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中国经济发展新文化经济学文化成本
一、观点：中国经济发展的文化约束论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迅猛传播所带来的不仅是分析方法上的大量借鉴，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中国学者对于经济学研究任务、对象与范式的传统看法。当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将解释事实作为经济学的首要任务后，大量的熟视无睹的现象被纳入了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不仅国家的起源、家庭的规模、法制的建立和腐败的盛行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热门话题，而且、伦理道德、婚姻爱情、流行疾病也成为解释的对象。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而言，最有条件和最应解释的现象无疑是中国发展路径的选择与变迁。事实上，近年来已经有大量的论著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与停滞、转型与复兴作出解释。
在工业革命前的一千多年里，中国古代社会依靠传统农业为核心的社会经济结构，取得了世界上最为丰硕的经济成就。根据著名经济学家麦迪森(AngusMadison)的研究，“在目前这个千年期的开始阶段，中国的经济就人均收入而言是领先于世界的，这种领先地位一直持续到十五世纪。它在科技水平方面、利用自然资源的程度方面以及管理一个庞大疆域帝国的能力方面都比欧洲出色。”“早自周朝起，中国文明就已经高度文字化了，到了唐朝，中国堪称全世界拥有文字典籍最多最丰富的国家了。”但是进入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却显然停滞了。按麦迪森的估计，170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23.1%，欧洲占23.3%。1820年中国占32.4%，欧洲占26.6%。而到了1890年，中国所占的比例降至13.2%，欧洲则升至40.3%，美国为13.8%。而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则早在1700年就已经落后于欧洲，到1820年只比欧洲的1/2稍多一些；与美国相比，则不及后者的1/2（见表1.1）。尽管在这近300年的停滞时期中国发生了多次改良、革命与政权更替，但人们所盼望的“经济起飞”奇迹并未出现，甚至也错过了二战后崛起的机遇。直到20世纪末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才真正开始了复兴，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曾经的辉煌、漫长的停滞与惊人的复兴共同促使古老中华文明的历程和命运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独特样本。
表1.1中国人口（1500—1990）与人均GDP（1750-1990）变化情况
时间（年）150016001650170017501800185018751900192519501960197019801990
人口（百万）1101601401602253294334134725275826688209831136
人均GDP（美元）6306306306306306305005686979731325
说明：资料来源于小罗伯特·E·卢卡斯，2003：《经济发展讲座》（中译本）第180-181页，不含台湾与香港数据。人均GDP为1985年美元价格。
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过程与西欧的工业革命无论在初始状态或是关键环节上都呈现出了极大的差异，尽管中国的近代史上出现了与西欧工业革命中同样的大规模社会动乱、战争、革命景象，但一个根本的不同是：中国的现代化是由外来武力和文明的侵略冲击之下发生的，是一个文明古国所进行的剧烈转型与痛苦的革新，而非一个“自生自发”的过程。从此意义上说，许多对西方文明进行解释的理论并不能够很合理地用于说明中国经济与社会结构上的方向选择与路径形成。
为了解答“中国发展之谜”，中西方的学者先后强调了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投资等变量，但是在现有的这些理论中，我们无法找到解释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特殊性的恰当工具，这不仅是因为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也不仅是由于政治斗争与制度变迁的纠缠并行，而是因为与制度变迁、技术变迁相伴随的文化价值观念的持续变迁。尽管文化变迁对个人行为和国家发展具有重大制约作用的事实受到了古典经济学家的重视，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却被彻底忽略了，而后的新制度经济学虽然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也没能发展出一个有用的理论框架来（高波、张志鹏，2004a）。
因为中国的发展路径中所表现出来的几次大转折并非仅仅表现为制度变迁，其背后的文化变迁是深刻而重大的。“对制度形成剧烈变化做出解释时，把文化和观念因素排除在解释变量之外。这种做法可能会妨碍我们理解制度变迁”（斯坦利·L·恩格曼，2003）。然而，“除了少数几个重要的像哈耶克那样的经济学家外，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忽视了决策中思想观念和信仰的作用（诺思，2004）。”
随着对制度的深入研究，学者们认识到“如果不考虑中国、日本和韩国文化与英美等西方文化的差异，一个经济学就能比较得了和解释得清楚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的市场经济制序与英美和欧洲诸国市场经济制序的差异。”“但无论从直观上来判断，还是从社会历史事实上来观察，文化在社会制序的生发、型构、驻存和演进中，无疑起着某种“原发性的”或者说“内生性的”作用（韦森，2003，第154-155页）。”从文化价值观的视角解释中国独特的发展路径无疑是具有启发意义的，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分析工具而难以被主流经济学所承认。也正因为经济学对文化价值观的排斥，历史学家特别是经济史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成为从这一视角解释中国发展路径的先行者。
在对近代中国经济停滞的解释上，英国的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李约瑟博士的认为中国是“官僚体制”，这一制度的存在是为了维护灌溉体系的需要；而欧洲是“贵族式封建体制”，这一制度非常有利于商人阶层的产生，当贵族衰落后，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便诞生了。历史学家黄仁宇批驳了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他认为“本来资本主义就是一种出奇的体制，应特殊需要而产生。”“资本主义虽为一种经济制度，在社会里造成一种系统，促成政治外交法律科技多方面的改革。”对于“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问题，他的回答是“因为她志不在此。她不仅不能产生，而且一向无意于产生。”具体来说，“中国是大陆型的国家，重农抑商已久，是传统政策，重生产而不重分配。不仅整个领域自给自足，而且各府县也要遍种桑稻。加以中央集权，长期实行科举取士，使中国这个国家与社会表现出它独特的性格，所有知识分子的人生观也要根据这高层机构之需要而调整。”（黄仁宇，1997，第25-26页。）总之，在黄仁宇看来，近代中国既缺乏一个主动变革的上层组织，在社会低层组织内进行公平自由交换的技术条件也不具备，从而无法实现“数目字管理”。经济史学家戴维·S·兰德斯（2001，第474页）在分析到中国近代经济的停滞时指出：“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加上狭隘的自上而下的专制，使中国成为一个不图改进、怠于学习的国家。改进，就会对人们已经感到自在的正统观念提出挑战，必然引起不服从。引进知识和思想同样也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兰德斯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人的文化完整性”导致了了对西方科技的排斥，而一旦发现西方的强权到来时，“中国人的思想很容易地发展成了排外症。”尽管这些论述准确地刻画了事实，但仍然缺乏系统深入的阐释。
社会学的鼻祖马克斯·韦伯（1995，第295页）通过对儒教与道教研究，他惊异地发现“中国尽管有形形的异端裁判，但是较之不宽容，起码较之加尔文清教的不宽容，有远为博大的宗教宽容，此外，还有广泛的物资交换自由、和平、迁徙自由、职业选择自由、生产方式自由以及丝毫没有对商人习气的厌恶：所有这些都未能让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出现。正是这个典型的营利之国反倒可以研究：营利欲、高度甚至极端推崇财富以及功利主义的“理性主义”本身，都同近代资本主义了无缘份。”韦伯将其原因归结为中国“理性主义”与清教徒“理性主义”的本质不同，他（1995，第299页）认为“儒教理性主义意味着理性的适应世界；清教理性主义则意味着理性地把握世界。”正因为如此，中国“单纯的冷静和节俭同“营利欲”和重财结合起来，还远不是典型的近代经济职业人阶层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也不能产生这种精神。”从这一认识出发，韦伯预言说，“从一切迹象看，中国人有能力，甚至比日本人更有能力吸收在技术和经济方面都在近代文化领域中获得全面发展的资本主义（1995，第300页）”。
现代化理论重点关注了中国传统的变革。S．艾森斯塔德（2002，第1101页）认为，“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同一性以及文人所独有的特征，都有助于维护一种停滞的新传统主义的统治，而这种新传统主义不断强化着中国文化的非改造取向。在现代化的第一次冲击发生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官员面对着从下列事实中产生的种种问题，这种事实就是他们的基本文化象征是深藏在现存的政治结构中的。任何政治革命或改革都必然会引起对文化秩序的抛弃和文化秩序的瓦解。同样，在意识形态上过分强调对社会—政治现状的支持，也很难将新的象征定型化，以使相对独立于以前秩序的新的社会制度获得合法性。”依田熹家（2002，第1110-1145页）对日中两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形态进行了比较，认为日本文化的基本形态是并存型（兼容型）的，而中国文化的基本形态是非并存型（排他型）的；在对外来文化摄取形态上，日本是全面摄取型的，而中国是部分摄取型的；在社会的协作关系上，日本是非亲族协作型（忠、义理的社会），而中国是亲族协作型（孝的社会）；在教育形态上，日本是普及—能力提高型，而中国是选拔—目的达成型。在对比的基础上，依田熹家深刻地总结道，“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就形成了独自的文化体系。相反，日本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原始文化体系，但具有经常吸收先进国家文化以提高自己文化的传统。”正因为如此，日本才能在大量引进、消化和发展外国文化上取得了成功，而中国则不能。
上述的解释无疑都具有一定的依据。其缺陷在于既没有一个统一的范畴和理论体系，也难以与现代主流的理性选择理论相结合，不具备进行实证检验的可能。但不能否认的是，从文化价值观视角解释中国发展路径不仅是有可能的，而且是必须面对的难题。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的发展而言，促进以文化价值观为对象的经济学研究则具有特殊的意义。实际上，只有借助于文化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才有可能去理解“西学东渐”后中西文化冲突对于制度变革的意义；才有可能真正认识为什么“解放思想”是“解放生产力”的前提；才有可能解释中国渐进式改革为何能够取得成功，而那些照搬西方法律制度的转型国家却陷入困境。上述这些问题都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无法解释的，而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出发的中国本土经济学却有可能在直面历史时构建起包含文化价值观变量的经济学分析范式来。这恰好是中国本土经济学的长处，也是中国经济学能够为现代经济学作出独特贡献的地方。
二、方法：文化成本分析范式
对文化概念的不同理解导致了新旧文化经济学的分野，旧文化经济学是以文艺和文化产业、文化政策为研究对象，而新文化经济学则仅从文化是特定的价值观体系这一界定出发而加以经济学分析的。深入来看，新旧文化经济学本质上的差异则在于具有不同的理论范式。
旧文化经济学的起源通常被追溯到1871年RuskinJ.的论著，他认为文化是生活的自我实现，并主张将文化与艺术价值放在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内，试图将金钱主义与文化艺术统一起来。RuskinJ.的观点在20世纪进一步从文艺价值论发展为文化产业论与文化政策论。前者的代表人物是BaumolW.J.&BowenW.,他们研究了文化产业的一般特征，认为文化艺术的消费者具有高所得、高学历的特性，文化艺术具有正的外部性等特性。后者由凯恩斯开始，他认为政府是文化政策的志愿者，要求政府虽然经济支持文化活动及文化产业，但应保持一定距离。此外，FreyB.S.与PommerehneW.W.从制度角度研究了文化政策，提出要同时重视文化艺术的供给者和消费者。PeacockA.奠定了“现代文化经济学”的微观理论基础，他的实证分析表明，通过学习和教育，消费者的偏好会变化，文化消费具有不减少效用的特征（金相郁，2004）。之所以将上述研究统称为旧文化经济学，是因为其研究对象是文化实体，研究范式和方法论则主要是应用经济学特别是产业经济学。而所谓的新文化经济学则不仅在研究对象上，更重要的是在理论范式、分析方法上具有本质的不同。
首先，新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集中于价值观体系这一文化的最本质最核心含义上。价值观（values）代表着一系列基本的信念：从个人或社会的角度来看，某种具体的行为类型或存在状态比与之相反的行为类型或存在状态更可取。每一个价值观都是由人们对某一方面的“价值判断”或“意义”思考所构成。从心理学来看，价值观则是一种有关什么是“值得”的看法，它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手段和目的的选择。价值观体系通过人们赋予自由、快乐、自尊、诚实、服从、公平等观念的相对重要性程度而形成层级（斯蒂芬·P·罗宾斯，1997，第175页）。例如，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CESS，2004，第5页）在调查企业家价值取向时就设置了一般价值观（包括品格、工作成就、法治、个人与社会关系、金钱与权力等）、职业目标和生活目标价值观、企业经营发展的价值观等多方面内容。如果将任一方面的价值观用集合Ai表示，特定的多方面价值观组成的文化价值观拓扑集合则可表示为A={A1,A2,…,Ai,…,An}。将文化具体化为价值观体系进行经济学分析，一方面是因为任何一个文化都是由多个价值观组成的，正是价值观将某个特定文化与其他文化区别开来，也由于价值观的差异，各种文化制约和引导了人们的不同行为方式；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价值观更具有可操作性，为实证研究提供了可能。
其次，新文化经济学所依据的基本原理是选择理论。要将文化价值观纳入经济学分析框架，至少需要存在三个前提：（1）文化价值观是可以选择的；（2）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对人们的影响符合“连续性假设”；（3）文化价值观的选择与偏好稳定的基本假设相容。对于这三个前提的否定回答使绝大多数经济学将文化价值观关闭在“经济分析”的大门之外。现在是需要认真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了。经济学是以推断人的行为来解释现象的科学。要使推断成为可能，经济学的第一个基础假设是：人的任何行为都是经过选择的。这一假设是研究的出发点，究竟在事实上人的行为是选择的结果还是盲目的结果，那并不重要。从这一假设出发，你只要承认习得和遵从文化价值观是人的行为，那就不能拒绝说这些行为不是选择的结果，从而也不能将其排除于经济学解释的对象。
再次，新文化经济学在研究方法论上采取的是个人理假设。准确地说，在人们所具有的信息和理解程度的限度内，在实际存在的选择范围中，人们试图对文化价值观作出理性选择。或者说，正是个人通过对价值观的权衡选择才形成了特定的文化。一个现存的价值观体系能提供给人们有关如何取得回报和避免代价的解释，这种解释是对现实的观念简化或模型化，它不仅指导人们的行动，而且能够节约人们决策的成本，这正是文化的功能和价值所在。在此，我们把文化理解为理性的行为者选择“消费”的一种“商品”，就像他们消费有形商品时权衡代价和收益一样。坚持主流经济学的理假设方法论是因为，人们对特定文化价值观的确立、坚持和放弃一般是建立在代价/收益计算的基础上的，因此是理性的行为，这与人的其他行为是理性的完全一样。从这一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出发，我们不把某种文化的存在归结为无知、迷信、谬见、或者是“洗脑”的结果。这一方法论也决定了对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分析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之后理性假设的又一个新拓展，也使新文化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能够在统一的框架内相容。
文化成本分析范式的出发点是这样的，既然个人选择特定的价值观或者价值观体系（即文化）是基于对回报与代价之间的权衡，那么他们对特定价值观的评价就准确反映在他们所愿意付出的代价上。他们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或者说他们出的价格是多少呢？这一代价体现为人们接受某一文化价值观体系所要付出的物质的、社会的特别是心理上的代价。测量一个人对特定文化价值观体系付出代价的昂贵与否的一个简易方式，是观察要求其遵循者所要做的和不要做的事情的多少。例如社会关系受到限制与外人强加的歧视等。
上述的代价无疑可以恰当地称之为文化成本，它是指人们信奉或遵从某种习得的文化信念（或价值观体系）时所放弃的最高的心理与货币代价。由于人们普遍地遵从特定文化观念，因此，文化成本也是同样广泛存在的。具体来说，文化成本一般包括认知成本、心理成本、认同成本、信仰成本等内容。从文化成本这一核心概念出发，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可实证的命题来解释大量与文化观念有关的社会现象，同时也可以深入分析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揭示出制约个别企业、地区及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
文化成本理论的提出似乎并不困难，然而，人们认识到达这一点时却经历了长期的努力。阻碍这一认识的形成有两个思想成见，一是拒绝承认文化现象可以进行经济分析；二是认为文化观念不是可以选择的，而是人们“社会化”或模仿教育的结果。因此，尽管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意识到了文化对人们行为影响的重要性，但这些思想小溪并未能够汇入经济学的主流。但是这些思想渊源却成为文化经济学新范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的营养来源。
文化成本范式是解释个体与群体存在复杂价值观选择的有力分析工具。文化成本范式的研究方法是以一些有一般性的行为假设、公理或定律——如人的自利假设来约束行为；另一方面，又要指出一些限制行为的局限条件或情况，这样就可以推断在怎样的情况下，人的行为必然会怎样；而情况若有所改变，行为也就一定随之而变。当然，我们所关注的局限条件是当要素成本与交易成本不变时的文化成本。尽管文化成本在现实中是难以衡量的，但总可以通过一些间接的方法按照其大小给予排序，从而提出实证性的命题。事实上，一些研究成果已经显示了文化成本范式的可行性，尽管在这些研究中文化成本被具体化为“道德成本”、“信仰成本”、“心理成本”，然而其研究思路是相似的。
三、理论体系：从文化选择到文化变迁
依据研究重点的不同，新文化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可以划分为四个层次，即文化选择理论、文化区位理论、文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文化变迁理论。其中，文化选择理论是学科的基础理论，而后三个理论为应用和实证内容。四个理论既有内在的层进关系，也有各自的侧重点，具体架构如下图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文化选择理论是整个新文化经济学的基础，它主要是将价格理论的一般原理扩展于文化价值观领域，并对引入文化因素后的理假设作出阐述。文化选择理论直接推导出的两个重要概念是文化成本和文化资本，这两者尽管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但却代表了不同的研究路径。与一般的成本和资本相比，文化成本和文化资本更加注重主观的心理方面的内容，而不是物质的或货币的内容。
从文化选择理论出发，进一步的工作是解释人们对不同区位文化选择和替代的原因。按照通常的认识，文化区位上分布上、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意识形态与科学假说等多种价值观集合。文化区位理论既将各种文化现象统一在一个框架内研究它们之间的替代关系，又有利于深入任何一个子集合进行相对独立的研究。
文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是文化选择理论的静态应用，它一般从文化成本范式出发，研究文化观念与各个经济发展主体、活动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一部分的内容既丰富又贴近现实需要，当前已完成的研究成果大多体现在这一领域。依据分析的视角，可以大致上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各类经济发展主体如何通过特定文化价值观来形成竞争优势。具体如企业家价值观研究、企业文化经济分析、区域文化经济分析、转型与文化、国别文化经济分析及文化全球化等。第二类则从特定的文化着眼，研究它们的形成与转变，包括消费文化研究、投资文化研究、创新文化研究、诚信文化研究、欺诈文化研究等。
文化变迁理论则引进了时间维度，它是文化选择理论的动态应用，既包括了对文化变迁的方式、过程与机制的研究，也强调文化变迁与制度变迁、技术变迁的关系研究。通过这些研究，有望更好地理解路径依赖现象和制度变迁的实质。在引入经济史和文化史的资料时，文化变迁理论还有助于理解历史上存在的大量经济增长与停滞、收敛与扩散的现象，扩展人们对于经济效率的理解。
本文对新文化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描述都只能是一幅“草图”而非“指南”，是一种整合而非独创。事实上，如果文化经济学的新范式能够成立的话，那也一定是在广泛接受批评与建议之后。无论理论体系如何安排，对文化现象及其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解释则肯定是会取得进展的。
四、展望：意义与可能
新文化经济学多种范式在中国的兴起不仅提供了解释中国经济停滞与复兴的可能，也为经济理论的繁荣和发展增添了新的能量。借助于新文化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可以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重新解读中华文明鼎盛和衰落的秘密。事实上，缺少了这样的分析范式，经济学只能放弃对中国历史变迁的解释，这也就造成了我们难以真正理解远至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汉唐时期的佛儒之争，近至鸦片战争前后的西学东渐，同样我们也无法解说“”的全面倒退和围绕着改革开放的激烈思想交锋。这些文化冲突、交流、濡化、融合与毁灭的事实正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潜在的主导力量，学者总是将中国的落后归咎于观念的保守，但却很少有人尝试去探索人们在进行观念选择时的约束。
新文化经济学并不仅在解释长期的历史事件中具有优势，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和企业发展状况同样可以作出有力的解释。例如，温州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绝不能单纯归结为制度变革以及人力资本积累的效果，特定地区的文化底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区域经济增长在一定时期内并不能趋同。对于个别国有企业业绩斐然和许多民营企业昙花一现的反差，只有从企业家个人价值观和企业文化的角度才能深入解释竞争优势的源泉。
为解释中国发展而兴起的新文化经济学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在中国，它也将对经济理论产生重大的影响。首先新文化经济学会继续突破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在传统经济学的视野里，个人的价值观、理想、个性全部被抽象掉，这必然忽略了人的行为的一些主要方面。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化，无论是“有限理性”的提出，还是行为经济学关于“认知偏差”的结论，都是对经济学基本假设的修正。当新文化经济学将文化价值观因素加入人的行为变量时，这必然导致理呈现出复杂表现，拓宽对人类行为的解释。更重要的是，文化价值观因素的引入，必然迫使经济学家去思考和面对偏好稳定的假设是否合理。既然我们承认文化变迁的存在和个人价值观的变化，就必须去处理经济学所忽视的偏好理论。
其次，新文化经济学将深化人们对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理解。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不满于将制度变迁单纯归结为“路径依赖”，因为人们对于路径依赖本身仍然是理解不多的。对于历史上大量的“发展陷阱”和“制度停滞”现象，经济学仍然缺乏深刻的认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文化价值观因素至少是其中必须要考虑的一个制约因素。理解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过程，要求新文化经济学提供一些启示。而对于大量转型国家路径选择的差异和结果的不同，也需要从文化传统的约束上来思考。
再次，新文化经济学对于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能够作出独特的贡献。在经济增长的收敛问题上，地点的文化差异将提供一些深刻的答案。而从发展首先是精神发展的角度来看，忽略了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和变迁，我们既无法评价发展的成果，也难以提出一般性的发展途径。而一个国家真正谋求发展和增长，也必须切实考虑到传统的文化价值观的制约作用，因为不同的价值观实际上规定了何者是真正的发展。
作为新生的文化经济学，能否真正实现与主流经济学的对接和融合，最主要的是实证研究的支持，只有大量的实证研究成果，才能为这一理论提供基础。然而，对于文化价值观变量的考察和比较是困难的，必须借助于新的方法，例如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和其他学科的方法，最主要的是进行大量的实际调查，从现实中去发现重要的局限条件及其变化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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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国文化发展现状
文化产业近几年蓬勃发展，其在经济中的地位不可估量。在联合国教科文组里提出了“文化圈”模型，其中揭示了文化的再生产理论，讲述了文化的循环发展五个阶段：创造、生产、传播、展览/接受/传递、消费/参与。在高树生如何认识文化产业中提出了文化产业经济分析模型，即将文化传承和创新的周而复始的延续过程视为文化再生产，其包括创作、生产、传播和消费四个类别。
（二）国内旅游业发展现状
我国国内旅游的经济总量远高于国际旅游，可以看出国内旅游带来了经济效益，其供给面大，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呈现蓬勃发展的趋势。而文化旅游作为旅游业的一部分，也已经成为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体现为：文化旅游—经济发展—文化旅游地区建设—经济发展，这是一个循环的促进过程。
（三）南锣古巷现状分析
南锣古巷是北京市政府确定的第一批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也是北京市胡同肌理保存的最完整的棋盘式传统居民区。对南锣古巷的SWOT分析，如下：STRENGTHS：历史悠久，地区特色使商业化和古老的北京胡同融合一体；WEAK-NESSES：较高的商业流给附近居民出行造成不便；OPPORTUNITIES：文化商业街定位既很好利用了南锣古巷的历史人文气息，也方便吸引投资激活当地经济；THREATS：商业开发和古城特色保护的平衡，过度的开发则导致古城特色不在，开发力度不够便无法带来较好的经济效益。
二、研究思路
（一）地区发展路径构想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南锣古巷的主要优势在于其文化遗产丰富，利用文化资源我们在城区范围内进行文化再生产，从而达到地区经济发展的目的，在南锣古巷地区投入产出是一个循环促进的过程，通过不断促进本地区文化建设中以获得进一步的收益，使得经济发展循环上升到更进一步。
（二）文化作用的实证研究
通过文化旅游投入产出的流程图，来设定投入产出模型，先忽略它的循环效益，把经济建设的初步成果看做是一个静态的投入产出的过程。由此可知，在地区的范围内，文化产业可以带动经济的发展，并随着经济的发展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是一个循环受益的过程。
（三）地区发展的路径研究
除了主要的投入外，经济效益的获得还来源其他因素，在投入产出中体现为间接消耗。在南锣鼓巷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除去最开始的对其基本设施的建设，中间产品的产出以及投入对其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初步的文化创造对经济、人力、资本和产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从而形成此类中间产品的发展，对经济效益有一定的影响，而中间产品的发展和壮大又对文化的建设发挥重大的作用，进一步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
三、结论及建议
（一）文化旅游业在地区经济发展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文化旅游业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利用文化的投入产出分析得出，文化产品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而是成为一个产业，可以形成一个文化再生产过程，其涉及面广，辐射力度强，具有较好的带动作用，这样可以使得地区的人、财、力充分的利用，实现文化和经济的循环发展圈。
（二）利用文化遗产可以带来地区的繁荣
文化的再生产过程给地区的发展带来了思路，部分地区由于具有丰富文化遗产的优势，利用其发展经济一方面是对传统和历史文化的传承，另一方面也可以免去再寻其他路径发展所耗成本，因此，地区的发展可以利用文化的再生产过程循序渐进的发展，不断开发并发展文化旅游产品，以此来吸引游客，加深游客对传统和历史文化的理解和认同，进一步吸引招商引资来促进经济发展。
（三）地区的特点决定其发展方向
利用历史文化是南锣鼓巷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其SWOT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历史文化资源的丰富是此地区的重要优势，而与历史文化相关的旅游产业也是经济发展不可估量的一部分。南锣古巷作为重点保护区，历史文化的传承十分重要，因而地区发展以保护和还原原有面貌为主，以此设计旅游产品，带动地区文化旅游业发展，增加旅游人流量，带动地区经济发展。
（四）注重商业的开发和古城特色保护的平衡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之初，商业文化属于商业系统的“行业文化”，它的舞台是全国商业行业，对流通环节的商业活动、商业行为发挥作用。现在，这个概念已经远远落后于现实了。商业的地位与作用在计划经济时期并不突出，是作为生产的补充形式和辅助环节而存在，其功能受到压抑。这个时期的商业文化自然带有鲜明的行业背景和色彩，属于行业文化。市场经济的发展赋予了商业更高的地位与作用，它不再是作为一个行业而存在，也不再局限于充当生产的补充与辅助角色，转身成了一个社会性产业，而且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这个产业链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商业自身，甚至把生产环节也纳入进来了。现在所讲的商人，也不仅仅是指从事商业流通活动的人们，而且包括一切从事市场经济活动的人们，无论生产者还是流通者均属商人。从社会分工角度上看，无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还是第三产业，它们的一切活动都是商业活动。商业涵盖了市场经济的所有领域，所有环节，集中反映出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因此，商业文化也就必然的从原来概念下的行业文化延伸到了全社会，成为社会所共有的文化形态。商业文化的社会性来自市场经济的社会性。凡是从事经济工作的人都知道，计划经济下的商业职能是分配生产部门的产品，而市场经济下的商业，则是市场经济的枢纽。所谓的市场经济也就是高速发达的商业经济。实际上我们已经进入了以这种经济为主流的商业社会。不仅商业活动成为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生命线，而且商业活动的原则理念和精神，正在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改变着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例如，各行各业都在重视的品牌文化、促销文化、时尚文化、健康文化、休闲文化、养生文化、旅行文化、娱乐文化等，都是受商业活动的影响而逐步形成的，是商业文化新的元素和表现形式，延伸着现代商业文化的内涵。全球经济一体化催生的移动互联网，更是创新了互联网文化，是新时代商业文化发展的新成果。它对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全球生产方式，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巨大影响。这就是商业文化的力量。它从一个侧面有力的反映出商业文化的广泛社会性，说明商业文化已经在客观上上升到了社会主流文化的层面，起着主流文化的作用，关键在于人们是否能够与时俱进的认识它，正视它，因势利导的培育它，扶持它，更好的发挥它的作用。
二、统一性与多样性并存
商业文化与企业文化不同，它的生存土壤是整个社会，统一性是它的一个重要特性，意味着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要培育和建设的商业文化，是全社会、全民族共有的。尽管市场经济千姿百态，错综复杂，但商业文化所包涵的文化发展方向，基本内涵，核心价值，以及倡导的商业精神，都是统一的，体现的是全社会和全民族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意志，共同的愿望，共同的追求。但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商业活动的范围也越来越大，领域越来越宽，涉及数以百种行业，数以千种产业，数以万种市场，数以亿种商品，犹如一条奔腾的江河，浪淘不尽，生生不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商业文化也就呈现出多样性的态势。每一种不同的商业活动都反映出特色不同的商业文化，每个商业活动均是这一文化海洋的一滴滴水珠。他们千姿百态，色彩斑斓，反映出多样性的一面。就拿商业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饮食文化来说，我们是一个饮食大国，不同民族、不同地域间的饮食文化千差万别，每一种饮食文化元素都反映着它那个民族与地域所独有的特点，众多的饮食文化汇集在一起，就如同春天里漫山遍野盛开的鲜花，充满着无限的生机与活力。还有近几年来随着商会经济的兴起，商会文化也伴随产生，并且风格各异，特色鲜明，相互辉映，构成了我国现代商业文化一副灿烂的画卷。虽然商业文化是建立在各种商业活动基础上的文化，每种商业活动都有自身的特殊性。但是，任何特殊性均反映着普遍性和一般性，商业文化既有多样性，也有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反映着商业文化的共同本质特征和一般规律性。因为各种商业活动必当遵循诚信经营、文明经商的商业文化本质要求，只有这样才能行走天下。商业文化建设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既要以改革的精神提倡多样性，鼓励不同商业文化特色与风格的培育发展，更要强调统一性，要在统一性中呈现多样性，在多样性基础上实现更高层面的统一性，在“百花齐放”中繁荣我们的文化，彰显文化的魅力。
三、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融合步伐加快
当前我们正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一切经济活动都面向世界，以整个世界为舞台。尤其处在移动互联网环境下，所有商业活动已经没有什么行业界限，也打破了国界的概念。在这个背景下，商业文化正在从封闭走向开放、从独享走向共享，从分割走向融合，从传统走向现代。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在这个趋势中，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国际经济贸易合作的提升，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碰撞现象也变得更加突出。这种碰撞的结果，不像过去形成了对立，而是走向了融合。这种不断发生的多元文化碰撞与融合的现象，也就推动了现代商业文明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近代社会以来，大量的外来文化随着国际交往和国际贸易的发展而涌入，不少先进的外来文化对于本土文化的推动作用十分明显。例如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对于农耕文化具有强烈的、正面的积极推动作用，带来一场深刻的文化革命。这是外来文化的历史进步意义。当然，外来文化对于本土文化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外来文化中的糟粕成分对于本土文化的精华成分的伤害和破坏。例如，西方文化中对于资本追逐利润的贪婪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深刻的揭示，当这一外来文化涌入当今的中国市场经济之时，由于长期我国农耕文明所导致的缺乏抵御这一西方文化糟粕的能力，结果，在盲目照搬照抄，甚至于全盘吸收之下，为了贪婪地追逐利润，不惜干出伤天害理的事情来。近几年来社会上假冒伪劣盛行，正是这一现象的表现。从文化高度反思，本质上就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精华被稀释、被冲淡、被抛弃的结果。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大碰撞、大融合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从现实来看，这种碰撞与融合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正面的碰撞带来了有效的融合。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建立交融的新机制，在文化基因层面由正能量的对接而互补、互生，水融，由此创新和丰富了商业文化的内涵，使之赋予了时代的新特征，推到了一个新高度。第二种情况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在不断的碰撞中并没有形成新的文化元素，只是在表层上部分的结合了，遇到文化内核的排异，出现文化隔阂，甚至于缺乏融合的机制。这主要是由文化价值观的本质区别所造成的。但不管怎样，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融合步伐将会越来越快。我们所要做的是既要以积极的开放姿态参与融合之中，再也不能自我封闭起来，同时又要在融合中坚守自己的文化价值观。要通过融合洋为中用，而不能丧失自我，当了文化俘虏。
四、商业文化建设重点由传承转向创新
我们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全新的经济体制，最需要的是创新。近几年来人们都感受到了创新所带来的变化，尤其是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商业活动与商业模式不断出新，商业文化也正在纳入互联网元素，吸收互联网的文化精髓，使之具有新的内涵与特征。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的商业文化，突出的标志就是融入“互联网思维方式”，将传统商业与移动互联网实现新的全面嫁接。互联网作为一种先进工具，绝对不可能离开其他产业，过去所讲的“颠覆思维”也许并不正确，互联网并不是一个颠覆工具，而是一个融合工具，将各个产业在互联网平台上融合起来，成为新的更加强大的产业。如今，商业文化也融入了“互联网+”这一新元素，“电商文化”就是商业文化创新的一个标志和主要方向之一。如今不少传统商业转型困难，根源之一是在文化上出现了瓶颈，没有真正理解什么是互联网文化这一先进的商业文化，结果在惊慌失措中找不到方向了。其实，互联网文化并不神秘，也不可怕，关键是将商业文化提升到互联网水平上，具备“用户思维、简约思维、极致思维、迭代思维、流量思维、社会化思维、大数据思维、平台思维、跨界思维、连接一切思维”这十个“互联网文化”的核心元素，我们就可以从容地推进传统商业的转型与发展。“互联网+”成为当今时代的强劲动力，传统的商业文化随之进入互联网商业文化这一崭新的阶段，我们要主动拥抱互联网，让商业文化注入互联网基因，丰富商业文化的时代内涵，提高商业文化的整体水平。
五、商业文化价值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组成部分
2012年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实现全年收入9285.83亿元，比2011年同期增长14.5%；资产合计11999.31亿元，比2011年同期增长20.2%；利润总额721.8亿元，比2011年同期增长8.4%。文化创意产业越来越彰显出巨大的竞争力。另一方面，文化创意产业属于智力资源密集型产业，产值增加必然带动就业增加。2012年，北京文化创意产业从业人数达到152.9万人，比2008年增长了45.9万人，年均增长8.3%，占全市就业人数的13.81%。这说明北京文化创意产业不仅实现了产值的稳步增长，同时也实现了就业的稳步增长，就业机会的扩大与经济增长同步推进，就业岗位的创造与产业结构调整协调一致，实现了保增长和促就业的良性互动。
二、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
2004年以来，文化创意产业占GDP的比重呈逐年稳步提升的态势，2004年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9.5%，至2013年，这一比重达到了12.34%。而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份额以及对GDP的拉动度更能真实地反映增长快慢和波动情况，更能反映其较快的增长势头。其中产业贡献率指各产业增加值增量与GDP增量之比，产业拉动度指GDP增长率与各产业贡献率之乘积(见表1)。可见，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徘徊在10%-14%之间（除2008年达到26.66%外），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支柱作用凸显。在2013年北京地区GDP9.06%的增长率中有1.13个百分点是文化创意产业拉动的。文化创意产业正在成为北京经济的一个重要的增长点，整个宏观经济越来越依赖于文化创意产业的高速增长。
（二）对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
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的很大部分，尤其是创意产业属于现代服务业，甚至属于生产业），近年来得到了长足发展，新兴业态迅猛发展，对北京区域经济的贡献率不断上升，其发展无疑是北京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内容和方向。北京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2004年的68.2%上升到2013年的80%，说明产业逐渐向第三产业转移，体现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通过灰色关联分析可以测度北京文化创意产业与三大产业的关联性，进而对促进北京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较准确的把握。1.文化创意产业与第三产业的关联度最大文化创意产业与其他产业会存在关联性，包括前向关联性和后向关联性。前向关联性指文化创意产业要依赖于其他产业对文化创意产业产品以及创意的需求，需求越大越能刺激经济的扩张，从而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后向关联性指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依赖于对其他产业的最终产品的需求，需求越大，越能促进其他产业的发展。运用灰色关联度研究文化创意产业与三大产业的关联性能更好地解释其对经济带来的增长效应。灰色关联度是指从反映系统行为特征的数据序列和与其相关的因素数据序列入手，通过灰色关联度来考察主行为因子和相关行为因子的关系紧密程度。本文运用此方法来研究北京文化创意产业与北京三大产业之间的关联性。由表3可知，2004-2013年北京文化创意产业与第一、二、三产业的灰色关联度分别为0.578981、0.590253、0.629877。因此，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关联度最大，对第三产业的增长有着强劲的带动作用。原因有以下两点。首先，文化创意产业是一个高渗透性、高附加性、高投资、高收益的绿色产业，是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占比重正在逐年增加。其次，文化创意产业在人才吸收与培养、基础设施、融资渠道等方面也需要第三产业提供强有力的支持。2.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可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结构的优化过程实质上是在城市中较低层次的产业形态经历成熟之后逐渐走向衰落、较高层次的产业形态在新生的基础上不断成长的过程，城市功能也随之发生优化，产生对区域经济更大的影响及带动效应。北京文化创意产业整体规模的扩大一方面提高了第三产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促进了向第三产业转移的过程，形成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另一方面，北京文化创意产业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地提高了第三产业的整体效率，从而有效地优化了第三产业的内部结构，使第三产业能够更加高效、快速、优质地发展，而第三产业的发展也为文化创意产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和广阔的市场前景。同时，文化创意产业有着非常广泛、强大的融合功能，能对其他产业产生渗透、融合作用，把文化、技术、制造、服务融为一体，一方面可以增加其他产业及产品的文化含量，提高产品档次，优化产业结构，进而促进其他产业升级，使其他产业更好地与社会、自然和谐发展，使其产品更好地满足消费者更高的精神需求，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另一方面通过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可以加快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使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具有更大的社会价值和意义。因此，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可以促进其他产业的升级与发展。
三、对未来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茶文化对茶产业经济发展的作用体现在：茶文化可以扩大茶产品的销售传播渠道，可以推动茶产品的品牌建设，可以增加茶产品的附加值，可以开发休闲旅游产业等。在国内有很多茶文化推动茶产业经济发展的典型例子：“茶马古道”，一千多年来，联系着内地与的经济文化交流，如今，古道已成为一种精神与文明的象征，这种古道文化掀起了此起彼伏的黑茶热，推动了黑茶产业的快速发展。西湖龙井，品质上乘，但其本身的历史文化渊源，赋予了其更高的附加值。安溪铁观音，畅销全国，得益于多年开展的茶文化宣传活动，让安溪县从有名的贫困县向全国经济百强县华丽转变。
2茶文化推动广西茶产业经济发展的实例
2．1茶文化发展对三江县茶产业经济的促进作用
三江县位于广西北部山区，是全国重点产茶县、全国十大生态产茶县。据报道，2013年三江县共有5万多农户30多万人种植茶叶，茶园总面积达9867hm2，年产干茶10500t，总产值10．1亿元，茶叶年产值突破10亿元大关，茶园成为富民强县的绿色银行［3］。三江县茶产业的快速发展壮大，当地茶文化的发展是重要因素之一。近年来，三江县政府意识到茶文化对茶产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采取有效措施大力发展宣传三江茶文化：将具有浓郁侗族风情特色的侗族文化与茶文化结合，通过以“多耶程阳桥”文化旅游节为载体，把旖旎的自然山水风光，独特的侗族风情与茶文化结合，开发茶文化旅游，以侗民俗文化品牌提升三江茶叶品牌［4］；举办“三江春”等茶文化节，展示茶叶产品、茶叶加工设备，组织百名侗妹手工炒茶、打油茶，万名游客在风雨桥上品尝茶叶等，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当地特色茶文化。三江县通过大力打造具有特色的茶文化，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很好地向外界宣传、推介三江茶叶，提高了三江茶叶的知名度，拓宽了茶叶市场。
2．2茶文化对六堡茶发展的推动作用
广西六堡茶历史悠久，文化内涵丰富，品质及保健作用独特，在清朝嘉庆年间就成为全国24个名茶之一，但由于历史原因，其文化内涵长期得不到系统的挖掘整理宣传，仅有东南亚、粤港澳、广西和国内极少数消费者对六堡茶有所了解［5］，严重制约了六堡茶产业的发展，导致梧州长期存在茶园稀少、茶产量低、六堡茶制作出现断层的现象，甚至一度沦落为边缘的“夕阳产业”。到2002年，广西的六堡茶生产企业仅存2家，产量不足1000t，产值不足2000万元，内需市场低迷，65％的产品供出口［6］。2004年以来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六堡茶产业发展的政策与措施，把六堡茶培育为梧州重要支柱农业产业。同时，有关六堡茶的文化也逐渐被重视挖掘宣传，政府和企业通过举办或参加各种茶博会，茶文化节，六堡茶品茶、斗茶赛，相关的摄影、诗歌大赛，大力挖掘六堡茶的文化精神内涵，展现六堡茶魅力。此外，越来越多介绍六堡茶的书籍《中国六堡茶》、《六堡茶文萃》、《六堡茶》等也出版发行。六堡茶茶文化的挖掘与发展，极大地推广了六堡茶，提高了六堡茶的知名度，迅速扩大了市场影响力。六堡茶的价格稳步上升，市场需求不断扩大，特别是国内市场发展前景广阔，国内销售已从2003年以前的几乎空白拓展到2012年的遍布全国十几个省市区［7］。截至2012年12月，梧州六堡茶生产企业共有38家，六堡茶年总产量达到了8500t，产值超8．5亿元［8］。据2012《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估报告》显示，六堡茶区域品牌价值达8．79亿元，在黑茶类列第2位，仅次于普洱茶，在整个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榜中列第31位。六堡茶发展已经进入了新阶段，这与茶文化的推动是分不开的。
2．3茶文化旅游推动广西桂林茶叶科技园的发展
广西桂林茶叶科技园，位于广西桂林茶叶科学研究所内，该园将茶叶科学、茶文化与旅游、经营相结合，以游览、科技示范、休闲、品茶为主题，开展茶文化旅游。园内一直致力于茶文化的建设，设置有“二园”和“五厅一台”（茶树品种园和茶叶高产示范园，茶叶加工厅、科普厅、茶史陆羽厅、茶艺品茶厅、产品展示厅及了望台），以一个别致的窗口，展示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茶文化和现代茶业。作为全新的桂林特色旅游产品、涉外旅游定点单位，在国内外享有一定的知名度，至2007年4月，共接待国内外游客80多万人次，其中国外游客10万多人次；至2006年底，旅游者购买茶叶、茶制品、茶具等销售额共4800多万元［9］，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探索出了一条茶文化与茶产业经济相结合的新模式，为广西的茶产业创新发展提供了示范和经验。
2．4茶文化旅游带动七仙峰茶场的发展
阳朔七仙峰茶场位于旅游名县桂林阳朔县城北十余里的山区，是著名歌剧《刘三姐》“采茶歌”的拍摄场地。茶场景区开设有茶叶科普区、产品展示区、制茶体验区、茶叶品尝区等，游客在景区里，除可以尽情游览优美的茶园景色外，还可以亲自采茶制茶，体验茶叶生产的全过程，品尝亲手加工的茶叶，品尝用茶叶烹调的各种美食，享受茶文化的乐趣。目前茶场已发展成为广西农业旅游示范点，2012年荣获广西第一批“新乐茶休闲游”新线路景点，是一个名符其实的生态农家乐旅游景点，集观光、餐饮、住宿、采茶、茶艺表演、品茶购物为一体［10］。据李良活、陈新强报道［11］，七仙峰茶场景区2010年春开始运营旅游业务，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2012年全年接待游客已达53000多人次，游客以桂林市与附近城镇的年轻人为主，还有部分是前来阳朔旅游的国内外游客。茶场2012年茶叶产量15000多kg，景区内销售量就占了60％，每公斤平均售价250元以上，茶叶销售收入450多万元。
3加快广西茶文化的建设步伐，推动广西茶业经济发展
随着人们对精神生活需求的日益突出，茶文化对茶产业经济的推动作用更加明显，要充分重视挖掘整理具有广西特色的茶文化，弘扬茶文化精神，借文化打造品牌，提高广西茶叶的知名度，促进广西茶产业持续、健康、有效发展。
3．1提高意识，做好规划
茶产业发展到今天，茶文化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茶文化赋予茶产品的附加值越来越高，茶文化的发展已成为茶产业经济的一个重要增长点。因此，广西茶行业要抓住机遇，提高意识，把广西茶文化建设作为重点纳入到广西茶产业发展规划中，拿出切实可行的详细方案，让茶文化更好地推动广西茶产业经济发展。
3．2加强茶文化的挖掘宣扬力度
广西产茶历史悠久，唐代就有吕仙茶、象州茶、容州竹茶等生产［12］，应充分重视广西茶史资料的挖掘、开发和利用，特别是具有广西地方特色的六堡茶、南山白毛茶、西山茶、凌云白毫茶、茉莉花茶等文化的研究，形成本土特色茶文化，使广西茶产业在发展中不断地注入丰富的茶文化内涵。定期举办茶歌、茶联、茶书画、茶摄影创作等比赛，举办茶文化节、茶事活动；定期开展以茶文化为主题的学术论坛，适时邀请茶文化专家做相关报告，交流广西茶文化、茶产业经济的经验，探讨发展之路，等等，积极传播、宣扬广西茶文化，使广西的茶产品打上文化的烙印，走向全国市场。
3．3加强茶叶企业的茶文化建设
广西茶产业发展长期面临的问题之一是品牌少，茶叶“有品无牌”，导致广西茶叶价值低，知名度小，没有市场竞争力。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广西的茶叶企业在自身的发展中忽视了文化的建设。文化，是企业的一种软实力，是企业的精神灵魂，是企业吸引民众的永恒魅力。因此，加强广西茶叶企业的茶文化建设，以茶文化建设来支撑茶叶品牌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茶叶企业要挖掘、提炼与总结茶文化元素，不断创新与提升，将茶文化内涵融入到茶叶生产、茶产品中，打造特色，以优秀的茶文化来塑造和提升企业的品牌形象，扩大企业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从而提高品牌的附加值，推动茶企的经济发展。
3．4进一步发展茶文化旅游
[关键词]商品经济；文化；文化基础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6)05―0173―03
经济与文化向来是相生相荣的，经济发展是文化进步的源泉，而文化又是经济发展与演变的动力和基础。一种缺乏文化支撑的经济，其发展必然是畸形和无力的。弗朗奈瓦・佩鲁曾经说过：“经济体系总是沉浸于文化环境的大海之中。”[1](P19)漫长的人类历史中，每一次经济形态的演变都伴随着社会文化的相应更新。广义上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部分，我们这里所讲的商品经济的文化是狭义上的文化范畴，它是指与商品经济形态相适应的价值观念、道德范畴、伦理习俗、行为规范等观念文化。作为全球化的经济形态，商品经济必然也内蕴着一种深厚的文化因素，那么，是何种体系的文化基础促成了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过渡，而且后来又支撑了商品经济如此高效、有序的发展呢?商品经济究竟需要怎样的文化为基础?
一、“利利相生”的全赢利益观
人性假设是与任一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观念文化的核心，特定的人性假设是特定社会经济形态得以形成和维系的逻辑前提。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们就把人类行为动机的自利原则纳入了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体系之中，即引出了“经济人”的假设，长期以来，这一假设便成为经济领域中实践运作和理论分析的基点。然而，随着人们的经济实践和经济理论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发现，人类行为所表现出来的人的本性远比“经济人”假设要复杂的多。阿・玛蒂亚・K・森在《论伦理学与经济学》中明确指出：“对自身利益的追逐只是人类许许多多动机中最为重要的动机，其他的如人性、公正、慈爱和公共精神等品质也相当重要。”[2](P41)现实社会中存在三种利益：自我利益、他人利益和社会集体利益。在商品经济时代，要弘扬“利人利己”的全赢利益观，即承认个人利益，以个人为主体，但追求个人利益要在不损害他人和公共利益的原则下进行，以尽可能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
商品经济的有利之处就在于：它使得人们在追求利益的驱动下，能最大限度地将自身潜力挖掘出来。的确，竞争是极其激烈和残酷的，但依靠你死我活的搏杀并不是取胜的唯一办法，并且，经济主体会在其经济性的指引下，越来越发现在商品交易过程中，只有“利人”才能更好地“利己”，掺杂使假、强买强卖、假冒伪劣、欺行霸市、过度开发自然资源、污染环境等损人利己的行为将导致恶性的市场竞争，两败俱伤自食苦果。现代商品经济中更注重“非零和博弈”，即达成共存共荣的合作互利关系，实现全赢的经济增长。人们都遵守“各有所让、各取所需、利己利他”的原则，形成大家都赢的利益“正和”关系，避免出现你亏我赢、你死我活的“零和”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确保商品经济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
二、契约思想与诚信原则
契约源于拉丁语conbtractus,基本意思为交易，而契约思想指的是商品经济所派生的契约关系及其内在原则，是一种平等、尚法、守信的品格和思想。商品经济需要契约思想。在西方商品经济形态的萌芽、发展和完善过程中，契约思想传统曾作为重要的精神文化条件发挥作用。但契约是不完善的，任何契约都不可能做到把所有情况都估计全面，这种不足就需要诚信的道德原则来加以弥补，这也是商品经济文化本质的主要表现之一。商品经济是以诚信为原则的经济，诚信原则要求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的各行为主体之间在经济交往过程中讲究信用。信用意味着秩序，无论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还是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诚信原则都是各主体和谐共处的道德准则。
人与人之间讲不讲信用，是决定商品经济能否存在的基础条件，因为真正意义上的商品交换，必须以交换者互相之间的身份认可和交换原则的共同认可为前提。一百多年前，我国历史上第一家专营异地汇兑和存、放款业务的票号――山西平遥县的“日升票”票号，在没有公正、监督机关的情况下，它之所以能取得全国各地商贾百姓长久信任的最重要原则就在于讲究商德、讲究诚信。因此，契约思想辅之以诚信原则，是商品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文化基础条件。
三、法制观念与正义精神
商品经济是法制经济，商品经济离不开法律至上的法制观念，没有法制保障的商品经济，根本不是真正的商品经济，既不会有高效率的经济发展，更不会有社会公正。因为在商品经济大潮中，人们被各种各样的利益包围着，不时有诱惑袭来，抵御住外部诱惑、扼制人性中恶的冲动，仅仅依靠根植于心的道德信念支撑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强制性的法律规则来约束和规范人的行为，使法与德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才能塑造稳定、有序的商品经济秩序。一个公正公平的法制环境是商品经济良性运行的有力保障，否则，市场就会严重变形，成为阴谋家的乐园、行善者的墓地。
现实社会中，人们的法制观念淡薄，侵害他人利益时，抱着侥幸、投机、冒险的心理，行使一些违反规则的非法行为，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在自身利益无端受到侵害时，不懂得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使违法行为一再得逞，甚至更加嚣张。近年来，我国虽然加快了立法的步伐，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仍大量存在，严重妨碍了经济高效、有序的运转，民众法律意识的淡化和执法的疲软，使法律惩恶扬善的作用没有真正发挥出来。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但是，权大于法的现象在我国某些地区和部门仍然非常严重。法制观念源于一种正义的文化精神，弘扬社会正义，惩治邪恶犯罪。只有培养起整个民族的正义精神，才能更自觉地遵守法律，并主动以法律为武器，打击违法行为。因此，我们必须致力于增强全民族的法制观念和正义精神，在加快推进立法的同时，切实加强执法力度，真正实现依法治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从而为我国商品经济的高效运转提供基础性的精神文化条件。
四、多元文化与开放意识
商品经济打破了自然经济的地域狭隘性和封闭性。世界市场出现，国际贸易交往日益频繁，各民族的文化相互碰撞、融合，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这些都使得世界范围的商品经济文化体系呈现多元性和开放性。西方国家作为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其文化模式必然在世界商品经济文化体系中占据优势和主导地位，发展商品经济，要以开放的襟怀，在挖掘和发挥本民族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吸收外国在发展商品经济过程中积累的优秀经验。
在这一点上，日本的经济发展模式能给我们一定的启示。日本在立足于本国特点和传统的基础上，消化和吸收东西方文化，尤其是东方的儒家思想，把东西方文化有机地融合和运用于国力增强和经济发展之中，高速地实现了经济的复苏和繁荣。在我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浙江地区，也正是强烈的开放意识使浙江人不断超越自己，保持了经济的强劲活力和发展后劲。浙江人在改革开放后，率先走向全国开拓市场，而如今，浙江人又不断走出国门，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开拓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外向型开放发展道路的成功又反过来进一步激励和强化了浙江人的开放意识。因此，我们也应该充分发掘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创造性地吸收西方文化中符合我国商品经济发展需要的有益因素，使传统文化现代化，使西方文化中国化，真正发挥文化在我国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支撑作用。
总之，作为全球性经济发展形态的商品经济具有其复杂和深厚的文化基础，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特定文化体系的配合。全赢的利益观、契约思想与诚信原则、法制观念与正义精神、多元文化和开放意识，这些都是商品经济赖以生存和持续发展的文化动力和支撑。我们必须解放旧的文化观念，将上述文化基础的建立与弘扬融人经济发展的总体考虑中，从而以先进的文化基础条件推动现代商品经济更高效、更高质量地发展。
[参考文献]
一、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视角(perspective)、参照系(reference)和分析工具(analyticaltools)。第一,现代经济学提供了从实际出发看问题的视角。这些视角指导我们避开细枝末节,把注意力引向关键的、核心的问题。经济学家看问题的出发点通常基于三项基本假设: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下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用经济学的视角看问题,消费者想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企业家想赚取利润,都是很自然的。经济学就是要探讨在个人自利动机的驱动下,人们如何在给定的机制下互相作用,达到某种均衡状态,并且评估在此状态下是否有可能在没有参与者受损的前提下让一部分人有所改善(即是否可以提高效率)。以此为出发点,经济学的分析往往集中在各种间接机制(比如价格、市场供求因素等)对经济人行为的影响,并以“均衡”、“效率”作为分析的着眼点。以这种视角分析问题不仅具有方法的一致性,且常常会得出出人意料,却合乎情理逻辑的结论。第二,经济学提供了多个参照系。参照系对任何学科的建立和发展都极为重要,经济学也不例外。这些参照系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们是否准确无误地描述了现实,而在于建立了一些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现实的标尺。经济学家的头脑中总有几个参照系,这样,分析经济问题时就有可比性。比如讨论资源配置和价格问题时,充分竞争下的一般均衡理论就是一个参照系;讨论产权和法的作用时,科斯定理就是一个参照系。参照系的建立对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有效的推动作用。第三,经济学采用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它们多是各种图象模型和数学模型。比如:供需曲线图象模型,它以数量和价格分别为横、纵轴,提供了一个非常方便和多样化的分析工具。经济学家用这一工具来分析局部均衡下的市场资源配置、市场扭曲、市场失灵等问题和政府干预市场的政策效果。这种工具的力量在于,用较为简明的图象和数学结构帮助我们深入分析纷繁复杂的经济行为和现象。
二、数学工具对经济学发展的影响
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明显特点是越来越多地使用数学(包括统计学)作为分析工具,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前沿论文都包含数学或计量模型。从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来看,这并不难理解,因为参照系的建立和分析工具的发展通常都要借助数学。但是,在部分经济学家的理论研究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基于唯数主义的数学化倾向,这种倾向偏离了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视角,不仅不能为非西方世界的经济学家所接受,而且在西方经济学家内部也颇存异议。因此,我们必须一分为二地看待数学工具对经济学发展的影响。
(一)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从理论研究角度,借助数学模型有三个优势:第一,数学语言可以清楚地描述前提假定,这使得经济学的推理与分析过程呈现出数理逻辑的严谨性。例如,边际效应价值实际上是在对效用函数进行测定的基础上,运用一系列联立方程组推导的结果。社会资源最优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理论,也是运用联立方程组对生产和交换均达到最优配置下社会福利最大化的阐述。第二,数学方法使经济学拥有了一个统一的语话体系,并进而使经济学的发展具有了一个共同的基础,让后人较容易在已有的研究工作上继续开拓,也使得在深层次上发现似乎不相关的结构之间的关联变成可能。西方经济学就是在这一共同的话语体系下获得长足的发展。第三,数学表述具有文字性表述所不具备的确定性与精确性。数学推导具有数理上的逻辑性,运用数学模型讨论经济问题,学术争议便可以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或不同意对方前提假设;或找出对方论证错误;或是发现修改原模型假设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避免经济学理解上的歧义,避免基于不同理解而发生的毫无意义的争论,因此,从整体上有利与提高经济学家工作的效率。从实证研究角度看,使用数学和统计方法的优势也比较明显:其一是以经济理论的数学模型为基础可以发展出用于定性和定量分析的计量经济模型;其二是证据的数量化使得实证研究具有系统性;其三是使用精致复杂的统计方法可以让研究者从已有的数据中最大程度地汲取有用的信息。因此,运用数学和统计方法进行经济学研究可以把实证分析建立在理论基础上,并从系统的数据中定量地检验理论假说和估计参数的数值。这就可以减少经验性分析中的表面化和偶然性,并分别确定它在经济意义下的显著程度。
(二)经济学数学化的误区在肯定数学在经济学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时,更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学不是数学。首先,经济学并不是一些数学模型和概念的简单汇集,经济学家的工作也不是开拓数学理论前沿,而是运用这些理论所代表的分析框架来解释和理解经济行为和现象。经济学发展的关键绝不在于其对数学的运用是否精通,而是取决于经济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的深度。比如经济学家应用统计回归方法,不仅关心变量的估计值和变量间的相关性,更关心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模型假定对预测的影响以及计量结果背后的经济含义,这是计量经济学不同于数学或统计学的最重要方面。其次,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必须从经济学独有的研究视角出发,数学和计量方法只是体现和执行经济想法的一种工具,而不是唯一的工具。目前,英美许多经济学杂志取舍稿件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是否建立了数学模型,是否采用计量分析,如果论文不是有意的使用一组代数符号的话,那么,该论文便会自动被视为毫无价值而遭拒绝。这种作法排除了其他解决问题的思路,使运用其他研究方法解决经济问题的个人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这种过分数学化的趋势,标志着经济学在逐渐失去其作为社会科学应有的特征(如对现存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批判性,对人和人之间生产关系的揭示,对社会经济制度的揭示,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直觉性感悟等),标志着经济学在唯科学主义道路上走过了头,以至于逐渐丧失了对活生生的人的关注与分析,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标志着经济学分析工具的贫乏与单一。因此,我们不能以数学水平的高低来衡量一名经济学家的水平,我们也不能以运用数学的多少和它的难易程度来作为评判经济学论文质量的标准。同时,经济学中的过度数学化倾向还表现在,一些经济学家把数学当作经济分析的唯一手段,不顾条件地加以运用。这种运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运用,导致了经济研究的资源误置。经济学研究人类的生产、消费和分配的社会经济活动,而人类活动受道德、历史和社会的诸多因素影响,许多环节之间都有或明或暗的联系,这使得经济活动变得相当复杂,如果用数学变量来表示,那么必将形成一个极端庞大而又难以处理的数理模型,这就给使用带来了困难。而心理学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一些情况下人的决策与模型中的严峻假定有系统性偏差,修改某些有关数理模型条件下市场中人的经济行为,将得出很多与已有的理论不同的结论。要想使严峻假定下建立的模型具有可行性,就必须要不断的放松假定,加进新的变量,这样做会使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直到超出数学能力所限,使得数学方法的运用陷入死循环。必须承认,经济运行中存在着许多无法量化的因素,如果一味地追求对经济现象的数量分析而忽视数学分析方法本身的局限性,将必然会陷入“数字游戏”的怪圈。事实证明,单纯使用数学工具解决经济问题具有明显的局限性。超级秘书网
三、运用经济学分析工具的几点建议
应该说,在经济学中系统地运用数学方法是不应受到过多指责的,但是,任何方法的运用都需要遵循适度的原则,过度化只能造成相反的效果。第一,经济学是一门以现实中的经济行为和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对理论的现实性非常关注。一方面,所有的经济学理论最终都要接受现实的检验;另一方面,新理论的创立和旧理论的发展也要受现实的启发。包括数学在内的任何分析工具都不能脱离这一范畴而孤立存在。经济学过度数学化使经济学家在研究问题时不自觉地接受了数学家的价值取向,把经济学变为基于一系列超现实抽象假定的科学,实际上忽视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特征。因此,解决经济问题必须考虑到经济学研究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的基本困难,是可控实验的不可行性和用经验数据直接检验结论的有限性,必须摒弃以主观局限的数学推导进行客观经济规律探索的方法论。第二,经济理论是描述一个理性的人如何在给定的条件下做出选择,以达到其目标最大化的过程,而选择结果便是理论所要解释的现象。因此,一个经济理论能否解释现实的关键就在于模型中限制当事人选择的给定假设条件是否合适。所谓合适,是指模型中的限制条件要尽可能地具有“普适性”(Robustness),也就是要具有一般性。例如,要素禀赋决定了一个经济中的各种要素的相对价格,是社会中任何经济决策都必须考虑到的条件,因此,要素禀赋是一个非常“一般”的条件,以发展目标和要素禀赋的矛盾来解释计划体制的产生,也就有了较强的“普适性”。运用要素禀赋理论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不同社会性质的国家采用了类似的计划体制以及为什么我国的社会性质未变,而改革后却从计划体制转型到市场体制的现象。所以,我们要将经济理论的探讨建立在经济运行各个环节之间普遍联系的基础上。第三,从经济学引入数学以后100多年的历史来看,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数学的确显示出诸多值得充分肯定的优越性,我们应该不断加强经济学数学分析方法自身的完善,拓展其应用领域,进一步发挥其在经济理论研究和实践中的作用。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数学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学习和应用最新的数学分析方法,如博奕论方法、对策论方法、模糊数学方法、非线性系统方法等,使数量分析由单变量向多变量发展,由单目标向多目标发展,并且大力拓展计算机等相关技术领域,提高数学解决经济问题的能力。第四,经济现象本质上一种社会现象,其发展受到许多无法量化的因素制约,这要求我们进行经济研究的时候必然要经过一个定性到定量的分析过程。如果舍弃那些不可定量却对经济行为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生硬地把经济现象抽象到数学模型当中,就会歪曲经济事物的本来面目,影响结论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因此,在加强数学工具运用的同时,我们绝不能局限于数学的分析方法,更不能局限于形式上的数学化,简单否定和排斥定性分析的作用。行为经济学之所以逐渐被主流经济学接受,正是因为它合理运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并且将通常的理性假设的情况包涵在其中,而不是单纯的依靠严峻假设下的数学模型来解决问题。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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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曾康霖.略论经济学研究的几次革命[J].经济学家,2001(5).
1.文化与经济学的含义
文化，广义地说，一般是指在人类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物质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各种物质文明，包括日常用品、交通工具、装饰品等，是具体的客观物质。制度文化是指生活规则、家庭组织方式和社会制度等等。精神文化是指文学、政治学、哲学、历史学、伦理学等等，它们都深刻影响着人类思想和文明。
在个体层面上，文化一词具有合宜性。例如某个人受过良好的家庭熏陶和教育，言谈举止优雅，并在某些社会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都合乎社会主导价值体系，甚至是社会价值观所认可并崇尚的对象，所以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会地位而受到尊重。在群体层面上，文化是指在不同社会群体中产生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思维方式。因此，文化具有物质的属性，也具有精神的属性，二者互相依存，相互创造和发展。
经济，广义地说，是指人类为满足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而进行的一切活动。狭义上说，经济是指物质的生产、流通和分配，也形成了一门学科叫经济学。经济包含了物质属性和精神属性，文化也有着物质内涵和精神内涵，因此，二者在本质上具有统一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也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叫做文化经济学。国际上权威文化经济学刊物《文化经济学》杂志将文化经济学定义为:文化经济学是一门将经济学分析方法应用于一切公共及私有的创作艺术、表演艺术、文化遗产及文化产业的学问。它着重研究文化部门的经济组织以及与文化相关的生产者、消费者、政府部门的行为，它的研究主题涵盖了很广泛的范围，包括主流的及新兴的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公共政策及制度经济学。
文化经济学的产生，标志着文化与经济学的融合和发展。文化经济学一般包括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文化产品的价值;文化资本的可持续性;文化遗产的分析;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文化产品的消费。
2.文化产品的经济基础
文化在整体性上表现为对满足人类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需要的产品，这种文化产品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流通，表现为商品化。文化产品具有社会实践的性质，脱离了社会现实意义的产品也终将会被淘汰。人们在最基本的日常生活中，都普遍凝结着文化因子，这种文化因子的普遍性正是文化产品进行流通的基础。在一定的社会文化基础之下，人们选择相应的生活方式，建立完善一套相应的社会文化制度。人类整个的生产系统就是一个充满了文化意图的领域。也即，所谓自然，并非一种完全脱离于人的独立客体，而是由人的存在赋予了一定意义的、用精神的线予以贯穿起来的一种社会存在。这种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决定了人同自然界的关系直接地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地就是人同自然界的关系。
马克思指出:饥饿总是饥饿，但是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的肌饿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人类的经济发展过程，既具有自然属性，也具有社会属性，既是真实存在，也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因此，物质的生产一方面具有客观实践性，也同时打上了文化含义的烙印;文化范畴一方面具有抽象和自制的性质，也同时拥有其物质基础。
在现代社会中，随着文化事业的高度发展，市场中的企业不再单纯是生产的基地，而且也是不同企业文化相互碰撞和交流的地方。企业内的文化氛围，更具有维护社会稳定，实现人和人关系和谐的功能，这超越了仅仅是提供商品生产的功能。在消费领域，传统的物质消费已经无法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开始转向具有审美价值的文化产品的需求。在市场营销中，不仅宣传产品的经济价值，也宣传其产品的文化功能和价值，从而使得市场营销开始提升文化层面的评价，最终使得文化产品快速地商品化了。
二、文化与经济的基础性关系
1.文化与经济的共生
一般的说，经济是文化的基础，决定文化的发展;文化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支配和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从文化和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来看，两者具有共生的关系。马克思指出:思想、观念和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作为人的本质存在的一种体现，无论是文化还是经济，它们都是人作为自然界本身的一部分，为维持和繁衍自己的生命存在而生产人所必需的消费品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结果。
人类活动具有自我意识和主动性，具有非常直接的目的。这种目的反过来使得人类活动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也使得活动过程本身也具有意义和价值。生产作为人类活动最普遍的一种行为，也具有了意义和价值。因此，在生产过程中，既体现了经济性质，也体现了文化性质。因此，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上，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具有文化的性质，都具有文化的内涵和价值，而文化本身也蕴含着经济的性质。文化与经济是既有其独立性，又有其共生性。
文化和经济体现了人类的发展进程，二者也体现了生命的延续，统一地指向一个对象。彼此交融，形成了一种文化经济共同体，也即文化经济一体化。在人类社会发展到在物质生活可以满足自身的需求时，文化开始逐渐繁荣起来，为了适应人类对文化的需求，文化和经济开始互相结合起来，并成为一种互动双方，不能离开彼此。真正自觉的、合目的的、现代意义上的以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消费和流通为主体特征的文化经济活动，则是在人类文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即在人类自觉地发现文化作为一个相对独立于经济之外的一种财富之源，以及成为对现代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之后才出现的。
2.文化与经济的一体化
人类的经济行为首先是为了生存，此后才是发展。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本身就具有了文化的含义，其行为也就有了文化的属性。每一次经济的革新，都代表了人类文化有了一次质的提高。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正是揭示了经过宗教改革之后的新教，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所产生的作用和价值，也说明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与该民族的社会进程有着直接的关系，从而也说明了文化与经济逐渐交融，形成一个强大的力量，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
文化系统的全面升级，其内容包括了人在进行经济活动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思想感情、思维方式等体系，也即文化和经济逐渐统一起来。文化有其结构，经济也有其结构，二者在共生的基础上走向了一体化。例如，农耕式的文化与自然经济相对应，工业文化与工业经济相对应。每一次经济结构的质的革新，必然伴随着文化结构的革新。同样，人类文化思想的每一次提升和解放，必然推动经济结构的改变，二者一一对应。
历史文化推动经济结构，经济结构改变文化，二者共生，并彼此交相影响，逐渐融合为一体。现代社会，商品体现了以人为本，并附加了更多的文化象征和价值，形成了文化商品的产业链，也形成了工程学、美学等学科的融合。当精神文化的消费需求实现了对于物质消费需求的本体性超越，使得一切关于知识和美的精神文化创造获得了财产和财富的价值认同，以文化的经济价值为追求目标的产业文化产业应运而生，从而在全新的意义和层面上形成了文化与经济的一体化。
20世纪60年代，一些经济学者开始思索如何才能使得人类和自然不再是对立的双方这个问题。1966年，美国学者鲍尔丁在《即将到来的宇宙飞船世界的经济学》发表了系统论学说。他指出，地球就像一艘飞行在太空的宇宙飞船，必须依靠不断的消耗和重生资源维系生态系统。如果不能合理利用资源，对环境加以破坏，那么地球就会像飞船一样资源耗尽，走向灭亡。鲍尔丁的学说也被称为宇宙飞船经济理论，他的学说被公认为是循环经济的早期萌芽。1987年，联合国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书中最重要的观点就是把经济发展和环境结合起来。该书认为，世界各国人民必须马上从现在起重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这两个重大问题，制定正确的政策并加以实施。该书第一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从工业、城市和生态环境等角度展开研究，这为循环经济体系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和借鉴。1990年，英国环境经济学家皮尔斯和特纳发表了《自然资源和环境经济学》,书中第二章的标题就是“循环经济”，作者试图依据可持续发展理论建立循环经济的物质流动模型。该书被认为是第一次提出了循环经济的概念。20世纪90年代，循环经济开始进入我国。很多学者对循环经济展开系统的研究。季昆森所著的《循环经济原理与应用》，谭根林所著的《循环经济学原理》等被视为我国循环经济理论的起到奠基作用的文献资料。这些著作主要是将国外的循环经济理论引入中国，是属于基本理论层面的介绍，并没有对我国循环经济的具体情况加以分析。当然，这也与我国当时的经济情况相符合。在当时，我国对循环经济的认识刚刚开始，人们还处于对循环经济模式和必要性的讨论上，根本没有进行到更深入的层次。
二、循环经济评价方法
循环经济分为三个层面：一是企业间循环；二是区域循环，主要指产业园区循环；三是社会循环，主要指企业和社会之间的循环。判断各层次循环的评价方法一般认为有如下三种：生命周期法。生命周期法是国际标准化组织给出的，即对产品的生命周期各个阶段对环境的影响进行评估。生命周期法可为市场上的产品和服务提供基于科学的、可验证和可比性的能够量化的评价方法，可更加科学合理地评价产品对环境的影响，是世界上各个国家对产品进行生态设计的重要支撑工具。清洁生产审核法。清洁生产审核是指按照一定的程序和标准，对服务和生产过程进行调查和诊断，找出高污染、高消耗和低效益的原因，提出减耗增效的方案，进而选择一套改进的生产工艺，促使企业清洁生产的过程。我国在企业循环经济层面，已经全面贯彻落实清洁生产的工作。物质流分析法。物质流分析法就是以量化的方法估计社会中的物质流动。物质流分析方法遵循物质守恒定律，即一定时期的物质流入等于物质存储加上物质流出。在国家(区域)层面，物质流分析法称为总体物质流分析，即建立这一个国家(区域)的物质流账户，并以此为依据为政府提供政策借鉴。在行业层面，采用的是元素物质流法，使用定点观察法或跟踪观察法，对选定的某种产品的具体要素流入和流出情况进行统计。在企业层面，采用物料平衡方法。物料平衡是清洁生产的重要内容，通过分析原料和能量的具体利用情况和废弃物的排放量，计算企业资源的利用情况，研究更好的资源使用方法。物质流方法充分借鉴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被认为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测量工具。
三、我国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
我国宏观层次的《循环经济指标体系》在2007年由国家发改委联合国家统计局和环保局共同制定和，这是一部面向我国所有产业的循环经济标准，包括化工产业。该指标体系从资源产出、资源消耗、资源综合利用和废物排放四个方面制订了22个宏观层面和14个工业园区层面的环境评价指标。关于企业微观层面的循环经济指标体系目前还没有统一版本，各省市根据自身情况自行颁布执行。从各地环保网站和学者研究资料统计发现，目前广西颁布了《广西主要工业行业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主要是参考国家标准制定的行业和企业循环标准体系。上海市发行了《上海市工业区循环经济建设指南》，主要对上海的工业区域内企业的循环经济建设给出了量化指标。深圳市实施了《深圳循环经济指标计算与使用办法》，对产业和企业进行量化考核。可见，我国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关于具体产业和企业的量化考核办法，特别是单独针对企业层面的循环经济指标体系还不完善，化工企业方面的指标体系也是如此。
四、我国化工企业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
(一)我国化工企业循环经济评价方法
由于缺少关于化工企业的国家和省级层次的统一的评价指标体系，学者们通常使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评价法对某一具体企业进行评价。层次分析法是通过对专家进行问卷调查，在列出的各项评价指标下打分，对分数进行适当的计算，给出每个分数在上层指标中的比重。在此基础上，运用模糊评价法，一般对某企业的具体指标邀请专家进行优良中差的评定，再运用数学方法计算出该企业的最终得分，进而判断该企业综合表现位于优良中差四个等级的具置。杨晓龙，王华通过该方法对某一石化企业进行了循环经济发展的综合评价。另有一种方法，在同样采取了层次分析法给出了各指标的比重之后，通过对比各指标的标准值和某企业的具体数值，算出该企业的所有指标的分数，进而进行加权计算，给出该企业的最后分值。这种方法称为综合评价法，与模糊评价法相比，该方法需要事先给出各个指标的具体基准数值，这些基准数值因为各企业和地区的不同很难统一，所以会对最终评价结果造成影响。王自强，郑季良运用层次分析法和综合评价法对某化工企业进行了具体分析。
(二)我国化工企业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
通过对文献的分析和总结，我国对化工企业循环经济的评价指标构建原则大概有如下几类：一是总体性原则。该类原则要求所设定的评价指标要能够全面、系统地反映化工企业的循环经济发展状况。这类原则有系统性原则、综合性原则和全面性原则等；二是科学性原则。该类原则要求所设定的评价指标要科学合理，能够准确地可量化地衡量化工企业循环经济的具体情况。这类原则有可操作性原则、简明性原则和可比性原则等；三是动态性原则。一段时期内化工企业的循环经济状况不会发生改变，但是从长期来看，一些数据还是会有所变动的，应考虑整个化工企业循环经济的动态实际，建立相应的指标，如敏感性原则。
(三)我国化工企业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