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高校在教育从“摆脱贫困”到精准教育脱贫中具有独特的优势，是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福州外语外贸学院践行精准教育扶贫为例，探索精准教育扶贫主体、精准教育扶贫识别、精准教育扶贫培养、精准帮扶脱贫等精准模式，充分利用高校的优势，经济发达地区高校精准帮扶贫困地区，对口精准扶贫，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精准教育 教育扶贫 高校优势
引言
教育脱贫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由之路。（2013）指出“要紧紧扭住教育这个脱贫致富的根本之策，再穷不能穷教育，再穷不能穷孩子，务必把义务教育搞好，确保贫困家庭的孩子也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不要孩子们输在起跑线上。” 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指出：“加快实施教育扶贫工程，让贫困家庭子女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精准教育扶贫能让贫困地区的孩子掌握知识、改变命运、造福社会，是最有效和最直接的精准扶贫。本研究将结合本校精准发力教育扶贫实际情况，开展高校精准教育脱贫模式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国外相关研究的梳理及现状
纵观国外文献，Thodore W.Schults（1962）提出贫穷国家或地区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物质资本的短缺，而在于人力资本的匾乏，发展教育扶贫事业，影响人力资本形成、促进经济发展。Karl Gunnar Myrdal（1972）在《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中提出了反贫困理论，他在“积累因果关系理论”的基础上， 提出了、教育改革和权力关系改革三个方面的反贫困战略模式。
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教育的发展也曾发生过贫困地区教育发展严重落后的问题，美国《中小学教育法》（1965）的实施是朝贫困宣战的重要举措，该教育法为贫困地区中小学教育获得大量精准资助。发达国家对贫困地区的精准教育扶贫和资助的特点主要集中于义务教育阶段，形成比较完善的教育经费投入体制。对教育的支持性援助由一般性资助转向精准分类资助，形成有差异性的经费分配机制，经费投入对象逐步精准教育扶贫到学生。Thomas L. Jennings（2014）通过对公立学校教育经费和学业成就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二者呈明显正相关系，即学校教育经费投入越多，学生的学业成就水平越高，其研究结果为处于低收入地区的学校提供额外的经费支持提供了证据。
二、国内研究梳理及现状
我国的教育脱贫研究的成果当中，有相当的部分是结合某个贫困地区的个案研究，还有部分调研报告。如，张久兰（2010）对小凉山区、杨海平（2011）对湘鄂渝黔桂边区的教育扶贫进行研究；对精准扶贫概念、内涵及本质的分析（ 黄承伟2015、汪三贵2015）；与经济的关系理论有教育反贫困（汪祥2015、彭腾2015）、扶贫开发（扬波2015、饶勇2015）、产业扶贫（段淇斌2015、马楠2016）；与社会的关系理论有教育公平（周晔2015、程玮2013）；与文化的关系有扶贫文化（李禄胜2015）等。
专门针对高校教育精准扶贫模式的研究成果目前尚凤毛麟角，陈大柔（2004）认为高校对口扶贫教育应该紧扣时代的脉搏，充分利用各种理论和技术，尤其是现代计算机技术及信息通讯技术的优势，来克服现存模式的不足之处。熊文渊（2014）提出不同层次和类型的高
校应根据自己所处的位置和能力，借助资源优势，在教育扶贫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其他关于教育精准扶贫的研究主要有何丕洁（2015）认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有利于对贫困人口进行精准扶贫。杨定玉（2016）认为教育精准扶贫是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程华东（2017）提出高校精准扶贫地方的新路径：“找准农户致贫或返贫的原因；高校与政府联动，做好扶贫规划；高校与企业联动，抓好产业建设；加强高校、企业与地方政府联动”。
本文认为探索精准主体、精准识别、精准培养、精准帮扶脱贫等精准模式，充分利用高校的优势，经济发达地区高校精准帮扶贫困地区，对口精准扶贫，实施教育精准扶贫，对于解决贫困地区农户减贫脱贫，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实现共同富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三.教育精准扶贫模式的构建和举措
1.精准教育扶贫主体
甘肃省定西地区是中国西部典型的贫困地区，灾害频发，自然环境恶劣，经济基础薄弱我国扶贫开发任务最艰巨、最困难的地区之一，“苦疾甲于天下”曾是甘肃定西的真实写照， 通过经济发达地区高校精准帮扶贫困地区，对口支援我国贫困地区人才培养，提高贫困生的受教育水平，直到消灭贫困，全面奔向小康。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认真贯彻精准教育扶贫重要战略思想，深刻认识教育扶贫开发的重大意义，2016年开始，福州外语外贸学院响应福建省委有关部门积极推动福建省帮扶甘肃定西精准扶贫工作，参与“双百助学工程”、“千名结对帮扶工程”等爱心帮扶活动。
首先加强顶层设计，精准教育扶贫主体，识别教育扶贫对象。本着“教育是一种大爱”
的情怀，决定精准结对帮扶甘肃定西临洮县衙下中学。明确扶贫教育精准主体后，全校教职员工自觉为精准教育扶贫贡献教学和物质力量；同时注重“协同作战”，以学校精准教育扶贫为主、充分调动当地党政部门、群众团体、社会组织、企业公司等单位共同参与教育扶贫。
2.精准教育扶贫识别
建立贫困户精准识别评价体系，建立贫困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云信息数据库，准确掌握建档立卡学生信息，以大数据分析教育精准反贫困的工作进展情况和政策实施效果。福州外语外贸学院派出常务副校长等有关人员赴甘肃省定西市开展奖教助学活动，先后赴定西市通渭县马营镇，陇西县福星镇马营湾村、大安村，渭源县锹峪乡锹峪村、田家河乡西沟村，临洮县南屏镇康家沟村等，深入了解当地教情、社情及民情，实事求是地确定精准扶贫目标、任务和举措，科学制定教育精准脱贫方案。
3.精准教育扶贫培养
2013年12月，到河北阜平考察时专门指出，“治贫先治愚，要把下一代的教育工作做好，特别是要注重山区贫困地区下一代的成长。把贫困地区孩子培养出来，这才是根本的扶贫之策”。人才培养是大学的基本职能也是最本质的教育扶贫。要发挥高校的优势，落实贫困生接受个性化教育的责任目标。加大高校对口支援，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加强招生倾斜力度，开展高等学校定点扶贫工作，充分发挥高校在人才扶贫、科技扶贫、智力扶贫和信息扶贫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帮助当地学校更新教育理念，提高教学质量，开阔学生视野，为定西市临洮县培育更多的应用型人才，为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4.精准教育帮扶脱贫
坚持“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原则，帮扶提高当地教师的教学水平，培训师生的应用技能，从“人”“钱”和精准扶贫方案落实，确保贫困生识别出来以后，精准帮扶措施和效果落实到每个人。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精准教育帮扶主要方式是：
（1）筹集1500万元对口帮扶甘肃省定西教育事业。
（2）与衙下中学开展一对一结对帮扶，筹集资金奖励优秀教师、免费邀请优秀学生到福州夏令营培训和教师教学培训等方面进行帮扶。
（3）为定西贫困学生上学提供了有力的资助，充分体现了福州外语外贸学院关注西部教育扶贫、热心公益事业的博大爱心，也体现了学校奉献社会、服务社会的强烈责任感。
（4）定向录取的来自定西的贫困学生已免费开始在大学勤奋学习，用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
（5）全校教职工教师节自愿捐款4.3万元助学金给结对中学献爱心。
四. 精准扶贫建议
1.精准扶贫已经成为扶贫的主要路径，高校要发挥学校学科、专业、人才等资源优势，要找准贫困县需求与本校本单位优势的结合点，采取的帮扶措施既要反映教育特色又要符合当地实际，努力探索一条体现规律性、富有创造性的多元高效扶贫路径。
2.建立一套涵盖各个子系统的扶贫效果评估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等方法，评价和识别贫困生的现状，特别是适龄贫困生失学的现状，汇集各受教育阶段的扶贫对象、扶贫现状、扶持措施、扶贫效果等综合信息，建立教育评价指标体系，客观评价各地各类各级学校教育资质的现状，为教育精准扶贫模式研究提供大数据依据。
3.开展教育与精准脱贫的相关关系分析，在高校教育反贫困模式的理论和大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分析如何实现教育精准脱贫。教育精准扶贫模式的机理研究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我们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立足于大数据理论研究前沿，围绕教育扶贫大数据的采集、处理、存储、分析、呈现及应用服务全过程，从技术层面实现了各类学校与贫困生的数据的量化与显现，着力探索教育与反贫困之间的相关关系，建立一对一的精准教育扶贫机制，提供贫困生文化建设、个性化教育引导、贫困生学习成绩预测、教与学方式方法改善、教育反贫困决策制定、教务教学管理优化等教育反贫困的精准模式，以期从国家战略层面出发，构建动态的教育反贫困评价与跟踪机制，不让一位学生因为贫困而失去人生出彩的机会。
4.应用精准教育扶贫模式理论，结合近年来我国开展的大数据驱动教育工程，汇集高校教育脱贫领域的海量数据，在对精准扶贫的数据挖掘和学习分析技术的基础上，结合分析教育反贫困博客等社会化网络教育数据，构建高校精准教育扶贫模型，探索教育与反贫困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精选典型案例，实证分析教育精准扶贫思维方式变革、精准扶贫教学评价方式重构、个性化教育提供，精准教学扶贫模式创新，为高校精准扶贫教育模式提供有效的决策支持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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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旅游 旅游扶贫 研究综述
旅游扶贫开发是一种特殊的开发扶贫形式,以发展旅游业带动经济欠发达地区脱贫致富为主要目标。
一、我国旅游扶贫工作的发展现状
我国旅游扶贫工作是随着我国旅游业的不断发展而不断丰富其实践和理论的。20世纪80年代前期和中期,一些老、少、边、穷地区由于距离中心城市或重点旅游线路景点较近,选择了开发利用当地旅游资源、兴办旅游业的道路,很快取得了脱贫致富的效果,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20世纪80年代后期,“七五”计划将旅游业正式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一批贫穷落后、但拥有较高质量旅游资源的地区得到了国家和地方计划内资金的扶持,开始有计划的旅游资源开发建设工作,在旅游扶贫方面取得了大面积丰收。
宁夏六盘山旅游扶贫试验区于2000年8月8日正式挂牌,拉开了我国“三区”建设工作的序幕,其他各省也纷纷开展“三区”建设,如广东省从2002年5月起全面启动旅游扶贫计划,通过省旅游局和各相关部门、各地方政府的密切配合,采取政策扶贫、规划扶贫、信息扶贫、教育扶贫和人才扶贫等多种方式,对粤北、粤西和粤东地区有针对性地进行旅游扶贫工作,以旅游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二、我国旅游扶贫研究的主要内容
综观国内的文献,可以看出目前我国旅游扶贫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6个领域:旅游扶贫含义及基本问题;旅游扶贫的资源基础;旅游扶贫模式研究; 旅游扶贫的效应研究; 旅游扶贫开发工作的经验、问题和对策研究;旅游扶贫开发工作的其他专题研究等。
1.旅游扶贫含义及基本问题
旅游扶贫指的是通过开发贫困地区丰富的旅游资源,兴办旅游经济实体,使旅游业形成区域支柱产业,实现贫困地区居民和地方财政双脱贫致富。
认为旅游扶贫的对象,即目标地区主要是具有一定旅游发展基础的经济欠发达地区,是相对贫困地区,既包括了国家所界定的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绝对贫困),也包括了虽已脱贫但经济仍欠发达的地区。刘向明,杨智敏也有类似看法,还认为旅游扶贫不能仅限于“物质的贫困”,更重要的是“观念上的贫困”。
旅游扶贫的提出有多方面的意义和自身特点。高舜礼认为旅游扶贫的意义在于:向全社会展示了旅游业强大的综合功能;扩大了旅游业的社会影响;开拓发展子“大旅游”的思路;为旅游业持续快速发展找到了新的增长点。
2.旅游扶贫的资源基础
乡村旅游资源是旅游扶贫的重要资源基础,因而也是旅游扶贫研究的重要内容。乡村文化被认为是乡村旅游资源的核心之一(王兴水等)。谢彦君认为,旅游城市所具有的巨大的客源输出潜力是乡村旅游开发的重要基础,面向旅游城市的乡村旅游开发的关键是乡土化,具体体现在文化性、特殊性、民俗性、生态性和参与性等几个方面。保持与城市旅游供给的互补性和差异性是乡村旅游开发的基本原则。
3.旅游扶贫模式研究
郭清霞提出旅游扶贫的战略应该以政府为主导、市场为导向;以特色资源为发展依托、以特色旅游产品为发展支柱;以当地居民受益为目的、以脱贫致富为目标;以环境保护、实现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原则。赵丽丽提出我国西南地区“旅游扶贫”启动与发展两大战略。白凤峥和李江生提出了“旅游扶贫试验区”的设想,宜采用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与扶贫开发有机结合的管理模式。吴铮争和杨新军立足于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性的分析,提出了基于生态环境价值补偿机制的我国西部地区旅游资源深度开发与旅游扶贫的具体思路和措施。金方梅以乡村民族文化的演化模式为依据,通过对文化旅游者进行分析,提出了“三向参与”的文化保护开发模式。胡锡茹认为云南在多年旅游扶贫的实践中形成了三种基本模式:生态旅游扶贫模式、民族文化旅游扶贫模式和边境旅游扶贫模式。梁明珠依据“实现主体利益持续互动均衡”的原则,就关乎生态旅游成败和农民生计的土地补偿、利益分配、培训与就业社区参与等问题,提出了建立“三农”利益保障机制的设想。
4.旅游扶贫的效益研究
周歆红定义旅游扶贫效应就是讲旅游扶贫功能和意义、旅游扶贫在贫困地区发展中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旅游扶贫的负面影响等。赵小芸从投资贡献(量)和投资效率(质)两个方面对西部地区的旅游投资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作了定量研究。阳国亮则探讨了旅游经济中旅游投资的乘数效应与旅游扶贫的关系,指出贫困地区的边际消费倾向大,旅游投资的乘数效应更大,旅游扶贫的效果更显著。操建华运用专家调查法、增加值率法和投入产出法研究了旅游收入和旅游业增加值在城乡之间、城乡居民之间的分配,以及旅游收入乘数和就业乘数。
林红也对“旅游扶贫”的负效应进行了分析,认为“旅游扶贫”,论的最大危害在于引发各地盲目开发、上项目,并提出应冷静看待“旅游扶贫”在西部开发中的效应。贾芳也注意到旅游扶贫中应满足的条件和旅游业的脆弱性。
5.旅游扶贫的经验与问题
经过近二十多年的旅游扶贫开发实践,我国旅游开发扶贫已有不少可以值得借鉴的规律和经验。认识不到位,在实践中忽视社区利益,利益分配不公,从而没有起到旅游扶贫的作用(陈秀琼,黄金火;万青;钟国平等)。同时存在有将旅游扶贫简单地等同于旅游开发、旅游扶贫开发的城市化发展模式(郭清霞)、把陋习当作特色来开发和只关注眼前的效益等问题(程占红)。(曹艳英等;刘红艳)指出我国目前的旅游扶贫存在着项目、产品设计单一、经营粗放,而且季节性明显、模式雷同、缺乏特色,显露出极度的初级化特征。旅游扶贫的规模小,组织形式分散,缺乏灵活有效的市场营销战略,市场竞争秩序混乱,难以形成区域性、规模性的整体布局和具有吸引力的拳头产品从而难以形成真正的经济优势(刘红艳等)。
三、国内研究评述
目前国内系统化旅游扶贫研究才刚刚开始并处在初级阶段。在研究的对象方面,我国扶贫旅游研究的一个明显不足是,尽管对政府作用、社区的参与、乡村文化资源等旅游扶贫的核心问题进行了探讨,但是对贫困人口的关注显然不足。在重大问题的研究深度方面,缺乏理论建树,旅游扶贫的对象、目标不够明确,对扶贫的负面影响认识不足,对扶贫的艰巨性和长期性未给予足够的重视等,对旅游扶贫的研究是一般性研究多,如大都集中在旅游扶贫的功能、模式、问题及对策等方面,对旅游扶贫中一些较深层的主题,如贫困人口受益模式、一些较具可操作性和示范性做法的理论基础分析等较少涉及;对特定地区宏观性分析较多,还未见到对较为成功的微观单元的有深度的实证研究。除了对乡村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建设有比较系统和深入的讨论外,对政府的作用、社区的参与等重要问题的研究大多局限于问题的提出、必要性论述和一般性探讨,缺乏系统的研究及具体的解决方案、机制的建立和模式的设计等。关于社区参与、农户与旅游发展的关系、旅游系统如何与其他经济系统的联系等,缺乏系统研究,缺乏有效地体现于一个模式之中。对贫困人群在旅游中的作用、参与程度、参与中存在的障碍以及现实和潜在的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等的问题,基本没有涉及。
四、我国旅游扶贫研究的发展趋势
1.贫困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旅游扶贫一种新的可持续模式,目前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难题:如何解决社区参与的个人激励问题;如何使社区居民正确显示其偏好,并如何整合个人偏好以形成促进社区利益的一致决策;社区政府是否能够采纳社区的建议;社区参与促进收入公平分配的途径等问题。
2.应注重将视角对准贫困人口本身,真正将贫困人口作为旅游扶贫系统结构中的重要一环,以他们为主要研究对象之一,通过对各种旅游形式对贫困人口的经济、社会、环境等各个方面的实际影响进行系统的定性与定量结合的实证分析。
3.对非政府组织、私人部门等相关利益主体对旅游扶贫的影响和作用进行分析。在旅游与反贫困的研究中,旅游发展理论和贫困理论相结合,多角度的综合分析和有针对性的具体分析相结合,有利于更好地指导旅游扶贫开发活动,充分发挥旅游在消除贫困方面的潜力。
4.加强对旅游产业与相关产业联系方式和结合模式的理论研究十分必要,有利于跳出就旅游论旅游的思路,注重与贫困地区的主导产业相结合,与农、林、牧、渔、副及乡镇企业协作发展,与本地特色产业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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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策网络;文化扶贫;网络结构;网络互动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5）08-0066-05
一、政策网络理论与文化扶贫
（一）政策网络理论的核心内容
1.政策网络的内涵。汉夫是最早主张将“网络”概念引入政策分析的学者之一，他认为“网络”一词提示了一个事实，即“政策制定包含了数量巨大的公共行动者和私人行动者，他们来自于政府与社会的各个功能领域和不同的层面”[2]。随着政策网络相关研究的深入，关于“政策网络”的定义，各国学者以多样化的研究视角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德国学者常常把政策网络看作是一种政府治理模式，英国学者大多把政策网络理解为能够用来描述既定政策领域内的各种关系，而美国学者习惯把政策网络看作是一种有价值的分析工具[3]。本研究认为政策网络是分析既定政策领域政策过程的有效工具，并可以将“政策网络”定义为：政策网络是指在某一政策领域内，由于共同的利益或资源相互依赖而联系在一起的一群组织或者若干组织的联合体，他们之间的联系是动态的、多种多样的，网络内的结构及互动影响着政策网络的运行状态和最终的政策效果。
（二）文化扶贫的概念界定
关于文化扶贫内涵，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见解。比较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艾利森・戴维斯在其著作《社会下层工人动机之研究》中对文化扶贫的相近概念即贫困文化进行了解释，认为贫困文化是指“穷人由于长期生活于贫困之下，形成的一种特定生活方式、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系等，这种亚文化一旦形成，便会对周围的人（特别是后代）产生影响，从而代代相传，使贫困本身得以在这种亚文化的保护下维持和繁衍”。美国人类学家刘易斯在《五个家庭：贫困文化的墨西哥个案研究》一书也对“贫困文化”进行了研究，认为穷人贫困和贫困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贫困文化的氛围一旦形成，就会固化，会对下一代产生重要的影响。[1]虽然国内外学者对贫困文化与文化扶贫进行了系列论述，但并未形成对文化扶贫概念的统一认识。本文将文化扶贫的内涵界定为：与物质扶贫相对应，在物质扶贫的同时，通过加强文化传播、丰富文化生活、加强文化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等方式，引导贫困地区人民正确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从而提高贫困地区整体人口素质和居民文化水平的过程。文化扶贫强调以人为本，提高农民素质。在推进整体扶贫工作中，必须将文化扶贫同物质扶贫紧密联系，物质扶贫是扶贫的前提，文化扶贫是物质扶贫的进一步延展，只有物质扶贫和文化扶贫结合成一个系统工程，才能够实现扶贫工作的高效和可持续，才能进一步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2.政策网络的典型特征。第一，行动者的相互依赖。各种政策网络行动者必须通过与其他行动者交换资料和信息才能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各个行动者拥有相同的权力，不同的参与者在政策过程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同时不同的参与者相互影响和变化，具有动态性。第二，行动者关系的持续性。政策网络由关系形态组成，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具有持续性和相对稳定性，从而形成制度化过程。第三，行动者多元。政策网络行动者非单一，是它的典型特征。多元行动者包括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等广泛的利益群体。网络内的多元行动者掌握一定的资源，并努力在政策过程中通过政策行动来实现各自的目标和利益。第四，政策网络的博弈互动。政策网络就是各种行动者通过发挥和利用自身资源的优势，为实现自己的利益目标相互博弈，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一个过程。第五，政策网络的制度规则性。制度是由具有约束力的规则体系组成的、调整人们之间互动与合作关系的行为准则或规范[4]。政策网络行动者因为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在网络互动中形成多样化的网络关系和规则。
（三）政策网络理论对文化扶贫研究的重要意义
1.政策网络理论为文化扶贫研究提供了全新视角。运用政策网络分析模式，通过研究扶贫主体、客体等行动者在文化扶贫过程中的角色和行为，能够更生动具体的解释他们对文化扶贫效果所产生的影响，可以有力地推动文化扶贫工作的进展。
2.政策网络理论突破了传统的文化扶贫研究范式。政策网络理论运用全新的分析逻辑突破了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分析模式，把文化扶贫研究的对象扩大到跨越政府层级和政府部门、涉及各种与文化扶贫相关利益主体的复杂社会关系网络。基于政策网络理论，在文化扶贫工作过程中，各参与者存在着自身利益，并对文化扶贫问题存在不同的权力与责任，在各利益相关团体互动时，也就展现出不同的行动与政策偏好，文化扶贫决策过程不再只是行政部门纯理性的规划性、指令性活动，而是多元行动者博弈互动的结果。
3.政策网络理论可以更好地解释文化扶贫过程。根据政策网络理论，政策网络内的行动者各自掌握不同的资源，没有任何行动者能唱独角戏，主导政策过程，治理的理念打破了以往政府独霸的时代，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必须相互依赖和合作来达成各自目标。政策网络理论从网络治理的路径出发，批评了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政策运行模式。强调政策行动者之间是通过网络内的互动与合作达成目标，而非通过传统科层制下的命令与规制，更好地揭示了文化扶贫政策实施过程的本质是网络治理。文化扶贫过程的实质就是各种政策主体通过正式或非正式互动，交换信息和资源，协调目标、策略和价值，以期解决贫困地区文化水平落后问题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
二、辽宁省文化扶贫政策网络结构分析
政策网络结构分析主要探讨网络行动者的构成及其互动。行动者是指在某个政策过程中的主要参与主体，包括政策社群、生产者网络、专业网络和议题网络。
（一）政策社群
辽宁省认真贯彻中央关于扶贫开发由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工作到村，扶贫到户的要求，切实落实扶贫工作责任制。扶贫政策参与行动者主要包括省市县各级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扶贫办）、省市县各级财政和民政部门、各级党政机关定点扶贫单位及其人员。在文化扶贫工作过程中，无论是发挥领导作用的主体，还是参与主体都属于国家机关和单位，存在明显的隶属关系和依赖，这些单位的组成人员进出有严格的限制和规定，因此根据罗茨对政策社群特点的分析，依据其彼此稳定互动的关系和成员参与的高度限制性，将上述行动者界定为辽宁省文化扶贫政策社群。辽宁省文化扶贫政策社群中，以扶贫办为主要责任主体，负责省内扶贫开发工作的全面推行。省扶贫办下设扶贫调研处、扶贫开发处、扶贫资金管理处、社会扶贫处、财务文秘室一级扶贫统计监测中心等核心部门，各部门共同协作，并调动社会各界力量搞好全省的扶贫开发，构建和谐辽宁，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
然而，通过辽宁省文化扶贫政策社群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政策社群的构成中并没有专门的文化扶贫部门或机构，对文化扶贫工作的重视还有待进一步强化，将文化扶贫纳入辽宁省扶贫开发总体工作网络系统之中。
（二）专业网络
政策网络中的专业网络是指参与政策过程的专家学者、思想库和智囊团，这些群体为政策制定、执行及评估等提供专业的理论指导和反馈。辽宁省文化扶贫工作专业网络参与者主要包括辽宁省内高校中的专家学者、省内社科类科研院所、政策研究中心，通过科研课题的形式研究辽宁省扶贫开发相关问题，为辽宁省扶贫开发工作提供理论支持和决策咨询建议。同时，省直机关公务员在积极参与定点扶贫工作实践的同时也对辽宁省扶贫开发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探讨，以期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角度探索我省扶贫开发工作的有效途径。
然而，无论是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还是参与扶贫工作的工作人员，他们对扶贫开发的理论探讨往往集中在经济扶贫领域，即对文化扶贫的理论研究相对落后。
（三）议题网络
政策网络理论中的议题网络是指参与者平等、自由的参与政策问题的讨论并表达自己的意见，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松散，不稳定，没有严格的垂直连接，仅有一定程度的水平依赖，是最广泛的参与者范畴。辽宁省文化扶贫过程中的议题网络参与者包括参与扶贫开发工作的公民个人、新闻媒体、社会团体等。
三、构建多元互动的新型文化扶贫政策网络
（一）建立文化扶贫网络共同体
1.明确文化扶贫政策网络共同体的行动者。政策网络共同体有助于整合行动者资源，理顺行动者的关系。政策网络共同体是指包含政策制定主体、政策执行主体以及政策目标群体在内的政策联盟。政策制定主体包含党和政府领导者、专家学者、利益团体等;政策执行主体包括专门负责政策执行的行政人员和其他行为人。政策执行主体直接负责政策的实施，将政策观念形态、文本形式的东西转化为客观现实;政策目标群体是公共政策直接作用和影响的政策对象[5]。文化扶贫的目标群体包括贫困地区的全体成员，即文化扶贫的对象。目标群体对文化扶贫政策的理解与认同程度直接影响政策执行效果。所以，只有建立包含文化扶贫政策制定主体、政策执行主体以及政策目标群体在内的政策网络共同体才能实现文化扶贫中行动者的利益聚合。文化扶贫政策网络共同体是指包含政策社群、专业网络和议题网络的联合体，建立文化扶贫政策网络共同体有利于实现行动者利益与资源共享、参与地位平等和行动者偏好均衡。
2.实现共同体内网络行动者身份回归。文化扶贫的政策网络中，政府并不是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唯一主体，文化扶贫政策实施所影响的对象，参与文化扶贫过程的社会团体、企业、公民以及新闻媒体等同样是重要的网络主体，他们共同承担着分配文化扶贫资源、提升扶贫效果的责任。文化扶贫政策网络中这些参与主体被称为“行动者”，这不仅是名称的转变，更深层次的转变在于行动者在文化扶贫政策网络中主体身份的回归，与多中心治理理论相比，政策网络理论更强调政府在政策网络中的关键作用。因此，完善文化扶贫政策网络关键在于有效整合政府与其他行动者的利益，使行动者能回归应有的角色定位。在理想的文化扶贫政策网络中，政府的角色定位不再是文化扶贫政策网络的“主导者”，而是文化扶贫政策网络的“启动者”。
（二）加强网络行动者之间的网络互动
文化扶贫政策网络运行中，为达成共同目标，网络行动者应该实现信息共享，充分进行交流互动。目前辽宁省文化扶贫过程网络行动者的参与和互动十分有限，缺乏有效的技术平台是重要的原因。文化扶贫各个相关主体间必须建立交流平台，强化信息资源的共享。政府应发挥启动者作用，开启交流平台，提供交流场所与相关服务，促进交流顺利进行。
在网络化时代背景下，微博问政、微博参政的趋势明显，通过搭建多元网络技术平台，能够促进目标群体在文化扶贫政策制定环节中的参与，真正实现文化扶贫工作全过程的参与。要实现政策制定过程网络行动者的充分参与，实现政策社群与议题网络的充分互动，必须搭建多元网络技术平台。目前辽宁省的辽宁扶贫网已经建立贫困农户信息管理系统，并不断完善统计监测报表系统，逐步实现扶贫开发工作的信息化管理，使得辽宁省扶贫开发工作走向规范化。今后可以在已有的辽宁扶贫网站基础上，开发公众参与文化扶贫的专门平台，增加文化扶贫专栏。开通文化扶贫信息反馈的官方博客，利用公众熟悉的微博、博客等网络技术平台，使网络行动者多渠道参与文化扶贫，政策议程制定后，方案规划步骤中，让目标群体参与有限方案的搜集，通过建立信息网络技术平台广泛征询解决政策问题的方案，或直接召开座谈会进行建议征集，不仅征求专家学者的建议，而且将政策目标群体作为政策直接影响的标的团体，可以针对政策议题提出初步建议，并有权对备选政策方案做出预先评价。
（三）优化文化扶贫政策网络结构
建立以问题解决为中心的弹性化网络结构。首先，提高网络行动者的自主性，特别是政策社群外行动者的自主性。强化网络共同体的功能，是提高行动者自主性的有效途径。网络共同体是问题解决为中心的网络结构的体现，成员间存在沟通、信任和信息共享等关系，通过平等参与和共同协商解决问题。同时，要提高以新闻媒体为代表的议题网络的自主性，改变以往自主性偏低的现状，使政策社群外的网络行动者具有较高的自主性，平等参与文化扶贫议题讨论。其次，强化网络行动者的整合性。由于不同参与者利益诉求和偏好的差异，现有政策网络行动者难以实现高度一致和协调。因此，强化网络行动者整合性，必须均衡各行动者的利益诉求，加强信息与资源的共享，使行动者充分交流，增强理解与互动，提高行动者意见的一致性和协调性。
（二）完善文化扶贫政策评估环节
1.加强对文化扶贫政策评估环节的重视。加强对文化扶贫政策评估环节的重视，提高文化扶贫政策评估的有效性是完善文化扶贫政策动态运行网络的关键。文化扶贫政策运行网络中，无论对政策社群还是议题网络，文化扶贫政策评估都具有重要意义。政策社群通过政策评估为政策反馈和追踪决策提供依据;通过政策评估发现既定政策存在的谬误，并以此寻求提高公共政策质量的途径;通过政策评估向社会成员证明自己的政策效果和能力，并以此作为继续寻获公众支持的基础。议题网络通过文化扶贫政策评估确定政府在文化扶贫领域进行价值分配的公正程度;试图通过政策评估证明既定文化扶贫政策的错误，进而要求对社会资源进行再分配。
加强对文化扶贫政策评估环节的重视，要求从政策制定环节就开始重视政策评估，对政策方案进行科学的预评估，为政策评估环节奠定基础;要求有确定的评估主体，从评估形式到评估内容以及评估程序都要有严格的制度化规定;要求对政策文化扶贫政策评估过程实施有效监督，避免政策评估简单化和形式化。
2.实现从内部评估到外部评估再到异体评估的转变。我国文化扶贫政策运行网络评估环节缺乏有效性，其重要原因在于没有确立正确的评估主体。多数评估是政府主导的内部评估。内部评估固有的评估内向性特点，直接导致政策评估缺少有效的外部监督力量，使文化扶贫政策评估流于形式。
随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主意识提高和公民社会的发展，政策评估主体多元化、加强政策评估的公众参与、适当引入第三方等成为完善政策评估的必然要求，这些途径能够弥补政府内部主导的内向性评估产生的缺陷。多元主体参与的外部评估强调了政策评估的外部主导，即文化扶贫政策评估由政策社群之外的行动者发起、组织和实施，并有权通过一定方式公布评估结果。显然，外部评估能够对文化扶贫政策的有效执行起到有效监督和激励的作用。但是外部评估中的“外部”是一个集合概念，由于外部评估之中还存在若干个体元素，多元且复杂，而且外部评估的多元评估主体格局中，缺乏明确的核心，某种程度上默认了政策社群在多元评估主体中的核心地位。因此，异体评估成为一种全新的选择。“异体”的概念是相对于“同体”而言，政策社群内对自身的政策执行情况进行的评估，可称之为同体评估[6]。异体评估是指由政策社群之外主体对政策执行进行的评估，文化扶贫政策网络中的“异体”具体是指生产者网络、专业网络和议题网络。异体评估强调的是整体力量的扭转，强调评估主体必须是政策社群外的某个异体，由该异体主导评估活动的全过程。
3.确立生产者网络为异体评估的核心。异体评估需要准确选择核心异体，即异体评估的核心主体。这正是异体评估与外部评估相比的优越所在。外部评估力求打破政府单一内部评估的模式，在政策评估中引入多个评估主体。但由于政策评估是一项涉及面广泛的复杂活动，必须有一个核心主体来主导政策评估全过程，缺少核心主体的多元主体评估格局难以形成有效合力，最终会导致评估的失败。
文化扶贫政策网络中，政策社群之外的“异体”主要包括以专家学者为核心的专业网络，以企业和社会组织为核心的生产者网络以及以普通民众和大众传媒为核心的议题网络。
贫困地区的广大居民是文化扶贫政策的目标群体。由于目标群体是公共政策作用和影响的直接对象，目标群体对政策的态度与反映直接影响政策的效果。目标群体对文化扶贫政策的反馈更能准确的评价政策执行情况。文化扶贫政策评估还涉及到公众与媒体的参与，但由于我国公民社会发展尚未成熟，使得公众作为异体评估核心缺少了现实条件。新闻媒体的活动具有分散性特点决定了媒体作为核心主体的评估难以保证政策评估活动的有效性。因此，基于政策评估的真实性、客观性和有效性考虑，选择企业或社会组织作为文化扶贫政策异体评估的核心。
4.确保评估结果在政策运行中的有效运用。文化扶贫政策评估结论不能束之高阁，科学的政策评估是为了准确评价文化扶贫政策的执行情况，真实反映存在问题，评估结论要为文化扶贫政策的反馈及追踪决策奠定基础。文化扶贫政策终结、调整完善和政策发展都需要依赖政策评估，政策评估是文化扶贫政策网络运行链条上是关键结点。生产者网络主导下的文化扶贫政策异体评估，评估结果需要反馈给文化扶贫政策社群、生产者网络、专业网络和议题网络，实现文化扶贫政策评估环节的行动者充分参与和互动，以便为政策追踪决策提供客观依据。及时客观的公布文化扶贫政策评估结果，确保政策结果在政策运行中的有效应用，使政策评估环节在文化扶贫政策生命周期中发挥关键作用，使文化扶贫政策链条完整、连续的运行。
参考文献：
[1]杨亚静.贫困地区新农村建设中的文化扶贫研究[D].中南大学硕士论文，2013，（5）：8-9.
[2]Tanja anizing Babylon on the different conception of policy networks，Blackwell Publishers Ltd.1998：255-257.
[3]石凯，胡伟.政策网络理论：政策过程的新范式[J].国外社会科学，2006，（3）：55-56.
[4]周光辉.当代中国决策体制的形成与变革[J].中国社会科学，2011，（3）：102，103-109，113.
关键词：大数据 精准扶贫 云平台
中图分类号：F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7）05-0083-01
大数据与大扶贫及精准扶贫是两个不同领域的概念，但信息社会的不断发展与变革，使这两个相异的概念有了交集，这就是在高速发展的信息化社会中如何利用大数据来构建大扶贫，实现精准扶贫。
大数据时代，2011 年全球知名咨询公司麦肯锡提出的“数据已经渗透到每一个行业和业务职能领域，逐渐成为重要的生产因素；而人们对于海量数据的运用将预示着新一波生产率增长和消费者盈余浪潮的到来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我国的扶贫工作迈入大扶贫阶段，《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1]中明确提出：我国扶贫开发已经从以解决温饱为主要任务的阶段转入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的新阶段。相对于以往依靠政府投资扶持重点村建设、移民搬迁等的小扶贫工作模式而言，大扶贫即是以动员民营企业为主的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开发的“政府主导、统筹规划、整合资源、板块开发、多元投入”的扶贫模式。
大数据与精准扶贫，2014 年 1 月《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2]，在大数据的基础上，提出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即由国家制定统一的扶贫对象识别办法，各级扶贫机构分级负责，对扶贫对象进行精准识别，实施动态管理，对每个贫困村、贫困户建档立卡，并深入分析致贫原因，逐村逐户制定帮扶措施，集中力量予以扶持，切实做到扶真贫、真扶贫，确保在规定时间内达到稳定脱贫目标。在2013 年 11 月到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作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贵州是全国扶贫攻坚的主战场。贵州省借助“大数据”思维和“大数据”技术，开发贵州省“精准扶贫云平台”，实现了对 623 万贫困人口、9000 个贫困村、934 个贫困乡镇、66 个贫困县和有扶贫开发任务地区的精准识别和动态监测。
精准扶贫应用手段方面，云平台作为精准扶贫的辅助工具，正处于发展的初步阶段，目前国内外在精准扶贫云平台方面的研究论著极为有限，多数文章是进行科普式的介绍，如《大数据助力精准扶贫的落实――黔西南州扶贫攻坚战实践》[3]一文，系统介绍了黔西南的准扶贫云平台，此平台功能板块多元多样，且在扶贫云功能的拓展方面有着较大的启发，但其真实性和可行性尚待考察。
精准扶贫结合大数据方面，国内的学者研究基本着眼于两个方面，即现存问题和未来应用。详而言之，一种是结合现有云平台的案例，进行经验性的总结和归纳，发现目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议；另一种则是对大数据应用于精准扶贫的科学性和可行性进行阐释和论证。不同的论著，对这两个方面各有偏重。
第一种是以实地案例为出发点的论著，其优势十分明显：在结合具体案例分析和目前存在的问题基础上，这类论著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建议，其研究成果具有实在的社会效益，可信度高可行性强，令人信服。如《大数据在精准扶贫过程中的应用及实践创新》[4]一文中，主要针对广西贵州等地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提出详实细致的建议。然而，此类论著数量较少，并且在与实际案例结合方面仍有所欠缺。
在第二种针对大数据应用的论著中，许多学者将关注点放在论证大数据的优越性，将眼光放置于大数据未来的应用情况，提出大数据实现精准扶贫的方法和建议[5]。
值得注意的是，不止一位学者在论著中强调配套政策对大数据运用的重要性。如《“大数据”助力精准扶贫》提出“配套政策要托底，防止虎头蛇尾”[5]的观点，在《基于大数据思维的精准扶贫机制研究》[6]一文中更是对配套政策及研究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分析。这提醒着团队在对贵州省扶贫云平台进行研究时不能忽略对其配套政策的调研，必须将政策研究重视起来。此外，这类论著往往缺少实地调研的材料作为支撑，仅仅是在理论上的进行设想和推论。
总体而言，目前学界对于精准扶贫云平台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呈现理论性强、实证性弱的态势。而且普遍存在理论研究缺少实证支撑的问题。
针对于以上问题，接下来的大数据精准扶贫的关键在于：
1.将时事热点“精准扶贫”与“互联网+”相联系，充分利用互联网形成的大数据优势实现“精准”要求。
2.不仅仅从“扶贫云”平台本身出发，而从如何应用平台从而解决实际问题，对后期精准扶贫的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τ诰准扶贫现状的深刻剖析，总结归纳现行政策方针存在的问题，针对于部分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方案以及发展建议，旨在为精准扶贫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J].老区建设，2011，（23）：12-18.
[2]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J].老区建设，2014，（01）：8-13.
[3]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大数据助力精准扶贫的落实――黔西南州扶贫攻坚战实践》，智慧城市
[4]《大数据在精准扶贫过程中的应用及实践创新》
Poverty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social problem,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oor population, but also related to social harmony and stabilit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Chinese have been lifted out of povert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China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but the task of poverty eradication remains arduous .In November 2013, Xi jinping proposed the idea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for the first time when he visited Xiangxi, Hunan province, and solved many problems in extensive poverty alleviation .Later, as the essence and highlight of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in the new era, the idea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was further improved in practice, and a series of policy documents o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were issued one after another .At present,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has achieved good results 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Most poor people living standards have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nd their family incomes have exceeded the poverty line.
Compared with urban areas, rural areas mainly derive their income from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ir industrial, commercial, financial, cultural, educational and health undertakings are at a low level of development. Therefore, most of Chinas poor population are concentrated in rural areas . It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the rural poor population, the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rural poverty problem. Township governments are at the forefront of national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and the forefront of rural work. They assume the functions of managing various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and social affairs in rural areas under their jurisdiction. They are also the executors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rural areas and play a crucial role in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out the country.
The paper takes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implementation of H town of Heze in Shandong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basic status of the local poverty struck households and policy execution status is carried ou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xecutive institution, target group, executive environment and executive ways by looking up all levels of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documents, literature review, field visits as well as introduction of the Smith model and milt-horn model. It is found that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has been the central work of H town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H town has spent a lot of manpower and material resources to implement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and has completed the political task of lifting all the population out of poverty by the end of 2018.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H town has such problems as inaccurate implementation, target group hinde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unsatisfactory implementation environment, and lack of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executing agency and target group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root causes of these problems are: unclear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agencies, low quality and ability of implementation personnel, and deviation of implementation policies; The villagers low level of education and backward thinking hind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Rural economic foundation is weak, policy propaganda is not in place, the masses distrust the government; Enforcement agencies are used to dominating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lack channels for villagers to participate in the implementation .In view of th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everal Suggestions to solve the above problems .First, to improv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agenci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personnel to strengthen training, clear responsibilitiesSecond, to improve the political literacy of the policy target groups, cultivate the sense of participation of the villagers, and stimulate the sense of self-improvement of the villagersThird, to optimize the environment for policy implementation, improve rural infrastructure, and publiciz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with various resources; Fourth, to improve the way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clarify the principal position of villagers in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communication channels with villagers.
KEY WORDS: poverty poverty alleviatio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
绪 论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精准扶贫作为新时代农村扶贫开发的总称谓，一方面它深深植根于过去三十多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经验及成就之上，另一方面它牢牢把握住了当下经济和社会发展现状，当下的经济社会发展状态为精准扶贫提供了经济上和组织上的可能1。中国的贫困人口多，分布范围广，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像中国一样，扶贫开发的工作量如此之大。从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用短短数十年的时间实现几亿人口脱贫。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贫困地区的扶贫开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创造了世界减贫奇迹。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 1978 年为 7.7 亿人，2017 年下降到 3046 万人，农村的贫困发生率从 30.7%下降到 3.1%。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减贫政策，到目前累计减贫 6853 万人，2/3以上的绝对贫困人口实现了脱贫2。中国的减贫经历为全球提供了全新的宝贵经验，现已进入实施全面脱贫的全力奋战以及收尾阶段。
政策的制定固然重要，但是政策的有效执行对实现政策目标影响更大3。古往今来的政策执行经验告诉我们，政策制定的最初目的与政策的实际执行效果不能直接划等号，政策的制定者与执行者往往工作经历、文化水平、政治素养不同，他们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层级距离，在执行过程中，政策的传递过程频繁出现信息漏斗幽灵，这为政策执行偏差出现埋下隐患4。随着精准扶贫政策体系日趋完善，贫困人口的大规模减少，脱贫的速度却逐渐放缓，是什么原因导致扶贫步伐减慢，基层是如何执行政策的，有哪些因素影响精准扶贫政策的执行值得深思熟虑。因此，本文选取了山东省菏泽市 J 县 H 镇作为调研地区，深入走访调查，用访谈和数据分析的方式了解当地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实际状况，分析其中原因，并探讨解决问题的对策。
(二)研究意义 。
精准扶贫思想提出以来，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精准扶贫政策自上而下逐步得到了落实。越来越多的贫困人口依靠着国家的好政策走出贫困，走向富裕。各级政府也逐步把精准扶贫工作作为中心工作，利用大量资源去做好这项工作。越来越多的政府工作人员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为中国的扶贫事业献出自己的青春。随着扶贫开发不断深入，扶贫工作的成效逐渐显露。精准扶贫政策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各界学者也争相加入扶贫研究的行列。有关精准扶贫的理论思想逐渐丰富起来，变得越发的成熟。
从理论意义上来讲，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在扶贫的道路上探索了 40 年，积累了一定的反贫困经验，总结了一定反贫困理论，但是精准扶贫这一概念提出不满六年，相关的理论尚不丰富。就目前来看，对精准扶贫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概念、模式、机制、评价等方面，相较来说对扶贫政策执行问题的研究比较少，尤其是对乡镇这一层级面临的政策执行困境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难以解决基层精准扶贫实践的困惑和错漏。因此，进一步研究精准扶贫政策的执行情况，将会丰富和完善我国精准扶贫开发工作的理论研究，为现行的扶贫工作机制提供理论支撑，也为以后的精准扶贫研究提供借鉴。
从现实意义上来讲，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贫富差距大，有大部分人口生活富足，但也有一部分人口挣扎在贫困线以下。各地贫困原因复杂，政策实施起来容易出现偏差。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让贫困人口脱离贫困，一直是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精准扶贫有助于加快中国扶贫进程，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遇到了诸多问题。本文立足于山东省菏泽市 H 镇实际，列举 H 镇在精准扶贫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其产生原因进行分析，从而提出对策和建议，可以对提高乡镇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成效提供参考。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由于精准扶贫思想提出的时间比较短，国内对其的研究相对较少，对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研究就更是凤毛麟角。近期，关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研究的硕博论文逐渐增多，但专着依旧很少。目前，国内学者对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精准扶贫的内涵。
黄承伟认为，精准扶贫就是把真正贫困的人口纳入到系统中，深入了解贫困原因，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的过程1。李鵾,叶兴建认为，精准扶贫是通过识别、帮扶、管理、考核最终达到减贫目的的，农村扶贫开发的方式1。李小云强调，精准扶贫关注的重点由区域扶持转向贫困农户的发展，采用将社会兜底与扶贫增收相结合的方式2。汪三贵，郭子豪认为，精准扶贫是帮助真正贫困的人口和家庭，摸清需求，找准贫困原因，制定相应政策，进行有针对的帮扶，最终实现稳定脱贫的过程3。
第二，精准扶贫的机制。
李小云认为，精准扶贫先要依靠教育阻断贫困文化的代际传递，其次为贫困群体提供增长收入的机会，还要加强非竞争性公共物品的建设4。戴小文,曾维忠,庄天慧认为，应该将循证实践方法引入精准扶贫中，维护各方参与者利益平衡5。
郑瑞强，王英认为，精准扶贫应该注重资源优化配置和经济发展质量，提高贫困人口资产性收益6。莫光辉，张玉雪认为，精准扶贫工作应引入大数据技术，加快构建区域联网的贫困信息库，使执行过程更加公正透明7。
第三，精准扶贫政策执行。
唐丽萍，章魁华从执行样态的角度进行界定。他们认为，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是执行主体按照一定的逻辑、采取一定手段完成扶贫目标的过程8。陈冠宇认为，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应该包含四个方面，前期准备、政策实验、宣传解释、监督控制9。谢飞认为，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是政府与各方社会力量合作落实政策的过程，并且强调执行过程的民主性10。
第四，精准扶贫的问题。
王国勇，邢溦从工作机制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为扶贫识别机制不精准，干部驻村工作帮扶机制不健全，产业扶贫内生动力不足，扶贫资金整合困难，扶贫资源配置不均衡11。徐长新从民主监督的角度进行了分析 ，认为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困难群体难以界定，常驻机构往往利用私人关系进行帮扶，部分地区基础设施差前期脱贫工作效果不好1。葛志军，邢成举认为，精准扶贫中，农民参与度不足、帮扶缺乏差异性、扶贫资金分配不均、政策死板、帮扶效果不显着的问题比较突出2。
第五，精准扶贫的经验对策。
莫光辉认为，精准扶贫应该找准突破方向，坚持以人为本，分类精准帮扶，引入新的发展理念3。黄承伟，覃志敏认为，精准扶贫应该加大经费投入，加强宣传培训，探索联合帮扶，引导社会各界力量参与4。李丹凤，王亚芬认为，应建立多维贫困识别体系，对贫困人口进行动态管理，加强教育扶贫，因村因人施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考核机制5。朱海波，张学彪认为电商可以有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应该在贫困地区构建农产品电商产业链，加大农村电商人才队伍建设，推进农村电商物流体系建设6。
(二)国外研究综述 。
精准扶贫由习近平首次提出，是我国扶贫工作不断深化的成果，是带有浓郁中国特色的实践与经验。搜索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等资源，并没有发现国外有关精准扶贫的论述。但是贫困是各个国家各个地区普遍存在的问题，国外的学者虽然没有研究精准扶贫政策，但反贫困研究成果颇丰，也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对国外反贫困研究成果进行论述：
第一， 贫困理论。
英国的 B.Seebohm Rowntree 是最早以收入水平界定贫困的学者。他认为，如果一个家庭的收入不能满足全家人基本生活需求，那么就可以认定为贫困家庭7。自此以后，各个国家的学者开始大规模研究贫困应如何界定，以收入为主要界定条件的理论越发丰富。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各国的学者们发现，仅仅以收入水平衡量贫困太过于片面，研究方向开始转向多维贫困。印度的 Deepa Narayan 等人从底层人民的角度看待贫困，认为贫困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更是心理上的，没有社会地位，缺乏公平参与的权利，不能自由发表自己的观点也是一种贫困8。R.Nurkse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对贫困进行了界定。他认为，贫困是由于资本不足导致的供给和需求之间的恶性循环1。
第二， 反贫困理论。
Amartya sen 认为，激发贫困人口的自身发展能力，才能有效的摆脱贫困2。反贫困不是一味地增加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而是要提高他们的素质和知识水平，让他们主动地去学习，靠自己的双手去发家致富。这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R.Nurkse 认为，国家加大对反贫困项目的投资可以有效缓解贫困问题，但投资要建立在安全稳定的基础上3。政府先进行大规模投资，慢慢引诱社会投资者参与，久而久之，贫困地区的投资规模就会越来越大，从而脱离贫困。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指出，人口的无限制增长导致了贫困，所以人们应该以节育的方式抑制贫困4。马尔萨斯的思想十分具有争议，人不仅会消耗资源也会生产资源，一味地减少人口，很可能会导致经济倒退。
第三， 反贫困政策执行。
英国政府执行反贫困政策时，强调政府责任，通过设立专门机构，加强收入再分配等方式实现对贫困人口的帮扶5。印度政府在执行反贫困政策时则强调多元化参与，设立专门化扶贫机构6。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在贫困理论方面，习近平总书记率先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概念，国内学者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从扶贫过程、扶贫方式的等方面对精准扶贫内涵进行界定，认为精准扶贫首先要识别精准，关注重点应由区域转向农户，帮扶要结合实际。国外学者早在上个世纪初就对贫困进行了界定，先是以单纯地以收入水平认定贫困，后又发展出了多维贫困的思想，认为贫困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还应该综合考虑社会地位、权利平等、供给和需求的不平衡等因素。
在扶贫机制方面，国内学者从教育、利益平衡、资源配置、执行过程等角度进行研究，认为贫困要依靠教育进行阻断，要为贫困人口提供增收机会，要保障贫困人口的合法利益，应引入大数据技术使执行过程更加公正透明。国外学者则强调贫困人口自身发展的重要性，认为扶贫要先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应引导他们主动去学习，靠自己的劳动脱贫。但这种机制具有局限性，只适合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后来国外学者又提出了应加大反贫困项目建设力度，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而后又提出了饱受争议的节育以抑制贫困的理论。
在扶贫政策执行方面，国内学术界相较于国外对扶贫政策执行的研究更加深入，引入了精准扶贫的概念，强调了执行的精准性。国内学者从管理、考核、财政等角度考虑，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加大经费投入，引导各界参与，动态管理贫困人口，加强考核，构建电商产业链等对策，内容更加丰富。国外学术界对扶贫政策执行问题的研究相较于国内历史更加久远，各学者纷纷从不同的角度和途径来研究影响扶贫政策执行效果的因素，强调了政府机构的重要性。
综上可知， 国外对反贫困的研究早于国内数十年，理论成果相对丰富。国内外的研究重点在于贫困界定和反贫困理论，大多停留在理论层面上，极少有人研究扶贫政策执行的问题，且研究者多为学者，而不是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存在理论色彩浓厚，可操作性差等问题。
本文以 H 镇扶贫政策执行为研究对象，结合本人多年的基层扶贫经验，对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以期能够拓宽反贫困研究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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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一) 研究思路
(二) 研究方法
四、 本文创新点与不足
(一) 本文的创新点
(二) 本文的不足
第一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模型
一、 相关概念界定
(一) 贫困及其认定
(二) 精准扶贫
(三) 精准扶贫政策
(四) 政策执行
二、 公共政策执行相关模型
(一) 史密斯模型
(二) 米特-霍恩模型
第二章 精准扶贫中 H 镇政策执行现状分析
一、 H 镇贫困概况
(一) H 镇概况
(二) H 镇贫困人口概况
二、 精准扶贫中 H 镇政策执行现状
(一) 精准识别政策执行现状
(二) 精准帮扶政策执行现状
(三) 精准退出政策执行现状
三、 精准扶贫中 H 镇政策执行存在的问题
(一) 执行机构政策执行不精准
(二) 政策目标群体阻碍政策执行
(三) 政策执行环境不理想
(四) 执行机构与目标群体之间缺乏互动
第三章 精准扶贫中 H 镇政策执行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 政策执行机构方面的原因分析
(一) 执行机构素质与能力偏低
(二) 执行机构权责不明确
二、 政策目标群体方面的原因分析
(一) 政策目标群体受教育程度低
(二) 政策目标群体思想落后
三、 执行环境因素方面的原因分析
(一) 经济基础薄弱
(二) 精准扶贫政策宣传不到位
四、 政策执行方式方面的原因分析
(一) 执行机构习惯于控制政策执行过程
(二) 目标群众缺少有效互动渠道
第四章 精准扶贫中完善 H 镇政策执行的对策建议
一、 提高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机构的执行力
(一) 提高干部的素质和能力
(二) 建立权责相符的管理体制
二、 提高精准扶贫政策目标群体的政治素质
(一) 提高村民政治参与素质
(二) 提高贫困人口自强意识
三、 优化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环境
(一) 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
(二) 扩大精准扶贫政策宣传
四、 改善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方式
(一) 明确村民在政策执行中的主体地位
(二) 建立健全村民沟通渠道
结 论
2018 年到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最艰巨的任务依旧是脱贫攻坚。随着贫困人口的不断减少，精准扶贫工作的阻力也越来越大，作为直面农村人口脱贫问题的乡镇政府，更应该深入探究精准扶贫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的问题应如何解决。本文从 H 镇近年来执行精准扶贫政策的实际出发，通过查阅由国家到市县各级政府的相关文件，以及对 H 镇领导、扶贫人员、驻村工作队、贫困户、村民进行访谈等方式，对 H 镇精准扶贫工作进行分析。总的来说，实施精准扶贫政策以来，H 镇取得了不少成果，尤其是扶贫项目分红和健康保险的发放让贫困户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但是在一些方面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例如识别和脱贫过程不精准、村民不愿主动参与扶贫工作、贫困户脱贫动力不足、村民思想落后不配合工作、执行人员不愿与贫困户互动等。针对 H 镇在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中出现的问题，本文结合史密斯模型和米特-霍恩模型从执行机构、目标群体、执行环境和执行方式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发现主要是因为执行机构权责不明确、素质能力不足，村民文化水平有限、政治思想落后，农村经济基础薄弱、宣传力度有限，政府缺乏群众参与意识、村民缺少反馈渠道，才出现了上述问题。
一、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
总书记说，“致富不致富，关键看干部”。打赢脱贫攻坚战，必须建立一支能打硬仗善打胜仗的战斗队伍。无论再好的政策、再好的措施、再多的资金、再多的项目，如果没有人的参与，没有高效的落实，也是没有效果的，所以，要发挥广大干部的作用，落实好政策、措施，把资金用到实处，项目落实到村到户。作为领导干部，首先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科学分析，认真研究，找准对策，自觉履行党和群众交托的重任。其次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要脚踏实地的为群众谋福利办好事实事，要有群众利益无小事的观念，要解决好群众身边的每一件小事。第三加强对业务知识特别是脱贫攻坚等惠民政策的学习，提高服务本领，强化政治担当，突出政治作为，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决胜全面小康贡献自己的力量。
二、坚持精准方略，改进工作作风
《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第二至第七部分系统总结了我国新时代扶贫开发的宝贵经验。一是“精准”。必须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坚持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等六个‘精准’，要着力解决好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问题。总书记强调，要将条件差、基础弱、贫困程度深的深度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作为扶贫开发的重点，分类施策，实施“五个一批”扶贫开发路径，要因地制宜，因人因户因村施策，保证“对症下药、精准滴灌、靶向治疗，扶贫扶到点上扶到根上”。这就要求在深刻认识贫困问题复杂性的基础上，既要注重分析致贫的共性要素，以共性要素为依据，因地制宜探索多层次扶贫脱贫路径；又要考虑贫困个体致贫的具体因素，开展多层次、精细化的针对性帮扶。二是务实。习总书记在同菏泽市及县区主要负责同志座谈时提到，“贫困之冰，非一日之寒；破冰之功，非一春之暖。做好扶贫开发工作，尤其要拿出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尽头，发扬钉钉子精神，锲而不舍、驰而不息抓下去”，要下一番“绣花功夫”， 不搞大水漫灌，不搞手榴弹炸跳蚤。扶贫工作最终要落实到为贫困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上，切实防止形式主义，不能搞花拳绣腿，不能搞繁文缛节，不能做表面文章。在精准识别、精准扶贫方面要讲究方法，不能一味靠材料、表格来开展工作，这些具体的工作方法，反映了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
三、开展精神扶贫，激发内生动力
？眼关键词？演机制设计理论;旅游扶贫;调适
[中图分类号]F59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5）02-0073-05
20世纪80年代，伴随我国旅游业的迅速发展，旅游扶贫被越来越多的地方所认同，并被列为旅游业“九五”规划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1]，紧接着国家旅游局提出“试办国家旅游扶贫试验区的工作意见”，从此旅游扶贫逐渐成为我国反贫困的重要手段和方式之一[2]。经过近30年的努力，我国旅游扶贫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国约1/3的贫困人口直接从当地的旅游发展中受益，通过发展旅游已使占贫困地区总人口约1/10的人实现脱贫[3]，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但是，大多数贫困地区所实施的旅游扶贫战略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成效并不明显[4]，一些地区出现了旅游扶贫目标被置换、旅游扶贫开发变成了贫困地区的旅游开发、社区及贫困人口利益被忽视、扶强不扶弱、当地贫困人口被边缘化、旅游项目缺乏社区参与性、旅游漏损严重等问题[5-6]。随着我国精准扶贫时代的到来，原有的政府主导和政策推动的旅游扶贫模式呈现出越来越显著的弊端与问题，特别是机制缺陷对旅游扶贫的制约逐渐凸显。因此，为进一步推进旅游扶贫开发必须对现行的旅游扶贫机制进行调适和完善。基于机制设计理论，完善我国旅游扶贫机制，对激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提高旅游扶贫资源配置效率，促进贫困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和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一、机制设计理论与旅游扶贫机制调适思路
（一）机制设计理论的内涵与旅游扶贫机制安排
机制设计理论最初思想的出现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有关社会主义体制的著名论战。经过赫维茨、迈尔森和马斯金等人的发展，自20世纪60年代后逐渐成为现代经济学的热门领域和核心主题之一，成为近二十年来微观经济学领域发展最快的理论分支之一[7]。机制设计理论假定人们是按照博弈论的方式进行选择，同时能按照社会选择理论和理性选择等范式预设社会目标，而机制设计理论就是探讨如何在自由选择、信息不完全等分散化决策和激励相容约束条件下构建有助于实现个人、集体和社会激励相容的最优机制[8]。目前，机制设计理论已经融入主流经济学的核心部分，其被广泛运用于垄断定价、契约理论、最优税收、拍卖理论及委托等领域。许多理论和现实问题如法规制订、行政管理、最优税制设计、社会制度设计、民主选举等都可归结为机制设计问题[9]。
在通过旅游发展实现减贫甚至脱贫致富的过程中，需遵循科学的旅游扶贫发展机制[10]。早在1999年英国国际发展署（局）（DFID）就认识到建立合理的机制以推动贫困人口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受益是旅游扶贫实践中的一大挑战。对于旅游扶贫机制，不少学者也作了较深入的探讨。Meyer D.（2007）提出了通过加强周边贫困社区与住宿业的联系以降低旅游漏损的概念框架[11]。Pillay M和Rogerson C M.（2013）研究了增强农业与旅游业融合以提高旅游扶贫效应的机制[12]。国内旅游扶贫机制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贫困人口参与、受益机制;二是旅游扶贫动力机制;三是旅游扶贫长效机制;四是旅游扶贫协同机制。但是从机制设计理论角度来展开对旅游扶贫机制的研究仍是薄弱环节。
（二）基于机制设计理论的旅游扶贫机制调适思路
机制设计理论在资源配置、激励相容、机制协调和信息公开等方面为我国旅游扶贫机制的调适提供了崭新的理论启示和研究视角，特别是在如何提高政府部门对旅游扶贫的领导、统筹和协调能力，促进旅游扶贫各利益主体之间信息的有效利用、激励相容的有效实现和旅游扶贫资源的有效配置，以及因地制宜设计合理的旅游扶贫机制等方面提供了有效指引。
1. 因地制宜、以人为本是旅游扶贫机制调适的基础
旅游扶贫要因地制宜，根据贫困地区所具备的旅游资源条件、开发条件、区位条件、市场条件等区域环境选择合适的旅游扶贫项目，而不能照搬照抄、雷同开发。一个成功的、能够实现旅游扶贫目标的项目，首先该项目要与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不能脱离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盲目开发。旅游扶贫项目选择具有多样性，不搞一刀切，要因地制宜选择旅游扶贫项目，避免出现“旅游飞地”现象。其次旅游扶贫项目也要能满足市场需求、具备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并能带来较好的效益。旅游发展是一种市场经济行为，因此要遵循市场规律，项目的选择既要依托旅游资源基础，也要考虑到市场的需求，还要兼顾周边地区旅游项目（产品）开发，要形成产品差异化互补，避免产品同质化竞争。
旅游扶贫要以人为本，人是旅游扶贫的核心，旅游扶贫的核心目标就是贫困人口的脱贫和发展。旅游扶贫包含对贫困人口在社会、经济、文化、观念等各方面的扶持，只有贫困人口达到了经济、社会、文化、观念等方面的同时脱贫，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消除贫困[13]。发展经济学反贫困问题的研究表明，贫困人口收入水平低仅仅是贫困问题的一个表象，贫困的根源在于贫困人口缺乏相应的基本能力，如缺乏必要的知识、技能、态度，缺乏获取知识、技能的有效途径以及参与发展项目和各种经济活动的机会。作为一种“造血式”的扶贫方式，旅游扶贫必须始终把重点放在贫困人口素质的增强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上，不断推动其融入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循环，激发其新需求的产生，进而促进其潜能的开发。
2. 实现旅游扶贫各参与主体激励相容是旅游扶贫机制调适的重要内容
在机制设计时，设计者必须考虑给每个参与者施加一定的激励，以达到激励相容，实现既定的社会目标。在旅游扶贫机制调适的过程中，通过设计并执行相应的激励机制，不仅可以完善旅游扶贫机制的运作规则，而且还能够有效地激发旅游扶贫各参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快促进有关信息自下而上流动，进而提高旅游扶贫机制的运行效率。
3. 规范和协调旅游扶贫各方行为是旅游扶贫机制调适的内在要求
旅游扶贫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公共资源的性质，需要对旅游扶贫相关方行为进行必要的规制，以避免“公地悲剧”现象的发生，造成旅游扶贫资源被转移、滥用，降低旅游扶贫的效果。对政府部门而言，要对其行为进行规范，以减少“寻租”的存在空间，避免腐败的发生。此外，旅游扶贫需要汇集社会各方的资源和智慧，必然涉及多方的共同参与。旅游扶贫目标的实现需要协调参与各方行为，提高各方行为的协调性、统一性，避免各方行为相互冲突和资源内耗。
二、我国旅游扶贫机制存在的缺陷
（一）旅游扶贫管理机制有待规范
扶贫是政府责无旁贷的任务。通常政府在旅游扶贫市场主导、宏观调控、区域引导、人才管理等方面的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我国旅游扶贫过程中，政府主导太多、权利太大，并且缺乏相应的监督制衡机制，容易导致腐败，并弱化了市场及其他社会力量的作用，因此，政府要从长期居于“主导”的地位转变为“向导（引导）”、“指导（疏导）”、“督导”与“辅导”地位[14]。另外，我国旅游扶贫往往涉及到多个管理部门和多个行业，已经远超出了单个部门的协调能力和权限[15]，这带来了管理方面的许多问题，如扶贫政策政出多门、决策管理主体多元、权力配置相互交叉以及旅游扶贫政策主导等，某种程度上会导致政府部门政务公开不透明、旅游扶贫缺乏群众监督。
（二）旅游扶贫信息传递机制单一
一直以来，我国实施的是政府主导和政策推动的旅游扶贫模式，导致了我国旅游扶贫信息传递一直沿袭着自上而下的纵向传递方式，带有很强的计划经济色彩。这种纵向的信息传递机制存在诸多弊端，容易导致旅游扶贫脱离实际，贫困人口的利益诉求得不到有效传达。此外，由于这种自上而下的纵向信息传递是一个在政府部门之间形成的封闭式的管理机制，缺乏对社会的公开透明和社会监督，容易导致旅游扶贫资金被挪用、私吞和腐败的滋生。
（三）旅游扶贫整合协调机制缺乏
国外PPT旅游扶贫实践经验表明，旅游扶贫目标的实现，需要对社会各界的资源进行有效整合。然而，我国旅游扶贫实践中对社会资源的整合仍存在许多问题，如各地旅游扶贫政策千差万别，财政政策运用得多而其他政策用得少，各类财税、产业、投资和金融等政策难以互相配合形成合力;旅游扶贫资金的平均分配导致使用分散，旅游扶贫项目选择不切实际、特色不突出等;各种旅游扶贫资源投入缺乏统一协调，各行其是，导致旅游扶贫资源利用效率不高;社会资本在旅游扶贫过程中常常被忽视，得不到有效的引导和运用。另外，由于旅游扶贫涉及到多个管理部门、行业和参与主体，旅游扶贫开发的有效实施，不仅要调动各开发主体的参与意识和热情，还需对他们进行有机整合协调，建立起保障有力、高效灵活的多元开发主体协同机制。但是我国旅游扶贫实践中普遍存在开发主体之间互动整合协调不够，表现为政出多头、各自为战、各成体系，缺乏有效对接。
（四）旅游扶贫参与机制不完整
旅游扶贫是一项庞大的、系统性的社会工程，其目标的实现离不开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参与，尤其是政府、贫困人口、旅游企业及社会团体等参与主体的共同努力。我国旅游扶贫参与机制不完整，突出表现为贫困人口和社会团体的旅游扶贫参与程度不高。首先，贫困人口旅游扶贫参与程度不高。具体表现为，大多数贫困人口被排斥在当地旅游扶贫项目外，旅游扶贫招商与项目选择并非基于社区和贫困人口利益诉求，贫困人口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并未给予区别对待。在旅游扶贫工作中，贫困人口完全没有话语权，有关旅游扶贫项目的决策、实施、验收等环节缺乏贫困人口参与，无法保证决策的公平、公正和实施过程的公开、透明及旅游扶贫工作的高效。加之在有些地区，旅游扶贫项目被当作政府部门追求政绩的手段，使得旅游扶贫资源偏离了原有轨道，不但会对贫困人口的广泛参与造成排斥，还不利于贫困信息的真实反馈。其次，社会团体旅游扶贫参与程度不高。国外旅游扶贫实践中，社会团体是旅游扶贫的中坚力量之一。由于我国缺乏横向的社会参与机制、相应的法律规范及制度保障，各类社会团体不能广泛参与到旅游扶贫中来，难以有效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导致旅游扶贫势单力薄、资源不足。
（五）旅游扶贫监督评价机制缺乏
能否对旅游扶贫资金、项目实施进行有效的监督和评价，直接关系到旅游扶贫的成效。目前，我国既没有设立相应的旅游扶贫管理机构，更没有专门的旅游扶贫监督和评价机构，同时也缺乏强有力的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体系。“旅游扶贫项目如何遴选？”、“规划、开发是否科学合理？”、“建设情况如何？”、“带来的扶贫效益有多大？”等这些关键性问题，外界都不得而知。旅游扶贫监督评价机制的缺乏，导致我国旅游扶贫项目立项随意性大，旅游扶贫资金的申报审批把关不严，旅游扶贫资金的划拨、预算控制、财政监督、审计等往往形同虚设，容易造成旅游扶贫资金使用的低效率和浪费。
三、基于机制设计理论的我国旅游扶贫机制调适
我国旅游扶贫机制存在的上述缺陷严重制约了旅游扶贫效应的发挥及其目标的实现。为进一步发挥旅游扶贫在我国反贫困中的作用，需要按照机制设计理论的要求对旅游扶贫机制进行相应的完善和调适，以促进旅游扶贫的可持续发展。
（一）规范旅游扶贫管理机制
旅游扶贫管理机制的规范必须建立在健全的法律保障体系之上，因此要加强旅游扶贫相关法律体系建设，通过法律手段来确保旅游扶贫管理的合法、合规性，做到旅游扶贫管理有法可依，避免出现随意性。在健全法律保障体系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采取措施规范旅游扶贫管理。具体包括：首先要明确政府在旅游扶贫中的责任及角色定位。通过对政府权力及责任的精确定位，并配备相应的针对政府行为、旅游扶贫项目的监督和惩戒机制，减少旅游扶贫管理的随意性。其次要建立旅游扶贫奖惩机制。按照机制设计理论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以促使旅游扶贫管理规范化，实现政府行为与旅游扶贫目标的激励相容。最后，要改进贫困地区政府部门考核体系。将考核重点从地区经济发展（GDP）转向扶贫开发工作成效上来。
（二）建立多维旅游扶贫信息传递机制
机制设计理论认为，任何机制的运行都需要信息传递，而信息传递是存在成本的，因此有关机制参与主体之间的信息传递是越少越好，信息传递效率越高越好，信息成本越低越好。旅游扶贫信息传递机制包括纵向信息传递和横向信息传递两种。针对目前我国旅游扶贫信息传递机制存在的问题，一方面应创新纵向信息传递机制;另一方面要加强横向信息传递机制建设。首先要打破纵向信息传递中的多元决策、多头管理的局面，将分散于旅游、发改、扶贫、财政、民政等部门的旅游扶贫相关职能集中统一。同时，将旅游扶贫管理权限下放，以便各地根据实际自主决定旅游扶贫开发，减少信息纵向传递层级，提高信息传递效率。其次，要搭建旅游扶贫横向信息传递平台，为社会团体、科研机构等社会力量营造参与旅游扶贫的环境，不断提高社会力量在旅游扶贫工作中的作用。
（三）创新旅游扶贫整合协调机制
机制设计理论强调在自由选择和自愿交换的分散化决策条件下，通过机制设计来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和信息传递的效率。针对我国旅游扶贫整合协调方面存在的问题，必须创新旅游扶贫整合协调机制。首先，要整合协调旅游扶贫相关各部门的政策，将旅游扶贫与农业扶贫、教育扶贫、科技扶贫等扶贫形式紧密衔接，使得财税、产业、投资和金融等方面的政策相辅相成形成合力，实现扶贫效应最大化。其次，要整合包括资金在内的各类旅游扶贫资源，拓宽旅游扶贫资源来源渠道，实现旅游扶贫资源的有效统筹管理和调配，提高旅游扶贫资源的利用效率。再次，要加强旅游扶贫各部门、各行业、各参与主体间的协调，充分发挥各参与主体在旅游扶贫中的积极性，实现各方利益的激励相容。
（四）完善旅游扶贫参与机制
机制设计理论认为，通过设计一定的激励机制可以使参与各方在追求各自利益的同时实现设计者所设定的目标。旅游扶贫目标的实现需要包含政府在内的各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参与，如何设计激励机制实现旅游扶贫各利益相关者有效参与，便成为机制设计理论在旅游扶贫领域的一个重要应用。首先要提高贫困人口旅游扶贫参与程度。要切实赋予贫困人口旅游开发的决策权、管理权、监督权与收益权，要为贫困人口提供获得旅游参与基本能力的机会，提高贫困人口直接或间接参与当地旅游发展的比例，促进当地居民从旅游发展中真正获益。其次要提高社会团体旅游扶贫参与程度。要充分发挥社会团体在旅游扶贫过程中运行高效迅捷、管理渠道明晰、弥补政府资源不足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使其与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形成优势互补，逐步建立起政府与社会团体相互促进、相互监督、互为补充的良性互动机制和政府主导、民间主体、运作透明、开放高效的旅游扶贫模式。
（五）健全旅游扶贫监督评价机制
旅游扶贫监督评价机制是旅游扶贫机制得以有效运行的保障，它能够适时反馈机制运行过程中所产生的信息，及时纠正偏差，以确保旅游扶贫目标的实现。旅游扶贫监督评价机制作为一种反馈机制，有助于开发主体加强对旅游扶贫开发过程的控制，特别是通过社会团体、旅游企业、科研机构、社区的信息反馈，可以对政府部门进行有效的监督，促进其及时改进工作。旅游扶贫监督评价机制作为一种利益协调机制，可以使旅游扶贫规划实施的严谨性及效果的可评估性得以体现，还能使社区居民、私营部门对经济效益的关注得以满足。因此，要将旅游扶贫监督评价作为旅游扶贫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通过建立行政监督评估机构、拓宽监督评价渠道、培育民间监督跟踪力量等措施来健全旅游扶贫监督评价机制。具体而言，一要加强对旅游扶贫项目的监督评价。要从旅游扶贫项目的可行性论证、项目的遴选、项目的审批、项目的实施、项目实施的效果等方面强化监督。二是要强化对旅游扶贫资金的监督审计。推行旅游扶贫资金的公示、公告和报贴制度，保证旅游扶贫资金在管理、分配、使用各环节的公开透明。三是建立科学合理的旅游扶贫绩效考核体系及严格的责任追究机制。将项目遴选、项目规划、项目实施、资金使用、财务管理等环节全部纳入绩效考核范围。
四、结 论
基于机制设计理论探讨我国旅游扶贫机制调适，主要是为了在旅游扶贫决策、开发规划、监督管理等实践工作中，设计出可以有效配置旅游扶贫资源、有效利用相关信息和激励兼容所有旅游扶贫参与主体（如政府、旅游企业、贫困人口、社会团体等）的有效机制，解决我国旅游扶贫存在的问题。本研究是对旅游扶贫机制的一般性探讨，是将机制设计理论运用于旅游扶贫实践的积极探索，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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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 Design Theory Based Mechanism Adjustment
for China's Pro-poor Tourism
Deng Xiaohai， Zeng Liang
（Yunnan University，Kunming 650091，China）
关键词 旅游扶贫 扶贫效应分析 扶贫模式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作为一种特殊的旅游开发，旅游扶贫以旅游开发的形式带动经济欠发达地区脱贫致富。学术界或从理论或从实践角度对旅游扶贫展开了一系列研究。本文结合2015年5月以旅游扶贫为关键词在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上的检索结果为依据，总结出目前国内对旅游扶贫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扶贫效应研究、特定地区旅游扶贫开发、贫困人口受益研究、旅游扶贫模式和效益研究等四个角度。
1旅游扶贫效应研究
唐建兵认为人们一般强调了欠发达地区发展旅游业的有利因素，夸大了旅游扶贫的正效应，忽视或缩小了欠发达地区发展旅游业的不利因素和旅游扶贫的负效应。张小利从经济学角度出发，运用旅游乘数理论，以大量的数据对我国旅游扶贫的就业、收入、环境及社会文化效应进行分析。张伟从旅游业二元结构的角度对旅游扶贫效应进行研究，认为旅游业正式部门未能充分发挥扶贫效应，并对非正式部门产生“挤出效应”，使贫困人口被挤出旅游获利圈是导致旅游扶贫失效问题的重要原因。而从实践角度对旅游扶贫效应进行研究的有马亚妮对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进行探讨，旨在通过对延安市旅游可持续发展程度的定量评价，认为旅游的乘数效应可以增强贫困地区的“造血功能”，是消除贫困的重要途径。
2特定地区旅游扶贫开发
李佳、钟林生及成升魁等（2009）以青海省三江源地区为例，运用问卷调查和数理统计方法，探析了民族地区居民对旅游扶贫效应的感知和参与行为。研究表明，当地居民对旅游扶贫的正面效应感知明显而负面效应不敏感，对发展旅游总体上持支持态度，具有较高参与热情。吴莎结合影响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开发的因素进行分析，提出相应的解决和优化措施。认为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提高贫困村民参与的积极性，并对利益分配体制进行不断地完善，推进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进度，才能使旅游扶贫发挥出相应的作用。
3贫困人口受益研究
张伟、张建春以及魏鸿雁等以安徽省铜锣寨风景区为例于旅游扶贫开发对贫困人口的经济影响和非经济影响，从实际效应――贫困人口在旅游扶贫开发中实际受益和发展情况、感知效应――贫困人口对景区旅游业发展及由此产生的生活变化的感知和态度、效应的可持续性3个方面对旅游扶贫效应中贫困人口的受益和发展情况进行评估。冯旭芳、徐敏聪以及王红等以山西省陵川县锡崖沟实地调查数据为基础对其旅游开发的扶贫效应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旅游扶贫开发为贫困人口提供了较多的收入机会和发展机会，大多数村民都认为旅游开发对家庭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改善，对今后旅游业的发展持积极支持态度。
4旅游扶贫模式和效益研究
肖建红，肖江南以宁夏六盘山旅游扶贫试验区为例探索出三种面向贫困人口的旅游扶贫模式（PPT），即以核心景区为基础的传统旅游PPT模式，以彭阳小流域治理生态景观和西吉马铃薯农作物景观为基础的摄影利基旅游PPT模式，以回乡文化、地域文化、丝路文化和红色文化等文化资源为基础的文化利基旅游PPT模式。李清娥以北川羌族自治县为例，研究发现当地开发和利用地震旅游资源，恢复和整合原有旅游资源，通过各项优惠扶持政策，选择适合而有效的旅游扶贫开发模式。
5结论与讨论
总体而言，对于旅游扶贫理论及其在国内的实践，学术界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一些重大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如旅游扶贫被广泛认为是一种有效的消除乡村贫困的方式，贫困地区居民从旅游扶贫中获益颇多。而对于旅游扶贫的模式，学术界也认为需要依据当地特有的资源条件，整合出资源优势走出自己的特色旅游发展之路。然而目前关于旅游扶贫的研究只是局限于旅游扶贫的效应、模式等层面，而没有就根本问题作出深入探讨，例如旅游扶贫的主体和核心是什么，也没有关注社区居民在旅游扶贫中的参与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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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吴莎.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扶贫开发的效应分析及优化探讨[J].管理学家，2013（11）：369.
[7] 张伟，张建春，魏鸿雁，等.基于贫困人口发展的旅游扶贫效应评估――以安徽省铜锣寨风景区为例[J].旅游学刊，2005，20（5）：43-49.
[8] 冯旭芳，徐敏聪，王红，等.基于贫困人口发展的旅游扶贫效应分析――以锡崖沟为例[J].生产力研究，2011（5）：91-92+130.
关键词：四川；农业科技；扶贫机制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6）14-3765-04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6.14.057
Abstract： Taking Sichu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combined with status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orien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Sichuan， a general framework for mechanisms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oriented poverty alleviation of Sichuan was proposed， and relevant suggestions for the management mechanism， cooperation mechanism， incentive mechanism， investment mechanism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orien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Sichuan were put forward.
Key words： Sichuan；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poverty alleviation mechanism
十以来，党中央把扶贫开发作为一项事关全局的重点工作，明确提出“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的宏伟目标。四川作为一个农业大省，要实现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其重点和难点都在于农村。按照最新贫困标准，四川现有贫困县88个，农村贫困人口497.65万，涉及贫困村11 501个，主要分布在秦巴山区、乌蒙山区、大小凉山彝区、高原藏区四大片区。从四大扶贫片区的基本情况来看，农业科技支撑不足，农业现代化水平低是具体表现之一，也是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要实现2020年贫困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以上的目标，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仍然是实现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在贫困片区大力实施农业科技扶贫无疑是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现实需要。目前，中国农业科技贡献率还比较低，在贫困地区贡献率更低，农业科技扶贫的绩效还未得到更大的发挥，农业科技扶贫的机制还存在一些制约和障碍亟待解决。
1 农业科技扶贫机制理论基础
农业科技扶贫机制主要涉及反贫困理论和机制设计理论。贫困是一种国际现象，反贫困是各国政府和学者的一致目标。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们围绕反贫困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提出了各种理论和措施。其中，发展经济学的贫困理论对于农业科技扶贫意义重大，缪尔达尔的“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以及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等对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和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近年来，国际发展经济学反贫困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减缓贫困的政策框架、公共支出、银行信贷工具以及针对项目的运行机制研究上。机制设计理论是为了使经济活动参与者的个人利益和设计者制定的目标和利益一致，在自有选择、自愿交换、信息不完全等分散化决策条件下，围绕一个既定的经济和社会目标，设计出一个经济机制来实现上述目标的理论，该理论主要解决信息效率问题和激励相容问题[1]。
目前，国内农业科技扶贫研究主要集中在政策制定和具体扶贫模式的研究上，对于具体扶贫模式的机制研究也有所涉猎。肖志扬[2]对湖南农业新技术推广应用进行了研究，探索总结出了多种适用贫困地区的农业科技扶贫主要模式。杨志强[3]指出必需引入市场的力量提升金融扶贫瞄准的精准度，构建合作性金融为主体的金融扶贫新机制。王妍等[4]以重庆科技创业扶贫工作为研究对象，总结了其模式成效、特点以及运行机制，并提出了有利于模式运用的政策设计建议。
2 四川农业科技扶贫现状
2.1 四川农业科技发展现状
近年来，四川省农业科技事业发展迅速。据统计[5]，四川现有农业科研单位、大中专院校共40余个，涉农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创新中心41个、农业科研人员2 000多名，各类农技推广机构11 746个、农技推广人员58 573人。2014年，四川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为55%，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率为71.8%，主要农作物和畜禽良种覆盖率分别达到95%和85%以上，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入户率达到80%以上，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超过50%，病虫害综合损失率控制在4%以内，畜禽强制免疫达到全覆盖。四川农业科技对现代农业发展的支撑作用不断增强，促农增收的效果越来越明显。
2.2 四川农业科技扶贫的主要模式
农业科技扶贫模式是针对贫困地区农业技术欠缺、农业科技人才不足、农业产业效率低等现状提出的一种扶贫方式，它是通过一系列措施和运行机制，将先进、成熟、实用的农业技术和管理经验示范、推广到贫困地区，从而提高农民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效益、促进农民增收的一个过程[6]。目前，四川的农业科技扶贫模式多种多样，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农村环境下发挥了不同的作用。目前，四川农业科技扶贫的主要模式包括“挂、包、帮”科技扶贫模式、“农业科研单位+地方政府”科技合作扶贫模式、科技特派员模式、科技人员进万村技术扶贫模式、农业科技专家大院、龙头企业科技扶贫模式等多种科技扶贫模式。
3.6 创新农业科技扶贫评价机制
目前，农业科技扶贫作为一项重要扶贫任务还没有一套完善的评价机制，农业科技扶贫绩效往往是作为扶贫成效的一个小项来考核，缺乏对农业科技扶贫主体的考核和奖惩。笔者认为，要根据农业科技扶贫工作的特点，建立一套完善的考核评价机制。一方面要构建针对各级政府部门，特别是农业部门和科技部门的农业科技扶贫专项考核机制；另一方面要构建针对各级科研院所的农业科技扶贫专项考核机制。
4 讨论
长期以来，良种、良法、良机、良制等农业科技手段在贫困地区的推广应用是提高贫困地区农业生产能力、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实现农民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近年来，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科技扶贫的模式、绩效以及对策。本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发展经济学反贫困理论和机制设计理论为基础，以四川省农业科技扶贫为例，探讨了精准扶贫形势下农业科技扶贫的机制，构建了包括农业科技扶贫管理机制、合作机制、激励机制、投入机制以及评价机制的机制框架。
参考文献：
[1] 吕火明，李 晓，刘宗敏，等.农业科技创新机制研究[M].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
[2] 肖志扬.湖南贫困地区的农业科技扶贫模式与政策建议[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0（9）：584-587.
[3] 杨志强.我国武陵山区金融扶贫机制探索―以贵州省武陵山区为例[J].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9）：41-45.
[4] 王 妍，王勇德，吴 园.重庆市秦巴山区科技创业扶贫模式与运行机制分析[J].南方农业，2015（3）：31-35.
[5] 李俊霞，舒长斌，刘俊豆.四川农业科技发展现状及对策建议[J].四川农业科技，2015（8）：5-7.
[6] 蒋 萍.四川省科技主导的扶贫模式及其效果评价研究[D].四川雅安：四川农业大学，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