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制度论文第1篇

制度非均衡是导致制度变迁的前提条件，也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内在动机。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这种制度非均衡因素主要有两点。

1.主体行为错位。一般地说，国际货币制度包括国际储备资产的确定、汇率制度的协调与国际收支的调节方式等几个方面。1973年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西方国家的货币制度进入一种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时期，但作为布雷顿森林时代标志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却依旧在国际经济金融活动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布雷顿森林体系究其来源实际上是二战之后英美两个大国在各自提出的“凯恩斯计划”与“怀特计划”之间斗争的结果，代表了资本主义大国利益。由于IMF残存的旧有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痼疾，使它不但没有发挥应有的最后贷款人作用，反而因其在金融危机中开出一些不适当的“药方”而备受世人的非议。

IMF成立于1945年，是一个旨在稳定国际汇价、消除妨碍世界贸易的外汇管制，并通过提供短期信贷解决成员国国际收支暂不平衡问题的国际机构，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金融组织，与世界银行和WTO并列称为世界三大经济“联合国”。50多年来，IMF对世界各国的国际贸易政策、汇率确定和货币政策都产生重大的影响。IMF始终以体现美国的国家利益为主线，美国在基金组织中一国所占的份额就达到18%，拥有绝对的否定权。IMF对会员国的贷款规模极其有限，而在资金分配方面又存在着不合理之处，其贷款按会员国交纳的份额分配，主要发达工业国占有份额的最大比重，但目前贷款资金最需要的都是发展中国家。另外，IMF提供贷款时附加的限制性条件极其苛刻，这种限制性条件是指IMF会员国在使用它的贷款时必须采取一定经济调整措施，以便在IMF贷款项目结束或即将结束时能够恢复对外收支的平衡。IMF同其它金融机构一样，在发放贷款时必须考虑贷款资金的回收问题，以保证它拥有的资金能够循环使用，就此而言，IMF发放贷款时附加限制性条件显然是无可非议的，然而从IMF近年来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实行贷款限制性条件的实际结果看，由于IMF对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失衡的原因分析不够准确和全面，附加贷款条件规定的紧缩和调整措施却给借款国的经济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在金融危机中，接受IMF的资金援助的东南亚各国都被迫按其所开的“药方”进行调整和改革，而这些“药方”都是：要求危机国采取财政紧缩和货币紧缩政策，提高利率以吸引外资进入并进一步稳定汇率；要求亚洲各国整顿金融机构，加速开放市场并迈向自由化，取消不平等的补贴政策等。IMF的这些限制性条件，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比如要求加速资本流动自由化，反倒进一步加剧了金融市场的动荡；此外IMF对这些面临汇率风暴冲击的国家采取强制措施，不但无法恢复投资人的信心，反而加剧了资本的外逃；提高利率又迫使私人企业的资金成本大幅提高，从而加速破产的速度，并引发通货膨胀的急剧上升。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指责美国借IMF对遭受金融危机的国家贷款之名，实行“经济殖民主义”的掠夺。美国以援助为筹码逼迫东南亚各国开放国内市场，并要求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样更动摇了市场的信心，使东南亚的金融危机进一步蔓延。

2.制度缺位。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彻底瓦解，1976年签订以浮动汇率制合法化、黄金非货币化为主要内容的牙买加协议从此宣告一个时代的结束，国际金融进入了一个没有体系的时期（注：学术界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的国际货币体系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有人称其为“没有体系的体系”，也有人将其归纳为牙买体系。它的内容是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具有多元化的国际储备资产，多样化的汇率安排，多种形式的国际收支调节手段及各国相对灵活的国内宏观政策选择，这种制度使国际金融市场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国际货币体系不存在“超国家”的制度因素，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它只是各国对外货币政策和法规的简单集合。其特征表现为：各国对外货币政策转向自由放任，取消各种限制性制度，允许货币逐步走向自由流动和货币价格的自由浮动，市场成为调节经济的主要手段。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市场本身就是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包含了一大批附属的制度，并且与社会中其他制度的复合体相互作用。总之，经济不只是市场机制，它还包括那些形成市场、构建市场和通过市场起作用或引导市场起作用的制度”（注：《简明帕氏新经济学辞典》第33页，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后布雷顿森林时代所谓的“没有体系”是当前国际金融制度安排的总体特征，由于这种体系所造成的制度缺位使国际金融体系处于一定程度的无序状态，这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又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制度缺位具体表现在：

(1)在金融危机的援救过程中缺乏最后的贷款者。目前，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全球金融市场正在形成，资本的跨国境流动加快，客观上要求金融监管标准全球统一和国家干预国际化。亚洲金融危机暴露出目前国际货币体系存在天然的缺陷——缺少“世界中央银行”，作为监管世界中央金融市场的“警察”和扮演国际最后贷款者。而这样的职责由IMF来承担是困难的，不改革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不进行国际经济秩序和制度的创新，难以防止货币危机的再次发生。

(2)迅速膨胀的国际资本市场缺乏国际监督和防险措施。由于国际资本流动的背后，有银行业的支持，使资本市场出现了所谓“高杠杆操作问题”；金融衍生工具的快速发展，使金融交易量增长大大加快，而这种金融衍生产品的出现，使习惯于集中管理的监管制度更难实施，金融衍生工具在很大程度上由避险的工具演变成高风险的投资工具，金融危机爆发的突然性，使金融监管相形失色；“信心”这类心理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大，信息传播的高速度，媒介的某种倾向性，使信心越来越难以稳定，越来越容易大幅波动。

(3)世界各国尤其是新兴的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形成平稳的与金融自由化、经济一体化相匹配的国际资本市场对接机制。资本的全球化将全世界的各个国家都卷了进来，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在对货币的自由兑换、国际收支的调节、外汇储备的选择与管理上还不能适应国际资本流动与变化的节奏。这一方面是国际资本运动非核心国与核心国之间在经济制度安排上的不衔接，同时也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的不衔接，国际经济金融组织与各国经济制度的不衔接。金融的自由化进程过于迅速，出现了无序、波动过大和恶意投机以致破坏自由市场的趋势。自由化进程已带来三个问题：一是投机性成份超过投资性的程度；二是金融经济的虚拟化发展到超过真实经济太大太多的程度；三是自由化发展到发达国家失控、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受到威胁的程度。

(4)对以对冲基金(HedgeFund)为主要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缺乏必要的间接管理。亚洲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是国际投机炒家运用对冲基金这种高杠杆的金融衔生工具疯狂炒作引起的。1998年10月传出的关于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向国际15家大银行融资35亿美元以挽救险些倒闭的颓势，反过来说明，对冲基金是有钱的游戏，它具有高回报，同时银行向其贷款风险也是相当大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提出要通过监管银行来加强有关对冲基金的管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提出征收资本交易税的设想，也是对国际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游资对各国金融市场的冲击的一定限制，值得引起人们的注意。

二、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变革与创新

任何时期的国际货币体系都是对当时的世界经济现实作出的客观选择，现存的金融体制不是为今天全球化的世界经济所设计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在国际金融体制中的影响日益增强，仍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现行货币体系显然不能适应这一变化，它不能从根本上满足金融市场全球化、全球资金一体化以及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客观要求，因此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制度非均衡存在必然产生制度需求，这里的制度需求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为适应外部环境客观形势的变化进行制度变革，另一方面是为填补制度缺位而进行制度创新。这种制度变革与创新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改进或创建新的国际金融机构。(1)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功能。IMF在后布雷顿森林时代也曾起到过很大作用，但它在职能安排上已不适应新形势变化的要求。一是受美国及其它西方发达国家干预的色彩太浓；二是在其贷款的份额、对全球资本流动的监测和预警系统方面存在极大缺陷。目前需进一步扩大其防范和支持当事国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协调成员国的货币政策，提供中长期贷款以协助其克服国际收支的困难。(2)提高世界银行在稳定国际金融体制中的作用，提升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的职能。如让世界银行承担部分化解受害国金融风险的支持功能；发挥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如亚洲开发银行的作用，加强对遭受危机袭击的国家实施资金援助。(3)许多经济学家都主张建立一个最后贷款人，来避免产生金融不稳定的过度道德风险。IMF难以担当最后贷款人的重责，我们倾向于建立一个诸如“世界金融组织”(WFO)的机构，制定新的规则和宗旨，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中的地位和作用，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平等参与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金融运行规则的制定，规范国际金融市场行为。(4)以国际清算银行为中心，建立国际金融风险预警系统，提高国际金融预防风险的能力，为IMF或其它国际金融机构提供基础性材料，向有关成员国发出金融风险的预警信息。

第二，建立和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制度。许多国家由于银行管理不善，引发金融过度风险；或由于银行财务状况信息不透明，延误发现和解决风险的时机；或由于监督机构不独立，使制定的监督制度不能实施，因此建立和完善国际金融监督机构已成为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这些制度包括：(1)提高信息透明度，公开披露有关信息。1999年初，由七个发达国与十五个新兴国家组成的盟国金融小组商讨制订“财政透明度行为准则”、“公布数据的特殊标准”和“公司管理行为准则”等，这是一个很好的创意，有利于建立一套金融危机的预警系统并实行金融监管。(2)加强对“对冲基金”的管理。对冲基金是有钱人的游戏，集中大笔资金利用汇市、股市和期货期权市场进行“立体投机炒作”，给一国经济带来极大的破坏力。乔治·索罗斯认为：“造成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主要是一体化带来的庞大资本，超越国际的无原则的移动。”对冲基金以及其它种类繁多的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是国际货币新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3)加强对银行的跨境监管。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某些国际性银行经营转移到管理不严的离岸避税港，以便规避国内的管理和监督，对银行的跨境监督是国际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

第三，加强国际金融的合作和协调。新的国际金融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用于协调各方关系的。从国别上看，首先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要在支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多地考虑如何保护和支持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其次是发达国家之间的协调；三是加强地区间的国际金融合作和协调。另外，从加强合作的领域看，则包括国际金融经营环境、国际金融内部控制、国际金融市场约束以及国际金融监管等方面的合作和协调。需要提及的是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提高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作为一个地区大国，有必要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设，参加国际经济协调。中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为地区的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而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国际地位会越来越高，并将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目前，中国在新的货币体系建立之前可能作出的选择是：一方面促进IMF的决策机制更加透明化，避免暗箱操作；另一方面我们可借鉴欧盟的做法，先在区域内协调，在东亚范围内用同一声音说话，凭借其整体实力与西方发达国家抗衡，这样就有可能使欧美接受中国为代表提出的某些方案，并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造中发挥较大的作用。

总之，国际货币体系是规范各国间货币金融交往所作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作为世界范围内的公共产品，一方面存在搭便车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存在制度创新的特殊利益分配，这其中包含了制度变迁主导型国家对他国的部分权力控制。如以美国怀特计划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一方面使美国大受“铸造税”之利，另一方面也使美国在二战后独霸西方社会的战略企图在经济领域又一次得逞。由于经济实力相对悬殊，大量发展中国家要求变革国际货币制度的愿望最为强烈，是制度变迁的最迫切的需求者，但无力承担制度创新的责任，不能形成制度供给。但同时美国在全球社会日益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今天又不具备足够的权威来实施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实际上是一种主导型的制度变迁，政府是决定制度供给的主导力量，这其中的原因不光是由于制度是公共产品，无人提供制度供给，最主要是由于政府拥有绝对权威，其手中握有暴力潜能，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具有特别作用。在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的今天，象二战之后单纯依靠一个超级大国的霸主地位来建立一个全新的国际货币制度是不可能的，而只能依靠国际社会的多边协商与外交力量的制衡，这其中发展中国家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欧元与日元的崛起，将与美元形成三分天下的格局，这样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最高境界在全球采用单一国际货币的最终目标也会越来越遥远。储备货币的确定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一个关键，而对储备货币的所在国来讲又意味着极大的制度创新的优势。美国、欧盟与日本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考虑，都有着强烈的制度创新的意愿，纷纷提出有关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构建框架的设想，从实力比较，因此美国、欧盟与日本最有可能成为未来制度创新的主要力量。由于改革的约束条件是制度的边际收益等于制度的边际成本，因此在改革过程中形成的制度均衡必然是边际的和局部的，这也意味着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是一个渐进与漫长的过程。

【参考文献】

[1]［美］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年版。

[2]潘英丽：《全球视角的金融变革》，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张宇燕：《东亚金融危机与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国际经济评论》1999年3-4期。

货币制度论文第2篇

货币局制度的政策涵义及其困境

众所周知，货币局制度有两项基本原则：一是本国货币汇率钉住一种作为基准的外国货币，二是所发行的货币保证完全以外汇储备作后盾。货币局制度的优势主要在于相对稳定的汇率有助于稳定投资者的信心，保持国际贸易的稳定发展。另外，一些通胀严重的国家和地区则通过实行货币局制度来控制居高不下的恶性通胀，稳定币值，恢复经济。但与中央银行制度相比，货币局制度有其自身的不足。一是政府不能控制货币发行量和利率，利率由基准货币发行国制定，货币总量取决于收支平衡及银行体系中的货币乘数。因此，在制定货币信贷政策方面，货币局制度的自由度要比中央银行制度小得多。二是政府不能利用汇率来调整外来因素对本国经济的影响（如进口价格的上涨，资本流通的转移等），而只能调整国内的一些实际经济变量（如工资、商品价格等），从而造成经济的波动。三是正统的货币局制度不会像传统的中央银行制度那样，通过向政府和商业银行借款发放货币，充当“最后贷款人”的角色。

阿根廷的《自由兑换法》把汇率固定为1比索兑换1美元，中央银行用外汇、黄金和其他外国证券担保每1比索的发行，保证两种货币可自由兑换。因此，这是一种严格的货币局制度。《自由兑换法》的实施抑制了恶性通胀，稳定了阿根廷经济，投资和贸易的持续增加实现了1991～1994年的经济连续增长。阿根廷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从20世纪80年代的年均-1.2%增至20世纪90年代的年均4%以上。然而，货币局制度本身的弊病不久就受到来自内外两个方面的挑战，使阿根廷经济陷入困境。

从外部看，国际环境的持续变化导致汇率高估。进入90年代，美国出现了战后最长时期的经济繁荣，受美国紧缩银根的影响，美元不断升值；受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1999年巴西金融动荡的影响，阿根廷主要贸易伙伴国对美元的汇率都有较大幅度的上升（贬值），阿根廷比索对美元高估的情况日益严重，贸易逆差不断扩大。但货币局制度不允许阿根廷通过调整汇率来改变国际收支状况。

从内部看，由于国际收支逆差在货币局制度下对经济产生的冲击，需要通过对国内实质经济变量的调整（如降低工资和物价等）来加以化解，然而，阿根廷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大大降低了其内部调整的能力。

梅内姆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造成大多数中小型企业的消失，不同形式的失业不断增加，到1995年，劳动力中登记的“公开失业”率达到18.6%。由此可见，尽管经济增长了，收入分配差距却在不断加大。1974年最富的10%的人口得到国民总收入的28.2%，最穷的10%的人口只得到总收入的2.3%；到1997年，上述两个指数已变成37.1%和1.6%。1974年约有7.7%的家庭处于“贫困”之列，1996年这一比重已升至20%。其结果是，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下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国内的需求由非工资的高收入阶层所决定，因而生产活动越来越重视高收入阶层的需求，造成“关键性增长部门”主要生产“奢侈品”，因此，物价非但没有降低反而不断上升。显然，国内的结构调整并没有造就一个富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和弹性的物价。换言之，当出现国际收支逆差时，阿根廷难以通过国内紧缩来实现收支平衡。

货币局制度与债务危机

事实上，在经过1991～1994年的经济增长后，受墨西哥金融危机的影响，从1995年第2季度起，阿根廷经济即出现了负增长。在货币局制度下，由于失去了货币政策手段，而新自由主义改革又使政府难以通过国内紧缩来实现收支平衡，所以，当经济出现衰退和失业率上升时，财政政策就成为阿根廷政府的惟一选择。财政支出大幅度增加的结果是赤字不断上升，加之受外部冲击的影响，比索币值被高估，国际收支出现逆差。因此，通过举借外债弥补赤字成为必然的政策选择。

而要取得国外资金的支持必须制定严格的财政制度，保证获得国内财政的盈余来偿还债务。为此，梅内姆政府采取了减少以前用于诸如教育、医疗和住房等的公共开支的专门基金，增加税收，举借新债，延期偿还债务，进一步出卖国有资产等措施。事实上，从梅内姆政府上台推行结构调整计划到1993年年底，阿根廷政府获得的私有化收入达150亿美元。1995年连任后，梅内姆政府进一步出售国有资产以融通资金，如对几个核电站和许多省一级国营企业（如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配电站等）实行私有化，阿根廷最大的几家私人银行也被外国银行兼并和收购。通过私有化而获得的大量财力使外债偿还成为可能，几家最有名的国际投资评估公司明显地降低了阿根廷投资风险系数，其结果是恢复了投资者的信心，增加了对阿根廷的投资。阿根廷政府得以维持《自由兑换法》确定的比索与美元的固定汇率并在国际资本市场大量发行债券。从而在阿根廷形成了一种畸形的货币融通模式：通过私有化换取的资金维持货币局制度，通过维持货币局制度向国际社会举借外债。这一模式会发生断裂：当国有资产出售殆尽时，当积累的外债产生过高的风险时，将发生信用危机。

从1996年第2季度开始，阿根廷经济恢复增长，但经济恢复增长的背后却是经济结构的进一步恶化，经常项目赤字从1995年的24亿美元扩大到1996年的40亿美元，经济逐渐滑入依靠发行债务拉动增长的轨道。更为严重的是，债务不断积累也促使国内利率上升，贷款利率从1997年的9.24%上升到2000年的11.09%。一方面，融资成本的提高降低了国内投资，尤其使中小企业大受影响；另一方面，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日趋下降，国际收支逆差的局面难以扭转，导致恶性循环。随着债务不断增加，外汇储备日益下降，阿根廷政府的信誉开始受到怀疑，国际投机者也接踵而至。

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及1999年巴西金融动荡的外部冲击的影响，阿根廷经济再次步入衰退，1999～2000年财政赤字明显增加，到2001年，阿根廷的外债已达1400亿美元。

2001年上半年，由于经济恶化、税收减少和债务缠身等多种原因，阿根廷政府实际上已无力偿还债务和支付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不得已在7月11日推出了“零财政赤字计划”，即大幅度紧缩开支，削减工资和养老金，减少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及扩大税源。计划一出笼就遭到反对党、工会及企业家组织的强烈反对，证券市场发生空前规模的动荡，主要股票指数和公共债券价格暴跌，国家风险指数猛升至1700点以上，资金大量外流，国际储备和银行储蓄严重下降，金融危机爆发。

货币局制度的最后崩溃及启示

2001年8月，阿根廷金融危机进一步加深，资本市场几近崩溃。8月2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阿根廷应急追加80亿美元贷款，金融市场暂时趋于稳定，但作为交换条件，阿根廷承诺将严格执行“零财政赤字计划”。此后，金融市场一直动荡不安，市场普遍预期比索将贬值，人们排起长队挤兑银行存款。当10月底政府计划与债权银行谈判重新安排1280亿美元巨额债务的消息传出后，金融市场再次出现剧烈动荡。11月主要股指梅尔瓦指数下挫至200点左右；国家风险指数大幅飙升，很快突破4000点大关；政府发行的债券价格一路下滑；外资纷纷抽逃。据报道，仅11月30日1天，全国就有7亿美元流往境外。由于阿根廷的预算赤字没有达到以前确定的目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1月拒绝向阿根廷提供13亿美元的贷款。

此时的阿根廷政府可以说内无筹资良策，外无国际援助，面对汹涌而至的挤兑风潮，不得已于12月3日采取限制取款和限制外汇出境的最严厉紧急措施。这一措施一出台，社会矛盾空前激化，政治冲突加剧。12月18日，反对经济紧缩的游行变为一场暴乱，并造成7人死亡，经济部长卡瓦略被迫辞职，总统德拉鲁阿也旋即被迫下台。此后在短短半个多月的时间换了5位总统。2002年1月2日第5位总统杜阿尔德宣誓就职。面对比索贬值的强大压力，杜阿尔德总统宣布放弃已实施11年之久的货币局制度。

阿根廷货币局制度的崩溃带给人们的启示是深刻的。

货币局制度首先是一种极其严格的货币发行制度，这使阿根廷摆脱了多年来恶性通胀的困扰；同时，它又是一种极端的固定汇率制度，从而为阿根廷货币建立起国际信誉，鼓励了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发展。由于上述特点，它被梅内姆政府用作推行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的重要手段，也就是说，货币局制度在阿根廷更多地被用来稳定金融市场信心和争取国际融资，以便继续推动私有化和放松管制的结构改革。然而，结构改革造成了生产与消费脱节、中小企业消失、失业工人增加、社会福利下降等内部失衡问题；在国际上又遭到金融危机的冲击，出口下降。当内外失衡的冲击同时出现时，货币局制度缺乏应对冲击的灵活调整的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由此造成阿根廷丧失了经济自我恢复的能力，结果只能借债度日。

由此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究竟货币局制度应为结构改革的失败负责还是结构改革“葬送”了货币局制度？如果说货币局制度应为结构改革失败负责，那就突出了货币局制度的缺陷；而如果说结构改革应为货币局制度的崩溃负责，那就等于说阿根廷经济改革的根本方向是错误的。显然这是一个规范判断问题，本文对此不予讨论。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面对国内结构改革应怎样选择它的汇率制度？

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指出，国际货币体系存在“三元悖论”，即国际货币体系的构建旨在达到下述3个目标：(1)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adjustment)；(2)汇率的稳定性(confidence)；(3)资本的完全流动性(liquidity)。而这3个目标从理论上讲只能同时实现两个，3个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在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历程中，三角形的3条边所代表的不同的国际货币体系安排都曾经在现实中实施过。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各国获得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但资本流动受到严格限制；而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虽然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得以实现，但汇率的稳定性不复存在。货币局制度和历史上的金本位制均选择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的自由流动，放弃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实践证明，国际资本市场对发达国家的信心较大，因而西方发达国家对汇率不稳定的承受能力较大。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国际资本市场对发展中国家信心不足，结果往往造成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在资本外逃的压力下过度贬值。因此，克鲁格曼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三中择二，应选择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而放弃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

笔者认为，克鲁格曼的建议是中肯的，因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与汇率的稳定性是至关重要的。前者可使发展中国家具有更灵活的宏观调控手段，后者则保证贸易与投资的稳定。在当前国际投机资本流动性极高的环境下，对资本流动实行管制是十分必要的。上述货币制度组合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推行结构改革。长期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在向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迫使其取消资本管制和开放资本项目。新自由主义也宣称取消管制和允许资本自由流动有利于吸引外资，加快经济增长。但事实是，发展中国家因而更容易遭受国际资本投机的攻击，进而发生金融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和阿根廷金融危机就是例证。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开放资本项目问题上应慎之又慎，避免落入“华盛顿共识”的圈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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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宋晓平：《阿根廷经济政治形势述评》，载《拉丁美洲研究》2000年第2期。

5.牛晋芳编译：《阿根廷：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与社会脱节》，载《国外理论动态》2001年第10期。

货币制度论文第3篇

在人民银行研究生部部务委员会副主席焦瑾璞看来，货币制度的变迁应该从金融机构、金融市场、货币政策和制度调控等几个方面的发展来透视。从建国到现在，货币制度发展始终肩负着“保持币值稳定、促进经济增长”双重使命。

计划经济时期的通胀应对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的建立，是新中国货币制度建设的开端。

1949年是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全面胜利的一年，财政支出猛烈增加，不得不发行大量人民币来弥补赤字。这一年中，曾多次出现程度不等的通货膨胀，对人民生活和经济建设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因此，稳定通货成为这一时期最关键的问题。

为了稳定币值，必须统一人民币的发行、集中使用和灵活调拨现金。

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的陈云领导政务院财经委员会于1949年10月颁布了《关于建立发行库的决定》，据此我国建立了人民币发行库系统。

1957年人民银行将一些外资银行、商业银行、包括民族资本都纳入到人民银行的大一统体制下。焦瑾璞认为，这期间最大的特点就是统一货币、统一金融制度、统一国家银行的体系。建国初期建立的货币管理制度，奠定了我国货币管理制度的基础。可以说60年来，我国实施的货币管理，都是在建国初期货币管理制度基础上的发展与完善。

不过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回忆，即便在计划经济时代货币体系也面临诸多挑战，最突出的大概是在1958年、1959年“”时，因当时很多基建项目开始启动，导致财政支出跟当年的财政收入不吻合。为弥补财政缺口，人民银行开始增加发行人民币，钱多了商品没有相应增加，随之出现“隐性的通货膨胀”。“在计划体制下，物价没有变化，鸡蛋总是五分钱一个，但常常买不到，因为钱比货多。”周其仁介绍，后来为解决这种问题，在陈云的主导下，中央开始回笼货币，于是出现了很多政府主导下的高价点心、高价饭馆，之后物价开始趋于平衡。

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货币制度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特别是在之后，货币制度的发展基本上处于停滞时期。

财政向中央银行透支时期从改革开放到1984年，这段时期因以促进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对于货币发行有所放松。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为让农民修养生息，国家实行价格倒挂，就是说，国家收购农产品的价格高于城市卖的农副产品价格，当时老干部补发工资、冤假错案占用了很大一部分资金，于是财政出现赤字。与此同时，基本建设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为弥补财政赤字，解决资金匮乏的问题，人民银行又采用老办法——超发货币。于是，物价上涨的压力又开始逼近。

焦瑾璞回忆，那时候在央行内部流传着一种“笼中虎”的说法。因超发货币，储蓄存款上涨幅度很大，业内普遍存在担忧，只要存款进入市场，就会形成通货膨胀，当时有人把这部分存款形象地称之为“笼中虎”。不出所料，1983年，中国发生新一轮通胀。

此轮通胀之后，中国的金融体制发生巨大变化。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打破大一统体制，1983年9月，国务院发文决定从1984年1月1日起，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制度。在此形势下，资金需要多种多样，中央相应成立多种金融机构以满足经济的发展。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均在此时成立，随后城市信用社、股份制商业银行等相继成立。可以说，所有银行类金融机构基本上是1986年到1996年这10年产生的，金融界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

焦瑾璞回忆，当时大家对金融发展认识不足，误以为金融就是把资金集中起来运用出去，没有用出去就不对。所以在机构“猛”建立的同时，处处经济过热，处处突规模，最终导致物价上涨。在1983年后，中国经济分别经历了1988年、1993年两次通胀。究其原因便是金融系统运作资金过热，货币发行过多。

自1987年之后，人民银行提出管规模，但是年年突破规模。那时候，焦瑾璞每次写文章，总会提到“控制总量，调整结构”。“年年如此，年年都控制不住。原因很简单，金融机构成立之后要发展，就需要多放贷款，导致经济过热。当时的口号叫做储蓄立行，凡是金融机构发展目标都是先抓存款，有存款才能发放贷款，而且很多都是高息存款，最高年利率达到12％。”焦瑾璞说。

为了回收80年代初期多发的货币，从1989年到1991年，中央政府实行了严厉的控制政策，就是控制基建规模，控制投资规模，消化多余的货币。据周其仁介绍，那时的经济增长率非常低，增长率只有1%-2%.两三年过后，过度发行的货币回收基本完毕。在此情形下，邓小平开始南巡，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口号。焦瑾璞回忆道：“此后又出现了新一轮经济过热，中央发文件要求各个单位都搞三产。”为了响应号召，当时南方一些银行就把贷款额度全部发光，然后跟中央银行要钱，倒逼中央银行放款，于是中央银行也开始放款，1993年基本建设投资比上年增加了60％。

“这样下去肯定会翻车。”有人警示道。其实这种说法并不是危言耸听，当时管理层也都意识到了问题的存在。1993年7月1日，朱基副总理亲自兼任人民银行行长，在3年之内，朱基把cpi从24%降到了3%以内。两年后，也就是1995年，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财政出现赤字再也不得向人民银行透支。自此，货币发行一定要跟经济增长保持平衡这个原则在制度上最终落实下来。财政向中央银行透支时期自此结束。

整顿金融机构

开闸放松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货币制度从建国初期“大一统”的控制到逐渐放松，第一次放松是改革开放到1994年间金融机构贷款的放松，而第二次放松则是在1994年之后，在焦瑾璞看来，这段时期的主题便是“整顿金融机构，开闸放松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1994年，分业经营和分业管理首次在中央文件中正式确立。中央银行开始进行大区行的改革，实行垂直统一管理，党务行政统一管理，目的就是要办成真正的中央银行。这段时期最主要的任务便是整顿金融秩序，治理“三乱”，即乱集资、乱批设金融机构，乱办金融业务。焦瑾璞回忆道：“在治理整顿的同时，不能把金融管死，此时资本市场便得以发展，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通过间接融资解决。”因资本市场蓬勃发展的形势所需，1992年，国务院成立证券管理委员会，下设中国证监会监管市场，由刘鸿儒任主席。

在焦瑾璞看来，如果1984年到1994年经济发展以间接融资为主的话，那么从1992年开始，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果之前的货币政策调控是直接调控的话，那么到了1998年，取消信贷规模控制后，政策调控完全转向了现在的间接调控。

值得一提的是，人民银行于1994年1月1日《深化外汇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宣布进行外汇并轨。改革开放初期，人民币和美元实行固定比价。起初2元左右的人民币换1元美金，之后大概是5.7元人民币换1美元，而实际市场上8元到10元人民币才能换1美元。官方汇率人为高估人民币币值。

1993年第一次汇改就是把过去人为高估的本币币值主动降低，通过改革将当时外汇汇率的双轨制合二为一。当时外汇汇率有两个市场，一个是政府规定的外汇市场，大概是5元多人民币兑换1元美金；另一个则是外汇调剂市场。为鼓励企业创汇，政府允许创汇的企业可以自己留成20%，这些企业就把自己用不了的外汇放到调剂市场交易。因有很多人都要买美元，所以美元的价格就水涨船高。调剂市场上的美元价格是市场供求形成的价格，通常比官方汇价高30%到40%，后人民银行参照市场汇价，决定官方汇价靠拢市场汇价，一夜之间人民币官方汇率对美元贬值30%多。之后，因受市场自发调控，汇率又逐渐回升并趋于稳定。

外汇并轨最大的意义在于，由固定汇率制转为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而从货币制度变迁的理论层面来看，自此外汇真正被划为影响货币制度的因素之一。

巩固完善期其实在上世纪90年代货币环境收紧的同时，市场化程度随之加深。2002年，金融体制改革提出四大专题，一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二是农村金融改革，三是汇率制度改革，四是金融监管。

如今，这些变革还都在进行之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进入新世纪，为了应对开放的市场，我国货币制度更加稳健，也更加有规则。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金融对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在逐渐加大。

2008年的10月8日是个可以载入金融史的日子。几乎在同一时间内，中国人民银行、美联储、欧洲央行、英国央行、瑞士央行等主要经济体的中央银行，均对外宣布下调基准利率，向市场注入更多流动性。

货币制度论文第4篇

国际货币体系，是指各国政府为适应对外经济关系的需要，对货币兑换、国际收支的安排、调节等所确定的原则，以及为此建立的组织形式的总称。主要内容有：各国货币比价的确定依据，包括比价的市场波动界限、调整幅度；各国货币和可兑换性，对国际支付所采取的措施；国际储备资产的确定和供应方式；国际金融事务的协调、磋商和有关管理工作；国际收支的调节方式，包括逆差和顺差国所承担的责任。

自二战后至今，共建立了两个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是1944年建立的。该体系对于二战后国际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进入60年代后期，其矛盾开始暴露，金融危机开始产生，到了70年代已是危机四伏，于是牙买加体系取代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牙买加体系最终确立了浮动汇率制度，虽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相比，该体系克服了其矛盾和问题，但也有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例如，自从浮动汇率实行后，西方外汇市场货币汇价波动频繁，价格起伏不断，股票证券行市不稳，1974—1975年和1982年曾出现西方银行倒闭风潮，1989年出现震惊世界的“黑色星期一”。因此，国际货币制度的改革，一直是国际金融领域讨论的热点问题。

布雷顿森林体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实际上是美元充当国际货币，发挥国际货币和职能，同时，由于美元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兑换黄金，故也是一种金汇兑本位。美国承担各国政府或其中央银行按一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的官价兑换黄金的义务。会员国货币与美元的汇率是固定的，其汇率由货币含金量来决定，波幅不超过1%。在成员国国际收支出现严重不平衡时，可以申请升值或贬值，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意进行调整。在这一制度下，调节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方法有两个：一是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调节；二是通过汇率调节。但这两个方法都有很难采用。因此，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维持外部平衡主要通过牺牲内部平衡来实现。该体系的最大问题在于美元和其他货币的不平等地位，而这种不平等地位又要靠所有成员国来维持。美国的国际地位一旦稍有变动，这个体系便会出现很多矛盾而难以维持。

50年代至60年代上半期，布雷顿森林体系运行良好，汇率很少有波动，尤其是是美元、英镑、法郎、马克及日元，这些主要货币的汇率比较稳定。各国考虑到政治及经济代价，以及货币之间的依赖性，都把汇率调整作为万不得已的最后调节手段。例如1964年英国在面临严重国际收支逆差的情况下，采取的是内部调节手段，即紧缩政策。然而美元危机却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无法解决的问题。1950—1971年，美国的国际收支除1957年以外一直是逆差，而另一方面，外因持有美元资产持续增加，这样，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给国际货币体系提供了持续增加的额外的清偿能力，从而损害了人们对美元汇率稳定性的信心。因此在进入70年代以后，美元一再贬值，各国货币纷纷浮动。欧共体联合浮动，日元单独浮动，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或盯住美元，或盯住英镑、法郎，或盯住特加紧提款权而浮动。国际货币制度摆脱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进入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牙买加体系。

牙买加体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72年7月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具体研究国际货币制度的改革问题，由11个主要工业国家和9个发展中国家共同组成。委员会于1974的6月提出一份“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纲要”，对黄金、汇率、储备资产、国际收地支调节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建议，为以后的货币改革奠定了基础。1976年1月在牙买加的首都有金斯敦举行会议，讨论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条款，经过激烈的争论，签定了箸名的牙买加协定。牙买加协定的主要内容是：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的基金份额；成员国可暂时自行决定汇率制度；废除黄金官价，使特别提款权逐步代替黄金作为主要储备资产；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融通。牙买加体系的主要特征是：浮动汇率制度的广泛实行，这使各国政府有了解决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重要手段，即汇率变动手段；各国采取不同的浮动形式，欧共体实质上是联合浮动，日元是单独浮动，还有众多的国家是盯住浮动，这使国际货币体系变得复杂而难以控制；各国央行对汇率实行干预制度；特别提款权作为国际储备资历产和记帐单位的作用大大加强；美元仍然是重要的国际储备资产，而黄金作为储备资产的作用大大削减，各国货币价值也基本上与黄金脱钩。

如果说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国际金融危机是偶然的、局部的，那么，在牙买加体系下，国际金融危机就成为经常的、全面的和影响深远的。1973年浮动汇率普遍实行后，西方外汇市场货币汇价的波动、金价的起伏经常发生，小危机不断，大危机时有发生。1978年10月，美元对其它主要西方货币汇价跌至历史最低点，引起整个西方货币金融市场的动荡。这就是著名的1977年—1978年西方货币危机。

由于金本位与金汇兑本位制的瓦解，信用货币无论在种类上、金额上都大大增加。信用货币占西方各通货流通量的90%以上，各种形式的支票、支付凭证、信用卡等到种类繁多，现金在某些国家的通货中只占百分之几。货币供应量和存放款的增长大大高于工业生产增长速度，而且国民经济的发展对信用的依赖越来越深。总之，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被人们普遍认为是一种过渡性的不健全的体系，需要进行彻底的改革。

国际货币体系的现状

目前，世界运行的国际货币制度主要有这样一些特征：国际储备资产多样化，普遍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区域性的货币集团纷纷建立。

美元仍然是国际储备资产的重要组成部份，全世界约有三分之二的国家和地区其货币与美元挂钩，属于美元区，因此是主要的国际储备资产；但西德马克、法国法郎、瑞士法郎和日元也成为重要的储备货币，而且它们的作用还在不断加强；黄金的作用还没有消失，仍然是重要的储备资产之一。这种多元化的储备资产结构具有潜在的不稳定性，因为软通货和硬通货经常发生变化，外汇储备就不断比一种货币转向另一种货币，从而造成外汇市场的动荡。

尽管不少人怀念固定汇率制度，国际基金组织也规定，只要有全体会员国的85%同意，就可以回到固定汇率制，但由于目前各国通货膨胀率不同，国际收支严重失调，大量国际游资移动等因素的影响，真下稳定汇率是不可能的。所以人们预测目前这种管理浮动汇率有长期化趋势。

战后的国际金融关系，一方面是矛盾日益尖锐复杂，另一方面是合作日益兴旺发达。在货币领域，不但表现为货币危机频繁暴发，也表现为货币集团纷纷建立。1979年3月，由欧共体成员国组成的欧洲货币体系正式成立，随着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欧洲货币一体化的进程式也十分迅速。1993年11月，欧共体12国两年前在马斯特里赫特城签署的“欧洲联盟条约”正式生效，宣布经济货币联盟将按规定日期于1994年1月进入第二阶段，即创建欧洲中央银行的雏形，欧洲货币机构，并最迟于1999年进入第三阶段即建立统一的欧洲货币。欧共体成员国已通过取消外汇管制，加强财政、货币金融政策的协调一致，如期进入第二阶段。此外，非洲、中东、拉美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从60年代开始也积极推进经济一体化，并取得了相当的效果。近年来，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经济一体化也在加紧建设。

在这次东南亚金融风暴爆发之前，东南亚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属于美元圈，皆以不同的形式采取钉住“通货蓝”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度，所谓钉住特定货“通货蓝”汇率制是指事先选定一个世界性储备货币，确定本国货币与该选定货币的一个固定汇率和一个合适的比较小浮动范围，然后盯住该选定货币，让本国货币在规定的小浮动范围内“随之沉浮”。比如泰国和香港系采用钉住美元联系汇率制度，印尼、马来西亚及菲律宾等国名义上采用浮动汇率制度，但央行进行高度干预实际上采用钉住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但当美元在全世界泛滥的时候也可能淹没这些国家自己的经济。因为这个地区的中央银行无力制止这个进程，要想保持他们自己货币同美元的比值，他们必须继续收购美元。东南亚各国家货币为什么会与美元挂钩，据说是按照国际货币基金会的指示进行和尾随的。

1997年七国首脑会议关注全球金融市场问题

1997年6月21日在美国丹佛市的公共图书馆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七国首脑就人类即将迈入21世纪所面临的全球经济问题进行了讨论，各国领导人取得了较为一致的看法，会后发表了题为《面对全球经济和金融挑战》的声明。声明认为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为各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同时各国也在经济金融和其他方面面临着挑战。声明特别强调要加强金融市场的监管和立法，以保持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

七国首脑还批准了七国财长就促进金融市场的稳定向首脑会议提出的最后报告。这份报告回顾了里昂会议以来在加强金融市场的监管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报告要求各国金融监管机构与国际金融机构之间在监管活动和信息分享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

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SUMMERS）在丹佛高峰会议召开前一个多星期，就金融全球化发展及全球金融稳定问题在美国国际经济学院（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ECONOMICS）发表了演讲。萨默斯在演讲中充分阐述了世界金融全球化发展趋势，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新兴金融市场的惊人发展，加大了全球金融危机的潜在因素，全球金融的动荡及其传染速度都在加剧。

萨默斯的演讲反映了美国经济金融界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忧虑。丹佛首脑会议在21日发表的经济金融声明和批准的促进金融市场稳定发展的最后报告同样反映了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警惕和担忧。萨默斯的演讲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洞悉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在全球金融一体化方面的基本立场以及深层次渊源。

发展中国家接受外国直接投资的能力增强

全球经济一体化推动了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向一体化方向发展。反过来，金融贸易投资的国际流动促进了世界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在全球直接投资持续增长时，发展中国家接受外国直接投资的能力和向外资的能力得到加强。

国际间的直接投资20年来从微不足道的250亿美元上升到1996年的3500亿美元。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最近发表的统计资料明显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动下，1996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呈现跨国资本投资双向交叉发展。同年发展中国家输入的外国直接投资协议金额为2080亿美元，实际金额为1290亿美元，比一年发展中国家实际吸收外国资本直接投资增长30%。发展中国家作为全球投资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接受者，在外国的投资也呈持续增长趋势，这一数字1996年达到510亿美元，占同年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15%，比上年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投资增长近35%。

迅速成长的全球金融市场

在过去的15年里，国际金融市场有了惊人发展。金融管制的解除及其金融业务的融合，新的信息传输技术的发明，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这一切使全球成为一个金融市场。资本市场的资本流量每日超过1万亿。资本的流动速度和金融市场的价格传播速度大大加快，金融市场也更加一体化和复杂化。一些金融产品如金融期货、期权、利率、货币掉期在金融市场中变得愈来愈重要，已成为金融市场交易中的一条牢固的链条。多数金融市场中的大金融机构都以全球业务为基础。银行业和证券业的分界已越来越模糊不清了。全球是一个金融市场。越来越多的国家的投资者、融资者和金融机构参加到这个金融市场中来。

新兴金融市场的惊人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去年2500多亿美元的私人资本通过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银行贷款的方式流入了新兴市场，而1986年这个数字才250亿美元。不久以前，国际金融市场中的私人资本流向这些新兴经济地区的流动量已超过官方资本流向该地区的流动量。

进入国际金融市场融资的国家的数量有了惊人的增加。就在过去的两年里，有31个国家第一次叩开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大门，从而使56个国家在最近第一次进入了国际金融市场。在整个新兴金融市场中，公共企业、私人企业甚至国家公共机构也能够进入国际资本市场。

国际金融市场的相互融合和制度创新为全球经济带来巨大利益，增加了金融市场的交易机会，促进了新兴国家经济的发展，投资者能够寻找高回报的投资机会，金融创新分散了投资风险，同时也使贸易活动和金融机构能更好地平衡资金往来。

对国内而言，金融市场的发展和业务的交叉能够创造经济改革的良好环境，增加投资者和融资者进入金融市场的机会，促进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从而能促进经济的良性循环。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反过来又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

新的国际金融市场所面临的挑战

然而，新的国际金融环境并不是没有风险的。正如ROBERTMERTON所言，金融全球化似乎有点象高速公路给人们所带来的影响一样——人们可以在这里更自由更快地奔驰，但交通事故也许会更多更糟。新的国际金融环境面临着新的挑战：

根据IMF的报告，在过去的15年里，三分之二的成员国的银行体系存在着明显的问题。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从美国为解决储蓄和贷款危机所需GDP的3%到智利所需GDP的30%，财政成本表明，银行危机正消耗着巨额国内资源。日本巨额银行呆帐正侵蚀着它的财政资源，它也是影响日本国内经济世界竞争力的主要因素。

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的余悸至今在国际金融市场体系中余魂不散。泰国泰铢危机以及对东南亚金融市场的传染正危及着世界金融市场的稳定。

“害群之马”已使许多金融机构毁在他们的手里，道德风险正成为危害全球金融业稳定发展的大敌。

加强全球金融监管：一个来自美国的声音

“华盛顿正期待着丹佛七国首脑会议通过一系列的决议来加强全球的金融稳定。”劳伦斯·萨默斯6月12日在国际经济学院的一次演讲中说，“美国致力于建立稳定的全球金融秩序的努力可以追溯到1994年克林顿总统在那不勒斯七国高峰会议上提交的一份计划，他要求各国政府承担起一项广泛的改革，以迎接世界经济的挑战。”

萨默斯在演讲中对金融风险的控制作了论述，他特别强调国家的金融危机及其对世界金融市场的传染所带来对的危害，甚至把这一危害的严重性提高到关系社会安定和政局稳定的高度上来。他说，“最令人关心的事情是系统风险——即当一个金融机构倒闭或者某一国家的金融市场出现崩溃时，它必然会传染给健康的金融机构或别的国家的金融市场，从而给整个国家的金融秩序和世界金融市场造成严重危害。”萨默斯强调说，“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因为金融危机导致的后果不仅仅只是经济问题，而且还影响到国家政治的稳定，甚至对维系民主社会所必须的必要条件产生至关重要的不良影响。”

萨默斯在演讲中对未来全球金融监管网络，提出了美国人的看法。他认为全球金融网络的建设要以信息传输网络为基础，各国金融监管机构与国际金融组织要进一步促进信息流动，达到信息共享目的。全球金融监管网络要以增强国家监管组织和国际监管组织的监管能力为手段，达到有效监管从事国际金融业务的金融机构的目的。萨默斯特别提到要增强对衍生金融工具和外汇结算风险的信息报告制度的监管和风险控制。

萨默斯说，在丹佛会议，七国首脑们将计划采取一系列措施构筑全球金融信息网络，这一网络至少要达到下列四个目的：（1）以此来提高国家管理当局监管从事国际金融业务的机构的监管能力，（2）为全球金融管理机构建立一套监管原则做出贡献，（3）为改善衍生金融工具的汇报和监管制度创造条件，（4）为减少国际外汇交易结算风险创造条件。

萨默斯的演讲肯定了美国在构筑国际金融监管体系中的贡献，并强调要继续发挥领导作用。“丹佛高峰金融会议对全球金融业来说是一次重要的金融会议，因为高效有力的金融秩序对于经济繁荣是至关重要的。”萨默斯说，“利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和其它国际金融组织，美国在最近的一些年里为进一步加强国际金融合作，减少国际金融市场风险，起了领导作用。丹佛高峰会议将是沿着这一道路继续前进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萨默斯指出，1996年超过2500亿美元的私人资本流入了新兴市场，而1986年这个数字只有250亿美元。“这一新兴的金融市场环境并不是没有风险的。”萨默斯说，“这就象汽车在高速公路奔驰，人们在这里可以更快地行驶，获得更多的机会。但一旦发生车祸，情况也许更糟。”

萨默斯指出，丹佛经济会议是为人类进入21世纪建立经济新秩序而做的多年努力的结果的一部分。在这个新的经济秩序里，贸易、投资、资本、信息和知识产权都将更自由地流动，以使它们更有效地创造财富。这个经济新秩序包括所有国家。日益一体化的全球经济将为美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全球扩张战略提供广泛的机会，从而也会促进美国国内经济保持持续繁荣。

面对金融危机的挑战，萨默斯在演讲中强调一个稳定而富有弹性的金融体系是必要的。他指出，建立全球经济秩序的一个关键环节是保持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健有力、富有弹性和充满活力。丹佛首脑会议将会通过一系列的重要决议来加强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

货币制度论文第5篇

【英文摘要】tong bao currency is the　most　complex　and　perfect coppersystem with the longest period of utility in chinese　monetaryhistory.it ha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chinese　economichistory and has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chinese　 civilization.the traditional study of tong bao　currency　laid　particularstress on coinics.the study that uses the method of　economicsbegan in the early days of this century and has undergone　twohigh tides--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present　age. onoccasion of epitomizing chinese coinics in　the　past　hundredyears and the world entering　the　new　century, the　academicconditions for making a systematic study of tong bao　currencysystem are ripening.this paper presents a　brief　and　account of the authors concep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establishment,development and declination of tong bao currency system.

【关 键 词】货币史/通宝币制/货币文化

currency history/ tong bao currency system/ monetary culture

【 正 文】

我国是世界最早的文明古国之一，使用货币至少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在历经上古先秦实物货币、贝币和青铜铸币的递嬗后，以秦王朝统一货币为标志，奠定了方孔圆形的铜钱形制。自秦迄隋，半两币制和五铢币制递相代谢，各领。至唐王朝初年，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多重历史因素孕育下，终于形成了独步千载的通宝币制。

通宝币制是中国货币史上行用时间最长、制度最复杂完备的一种铜币体系，在中国经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其漫长的运行历程中，形成设置严密、运转灵活的铸造发行体制和具有鲜明历史特色的管理调控政策，产生了蔚为大观的货币思想和钱币文化，对中国中古以来历史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上其他币制所无法比拟的，从而凸现出通宝币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

运作之时间跨度，是衡量一种古代币制地位的首要指征。中国古代货币虽然可以追溯到先秦乃至三代，但作为一种具有相对成熟完备内涵的货币制度，是从半两币制开始的。半两币制的上限，约为秦国孝公时代的商鞅变法（公元前359年）， 秦王朝实现大一统后即成为一种全国性的货币制度，入汉后又行用至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 前后跨度为240年。汉武帝中期实行货币改革，于元狩五年推出五铢币制， 历东汉魏晋南北朝隋代，至唐武德四年（621年）废止，前后跨度为738年。从世界古代货币史的范围来考察，半两、五铢币制的时间跨度记录已经相当可观，但与继踵而起的通宝币制相比，仍难免逊色。通宝币制诞生于唐高祖武德四年，所铸开元通宝在整个唐代通行不衰。两宋自太祖铸宋元通宝始，历朝君主皆铸行通宝钱。元代一度禁钱行钞，但大部分时间仍然铸行通宝。明代钱银并行，自明太祖铸行大中通宝始，除个别年代外，皆行通宝制钱。清代通宝自开国迄于宣统，铸行与清王朝相始终。直至民国时代，云南等省还曾铸造过民国通宝，成为通宝币制的余响。综上所述，通宝币制创始于公元621年，迄于1911年， 运行达1300年，这是中外货币史上通行时间最长的一种铜铸币制度。

在不同时期货币结构中所居地位，是评估一种历史币制的重要依据。众所周知，我国封建社会货币体系的根本特征是实行铜币本位，通宝货币在封建社会中后期即充当了这种本位制度，从而成为中古货币结构中的主体制度。在唐代，一般认为实行所谓"钱帛平行本位"，实际上唐后期绢帛地位在货币体系中日趋式微，平行本位维系时间不过在唐前中期而已。宋代至元明前期实行钱钞流通制度，纸币作为对铜本位的补充。元和明代前期曾一度禁钱行钞，以钞代铜银，但为时有限，并未真正动摇通宝货币的铜本位地位。明代中后期货币结构发生明显变化，白银货币地位增强，形成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的银钱平行本位。清代以降，银钱本位格局受到西方银本位币的冲击，银钱比价跌涨无常；通宝币制代表的铜本位面临本位转换的空前挑战，在衰微困境中通宝币制借助传统的力量并未迅即退出历史舞台。清末从法律上废止通宝币制后，一些农村地区通宝制钱仍旧沿用至北伐战争期间。由此可见，通宝币制在中国货币史上担当了何等重要的角色，是我们必须予以透彻考察的基本币制。通宝币制与其他币制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以及通宝本位长久占据货币本位的内在原因和影响，无疑成为通宝币制研究中有待追问的学术课题。

通宝币制在其历史运行中，逐渐形成一套职能完备的铸造管理体制。在唐代，中央铸钱机构有少府监。御史台监察御史的职掌中，包括巡按郡县铸钱。临时性职官有朝廷委派并隶属于户部的铸钱使。盛唐以后创置的盐铁使、度支使、按察使亦掌天下铸钱的事务。唐代地方钱监主要设于"天下诸州产铜之所"，实行集中管理分散经营。各州钱监皆以州府最高长官兼任主监，先后有州刺史、都督和观察使、节度使判监等。洎乎宋代，三司使即盐铁、度支和户部总理财政，三部下辖铁案主管天下坑冶铸钱事务。元丰年间官制改革后，上述事务归隶工部属下之虞部及少府监统领。在全国产铜各路，设有提举坑冶铸钱司，下辖坑冶场和钱监，在各路专置司之上，宋廷对东南重点铸钱诸路，又设有中央直辖的区域性建置机构--提点江淮荆浙福建广南路坑冶铸钱司，大体常驻饶州，代表朝廷管理东南诸路坑冶铸钱事务。钱监是宋代铸币生产部门，分设在路州级政府之下，设有监官、监门、检勘、物料、库官等。宋代铜铁钱诸监由于朝廷调控需要和币动，置废相当频繁，体现了宋代铸钱体制较突出的灵活性和变通性。明清两代传世文献档案富赡，其铸行体制、机构皆有史载可循，得叙其详。明代中央置宝源局和宝泉局，各行省皆设宝泉局。宝源局设有提督员外郎等，由工部户部官员充任。依据传世文献和钱币背文线索，大致可考定明代各省钱局的置废变革状况。清代沿承明代旧制，分别由工部辖宝源局、户部辖宝泉局铸钱，从内地到边疆各省皆设铸钱局。钱局从采铜运输到铸造管理等职守均趋严密，有史档可稽其详。上述制度中，唐宋时期各地钱监置废情况去今已远，文献中的历史信息出入亦较大，努力将其间变迁真相加以考辨复原，亦是通宝币制研究中颇有价值的课题之一。

丰富多样、成败各异的货币调控政策和法律则例，构成了通宝币制的基本历史内涵。唐代是通宝币制形成和初步发展阶段，围绕中唐以来钱重物轻、私铸私销等货币流通症结的治理，先后出台有钱帛兼行、收兑禁断恶钱、禁蓄钱、禁铜与禁毁钱为器、除陌等一系列重大币政，对缓解唐代钱荒和物轻钱重，保障通宝货币合理购买力起到了积极作用。进入宋代后，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的货币要求和贵金属货币发展相对迟滞，加剧了货币流通内在矛盾，钱荒依旧为两宋通宝币制遭遇的主要症结。同时，宋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间的冲突对峙局面下引发的货币战，亦成为制约宋代币政的重要导因。明清时期，随着传统经济模式向近代经济的自发嬗变，通宝币制进一步受到钞币、白银的挑战。为了维系通宝币制的主导地位，统治集团先后采取了令本朝制钱与历代旧钱相兼行使、申令收钱之例、定课税时银钱兼收与专令使钱之例、以钱折俸、制定银钱比率等旨在疏通钱法的政策和措施，这一系列政策阻遏了贵金属币本位的发展趋势，维系了银钱双本位结构，使通宝币制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有所发展的环境下，于清代出现了一度复振局面。对于上述不同时段的通宝币政，我们必须同时从稳定货币，发展经济和促进历史进步的多重维度加以审视，并充分考虑到中国历史特点和国情特点，从而进一步拓展评价的思维空间。

为了摆脱财政危机，加强对社会财富的攫取，应付王朝内外社会和军事压力，通宝史上又多次出台通货贬值性质的铸行虚价大钱政策。在唐代，高宗铸乾封大钱，肃宗铸乾元当十钱，皆希冀坐收十倍之利，其后肃宗又铸一当五十的重轮大钱，与开元通宝并行流通。至北宋神宗时蔡京主政，一度专铸当十铜钱和当十夹锡钱。清代咸丰年间，又曾铸行当十、当五十、当百、当千等虚价大钱。由于大钱面值与真实币值严重悖离，完全依恃超经济强权发行，所以严重违背了经济规律，无一例外地引起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大钱的市价也迅速跌落，均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既有理财者在货币原理认识上的误区，更主要的在于统治集团私利蒙蔽了货币决策应有的理性。凡此，均给后世留下有待进一步深刻反思的教训。

通宝币制为后世留下了异彩纷呈、蔚为大观的货币文化。中国古代货币一般可分为钱币、金银、纸币和实物货币四个类型，其中钱币类型在种类、形制、原材等方面均构成传统货币文化的主体，而通宝钱在钱币类型中又是品类最复杂、形制变化最多、流通范围最广、影响也最大的。通宝货币在其一千三百年流通史上，先后出现大钱、小钱、细钱、恶钱、官炉钱和私铸钱之分；明代又有金背、火漆、镟边等名目。又有小平钱、折二、折三、当五、当十直至当五千。还有合背、合面、对文、对读、旋读、复决文、传形等不同造型差异。历代通宝钱的纹饰亦相当复杂，如星纹、月纹、孕星纹、波纹、云纹、鸟纹、马纹和龙纹等等。这些纹饰的缘起和文化内涵，也成为颇为费解的货币文化课题。就断代变迁而论，唐代通宝首推开元钱，学者根据其书体变异和背纹等要素划分为许多版别。北宋凡九帝三十五个年号，而北宋通宝中有二十六个年号铸钱。自南宋光宗绍熙年间以后，除按年号铸钱文外，还在钱的背面铸上"元、一、二、三、四……等字，标明系该年号中第几个所铸，是为我国最早的纪年钱。史家公认，宋钱在通宝钱流程中是最复杂和最精致的。明代通宝中，万历钱号称精整，尤以崇祯通宝为复杂，文字制作大小、轻重、厚薄千变万化，仅钱背文字就有数十种。清代钱中独具特色的为汉字钱、满文钱、满汉文钱，新疆诸钱局又铸有红钱，19世纪末洋务派引进西方机铸技术，出现了亘古未有的机制钱。就钱文书法而言，不同时期的通宝钱亦是缤纷流华、各呈风采，尤其是北宋通宝的钱文书法可谓百花齐放，篆、隶、真、行、草书体各臻其妙。作为广义的通宝货币文化，还包括了历代通宝币材的探索，铸造工艺的演变等科技文化内涵。总之，通宝货币文化不啻为传统文化中的一大宝库，需要我们精心清理开掘，从历史回溯中获得美学启迪和感受。

自通宝币制问世以来，以关注王朝货币行废和国计民生兴衰的忧患意识为出发点，以评说通宝货币及其政策为中心，历代政治家思想家留下了林林总总、叹为观止的宏论卓识，形成与通宝币制密切互动的货币思想流程。这笔思想遗产既是我们全面把握通宝币制演变的不可缺少的宝贵史料，又是深入诠释通宝币政决策之因果得失的思想根源，也集中反映了中古至近代经济思想所能达到的历史高度及其自身难以逾越的认识局限。在唐代，围绕铸币权收放的政策抉择，刘秩祖述《管子》和贾谊学说，对国家垄断铸币权原则作了继承和发展。在对钱荒的剖析和对策论议中，陆贽依托传统轻重论，更清晰地表述了铜铸币条件下的货币数量论。至宋代，沈括格外留意通宝流通速度与数量间关系，最早提出了货币流通速度的理论概念。宋人周行已则阐发了"钱与物本无重轻"，"而相形乃为轻重"的思想，使传统轻重论空前地逼近了科学价值论学理。这些认识成就，是唐宋通宝币制极盛时期深入发展的货币经济现象在主观认识上的反映，也指导了朝廷有关货币决策，为改善货币现实发挥了某些积极的影响。

自纸币问世后，南宋杨万里、陈耆卿运用传统母子相权论，创造性地提出钱楮母子论。上述理论思考，对宋代钱钞并行流通现实和通宝与钞币间关系的认识达到一定深度，以此为基础，形成了"称提之术"，即运用通宝、银绢等收兑流通中过多的纸币以稳定纸币币值的管理调控方法，这是历史上币论与币政密切互动与结合的典型史例。历史进入明清时期后，在银、钱、钞多元货币体制的背景下，持续出现了"废银行钱"的货币思潮，许多启蒙思想家如王夫之、黄宗羲至近世的冯桂芬等均未能免俗。这种货币思想发展迟滞现象和"恋铜情结"，亦是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缓滞的历史投射。同是对通宝币制的维护与推重，却因为时代的变异而具有进步与落伍的分野，其间历史因果与是非，无疑也构成了回溯古代币制传统和通宝货币思想时有待反思的重要命题。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通宝币制作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项货币制度，精芜并存，包罗宏富，历尽兴衰，影响深远。通宝币制以其内在的历史价值和学术魅力，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货币史学的重大课题。

二

通宝币制的研究，可追溯到唐宋以来历代正史的《食货志》，一般都记述本朝的通宝币制运行与沿革。正史之外的其他史部典籍，如唐代的《唐六典》、《通典》，宋代的《册府元龟》、《通志》，元代的《文献通考》，明代的《续文献通考》、《古今治平略》，清代的"续三通"、"清三通"，以及各朝的《会典》、《会要》等都载有这方面的内容。但严格而论，由于传统时代学人对于经济现象认识理解能力的局限和传统学术中经济史学的有欠发达，致使这些典籍对通宝币制在研究层面上留下的认识成果相当有限。从当代学术的角度而言，毋宁将它们视为通宝币制的基本史料。

从钱币角度研究通宝货币，在中古以来学术史上却一直是门久盛不衰的大学问。唐代有封演的《续钱谱》。南宋洪遵著《泉志》，为现存世的第一部完整的泉学专著。明代有胡我琨《钱通》等。至清代泉学再盛，名著如翁树培的《古泉汇考》，倪模的《古今钱略》，李佐贤的《古泉汇》等。这些著述中保存了通宝钱币文化的大量资料和学者的精到研究。至民国时期，丁福保编著《古钱大辞典》，虽属大型工具书，实际上汇聚了历代有关通宝的拓片和论述资料，代表了民国时期通宝钱币文化研究的水准。凡此，皆为今天深入研讨通宝货币文化营造了丰厚的学术基础。

运用近代经济学和历史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货币，起步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国时第一部中国货币史著作是章宗元的《中国泉币沿革》，1915年出版，全书八节中只有第一节"历代泉币沿革大略及制钱沿革"简略地叙及通宝货币。1925年张家骧出版《中华币制史》，全书十余万字规模，其中第一编述及通宝币制。

五六十年代关于中国历代货币通史的著述有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彭著熔货币史和钱币学于一炉，对两门学科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被学界公认为是标志本世纪中国货币史学发展的里程碑式的巨著。该书在叙述历代货币通史过程中，给予通宝币制空前的关注，对起于唐代迄于明清通宝货币的铸行、购买力、货币理论和信用问题，运用异常丰富的史料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和论述。诸如唐代通宝的币重币轻，宋代的钱荒与铜钱外流，唐宋通宝购买力的波动，明代通宝的行废，清代通宝制钱流通中的银钱比价等通宝币制史上许多重大问题，均作了一定深度的探讨并提出明确的结论，其中不少经典性的研究思路和观点皆泽被泉界，启迪后学。虽然有些论证和看法有待进一步探究和完善，但作者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是仰之弥高的。

60年代问世的断代货币史著，有杨端六的《清代货币金融史稿》，全书七篇中以三篇的规模对清代通宝币制--即制钱制度首次进行了详尽的整理和论述，至今仍是研究清代通宝币制最好的专著。60年代还有胡寄窗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中册出版，该书中册不少篇章也开创性地论述了与通宝币制相关的历代货币思想，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

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在学术界思想解放、百花齐放的新形势下，中国货币史学和钱币学研究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学术界不仅对历代通宝货币进行具体而微的钱币学考察，而且就通宝币制开展的货币史研究也日渐深入，已发表的论文中力作频见，胜义迭出。同时，其间出版的经济史、财政史著述中，也有一些关于通宝币制的精辟论述，如傅筑夫著多卷本《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漆侠的《宋代经济史》，汪圣铎的《两宋财政史》，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李潜龙《明清经济史》等。在古代货币通史方面，萧清推出一卷本《中国古代货币史》，该书以24万字篇幅浓缩地论述了古代货币发生、发展历程，对于通宝币制给予较多关注，在表述角度和侧重点上对彭著有所突破。在货币思想通史方面，叶世昌先生推出了《中国货币理论史》，在系统探究历代货币理论的宏大背景下，论述了自唐宋至近代以来的通宝货币思想，在研究视野和理论诠释上皆有新突破，同时填补了中国近代货币理论专著的空白。80年代出版的萧清的《中国古代货币思想史》、叶世昌的《中国经济思想简史》和赵靖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等，也以不同篇幅论及与通宝币制相关的货币思想，代表了国内学术界在这方面课题上所达到的较高研究水准。

当然，从本课题的学术角度而言，上述货币史著作也存在一些研究和表述的缺憾。首先，这些著述均为全景式货币通史性质，将各个朝代、各种货币统统纳入其研究范围，而不可能对其中的通宝货币作专题深入的探究。迄今尚没有一部通宝币制的学术专著，诚为百年货币史学的一大憾事。其次，从作为一门制度史的学科建设来看，在其逻辑思路、整体结构和表述框架上，存在需要加以完善之处。比如对通宝币制在内涵、外延范围内的一些基本制度范畴研究不尽全面，诸如每个王朝的货币管理体制、铸造机构、铸行法律、法规沿革等币制最基本层面，亦可称为币制的硬件，几乎被忽略而付阙如。

回眸本世纪的货币史钱币学研究，经历了民国和当代两度高潮，其间学人辈出，成果斐然。尤其是八九十年代学术界对通宝币制各个侧面展开的单题研究，逐步廓清对这一历史制度真相的认识，提高了理论诠释水平，近年有关通宝币制的考古文献资料也呈现新的开发局面。值此中国泉学百年总结集成、学术走向世纪换千的历史时刻，系统总结通宝币制史的学术环境和条件已渐趋成熟。

三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在从事江苏货币史研究课题时便萌发了对于通宝币制特别执着的兴趣，在经年思考酝酿后，慎重选择本课题作为学术攻坚的战略突破点，旨在填补学术研究空白，撰成迄今第一部系统论述通宝货币制度创立、发展和衰亡演变史的专题著作--《中国通宝币制史稿》。

关于本书性质，如所周知，古代货币的研究存在货币史和钱币学的学科分野。本书以货币史学的研究为主体，同时遵循当代学术趋势，努力将两门学科紧密结合，扬长避短，力求相得益彰之效。

在占有基本研究成果和学术信息方面，亦付出较大努力。本书稿引用、参考货币史、钱币学和经济思想史著作数十种，以及刊登在高校学报、经济史和钱币学专门刊物百余篇论文，广泛了解和把握海内外在这个领域的学术动态，充分吸取历代学人和时贤研究精华。

在学术创意方面，力求超越既有货币史著的思维定势和研究局限，以社会经济史为基本背景，以通宝币制和币政为研究重点，突出历代封建皇朝在货币制度建设与货币管理决策方面的经济职能和主体作用，尽可能搜集丰富的第一手史料，力求全面具体生动地反映通宝币制运行史貌，深入评析历代有关通宝货币的经济思想，客观展示通宝货币文化的辉煌成就。

对于通宝币制在历代演进中产生的重大历史问题，本书稿也力矫以往史著中考论不力，与一般史事平均使用篇幅诸不足之处，精心排比梳理史料，辨析史实，勾勒脉络，阐明观点和倾向，力求给读者较明晰的回答和有新意的启迪。诸如通宝币制之渊源、通宝之命名、唐代之钱重物轻、唐宋铸钱机构之沿革、宋代之夹锡钱、明清之银钱关系等许多重大问题，均提出作者独到见解，尽量做到根据充分，思路缜密，在自圆其说的基础上有较强说服力。

货币制度论文第6篇

关键词：货币主义；单一规则；经济政策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3（2012）05-0001-03

一、货币主义概述

二战之后，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的凯恩斯有效需求的管理政策，而50年代之后，通货膨胀开始对凯恩斯的经济政策产生了冲击，在此背景下，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弗里德曼创立了货币主义，弗里德曼于1956年发表了《货币数量论—重新表述》—文，强调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是引起经济活动和物价水平发生变动根本的和起支配作用的原因，布伦纳于1968年使用“货币主义”一词来表述其政策主张，此后货币主义被广泛采用。

1973～1974年，主要的西方国家开始出现通胀与实业同时存在的“滞胀现象，凯恩斯的理论无法对滞胀的现象作出解释，于是货币主义开始流行，并对西方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货币主义的主要的代表人物有美国的哈伯格、布伦纳和安德森等人，英国的莱德勒和帕金等人。

货币主义的发展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弗里德曼《货币数量论的论述》文章作为开始；第二阶段，60～70年代，用数学方法建立货币数量模型，即现代货币数量论，货币理论开始成熟；第三阶段，7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各国开始提出并实施一些货币主义的政策措施，货币主义进入试验阶段。

二、货币主义的理论

货币主义的最基本的就是坚持经济自由主义原则，坚信人们在不损害别人的自由的前提下，有根据自己的智能运用他们的能力和机会的自由，认为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是理想的经济制度，是自由的经济体系。货币主义非常重视货币作用，认为货币是推动产量、就业和物价变动的最主要因素。

货币主义从剑桥方程式M=KY出发提出了新货币数量论，认为影响人们货币需求的因素财富总量，人力财富与非人力财富的分配，货币及其它资产的预期收益率，人们对保有货币的偏好等因素，货币数量的论的公式可表示为：

其中：M为个人的货币量；M/P为实际货币需求；y（=Y/P）为实际收入；w为物质资产在总资产中的比例；rm、rb、re分别为货币、股票和债券资产的预期收益率；u为影响货币效用的因素和经济稳定的预期；1/P?dP/dt为价格水平的预期变动率。

在通货膨胀与失业理论方面，弗里德曼将通货膨胀定义引起物价长期普遍上涨的一种货币现象，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与货币量的多少直接相关。币主义根据公式MV=P，方程两边取对数，并对时间t求导得到：

货币主义认为探讨通货膨胀离不开对货币因素的分析，在分析中要注意相对价格变动和平均物价水平变动的界限与一次性物价上涨和持续性物价上涨的界限，货币学派在分析实际的经济问题中非常注重货币因素。

三、货币主义的政策主张

在经济政策主张方面，货币主义主张单一规则；所谓单一规则指的是在制定财政货币政策的时候将货币供应量作为唯一的政策工具，制定货币供应量增长的数量法则，使得货币增长率同的经济增长率保持一致，并且在公众的预期之下。这就要要求货币当局在制定经济政策的时候做到要公开，将政策的预期目标公示，降低人们对政策波动的预期，同时也可以实现对货币当局政策的监督。

同时，货币主义还认为货币当局在制定货币政策的时候，要坚持长期政策的稳定性，避免政策的变动带来经济的波动，这样可以增强货币政策的效果，达到与初始效果相一致。

在货币供给方面，货币主义认为要稳定的货币供应增长率，加强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防止货币供给的剧烈波动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综合来看，货币主义者认为，在长期采取固定不变的货币供应增长率，确保稳定货币，稳定币值，实现物价、经济长期稳定的目标，这三个要点紧密相连。

在汇率政策方面，货币主义主张浮动的汇率制度，要求汇率应当随着国际收支的变动而自动调整，将汇率交给市场去决定，同时政府应当尽量少的去干预汇率市场。

四、货币主义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启示

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未完全的建立，在经济管理中，政府的适当干预是宏观经济调控的必然要求。在实际的操作中，必须的正确的认识货币供给、通货膨胀、经济发展及其相互关系。货币供给必须与经济的发展相适应，不能超越经济的发展的速度，这样就会产生通货膨胀，由于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的连年增加，外汇占款的数量也是急剧的增加，造成我国的货币供给量一直在高位运行，造成我国资产价格如不动产等的价格的上涨，这是货币供给没有控制好的必然结果。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启动了4万亿的扩张计划，增发了大量的货币，货币发行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经济增长率，给经济体注入了过多的流动性，照货币主义的公式就会直接转换为通货膨胀率，资产价格大幅度上涨，给居民的日常生活造成了诸多不良的影响。

在宏观经济管理中，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相互配合，根据实际的经济情况相机抉择，才能起到扩大就业和促进经济稳定的目标。就我国的目前情况而言，应当逐步的降低货币的投放量，通过控制货币的投放来逐步降低通胀水平。

在汇率制度方面，我国现行的是由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资本账户还未开发，但是我国长期处于外贸失衡的状况，资本账户的开发是大势所趋，审慎、高效的监管体系是资本项目开放的制度保障，须加强金融监管力度，这建立监控机制；建立健全各种法规制度，有步骤的开放资本账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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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文杰．古典学派，凯恩斯主义与现代货币学派货币理论的分析与比较[J]．经济师，2010，（9）.

[4]　周炎，陈昆亭．货币主义，实际派还是凯恩斯主义——近现代危机与周期文献综述与思考[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

货币制度论文第7篇

货币供给量是我国货币政策的主要中介目标。这一目标有两层基本含义：一是维持货币量的供求平衡，这是货币政策的基础；二是用货币量作为调控宏观经济的政策工具，这才是货币政策关注的核心。然而，这二者间的关系既相依，又相抵。前者只需要将货币供给控制在货币需求的水平上，即设定货币量为其需求关系所内生确定的，下文称“设定一”；后者则需要有意识地操纵货币量偏离其需求水平，以实现某种调控目标，即设定货币量具有独立于其需求关系之能动性，下文称“设定二”。这两层含义之相依与相抵之处，可以从货币需求关系的实证中揭示出来。货币需求关系的实证研究便是本文的主旨②。

粗览国内学界对货币需求的讨论，发现不少人认为，我国的货币需求关系自改革以来不仅发生了显著变动，而且失去了稳定性。这种观点的基础实据是：改革以来的真实货币增长较持续和显著地高于国民总产值的增长；相应地，货币流通速度持续减慢；另外，货币增长速度对于国民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和通货膨胀率都呈现出正向的前导作用。自此而推出：改革以来的货币量具有显著独立于需求关系的能动性。这一推论显然是对设定二的肯定。

本文首先通过较细致的数据分析，考察上述实据的可信度。然后，用计量模型分析结果，将上述实据的薄弱之处归因于实据背后的货币数量论与我国转轨经济的不相适用。本文的主要结论是，一旦将特有的制度因素考虑进货币需求关系，我国的货币需求便呈现出较强的稳定性③。这意味着，从长期看，货币量是受需求关系所支配的；即便从短期看，用货币量的超需求供给来调控宏观经济的自由度也不大。

一、分析前提

在进入实证分析之前，让我们来澄清以下四点：

1．货币政策的界定。这涉及到我们对货币需求关系的界定。具体地，我国的货币政策工具分五项：（易纲，1996）中央银行对专业及商业银行的贷款，准备金比率，利率及贴现率，备付金率，以及限制贷款总量的存贷比要求。本文将含这五项的货币政策称为广义货币政策，而将仅含前三项的货币政策称为狭义货币政策。鉴于区别广义与狭义的后两项货币政策本质上代表着国有经济部门在计划机制的软预算约束下的投资需求行为，本文将由这种行为引致的货币量变动视为货币需求的变动。换句话说，本文把广义货币政策中政府代表国有的行为从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职能分离开来，仅将后者（即狭义的货币政策）视为货币政策。

2．实证分析的尺度。从对假说的证伪要求看，通用的数据列举方式往往过于粗糙、分辨率低。这里，我们主要规定两种尺度：一是划定肯定理论成立的实据须与数据关系中参数的稳定性（即时不变性）相对应；二是规定理论假定的基本关系一般仅与数据信息中的长期部分相对应。前一规定将理论隐含的性表述为可测信息；后一规定则力图根据理论隐含的抽象长期均衡将数据信息分离成长期与短期部分。后一规定对我们讨论货币政策的短期与长期目标是十分必要的。

3．货币指标的选择问题。在M0、M1和M2三个通用指标中，本文从统计指标的匹配程度出发，选用M1作货币指标。不采用M2的主要理由是，M2包含的货币存量部分，与国民总产值这类代表总收入的流量指标不相匹配。通常，存量与流量之比例时序总是时变的，但这并不反映理论隐含的规律性。M0曾一直是我国主要的货币指标，而且直至九十年代初期，M0一直与M1呈线性同步增长。但近些年来，两者间的差距日趋显著。这反映着活期转帐业务相对于现金业务的迅速增长，即货币总流量中现金比例的迅速下降。这一现象是符合银行业迅速的客观现实的。因此，M1与代表社会总收入的流量指标之匹配程度最好。

4．实证推断所忽略的情况。为简化问题，本文在计量模型结果基础上对上述两个设定做推断时，忽略了两方面的可能性：一是货币政策实施时含系统失误的可能性；二是数据指标统计时含系统误差的可能性。

最后提及一下，本节所用的数据为季度指标，样本期为1978年1季度至1997年1季度。数据指标的定义及技术处理详见附录。

二、数据现象分析

首先，我们来看看经济改革是否改变了货币需求关系？或者货币需求是否受到了结构性冲击？对这类问题持肯定态度的实据通常是基于货币数量论的：

三、制度因素

从一般的经济特征看，我国经济中非市场均衡的制度因素大致源于两个方面：原来单一的中央计划体制与计划和市场并存的转轨体制。从货币需求的角度看，由这二个方面可能引出的制度因素有：由计划控制造成的抑制性投机需求、由计划体制软约束造成的过度资金需求、以及由改革引起的市场化对货币的超常需求（即所谓货币化过程）。在目前通用的货币需求模型中，第一个因素所涉的投机需求用利率变量来表出，而这种需求在我国的受抑制状况可能反映为利率变量在货币需求关系中缺乏解释力；第二个因素对于货币需求的变化可能造成非一般理论规定的变量所能解释的短期冲击；第三个因素则是对式（2．3）所反映的货币对于GDP的中期超量增长的另一种解释，该解释也需要在一般理论之外选择变量。

在选择反映后两个制度因素的变量之前，我们应当对它们的时序特征有一定的预期。具体地，反映软约束需求行为的变量应是不含趋势的振荡时序，而反映货币化的变量则应在有限期内含一定的趋势；它们在充分市场条件下应趋于常数。因此，我们采用广义货币政策中的总存贷比变化率来近似表示第二个因素。对于第三个因素，我们用国有制产出在工业总产出的比例来近似表示。诚然，这种选择不是唯一的。

图五中的左上图为真实货币增长率g（M/P）与银行总存贷比的增长率之变动率gRl的时序图。如果我们假定存款行为基本不受软约束，gRl便能大致反映软约束计划引致的投资冲动。从图中可见，gRl与货币增长率有着一定的同步正向波动性。右上图为两种利率Ri及Rin与通货膨胀率gP的时序图。不难看出，利率基本是随通货膨胀走的，只是其变动十分迟缓，显示出很强的受控性。因此，利率之动态信息很可能被通货膨胀之动态信息所覆盖。图五的下两图分别为国有制工业产出占工业总产出的比例Rf与对数变换了的货币流通速度v时序图和Rf之年增长率gRf与g（M/P）的时序图。从这两图极易看出，由Rf所表示的市场化过程与货币密切相关，货币流通速度递减与计划体制转弱之间具有相同趋势。这表明，样本期按一般货币数量论算出的货币流通速度很可能并不符合一般货币论所定义的速度。这一点从数据指标口径的角度也是较易解释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GDP中很大一部分产品的交换是不需要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而在市场机制下，这部分产品对于货币的交易性需求便成为必须的了。

在讨论了制度因素后，我们是否能把它们与一般货币需求论结合起来，从而找出较为稳定的货币需求关系呢？直观的数据及作图法显然已难以回答这个。下面，我们就用计量模型法来考察这一问题。

四、模型分析

我们的基础模型是对通用的货币需求模型（2．4）的扩展：

实货币增长率之实际值与拟合值的时序图，下图是1995年第1季度至1997年第1季度的实际值与由式（4．2）算出的预测值及其95％的置信区间。

为了考察模型的稳定性，我们在估计参数时采用了递归估计法，即估计时从一初始子样开始（如5年20个样本点），然后逐步增加子样点数反复估计，生成一序列的递增样本期之估值来。图七给出如此估计的两个例子。上图是ECt-4之系数序列的递归估值及其95％的置信区间。我们看到，该系数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一直是比较稳定的，其估值大致落在（-0.25，-0.10）区间。下图则是存贷比增长率之季度变动率gRlt之系数的递归估值序列及其95％的置信区间。不难发现，该系数在九十年代前是显著的，但九十年代初期以来则逐步趋向于零，最终变得不显著了。这便是该变量在式（4．2）被剔除的原因。另外，两个利率变量由于统计不显著也被剔除出式（4．2）。

得出了数据相合的模型（4．2）及其内嵌的长期关系（4．3），我们就有较高的把握来推断，我国改革期间的货币需求还是有规可循的。我们因而也能据模型来考察本文初提出的问题了。

五、结论

首先，若按一般货币数量论考察改革中的货币需求关系，这一关系确实有了结构上的变动。然而，这种变动并不体现在真实货币与收入的单位交易弹性（即m-p∝y中y的系数为一）之时变性上，而是体现在制度变量Rf对一般货币需求关系的扩展之上。在扩展了的货币需求模型中，货币之单位交易弹性仍具较高的时不变性。笔者（Qin，1994）曾用1952年至1991年的年度数据做了基于我国M0的货币需求模型，得出了货币之单位交易弹性未发生显著变动的结论。这一结论在这里再次得到验证。从上节的模型结果看，所谓“货币需求关系在改革的冲击下失去稳定性”的观点，其实是把各变量之样本时序反映出的无规则波动混淆为货币需求关系之结构参数的显著波动了。

其次，在一般货币需求模型中引入表示市场化的制度因素，也为货币流通速度减慢的现象提供了一种合理解释。如果我们参照式（4．3），从按常规的货币流通速度中剔除市场化的，我们便能得出基本不含长期趋势的潜在货币流通速度。可见，不考虑制度因素，我们就易被简单的货币数量论引入货币流通速度持续减慢的迷途。

再次，从存贷比的加速度ΔgRl在样本后期失去显著性的结果看，由总信贷速度激变所表出的软约束曾经对货币需求的增长起激化作用；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化，总信贷的软约束膨胀逐渐减弱，因而对货币过度需求的引致力也逐渐消失。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存贷比并不一定是软约束唯一和充分的表现形式。例如，模型（4．2）中的gRf也有可能反映由软约束引致的国有产出的变动。

另外，利率变量在模型中总是不显著的结果并不出乎意料。这意味着，我国利率调控机制仍显著落后于市场化的改革进程。诚然，近年来中国的利率种类增多，这里所用的利率指标也许不能充分代表模型中利率变量的功能。但就所用的利率指标而言，其所代表的由持币成本引致的投机需求，不论在长期还是短期，基本都被通货膨胀率所覆盖。

货币制度论文第8篇

关键词：倒逼特性；协整；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反应

货币供给属性之争是货币经济理论界长期存在的现象。在实际争论中，无论是货币供给外生论者还是内生论者都将货币供给机制的运作方向作为其立论基础。外生货币供给理论坚持货币供给“乘数机制”，认为货币供给是基础货币通过乘数效应实现的，是基础货币决定货币供给量。而内生性理论则相反，其货币供给机制可称之为“倒逼机制”，而货币供给量对基础货币供给的“倒逼”是最后一个环节。同时，在现实经济实践中，货币政策制订者都以货币供给机制的运作方向为依据而制订货币政策，故以基础货币供给为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因此，研究一国的货币供给机制运作方向，尤其是基础货币供给机制的运作方向,无论是对货币经济理论的发展，还是对一国现实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评判以及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都具有重大意义。

一、理论综述

目前，对货币供给机制运作方向的理论研究都体现在货币供给属性的研究之中。现代主流内生货币供给理论都体现出货币供给的“倒逼机制”。Siney·S·Weintraub（1978）在论述其货币供给内生性时，基于工资加成的价格形成定理认为，货币工资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导致货币收入的增加，造成既定实际产出水平下的交易性货币需求的增加，假定货币流动速度不变，中央银行为了维持充分就业和实际产出的增长，就必须增加货币供应。Nicholas·Kaldor（1982）在从中央银行充当“最后贷款人”职能的角度论述货币内生性时认为，虽然从形式看，现有的货币供应量都是从中央银行渠道出去的，但实质上并不完全由中央银行自主决定，是中央银行被动地适应公众货币需求的结果。这是因为公众的货币需求经常大量地表现为贷款需求，而银行贷款和货币供给量是紧密相关的，银行贷款的增减实际增减了现有货币供给量。Basil·J·Moore（1988）在论述基础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时，基于中央银行调控货币供给的“三大法宝”，认为基础货币的投放取决于商业银行对流动性的需求。

上述货币供给理论的逻辑可以概括为：“实际经济因素货币供给基础货币供给”的一般形式。可以看出在货币供给的“倒逼机制”中，货币供给对基础货币供给的“倒逼”是其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同时，由于各国中央银行都把基础货币供给作为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因此，从经济实践角度来说，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倒逼”环节。

经验研究的程度取决于理论研究的发展水平。基于当代货币供给内生理论，国外学者展开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具体到最后“倒逼”环节的实证研究文献比较有限。其中比较有名的是Lombra、Torto（1973）以及Forman、Groves和Eicher（1985）的实证研究，他们证实了美国基础货币的变动是被动的和适应性的。

我国学者在对我国货币供给内生性的实证研究中，其“倒逼特性”只体现到实际经济因素对货币供给量的“倒逼”这一层次。然而，外生货币供给论者都将基础货币与货币供给量的关系作为其主要立论基础：M·Friedman，A·Schwartsz（1963）、Phillips·Cagan（1965）、Jerry·L·Jordan（1969）、Albert·E·Burger（1971）等都分别从基础货币通过货币乘数决定货币供给量这一角度论述其货币供给外生性思想，并进行相应的实证检验。因此，从这一角度说，我国相关学者的实证研究是不够彻底的，并不能从外生货币供给论的立论基础角度反驳外生货币供给理论，其实践意义也必然是有限的。

对我国货币供给“倒逼机制”的实证研究必然涉及到实证研究路径的选择问题，而合理的路径选择取决于相关理论争鸣的焦点及其表现形式。因此，笔者将以基础货币和货币供给量为主要变量，展开对我国货币供给“倒逼机制”，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环节的实证研究。

二、数据说明和计量分析

基于上述理论探讨，本文将通过对基础货币与货币供给量之间计量关系的研究，以检验我国货币供给机制的运作方向问题。为了表述的全面性，文中将同时分别检验广义货币供给（M2）和狭义货币供给（M1）与基础货币（B）的关系。

由于1997年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统计制度进行了较大调整，因此，1997年以后的数据与以往的历史数据是不可比的。本文选取从1998年第一季度到2006年第三季度的数据，共35组作为样本。数据来源于《中国金融年鉴》各期，其中2006年的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月报。为了消除数据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性，本文对其取对数值，得三个变量：LNB、LNM2、LNM1，分别代表基础货币、广义货币供给、狭义货币供给。实证检验过程如下：

（一）ADF检验

由于采用非平稳序列建立模型将很可能导致伪回归。故在分析时间序列问题时，进行单位根检验是必要的。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对原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后得到的ADF统计量若大于给定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则所检验序列为非平稳序列，反之亦然。若为非平稳序列，则继续对其一阶差分序列进行检验，以确定其单整阶数。本文采用麦金农临界值，对上述各序列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上述检验结果表明，LNM2、LNM1、LNB都具有单位根，而其一阶差分为平稳序列，即为I（1）序列。

（二）协整关系检验

协整是指若干个单整阶数相同的时间序列的某种线性组为平稳序列，它可以表明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关系。本文采用Engle和Granger于1987年提出的两步检验法（EG检验），分别对LNM2、LNB以及LNM1、LNB进行协整检验。

1、对LNB、LNM2进行协整检验

第一步：对LNB、LNM2建立协整回归模型：

LNB=2.243+0.696LNM2

第二步：令

E2=LNB-2.243-0.696LNM2

对E2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E2已经是平稳序列。故LM2与LNB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

这样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以表明LNB和LNM2之间的短期变动关系。经过多次试验，删除不显著的滞后量，采用广义差分法得到方程如下：

上式四个变量的系数都有正确的符号，并且各系数都是显著的，DW统计量表明残差项之间不存在序列相关，因而上式是理想的单方程误差修正模型。

2、对LNB、LNM1进行协整检验

第一步：对LNB、LNM1建立协整回归模型：

LNB=2.803+0.708LNM1

第二步：令

E1=LNB-2.803-0.708LNM1

对E1进行单位根检验，同样发现E1也已经是平稳序列，故LNM2与LNB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

同样经过多次试验，删掉不显著的变量，我们可以得到误差修正模型：

上式四个变量的系数都有正确的符号，并且各系数都是显著的，DW统计量表明残差项之间不存在序列相关，因而上式也是理想的单方程误差修正模型。

三）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Granger（1969）提出，如果由yt和xt滞后值所决定的yt的条件分布与仅由yt滞后值决定的条件分布相同，则称两序列存在格兰杰非因果性；若加入xt滞后变量有助于改善yt的预测精度，则称两序列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对上述各货币供给对数序列两两配对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4可以看出，在1998到2006年的季度数据样本区间内，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LNM2是LNB的格兰杰原因，LNB却不是LNM2的格兰杰原因；LNM1是LNB的格兰杰原因，LNB却不是LNM1的格兰杰原因。说明我国货币供给体系存在明显的“倒逼机制”，具有显著的“倒逼”特性。至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我国货币供应体系中，是广义货币供给以及狭义货币供给决定基础货币供给，而不是外生货币供给论所认为的狭义货币供给通过乘数效应决定广义货币供给的外生货币供给思想。

（四）VAR模型的方差分解和脉冲反应分析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只能说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但不能说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强度。本文通过对VAR模型的方差分解和脉冲反应分析，揭示出货币供给对基础货币的动态影响过程。

1、方差分解分析

方差分解的基本思想是,把系统中每个内生变量的波动按其成因分解为与各方程新息相关联的各部分，从而了解各新息对模型内生变量的相对重要性。方差分解不仅可以对样本期间以外的因果关系检验,而且还将每个变量的单位增量分解为一定比例的自身原因和其他变量的贡献。笔者通过建立VAR（2）模型，进而得出方差分解结果。为了更形象地反映各变量贡献的变化趋势，文章用趋势图给出（见图1和图2）：

从图1可以看出，从第三期开始，广义货币供给（LNM2）对基础货币供给（LNB）的影响持续、显著地增大，而基础货币对其自身的影响却持续地明显降低。

从图2可以看出，从第一期开始，狭义货币供给对基础货币供给的作用就显著地增强，在第十二期就占到基础货币供给预测误差的50%，并且之后依然持续增强其对基础货币供给的影响。而基础货币对其自身的影响却是相反的。

2、脉冲反应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是试图描述任意一个变量的扰动是如何通过模型影响所有其他变量的，并最终又反馈到自身的过程。本文通过建立VAR模型，利用脉冲反应函数来分析LNB对LNM1、LNM的动态冲击的反应。

从图3可以看出，在第一期基础货币（LNB）对其自身的一个标准新息立刻有较强的反应，供应量增加了约0.042左右，但影响的时间不长，到第四期就回到原来的水平，以后一直以一个持续的、稳定的微弱负值影响基础货币的供给；而广义货币供给虽然在第二期对基础货币有一个微弱的负向影响，但很快从第三期开始就以一个持续的、稳定的较强正值影响着基础货币的供给。这与上述协整检验以及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是吻合的。并且广义货币供给对基础货币供给有较强的决定作用。

从图4可以看出，其基本结构与图1相似，第一期基础货币对自身的一个标准差新息立刻起反应，但很快就回复到一个持续、稳定微弱的负值影响；从第二期开始，狭义货币供给（LNM1）就以一个较强的正向值作用于基础货币供给，并且之后以一个较大正值持续稳定地作用于基础货币的供给。而且与图3中不同的是，狭义货币供给并没出现任何对基础货币供给的负向作用，这应是狭义货币比广义货币具有更强流动性的缘故。

三、结论

通过对我国货币供给与基础货币供给（对数）变量之间关系的计量检验发现，各层次货币供给对基础货币供给具有持续的、显著的决定作用，本文通过分析得到的基本结论如下：

第一，在货币供给量与基础货币的长期均衡关系上，无论是广义货币供给还是狭义货币供给都与基础货币供给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说明我国的货币供给与基础货币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这一点，主流的内生货币供给理论和外生货币供给理论都是认可的。

第二，从货币供给和基础货币的Granger因果关系来看，无论是广义货币供给还是狭义货币供给对基础货币的变化都存在显著的Granger影响，表明我国货币供给机制存在显著的“倒逼”特性，而不是外生货币供给论者所长期坚持的由基础货币通过乘数效应决定货币供给的外生性思想。

第三，通过方差分解分析，识别了货币供给对基础货币变动的动态影响过程。方差分解的估计结果表明，货币供给在长期和短期对基础货币的影响是非常显著而持续的，“倒逼”特性非常明显。

第四，通过估计VAR模型的冲击反应分析，可以看出货币供给对基础货币冲击的动态反应路径。发现货币供给对基础货币的冲击效果是持续而稳定的。估计结果不仅再次验证了货币供给对基础货币的“倒逼”特性，而且具体描述了货币供给对基础货币的动态影响。

参考文献：

1、米什金.货币金融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2、弗里德曼.货币稳定方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3、盛松成等.现代货币经济学[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4、宁咏.内生货币供给:理论假设与经验事实[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货币制度论文第9篇

【关键词】 唐宋；钱法；辑考

一、《隋唐五代钱法辑考》研究意义

1、文献补白意义

自秦汉以降，货币法制的创制与厘革为历代王朝所重视。除出土简牍所见秦《金布律》、汉《钱律》以外，古代货币法制资料多散见于各类文献之中，目前尚无关于古代钱法史料的系统辑佚、考证成果。隋唐五代是中国货币体制急剧变化的重要历史阶段，钱法呈现律、令、格、敕多种法律形式并存的形态，并对后世货币立法格局产生直接影响。本课题集散见隋唐五代钱法资料之大成，全面展示这一时期货币立法演进之全貌。由此上钩下联，触类旁通，最终完成古代钱法史料的系统整理，为重新认识古代经济法律提供资料储备和研究基础。

2、理论创新意义

作为中国古代经济法制的转型阶段，隋唐五代占据上承秦汉魏晋，下启宋元明清的枢轴地位。这一阶段货币法律思想的发展与实践，兼具传承与创新精神，对货币政策调整、法律修订以及司法实践产生深远影响。课题研究以法制变迁为主线，系统考察律令、诏敕、奏议、策对、诗文资料所蕴含的钱法思想。从法律创制、法律适用、法律文化的综合视角，探讨隋唐五代时期货币法律思想的发展脉络、内涵特征、理论贡献及实际应用等问题，为法律史学的纵深研究与协调发展贡献力量。

3、实践借鉴意义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重要阶段，在调整货币政策、平衡财政收支、抑制通货膨胀等领域亟需理论参考和历史借鉴。本课题从历史的角度观照重大现实问题，通过对钱法渊源、钱法职能、钱法理论、钱法实践、矿冶法制等具体问题的研究，在查明隋唐五代货币法律变化过程和主要特征的基础上，分析信用货币体系发展完善的有效路径和运行状态，强调经世致用，重视学术创新，为我国当论决策、经济发展和法治进步提供理论借鉴。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中国古代关于币制沿革的著录始于萧梁时顾@《钱谱》，后又有封演、姚元泽等诸家著述，惜皆散佚。当世所存者，以南宋洪遵《泉志》最古。此类著作多编年为次，以著录历代铸币沿革、款式为主。民国以来，结合出土、典藏文物对历代货币进行研究的路径，对近现代钱币研究产生重要影响。以下从货币通论、货币法制、货币职能三方面介绍国内外研究现状：

1、货币通论

此类研究成果承用前代经济史、货币史研究路径，重在介绍历代货币发展演进，对查明货币演化、铸币形制、货币政策等问题具有参考价值。前辈学者侯厚培、周伯棣、彭威信、牧野巽、郭彦岗等在该领域均有论著。

2、货币法制

学界从法律史学角度对古代钱法的研究成果较为有限，卢向前、闫晓君、唐金荣等学者利用传世典籍和出土文献，对钱法演进、赃钱征纳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石俊志《中国货币法制史概论》和《中国货币法制史话》是目前货币法制研究的代表作，分别以断代和币制两条线索，阐释古代货币法制发展脉络与适用问题。

3、货币职能

货币职能研究一直是古代货币研究的重点所在。作为信用货币，铜钱承担价值尺度、流通职能、价值贮藏、支付手段等基本职能。加藤繁、戴振辉、陶希圣、王永兴、卢向前、渡边信一郎、傅筑夫、李锦绣等学者对隋唐五代时期钱绢估算、铜禁管理、铸币比价、财政收支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综上所述，现有成果从货币通论、货币法制、货币职能等诸多角度进行研究，对隋唐五代钱法辑佚、考释与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为本课题的深入展开提供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目前从经济史、货币史角度进行的相关研究仍占据主流，现有钱法研究重述、描摹气息浓厚，古代钱法的整体架构、发展变化及实际运行等重大问题尚不清晰。在研究视野与研究方法层面，尚未充分彰显法学属性与特色。因此，有必要在系统辑佚、考释隋唐五代时期钱法史料的基础上，运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对这一特定历史时期钱法的沿革兴替与实际运作进行系统考察。

三、《隋唐五代钱法辑考》概说

1、研究目标

在系统辑佚、考释隋唐五代钱法资料的基础上，运用辑佚与考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形成一部系统探讨隋唐五代货币立法、货币政策、货币理论、司法实践的有独立见解的力作。

2、研究内容

本课题是关于隋唐五代时期铸币法制的综合研究，主要内容包括上篇“隋唐五代钱法辑佚”与下篇“隋唐五代钱法考证”两部分：

上篇：《隋唐五代钱法辑佚》。本篇为钱法史料辑佚。主要从《通典》、《唐会要》、《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资治通鉴》、《唐大诏令集》、《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文苑英华》等传世古籍及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分类辑录相关史料，并以年代为序编次。辑录的“钱法”条目由题名、时间、正文、来源、按语五部分组成，最大程度保证史料的原始性、权威性与完整性。原文阙名或确不合理者，题拟新名。所辑条目逐一注明出处，辨析异同，旁采博引，辨析考订。凡属订正原文讹误者，则以校勘记方式附于文末。依据史料性质与内容，该篇结构设计如下：

（1）钱法律敕资料辑录。隋唐五代律令之中“钱法”相对稀见，直接关联者，目前仅存《唐律疏议・杂律》“私铸钱”条、《神龙散颁刑部格》“私铸钱”条、《宋刑统・杂律》“私铸钱”条引唐“刑部格敕”条。就法律形式而言，唐代钱法主要表现为诏敕形态，并对律、格等“常法”修订具有直接影响，如“刑部格敕”内容即本于永淳元年五月敕文。本章主要辑佚隋唐五代钱币铸造、流通、贮藏、支付领域的律令、诏敕史料，编纂“隋唐五代钱法律令诏敕系年要录”。

（2）钱货奏议资料辑录。隋唐五代时期，国家时常召集臣僚讨论币制厘革、民间私铸、钱重物轻、币制折算等重大议题。官员还可以疏奏、策问、拟判等形式，发表关于钱法的观点。陈子昂、陆贽、韩愈、元稹、白居易、杜甫、罗周胤、程逊等关于当时钱法变迁与运行的表状、诗文材料，是反映唐代钱法理论与实践的原始依据。本章主要辑佚隋唐五代士人关于钱法的奏疏、论著、策对、拟判等资料。

（3）矿冶铜禁资料辑录。针对民间私铸、恶钱滥行、销铸牟利、物价波动等问题，隋唐五代时期制定了较为严格的铜禁规范。与铸钱关联的铜铁开采、征收史料，散见于唐《考课令》、《杂令》及诏敕之中。本章重点辑录隋唐五代时期铜矿管理、赎铜缴纳与折算、民间、寺观铜器管理等史料。

（4）铸钱监使资料辑录。隋唐五代少府监下设铸钱监，开元二十五年二月，监察御史罗文信充诸道铸钱使，此为铸钱使职设立之始。本章辑录隋唐五代钱监资料，考订各地钱监与铸钱使设置、沿革与变迁史料，力图体现专题研究与通论研究的有机结合。

下篇：《隋唐五代钱法考证》。中国古代钱法始于秦汉，《睡虎地秦墓竹简・金布律》、《二年律令・钱律》是秦汉时期货币法制的代表。《唐律疏议》与《神龙散颁刑部格》“私铸钱”条，及隋唐五代时期百余道诏敕，则反映了近四百年间钱法厘革的实际状况。后世宋、元、明、清钱法，大致沿袭前朝典制。《宋史》卷一百七十九《食货下一》：“宋货财之制，多因于唐。”《明会典》卷三十四《户部三》“钱法”涉及铸币规格、管理、折算、私铸等。《大清律例》卷十一《户部》“钱法”调整货币铸造、流通、铜禁等，并附条例若干。可见，研究隋唐五代转型社会货币法制，对于查明中国古代法治建设与社会发展关系问题，具有重大借鉴意义。隋唐五代钱法并无专书可据，相关资料散见于正史、诏敕、奏议、政书、律典、文集、稗史，以及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之中。作为学术研究的必备条件，隋唐五代时期钱法史料的分类、分期辑佚及考释成果尚属空白。本篇研究以历代钱法规则变迁为背景，以隋唐五代法制运行为剖面，依托系统、完整的钱法辑佚史料，彰显专题研究特色，强调综合互补方法，对以下问题进行研究：

①钱法渊源考。历代钱法在调整范围、对象与方式等方面损益之脉络清晰可寻。本章将以隋唐五代时期钱法为研究样本，利用传世文献、秦汉简牍和出土文书，上溯秦汉，下探宋元，关注中古时期经济法律形式的演变历程，重点研究晚唐五代转型社会钱法的变迁历程。

②钱法职能考。本章主要考察钱法规则在调整货币铸造、流通、贮藏、支付领域的作用。透过法制变革和实际运行的视角，以“开元通宝”钱的铸造、流通、贮藏等问题为线索，从法治视野关注币制改革、盗铸私铸、铜器铸造、实钱虚钱、实估虚估等问题，尤其注意晚唐、五代丧乱时期杂钱流通制度、地方割据政权钱法等专题的研究。

③钱法理论考。本章通过考订、分析律令诏敕、臣属奏议以及诗文判牍等原始资料，归纳、总结隋唐五代时期依法调整货币制度的思想与学说，与不同历史时期货币理论进行比较研究，为当代货币政策调整、抑制通货膨胀等提供历史参考。

④钱法适用考。罚、没、赃、赎收入是隋唐五代国家重要财政来源，处罚、抄没、计赃、赎铜均与钱法直接关联，是钱法适用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唐律》规定了以绢估计赃标准，但中晚唐以后绢帛货币职能渐趋弱化，以钱评赃制度渐成司法常态，并在各类文献中有大量案例可资印证。本课题运用个案分析及数据统计方法，结合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考察钱法在定罪量刑领域的功能体现。

⑤矿冶法制考。货币铸造与铜、锡、铅、铁等矿产开采、冶炼、交易、持有、管理等法律问题直接关联。尤其是关于铜禁方面的律令、诏敕，以及银、铁、锡等矿藏管理，在隋唐五代矿冶法规中占据相当比例，遂拟设专题予以讨论。

3、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1）依托《中国古代法律辑考》（北法文[2013]5号）、《古代法制资料钩沉》等大型课题，突出断代研究特色，完成隋唐五代时期钱法史料辑佚，为古代经济法律系统研究提供前期准备。

（2）以资料辑考为基础，强调专题考察特色。逐步展开关于中国古代经济法制若干重大问题的研究，为重新审视中国法律史学和构建经济法史部门贡献力量。

（3）重点关注货币法制与政治变革、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系，弘扬优秀传统法律文明，突出法律史学研究的时代借鉴价值，为我国当代金融政策调整及经济法律制定提供参考。

四、结论

在以上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上得出本课题的主要结论：隋唐五代是我国中古时期货币法制发展和运行的重要阶段，是传统铸币本位体制逐步向纸币本位时代过渡的关键时期。各阶段货币法制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隋初至开元中期，承接秦汉以来货币法制传统与货币政策理论，实行开铸新币，法禁私铸，钱货兼用，驱逐恶钱等政策；开元末期至五代十国，社会状况急剧变化，为解决财政危机，保障开支用度，国家推行调整禁榷、厘定赋税、铸造杂钱、申严铜禁等措施。各阶段钱法创制与适用之间既有传承又富变化，反映出法制运行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密切关系，彰显了社会变革时期的时代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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