度各不相同。笔者另有专文论及，在此不赘。

西方人认识西藏的“范式”和误区

西方学者在了解、认识和研究西藏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研究“范式”。他们继承语言历史学派的传统，重史料的利用和语言的运用，其工具语言是欧洲的主要语言和日语，资料语言为藏语文和汉语文；借鉴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注重到藏区进行实地考察；借鉴社会学研究方法，重个案研究（微观历史研究法，以小见大）、参与研究和跟踪研究；重比较研究、综合研究和跨学科研究；重视藏人的帮助和协作；在西方，藏学附属于印度学（梵文研究）和人类学或中亚研究。

需要指出的是，在了解、研究和认识西藏和藏族文化方面，欧洲和美国存在着差异：欧洲重人文科学方法，美国重社会科学方法；欧洲重传统，美国重现实。美国学术研究的动力是由“三力”构成的合力，即学者的智力，卸任官员的权力，基金会、财团和企业家的财力，这三力也是推动西方藏学研究的动力。

对于西藏的认识，美国人与欧洲人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一般来说，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欧洲人，主要看重的是西藏的人文价值，有时也看重其政治和战略价值。早期欧洲传教士从文化角度看西藏，他们对西藏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其宗教和文化方面，将西藏当成传播基督教和天主教的“真空”；英国帝国主义兴盛时期，为了实现其争霸远东的战略目的，保住“大英帝国王冠是的珍珠”印度，向西藏发动了两次侵略战争，1913年又策划召开了“西姆拉会议”，这时，西藏的政治和战略价值超过了人文价值。新中国成立后，欧洲人对西藏的认识，继承了其传统，即在重视西藏的人文价值的同时，也开始重视其政治和战略价值，利用“西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而历史短、文明根底不深厚的美国人，主要看重的是西藏的政治价值和战略地位，人文价值居于次要地位。美国人（包括学者在内）从与西藏和藏人接触起，就带有较为鲜明的政治色彩，他们主要是从政治和战略角度看西藏，早期来华的传教士就带有很强的“功利”色彩，如创办教会学校、开办慈善事业等，实际上是为其国家利益服务，培植亲美势力。近代，美国考察研究西藏的先驱、插手西藏事务的始祖柔克义，是一名驻华外交官。1942年，美国总统罗斯福首次派遣入藏的使者小托尔斯泰和都兰，是战略情报局的官员。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将西藏作为反共堡垒，视为推行其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民主、人权、民族自决、宗教自由等的“乐土”，客观上抬升了西藏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

应当看到，西方的藏学打上了西方学术传统的烙印。在欧洲，“汉学在传统上以文献研究和古典研究为中心，所以在研究历史较短的美国似乎感到Sinology 一词有点过时的味道，一般称之为Chinese Studies（中国研究）”。早期传教士的汉学著作，美国讲求实用，注重现实性研究；欧洲无论是语言学还是历史学，都属于古典研究，根本不涉及其他领域的研究。研究汉族历史和文化的欧洲“汉学”，经过美国人改造，发展成为研究地区的“中国学”，由民族研究发展到地区研究，从汉学角度的研究侧重于语言学、文学，从地区研究角度以经济、政治、社会、思想文化为重点。“社会科学家的学术兴趣仅仅在当代，而把过去留给了历史学家和人文科学家”。“坚定不移地推动历史学与社会科学或行为科学的结合是美国学术的显著特征”。美国学者余英时说，费正清“研究中国近代、现代史并不完全是从学术观点出发，更重要的是他要改变美国的对华政策”。汉学从欧洲传到美国发展成为中国学，突出了鲜明的美国特色：由重学术发展到重政治；由重历史传统转变为重社会现实；由人文科学发展到社会科学；由远离现实到服务现实，经世致用。美国的学术传统是“重模式，轻实证”。主导欧洲的实证史学，重“叙述”历史；占主流的美国的新史学，重“解释”历史。法国史学家贝尔指出：“历史学的任务不是描述历史，而是解释历史，进行综合比较研究”。美国学者研究中国，目的在于为国家利益和战略服务，在很多情况下，表面上看他们在研究中国，实际上是要解决美国自身的问题。欧美学术传统的渊源和差异自然影响到欧美的藏学研究范式，欧洲人主要用人文方法研究西藏，重传统，重实证，重学术；美国人主要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西藏，重跨学科，重现实，重政治。欧洲和美国不同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决定了其对待西藏文明和藏传佛教的不同取向，以藏传佛教西渐为例，藏传佛教为求得在西方的生存和发展，必然要适应西方文明，不可避免地要“西化”。显密并重，先显后密的藏传佛教传入实用主义的美国后，其需要长期艰苦地闻思修、深奥而抽象、重修心的显宗受到削弱，其顿悟成佛、简明而神秘、重修身的密宗受到重视，吸引了大批西方信徒，禅定中心纷纷在各地建立。

美国著名的东亚研究专家赖肖尔认为，美国学者从事学术研究有强烈的“使命感”、“学术个性”和“反唯理智论倾向”。因此，他们“蔑视学问，更为强调的是实用性知识”，“更为明显地同自己以外的社会，即政治家、实业家及其实践家始终保持紧密的联系”。“大凡有出息的学者，随时都愿意进入政界和实业界，以证明自己真正理解了在教室里所讲授的知识”。他说，美国学者力求使自己的知识有益于社会，“社会方面也靠近学者”，“助长知识界与政治接触”。“学者和官吏之间的这种交流，不论是为了政治，还是为了学问都是一件好事。由此，政府得以利用习惯于从广阔视野和高屋建瓴地观察事物的社会上的一个重要的智囊团和思想库；另一方面，由此学者也可重新检验自己固持的理论，对照我们所生活的富于变化的世界中所展示的现实，为协调理论与之一致而不断获得外界动力”。总之，“学者世界与政治家世界之间不能有界限”。

嘉央诺布说，对关于西藏的许多旅行书籍以及有关西藏的宗教和“文化”的大量“新时代”类型的作品（大多数是由达赖喇嘛亲自作序、介绍的）进行考察，留给人们不舒服的感觉，即自从詹姆斯·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和洛桑然巴的《第三只眼睛》这类书籍提供了关于西藏的有益文学主体以来，西方人的西藏观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在影片中出现的西藏，要么是一种最终的精神退隐处，如像《千禧年》，《危险边缘》和《幺点冒险――当大地呼叫时》中，要么是一种魔术力量的储藏室，如像《通往香港之路》和《阴影》中。西藏被看成是西方人的“对立面”。西方人，无论其过失如何，都是真实的；西藏，无论多么精彩奇妙，都是一个梦幻――要么是一个消失已久的黄金时代，要么是太平盛世的幻想，仍然只是一场梦。在每一次这样的表述中，西藏人或他们的家乡和文化只是充当一个背景或衬托白人主角的更为重要的工作，有一个固有的和潜在的前提，即假如西藏为西方人的目的和需要服务的话，她仅仅是相关的。在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中，主角康韦是英国人。为首的喇嘛是欧洲人，就像大多数香格里拉的高级官员一样。西藏人基本上都是迷信的农民和体力劳动者，伐木者和抽水者，在香格里拉的白人精英看来，都是一些苦力。

由于社会历史背景、价值观念、学术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原因和海外藏人的影响，长期以来，西方人对中国西藏的认识一直存在着局限和缺憾。西方人对中国历史和国情缺乏认识，影响其对西藏的认识。旅居英国的藏族学者次仁夏嘉指出，在西方，大多数藏学研究者将其西藏研究领域确定在20世纪以前，一些学者认为，20世纪尤其是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的西藏不值得研究，这种局面是不正常的。西方人迷恋传统的西藏，看重的是西藏的人文色彩，把西藏想象或描述成为乌托邦式的人间天堂，将西藏看成是静态的理想社会，以保护传统文化和藏传佛教为借口，惟恐西藏发展，从而成为自己所制造的“香格里拉神话”的囚徒。

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杜维运指出：“西方汉学家用西方的一套方法，以重建中国历史，藉西哲的精蕴，以发国史的幽光，应是令人兴奋的事。惟中国学问，如天马行空，飘忽无踪，单凭方法，实不足羁系之。方法以外，灵活的运用，直觉的了解，诗意的体会，极为重要。方法易学，直觉的了解，诗意的体会，却不是一蹴可几的。不知中国的社会背景及民族习性，即不足以语此境界，西方汉学家的致命伤在此，西方汉学家重建中国历史的困难亦在此”。

从美国的中国学的缺憾可以见到美国藏学乃至西方人的“西藏观”的缺憾之一斑。美国学者“非常缺乏在中国的实地考察经历，他们的著作往往只是其从事六年中国语言学习和几年的图书馆经历的产物”，这尽管被视为“在美国学术界中的特殊身份和高水平学术训练过程中形成的成果”，但却不能称之为“研究”。美国学者有“重事实，轻理论”的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倾向，他们在研究中习惯于“框架与史料”的结合形式。美国的“中国通”和中国学大师费正清研究中国奉行的“冲击－回应模式”，实际上仍是西方中心观。近东研究专家爱德华·赛义德进行“东方学批判”，将“西方中心论”的统治地位称为“文化霸权地位”。他在《东方学》一书中指出：“欧洲人的想象被作为与任何非欧民族和文化进行比较时的权威标准。此外，还有一种欧洲人对东方的想象的霸权，他们自己反复申明先进的欧洲人对落后的亚洲人具有无比的优越性。”美国学者具有强烈的猎奇意识，嗜好探求差异性。

西藏文化论文第5篇

西藏从和平解放以来，党和政府一直重视藏语文教学工作，为保障藏族人民学习和使用藏语权利，先后制定了有关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法规政策，为促进藏语文的学习、使用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十三届三中全会之后再一次掀起来了学习藏语文的新高潮。

1984 年中央召开的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明确要求学校使用藏语文授课，不同时期的条例和法规都有效地保障了藏族人民语言文字的使用权利，极大传承和弘扬了藏文化。当前西藏共有九百多所小学和一百五十多所中学开办了藏语文教学，其中少数民族学生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小学课程设置的科目主要有藏语文、汉语文、数学等学科; 中学主要设置的科目有藏语文、汉语文、数学、英语和政治等，一般中学每周4-5 节藏语文课时。自治区组织一些教学经验丰富、科研成果突出、资历深厚的骨干教师编写符合藏区实际情况的中小学藏语文教材，并编写配套的教学参考书和复习提纲，完全满足了当地师生的需求，有效促进了藏区中小学藏语文的教学与发展。尤其西藏大学藏语文专业毕业的本科生成为中小学藏语文教学的主要师资力量。一些中小学通过组织部分教师脱产学习和函授等学习形式，大大提高藏语文教师的教学水平。作为西藏自治区的仅有的三所本科院校和三所专科高等院校，为培养藏语文专业教师做出了很大贡献。这六所高校已逐步实现了使用藏语文授课为主的教学模式，西藏大学的文学院下设的藏语文文学、藏语言文学、藏语新闻、藏汉翻译、文秘与藏文信息处理等专业为培养中小学藏语文师资力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西藏自治区的藏语文教学取得了丰硕的成绩，但是也存在着很多问题：如藏语文规范标准滞后;西藏各地区受教育的条件和程度差异还比较大;藏语文文字信息化发展比较缓慢;有关藏语文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少。总之由于存在着上述诸多的问题，严重影响了藏语文的教学进程、教学内容、教学范围和深度。因此我们要加大教学环境和教学条件的改善，加大藏语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模式的改革，才能真正提高中小学藏语文教学水平， 促进藏语文教学的发展。

二、关于西藏地区中小学藏语文教学改革与发展策略

新世纪西藏中小学的藏语文教学关系到西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关系到西藏自治区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关系到藏族文化艺术的传承和弘扬，藏语文教学事业的发展与进步直接影响到西藏地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西藏地区中小学藏语文教学的改革与发展离不开藏语文教师队伍建设，教师作为藏语文教学工作的主体，要身担教学改革的重任，积极探索教学方法，总结教学经验， 积极参与教学改革，大力推进藏语文教学工作和藏语文教学事业的发展，为此笔者提出了一下几点建议和措施，供同仁以参考。

1. 使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促

进藏语文教学。首先中小学教师要大胆创新藏语文的教学内容，实现藏语文教学内容的兴趣性、和谐性。作为一门藏语语言的学习是比较单一枯燥的，教学内容的趣味性是学生学习的动力，教学只有进行教学内容上的不断创新，让学生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才会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教师要对课程进行延伸，在教材内容的选择上要选取和教学课程相关的、又具有实际意义的材料进行课程补充，也可以与学生进行座谈、讨论， 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选取学生感兴趣的内容，积极开发校本课程进行补充教材内容。作为第一线藏语文教学的教师， 要重视本土文化的教学内容， 开拓本土文化课程教学内容，更好地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让学生了解到更多的藏民族文化。其次打破僵化的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理论教学，要把教学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传统的教学模式就是单纯地讲授理论知识，完全忽视了现实生活体验。作为农村和城市的中小学学生， 他们有着不同的生活环境，城市孩子对于农村生活和自然风光不了解，农村孩子对于大都市的生活和繁华景象不了解，为此教学时就要考虑到这个现实因素，教师多收集一些与课文内容相关的资料、图片等，让学生有一个更为直观的形象体验，从而更为形象生动地了解所学习的课程内容。第三善于创设探究问题的情境，实现中小学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藏语文教学也要学会师生互动，在中小学藏语文教学过程中要善于提出问题供学生积极思考， 提出假设，让学生参与讨论，经过一定的探讨得出想要的结论。例如在《黄河是怎样变化的》一文教学中，教师根据课程设置可以提出这样的黄河变化的主要原因什么?黄河怎么治理?等一些相关问题，让学生进行思考，然后提出如果黄河继续破坏人类将付出怎样的代价? 这样的假设供学生进行讨论，最后通过师生交流和讨论得到结论，通过这样三个环节的藏语文教学，可以培养学生保护自然环境的意识、热爱大自然的思想感情，使学生更好地掌握知识，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

2. 藏语文要运用多媒体技术更加形象直观地进行教学。教师根据教学目标和学生特点，通过教学设计合理选择和运用多媒体技术，结合传统教学手段形成一个合理的教学过程结构。运用多媒体教学是教育信息化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具体体现，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和现代化教学手段，实现藏语文教学模式的最优化。多媒体教学具有拓展课堂教学容量，提高教学效率的作用; 还能创设新颖的教学情境，激发中小学学生的求知欲，创造学习的原动力;能够再现课程中描绘的情节，更加形象直观呈现教学内容;还能渗透思想教育，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与进步，由此可见多媒体教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于藏语文教学具有着积极的意义。这就要求教师要善于制作PPT 教学课件，不仅方便了教学，节约了时间，更增加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尤其音频、视频等文件的插入更加丰富了教学内容，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的多样化促进了藏语文教学的大发展。当然目前藏语文多媒体教学手段的运用还有一定的困难， 一支粉笔，一块黑板，一本书育一代人的传统教学模式依然广泛使用着、延续着，藏语文教学领域未能大量引入多媒体教学模式的主要原因：主观方面主要是部分藏语文教师对多媒体教学的认识不足，教学观念还比较落后;多数藏语文教师自身多媒体教学技术能力不足，懒于学习新技术手段。客观方面主要是藏语文多媒体教学资源的紧缺;相关机制尚未建立健全。

3.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进一步落实好双语教学政策，促进藏语文教学事业的全面发展。作为自然条件艰苦的西藏牧区，虽然藏语文师资队伍在数量和质量上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还是不能满足实际需要，藏语文的普及教育仍然受到限制，运用藏语母语进行自然科学授课依然过不了关，特别一些人烟稀少的牧区师资力量还依然缺乏，初级教育机构设立比较完善一些，但是中级教育机构很少甚至没有。因此为了促进西藏全区的藏语文教育事业快速发展，必须加强藏语文教师队伍建设，培养双语师资队伍迫在眉睫，同时还要进一步加强教学管理工作，逐步扭转各地、市学校和有关部门领导对藏语文教学工作不重视的局面。在教学管理上要逐步使其制度化、科学化和正常化。进一步落实好双语教学，也能更好地促进藏语文教学的改革，双语教学可以提供健康的学习环境，藏语教学使藏区学生接受新鲜事物和知识，而汉语教学又能使得藏区学生走出去依然能够接受汉语言教学能力，在接受高等教育时不会发生脱节现象。所以加强双语教学能够增强学生以后考试升学本领，也能够为他们创造平等的就业机会和竞争条件。同时进一步拓宽藏语文的使用范围，改变以往藏语文单纯地服务于民族精神文化层面， 拓展藏语文的授课和使用范围，进而促进藏语文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

西藏文化论文第6篇

[关键词]敦煌古藏文文书；汉藏对音材料；唐五代西北方音；声母；韵母；声调

[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24-0014-05

敦煌出土的古藏文文书中有一类特殊的卷子，其中汉字旁边用藏文注音的，称为“注音本”，只用藏文音译全部或部分汉语文献的，称为“音译本”或“译音本”，这种卷子一般统称“汉藏对音材料”。①这类汉藏对音材料不仅是研究古藏语的第一手材料，也是研究中古汉语的重要依据，一直倍受音韵学界的重视。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外很多语言学家和藏学家对敦煌汉藏对音材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国内较早研究敦煌汉藏对音材料的是罗常培先生。罗氏所著《唐五代西北方音》②是第一部利用敦煌汉藏对音材料研究中国古代西北方言音系的专著。他把《切韵》作为研究唐五代西北方音的出发点，利用五种藏文对音译音材料③和一种注音材料构拟唐五代西北方音，与现代西北方音进行比较，探讨其语音流变，并结合音理分析，识别并解释了两种语言对音难免的音近代替现象。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国内外许多学者围绕《唐五代西北方音》展开了一系列讨论和研究。他们根据新材料，运用新方法，对《唐五代西北方音》的汉藏对音材料进行了补充和修订，逐步完善了敦煌汉藏对音材料音系的构拟。本文试就研究材料与研究方法、声母、韵母、声调四个方面略作述评。

一、 研究材料与研究方法

探讨中古汉语方音，罗氏认为有两个方面的材料最为重要：一是汉字在外国语里的译音或外国语在汉字里的译音，二是保存方音性的汉字注音。④《唐五代西北方音》中用到的汉藏对音《千字文》、汉藏对音《大乘中宗见解》、藏文译音《阿弥陀经》、藏文译音《金刚经》四种材料属于第一类，注音本《开蒙要训》属于第二类。而《唐蕃会盟碑》当时只有劳佛（B.Laufer）与伯希和（P.Pelliot）利用其汉译藏音部分讨论过9世纪的藏语音韵，其他材料只是零零散散地被人引用过。⑤罗氏整理这些材料，并拟测出其代表的方音系统。这是国内学者首次利用当时刚发表的敦煌吐蕃古藏文文献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且得出了科学的结论，至今仍在国内外影响深远。

日本学者高田时雄根据新发现的材料，对罗常培的《唐五代西北方音》进行补充和修订，著有《敦煌资料による中国语史の研究——九·十世纪の河西方言》，⑥利用14种材料研究其中的音韵和语法现象。他所使用的材料，不管是数量上还是完备程度上，都远远超过了《唐五代西北方音》。

其实，除了罗氏和高田氏综合研究汉藏对音材料所反映的河西方言之外，国内外还有许多学者也对这些材料的整理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1920年，法国伯希和与马伯乐（H. Masperro）曾引用过对音本《千字文》的一部分。⑦1923年，日本羽田亨的《汉蕃对音千字文断简》释读、转写了汉藏对音，并确定了《千字文》的对音性质及与研究唐代西北方音的关系。1926年，托马斯（F.W.Thomas）与柯乐逊（G.L.M.Clauson）比定译音本《金刚经》，并注出了相应的汉字。1927年，柯乐逊比定《阿弥陀经》，且注出了汉字。柯乐逊还为《阿弥陀经》和《金刚经》做了汉藏互见索引。1929年，托马斯参照《大乘中宗见解》的译音本（ch.9，Ⅱ，17号）和重字，补全了其对音本（ch.80.xi号）的空白。财津爱象《敦煌出土汉藏对音の材料と〈韵镜〉との比较》⑧一文从汉语音韵史的角度，把《千字文》、《阿弥陀经》、《金刚经》三种汉藏对音材料分类组合与《韵镜》比较。1948年，托马斯和翟理斯（Lionel Giles）合写《一种藏汉词语写卷》，刊布了《藏汉对照词语表》写卷，比定出部分汉字。1958年，西门华德（Walter Simon）在《藏译汉文文献释读》⑨中介绍了《妙法莲华经》、《天地八阳神咒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南天竺国菩提达摩禅师观门》、《道安法师念佛赞》、《寒食篇》、《杂抄》、《九九歌》等文书，并用拉丁字母转写出了其中的一部分。1960年，陈国（Csongor）著《在敦煌发现的用藏文译写的汉文文书》，⑩再次讨论了罗氏使用的汉藏对音材料。1982年，王尧在其所著《吐蕃金石录》中录写了《唐蕃会盟碑》四面的汉藏碑文，在藏文下注出了拉丁字母转写。111982年，周季文在《藏译汉音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校注》12一文中，比定了该写卷，作了《汉—藏索引》和《藏—汉索引》，第一次为藏文注了现代藏语的安多音和拉萨音。1984年，黄布凡撰《敦煌〈藏汉对照词语〉残卷考辨订误》和《敦煌〈藏汉对照词语〉残卷考辨综录及遗留问题》，对《藏汉对照词语》残卷作了深入研究和进一步订正。131992年，郑张尚芳补解和订正了前人研究《藏汉对照词语》残卷中的缺释与舛误部分，并分析了其反映的语言现象。142006年，周季文、谢后芳通过对18种敦煌吐蕃对音材料进行了系统的整理，编成《敦煌吐蕃汉藏对音字汇》，为藏语文献的阅读和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工具。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日本财津爱象和匈牙利陈国的研究。罗氏写《唐五代西北方言》过程中看到了财津爱象的文章，对其文章提出了四点批评：没有收入《大乘中宗见解》；与《切韵》只是比较声母，没有比较韵母；没有认识到羽田亨和托马斯藏文转写方式的不同，未加以统一，照搬使用；藏文转写有讹脱之处。15罗氏又对其三种汉藏对音材料和《切韵》注音中的讹脱之处进行补充和订正。而陈国的研究则是建立在罗氏的基础之上，订正了罗氏《阿弥陀经》等材料的读音，是对汉藏对音材料的再研究，而不是音系的再构拟。高田氏评价陈国在研究方法上是有原则的，与罗氏基于藏文转写来整理材料不同，陈国认为应当从《切韵》体系出发。他认为陈国有改善之处，但达不到取代罗氏著作的程度。16当然，与高田氏时期相比，二者都存在资料不足的问题。

另外，方言材料方面，因为当时没有敦煌方言资料，《唐五代西北方音》只能退而求其次，用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书后所附《方言字汇》，选取其中的六种，包括兰州、平凉两种甘肃方言，西安、三水两种陕西方言和文水、兴县两种山西方音。罗氏用这六种方言与唐五代西北方音对比，探求从中古到现代西北方言的演变规律。关于高本汉对汉语方言记音的准确性，兰州大学张文轩教授曾经著文归纳了高氏所引兰州方言例字读音的声韵特点，指出了与今天兰州方言的7个共同特点和15点明显差异，分析出差异的原因是“发音人发读书音或口音不纯”，或“考虑古音差异而强生分别造成的”，当然也有记音的错误。17因此，罗氏利用高氏所记方言资料来探讨现代西北方音语音流变的方法是否可取，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

罗氏曾经谈到自己“所用的方法是先拿这几种汉藏对音的材料同切韵比较去推溯它们的渊源，然后再同六种现代西北方音比较来探讨它们的流变。”18耿振生认为，罗氏在研究方法上有几个特点：第一，有明确的地域观念和时间观念，他把这几种材料里的对音都看作是唐五代时期的西北方音，而不是笼统地把研究对象的语音现象说成“汉语”或“共同语”。第二，在汉文典籍与对音文献的关系上，重视汉文典籍中的音韵系统的参照作用，不是一味相信对音。凡是对音与古音文献的归类相矛盾的，有时要从对音的不确定性上找原因，不轻易否定汉语文献的音类划分。第三，对于近似音替代的原因分析比较透彻。他还指出“罗氏在研究中没有注意到西北方音与共同语的区别”，对音材料中“《唐蕃会盟碑》是唐王朝中央政府与吐蕃王朝会盟的文书，汉语这边的语音应该用共同语，不大可能用西北方音。真正属于西北方音的对音材料可能只有前四种”。而高田时雄则把敦煌的对音材料分为中原地区方言和西北方音两部分。19罗氏和高田氏的研究时间前后相差五六十年之久，不可否认前者的研究受各方面条件限制会有不完备之处，后者对汉藏对音材料的研究比前者更进了一步。另外，笔者的理解是：这与学者们的思维方式、研究思路及对西北方言的认知程度有很大关系。国内学者多用归纳法，如罗氏从汉藏对音材料本身出发，列表与文字相结合详细描述其语音现象，并比对《切韵》系，归纳其语音特点；国外学者多用演绎法，如高田氏，他首先假设当时存在一种语音体系，再以此体系作为比较的基础，利用汉藏对音材料进行论证，得出结论。

二、 有关声母问题

罗氏将唐五代西北方音的声母归为6组29类，认为这一系方言与《切韵》声类最大的不同有七点：第一，舌上音混入正齿音；第二，正齿音的二三等不分；第三，摩擦音的浊母禅邪匣变入清母审心晓；第四，床母大部分由禅变审，但澄母却变为照母的全浊；第五，轻唇音非敷奉大多数变与滂母同音已然露了分化的痕迹；第六，明泥两母因为后面声随20的不同各分化为两类；第七，y化的声母并不专以三等为限。这七点是四种藏音所共同具有的。21高田氏将河西方言声母归纳为5组26个。22另有几个重要问题下面分别讨论：

（一）全浊声母是否送气问题

罗氏发现汉藏对音《大乘中宗见解》里全浊声母字除十一字保持浊声本读外，其余的都变成次清了，算是“特殊的变化”。他又结合《千字文》、《阿弥陀经》、《金刚经》三种藏音里全浊声母读作送气音的情况，推论唐五代西北方音里全浊平声变次清、仄声变全清已经开始了。23张清常先生注意到唐五代西北方言的另一项材料——天城梵书《金刚经》对音残卷中，全浊声母并、定、从、群的对音同次清声母滂、透、清、溪相同，认为可把中古汉语全浊声母拟作送气声。24邵荣芬利用敦煌俗文学中的别字异文研究唐五代西北方音，发现浊音清化的趋势比较明显，并且“浊音仄声字都和全清互代，表明所变的清音都不送气”了。25刘广和先生根据不空的汉译梵咒材料讨论唐代8世纪长安音声纽，考订了全浊声母送气的事实，证明了罗氏的观点。26高田氏则认为，《大乘中宗见解》中全浊声母不分平仄，全部用送气音转写，是例外。同时，他发现在《开蒙要训》注音材料中浊音字有时用清音字注音，但通常是不送气音。27这和邵荣芬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即部分浊音字有向全清发展的趋势。马毛朋先生用实验语音学的方法，通过分析渭南方言存在的气嗓音现象，结合浊送气辅音和其后元音的声学特性，为唐五代西北方音全浊送气提供了语音学、声学依据。28围绕全浊声母是否送气的文章还有很多，但各抒己见，目前还未达成共识。

（二）喻三喻四问题

唐五代时喻三喻四是否有分别，也可通过汉藏对音材料进行考察。罗氏发现对音材料中喻母四等除了三个字例外，无论开合都读y，喻母三等开口有的读y，有的变为·（表示喉部破裂），合口写作’w 、’u或w。综括大多数例证，罗氏认为“喻三等读’w-，四等读y-”，29即云母、以母是有分别的。与此不同的是，邵氏根据敦煌俗文学的别字异文中喻母云、以互代的例子，结合在汉藏对音《千字文》里云母和以母都有读’w-、y-的情况，得出“云、以已经不能分辨”的结论。30高田氏与邵氏的观点基本一致，他还进一步说明云、以母藏文转写的不同，并不是声母本身的差异，而是反映出后续介音音色的不同。31台湾学者卢顺点根据罗氏书中所用到的四种汉藏对音材料，分析了晚唐喻三、喻四字发生腭化的程度。喻三字20.8%有腭化情形的，喻四则为98%。32当时方言中喻三喻四是否有差别，目前仍存分歧。

（三）精、见二系合流问题

较早发现精、见相混的是罗常培，由于五种汉藏对音材料只在《大乘中宗见解》有一例，他没有确定精、见二系相混的性质。但是联系《开蒙要训》注音里“以从注澄，以照注从，以徹注清，以清注穿，以审注心，以邪注禅及以晓注心诸例”，罗氏肯定了见组声母三四等也开始有腭化的趋势。33后来的研究者对此问题的态度不一。邵氏虽然在敦煌俗文学的别字异文中发现了精系与见系相代的例子，但他认为这些例子大部分是不可靠的，其余的一两个例子不足以判断当时见系字已经腭化。34丁治民、赵金文二位先生几乎穷尽了敦煌诗中的别字异文例，发现了精、见二系合流只有八例，分析了在文献中未见二系合流证据的原因，即五代后敦煌等西北地区丧失了中西文化交流出入口的功能，从而造成历史文献的断层。35尽管国内外许多学者还在研究腭化这一音变现象，但汉语的腭化问题仍是一个老难题。

三、 有关韵母问题

（一）模、鱼、虞韵

罗氏研究发现前四种汉藏对音材料里，“模母除唇音字外还没有变u，鱼韵也游移于i、u之间并没同虞韵完全混淆。不过鱼韵在《阿弥陀经》、《金刚经》里i多于u，在《千字文》里i与u不相上下，在《大乘中宗见解》里却u多于i：由这两音的消长上看，恐怕从五代起，鱼、虞渐有混而不分的趋势了。在现代西北方音里，模韵已全变[u]，鱼、虞两韵也已合而为[y]，不过因为受声母的影响各方面却微有参差”。40高田氏将模韵的情况进一步作了细分，“唇音字全部用-u来写”，《南天竺国菩提达摩禅师观门》、《道安法师念佛赞》、《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等也用-u来写，其余的用-o。鱼韵和虞韵的情况区别得很清楚，鱼韵用-i（-yi）、-u（-yu）两种标记法，而虞韵大多用-u。41而且罗氏认为鱼韵字读-i或 -u找不出分化条件，这个观点高田氏也赞同。邵氏所写敦煌俗文学的别字异文中，鱼、虞两韵有一部分字相混，同时，鱼韵与止摄开口字相通，虞韵与止摄合口字。邵氏的解释是“鱼一部分字读-i，一部分字读-u，找不到条件，说明对音不一定可靠”。42 另外，美国语言学家米勒也关注了罗氏书中提到的汉语效、流摄字和韵尾元音-i、-u的藏文转写，论述了汉藏对音材料中书面藏语 -u 和中古汉语-i的对应关系、语素d[a]、藏文的小词尾Cu（即“辅音+u”）、汉语ü的藏文转写等问题。43

（三）入声韵的收声

关于汉语入声韵的收声，罗氏认为咸深摄收-p，山臻摄收-t，宕江梗曾通摄收-k，但是在这四种藏音里它们写作-b、-r（-d）、-g。对于入声收尾到底是不是浊音，52罗氏引用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的观点，并推想上古音的入声收尾有浊音和清音两套：浊音的*-b、*-d、*-g比较容易丢掉或变成部位相近的元音，所以在中古时代就渐渐地消灭了；清音的*-p、*-t、*-k在中古时代大部分方音还都照样保存着，但是一部分方音却变成浊音的-b、-r（-d）、-g——现在所讨论的四种藏音就是属于这一系的。他的结论是：如果这种假设可能，藏语译音的-b、-r（-d）、-g就不一定是-p、-t、-k的替代音。53邵先生则认为藏语译音的-b、-r、-g就是汉语-p、-t、-k的替代音，他解释道：“藏语译音用b、g而不用p、k对译汉语的-p、-k，那大概是因为在藏语里b、g可以作尾辅音，而p、k不能作尾辅音的原故。至于用r而不用d对译-t，就更不难理解，因为塞而不裂的-t用r对译实际上比用d对译更切合些。”54

四、有关声调问题

另外，有关全浊上声字是否已经变为去声，罗氏认为《开蒙要训》中上去互注的例字反映了唐五代西北方音里已经发生浊上变去了，并拿唐代李涪《刊误》中“上声为去，去声为上”的例字做旁证。61邵氏肯定了当时敦煌一带方言浊上变浊去的事实，62但是注音本《开蒙要训》不能作为浊上变去的直接证据，其原因为，与浊上、浊去互注的例字相比，清上、清去互注的例字更多一些，并不能说明浊上已经变去，可能如唐代某些诗歌用韵中的上去通押现象63一样。

纵观我们所用到的敦煌汉藏对音材料，尽管它们不能完全详尽如实、准确无误地反映当时的实际语音情况，但藏文毕竟是表音文字，可以记录唐五代西北方音，在一定程度上突出地表现了其语音的某些特点。有了这种记录古代方言语音的第一手资料，我们可以再结合《切韵》系韵书进行研究，解决现在尚未解决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讲，敦煌汉藏对音材料是弥足珍贵的。这里我们只是简要概括了敦煌汉藏对音材料对唐五代西北方音的研究价值，当然还可以利用这些材料研究古藏语，甚至研究日本汉字音，现在已有学者在做这方面的尝试。64

[注 释]

①周季文、谢后芳：《敦煌吐蕃汉藏对音字汇》，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②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十二，1933年版。

③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自序第1页说“本书里所用的汉藏对音材料一共有五种”，正文第2页又说“有四种汉藏对音的文件”，差别在于后者不包括《唐蕃会盟碑》拓本。这里用的是第一种说法。

④212329333740444953555861 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第1～2页、第16页、第28～29页、第26页、第144页、第30页、第153页、第38～42页、第39～42页、第62页、第68页、第69页、第62页、第67页、第122～129页。

⑤18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自序》第1页、第2页。

⑥日·高田时雄：《敦煌资料による中国语史の研究——九·十世纪の河西方言》，创文社1988年版。

⑦法·马伯乐著、聂鸿音译：《唐代长安方言考》（Le dialecte de Tch’ang ngan sous Les T’ang BEFEO，XX，2，1920），中华书局2005年版。

⑧财津爱象：《敦煌出土汉藏对音の材料と〈韵镜〉との比较（其一）》，《东洋学丛编》1，1934年。もと《怀德》10，1932年。

⑨Walter Simon. A Note on Chinese Texts in Tibetan Transcription， BSOAS 21.334-43，1958。

⑩B. Csongor， Some Chinese Texts in Tibetan Script from Tun-huang，Acta Orientalia Hung （Budapest）10.97-140，1960.

11王尧：《吐蕃金石录》，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1～44页。

12周季文：《藏译汉音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校注》，《语言研究》，1982年第1期。

13黄布凡：《敦煌〈藏汉对照词语〉残卷考辨订误》，《民族语文》，1984年第5期；《敦煌〈藏汉对照词语〉残卷考辨综录及遗留问题》，《民族语文论丛》1集，1984年。

14郑张尚芳：《补〈敦煌《藏汉对照词语》残卷考辨订误〉》，《民族语文》，1984年第4期。

15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第28～29页。《敦煌资料による中国语史の研究——九·十世纪の河西方言》，第11页，李无未《日本唐五代汉藏对音译音研究》（《民族语文》2010年第5期）对此也有论述。

16222731384145高田时雄：《敦煌资料による中国语史の研究——九·十世纪の河西方言》，第12～13页、第108～109页、第69～75页、第102～107页、第180～181页、第116～119页、第10页。

17张文轩：《高本汉所记兰州声韵系统检讨》，《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19耿振生：《20世纪汉语音韵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2～284页。

20声随即韵尾。

2447张清常：《唐五代西北方言一项参考材料——天城梵书金刚经对音残卷》，《内蒙古大学学报》，1963年第2期。

25303442485462邵荣芬：《敦煌俗文学中的别字异文和唐五代西北方音》，《中国语文》，1963年第3期，第193～217页、第202页、第204～205页、第210页、第211页。

26刘广和：《唐代八世纪长安音声纽》，《语文研究》，1984年第3期。

28马毛朋：《唐五代西北方音“全浊送气”现象的声学依据——来自渭南方言的启示》，《音韵论集》，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8～65页。

32卢顺点：《论晚唐汉藏对音资料中汉字腭化情形》，《大陆杂志》81卷5期，1990年。

35丁治民、赵金文：《敦煌诗中的别字异文研究——论五代西北方音的精见二系合流》，《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36这里在《唐五代西北方音》中作n，为藏文字母繴的拉丁字母转写，《唐五代西北方音》的n本文均作。

3950王新华：《唐五代敦煌方音研究》，山东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博士论文，2008年。

43米勒（R. A .Miller）著、史淑琴译：《关于敦煌汉藏对音的几个问题》，《西北方言与文化研究集刊》，华东师大出版社2012年版。原题为“Some Problems in Tibetan Transcriptions of Chinese from Tun-Huang”，载《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 ）》第26期，1967年，第123～148页。

46Walter Simon. A Note on Chinese Texts in Tibetan Transcription， BSOAS 21，pp.334～343，1958.

51孙伯君：《12世纪河西方言的通摄阳声韵》，《中国语文》，2012年第2期。

52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的“带音”和“不带音”，本文均作“浊音”和“清音”。

56W.South Coblin .T he Phonetic Values of the Tibetan Letter r in Tibeto-Chinese Transcription Texts from Dunhuang，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Volume 32.2—October 2009.（史淑琴译《敦煌藏汉对音文献中藏文字母r的语音价值》，《现代语文》，2012年第5期。）

57这里在《唐五代西北方音》中作“’”，为藏文字母纈的拉丁字母转写，《唐五代西北方音》的“’”本文均作。

59王新华：《敦煌变文“一”字的通假与变调的序列》，《文史哲》，2005年第4期。该文引用《唐五代西北方音》中“重写元音的例子”，证明“当时上声字的读音最长”。

60例子详见周季文、谢后芳《敦煌吐蕃汉藏对音字汇》，关于此问题的进一步论述详见拙文《藏文后加字的语音意义——敦煌汉藏对音材料为中心》（待刊）。

西藏文化论文第7篇

1月　本刊北京办事处于2006年12月创办玉龙网站，2007年1月升级扩容为具有门户网站功能的艺超网站。

1月　本期开辟“《收藏》创刊15周年征文”专栏，刊发7篇读者的征文来稿。“征文”一直刊发至第4期。

1月　本刊决定，杨敏、张少华担任副主编，原副主编马雨林离开杂志社，回西安半坡博物馆工作。

1月　本期新开“藏苑沙龙”栏目，刊登杨才玉《中国文物收藏领域需要理论创新》、张少华《调整期中国艺术品投资趋向：多元化与国际化》、林少蔚《警惕国家文物鉴定商业化》等文童。

1月　本期发表杨才玉总编撰文：《“7501毛瓷”——中日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介绍2006年10月下旬，上海稻房博物馆藏“7501”主席生活用瓷，连同南京博物院和台湾鸿禧美术馆藏景德镇瓷器一起赴日本进行为期一年的巡展。应日方邀请稻房博物馆主人阳先生组织了由收藏家、陶艺家、媒体记者参加的收藏之旅活动，并出席了在日本岐阜县举办的景德镇千年展研讨会，收获颇丰。

1月　本期报道。全国部分省区市参事文史工作座谈会2006年10月27日在西安召开，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在陕西省代省长袁纯清、常务副省长赵正永陪同下，参观陕西省文史研究馆展台，对《收藏》杂志寄于厚望。

1月　中古商国际收藏品俱乐部（潘家园珍宝馆）于1月17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开幕仪式。该俱乐部董事长孙京生系《收藏》杂志新一届理事长，作为本次活动的协办媒体，本刊杨才玉总编和北京艺超网负责人季英伦应邀出席。

1月　为纪念中国拍卖行业恢复发展20周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颁布10周年，国内拍卖业同仁于1月23日在北京举行了庆祝活动，王菊莉代表本刊应邀出席。

1月　从本期起，深圳宝缘堂艺术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宝家加盟本刊理事会，担任副理事长。

2月　本期发表李辉柄、赵根山、耿松涛等撰写的一组元明瓷器鉴定文章，希望搭建一个学界与民间互动和对话的平台。其中有些文章是年前11月在上海举行的元代瓷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

2月　文史大家、博物院前院长秦孝仪于2007年1月5日因病去世，享年96岁，本刊顾问石兴邦和杨才玉总编联名发去唁电志哀。

2月　本期以“春风吹绿黄河岸民藏热起兰州城”为题，报道《收藏》创刊十五周年全国万里行之兰州之旅。本刊总编杨才玉一行于2006年11月28日至12月3日与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军旅收藏家和甘肃省收藏协会及《石友》杂志负责人进行了广泛的交流。

2月　本期报道中央电视台首届“曲江杯”陕西民间十大宝物评选揭晓，受中央电视台邀请，北京知名文博鉴定专家夏更起、杨静荣、李圯、王春城、赵永魁、张荣等在这次活动中专程赴陕鉴定民间藏品，《收藏》杂志社与这些专家进行了联谊座谈。

3月　本期“藏苑沙龙”栏目推出“2006艺术品市场启示录”专辑，发表了李毅民的《投资多元化与造就收藏大家》，西沐的《2007画廊业在调整中坚持》，赵榆、唐小萍的《拍卖公司面临征集精品困境》，冯飞龙的《艺术品收藏及市场尚处初级阶段》等文童。

3月　从本期起，由《收藏》杂志与艺超网联合推出“艺超社区”栏目，每月从艺超论坛中选择受网友欢迎的文章在本刊发表。

3月　本刊杨才玉总编与原副主编马广彦一行于本月14～16日赴福建石狮，与《收藏快报》余光仁总编等进行交流，双方签署了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的协议。存闽期间，杨才玉总编还专程赴漳州拜访了著名奇石收藏家陈少华，参观了“少华奇石苑”。

3月　《收藏》杂志与艺超网合办的第一期收藏投资沙龙于本月24日存北京中卉商国际收藏品俱乐部举行。

4月　本期刊登杨敏副主编撰写的文章《因（收藏）而建立的中法友谊》，记述由《收藏》杂志牵线架桥，中法两个国家、两个城市、两个家庭、两代人长达+余年的友好交情，以及法国客人2007年春节在西安过年的欢乐情景。

4月　本刊总编杨才玉一行4月5～7日在安徽蚌埠考察仿古玉市场，并与蚌埠市收藏协会负责人及当地收藏家进行了交流。2（）08年第2驯刊登的《蚌埠仿占玉器》一文介绢了这方面的情况。

4月　本期报道，收藏与鉴赏迎春茶话会暨“7501”专用瓷日本之行座谈会2007年2月5日在景德镇轻工业陶瓷研究所举行，著名工艺美术大师方综、曾维开、戴荣华、罗慧荣、杨火印、涂雨亭等与“7501”毛瓷收藏家阳参加，本刊总编杨才玉应邀与会。

4月　本期专题报道《四年维权终获胜诉——（收藏）杂志社状告（中外收藏轶闻）一书侵权始末》，详细介绍了本刊为维护著作权等合法权益，最终胜诉的事件过程。（第8朗又发表本刊巩天伟的文章《（收藏）杂志社一审胜诉》。）

4月　本刊执行主编李毅民代表杂志社于4月19日出席存上海云洲古玩城举行的“中国占玩市场长三角地区论坛暨海派收藏文化大型研讨会”，并在会上作了《“长三角”地区展示着中国当代民间收藏的新风貌》的演讲。

4月　从本期起，杜文（笔名耕生）加盟本刊编辑部，担任“说陶话瓷”栏目责任编辑。

5月　从本期起，杨敏担任副总编。

5月　担负本刊广告、发行及经营业务的陕西玉龙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联姻新疆和河南玉业同行，共同打造的和田玉雕高级会所一一“玉龙雅聚”于5月18日在两安盛大开业，受到各界嘉宾的热烈祝贺。

6月　本期推出“百年望云专号”，发表了一些美术评论家、著名画家、赵望云子女的文章及赵望云作品欣赏，以纪念赵望云诞辰百年、逝世十周年。

6月　本期推出新华、宋文的文章《2006年中国当代画家财富榜》，公布中艺指数监测中心提供的《AMI中国艺术市场行情指数》。这些市场数据反映了近期艺术品市场行情及其动态指数走势。

6月　本刊社杨才玉、王枚、李毅民、李自智、陈根远一行于6月28～30日专程赴太原就拟议中的“山西文物收藏”专号组稿情况进行会商，受到山西省文博界和收藏家协会负责人的热情接待。

6月　本刊副总编、北京艺超网总经理杨敏，执行主编李毅民6月24日赴河南参加大河鉴宝三岁庆典及艺超网第三期收藏投资沙龙研讨活动。6月9日中国文化遗产日当天，杨敏带艺超网团队赴陕西韩城，对梁带村重大文物考卉发掘工作进行现场网文直播。

6月　杨才玉总编本月14～15日赴京拜访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馆长王立梅、副馆长冯光，双方进行了友好交流和协商，决定利用各自优势，在《收藏》杂志上开辟“世界之窗”栏目。

7月　本期“藏苑沙龙”专栏选登中国古玩市场“长三角”地区论坛暨海派收藏文化研究会上吴少华、孙雪兴、张永止、钱岳明、李毅民的一组论文。

7月　本期刊登许明先生对伊朗馆藏中国元青花瓷器的长篇考察综述。

7月　本刊老校对陈光远撰文，谈他担任《收藏》校对工作的一些往事，抒发他对刊物的深厚感情。

8月　本刊总编杨才玉一行8月31日赴河南开封考察，就中国收藏文化（开封）论坛相关事宜同市政府有关负责同志进行了交流，并接受了当地媒体的采访。

9月　本刊副总编、艺超网总经理杨敏9月1日出席在北京中古商国际收藏品俱乐部举办的“财富课堂一一艺术品投资收藏研讨会”。

9月　从本期起，与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合办的“世界之窗”专栏正式推出，系统介绍该馆举办的各项世界艺术展事及相关轶闻。本期刊发《中国与世界文明的对话之窗一一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概览》一文。

9月　本刊2006年第9、10、12期，2007年第1、2、3、4、5、7、9期连载了王信堂的《古玩市场诡计四十招》。以警示读者和藏家注意辨伪识真。

9月　陕西省收藏家协会会长、本刊总编杨才玉受陕西省政府领导委托，牵线搭桥，同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一起赴京，与中央电视台“鉴宝”栏目达成共识，双方约定在2007年国庆黄金周期间，共同推出央视“鉴宝”走进陕西七集特别节目。

9月　《鉴宝》杂志社出品人张恩玮一行本月3日拜访本刊社，双方达成战略合作意向。本月30日，杨才玉总编、李毅民主编在山西太原拜访了《集邮报》和《大众收藏》报，双方达成合作意向协议。

9月　由山西省文化厅、《收藏》杂志社、山西省收藏家协会主办的《收藏》杂志“山西艺术品收藏专号”首发式活动在太原市山西古玩城举行。本刊杨才玉等9人专程赴太原出席活动。山西省的有关领导、收藏界朋友近百人出席，盛赞“山西收藏专号”意义非凡。本刊还约请禚振西、王长启、陈根远三位专家现场进行了专题演讲和藏品鉴定。

10月　从本期起，杨敏担任本刊执行总编，李毅民担任本刊主编。

10月　本期推出“山西艺术品收藏专号”，这是《收藏》杂志为配合各省市区打造文化品牌、提高文化软实力的需要进行的一次有益尝试。（山西）专号由“博物馆藏珍”“古建、彩塑、壁画”“晋商遗韵”“山西特色艺术品”“三晋艺术家”“三晋民藏概览”等版块组成。

10月　全国第七届民间收藏文化（武汉）高层论坛于10月12～14日在湖北省荆州市举行，本刊总编、陕西省收藏家协会会长杨才玉与会。

10月　本刊总编杨才玉一行本月18-22日先后出席中国收藏文化开封论坛和2007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

10月　由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组团的中国新闻代表团于10月27日至11月7日赴埃及和南非考察，本刊总编杨才玉任团长，陕西玉龙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枚同行。

11月　从本期起，本刊与艺超网联合举办“我说《收藏》十五年”感言征集活动，由读者表达阅读《收藏》的收获、感悟、期望及意见、建议，并进行大型读者问卷调查活动。本期“藏苑沙龙”刊发李毅民主编文章《十五年来，（收藏）向读者奉献了什么？》。

11月　本期刊出《收藏》杂志读者问卷调查信息。至2008年2月，共收到读者近千封来信、传真件和几百个电话，表达对《收藏》的关爱，并对杂志的下一步发展建言献策。

11月　著名学者、史学家、本刊顾问史树青2007年11月7日因病辞世，享年86岁。本刊向史老亲属发去唁电，并在第12期刊发纪念文章。

11月　由《收藏》杂志和艺超网协办的第六届外国最佳邮票评选颁奖大会，11月15日在北京对外友协礼堂举行，本刊主编李毅民出席了颁奖仪式。

11月　由文化部、和福建省政府联合主办的“积翠园珍藏古今书画作品展”11月25日在首都博物馆开幕，本刊总编杨才玉应邀出席。1995～1996年，本刊曾连续刊载了“积翠园”主人陈英、金岚夫妇的收藏故事。

11月　中国收藏家协会和各省区市级收藏组织负责人工作联谊会及“千寿印”首发式于11月28～29日在浙江绍兴永通度假村举行，陕西省收藏家协会会长、本刊总编杨才玉出席了这次盛会。

12月　本期推出“中国收藏文化（开封）论坛论文集萃”专辑。其中包括杨才玉、周以忠、田宏杰、杨泽昭、马健、于明、叶佩兰、叶星生的文章。12月7日的《开封日报》和《汴梁晚报》对本刊此专辑进行了报道和称赞。

12月　由《收藏》杂志社、辽宁省妇联、辽宁省收藏家协会主办的“《收藏》伴我十五年”东北地区读者联谊会12月1日在沈阳举行，200余名各界人士与会。本刊杨才玉总编致辞，本刊专家禚振西、王长启同辽宁专家赵洪山、聂鑫现场为藏发鉴定藏品。这是本刊创刊15周年全国万里行活动继上海、兰州、太原之后的又一次盛会。

2008年

1月　借南海2号沉船打捞出水事件举国关注之机，本刊第1期推出“海上贸易瓷”专辑。《收藏》杂志取得了国家水下考古部门、海洋贸易瓷收藏单位和海内外研究者及收藏家的鼎力支持，得以对历次古代贸易沉船出水瓷器进行披露，同时刊发了大量珍贵图片资料。这是本刊首次为配合重大社会新闻而组织的专辑。

1月　本刊第1期“书画鉴藏”栏目推出“守护泥土的芳香·方济众艺术”专辑。

1月　由新闻出版总署主管的传媒杂志社主办，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联办的首届中国传媒领军人物年会暨第三届中国传媒创新年会本月17日在京召开。《收藏》杂志获“2007年度中国十大创新期刊案例”荣誉；杨才玉总编被评为“2007年度中国十大期刊创新领军人物”。

1月　著名学者、书画鉴赏家、本刊顾问杨仁恺2008年1月31日病逝，享年93岁。本刊向杨仁恺亲属发去唁电，并在第3期刊发纪念信息。

2月　本期推出“2007：中国艺术品市场回顾与展望专辑”，刊发赵榆、西沐、韦力、古方、冯毅、高学训等专业人士的7篇文章。

2月　本期“书画鉴藏”栏目推出“世纪可染”专辑。刊载郎绍君、王鲁湘、程征、朱浩云等先生的评点文章，以纪念李可染大师诞辰百年。

2月　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艺术品评估委员会于本月22日在北京保利大厦举行年会，同时举行了“2007年中国艺术品市场十大事件评选揭晓盛典”，本刊总编杨才玉应邀出席，北京艺超网亦派员与会进行视频转播。

2月　由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主办，本刊联合承办的青年美术家提名展陕西分展区（中西部六省区）新闻会2月29日在西安美术学院美术馆举行，有关领导、专家、青年美术家300余人出席，本刊总编、陕西分展区组委会主任杨才玉介绍有关情况。从2月至8月，《收藏》杂志社和本刊的官方网站艺超网作为联合承办单位，负责承办陕西分展区（中西部六省区）作品的征集和初选工作，为推举青年新秀，繁荣中西部地区的美术创作作出了积极尝试。

2月　由香港张永芳先生撰写的中国“第一古玩家族”逸事，本刊已在2007年9、n、12期刊出3期，至2008年2期共连刊4期。

3月　本期推出“瓦当艺术品收藏专辑”，力邀国内瓦当收藏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撰稿，对瓦当进行全面的推介。撰稿者计有北京路东之、山东王也、河北吴磬军、陕西陈根远、上海罗宏才等先生。另外，本期的“说陶话瓷”栏目推出“宋金北方瓷器专辑”；“书画鉴藏”栏目推出“‘’绘画专辑”。

3月　本期刊发《2007年度（收藏）、艺超网联合读者调查报告》。此次大型读者调查问卷活动，最终完成有效样本5076个。报告对读者构成、读者阅读习惯、读者意见进行了认真分析，为本刊更靠近市场、贴近读者提供参考。

3月　由《收藏》杂志社与陕西省收藏家协会、陕西世信展览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第一届中国西安国际艺术品收藏博览会3月16日至19日在西安曲江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吸引了海内外古玩艺术品和工艺品界的大批参展商参展。

3月　由北京市文物局、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博物馆与收藏一一第三次国际博物馆馆长论坛”3月28～29日在京举行。本刊是这次论坛的支持单位，杨才玉总编一行应邀与会。

4月　本期推出“体育文物艺术品收藏专号”。2008年是中国奥运年，本刊约请中国体育史专家、文博专家和体育文物收藏家撰稿，该专号涵纳115万余字的文字资料和近500幅文物图片，对中国的体育文化和西方奥林匹克文化进行了生动解读，受到国家奥组委和社会各界的重视。其中，乐祖光的《奥林匹克收藏经典一奥林匹克博物馆见闻》，本刊李毅民的《中国奥运邮品的魅力与收藏价值》、袁水清的《中国发行的奥运纪念币及其收藏投资价值》颇具看点。这是本刊继2003年第6期海湾战争爆发之际为“呼唤和平，保护文明”而举办的“失落的伊拉克文明”专辑之后，再次就重大的世界性活动而筹组的大型专号。本年度第8期，再次推出“中国古代体育文物与奥运收藏”专题，对北京奥运会予以祝福。

4月　由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收藏》杂志社联合举办的文物鉴定培训班于4月10～30日在西北大学进行。

4月本期刊登专稿《石言志·刀奏趣》，介绍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先生的篆刻艺术。

4月　本期报道。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深圳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首届中国国际封面文化博览会于2007年8月3～5日举行，本刊荣获首届“封博会”最优秀的封面印制奖。

4月　从本期起，中古陶（北京）国际艺术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中古陶艺术品鉴定技术开发中心董事总经理张崇檀加盟本刊理事会，出任副理事长。

4月　福建《收藏快报》总编余光仁到访本刊社。

5月　本期推出“新出上古陶瓷精粹专题”，刊发7篇文章。

5月　本刊总编杨才玉5月9日赴重庆丰都参加著名画家、本刊专家组成员陈国勇在其家乡建立的陈国勇艺术馆奠基仪式。

5月　本刊副主编张少华及办公室巩天伟与大唐西市古玩城一行12人，本月22～25日组团赴港参加第三届亚洲国际艺术古董展。本刊参会代表与香港地区的读者、作者进行了亲切交流。

6月　本期推出“博物馆与收藏一一国际博物馆馆长论坛集萃”专辑、“聚焦齐家文化玉器专题”。

6月　对由法国作家伯纳·布立赛撰写，高发明、丽泉、李鸿飞翻译，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1860：圆明园大劫难》，本刊2007年11、12期，2008年2、3、5、6期进行了连载。

6月　由西安大唐西市置业有限公司主办，《收藏》杂志、陕西收藏家协会协办的“海外古玩艺术品的交易与收藏”主题讲座6月6日在西安曲江惠宾苑举行。本刊执行总编杨敏、主编李毅民等与会。

6月　以李中航为团长的大唐西市国际古玩城巡展团6月21日赴山西太原开展联谊推介活动，本刊总编杨才玉同行。

7月　本期编发“石鲁作品的艺术与辨伪专题”。

7月　汶川大地震后，本刊特别策划了地震与文物抗震保护专题“汶川之殇文物之痛”。为此本刊协同北京艺超网派出一支5人采访组，在执行总编杨敏、副主编张少华带领下，及时深入灾区，现场采访，了解情况，连发两期，系统反映四川省保护文物的经验教训，介绍中外博物馆和民间收藏家对于文物的防震方法。这个专题得到国家文博机构和民间收藏家的充分肯定。

8月　本刊开设“艺超藏品赏析”专栏，与读者其赏艺超网友的精美藏品。

9月　以北京艺超网团队组建《收藏》杂志社北京采编中心。开辟《收藏·趋势》子刊，《收藏》杂志采用双封面形式呈现主刊和子刊的内容，形成了新的特色。《收藏·趋势》注重对艺术市场动态的分析及其趋势的研判，受到收藏界重视。

9月　本期“说陶话瓷”栏目推出“穿越1300年的精彩一一耀州窑精品图鉴”专题。

9月　全国第八届民间收藏文化高层论坛9月5～6日在兰州举行，本刊总编、省收藏家协会会长杨才玉一行应邀与会。

10月　本期“书画鉴藏”栏目推出“民国女画家遗韵”专辑，介绍潘玉良、唐蕴玉、方君壁、缪嘉蕙等女艺术家的成就。“金银铜器”栏目推出“古镜聚英”专辑，刊发7篇文章，展现古铜镜之美。

10月　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支持、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主办的上海2008华人收藏家大会10月8日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本刊副主编张少华及责编王昆出席，会议情况在第12期作了综合报道。

11月　本期推出“南社人书画作品”专辑，刊发6篇文章，介绍中国近代史上的进步文化团体南社文人的书画艺术成就。

11月　华道上海公司本月19日在西安城堡酒店举行200g年发行工作会议期间，本刊应邀举行《收藏》杂志2009年发行介绍会。

11月　由陕西省文史研究馆李炳武馆长带队，江文湛、陈国勇等十余位著名书画家参加的“长安雅集走进黄山、宏村文化交流活动”，11月14～20日在安徽举行，本刊总编杨才玉应邀出席。

11月　中国第七届外国最佳邮票评选颁奖大会11月9日在北京国贸大酒店举行，本刊和艺超网作为协办媒体，李毅民主编应邀出席了颁奖仪式。

12月　《收藏·趋势》第12期推出“与奢侈品的心灵对话”专辑，对奢侈品的定义、特点、国际及国内市场发展问题等进行多角度的透视与分析。

西藏文化论文第8篇

（一）藏学研究之路

1、中国是藏学的故乡

2、中国的藏学研究源远流长。辽阔的藏族聚居区和浩瀚的藏学文献与论著，使中国成为当之无愧的藏学的故乡。

3、藏学发展的三个阶段：藏学的渊源－－－古代藏学；藏学的形成－－－近代藏学；藏学的繁荣－－－现代藏学

（二）马克思主义藏学在中国形成

1、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藏学的形成

传统藏学的思想支柱是神学史观；现代藏学的理论支柱是人文史观；当代藏学的指导思想是唯物史观。

2、中国成为国际藏学研究中心

（三）藏学研究为现实服务的功能增强

1、中国特色的现代藏学的鲜明特点

2、藏学研究为社会发展、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学术文化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国外藏学研究的进展

（一）藏学在国外的兴起和发展

1、藏学在国外的兴起和发展

2、藏学成为国际“显学”

（二）国外藏学与现实政治的关系

1、竭力为辩解

2、积极为解决“问题”出谋划策

三、藏学研究者的神圣使命

（一）充分发挥藏学研究在对外宣传中的作用

（二）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实现中国藏学的现代化

一、中国藏学研究的进展

（一）藏学研究之路

藏学的故乡在中国。中国是的最主要的藏族聚集区，400多万藏族在青藏高原上生息和繁衍，中国具有辉煌灿烂的藏族文明，藏族研究源远流长，辽阔的藏族聚居区和浩瀚的藏学文献与论著，使中国成为当之无愧的藏学的故乡。

中国藏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从远古到20世纪末，中国藏学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古代藏学（远古至18世纪），是藏学的萌芽时期；近代藏学（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是藏学的形成和发展时期；现代藏学（20世纪50年代至今），是藏学的兴盛时期。古代藏学具有神学史观与人文史观并存的特点；近代藏学本质上可以称为人文主义藏学；现代藏学则以马克思主义为特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论。

（藏族传统藏学与现代藏学的区别。藏族传统藏学以大小“五明”为研究对象；以叙述、阐释、注疏为主要研究方法，缺乏探索规律的方法；以佛学理论为指导思想；文史哲不分家；撰著者为高僧大德。佛教神学史观和阐释注疏的方法是传统藏学的两大特征。传统藏学主要体现的是民族特色和宗教特色。藏族现代藏学在内容（研究领域和范围）、方法论和认识论方面与藏族传统藏学都有很大的区别。一般认为，现代科学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即记述阶段、分类阶段和说明阶段。说明阶段即是原理、理论指导和科学预测阶段。可以说，现代藏学已经从记述、分类的科学，走向说明的科学。现代藏学的主要功能是分析说明和反思批判。人文史观和科学方法是现代藏学区别于传统藏学的两大标志。

需要指出的是，藏族现代藏学不能等同于马克思主义藏学。传统藏学的思想支柱是神学史观；现代藏学的理论支柱是人文史观；当代藏学的指导思想是唯物史观。与藏族传统藏学相对应的藏族现代藏学以人文史观为指导思想和基本特征；而马克思主义藏学的特点是唯物史观、无神论、政治性与革命性和人民性。）

（二）马克思主义藏学在中国形成

中国藏学发展的三个阶段。20世纪的中国藏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民族史阶段（1900－1949）；2、藏族史阶段（1949－1977年）；3、学－藏学阶段（1978年至今）。前一个阶段属近代藏学，后两个阶段属现代藏学。而在现代藏学阶段中，“藏族史阶段”的主要特征，是马克思主义藏学的初步建立；“藏学阶段”的主要标志，是马克思主义藏学的正式确立，中国特色的现代藏学正式形成。

中国藏学事业走向繁荣。80年代以来的20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国藏学事业进入了黄金时代，表现在：地方和中央级的藏学机构相继建立，藏学刊物纷纷创办，藏学人才茁壮成长，藏学研究、出版和翻译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中国特色的藏学体系基本形成，中国已成为国际藏学研究中心。

至2000年，、四川、甘肃、青海、云南5个主要藏族聚集的省区都建立了省级藏学研究所。后来，这5省区相继成立了藏学研究会。这5个省区的民族学院以及中央民族学院都设立了专门的藏学研究机构，这些民族学院的学报和5省社会科学院的机关刊物。其中，社会科学院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建立，《研究》、《中国藏学》和《中国》的创办，形成了较为合理的藏学研究机构和刊物格局，标志着中国藏学事业进入了兴盛时期。

1998年，大学第一次招收硕士研究生，填补了硕士点的空白。1978－2000年，22年中，培养了一大批藏学人才，其中硕士近200名，博士10余名，藏学研究队伍空前壮大，形成了老、中、青结合，藏汉学者团结协作，以青年科研人员为骨干的藏学研究队伍的新格局，显示出中国藏学的勃勃生机。

20多年来，藏学工作者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在藏学领域辛勤耕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丰硕成果。这些成果主要体现在科研、翻译和出版3个方面：

科研方面。专题研究、断代史研究、通史研究和区域研究都逐渐由广度向深度发展，发表了数千篇藏学论文，出版了数百部藏学专著。这些论著的特点是，以唯物辩证法为方法论；几乎涉及藏学的各个领域；微观考证与宏观论述相结合；站在藏学的前沿，把握藏学的动态；某些领域的研究成果代表国际水平。把中国的藏学研究推进了一大步。

翻译方面。主要是藏文典籍汉译，外文藏学论著汉译和汉藏文藏学作品英译。其中，藏文和外文藏学作品的汉译成就显著，所出版的藏学翻译作品近百种。这不仅促进了藏学的发展，而且对于增进世人对藏族历史文化的了解、开展中外藏学交流，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出版方面。20年来，出版了数百种藏学著作，向国际学术界展示了中国藏学研究的丰硕成果。尤为突出的出版成就是，整理出版了近千种藏文典籍，以大小“五明”藏文古籍和具有藏族文化“百科全书”之称的藏文《大藏经》对勘本的出版为代表。为弘扬藏族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

严密的科学体系是学科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没有一种发展成熟的学科内容不具有一贯性的和严密的理论体系。到20世纪末，藏学的母系统和子系统均基本发育健全，藏学的学科体系已基本形成。藏学研究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剖析藏族社会，研究藏族历史，使中国藏学研究独树一帜。

中国已成为国际藏学中心。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藏学的学术交流日益频繁，这不仅深化了藏学研究，而且扩大了藏学的影响。藏学的学术交流体现在国内国际两个方面：

国内学术交流。主要渠道为：全国性的藏学研讨会和工作会；区域性（省区）的藏学讨论会；与港、台地区的藏学交流；跨学科的学术研讨会；学术界与党政部门的交流等。国际学术交流。主要方式是：中国主办的国际性藏学研讨会，至1998年，已主办了两届国际性的藏学讨论会，即1991年北京藏学讨论会和1997年北京藏学讨论会，同时还在拉萨召开了首届《格萨尔》国际研讨会；中国藏学家出席第

六、

七、八届国际藏学讨论会；单位和民间的国际学术交流；中国藏学论著的外译，国外藏学论著的汉译，这通过《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和《国外藏学动态》两种刊物和出版汉译国外藏学名著体现出来。

中国藏学家通过到国外讲学、出席国际藏学讨论会，并在国外发表和出版藏学论著，第一次走上国际藏学讲坛和论坛。外国学者到中国藏区考察和研究。中外藏学界的合作研究。

总之，藏族的故乡在中国，中国是最大的藏族聚居区，拥有浩如烟海的藏学文献和大量珍贵的藏族文物，历代藏、汉学者的藏学论著车载斗量，中国是藏学的故乡；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近20年来，中央对藏学事业十分关怀和重视，中国藏学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在藏学园地里辛勤耕耘，发表和出版了一批高水平的藏学论著，扩大了中国藏学的影响，提高了中国藏学的国际地位，这表明，中国的国际藏学中心的地位已确立起来。

（三）藏学研究为现实服务的功能增强

中国特色的现代藏学具有鲜明的特点。藏学是一门独特的新兴学科，它具有民族性、政治性、国际性和综合性的特点。不同的学科理论、指导思想、方法论、学术研究宗旨、学术传统、国家利益和价值观念，决定了社会主义中国藏学具有与西方藏学迥然不同的特点：

藏学的理论－－以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继承和发展思想的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藏学研究的方法－－第

一、藏学研究与现实紧密结合，注重实地调查和“参与”研究，为藏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第

二、藏汉学者密切协作，形成推动藏学发展的最大合力；第

三、地方研究与中央研究紧密配合，优势互补，五省区突出地方优势，北京展开全方位研究；第

四、文献、档案与口碑、实地调查材料结合；第

五、藏学研究得到各级党政部门的大力支持，与党政部门结成特殊的关系。第

六、藏学研究在坚持自身独特的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和借鉴其他人文学科的方法。藏学研究的重点－－藏学研究以研究为重心，以历史和政治研究为重点。藏学研究的宗旨－－弘扬藏族优秀传统文化，繁荣祖国藏学事业，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

藏学研究为的社会发展、民族团结、国家的统一和学术文化的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坚持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的方向，强调经世致用，即学术研究必须为国家的现实政治服务，为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服务。藏学研究为国家现实服务，是由以下三个因素决定的：第

一、是由藏学的学科特点决定的，藏学的命运与国家的发展密切相关，为现实服务是藏学发展的内在要求；第

二、是由中国的发展形势决定的，国家和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要求藏学研究为承担起为现实服务的使命；第

三、是由国际政治形势决定的，为现实服务，是国家参与国际政治斗争的需要。

20年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中国藏学界为祖国的政治、经济和学术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特殊贡献。

政治上，为党中央制订政策提供决策参考依据，为中国的国际政治斗争服务；巩固了民族团结，维护了祖国统一和社会安宁。阐明的社会特点和发展演变的规律，为治理提供历史借鉴；揭示藏汉民族的经济文化交往和友好情谊，增强藏民族的内聚力和向心力；论证地方与历代中央王朝的关系，阐明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经济上，“参与”研究，促进藏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科学工作者通过对青藏高原的大规模科学考察，撰写出一批高水平的科学考察报告和论著，揭开了藏区自然之谜，把握了青藏高原自然环境的特点和规律，为开发藏区、发展藏区经济提供了科学依据；社会科学工作者深入藏区的城镇、乡村和牧场，进行艰苦细致的实地调查，分析藏区社会现状，探讨发展藏区经济的优势和不利因素，规划藏区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为开发藏区、振兴藏区献计献策，对藏区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学术文化上，弘扬藏族优秀传统文化，振兴祖国藏学事业，促进国内外学术文化交流。使藏学成为国际“显学”。藏学工作者通过著述立说、翻译介绍和出版发行，极大的推动了中国藏学的发展，其丰硕的成果对揭开神秘的面纱，增进了国内外人士对藏区的了解，让国外了解和其他藏区，了解藏族文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促进了中华学术的繁荣，对祖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贡献。

二、国外藏学研究的进展

（一）藏学在国外的兴起和发展

国外藏学的萌芽。早在公元1世纪，古希腊的地理学家托勒密在其8卷本的《地球形状概述》中论述了西部的克什米尔地区，并首次提到了“博塔”即吐蕃人。后来，阿拉伯地理学者和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等有关于吐蕃的记述，但都是一些传闻。国外对藏区和藏族的直接了解和认识，始于17世纪。17世纪20年代至18世纪40年代，有几批欧洲传教士从喜马拉雅山外或从中国内地进入青藏高原，并在阿里、前藏和后藏等地进行长期的传教活动，随后欧洲的探险家也进入青藏高原，这些传教士和探险家对于藏区和藏族的介绍和描述，成为国外藏学研究的开端。

国外藏学的诞生。19世纪，适应西方殖民势力向东扩张，西方东方学（汉学、佛学等）形成国际性学科，藏文和藏传佛教研究也受到重视。欧洲研究藏文的工具书陆续出版，为国外认识和研究藏区和藏族奠定了基础。后来，随着西方官员和学者大肆掠夺我国的文化遗产，导致藏文文献的流失，客观上对国外的藏学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欧洲学者对的系统研究，始于19世纪30年代，匈牙利人乔玛终身致力于藏族历史、语言和宗教研究，并出版了《藏英词典》和《藏文文法》等，开国际藏学的先河，被誉为西方藏学的鼻祖，成为西方藏学诞生的标志。

国外藏学的形成。20世纪以前，国外藏学基本上还处于起步阶段，国外藏学的大发展是从20世纪开始的。进入20世纪，欧洲殖民主义者从军事、文化和政治方面发起了对中国藏区的侵略。1904年，英国殖民主义军官荣赫鹏率军侵入拉萨，用枪炮打开了的大门，为西方探险家、旅行家和学者进入扫除了障碍；1906－1908年，英国的斯坦因和法国的伯希和从敦煌千佛洞盗走了大批珍贵的古藏文手稿和写本，为西方学者的藏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从而掀起了国外藏学研究的第一个高潮；1913年，在英国的策划和操纵下，在印度西姆拉召开会议，签订所谓《西姆拉条约》，划出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将藏区分为“内藏”和“外藏”，这一干涉中国内政的政治侵略行为，对外国殖民主义学者的藏学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这一时期，研究藏区和藏族在西方逐渐成为专门之学，到20世纪中叶，以法国巴考等人的《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和意大利图齐的《画卷》为代表的藏学名著的问世，标志着西方藏学的形成。

国外藏学的发展。20世纪下半叶，国外藏学的发展，以1959年和1978年为标志，分为两个阶段。1959年后，大批藏人流亡国外，并带走了大量藏文文献、档案和文物。一方面，达赖喇嘛在印度建立的流亡政府建立机构、创办刊物、整理和翻译出版藏文典籍；另一方面，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等西方财团的资助下，英、美、法、意、德、日等国用钱购买藏人的智力和流失海外的藏文文献，各大学和研究部门相继成立藏学研究机构，并聘请流亡藏人进行协作研究，各国学者充分利用这些珍贵的藏学资料开展研究，并到锡金、尼泊尔、印度等国外藏人聚居区进行实地考察、搜集藏文文献和藏族文物，藏学研究领域扩大，从60年代前的历史、语言和宗教，拓展到了政治、经济、文化、人口、天文历算等领域，涌现出一批国际知名的藏学家，如意大利的图齐、伯戴克，法国的戴密微、巴考、石泰安、拉露，英国的托玛斯、斯勒格诺夫、西门华德、兰姆，德国的海西希、弗兰克、霍夫曼，匈牙利的乌瑞、李盖提、罗纳塔斯，苏联的库兹列佐夫，捷克的高马士，荷兰的戴琼，日本的佐藤长、多田等观、山口瑞风，印度的罗开什·钱德拉、辛哈，美国的威利、鲁埃格、米勒等，撰写出版了一大批藏学论著，掀起了国外藏学的第二个高潮。

1978年，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其他藏区的大门也向外国学者敞开，各国藏学研究者进入藏区进行实地考察，中国藏学家到国外讲学、开会和进行合作研究，极大地推动了国外藏学研究；藏学与国际政治斗争的关系日益密切，“问题”和“人权问题”与国外藏学纠缠在一起，使国外藏学出现了第三次高潮。

（应当看到，旅居国外的藏族藏学家对国外藏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的国际知名者有：意大利的南喀诺布教授；被小罗贝兹称为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藏学大师的格西旺杰；法国的桑丹·噶尔梅博士；德国的邦龙活佛（博士）和察雅活佛。）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藏学走向繁荣和国外藏学第三次高潮的到来，藏学已发展成为一门独特的国际“显学”。藏学发展成为国际“显学”，是由历史因素和时代背景促成的：第

一、文化和宗教因素――藏族文化和藏传佛教的吸引力和神秘感。第

二、学术动力――中国大陆藏学的大力推动，台港藏学家的积极参与，国外藏学家掀起的三次藏学研究高潮。国外的学者在藏学领域的辛勤耕耘，推动了藏学的发展，扩大了藏学的影响。从近20年的西文出版物和第1－8届国际藏学会议提交的论文可以看出，国外藏学的特点是厚古薄今，其研究重点是藏传佛教，脱离政治搞纯学术的学者占多数，这在欧洲藏学界尤为突出。第

三、政治原因――在国际上，由于达赖喇嘛为首的分裂势力和西方的活动，致使西方藏学与“问题”和“人权问题”结下了不解之缘。

（二）国外藏学与国家现实的关系日益密切

近年来，研究近现代和当代的学者逐渐增多，国外藏学与现实的联系日益密切，美国国务院年度人权报告和国际自由报告部分以及伦敦“信息网”（TibetInformationNetwork，简称TIN），促进了国外藏学与“问题”的联系，使国外藏学的政治色彩更加浓厚，“经世致用”、“参与研究”，成为一些外国藏学家研究的宗旨，这在美国表现得尤为突出。国外藏学为国家现实服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竭力为辩解

由社会历史环境、国家利益、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学术传统所决定，外国藏学家中，不少人都将视为独立国家，因而他们的论著几乎都贯穿着一个主题――是一个独立国家，中国共产党解放是对这个国家的占领，是一种侵略行为。这在贝尔的《今昔》、《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荣赫鹏的《印度与》（汉译书名为《英国侵略史》），黎吉生的《简史》，范·普拉赫的《的法律地位》等书中有充分的论述。同时，部分流亡国外的藏族学者，在其论着中大肆鼓吹是一个独立国家，为造舆论，以夏格巴的《政治史》为代表。由于这些出版物的作者都被西方人视为“通”，因而他们的作品在国外影响很大，成为的理论支柱。

2、积极为解决“问题”出谋划策

西方的人类学和社会学强调“参与研究”，这包括经济参与――推动当地发展，政治参与――为有关当局出谋划策。在“问题”上，这种“参与研究”的特点十分鲜明。在这方面，美国人类学家和藏学家戈尔斯坦是一个典型人物，他在《美国、中国、与问题》、《雪山狮子与龙――美国、中国、与达赖喇嘛》以及他和卡普斯坦主编的《当代佛教――宗教复兴与文化认同》中，带着一种“使命感”，积极为中国、美国、达赖喇嘛解决“问题”献计献策。

在《雪山狮子与龙》一书中，提供了解决问题的一条“中间道路”。戈尔斯坦说：“我们不能指望在对现在正处于其十字路口的这种民族主义的冲突没有清楚的了解的情况下，求得问题的解决。”他希望该书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以使美国能够进行一次解决这个冲突的对话。

戈尔斯坦对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中央同达赖喇嘛进行的几次会谈进行了分析，不仅揭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而且证明，“问题”之所以悬而未决，达赖喇嘛之所以不能回归，关键是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因错误估计自己的实力和中央政府的政策而导致的战略和策略的失误造成的。他写道：“北京当局在1978－1979年就希望抛开问题，寻求与达赖喇嘛达成和解。他们自视为实行了改善环境的政策的改革者，并且正确地考虑到与达赖喇嘛关系的正常化将是他们的长远利益。”“达赖喇嘛和达兰萨拉的领导人所面临的问题是，在这些会谈中怎样对汉人作出反应。”“他们应当采取一种更为调和的姿态，确信这对他们来说，是求得自己能够保持一个种族意义上的‘人的’的最佳待遇的唯一机会。”然而，流亡政府受到重建“大”－－即重建一个包括传统的“政治的”和“种族的”的的严重束缚，这是从流亡政府所面临的实际状况来考虑的，不这样做，就会失去流亡政府中以外的其他藏区的官员和信徒的支持。因而在同中共会谈时，他们“只谈一般的条件，例如展示有关和汉藏关系的历史文献。所以，这些磋商就没有认真考虑和对待关于达赖喇嘛回归的实质性问题。藏人只对他们的政治地位发表了一个评论，‘附带’陈述，假如中国愿意向台湾提供‘一国两制’的选择，就应当得到远远高于‘一国两制’的地位。汉人对藏人所持的这种态度和立场感到失望。他们希望流亡者以友好和愿意合作的方式来商谈关于他们回归的细节，当他们表明，要以不准备接受在中共‘统一领导’下的的方式，坚持要谈判一般问题和过去的历史时，便使会谈受挫。北京希望和解，但不希望在自治区的政治统治中的变化的问题上同流亡者进行一种真正的与和取（讲价钱）。结果，这次历史性的会谈不仅没有使‘问题’的解决产生新的进展，而且还在北京关于与达赖喇嘛和解的可行性方面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在后来于1982年举行的会谈中，流亡当局以不对会谈发表评论的方式表示出某种善意，可是同时又继续攻击汉人的政策和在践踏人权，……甚至还指控汉人进行种族灭绝。达兰萨拉仍然感到寻求一种敌对的互动模式，比强调和注重友谊与和谐融洽更加称心如意。”

戈尔斯坦在《达赖喇嘛的困境》一文中指出：美国对和中国的政策一直是模棱两可的。一方面，美国一直指责中国的人权记录和的待遇，最初将它们与是否决定批准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问题联系在一起。尽管有这种担心，但是为了争取经济利益，美国还是批准了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然而，美国又继续表示对的忧虑。

戈尔斯坦指出：“对藏族来说，民族主义是新事物。几个世纪以来，影响社会的不是藏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矛盾，而是藏区内部各亚文化集团之间的冲突”。他说：“在50年代以前，民族主义思想在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这是一种西方的观念。因此，达赖喇嘛现在清楚地向许多藏人阐述民族主义。……他是能够为他们的事业鼓吹的人物。他扮演了一种非常为难的角色。他作为宗教领袖的身份和地位并没有改变。所发生的变化是，他已经成为全体藏族的民族主义的象征。”“在西方，我们有一种坏习惯，这就是设法找到问题并把它们公之于众，可是政府却有一套不同的兴趣，通常，需要帮助的人们，只能获得一种象征性的帮助，并且当利益需要时，他们就不理会他们。那正是危险之所在。的许多民众都非常期望我们站在他们一边并支持达赖喇嘛。”“我常常感到作为一名美国人确实很尴尬。我确实对我没有想到所发生的变化感到非常糟糕。当然，应当比历史所给予它的更好。对它所要做的是一个不同的问题。对我来说，只是口头说‘自由的’是十分容易的。我确实感到某种责任，可是我能呈献什么呢？我所能呈献的只是思想。”

三、藏学研究者的神圣使命

进入21世纪，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藏学研究工作者任重而道远。一方面，国际形势朝着全球化和多极化两个方向发展，全球化强调一致性，多极化强调差异性；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攻坚阶段，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矛盾将日益尖锐，的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将增大，的发展和稳定依然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首要任务。在这种形势下，以流亡政府为首的分裂集团和西方加紧活动，他们以“自由”与“人权”为幌子，打出民族自决和民族主义的旗帜，鼓吹，企图使“问题”国际化，可以预料，在21世纪，“问题”将会变得更加复杂。

（一）充分发挥藏学研究在对外宣传中的作用

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和“问题”的复杂性，提出新的课题，在新的形势下，中国藏学工作者在促进发展、反对分裂、增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中的任务更加艰巨，藏学工作者应当振奋精神，努力工作，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国家解决“问题”献计献策，充分发挥在对外宣传和国际政治斗争中的作用，承担起为国家现实政治服务的神圣使命。

藏学的国际性特点，决定了它在中央对外宣传工作中具有特殊的作用，藏学工作者承担着重要双重使命：政治使命－－反对分裂和独立，回击西方，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为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共同富强贡献才智；学术使命－－弘扬藏族优秀文化传统，繁荣祖国的学术事业，促进国际学术交流。

进入21世纪，藏学的国际学术交流日趋频繁，这种国际交流可以比喻为“进口”与“出口”的关系。一方面，中国的藏学研究应当放眼世界，与国际学术文化接轨，这就需要“进口”，积极引进国外有代表性的藏学研究成果，进行分析研究和鉴别，借鉴其研究方法，批判地吸收其研究成果，以丰富中国的藏学宝库；另一方面，中国的藏学研究应当面向世界，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出口”，在学术上，扩大中国藏学的影响，促进国际藏学交流，在政治上，驳斥“论”，对国外流传和盛行的藏学谬论加以纠正和澄清，为国家的国际政治斗争和对外宣传工作服务。这需要客观、以理服人，如果以教训人的口吻，其结果将适得其反。

（二）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实现中国藏学的现代化

藏学研究与国家的现实需要还存在差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藏学工作者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坚持“二为”方向，为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促进藏区的两个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世纪之交，“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面对新的挑战，藏学工作者“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一步把理论与实践、继承与发展结合起来，大胆探索，勇于创新，不断开拓我们事业发展的新局面”。使藏学研究更好地为祖国的强盛和中华民族的复兴贡献力量。

藏学的国际和国内学术交流需要增强。当今时代是信息化时代，地区界限日益缩小，知识日新月异，藏学已经超越国界，成为国际“显学”。在学术文化突飞猛进的形势下，传统的藏学学术交流已经难以适应时代的要求。

坚持“实事求是”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实现中国藏学的现代化。邓小平有两句名言：一是老祖宗不能丢；一是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即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反对教条主义。邓小平指出：“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说：“一切从实际出发，最根本的就是一切都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藏学研究不但要从中国藏学、中国学术文化的实际出发，而且要从藏区实际和中国的国情出发，使邓小平理论与藏学和藏区的实际相结合，“必须坚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勇于开拓前进；……必须不断认识和统一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基本特点，……必须坚持把大胆探索的勇气同科学求实的精神统一起来，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规律，使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使理论随着实践的进展和时代的前进而发展”。遵循“关键是看怎样对人民有利，怎样才能是很快发展起来，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的方针，坚持藏学研究为藏区和藏族的现实服务的方向。这是实现中国藏学的现代化的根本。

西藏文化论文第9篇

一、青海民族文化旅游空间竞争的主要对象

按照旅游空间竞争理论，民族文化旅游空间竞争产生的基本条件一是多个旅游地处于同一旅游区域内；二是各旅游地具有相同的民族文化成分。

我国藏文化区分布于辽阔的青藏高原，包括西藏自治区、青海省大部分地区，以及甘肃、四川、云南的部分藏族自治州县。以青海民族文化旅游为考察对象，旅游空间结构形成从东到西（甘肃―青海―西藏）、从北向南（青海―四川―云南）各旅游地相互比邻的藏族文化旅游圈。藏文化的标志，比如寺院、殿堂、佛塔、转经筒、唐卡、壁画、法器等，在各旅游地区都有突出表现。所以从旅游需求角度而言，甘肃、云南、四川、西藏都是青海藏文化旅游的潜在竞争对手。

旅游资源的相似度决定着旅游空间竞争的程度和类型。甘肃以雅丹地貌和戈壁等自然景观为主要旅游形象，四川、云南的藏文化旅游特征较为明显，但是，九寨沟、黄龙、香格里拉等奇山秀水旅游早已文明天下，因此青海与甘肃、四川、云南并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替代性竞争。青海是继西藏之后的第二大藏区，藏民族聚居区占全省总面积的97%，在民族文化发展历程中，西藏一直是青海旅游空间竞争的主要对象。

二、青海民族文化旅游在空间竞争中的地位

旅游空间竞争是在旅游区域内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旅游流在各旅游地之间发生此消彼长和旅游市场结构再组织的现象。旅游空间竞争的最终结果反映到旅游人数及收入等指标上。从2000年到2014年旅游指标上看，两地的旅游人数和收入都呈现出逐年上涨的趋势，但西藏的增长速度比青海的快，西藏旅游总人数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6.04%，青海的为13.98%，仅为西藏的一半。旅游收入2010年以前，西藏的绝对量虽不如青海，但增长率却大于青海；自2010年开始西藏的旅游收入绝对量也超过青海，2010年青海的旅游总收入为71.02亿元，西藏的达到71.44亿元，比青海高出0.6个百分点，自2014年高达204亿元，高于青海1.1个百分点，且西藏的年均增长率为27.57%，青海的为23.47%。无论是从旅游收入还是旅游总人数来看，西藏的增长速度都要快于青海，长此下去，西藏的旅游发展越来越快，市场竞争力越来越强，形成绝对优势，逐渐抑制青海的旅游发展，最终出现两极分化，导致优者更优，劣者更劣，形成“马太效应”[1]。同时西藏因为“马太效应”将吸引更多的游客，导致具有丰富旅游资源的青海难以展示其应有的魅力。又因为西藏的旅游产业链也较长，在“吃住行游购娱”方面为游客提供较全面的旅游产品，青海的旅游收入来源主要是旅游点门票，而西藏主要来自旅游住宿和购物等，据统计，2006年，青海省国内过夜游客人均在青花费1146元，而西藏自治区国内过夜游客人均花费4400元[2]，仅过夜人数，青海就远不如西藏，青海的弱竞争力致使西藏最终成为旅游目的地，青海成为西藏的旅游过境地。

三、青海民族文化旅游空间竞争的影响因素

（一）旅游形象遮蔽效应

旅游地形象遮蔽效应是指在一定区域内分布着若干旅游地，其中旅游资源知名度高产品品牌效应大或者市场竞争力强的一个旅游地，在旅游形象方面也会更突出，从而对其他旅游地的形象形成遮蔽[3]。西藏的部级文物保护单位比青海多了一半，产业开发的资源基础较深厚。而且所有的部级文物保护单位都具有浓郁的藏族风格，与当地藏族居民的生活和宗教习惯息息相关。从知名度来看，西藏的知名度远大于青海，西藏旅游业起步较早，历史渊源久远。唐太宗时期文成公主入吐蕃留下了著名的布达拉宫；元朝时期蒙古大汗忽必烈划分了西藏地方行政区域；清朝确定了西藏与今云南省、四川省和青海省的界线等。同时它还是我国西部地区藏传佛教的发源地，藏族的民俗传统也保留的较为完整，因此游客愿意去西藏体验藏族与佛教文化。特别是大尺度和中尺度旅游者，会选择西藏旅游而放弃青海，入境游客人数能体现出这一点，无论是从入境游客的绝对量还是增长速度来看，西藏都要明显优于青海，青海的入境游客最高有5.17万人，而西藏的入境游客最低达到5.11万人，基本每年都在10万人以上，并且基本处于持续增长的状态，由此看来，青海的民族文化旅游一直处于青海旅游的形象遮蔽之中。

（二）旅游产品开发单一

民族文化旅游者到民族地区参与民族文化旅游，追求的是感受一种民族文化氛围、体验一种民族文化生活，其不仅仅用以观赏性的游览，体验旅游和科考旅游的价值也很高，同时能够带动吃、住、行、购、娱多个行业的发展，以提高经济效益。然而青海旅游资源仅以观光为主，景点门票占旅游经济的绝大部分。能够让游客切身感受民族特色的民俗活动也不成熟，体验型的资源未能充分开发，不能提高游客重游率。据统计，来青海旅游的游客60%以上皆是以观光为主，商务和文化科学研究活动不多，不能很好地带动其他行业的发展。

（三）可进入性条件差

可进入性也是青藏两地替代性竞争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包括国际旅游者和省外旅游者进入旅游地的难易程度以及省内的旅游条件和设施等。2006年青藏铁路的开通，使西藏的交通得到极大改善，大大增加了西藏的游客，从2000年至2005年西藏的入境游客最高只有14.94万人，而2007年创历史新高达到36.54万人，旅游发展速度大大加快，对青海的旅游发展构成了威胁。根据“距离衰减”规律，两个具有替代性旅游资源的旅游地中，距离客源市场较近的有较大吸引力，西藏属于边疆地区，距离客源市场明显比青海远，但更多的游客选择了西藏。这是由于，近年来西藏的旅游发展较快，旅游设施较为完善，在满足游客的基本旅游需求方面要优于青海，据统计2010年青海的星级饭店有84家，西藏的达到102家，在其他设施方面，西藏也略胜一筹。据此，西藏的交通一旦更加完善，青海的竞争力就会更弱。

四、青海省民族文化旅游发展的对策措施

（一）塑造差异化旅游形象

旅游空间竞争主要是旅游形象的竞争，要着重开发最有特色的资源，避免旅游形象定位重叠，实施旅游形象差异化定位策略。由于西藏是纯藏族自治区，西藏民族文化旅游的形象定位就是藏族歌舞表演、藏民族艺术品等文化产业项目，形象定位清晰、简单、明确。虽然青海的藏族人口分布也颇多，但是如果青海着力发展藏族文化形象，在资源特色和产品差异上无法与西藏抗衡。人们一提到西藏就会最先想到布达拉宫，提到青海想到的是青海湖，所以西藏的“特色名片”是布达拉宫，青海的“特色名片”应该是青海湖，还有青海的三江源自然生态保护区也是一大品牌优势。因此，西藏突出了人文旅游资源特色的旅游形象定位，那么，青海应该借鉴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关于九寨沟的旅游形象定位策略，将人文和地文相结合重点突出地文形象带动人文旅游形象，不妨将青海民族文化旅游形象定义为“万水之源”。充分利用环青海湖国际自行车赛和“中华水塔―三江源”的传播途径，打造旅游品牌。

（二）实施区域旅游合作

建立协调的旅游空间竞合关系是解决旅游地间过度竞争、规模效益低下等问题的必由途径，青海应与周边省份建立区域旅游合作。旅游空间合作的意义主要表现在：将青海和西藏单一的旅游资源组合起来，不同的旅游资源类型结合起来满足旅游者的需求，使青藏地区作为一个民族特色旅游地区在中国旅游地中占据有利地位，从而提高藏族旅游区的整体实力；游客在感受藏族文化的同时也会到青海感受其他民族文化，能够吸引更多游客，实现旅游市场的共同开发。旅游空间合作模式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区域组合，青海和西藏旅游资源具有高原特色和民族特色，两地属于毗邻区域，要打破两地的行政区划界限，通过交通线设计合理的旅游路线，建设特色旅游区，联合塑造旅游形象，实现资源使用最大化，使游客尽可能的停留更长的时间，增加游客的消费。二是产品组合，以青藏铁路为依托发展区域联合，其中著名的景区景点有：青海湖景观带、昆仑山景观带、长江源头景观带、羌塘草原景观带、那曲到拉萨景观带，这些自然旅游景观和人文旅游景观将联合打造出青藏高原博大精深、独具特色的垄断资源，此外，青海湖在滇青、陕青、青川等跨省旅游枢纽干线上，与周边的甘肃、四川、陕西、宁夏、贵州等省份联系，共同打造中国最完整的西部旅游目的地，联合开发西部风光游和民族风情游，具有广阔市场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