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金融论文第1篇

一、开发西部的战略原则

1、重点开发与综合统筹相结合。对于开发西部的战略安排,目前专家学者见仁见智,但一般都主张将重点放在江河综合治理、环境保护、基础设施、资源开发等方面。应该说,这些主张都有一定的道理,也是开发西部必须重点考虑的。但持这些观点的学者也只是站在各自的角度分析问题,缺乏统筹性。笔者认为,开发西部应进行系统规划。

首先,在时间安排上应分阶段进行。自80年代初开始,在特区理论和“梯级理论”两个重要理论的支持下,我们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开发了东部。由于良好的自然条件和基础设施,伴随着国内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全球经济的复苏及较长时期的繁荣,东部地区的经济从开发到成熟只用了二十年时间。相比而言,西部地区基础设施落后,自然条件严酷,因而开发所需时间可能不会短于东部地区,也就是说不会短于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对于这二十年时间的安排,我们考虑至少应该用大约五年左右的时间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是交通、通讯、生态以及环保等建设;接着再用大约五年左右的时间进行资源开发,主要是资源本身的开发,同时做好生态与环保工作;然后用五年到十年的时间发展西部地区的加工工业,这种加工工业必须以西部的资源为依托,以提高产业关联度为基础。当然,这三个阶段开发的内容虽然各有重点,但也不能截然分开。

其次,西部开发必须走综合规划、综合开发之路。在中央提出开发西部的战略构想后,西部各省区都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列出了诸多开发项目。但冷静观察就会发现,在热情的背后却缺乏一个开发的整体构想和综合规划。而这正是目前西部开发中最需要的。之所以如此考虑,理由在于,一是考虑到该地区发展的可持续性。在人们的意识中,西部地区蕴藏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原材料,开发西部就是将这些能源、原材料开发出来,源源不断地输向中东部地区。如果按这种认识和思路开发西部,一旦将来西部地区的资源枯竭,这一地区经济的发展将面临无法估计的困难。前苏联巴库石油城的盛衰过程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二是考虑到战略大循环因素。从战略循环讲,将来东部地区应该、也必定率先溶入国际大循环,即走两头在外的路(这一迹象已现端倪),至少部分依赖于外部,而广大的西部地区则更容易走一头在外之路。这样,西部地区就不能只作为中东部地区的能源、原材料基地而开发,必须从长远着想,做好开发前的综合发展规划,走综合开发和可持续发展之路。

2、区域开发与整体带动相结合。对于开发西部的主张,许多人认为不过是开发完东部后的又一区域开发战略,其最大的受益者是西部诸省区,所以,他们对西部开发不报什么热情。其实,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纵观二十年的经济发展,我国经济增长主要经历了两个大的周期,第一个周期的复苏期开始于1982年,第二个周期的复苏期开始于1991年,每个周期大约10年左右时间。如果纯粹从时间轮回过程分析这种周期,可以看出我国经济的周期波动大约十年左右时间为一个周期。按这种时间周期分析,我国宏观经济在经过90年代末的几年衰退后,应该在2001—2003年出现一个新的复苏,开始一个新的周期。进一步讲,以往两个复苏,都与当时国家宏观经济战略中的两次大规模开发有直接关系。众所周知,80年代初我国实施了以开发深圳为龙头的特区开发计划,这是整个80年代经济增长的基础;90年代初国家又实施了海南开发(后来搁浅)与上海浦东开发计划,这次开发(尤其是上海开发)成了整个90年代全国经济繁荣的基点。因此,在宏观经济增长中除了常规增长的部分外,国家实施地区开发则是宏观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初始推动力。

不过,前两次开发说到底还只是一种“点”式开发,形成的也不过是一种增长点。与此不同,西部开发涉及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以及新疆等省(区),形成了一条面对中东部地区的弧线或称为弓型线,该线极易辐射成面,从而成为面的开发。同时西部开发在难度、辐射面、投资量、纵深度等方面都远非东部开发所能比,国家在过去20年中一直未走这步棋,其原因也正在于此。所以它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在时间上和力度上均会大于以往两次。从这个意义上讲,西部开发不但是西部地区的事,更是全国的事。退而言之,根据“短边理论”,尽管短边所占比重小,但它会影响整体达到最高水平。西部地区占国土面积广,人口虽然相对较少,但贫困人口占比高,如果现在不开发西部地区,使西部地区经济有一个迅速发展并在20年左右的时间内赶上东部地区,那么要在21世纪实现全国宏观战略目标,不但可能性不大,而且还会因为地区差异过大而导致整个西部地区的不稳定,以致使全国稳定的政治环境遭到破坏,全国的经济发展也将受到干扰,甚至完全破坏。从这层意义上说,西部开发也不仅是西部地区自身的事,而且是全国的事。

3、政府干预与市场配置相结合。纵观国内外对相对落后地区的开发史,其形式和措施各有不同。美国开发西部时,采取了自由放任的政策。投资者在西部每开垦一英亩土地,政府只收取1.25美元的象征性费用,然后承认开垦者对土地的所有权。在这种开发模式下,开发缺乏规划性和整体性,投资者只从自身利益出发,对土地进行了掠夺式开发,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和破坏。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五”时期,我国主要从军事战略利益出发,也对西部地区进行了开发。但这种开发是在中央计划经济模式下进行的,在开发中,一方面是中央加大直接投资,另一方面则由中央号召各地无偿提供人财物。中央加大对该地区的投资,应该说是符合投资规划要求的;而各地在西部所进行的所谓投资,却是靠行政命令进行的,甚至违背了投资者的意愿。因而,尽管这一时期的投资对我国西部地区近半个世纪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也不能说这是一种成功的运作方式,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这种投资运作方式必然走向失败。另一方面,在这次开发中,中央政府采取了“钳入式”投资模式,所形成的项目缺乏与当地经济的产业联系,形成了“飞地”经济,导致广大的西部地区长期难以统一的“二元经济结构”。

西部金融论文第2篇

一、开发西部的战略原则

1、重点开发与综合统筹相结合。对于开发西部的战略安排,目前专家学者见仁见智,但一般都主张将重点放在江河综合治理、环境保护、基础设施、资源开发等方面。应该说,这些主张都有一定的道理,也是开发西部必须重点考虑的。但持这些观点的学者也只是站在各自的角度分析问题,缺乏统筹性。笔者认为,开发西部应进行系统规划。

首先,在时间安排上应分阶段进行。自80年代初开始,在特区理论和“梯级理论”两个重要理论的支持下,我们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开发了东部。由于良好的自然条件和基础设施,伴随着国内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全球经济的复苏及较长时期的繁荣,东部地区的经济从开发到成熟只用了二十年时间。相比而言,西部地区基础设施落后,自然条件严酷,因而开发所需时间可能不会短于东部地区,也就是说不会短于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对于这二十年时间的安排,我们考虑至少应该用大约五年左右的时间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是交通、通讯、生态以及环保等建设;接着再用大约五年左右的时间进行资源开发,主要是资源本身的开发,同时做好生态与环保工作;然后用五年到十年的时间发展西部地区的加工工业,这种加工工业必须以西部的资源为依托,以提高产业关联度为基础。当然,这三个阶段开发的内容虽然各有重点,但也不能截然分开。

其次,西部开发必须走综合规划、综合开发之路。在中央提出开发西部的战略构想后,西部各省区都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列出了诸多开发项目。但冷静观察就会发现,在热情的背后却缺乏一个开发的整体构想和综合规划。而这正是目前西部开发中最需要的。之所以如此考虑,理由在于,一是考虑到该地区发展的可持续性。在人们的意识中,西部地区蕴藏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原材料,开发西部就是将这些能源、原材料开发出来,源源不断地输向中东部地区。如果按这种认识和思路开发西部,一旦将来西部地区的资源枯竭,这一地区经济的发展将面临无法估计的困难。前苏联巴库石油城的盛衰过程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二是考虑到战略大循环因素。从战略循环讲,将来东部地区应该、也必定率先溶入国际大循环,即走两头在外的路(这一迹象已现端倪),至少部分依赖于外部,而广大的西部地区则更容易走一头在外之路。这样,西部地区就不能只作为中东部地区的能源、原材料基地而开发,必须从长远着想,做好开发前的综合发展规划,走综合开发和可持续发展之路。

2、区域开发与整体带动相结合。对于开发西部的主张,许多人认为不过是开发完东部后的又一区域开发战略,其最大的受益者是西部诸省区,所以,他们对西部开发不报什么热情。其实,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纵观二十年的经济发展,我国经济增长主要经历了两个大的周期,第一个周期的复苏期开始于1982年,第二个周期的复苏期开始于1991年,每个周期大约10年左右时间。如果纯粹从时间轮回过程分析这种周期,可以看出我国经济的周期波动大约十年左右时间为一个周期。按这种时间周期分析,我国宏观经济在经过90年代末的几年衰退后,应该在2001—2003年出现一个新的复苏,开始一个新的周期。进一步讲,以往两个复苏,都与当时国家宏观经济战略中的两次大规模开发有直接关系。众所周知,80年代初我国实施了以开发深圳为龙头的特区开发计划,这是整个80年代经济增长的基础;90年代初国家又实施了海南开发(后来搁浅)与上海浦东开发计划,这次开发(尤其是上海开发)成了整个90年代全国经济繁荣的基点。因此,在宏观经济增长中除了常规增长的部分外,国家实施地区开发则是宏观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初始推动力。

不过,前两次开发说到底还只是一种“点”式开发,形成的也不过是一种增长点。与此不同,西部开发涉及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以及新疆等省(区),形成了一条面对中东部地区的弧线或称为弓型线,该线极易辐射成面,从而成为面的开发。同时西部开发在难度、辐射面、投资量、纵深度等方面都远非东部开发所能比,国家在过去20年中一直未走这步棋,其原因也正在于此。所以它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在时间上和力度上均会大于以往两次。从这个意义上讲,西部开发不但是西部地区的事,更是全国的事。退而言之,根据“短边理论”,尽管短边所占比重小,但它会影响整体达到最高水平。西部地区占国土面积广,人口虽然相对较少,但贫困人口占比高,如果现在不开发西部地区,使西部地区经济有一个迅速发展并在20年左右的时间内赶上东部地区,那么要在21世纪实现全国宏观战略目标,不但可能性不大,而且还会因为地区差异过大而导致整个西部地区的不稳定,以致使全国稳定的政治环境遭到破坏,全国的经济发展也将受到干扰,甚至完全破坏。从这层意义上说,西部开发也不仅是西部地区自身的事,而且是全国的事。3、政府干预与市场配置相结合。纵观国内外对相对落后地区的开发史,其形式和措施各有不同。美国开发西部时,采取了自由放任的政策。投资者在西部每开垦一英亩土地,政府只收取1.25美元的象征性费用,然后承认开垦者对土地的所有权。在这种开发模式下,开发缺乏规划性和整体性,投资者只从自身利益出发,对土地进行了掠夺式开发,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和破坏。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五”时期,我国主要从军事战略利益出发,也对西部地区进行了开发。但这种开发是在中央计划经济模式下进行的,在开发中,一方面是中央加大直接投资,另一方面则由中央号召各地无偿提供人财物。中央加大对该地区的投资,应该说是符合投资规划要求的;而各地在西部所进行的所谓投资,却是靠行政命令进行的,甚至违背了投资者的意愿。因而,尽管这一时期的投资对我国西部地区近半个世纪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也不能说这是一种成功的运作方式,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这种投资运作方式必然走向失败。另一方面,在这次开发中,中央政府采取了“钳入式”投资模式,所形成的项目缺乏与当地经济的产业联系,形成了“飞地”经济,导致广大的西部地区长期难以统一的“二元经济结构”。

改革开放以后的90年代初,我国对海南省也进行了开发,虽然当时我们已有了开发深圳的经验,但还是采取了一种近乎自由化的开发模式,一哄而上,没有体现出海南特色,却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类似美国西部开发时的混乱。

今天重开开发西部之战,我们已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也积累了一定的管理市场的经验,因此,不能再采取前面几种模式,而应该体现新体制下市场机制对社会资源的配置作用。现市场经济,是政府干预下市场对资源进行配置的机制,既不完全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也不是中央行政命令型的计划经济。在西部开发中所谓体现市场经济的特点,就是既要运用市场进行社会资源的配置,又不能放弃政府对开发的规划和干预。具体来讲,首先,如前文所述,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必须对整个开发进行总体规划,不能放任自流,更不能抛开可持续发展谈开发西部;其次,除了政府的财政投资外,其他投资基本上都应实行有偿投资,要尊重和保护投资者的权益;再次,中央政府对西部的投资应结合西部地区产业特征,并加强新投资与原有基础之间的产业联系,对民间投资进行产业规划指导,甚至在必要时对部分不符合产业发展要求的投资坚决采取拒入的强硬态度。

二、开发西部应有的金融支持

现代金融业对国民经济的功用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调控国民经济的运行,其二是具体从事商业性金融活动从而支持微观经济。在开发西部过程中,金融业必须在遵循开发西部战略原则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自身独有的功用,支持西部开发。

1、策划扩张战略。在我国经济生活中,近来有三件事一直是人们议论的话题,即国企改革、“入世”及西部开发。由于这三件事的提出有先有后,专家学者也分别对其发表了各自看法,但这些观点和看法基本上都是将这三个问题割裂开来进行了研究。事实上,在未来的几年中,这三个问题将同时影响我们的经济生活。所以,我们的研究必须综合考虑这三个因素。

前文指出,西部开发必须坚持市场化开发同政府干预相结合的原则,那么,除了政府作为投资主体之一外,其他各种投资者如企业也应是开发西部的主体。显然,从企业这个主体讲,仅仅依靠西部地区的企业开发西部,实践已经证明是不现实的;东部地区的大企业在西部进行投资,尽管资金实力强于西部地区的企业,但也可能仍然是零星的。开发西部,需要众多的企业集团和大型企业配合以各种中小规模的企业进行,这就要求有大型的企业集团。但在现有企业体制下,企业仅仅依靠内部积累很难在短期内将“雪球”滚大,实现资本的低成本扩张。因此,不论是在进入开发西部行列之前还是在开发过程中,许多企业都面临着既要进行自身规模的扩张,又面临着完成传统企业体制改造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投资银行这个重要的企业购并策划者就成了必不可少的金融机构。为此,投资银行应为企业提供扩张资本的各种可选预案,并为企业购并牵线搭桥,不论这些企业是同一地区的还是跨地区的。2、参与融资设计。投资银行不仅可为企业购并提供预案,还能根据不同企业在不同条件下的融资要求设计相应的融资方案。对于同商业银行有较好关系,资产负债率较低的企业,可以设计向商业银行贷款的融资方式;对于资产负债率较高,不宜于再向商业银行进行贷款的企业,可以设计直接融资,其中只想在中短期内解决资金困难的企业,可以设计运用债券融资;对于既想融资,又想进行机制改造的企业,可以设计运用股票筹资;对于一个具体的投资项目,既可以设计项目融资,走多样化融资道路,也可以设计项目投资基金,走较单纯的融资道路。目前西部地区企业在融资中,重间接融资轻直接融资,重股票融资轻债券融资。有的企业甚至不分析不同融资形式对企业的不同影响,只要能得到资金就挖空心思地搞所谓融资,结果不但给企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而且增加了金融风险程度。投资银行应根据西部企业的实际,主动向企业宣传不同融资方式的特点,使企业根据自己的实际确定融资形式,以便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提高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益。

3、提供融资便利。微观金融部门是具体融通资金的机构,它可以从资金上为西部开发提供实实在在的融资便利。一是扩大企业直接融资比例。国家证监委应在西部地区企业股票上市、债券发行以及投资基金尤其是产业投资基金审批中对西部给予倾斜,使西部地区的企业减轻债务负担,增加积累,蓄积能量,转换机制。二是参与项目融资。按照市场经济的运作原则,西部开发不能以牺牲商业银行的利益为代价,但这并不意味着商业银行不参与这种开发。商业银行可以向开发项目进行融资,从中实现商业利益。三是组织银团贷款。进入新世纪,金融业比较突出的变化中,利率自由化和风险加剧将是重要的两个变化。在这两个变化中,如果各商业银行打利率战,那么不会有任何一个赢家;同时任何一家商业银行贷款筹码押在个别项目上的做法也只能进一步加剧风险程度。于是,银团贷款就成了比较理想的选择。

4、投入政策资本。没有一定的金融政策投入,金融业对西部开发的支持就不是全面的。一是对西部地区实行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有许多人笼统地主张在我国分地区实行存款准备金率的制度,理由是美国就成功地实行了这种政策。其实,这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如果简单地将这一政策移植到我国,可能并不会有美国那样的效果。1999年实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之前,美国商业银行实行单元制制度,规定各商业银行不能跨州经营。在这种体制下,各商业银行通过有区别的存款准备金率而得到的实惠必然留在当地。我国商业银行实行的主要是总分行制,如果简单地实行有区别的存款准备金制度,商业银行在不发达地区的分支机构从央行得到的那部分额外资金,会被其总行统筹平调到经济发达地区。这样,特殊政策的作用必然得不到体现。但是,只要中央银行根据各商业银行西部地区分行整个信贷资金中投在当地的贷款所占比重,确定其享受较低存款准备金率的比例,那么,西部地区就能真正得到这种政策实惠。二是对西部大型投资项目贷款实行优惠利率。利率自由化后央行对商业银行利率的调节功能主要通过再贷款利率和再贴现率体现出来。运用利率政策支持西部开发,就要在现行条件下降低央行给西部地区商业银行的再贷款率和再贴现率,增加商业银行的可用资金,或者通过财政对利率的补贴降低资金成本。三是信贷政策支持。国家应规划出开发西部的专项贷款,支持西部大型项目开发。当年在开发特区时,国家曾专门规划出一块资金,作为专项资金支持特区,现在应该将这一政策移植过来支持西部。

5、深化服务支持。除了投融资支持外,金融部门还应该为西部开发提供其它一系列服务支持。一是快速便捷的结算。随着西部开发步伐的加快,往来于西部地区的资金量将会增加,结算服务质量的高低,不但影响着金融部门的形象,而且直接关系着客户的资金周转速度和效益,所以各商业银行要加强结算服务,减少压票压汇;中央银行要加强对商业银行结算纪律的检查,严肃查处故意压票压汇行为。二是资信调查。开发西部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参与西部开发的投资者将不只来自西部地区,还可能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如果要求引资方逐一调查投资方的资信和实力,既不可能也不经济。分支机构多和联系面广是金融机构的重要特点,这种特点决定了金融机构可以接受客户委托,通过其分支机构和联系机构调查有关投资者的资信和实力,使委托人免受不应有的损失。三是提供各种表外业务服务,如备用信用证、贷款承诺以及外汇及投资物资的期货与期权交易指导。四是保险服务。目前开发西部还有两个因素可能还在困扰着投资者,从主观上讲,投资者对风险预期不准,怕所投资金到期无法收回;从客观上讲,开发性投资属于中长期投资,预期与实际确有不一致的可能,投资者担心一旦投资项目失败,则会血本无归。为了使投资者尽可能减少损失,保险部门应在巩固传统保险业务的基础上,开发新保险品种,尤其是要开发一些适宜于西部特色的险种。对于大型和超大型项目,可以由多家保险公司联保;由独家保险公司承保的,可以向实力雄厚的其他公司分保和再保险。五是提供信息咨询服务。金融业还应该利用自身的优势,为投资者提供有关财经信息、经济金融变化趋势预测等服务。三、实现西部开发金融支持对金融业本身的要求

以上金融支持,有些是金融部门在现有条件下就能提供的,而另一些则必须在多方面改革和努力后才能实现的。因而,金融业自身的素质提高也迫在眉睫。

1、培养发掘高素质金融人才。由于金融业本身发展不均衡,西部地区金融人才在绝对数和相对数上都显得偏少,尤其是具有创新能力和掌握现代金融知识和技术的人才。为此,西部地区金融部门主要领导首先要解放思想,大胆选用现有人才,调动人才积极性,让其发挥应有的作用。其次,抓紧培养和培训人才,对具有一定专业特长的人才进行新知识、新技能的培训。再次,每年从专业院校毕业生中择优选用一部分人才,充实目前的队伍。最后,必须将人才的选用以一定的制度进行规范,使真正的人才能够脱颖而出。

2、进一步完善金融体系。一是根据开发西部地区的实际需要,设立国家开发银行的相应机构,使其作为中央政府开发西部的重要代表机构。二是率先在西南和西北地区各建一个规范的投资银行,从事规范的投资银行业务。三是在西部地区建立一到两个证券交易所,逐步均衡证券市场的地域分布,允许西部各省会城市开办证券交易三级市场。四是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尤其是特色金融机构,如伊斯兰利润分享银行等,支持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发展和民族经济发展。五是放宽外资金融机构在西部设立分支机构的条件,允许外资银行在西部的分支机构办理人民币业务,并允许率先开办零售业务,以鼓励外资金融机构来西部设立机构,进行开发投资。最后,引入和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允许有条件的大型企业成立财务公司,提高资金运用效率;批准外资保险机构,尤其是财险公司在西部设立机构,加强西部地区保险业的竞争,开拓适合西部开发的险种。

西部金融论文第3篇

(一)西部金融发展的现状

1.金融机构资金不足且结构单一。西部金融机构发育程度不高,其中大型国有金融机构仍占据大部分市场份额,其他金融机构进驻、发展比较缓慢。在国有商业银行等我国正规金融构成体系中,除受制度安排平均布点的城市商业银行和合作制小银行外,其他股份制银行很少把总部设在西部。

2.证券市场发育薄弱。从总体来看,西部地区尚无较大的区域性中心证券市场,直接融资渠道不畅。证券市场容量小,无论是上市公司数量还是证券市场的筹集资金额,均远落后于东部。此外据统计年鉴显示,我国全国性的融资中心都设在东部,西部上市公司数量也远少于东部,2007年上市公司数量仅占全国上市公司的17%左右。且存在地区、行业的不平衡性,仅四川、重庆就占全国西部上市公司的46%;传统产业较多,新兴产业少,基础设施产业缺乏,资源优势产业太少,不能体现西部的优势。

3.金融保险和风险管理水平低。从客观上讲,开发性投资属于中长期投资,由于预期的不确定性,成为风险性投资,因而需要金融保险和风险管理予以保障。然而指标和数据表明,西部保险业发展不足,金融保险和风险管理水平低。据《2008年统计年鉴》显示,2007年我国东中西部金融保险业发展情况的对比为:GDP占全国的比重,东部、中部、西部分别为55.2%、19.0%、17.3%;金融保险业增加值占全国的比重,东部、中部、西部分别为70.6%、17.6%、11.9%;金融保险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东部、中部、西部分别为4.70%、2.71%、3.58%;金融保险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比重,东部、中部、西部依次分别为11.87%、7.59%、9.47%。

4.金融监管政策不健全。现行的统一监管政策对西部的监管主要表现在:(1)央行的监管内容以合规性检查为主。由于新设金融机构主要集中在东部,所以对东部地区的金融监管主要集中在市场准入层面,对金融机构运营的监管有所忽视;相反,对西部地区金融监管主要集中在经营的合法性和风险性层面。(2)东部地区金融发达,各种类型的金融机构众多,监管力度相对较小;而西部地区金融机构数量较少,国有银行占相当大的比重,监管的力度相对较大。(3)由于西部地区市场化进程滞后于东部,因而西部地区政府对金融监管的干预强于东部。

(二)西部金融对经济的制约

1.国有银行提供的产品不能满足西部地区的金融需求。国家在构建其金融体系时,没有根据经济结构及时调整金融体系的结构,从而使金融体系结构不能更好地适应于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的要求。设置在西部的国有商业银行是整个国家银行的一部分,无论资金计划还是信贷安排上都要受上级控制,很难实行针对区域经济现状分区运行的多元模式。

2.西部金融组织体系不健全造成西部金融抑制进一步增强。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国有银行采用总分行制度,总行出于全行资金收益最大化的考虑,必然会统一调度其各分支机构的资金。由于发达地区贷款收益率在同等风险下比欠发达地区资金收益率高,或在同等贷款收益下,发达地区的金融风险要比欠发达地区小得多,因而各银行总行必然倾向于以不同的形式从贷款收益低的欠发达地区集中资金,支持经济发达地区,而以国有商业银行的渠道“虹吸”欠发达地区的资金投向经济发达地区。

3.西部金融发展滞后阻碍了西部区域经济技术结构的形成。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快速发展得益于金融先行这个条件,金融先行极大地促进了资源流动和技术创新。西部经济技术资源相对水平与东部比并不差,但由于缺乏技术创新的微观机制,在科技资源和金融资源配置上忽视工业生产领域内的技术开发和技术创新,使得西部技术开发与工业生产活动缺乏有机联系且效率不高。

二、西部金融发展的政策

(一)建立适应西部特点的新型金融组织体系

1.建立针对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性银行。在西部大开发初期,基础设施的建设是重中之重,但基础设施的建设具有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的特点,私人投资很少涉足,因而成立西部大开发的政策银行来筹措建设资金,是有效率的选择。

2.适当撤并效益不好的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网点。西部地区国有商业银行比重较高,在改革开放初期,其对于集聚社会建设资金用于重点地区和重点项目,以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曾起到重要的作用。然而,难于基层营业网点效益低下,不良资产比例较高,已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桎梏。因此,应当撤并效益不好、扭亏无望的基层营业网点,充分发挥国有商业银行中心城市分行的作用,集中资金和人力支持大中型企业向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及跨国经营方向发展,实现规模收益。

3.结合西部地区发展的特点,建立地方性商业银行,为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服务。西部大开发应当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作用,以效率优先来发展经济,因而建立地方性商业银行,提供小额信贷为中小企业服务是必然的选择。

(二)培育区域金融中心,健全区域金融协调机制

1.充分利用和发挥西部中心城市的优势,打造西部地区的金融中心。可考虑依托西安和成都的经济、技术和人才优势,建立沪市和深市的证券交易所的异地交易中心,加强资本市场建设。同时,利用西安和成都两个中国人民银行大区分行驻地的优势,发挥政策资源和信息集聚中心的优势,培育西安和成都成为西北和西南区域金融中心。

2.健全区域金融协调机制。在培育西安和成都两个西部地区金融中心的同时,应当尽快完善区域内部的金融资源和政策的协调,以统筹区域发展;另一方面,要加强与区域外的合作,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实现金融资源的合理流动,大力吸引外部资金投资西部大开发。

(三)在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实施有区别的金融政策

1.货币市场方面。(1)实行与区域外有差别的存贷款利率。西部地区应适当提高存款利率,降低贷款利率,以充分集聚资金,吸引区域外的企业投资,存贷的利差由国家财政贴息支持;(2)降低西部地区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以抵消西部地区经济货币化进程对货币的吸纳,增加货币供给量,满足西部的资金需求;(3)加大信贷政策支持力度,根据西部产业结构特点和产业的比较优势,制定相应的产业金融政策,加大金融政策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4)放松市场准入限制,鼓励地方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和外资银行的进入,共同为西部大开发提供资金支持;(5)在西部地区成立开发银行,有效地促进该地区的发展。西部地区的国有商业银行,受总分行制和一级法人制的制约,很难制定具体的存贷款政策和利率政策,因此,可以考虑设立一家或几家西部地区开发银行,这些银行应采取国有民营、股份制的运作模式,主要为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服务。同时,国家应给予西部银行更多更为主动灵活的政策手段,如利率,以保证其资金的来源。研究表明,不同地区的实际利率对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都有不同的效果,特别是西部地区,出现了实际利率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均为负相关的现象。因此,允许利率地区差异化,推进致力于利率市场化的金融体制改革,对促进西部金融中介发展和改善地区经济增长不平衡都具有重要意义。

2.资本市场方面。(1)设立西部大开发基金。西部大开发需要大量的资金,单靠国家的信贷支持远不能满足资金的需求,因而设立西部大开发基金,以吸引社会闲散资金而达到集聚使用,对于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2)加大对西部地区股票及债券发行政策的倾斜力度,提高西部地区企业的直接融资能力;(3)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增强地方政府干预地方经济的能力。地方政府债券也叫“市政债券”,它是指地方政府或其下设机构为提供地方公共品的需要而在资本市场上发行债券进行直接融资的活动。目前,我国东部发达地区利用金融创新,在实践中借助地方政府所属的综合性投资公司发行企业债券。西部地区现阶段应积极学习东部地区经验,挑选资产负债比率合格、信誉良好的国有投资公司或信托投资公司成为“准市政债券”性质的企业债券发行试点,积累经验为将来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打好基础。西部政府债券不仅可以减轻国家财政的压力,增加地方政府的经济自,同时,有利于资金在西部区域内的合理流动和分配。

参考文献:

[1]吴寒光.社会发展与社会指标[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1.67-69.

[2]张敦富,覃成林.中国区域经济差异与协调发展[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1:56,77.

[3]司正家.几种非均衡发展理论的比较与启示[J].实事求是,1999,(6):15.

[4]吉利斯.发展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64.

西部金融论文第4篇

一、西部大开发中的金融政策研究综述

目前人们对西部大开放金融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的作用程度认识；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的倾斜问题；西部金融组织体系的构建；直接融资政策以及外资政策等方面。

(一)金融在西部大开发中发挥的作用程度认识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离不开金融业的大力推动。问题是金融究竟能起多大作用?人们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1、金融支持处于主导性地位

马润平等人认为，“西部大开发是一项长期、复杂、巨大的系统工程，须有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支持系统。在该体系中，金融支持处于主导性地位。”他们的理由是完善的金融支持体系可以拓宽西部开发资金供给的渠道，可以优化资金投向和经济结构调整等等。

2、金融支持不起主导作用

戴小平认为，金融支持西部大开发的主导作用这种提法是过分夸大金融作用，也忽视了金融的特性。在他看来，金融业在西部大开发中确实能起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也有其局限性，原因是在西部大开发前期，由于投融资项目的长期性、非盈利性，商业性金融和外资大举投资内在动力不足，应以财政投资和政策性金融为主导；而在中后期西部投资环境改善后，商业性金融和外资才会发挥其资金融通的主导作用。除外，支持这种观点的还有中国人民银行兰州市中心支行有关课题组的一份研究报告。他们认为在肯定金融业支持西部开发作用的同时不能夸大了金融业的作用，原因是金融作用的发挥要与金融领域内外环境紧密相关，不对西部金融环境进行改革，金融将难以真正发挥对西部开发的支持作用。

(二)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的倾斜问题

在分析西部地区经济金融落后的根本原因时，人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中央货币政策的统一性和西部地区差异性的矛盾所造成的。为了发展西部，不少人认为必须根据西部地区实际，实施特殊的金融政策，为此提出了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的倾斜战略。如马润平等人认为：要推行有差别的货币政策，途径有：①实行有差别的存款准备金政策；②扩大再贴现和再贷款业务等。马洪波认为实行向西部倾斜的信贷政策其措施有；①降低西部存款准备金率；②东西部差别贷款利率；③提高西部地区商业银行分支行的贷存款比例等。和秀星等人认为，有效的倾斜性金融政策是一种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所不能替代的无形资源，它是金融杠杆撬动西部大开发的“支点”。他们提出的措施有：①按大区实行差别准备金政策；②适当提高西部利率浮动水平；③适当提高西部金融机构存贷款比例等；④提高呆帐准备金比例等。

在这股要求实施倾斜的货币信贷政策的强大呼声中，有人对此持不同意见。戴小平的观点认为：货币政策的倾斜受到很大限制，在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有着不同的货币政策，那将给中央银行监管带来很大困难。在他看来，货币政策因为主要是调控总需求，即使倾斜后对于结构调节的作用也不大。作者认为他所理解的货币政策的倾斜，应是体现在实施具体的优惠利率和约束性管制的节制等两个方面。

(三)西部大开发中的金融组织体系的构建

西部地区的金融机构到底是多还是少?人们看法不尽相同。张锖认为，“金融组织体系残缺不全，尤其是区域性商业银行缺位，是限制西部地区外部融资环境的一个主要因素。”她的根据是西部金融机构的网点密度与资产总量远落后于东部，提出的对策是适当降低金融机构的设立标准等。人行兰州市中心支行有关课题组的一份研究报告也谈到要对“机构准入政策进行创新，降低西部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条件。”可见，不少人的观点是认为西部地区的金融机构数量少了，为此提出通过降低西部地区金融机构设立的标准等措施来大力发展西部地区的金融组织体系。

而戴小平则认为，在构建金融组织体系之前，应明白西部需要怎样的金融机构。西部的金融组织体系目前是基本建立了，这时候过多增设网点，无异于自相残杀，引起恶性竞争，当务之急是增强西部现有金融机构的服务职能。他还认为没有必要专门设立西部开发银行，原因是三大全国性的政策性银行可以履行这一职责。

(四)直接融资政策

发展西部金融，通过金融机构融资，需要有一个比较完善的金融市场。目前西部普遍存在着金融市场不完善的问题，表现在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发展的滞后。但许多人提出的直接融资政策中关注更多的是西部资本市场怎么发展。和秀星等人认为“应放宽直接融资的政策限制，促进西部资本市场的发展。”人行重庆营业部一个课题组关于西部大开发中金融政策的建议之一是发展和完善资本市场。张方等人对于直接融资政策的建议有两个方面：一是资本市场的培育完善；二是设立西部开发基金。他们提出的措施有对西部企业上市给予倾斜和优先；在西部建立第二层次的证交所；在西部发行区域性债券等。

戴小平却是从一个比较广阔的视角来谈直接融资政策。他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两个内容：一是在发展资本市场的同时不应忽视货币市场的发展。理由是资本市场主要是解决长期资本的融通问题，货币市场主要是解决短期资金的融通。两种市场对西部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二是在发展资本市场时，应找准切入点，股票上市只是手段，而不能成为目的，更不能为上市而刻意破坏规则；在重视股票市场的同时注意发展债券和投资基金的市场。此外，吴跃云等人在论及货币政策融入西部大开发的难点时，谈到的一点是西部金融市场发育不完善。他们主要是从西部货币市场的不完善来说明。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西部地区发展货币市场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五)对外资(FDI)的政策

西部大开发必须采取各种政策，以多元化方式提供多种渠道吸引外资参与开发建设，其中灵活的金融政策对吸引外资金融机构在西部设点等具有重要意义。在外资政策的建议方面，人行重庆营业部课题组认为：实行外资银行国民待遇，吸引外资金融机构来西部设立分支机构。马洪波认为：要加大西部利用外资力度，必须从基于规制的政策来吸引外资，那些对外资金融机构带有歧视性的政策法规和不合理的行为必须及时清除。张锖对外资政策提出如下看法：在间接利用外资方面，可考虑在西部地区率先放宽外资银行的经营范围(首先是人民币经营种类的放开)；逐步推行所谓“同步设点”政策，即要求已在我国设立分支机构的外国金融机构，今后如要在东部增设分支机构时，必须相应的在西部设立分支机构等。

简言之，人们关于外资政策的看法可以归纳为两点：其一是为了吸引境外金融机构在西部设点，必须实行国民待遇原则，以创造一个良好的金融外部环境；其二是可以通过西部金融体系的对外开放政策来吸引外资。

二、制定西部大开发中的金融政策应注意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从有关西部大开发中金融政策研究的综述可以看出，当前关于这个领域的研究进程。总结分析各方的观点，笔者得到的启示是，在制定西部大开发中的金融政策时应注意处理好如下几对关系，这些关系理顺了，才能更好地设计，出现实可行的金融政策。

(一)增长与稳定关系

金融业遵循的最高原则之一是稳健经营，因此货币政策的目标是在稳定币值基础上促进经济增长。在促进西部大开发的金融政策设计过程中，应注意处理好鼓励金融投；资西部大开发与维护金融业稳健经营原则之间的关系。当前有的金融政策主张很有创新力度，但如果执行起来，其结果可能仅仅是在鼓励金融机构的冒险精神，与中央银行维护金融的稳健经营基本职责相违背。如适当降低西部企业贷款条件、降低西部设立金融机构的条件等。金融业一旦置于稳健经营原则于不顾，大肆投资放贷，金融泡沫也就为期不远，到时不仅造成巨大金融风险，还影响了西部大开发的进程。所以制定金融政策时，必须正确处理好西部发展与金融稳定的关系。

(二)政策创新与维护关系

西部情况的差异性和西部大开发的紧迫性需要金融政策的创新思维，这是非常正确的。但我们在强调金融政策创新的同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①金融创新本质上属于一种市场行为，而不仅仅是由政府政策就可以推动的结果。金融创新是在经济、技术、市场需求等外部环境都比较发达的情况下产生的，我们在对金融政策进行创新时，应遵循金融创新的这种特性。政府行为不是万能的，政府失败论是客观事实。所以在研究金融政策时，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政府的金融政策不应过多地于预金融活动主体的自主经营活动，而主要以市场取向为主。有人提出的“同步设点”等措施实质上是强调·以政策的硬性规定(行政干预)来“迫使”外资金融机构来西部设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有理顺，该政策可行性值得怀疑。②在对金融政策进行创新时，应该是在总结、吸收已有的政策取得的成果基础上的创新，不应前后矛盾。如有人主张的降低西部地区金融机构的法定准备金率措施，“如果硬要实行，则会否定商业银行一级法人体制改革成果，回到原有的以各地分行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③相关金融政策的创新应自觉维护公平竞争的秩序。如倾斜性的金融政策旨在消除东西部存在的政策不公平现象，具有合理性，但应注意的是，在消除旧有的不公平的同时不应该又造成一种新的不公平产生。这是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的需要，也是公共政策的属性之一，因为实现公平是公共政策要寻求的目标之一。有的金融政策主张在消除已有的不公平同时无意中造成新的不公平，并不符合公平竞争的原则，这是在进行金融政策创新时应加以避免的，如，降低西部法定准备金率等。

(三)国家金融政策的统一性与地区性差异的关系

当前西部地区的金融落后是由国家金融政策的统一性和西部地区差异性的矛盾所造成的。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金融政策属于“一刀切”做法，这种做法忽视西部经济金融落后的实际以及对统一性政策给西部经济金融带来的负面影响估计不足。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许多入主张实行倾斜性的区域金融政策。该政策强调了地区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其一系列政策主张的本质是通过政策手段在抑制本地区资源和要素的不断流动的同时吸引外来资金的投资。笔者认为，区域性金融政策的提出同样没有很好地处理国家金融政策的统一性与地区性差异关系。因为该政策的实质是借助于人为力量将地区市场与全国统一的市场割裂开来，在当前经济金融全球化、一体化潮流面前显得不是很合适宜。况且，这种区域性金融政策的存在也会给中央银行的监管带来困难。“原则上，为了区域发展目标，货币政策可以区域化，但由于货币系统的高度一体化，这样做实际上是很困难的。因此，货币政策是较少用于区域目的的。”所以，该政策的现实性让人怀疑。人们在研究金融政策时需要从系统论观点出发，同时考虑金融政策的一般要求(统一性)与地区现实存在问题，协调好金融政策的统一性与地区性差异之间的关系，以便制定出行之有效的金融政策。

(四)放松管制与加强监管的关系

针对当前西部地区经济金融滞后的状况，许多人提出的金融政策之一就是放松对西部金融机构相关标准的要求，希望以此帮助西部地区金融业尽快发展起来。如，降低西部地区的法定准备金率、适当降低再贷款条件、降低设立金融机构的条件等措施。人们可能对倾斜性的西部金融政策实施效果寄予了过高的希望。实际上，西部地区经济金融的问题，不仅仅是资金短缺的问题，金融外部环境的不完善则是更深层次的方面。西部地区还属欠发达地区，本地区在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造成地区经济效益普遍较低，投资环境不佳，可投资的有前景的项目不多，银行贷款回收、资产治理和风险问题因而也变得突出。这种状况下如果再降低有关标准，而不同时强调进行有效的金融监管，那么可能的结果是一些并不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一哄而上，为了生存势必恶性竞争，导致的后果将是严重的。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陈元就认为：“在西部开发中，应始终强调投资质量和防范金融风险。”所以，金融当局不可能对西部金融机构一放了事，与此同时强化金融监管也是十分必要的。从政策科学的角度讲，一项政策的周期包含制定—执行—评估—监控—终结等环节，其中监控环节对于及时矫正政策偏差、保证政策的有效执行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金融监管措施是一项金融政策的重要环节，在强调对西部地区的金融机构适当放松管制的同时，强化金融当局对其相关金融政策进行监控是其职责所在。总之，放松管制必须与强化监管紧密结合在一起。

西部金融论文第5篇

关键词：金融发展水平 金融市场化 金融创新 新疆

一、引言

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全球经济体的联系日益紧密，金融业作为最重要的渠道和纽带所发挥的作用也日益突出。理论上，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探讨起源于Guiley（1955）和Shaw（1956）的著作，他们认为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阶段越高，金融作用就越强。随后的理论发展主要分为三个流派：金融结构论、金融抑制论和金融功能论（Goldsmith，1969；Patrick，1966；McKinnon，1973；Shaw，1973；等）。实证层面也有大量文献验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多数实证研究表明，金融深化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Michael K. Fung， 2009等）。新疆自治区是我国西部大开发的主要阵地，2010年开始的19省市对口援疆更是为新疆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在新疆的跨越式发展进程中，高效的金融支撑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了解新疆自治区的金融发展状况，从而有重点有目的地深化新疆的金融改革和创新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基于此，本文首先从金融发展规模、金融深化程度、金融发展效益以及金融市场化水平四个方面对新疆的金融发展状况进行统计分析，并与其他西部省份和中东西部金融发展水平进行了对比研究。在此基础上，根植于新疆跨越式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大背景，本文提出了新疆进行金融深化和创新的政策建议。

二、新疆金融发展水平及其与国内其他地区的比较

现有的国内外实证研究中，衡量金融发展的指标比较多，基本可以概括为金融发展经济基础、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深度、金融发展效益四个方面的指标（殷克东，孙文娟，2010）。下文在借鉴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从金融发展规模、金融深化程度、金融发展效益、金融市场化水平四个维度对新疆的金融发展水平进行分析，并与西部各省份以及全国东中西部的金融发展平均水平进行比较研究。

（一） 金融发展规模

金融发展规模是衡量一个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重要维度。本文选取人均存款余额和人均贷款余额作为金融发展规模的衡量指标，余额越高表明地区民众参与信用融资的积极性高，当地企业的融资能力越强。

人均存款余额方面，西部各省份自2004年起都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从2004年初的人均1万元左右上升至2011年底人均4万元以上，表明西部各省份经济发展势头强劲，人民财富不断积累。2011年底内蒙古、宁夏、青海、陕西、四川、、新疆、重庆的人均存款余额高于西部平均值，而甘肃、广西、贵州、云南的人均存款余额则显著低于均值。地区对比来看，东中西部的金融发展规模存在巨大的差异。如图1（左）所示，东部地区的人均存款余额显著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2011年底的东部人均存款余额已达到12万元，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人均存款余额差异不大。其中，新疆的人均存款余额高于西部平均值。

人均贷款余额方面，西部地区的人均贷款余额也显著上升，由2004年初的0.7万元上升至2011年底的3万元。2011年底，宁夏、青海、陕西、重庆、内蒙古等省份的人均贷款余额高于西部地区平均值，而、贵州、甘肃、广西则显著低于均值。地区对比来看，东部地区的人均贷款余额远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差异不大。如图1（右）所示，新疆的人均贷款水平略低于西部平均水平。

由上可知，新疆地区的人均存款余额显著高于西部平均水平，表明新疆人民的财富积累水平处于西部较高水平，但是人均贷款余额与西部均值有一定差距，且差距逐渐扩大。其可能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表明新疆的金融发展规模尚可，但民众通过金融体系融资的意识不强；其二，与西部平均水平相比，新疆经济发展还是比较落后，贷款需求欠缺，并且缺乏优质的贷款项目，中小企业贷款风险较大，银行的贷款意愿与贷款积极性不高，导致新疆地区吸引资金能力较差。

（二）金融深化程度

国内外的相关文献中，金融相关比率（金融资产/地区GDP）是衡量金融深化程度的核心指标（Goldsmith，1969）。因此，本文分别选取金融机构存贷款额占地区GDP的比重来衡量一个地区的金融深化程度。金融机构存贷款额占GDP的比重是地区货币资本与实际经济体量之比，该比率越大说明金融深化程度越高。

金融机构存款占地区GDP比重方面，2006年以来西部地区的金融机构存款占地区GDP的比重维持在6%左右，如图2（左）所示。西部地区的省份中，甘肃、青海、、云南等省份的金融机构存款占GDP比重高于西部平均水平，广西、宁夏、贵州、陕西等省份则低于西部平均水平。地区对比来看，东中西部地区的金融机构存贷款占地区GDP的比重差异远小于人均存贷款余额的差异，中部地区的金融深化程度最低。其中，新疆的存款占GDP比重低于西部平均水平，但差距逐渐缩小。

金融机构贷款占地区GDP比重方面，2006―2011年，西部地区的金融贷款占GDP的比重平均水平大致维持在4%左右，有较小的上升趋势，如图2（右）所示。2011年，云南、宁夏、重庆、贵州等省份的占比高于西部平均水平，而、广西、陕西等省份的水平低于西部平均水平。地区对比来看，东部地区的贷款占GDP比重最高，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的平均比重水平最低。其中，新疆的金融机构贷款水平明显低于西部平均水平，仅高于，说明新疆的金融体系通过银行贷款渠道支撑实体经济的力度不够，贷款不足是新疆的金融深化水平欠佳的重要表现，未来改革应注重调整贷款结构，提高新疆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融资的支持力度。

（三）金融发展效益

现有实证研究中，金融对就业增长的贡献率、对增加值的贡献率以及金融利税贡献率是衡量金融发展效益的指标（殷克东，孙文娟，2010）。因此，本文选取金融业增加值占地区GDP的比重以及金融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来衡量地区的金融发展效益。

金融业增加占地区GDP的比重方面，西部地区各省份金融业增加值占比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2007年后又逐渐上升。西部各省份中，2010年，宁夏、贵州、、云南、重庆的金融业增加值占比高于西部平均水平，金融业发展较好；而陕西、甘肃、广西、四川等省份则低于西部平均水平。地区对比来看，1978―1994年，东西部地区比例差异不大；而1994年后，东部地区的金融业增加值占比显著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金融业发展的地区差异日益明显。其中，新疆的金融业增加值占比基本维持在西部平均水平上下，2010年金融业对地区GDP的贡献为4.37%。

金融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方面，新疆的金融业占第三产业比重略高于西部平均水平，历史高点是1989年的19.9%，历史低点位于2002年的7.4%，2010年贡献率达到12%，说明21世纪以来新疆金融业的发展态势良好，对第三产业增加值的贡献越来越大，如图3（右）所示。地区对比来看，东部地区占比最高，西部次之，中部最低。新疆的金融业占第三产业比重高于西部平均水平， 2010年为12.86%。三个地区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但差距逐渐拉大，东部地区的金融业增加值占比增长迅速， 表明东部地区金融改革和发展较快，新疆在西部平均水平上下， 进一步加强金融业的创新和改革是贯彻新疆跨越式发展战略的重要方向。

（四）金融市场化水平

金融市场化水平也是衡量地区金融发展状况的重要维度，市场化水平越高，融资渠道越多，地区的金融发展对经济的支撑作用就越强大。本文选取各省份的证券市场交易额占地区GDP的比重作为金融市场化水平的衡量指标。

西部地区的证券市场交易额占GDP比重呈现与全国股票市场发展相似的趋势和规律。1999―2005年基本稳定在0.5上下。2006年以来， 随着全国股市的一路上行， 地区证券交易额占GDP比重呈现井喷式增长， 各地区都呈现不同程度的资产泡沫， 2008年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有所下降， 2009年经过短暂回升后又持续下行。新疆的证券市场交易额在2005年之前一直领先于西部其他省份，平均在1左右， 2006年以后基本与西部平均水平持平。地区对比来看， 东中西部的证券交易市场额占GDP的比重差异较大，特别是2006年以后。东部地区的平均水平远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新疆的金融市场化水平在西部平均水平上下， 但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差距显著， 地区经济通过证券市场的融资能力有待加强， 金融市场化还需要进一步推进。

三、结论及金融深化创新建议

上述研究表明， 新疆的金融发展水平大致处于西部平均水平，与东部发达地区有较大的差距。其中，人均贷款余额以及金融机构贷款占地区GDP的比重水平较低，是制约其金融发展的重要瓶颈。金融发展水平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有重要的支撑作用， 深化新疆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创新对实施新疆跨越式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 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 扩大社会融资总量。间接融资方面，鼓励多种形式的贷款， 建立新疆的政策性开发银行， 引进优质的投资项目， 加强金融体系对中小企业融资的优惠支持， 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直接融资方面， 应加快金融产品及金融服务的创新， 为促进新疆地区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提供金融支持。

第二， 依托乌鲁木齐建设中亚区域性金融中心。新疆自治区自然资源丰富，毗邻中亚国家， 是面向中亚市场的国际贸易中心， 具备成为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区位条件。应出台相关优惠政策引进中亚地区的商业银行，加强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合作， 探索建立与中亚国家的多边清算体系， 鼓励人民币跨境结算。在此基础上， 发展金融服务业规模，引进国内外优秀金融人才， 为构建区域性金融中心注入活力。

第三，建设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新疆连接西部地区和中亚地区，在新疆建设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可以加强西部地区和中亚地区的金融合作，加快资本市场交流，为西部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渠道，保障市场的流动性和活跃度。

参考文献：

①Goldsmith，R.W，1969，Finan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New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

②McKinnon， R.I.1973， Money and Capital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③Shaw. E. S. 1973， Financial Deepening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④Patrick， H.T.1966.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Vol.14，No.2.，PP.174―189.

⑤ Michael K. Fung， 2009，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Convergence or divergen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28 （2009） 56―67

⑥武志.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来自中国的经验分析[J]. 金融研究，2010（5）：58―68

⑦殷克东，孙文娟.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动态综合评价研究[J].商业研究，2010（12）：127―133

〔本文系新疆科技厅项目“新疆自治区经济预警立方体研究”（项目编号：201212128）阶段性成果〕

西部金融论文第6篇

关键词：区域差异；金融塌陷；经济增长；面板数据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0703038)；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EFA080248)。

作者简介：孙林(1975―)，男，湖北钟祥人，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区域金融、不平衡增长、收入分配研究；杨俊(1972―)男，重庆人，管理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博士后，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主要从事金融经济、收入分配、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研究。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2)02―0032―05

收稿日期：2011―01―23

一、文献综述

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一直备受学术界关注。从国际上看，早在20世纪初期，schUiTI―peter(1912)就从理论上论证了银行通过信息甄别机制向成功的企业家提供融资、促进创新并推动经济发展的结论。Curlry等(1955)阐释了金融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随后，Goldsmith(1969)，Mehinnon(1973)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做了进一步研究，他们认为，金融市场是经济交易的中心，金融活动的数量与质量可以对经济增长率作出部分解释。不过，也有完全不同的观点，古典经济学家就把目光盯在实体经济上，他们认为，货币是中性的，它更像一层“面纱”附着在实体经济上，比如R0binson(1952)说，企业引导着金融发展。Lueas(1972)认为金融与经济增长并没有什么关系。但随着后来经济学者们不断推出的实证研究结论，古典经济学家的这种观点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如G0ldsmith(1969)就利用35个国家的经济与金融发展长期数据进行了比较分析与统计检验，结果显示，金融发展规模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

从国内看，在理论上论证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文章较少，以李敬等(2007)为代表，他们以杨小凯模型为基础，建立了基于劳动分工、涵盖教育和创新的金融发展模型，解释了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原因；而其他绝大多数文章以实证研究为主，这些研究采用计量经济学工具，把全国作为一个整体，研究了中国金融发展的不同侧面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对于丰富金融发展理论、制定正确的金融发展政策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事实上，中国各地区的金融发展是不平衡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更凸显出区域性特征，因此，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除了在全国层面展开外，还必须深入到地区层面。在这方面，已有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做了尝试性研究。如周立等(2004)等。

综上所述，目前针对我国区域层面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特别是涵盖东、中、西部，采用多个经济发展指标进行区域之间金融发展比较分析的研究就更少见。鉴于此，本文拟从经济总量、产业结构以及城镇化水平三个方面，对东、中、西部经济与金融发展的相关关系作出比较分析。

二、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城市化与区域金融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

在很多经典文献中，资本形成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已得到证明，在Harrod(1939)和Domar(1946)的模型中，资本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起决定作用，新古典模型(Solow，1956)、新增长模型都把资本、劳动等全要素合力作用作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并肯定了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在内生增长理论(Romer，1990)中，资本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由此看来，资本形成能促进经济增长已形成共识。然而，又是什么促使了资本形成呢?Shaw认为，金融体系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就在于金融能把储蓄转化为投资，从而提高社会投资水平。Patrick(1966)认为，金融体系提高了资本配置效率，加速了资本积累。Mckinnon(1973)等还从相反的角度得出结论，金融抑制会阻碍经济增长。

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不仅表现在经济总量上，还表现在其积极影响产业结构的调整。金融的发展将形成有效的资金供给机制和导向机制，通过调节资金流向和供给水平，促进资源合理配置，推动结构优化升级。另外，金融发展还有管理风险、对公司实施控制等功能，这将直接作用于企业的运作过程，并进一步影响其治理结构和产业整合机制。Goldsmith(1969)认为金融与产业结构变动是互为因果、相互推进的过程，金融发展通过提高储蓄投资总水平和资金配置的效率推动经济的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

金融发展还推动着城市化进程。这种推动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在城市化过程中金融支持土地投资与开发利用，以及金融体系为交通和水资源建设提供资金支持(stopher，1993)。金融发展还为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提供配套资金，比如，支持产业扩张，以完成对劳动力的吸纳，弥补政府在增加公共产品时的资金缺口等等。同时，金融发展还将带动文化、教育、旅游等产业的发展，进一步加速城市化进程。

综上所述，金融发展能够对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城市化进程产生积极影响，那么，这一机制在我国东、中、西部能否实现?以及在实现过程中表现出哪些区域差异?为此，我们需要对东、中、西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相关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三、模型设计、数据和方法

(一)模型、数据

根据King和Levine，Dan'at(1999)和冉光和(2006)的实证模型，结合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当前实际，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因变量，包含反映经济发展的三大指标：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城市化进程，代表金融发展变量，，和p是控制变量，其中，代表投资，p代表通货膨胀水平。代表省份和时间。

沿袭以往的研究传统，我们采用真实人均GDP取对数值代表经济增长，用y表示，采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名义GDP的比重代表产业结构，用str表示，采用城镇人口占年末总人口比例代表城市化进程，用urb表示，用银行存贷款总额与名义GDP之比代表金融相关率，用矗n表示，投资变量I用资本形成总额占名义GDP比重表示，通货膨胀水平p用GDP缩减指数减1表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口径，

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山东10省市，中部包括安徽、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山西6省，和周立(2002)的划分相比，这里中部没有包括黑龙江、吉林，主要是为了和现在中央提出的“中部崛起”的6省相吻合，西部包括甘肃、广西、贵州、内蒙古、宁夏、青海、陕西、新疆、云南、重庆、四川、12省市，由于重庆1997年才成立，我们把它与四川合并处理，数据不全，予以剔除，因此，西部涵盖10省市。文中使用数据主要来源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对于少数省份少数年份的数据缺省，参照《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年鉴》进行了核实并予补充。

(二)方法

我们使用面板数据协整检验来考察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指标之间的长期相关关系，为此，首先需要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以考察各变量是否同阶，进一步，对同阶单整变量进行协整检验，以考察变量之间的长期相关关系，最后，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来说明短期相关关系。

1.面板单位根检验

面板单位根检验按照是否同质可分为：异质面板单位根检验和同质面板单位根检验，前者有IPS和组合PP检验，后者有LLC检验与Breitung检验(李雪松，2008)，为避免单一检验法可能存在的缺陷，本文使用LLC和IPS两种检验法进行检验。

2.面板数据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是检验变量之间长期均衡关系的常用方法，本文使用EG两步法，在用上面的面板单位根检验法对各变量进行检验后，如果各变量都是同阶单整，那么就可以对(1)式进行回归，得到残差。并建立回归方程

使用LLC和Fisher―pp方法对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如果变量平稳，说明变量间存在长期相关关系。

3.面板数据误差修正模型(PECM)

误差修正模型用于解释短期波动性，在长期关系成立的条件下，可以考察我国东中西部金融发展是否构成对其区域内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优化、城市化进程的强有力支持。因此，建立如下面板数据误差修正模型。

其中表示一阶差分，ECM是长期均衡误差，表示短期波动对长期均衡的偏离度，系数A体现短期波动相对长期均衡位置的调节速度。如果A为零被拒绝，则说明误差修正机制存在，检验得到的长期关系成立，否则不成立。表示短期内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各指标的影响程度，为零被拒绝，说明金融发展在短期能对经济发展各指标产生作用，反之，不能产生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面板数据模型设定有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之分，常用检验方法是Hausman检验，相关数值在表中给出。

四、计量检验与分析

(一)面板单位根检验

对经济发展变量(strut，urb)，金融发展变量及控制变量分别进行LLC和IPS检验，经检验发现，除通货膨胀外，其他各变量均表现出明显时间趋势，为此，在进行单位根检验时，对选用仅有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对其他变量选择含有时间趋势的模型，滞后期数根据AIC准则选取。检验结果，我国三大区域各变量在水平值下用LLC和IPS两种方法检测，均有单位根，而经过一阶差分之后，各变量在1％水平下均表现出无单位根。因此，说明经济发展变量(strit，urb，)，金融发展变量及控制变量均为一阶单整。

(二)面板数据回归结果

通过面板单位根检验，我国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变量，金融发展变量及控制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因此可以判断，各变量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对(1)式进行回归，得到东中西部各三个残差系列再对残差系列进行LLC和Fisher一即检验，如果残差系列没有单位根，则说明变量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否则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回归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变量的系数均为正，且都很显著，证明金融发展能促进各区域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城市化进程，这也充分说明了各地区银行等金融机构发挥了动员储蓄、加速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从金融变量对东中西部各项经济发展指标的作用系数来看，除城市化指标外，中部的各项系数均为最大。根据以上结果，我们就可以得出中部金融对其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优化的边际贡献在我国三大区域中最大的结论。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结果呢?从统计数据来看，中部金融这种高的边际贡献源于它低的金融相关率，即由于中部金融在我国三大区域中的塌陷状态造成的。可能的原因有：第一，西部投资仍倾向于资本密集型重大工程，对劳动力吸纳不够，出现了“机器排挤工人”的现象；第二，西部政府对公共产品提供不足和户籍制度改革相对滞后阻碍了劳动力的转移；第三，东部优厚的待遇和政策对西部劳动力的强大牵引作用使西部对劳动力的吸引力相对弱化。

从控制变量通货膨胀来看，东、中、西部在加速金融发展以促进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过程中，不同程度上刺激了通货膨胀，其中，东部对通货膨胀的刺激力度最大，在发展金融以促进经济增长过程中，东部通货膨胀对其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比中西部分别高出29个和33个百分点。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过程中，各区域通货膨胀边际作用较小，但东部依然最大。这其中可能原因是，东部高的金融相关率造成了“过多的货币追逐有限商品”的状况，由于中西部较差的投资环境和较高的投资风险，使得追逐安全盈利的资本不会自发流向中西部，而宁愿选择在东部闲置或参与角逐有限资源。

(三)面板数据协整检验

在获得回归结果后，采用LLC和Fisher―pp检验法对各残差项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结果显示，各残差系列均无单位根，属平稳系列，这说明东、中、西部的金融发展在长期能促进其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城市化进程。

(四)面板误差修正模型

通过面板数据协整检验，我们已经知道，我国东中西部的金融发展在长期能促进其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城市化进程。但由于时间跨度不长，需要进行短期因果关系分析来进一步说明各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各变量之间的关系。根据(3)式检验三大区域金融发展是不是经济发展各变量的短期原因。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我国三大区域金融发展与其经济发展的关系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中部和西部的金融发展在长期能促进其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城市化进程，但在短期，这种因果关系并不成立。然而对于东部，不论在长期，还是短期，金融发展均能引导其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城市化过程。值得注意的是，东部的金融发展在促进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过程中，同时带来了通货膨胀的负面效应，而且这种负效应在相同条件下比中西部都要大。此外，从金融变量对东、中、西部各项经济发展指标的作用系数看，除城市化指标外，中部的各项系数均为最大：中部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系数为0.3746，分别高于东西部29个和5个百分点，中部金融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系数比东西部分别高出2个和9个百分点，中部金融这种高的边际贡献折射出其金融发展相对滞后的状况，这个结论与中部历年较低的金融相关率(不仅低于东部，而且不及西部)相吻合。最后，西部金融发展对其城市化的边际贡献最小。

中国东中西部金融发展与其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城市化之间的关系存在明显区域差异。如果在推进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和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时，忽略这种差异，’势必影响改革目标的实现，进一步阻碍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基于本文研究结论和当前我国区域金融改革和经济发展实际，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对于东部，要以金融助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城市化进程。

2.对于中部金融塌陷的实际，要积极筹建中部金融中心，加快银行业改革重组，努力培育中部经济的增长极。

3.对于西部金融发展对城市化边际贡献小的特征，我们建议要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优化投资结构，推动城市化向前迈进。

参考文献：

李敬，冉光和，万广华，2007.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解释[J].经济研究(5)：42―53.

李雪松，2008.高级经济计量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西部金融论文第7篇

党中央于1999年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各界人士对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一般地，政府和学术界对于欠发达地区通常是基于财政的视角分析，较少从金融角度出发。然而非常清楚的是，只有社会能够在国内生产总值中保持一个相当规模的投资比例时，才能在长时间内维持适当确实强劲的收入增长率。

陕西属欠发达地区，与东部经济发展程度和发展进程相比，陕西还有一段较大距离。陕西具有承东启西、联接南北的区位之便，又是西北地区金融中心，已经培育了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相结合的金融市场体系。陕西成为西部大开发的重要依托和载体，成为西部大开发的排头兵。因此，本文以陕西为对象从金融角度分析经济增长便不难理解。

二、实证分析陕西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1.选取指标和数据。为了计量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需要确定金融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

首先，信贷是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之一，就这个功能而言，金融机构的贷款最为重要。从理论上讲，金融机构的供给量越大，国民生产总值增长越快。因此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可以作为一个衡量指标。其次，实际利用外资对于经济的增长有重要作用，利用外资可以弥补资金缺口，增加资本存量，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另外，在金融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大量基础设施建设、固定资产投资主要靠财政支持。因而这里把财政收入也列为一个指标。对于经济增长，本文以人均GDP来全面衡量经济增长。

本文的数据均来自《陕西省统计年鉴》各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正文中不显示原始数据。

2.模型选择。因为目前尚无统一的评价金融和经济增长关系的模型，为了度量金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情况，本文选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为：

3.参数估计与统计检验。这里用1990-2009年数据利用spss软件，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2）进行参数估计。回归结果如上表：

（1）由上表可以看出样本决定系数R??2和调整后的R??2均接近1，表明方程拟合情况很好。表中F统计值较大，表明总体金融指标对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2）各解释变量也达到了T检验要求的临界值，可以认为方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说明D、FC、G对人均GDP均影响显著。DW统计值接近于2，表明不存在一阶自相关性。（3）由残差图可以得到散点在零基准线上下无规律波动，表明不存在异方差性（散点图省略）。

由以上分析，上述回归结果便是要建立的模型：

即回归结果显示，金融指标D、FC、G与人均GDP之间的回归系数均为正，这表明上世纪90年代以来陕西省的金融发展在逐渐完善，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正面影响。这与标准金融发展理论的结论一致。

陕西省金融机构贷款额的系数为0.444，说明金融机构贷款对于陕西省经济增长有一定推动作用。从数据看陕西省金融机构贷款额呈明显上升趋势，尤其在近几年贷款需求更加旺盛，理论上一般认为，金融机构贷款额越大，越有利于经济增长。

如果外资利用得当，发挥到陕西省优势产业和项目中，必定会促进陕西经济快速发展。而模型中陕西实际利用外资贡献率（0.141）比较小，说明陕西在利用外资进行重点项目建设方面不够理想。财政收入贡献率为0.363，说明陕西经济在一定程度上还是靠财政支持。

三、结论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陕西省各类金融机构立足实际，以发展为主线，贯彻落实金融支持西部大开发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措施，加大信贷力度，不断提高服务水平，支持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为促进陕西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1990年至2009年间，陕西省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共增加8024.24亿元，贷款投向结构也不断得到优化。

西部金融论文第8篇

关键词：经济发展；金融发展；和谐金融

中图分类号：F83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7)02-0047-05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是否有必然的联系、两者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是什么，这是研究金融发展所不能回避的问题。传统经济理论认为金融体系只是被动地适应经济实物部门的需要与发展。但现代金融发展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这样简单。最先Patric(1966)建立了一个包含“需求追随（demandfollowing）”和“供给领先（supplyleading）”的分析框架，强调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1]。此后，以Goldsmith（1969）为开创者的金融结构论和以Mckinnon（1973），Shaw（1973）为开创者的金融抑制论不仅研究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而且深入研究了两者相互作用的内在机理。金融抑制论强调价格（主要是利率）变量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推行金融自由化，使利率等金融变量不受到压制，就可以促进经济增长。金融结构论认为金融变量的数量及结构影响经济增长，金融结构变化就是金融发展，而Greenwood和Jovanvic（1990）[2]，Greenwood和Smith（1997）[3]，Levine（1993）[4]等进一步将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等引入研究中，认为金融中介系统是内生形成并发展的，这样，在一个经济体中，有可能既存在低收入水平、低金融发展水平和低经济发展水平的均衡，又存在较高收入水平、较高金融发展水平和较高经济发展水平的均衡，等等，即存在多重均衡。

尽管上述研究取得了较多有用的成果，但存在以下三个主要缺陷：第一，上述研究主要集中研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利的影响，没有考虑金融体系本身的脆弱性，因为金融体系功能不完全性会削弱金融体系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5]；第二，研究金融发展只拘泥于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但经济发展的目标主要是促进整个社会进步，而且目前金融已经渗透到社会各个方面，因此，研究金融发展有必要综合考虑金融、经济、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第三，内生金融发展理论认为金融发展纯粹是经济体内生的原因，但在我国金融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上层建筑，是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来建立的，不都是经济体内生形成的，在某些区域，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定相适应，这样，金融发展研究应涉及到合理金融结构的判断及判断的标准。目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二元结构相当突出[6]，已成为制约建设和谐社会这个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重要因素。因此，我国金融发展的主要任务应是建立有利于减弱二元结构，进而有利于建设和谐社会的金融体系。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在三大地区中最低①，二元结构表现尤为突出，所以在研究我国西部金融发展时，前述理论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一种新的视角，从一种新的高度来考察西部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二、和谐金融的内涵

一般地，和谐的含义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首先，和谐指事物内部之间和睦相处，这是指属于同一系统的不同事物或个体“平等、和睦、友好”相处，尊重彼此的地位、权利，它们之间可以竞争，但是没有恶意的伤害；其次，和谐是指不同事物彼此支持、互相依赖，相辅相成；再次，和谐是互补、相得益彰，不同事物互相促进、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最后，和谐是指不同事物之间的良性互动状态。因此，“和谐金融”的内涵主要应从“金融体系自身发展、金融与经济的关系以及金融体系与整个社会的关系”三个方面来考察。

1．金融结构的和谐性，是指金融体系本身发展的内部协调性，表现为金融体系内部结构的合理性。金融是一个系统，和谐金融体系应表现为金融结构内部匀称，大型和小型金融机构、区域之间的金融机构各司其职、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应该良性互动，根据自身特点优化各自功能，有序发展[7]。

2．从金融与经济相互关系来考察和谐金融的内涵。一个和谐金融体系表现为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2007年第2期2007年第2期(总第146期)周鸿卫，李思维等：论我国西部地区金融的发展：和谐金融视角的分析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即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处于一种动态的均衡中。一方面金融发展应很好地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金融应充分发挥“货币第一推动力”作用，使资金流有效地引导实物流，优化资源配置。

3．从金融与社会的关系来考察和谐金融。现代金融已经渗透到社会各个方面，金融不仅是经济发展中的金融，也是社会进步中的金融。一方面，金融体系在发挥其功能的同时，必须与社会各界发生联系，对金融中介来说，应承担一些社会责任，包括贷款机会相等、披露和透明性、风险管理和信托责任等[8]；另一方面，由于金融与社会的联系是靠信用来维持，良好的信用环境（可以说金融生态）对金融发展有相当大的影响。因此，和谐金融应考虑金融与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这是和谐金融的最高层次。

在和谐金融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和谐性。相对于金融体系结构自身的和谐性而言，金融与经济是否协调发展是判断金融体系内部结构是否和谐的重要标志，如果金融与经济不能协调发展，说明金融体系内部结构存在不和谐；相对金融与整个社会的和谐性而言，金融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是促进整个社会和谐发展的有力支撑。所以，从和谐金融视角研究区域金融发展，首先应考察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和谐性。

三、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和谐性

目前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和谐性不足集中体现在经济发展过程存在严重的结构性资金缺口。

（一）对西部农村经济发展缺乏应有的资金支持

1．对西部农民增收的金融支持力度不够。同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相比，西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偏低。2001～2005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2 253.42元、2 366.4元、2 475.63元、2 936.4元、3 255元，而西部农民仅为1 661.03元、1 721.19元、1 820.87元、2 157．91元、2 410元，分别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4％、73％、74％、73%、74%。影响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很多，但是西部金融机构没有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应有的支持是主要原因之一。根据一项对西部农村的抽样调查资料表明：2003年西部地区有59%的农户觉得缺少资金，西部农业至少有四成左右的信贷资金缺口[9]。

2．西部农业产业化的资金缺口巨大。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农民专业化等“三化”是解决工农差距、城乡差距的重要途径，而农业产业化在“三化”中处于核心地位，一方面可以带动农民专业化，另一方面可以促进农村城镇化。目前西部农业产业化的金融需求量相当大，但未获金融信贷的相应支持，资金缺口巨大。以四川双流县为例：2004年，该县申请扶持农业产业化项目10项，共需银行提供资金7790万元。其中最少的为200万元，最多的四川三龙开发公司所要建设的5000吨鲜食水果气调保鲜库，总投资3650万元，最终的银行信贷缺口为1750万元[10]。

（二）金融机构不能满足中小企业资金需求

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外源融资主要是银行贷款，但中国人民银行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2003年我国东部中小企业贷款满足率达74%，西部中小企业的贷款满足率仅为61.6%[11]。据世界银行的调查，2004年我国西南地区(包括云南、贵州、广西、四川、重庆和海南，小型内资私营企业可获得银行贷款的比例为48．5％，西北地区(包括山西、陕西、内蒙古、宁夏、青海、甘肃和新疆)小型内资私营企业可获得银行贷款比例为39．7％。

由于从银行获取贷款有限，西部中小企业发展对资金的需求主要靠内部融资，2003年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曾对四川省三个城市中小企业2002年的资金来源结构状况做过一项典型调查（见表1、2)。

根据对以上资料测算，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将近90%固定资产投资来源于内部筹集、家人和朋友，80%左右的流动资金来源于企业内部资金积累。内部融资的资金来源毕竟有限，这样过度依赖内部融资不利于西部地区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

四、西部金融与经济间和谐性不足的原因：金融体系内部结构不和谐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存在严重的结构性资金缺口，说明西部金融体系功能尚不能很好地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结构决定功能，可以判断西部金融体系内部结构存在不和谐。

（一）从金融体系总体来看，西部地区金融机构分布密度低

金融机构的分布密度与金融体系的储蓄聚集和资源配置功能有较大的关系，一般来说，分布密度越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越高。以每万人口机构数来考察金融机构的分布密度，东、西部地区金融机构的分布密度为：

东部地区以人民银行广州分行所辖区为代表，到2003年底，辖区三省全部金融机构分布密度为2.23个/每万人；西部地区以人民银行西安分行为代表，到2003年底，辖区五省区的分布密度为1.72个/每万人。

（二）从金融体系内部构成来看，西部地区中小存款金融机构数量太少

中小存款金融机构（主要包括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等）的贷款优势在中小企业和农村，中小存款金融机构的发展对西部农村和中小企业发展有重要意义。到2005年底，东、中、西部地区地方性中小存款金融机构分支数量见表3。

从表3可知，城市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数量，西部11省（市、区）最少，还不到东部11省（市）的一半；城市信用社分支机构数量，西部地区也最少，差不多是中部8省的1/3；农村信用社西部11省（市、区）与中部8省差不多。由此可见，西部地区中小存款金融机构数量最少。

（三）从金融体系内部结构特征来看，大型金融机构处于高度垄断地位

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四家大型商业银行在西部金融市场的金融业务上处于高度垄断地位。当然，四大商业银行主导金融格局在全国也是普遍现象，但比较而言，西部地区四家商业银行在整个金融业中的垄断地位更突出。以甘肃为例，截至2003年5月底，四大商业银行占全省金融机构存款和贷款的份额分别是：75.85%、69.2%。2003年底该两项比例的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53.7%、57.8%[12]。

银行业高度垄断不利于经济增长，Artus（1995）对一个由21个OECD成员国组成的样本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银行业集中程度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反向关系[13]。对我国西部地区来说，大银行高度垄断还存在以下问题：大银行强调在全行范围内对信贷资金进行优化配置，这必然会对西部地区资金起到一种“虹吸”作用，从而使西部欠发达地区更加陷入金融支持不足的困境。

五、我国西部地区和谐金融发展模式与发展思路

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我国西部地区金融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一个有利于弱化二元经济结构，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的和谐金融体系。金融体系主要是通过将储蓄转化为投资这项功能来完成该项任务，而将储蓄转化为投资是通过两种类型金融中介来完成的：一是以存款金融机构为主体的金融中介体，二是金融市场（主要是证券市场）。因此，确立西部地区金融发展模式主要是选择建立以市场为主导型金融体系，还是以金融中介体为主导型金融体系。由金融发展理论可知，在经济欠发达时，人均收入和人均财富较低，人们主要通过金融中介体来完成储蓄向投资转化，这时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效率较高；在经济发展的较高级阶段，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和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在效率上难分伯仲[14]。所以，我国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应选择建立以金融中介体主导型的和谐金融体系。

金融体系内部结构是否达到和谐，主要体现在金融中介将储蓄转化为投资是否有效率，而金融中介效率与金融体系内部的竞争性直接有关。从前面的分析可知，我国西部地区四家大型商业银行高度垄断金融业务，缺乏各种类型的中小金融机构在某些特定层面与之竞争，导致金融中介效率较低，不能有效地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在西部经济发展中产生严重的结构性资金缺口。因此，西部地区建立以金融中介体主导型和谐金融体系的重点是：改变金融中介体内部结构，以增加金融机构间、特别是存款金融机构间的竞争，降低金融中介成本，提高效率，增强金融体系内部结构的和谐性，从而提高金融与经济、社会的和谐性。其发展思路主要有：

（一）大力发展存款类中小金融机构

金融中介体主要有两种形式：存款金融机构和非存款金融机构。在储蓄向投资转化中存款金融机构具有重要的地位，存款金融机构是金融中介体的主体，特别在经济欠发达的我国西部地区尤其如此。彭建刚、李关政（2006）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非国家金融机构的作用越大，地区经济差异越小，地区二元经济结构越弱[15]。此处的非国家金融机主要就是中小存款金融机构。因此，应大力发展存款类金融机构，特别是中小型存款类金融机构，增加存款类金融机构间的竞争性，提高金融中介效率。发展措施主要包括：其一，设立新的存款金融机构，如城市商业银行、城市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等；其二，改组现有的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另外，允许和引导非正规金融的发展，承认民间借贷与各种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合作金融组织的合法地位。

（二）积极发展非存款类金融机构

要建立和谐金融体系，银行要有针对性地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相对大型金融机构而言，中小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货款具有比较优势[16]。因此，中小存款类金融机构在西部中小企业的融资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但中小企业本身所固有的风险性，增加了贷款金融机构的风险，因此，必须有非存款类金融机构来分散风险。包括：第一，在政府的参与下设立中小企业贷款担保机构；第二，建立中小企业商业信誉评估系统，推进信息的收集和分享；第三，建立金融咨询类的金融机构，等等。

（三）加大西部中小金融机构的创新力度

重点应是推进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和创新，允许农村信用社业务适度“综合化”。基于西部地区农村地域广阔，金融机构网点分散，其体系不可能像城市金融体系那样多样、健全，分工明晰。因此，西部农村信用社的业务不宜片面强调“分业经营”与“分业管理”，可考虑允许其“经营”、“综合经营”。

（四）继续深化金融改革，为西部地区金融中介体发展创造有利的金融环境

金融发展不仅包括金融结构论认为的金融结构的变化，还应包括金融抑制论中的金融深化，麦金农认为发展中国家只要进行金融改革――金融深化，就可以在本国资金市场上筹措到所需的发展资金。其实两者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提高储蓄向投资转化效率，在一个以金融中介体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中，主要是通过存款类金融机构来实现的。这样，通过金融深化（即金融改革）能为金融中介体发展提供有利的环境。这种改革主要为：（1）适度放松市场准入的限制。包括：一方面积极引导诸如中信、民生、光大、深发展、招商、华夏等全国性和跨区域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到西部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开展金融业务；另一方面，对西部地区城市商业银行等存款类金融机构的设立和改组采取积极的态度，并给予相应的支持。（2）进一步深化利率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可考虑让西部地区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某些方面先行一步。使中小存款金融机构在一定的条件下自主决定存贷款利率，以充分挖掘西部地区潜在的储蓄资源，扩大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比例。

注释：

①本文的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等12个省、市、自治区。

参考文献：

[1] Hugh T.Patrick.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Underdevoloped Countries[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1966(14):174-189．

[2]Jeremy Greenwood,Boyan Jovanovic.Financial Development,Growth,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ic,1990，(5):1076-1107．

[3]Jeremy Greenwood,Bruce D.Smith.Financial Markets in Development,and the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Markets[J].Joue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1997，(21):145-181．

[4]Ross Levine.Financial Structur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J].Revista de Análisis Económico,1993(8):113-129．

[5]韩延春.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实证与政策[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9．

[6]彭建刚，申俊华，何桐娟.关于改变我国二元经济结构思考[J].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3）：84－88．

[7]秦池江. 构建和谐社会要贯穿于金融改革发展的过程之中[OL]. 中国金融网, 省略, 2005-03-14 ．

[8]Joseph F.Sinkey,Jr.,David A.Carter.Evidence on the financial characteristics of banks that do and do not use derivatives[J]. The Quarterl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2000,(40):431-449．

[9]世界银行.2003年世界各国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可持续发展[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10]双流县经济信息网.tttp://shuangliu.省略．

[11]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司.中国金融年鉴[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12]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04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R].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

[13]P.Artus.Mode de Financement de I'investissement et Croissance[J].Revue Economique,1995，(46)：169－194．

[14]谈儒勇.金融发展理论与中国金融发展[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15]彭建刚，李关政.我国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机构内在关系实证分析[J].金融研究，2006，（4）：90－100．

[16]彭建刚，王睿．交易成本与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发展的内在关联性[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5，(6)：17－22．

Finance Development of West China：

An Analysis from Harmonious Financial Angle ZHOU Hongwei，LISiwei， FENGXiangyong

西部金融论文第9篇

关键词：西部经济；宏观政策；特殊政策

一、文献综述

弗里德曼认为："货币政策的传导具有时滞效应，且在不同的区域具有较大的差异传导。"在国内，也有学者对我国中东西三个区域的金融结构差异，指出了我国西部地区在银行功能和市场功能上都出于劣势状态。

本文的观点是货币政策的效用依赖于一个地区经济体系的发达程度，要缩小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不能依赖于全国统一的货币政策，并以四川省的经济数据为例，论证西部特殊货币政策对西部经济的推动作用，以及在实行统一货币政策的基础上继续实施西部特殊政策的必要性。

二、我国西部地区货币政策效应计量分析

2.1.指标的选取

2.2实证分析

从模型可以看出，第t期四川省贷款总额和第t-2期的贷款总额均对第t期的GDP增长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第t-2期贷款总额对GDP的促进的作用明显要强于第t期贷款。第t-2期的贷款总额每增加1%，第t期的GDP就增长10%。可见贷款总额的增长对四川省经济发展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并且产生影响的持续时间比较长（第三年发挥出来的影响最为显著）。事实上，由于西部地区整个经济对金融政策的反映往往更加迟钝，政策产生影响的时滞和持续时间会更长，只是不能够在模型中显著反映出来。

同样的方法，对四川省GDP增速变化与我国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变化作计量分析，结果并不能体现出利率降低对GDP增长的显著促进作用。作为西部大开发战略重点发展的省份之一，四川省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国家对西部的政策倾斜。

三、模型结果解释及结论

实证分析表明，西部地区对全国性金融政策的反映远远没有东部发达地区灵敏。从资金的供给方看，资金来源主要依赖于国有商业银行。从资金的需求方看，西部地区国有经济相对比重较高，且大型项目多为政府扶持项目，资金有国家政策性贷款或补贴等形式的支持，不论是利率的涨跌，还是准备金率的增减，对其资金的获得都不会产生太大影响。

自西部大开发以来特殊的金融优惠政策对西部经济发展的贡献不可忽视：首先，国家增加西部地区再贷款（再贴现）限额。西部地区再贷款限额从2004年的1201亿元调整至2011年9月末的1796.4亿元；其次，国家对西部民族地区实行优惠的货币信贷政策。截至2011年9月末，西部地区人民币贷款余额达9.93万亿元，同比增长18.36%，增速分别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5.2个和4个百分点。国家对西部的各种特殊金融政策自西部大开发以来，对西部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总之，我国的金融政策对西部经济发展的贡献是显著的，但贡献的关键来源并非是全国统一的货币政策，更多是受益于国家对西部的特殊金融支持。因此有必要继续推行对西部地区的特殊金融优惠政策，以实现西部经济的发展，缩小东西部地区差距。

参考文献：

[1] 郭新明， 杨岚， 刘社芳， 孙天琦. 西部地区大开发十年来经济金融结构变迁研究--基于东、西部的一个比较分析[J]. 当代经济科学 ， 201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