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审普通程序
139．不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立案后发现不符合受理条件的，裁定驳回。
不予受理的裁定书由负责审查立案的审判员、书记员署名；驳回的裁定书由负责审理该案的审判员、书记员署名。
140．当事人在诉状中有谩骂和人身攻击之词，送达副本可能引起矛盾激化，不利于案件解决的，人民法院应当说服其实事求是地修改。坚持不改的，可以送达状副本。
141．对本院没有管辖权的案件，告知原告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原告坚持的，裁定不予受理；立案后发现本院没有管辖权的，应当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142.裁定不予受理、驳回的案件，原告再次的，如果符合条件，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143．原告应当预交而未预交案件受理费，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预交，通知后仍不预交或者申请减、缓、免未获人民法院批准而仍不预交的，裁定按自动撤诉处理。
144．当事人撤诉或人民法院按撒诉处理后，当事人以同一诉讼请求再次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原告撤诉或者按撤诉处理的离婚案件，没有新情况、新理由，6个月内又的，可比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七)项的规定不予受理。
145.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当事人在书面合同中订有仲裁条款，或者在发生纠纷后达成书面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受理,告知原告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但仲裁条款、仲裁协议无效、失效或者内容不明确无法执行的除外。
146．当事人在仲裁条款或协议中选择的仲裁机构不存在，或者选择裁决的事项超越仲裁机构权限的，人民法院有权依法受理当事人一方的。
147．因仲裁条款或协议无效、失效或者内容不明确，无法执行而受理的民事诉讼，如果被告一方对人民法院的管辖权提出异议的，受诉人民法院应就管辖权作出裁定。
148．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时未声明有仲裁协议，人民法院受理后，对方当事人又应诉答辩的，视为该人民法院有管辖权。
149．病员及其亲属对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作出的医疗事故结论没有意见，仅要求医疗单位就医疗事故赔偿经济损失向人民法院提讼的，应予受理；
150.判决不准离婚、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以及判决、调解维持收养关系的案件的被告向人民法院的，不受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七)项规定的条件的限制。
151．夫妻一方下落不明，另一方诉至人民法院，只要求离婚，不申请宣告下落不明人失踪或死亡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下落不明人用公告送达诉讼文书。
152.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案件，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因新情况、新理由，一方当事人再行要求增加或减少费用的，人民法院应作为新案受理。
153．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受理后查明无中止、中断、延长事由的，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154．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六条、第一百二十条所指的商业秘密，主要是指技术秘密、商业情报及信息等，如生产工艺、配方、贸易联系、购销渠道等当事人不愿公开的工商业秘密。
155、人民法院按照普通程序审理案件，应当在开庭3日前用传票传唤当事人。对诉讼人、证人、鉴定人、勘验人、翻译人员应当用通知书通知其到庭。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在外地的，应留有必要的在途时间。
156．在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结束前，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
157．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离婚诉讼，当事人的法定人应当到庭；法定人不能到庭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作出判决。
158．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当事人的法定人，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如属原告方，可以比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九条的规定，按撤诉处理；如属被告方，可以比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缺席判决。
159．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对该第三人比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九条的规定，按撤诉处理。
160．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后，原告申请撤诉，人民法院在准许原告撤诉后，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作为另案原告，原案原告、被告作为另案被告，诉讼另行进行。
161．当事人申请撤诉或者依法可以按撤诉处理的案件，如果当事人有违反法律的行为需要依法处理的，人民法院可以不准撤诉或者不按撤诉处理。
162．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权提起上诉。
163．一审宣判后，原审人民法院发现判决有错误，当事人在上诉期内提出上诉的，原审人民法院可以提出原判决有错误的意见，报送第二审人民法院，由第二审人民法院按照第二审程序进行审理；当事人不上诉的，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处理。
164．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的审限，是指从立案的次日起至裁判宣告，调解书送达之日止的期间，但公告期间、鉴定期间、审理当事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以及处理人民法院之间的管辖争议期间不应计算在内。
165．一审判决书和可以上诉的裁定书不能同时送达双方当事人的，上诉期从各自收到判决书、裁定书的次日起计算。
一、认真组织民政干部学习行政诉讼法,提高对实施行政诉讼法重要意义的认识,增强贯彻实施行政诉讼法的自觉性。
行政诉讼法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向法院起诉。行政机关的行政活动将在更大范围内接受司法监督,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以行政机关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将成为普通的事情。民政部门是以管理社会行政事务为主要职能的行政管理部门,与广大人民群众有着广泛联系,有些工作做得不好也容易侵犯群众的合法权益,因此必须组织干部学好行政诉讼法,使广大民政干部掌握行政诉讼法的具体内容,克服与行政诉讼制度不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工作方法,以积极的态度做好行政诉讼法施行的各项准备工作。
二、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民政法规,使民政工作的行政管理活动和管理手段有法可依。
行政诉讼法的基本要求之一,是行政行为要有法可依,行政管理活动和行政管理手段要有相应的法律依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民政立法工作有了较大进展,民政工作的主要业务基本做到有法可依。但是,立法工作还存在不完善、不配套的问题。民政部正本着从基层工作实际出发,有地加快民政立法步伐,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民政法规。各地民政厅(局)要加强法制建设,协助立法机关不断完善有关地方法规。
为了保证地方性民政法规、规章不与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各地民政厅(局)要协助当地人民政府清理有关的地方性民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对已经过时的或与现行法律、法规相抵触的,要及时修改或废止。同时,要严格执行规章备案制度,做好规章备案工作。
三、加强执法检查监督工作,努力提高行政执法水平。
建立行政诉讼制度的目的,是要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保证行政机关严格依法办事。对有法可依的民政行政行为,必须严格依法办事;对暂时没有法规规范的民政业务,要严格遵守职责范围和政策规定开展工作。要尽快理顺有关行政执法部门之间的关系,明确各自的职责权限,避免执法上的重复交叉或扯皮现象。地方人民政府和其他有关部门赋予民政部门行使民政工作以外的行政执法权力,要有法定的授权和委托或明文规定。领导干部要带头依法办事,切实支持和保护行政机关和执法人员的执法活动,纠正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
为了提高行政执法水平,要加强执法监督检查,检查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地方性民政法规的贯彻实施。检查的重点是列入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的民政行政行为,尤其要注意有关限制人身自由、实施各种处罚的民政行政行为。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对于收容遣送工作、殡葬管理、婚姻登记管理等几项容易引起诉讼的民政行政行为,必须统一认识,高度重视,严格依法行使职权,以避免或减少诉讼。
收容遣送工作:在国务院没有新的规定之前,严格按照一九八二年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送遣办法》管理,禁止越权处罚、滥施处罚等违法行政行为。地方政府明令规定的任务必须有法律依据或当地人民政府的法定授权和委托。
殡葬管理:严格按照一九八五年《国务院关于殡葬管理的暂行规定》办事,不得施行规定以外的违法行政行为。对当事人进行《国务院关于殡葬管理的暂行规定》以外的处罚,必须经由地方人民政府发布规章明确作出补充规定。
婚姻登记管理:要坚决执行《婚姻法》和《婚姻登记办法》对于容易引起行政诉讼的结婚年龄问题,应按《婚姻法》办事,在双方符合法定婚龄经晚婚动员后仍坚持结婚的,应准予登记。反对结婚登记中乱收费。
其他各类民政行政行为,容易引起行政纠纷的,也要认真进行调查研究,提出解决的办法和应诉的对策。
四、进一步加强法制工作的领导。
一、认真学习、广泛宣传行政诉讼法，提高对行政诉讼法重要性的认识。
行政诉讼法的施行，标志着我国的行政管理活动在更大范围内接受司法监督，这对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各级人民政府要抓紧利用行政诉讼法施行前的这段时间，通过举办研讨班、培训班等形式分期分批组织所属各部门和下级政府的领导干部进行培训。各行政部门要抓好行政工作人员的学习。特别是有执法任务的行政部门，必须在上半年内分期分批组织执法人员集中学习。在学习行政诉讼法的同时，要结合各自的职责和行政管理活动的特点，学习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的负责同志要带头学习好行政诉讼法，并切实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通过学习，掌握行政诉讼法的基本知识，充分认识行政诉讼制度的重要意义，全面、正确地理解实施行政诉讼法对政府工作的要求，树立依法行政的观念。
二、抓紧起草、制定地方性法规和规章，搞好规章和行政措施的清理工作。
为更好地贯彻执行行政诉讼法，必须进一步完善立法，使行政行为有法可依。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要按照建设、改革和依法行政对法制建设的迫切需要，加快起草、制定地方性法规、规章和行政措施的进度。当前，特别要抓紧起草、制定与实施行政诉讼法相配套的法规、规章和行政措施。要加强立法活动的计划性，严格执行规章和行政措施的备案制度，保证立法质量。同时，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各部门要在行政诉讼法施行之前，对本地区、本部门现行规章和行政措施进行一次清理，通过清理，凡与国家法律、法规相抵触的，一律予以废止或修改。
三、强化执法监督检查工作，提高行政执法水平。
建立行政诉讼制度的目的，就是要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各部门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提高执法人员的工作责任心和依法办事的自觉性，杜绝执法过程中任意处罚、滥施处罚、越权处罚等违法现象。要在今年上半年内对本地区、本部门正在实施的收费、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以及限制人身自由等具体行政行为进行一次检查清理，对于违法的和没有法律依据的要及时禁止和纠正。各级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要严格履行法定职责，既要避免因随意执法而引起诉讼，也要防止因担心当被告而放任违法行为。
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对所属部门的执法活动的监督检查，建立健全执法监督检查制度，理顺各类行政执法部门之间的关系，明确各自的职责权限。各级人民政府的法制工作部门和行政监察部门要认真研究，尽快制定执法监督检查办法和措施，使执法监督检查工作经常化、制度化。
四、切实做好行政复议和应诉工作，保证行政工作的正常开展。
行政复议和应诉工作是行政机关的一项法定职责。目前，行政复议制度尚不健全，这与行政机关所承担的复议、应诉任务很不适应。为此，县以上人民政府要根据自己的职责，建立复议机构。有执法职能的政府部门也要根据工作需要，逐步建立复议机构。当前，要抓紧配备专职人员。复议机构受委托代表政府和部门参加行政诉讼。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要抓紧培养和选拔政治思想好，具有法律知识、专业知识和行政工作经验的行政复议人员和应诉人员，保证这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五、加强对政府法制工作的领导，进一步做好政府法制工作。
1953年12月12日来呈收悉。我们认为刘庆义与原辽宁省教育会间的契约，由1929年到1944年即满15年期限。在满期后，因为日冠占据沈阳关系，未能收回。迄今刘庆义已多利用近10年。解放后该房应归全国人民所有，由人民政府收回，毫无问题。而刘庆义拒绝交房，显属不合。其对于该房产所有权的要求，应予驳回。至其所欠租金，可根据实际情况，考虑在其宅交房人情况下，稍加照顾亦可。
最高人民法院东北分院关于处理刘庆义房产问题的请示法督字第4923号最高人民法院：
1929年刘庆义由原辽宁省教育会租得土地一段，建筑楼房一栋，坐落沈阳大街52号。当时双方订立契约规定租期为15年，除每年建筑主应纳地租大洋1860元外，期满后建筑物无偿由土地所有人收回。此契约订立两年后即逢“九一八”事变。1938年刘庆义又与伪满奉天县教育会重订契约，除将每年租金改为700元外，另外又规定新契约订立后，如有新建时，当租期届满新建筑物由土地所有人按时价收买，其他各项仍按原契约规定执行。1945年日本投降后，原教育会向刘庆义提出交房问题，双方争执未获解决即逢沈阳解放。解放后刘庆义仍依1938年订立的契约向房产管理局登记，当时由于该局工作人员马虎未发现原契约规定“15年满期后该土地上建筑物应由土地所有人无偿收回”。遂于1951年6月发给刘庆义房屋执照，确定了产权。当“三反”、“五反”运动中经群众揭发，市政府研究后于1952年收归公有。刘庆义拒不执行也不纳租，曾多次提出意见：认为原契约规定“每年交纳地皮租金，15年满期后由土地所有人无偿收房”，是带有封建剥削性质，不合理的契约，报上曾公布过，这样不合理的契约，如果有一方提出异议，应考虑更改。
一、 抗诉
（一）现行抗诉制度的优势
抗诉，是现行《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唯一的检察监督方式。这种检察监督方式在50年代的检察实践中就有适用，不过在那个时候将抗诉称作抗议。1在90年代制订《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时候，参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将抗议统一称作抗诉。
抗诉制度原始于《苏俄民事诉讼法典》。在该法典中，对苏俄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上诉程序中的抗诉权和审判监督程序中的抗诉权，都作了完整的规定。其中第282条第二款规定：“检察长，不管他是否参加过该案件审理，都可以对不合法或无根据的法院判决提出抗诉。”按照该法典第319条和第320条规定，苏联总检察长、副总检察长、俄罗斯联邦检察长和副检察长、自治共和国、边疆区、州、自治州、民族州的检察长，都有权按照监督审程序提出抗诉。建国初期，中国司法制度借鉴了这些抗诉制度，取得了初步的成效。11982年制订《民事诉讼法（试行）》，确立了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权；1990年制订《行政诉讼法》，正式规定了行政诉讼中的抗诉制度；1991年修订《民事诉讼法》，规定了民事诉讼中的抗诉制度，构成了我国民事、行政诉讼审判监督程序中的抗诉制度体系。
在《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规定了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制度以后，检察机关正式办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自1990年办理第一件行政抗诉案件之后，每年办理的民事行政抗诉案件逐步增多。至1999年底，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34821件。人民法院再审审结的民事行政抗诉案件为12482件，其中改判、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和调解等改变原判决的为10246件，占总数的82.09%，发挥了审判监督的作用。
现行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从总体上说，是具有一定的优势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抗诉的必然后果是引起再审，法院对此没有选择的余地，不能依据自己的意愿决定是否再审。这就是抗诉的再审强行性原则。
（二）现行抗诉制度的局限性
但是，现行《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中规定的抗诉程序是有严重局限性的。这些局限性表现在：
一是没有规定上诉程序的抗诉程序。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与刑事诉讼是完全不同的，在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是诉讼参与人，是自始至终参加诉讼的国家司法机关。在这样的诉讼中，检察机关对于行使审判活动的监督，并不是仅仅有一种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权，还有上诉程序中的抗诉权，以及其他的监督权。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检察机关是在诉讼程序之外进行监督，在发现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时候，才能够提出抗诉，使自己进入诉讼程序，参与到诉讼中来，实施法律监督。在庞大、复杂的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之中，仅仅依靠这样简单的、单一的监督方式，是绝对不够的。必须增加上诉程序的抗诉，以减少矛盾上交的程度，将纠纷解决在基层，同时，也能够保证检察监督的效果。
二是缺少抗诉程序的具体规范。就是现行诉讼法规定的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程序，也是不具体的，尤其是缺少具有可操作性的程序规范。在《民事诉讼法》中，对抗诉程序的规定算为最详细的了，但是也仅仅只有分则的4个条文，只规定了抗诉条件、抗诉效果、抗诉书和抗诉再审。对于具体的抗诉应当怎样操作，法院怎样审理，法、检怎样配合，都是毫无规定，在实践中无法操作。例如，检察机关是否有权调阅人民法院的审判卷宗，就没有类似《苏俄民事诉讼法典》第322条关于“检察长在其职权范围内有权从相应的法院调阅民事案卷，以便解决是否有理由以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问题”的规定，致使对这样的问题在实践中一直得不到解决，成为“老大难”问题，争论了十年，至今还是没有结果。
三是规定终审法院的上级检察院才有权抗诉，就将大量的民事纠纷和行政争议集中在省级和中央的司法机关，这不符合“将矛盾消灭在基层”的原则。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司法机关在具体执行抗诉的程序上，不能不存在不同的看法，激烈的争执和纷争由此而生。至于其他的一些不同看法，更是比比皆是。这些问题不解决，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就无法正常进行。
（三）抗诉制度的改革
无论是在审判监督程序改革作单轨制监督模式，还是作双轨制的监督模式，抗诉制度都应当进行改革。可以选择的方法：其一，继续坚持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但是将抗诉的权力下放到做出发生法律效力判决、裁定的法院的同级检察院，由同级检察院提出抗诉。其二，在现有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制度的基础上，增加上诉程序的抗诉，使检察机关在一审判决作出以后，检察机关就有权进行抗诉，发生提起上诉审的法律效力。
我们的意见是选择第二种方法：
首先，现行的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应当进一步坚持和完善。这就是，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有权抗诉。在具体的抗诉程序上，应当进一步完善，在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认识不统一的问题上，制定统一的规范，防止任意解释。例如，在调卷、审级、审限、再审程序、检察机关在再审法庭上的职责等，都应当规定清楚。
第二，增加上诉程序的抗诉权。
现实生活中对司法权的不正当行使，造成错案，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抗诉权的基础。现行法律将检察机关的抗诉对象限定在生效裁判的范围之内，大大地影响了司法公正的实现。法律没有将未生效裁判列入抗诉的范围，大致基于以下理由：法律已经将上诉权赋予诉讼当事人；未生效裁判尚未取得执行力，对其抗诉没有实际意义。但是，这种理由并不具有说服力：
一是，尽管现行法律已经将上诉的权利赋予诉讼当事人，但是，在法院的裁判涉及的公共利益与当事人的自身利益没有直接的关系时，当事人往往不提出上诉。即使存在富有正义感的人，由于当事人资格的限制，他也难以依据现行法律找到可行的途径。
二是，法律已经赋予检察机关对生效民事、行政裁判的抗诉权，不能成为否定将未生效裁判列入抗诉对象的理由。虽然，民事、行政裁判的执行不会造成错杀无辜、冤狱等人身损害后果，但是，错误的民事、行政裁判和错误的刑事判决一样，一旦生效并付诸执行，都会造成一定的损害后果。法律应当尽可能防止错误裁判付诸执行，据此，赋予检察机关对未生效裁判的抗诉权，可以避免社会财富的浪费，减少当事人的讼累，稳定社会，因而是十分必要的。对此，俄罗斯联邦检察院的做法是值得借鉴的。俄罗斯联邦新的仲裁诉讼法规定，对仲裁法院裁决，检察院可以提出上诉。1
第三，如果不能建立上诉程序的抗诉制度，则应当将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权交由作出发生法律效力判决、裁定的法院的同级检察院行使。
这样，可以减少上级法院和检察院的工作压力，有利于将矛盾解决在基层，减少当事人的讼累。按照这样的设想，当事人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之后，对该判决、裁定有意见，可以向同级人民检察院申诉，同级人民检察院经过审查，认为符合《民事诉讼法》或者《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抗诉条件，即可向做出生效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抗诉，该法院应当进行再审。
二、参与诉讼
（一）检察机关参与诉讼的必要性
上诉程序中的抗诉权的前提，是检察机关对于重大的民事、行政案件享有参诉权。在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中，由于没有规定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制度，因此，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和行政诉讼中还不享有上诉程序中的抗诉权。解决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体系不完备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解决好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行政诉讼的监督方式。
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行政诉讼的必要性就在于：
第一，维护国有资产的合法权益，是检察机关的重要的职责。据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分析，国有资产主要是在投资、转让、处分等重大民事活动中流失的，鉴于此，堵塞国有资产流失的渠道是必要的。检察机关是国家利益的代表，有责任维护国有资产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对此，在法国等国家的民事诉讼法律制度中，都有明确的规定，在涉及到国有利益案件的诉讼过程中，检察机关是必须以从当事人的身份参加诉讼的，监督法院的判决是否侵害国有利益。按照越南的法律规定，法院在对民事行政案件受理立案后，须立即通知检察机关，由检察机关决定是否参加该起案件的诉讼。2借鉴上述国家的经验，我国法律有必要作出规定：凡关系重大国有资产的投资、转让、处分等的案件，应有检察机关派员参加，有权了解有关国有资产的具体情况；当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已经提起的民事、行政诉讼关系到国家利益和国有资产权益时，人民检察院应当有权参与诉讼。
第二，参与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政诉讼的参诉权，也是检察机关十分重要的职权。在民事、行政诉讼中，诉讼各方的活动可能涉及到公共利益，无论出于技术上的考虑，还是出于确保公共利益不受损害的考虑，都应当设定一个代表公共利益的诉讼主体。对于这样的案件，检察机关应当代表国家和公益，参与诉讼，在诉讼中监督审判活动，监督诉讼活动和当事人的行为是否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有权提出参诉意见。对于检察机关的参诉意见，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听取，正确的应当采纳。
第三，对于涉及到一方当事人诉讼地位较弱，涉及到当事人的行为能力，涉及到当事人的主体资格等案件，检察机关参与诉讼，扶助该当事人在诉讼中正当行使诉讼权利，不使该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受到侵害。在这里，检察机关虽然扶助的是单个的当事人，但是由于这种当事人的能力有一定的欠缺，国家有责任对他们提供法律上的帮助。这种责任当然要由检察机关承担。这种情况，在《法国民法典》中，有详细的规定。仅以关于推定失踪问题的规定为例：首先，检察官有权提出推定失踪的请求；检察院特别负责关照推定失踪人的利益；凡是涉及推定失踪人利益的请求，均应听取检察院的意见；检察院得以职权要求适用或者变更本编所规定的措施。1在我国澳门新制定的《民事诉讼法典》中，也有这样的类似规定，检察机关在类似的诉讼中，可以为失踪人、无行为能力人或不能做出行为之人做出防御，可以为其代理。2
（二）检察机关参与诉讼的程序
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行政诉讼，参照有关国家的规定，可以采取这样的程序：
1.人民法院在民事、行政案件受理立案时，对于需要检察机关参加诉讼的案件，应当通知检察机关参加诉讼。需要检察机关参加诉讼的案件的当事人，当其已经参加诉讼时，也可以请求检察机关参与诉讼。
2.检察机关接到法院的通知或者当事人的请求，审查该案件是否属于检察机关应当参加诉讼的案件，以及是否应当参加诉讼。决定参与诉讼的，应当通知法院。
3.对于检察机关决定参与诉讼的案件，在开庭时，应当通知出庭的检察官，并在法庭上设置参诉人（或者称为监诉人）席位。
4.检察官参与诉讼，在诉讼中负责监督审判活动，对于违背诉讼法律的庭审活动，以及侵害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行为，有权提出监督意见。
5.独任法官或者合议庭的审判长在庭审结束之前，应当征求检察官的意见。
（三）检察机关参与诉讼的后果
检察机关参与诉讼的身份，按照《法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是从当事人。按照越南的规定，检察机关参与诉讼，就是诉讼监督人。按照我国法理的传统理解，检察机关参与诉讼，其身份、地位应当是诉讼监督人。其参与诉讼的法律后果有两个：
第一，在诉讼中，检察机关有权对违背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规定的程序行为，进行监督，提出意见，监督法庭纠正。
第二，当一审判决、裁定作出以后，检察机关认为确有错误，有权提出上诉程序的抗诉。其法定后果是提起二审程序，上级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二审程序对该案件进行二审，并做出终审判决或者裁定。
三、检察意见
（一）检察意见监督方式的创设及其依据
检察意见是检察机关在实践中创设的一种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学者认为：“检察意见，是人民检察院在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活动中，就人民法院、诉讼当事人和诉讼参与人以及与诉讼有关的单位或者个人，在诉讼活动中发生的不合法行为和对案件的处理出现的错误，所作的基本结论和监督意见。”1这种意见虽然还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是其界定的基本内容是明确的。
在最初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实践阶段，这种监督方式不是称作检察意见，而是称作检察建议，包括的内容基本上是上述学者意见中所概括的内容。当时在实践中，一些地方的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领导同志针对抗诉程序的繁琐和拖延，协商采取一种便捷的方式，在协商的基础上，尽快纠正判决、裁定中存在的错误，使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尽快得到妥善处理。其做法是，当事人向检察机关申诉后，检察机关经过审查，认为生效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不走抗诉的程序，而是由同级检察院直接向同级法院发出检察建议，建议法院依法再审。法院不是按照检察院的审判监督程序再审，而是按照法院的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再审。法院再审结束时，应当将再审结果通知提出检察意见的检察院。再审法院不接受检察院的意见的，检察院认为自己提出的意见正确，可以向上级检察院提请抗诉，由上级检察院决定是否抗诉。同时，检察意见还适用于对当事人在诉讼活动中的一般不合法行为，以及其他应当纠正的问题的方面。
在实践中，这种做法是较为有效的，尤其是一个地区的司法机关关系比较协调的，效果更为明显。以1996年为例，全国检察机关发出检察建议1783件，法院接受建议进行再审改判的775件。1991年至1996年，重庆市两级人民检察院提出检察建议 108件，接受建议的机关和单位纠正60件，其中向人民法院提出的对案件的纠正建议78件，纠正32件。2问题是，按照检察机关的习惯做法，检察建议适用于对某些存在的问题提出纠正意见的场合，3即前述的第二种适用范围，而不是适用于对案件的处理。经过反复研究，民事行政检察厅认为采用检察意见的方式，可以避免这样的问题。因而，检察意见的监督方式应运而生，并且将检察意见和检察建议两种监督方式作明确的分工，前者专司对案件的监督，后者对一般诉讼行为和其他违法行为的监督，包括法院和诉讼参与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经过讨论，正式确认了这种监督方式，制订了检察意见的文书样本，从1998年下半年正式试行。1
检察意见的法律依据，就是《民事诉讼法》第14条和《行政诉讼法》第10条规定。既然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和行政诉讼进行监督，总要有具体的监督方式，检察意见就是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创造出来的。
从1998年至1999年的两年时间中，各级人民检察院共使用检察意见的方式办案5709件，法院接受再审意见做出改判判决的2097件。
（二）检察意见的适用
关于检察意见的适用范围，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文书样本（试行）》关于检察意见书使用说明指出：“人民检察院对于符合抗诉条件的案件，若认为建议人民法院自行纠正效果更好的，可以使用此文书；对于判决、裁定确有错误但不宜抗诉的案件，对于调解、支付令、决定等案件，可用此文书建议人民法院纠正。”2
检察意见这种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适用于以下范围：
1.对于符合抗诉条件的民事行政判决、裁定，人民检察院提出再审的检察意见，法院愿意接受的，检察机关可以不走抗诉程序，直接向法院提出检察意见。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一种简化的“抗诉”程序。3
2.对于不属于抗诉范围的民事调解结案的案件，如果调解违背自愿、合法原则，当事人提出申诉的，检察机关确认属实，可以检察意见的方式向法院提出再审的意见，建议法院依法再审，纠正错误调解。4
3.对于民事执行中的裁定，如果确有错误，例如执行案外人财产，可以适用检察意见的监督方式提出纠正意见。对于这种案件检察机关能否进行抗诉，一种意见认为不能抗诉，理由是，《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执行不是审判活动，因此，检察机关不能进行监督。另一种意见认为，执行程序中的裁定，抗诉以后无法引起再审程序，因此不宜抗诉。第三种意见认为，凡是裁定就能够抗诉，这是《民事诉讼法》第185条规定的基本精神。我们认为，第二种意见较为准确。采用抗诉的办法，虽然不违背第185条精神，但是抗诉以后，法院难以进行再审，因而，适用检察意见的监督方式，更为妥当。
4.对于抗诉不能引起再审程序的裁定，检察机关可以使用检察意见的方式提出纠正意见。例如，在审判程序进行中，法院做出的财产保全、先予执行等裁定，确有错误，如果抗诉，无法引起再审程序，不能进行再审，抗诉变得没有实质的发动再审的意义。适用检察意见的监督方式，就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
5.对确有错误的支付令、决定的案件，可以适用检察意见的方式，建议人民法院纠正。例如，法院做出支付令并予送达之后，债务人提出异议的，法院没有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转入诉讼程序，继续执行支付令的，就可以适用检察意见的方式进行监督；法院对当事人予以民事制裁的决定确有错误的，也可以适用检察意见的方式，建议法院纠正。
（三）检察意见的效果
实践证明，检察意见如果运用得好，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检察监督方式。现在的困难是，运用检察意见进行检查监督，不能只是“一相情愿”，应当加以有力的配合，其主要原因就是立法上没有确切的依据，尤其是对检察意见的法律效果没有做出规定。
对此，一方面应当继续进行实践，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此联合做出司法解释，明确上述问题；另一方面，从长远的角度看，首先应当在立法上规定检察意见为法定的检察监督方式，然后规定其适用的范围，规定提出检察意见的法律后果。
关于检察意见的监督方式的法律后果，应当明确的是：
第一，提出检察意见的检察院，应当是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法院的同级检察院。该检察院提出检察意见后，做出生效判决、裁定的法院应当受理，不得将检察意见予以退回。
第二，同级人民法院接到检察意见后，应当对该案件进行复查，认为人民检察院的意见正确，原审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应当裁定进入再审程序，中止原判决、裁定的执行。认为原判决、裁定没有错误的，应当通知提出检察意见的人民检察院。
第三，人民法院再审开庭，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法庭，参与诉讼，监督审判活动。
第四，再审终结，人民法院应当将再审判决书送达提出检察意见的人民检察院。
四、纠正违法通知
（一）适用范围
纠正违法通知，是借鉴刑事诉讼中的做法创设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其适用范围，是纠正人民法院在民事审判、行政诉讼中存在的程序上的错误，该程序错误是在诉讼进行当中发生的，或者是在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但是判决、裁定在实体上适用法律没有错误，即没有影响实体判决、裁定。对此，可以适用纠正违法通知的监督方式，向人民法院发出书面的纠正违法通知书，请人民法院纠正错误。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民事行政检察文书样本（试行）》中规定了这种监督方式的书面文本。
关于这种监督方式的适用范围，该文书样本规定：“本样式供人民检察院办理民事行政案件时，发现人民法院在审判活动有较严重违法现象或行政诉讼当事人及有关单位有违法行为需要纠正时适用。”1按照这一规定，纠正违法通知的适用范围是：
1.人民法院在审判活动中有较严重的违法现象需要纠正。例如，有的法院法官在诉讼中对当事人有逼供现象，或者伪造、篡改庭审笔录等问题，就可以适用纠正违法通知书的监督方式进行纠正。
2.对行政诉讼中的当事人或者有关单位有违法行为需要纠正的，也可以适用纠正违法通知的监督方式进行纠正。
（二）适用方法和后果
适用这种监督方式，检察机关应当出具纠正违法通知书，正式送达人民法院。接受送达的人民法院应当是在诉讼中存在错误的法院。
人民法院在接到纠正违法通知书后，应当对纠正违法通知书中提出的程序错误进行研究，确认属实的，应当进行纠正。在纠正之后，应当将纠正的情况书面通知人民检察院。
通知当事人或者有关单位纠正违法行为的，当事人或者有关单位应当将纠正的结果报告人民检察院。
五、检察建议
（一）适用范围
检察建议是对人民法院在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活动中存在的一般的程序性错误，或者是人民法院在民事审判、行政诉讼活动中应当予以改进的问题，提出纠正意见或者改进意见的一种监督方式。这种监督方式不具有特别的强制效力，仅仅是提出问题，供法院在审判活动中参照纠正或者参考改进。从原则上说，这种监督方式不是针对具体的案件进行，可以是针对案件中的问题，也可以是针对某些案件中共同存在的问题进行。这种监督方式，最高人民检察院曾经向最高人民法院发出两次。一次是对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一起赔偿案件，关于赔偿个体企业的经营损失，是否应当征收经营所得税的问题，经过与国家税务总局商量，认为应当征收，故向最高人民法院建议研究、解决这个问题。另一次是针对银行与当事人串通，侵害对方当事人合法债权，各地法院的认定不统一的问题，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制订司法解释，统一规定具体的操作方法。
这种监督方式，也是借鉴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的监督方式，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民事行政检察文书样本（试行）》的“说明”中，规定“在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中适用《检察建议书》，其格式参照《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法律文书格式（样式）》第107号样式制作”，1确定的这种监督方式的文书样式，就是直接使用刑事诉讼中的文书样本。
（二）适用方法和后果
在实践中，人民检察院发现同级人民法院在诉讼中存在应当适用检察建议的方式进行监督的问题时，经过研究确认后，检察院应当制作检察建议书，指出应当纠正或者应当改进的问题，建议法院予以纠正或者改进。
人民法院在接到检察建议后，应当进行研究，确认检察建议书提出的问题后，应当予以纠正或者在工作上进行改进。纠正或者改进后，法院应当将纠正或者改进的情况通知做出检察建议的检察院。
六、 民事抗诉程序中的执行和解
据了解，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法律地位的确认，在我国的立法与司法体系中也是一波三折，历经坎坷。中国在原有的诉讼法体系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公益诉讼的法律地位，环境公益诉讼更多只是在理论层面的探讨。直至2009年，公益诉讼才被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所确认。2014年4月颁布的新环保法又通过设定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条件，进一步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公益诉讼中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而此次最高人民法院将司法解释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对进一步深化司法公开，促进司法民主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增强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可操作性。该意见稿从条件、法院管辖、法律责任承担方式等多方面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技术性解释，较之于之前缺乏明文规定的状况，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法律的确认和保护。
走近司法解释
与全国人大、国务院及各部委立法不同，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司法解释的工作似乎更具神秘感。
“事实上早在1997年，最高人民法院就专门针对司法解释的相关问题颁布了《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将这项貌似神秘的工作公之于众。2007年最高院废止了前述规定，又重新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法发[2007]12号）（“新规定”），并已于当年7月1日开始实施。” 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驻北京代表处律师章晓科向本刊记者表示。
他说，新规定确定了司法解释的四种形式，分别是“解释”、“规定”、“批复”和“决定”；新规定明确，对在审判工作中如何具体应用某一法律或者对某一类案件、某一类问题如何应用法律制定的司法解释，采用“解释”的形式；我国许多重大法律的司法解释都是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xxx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方式出现，比如，合同法、婚姻法等。
据了解，为体现司法民主，新规定还特别规定“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或者重大疑难问题的司法解释，经分管院领导审批后报常务副院长或者院长决定，可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从此，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这种司法亲民的方式，在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司法解释的过程中逐渐得到应用。截至目前，婚姻法司法解释（三）、新环境保护法中关于环境公益诉讼的司法解释以及保险法司法解释（三）都采取了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方式。
据章晓科介绍，“最高人民法院在向社会征求完意见后会进一步形成司法解释的送审稿，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相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相关工作部门征求意见。在最终提交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前，起草部门还要将送审稿和说明送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进行审核。研究室主要是对送审稿是否符合宪法及其他法律规定、超出司法解释权限、与其他司法解释存在冲突等方面进行审核，并在1个月内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审判委员会需在3个月内对送审稿完成讨论，并最终交由院长或常务副院长签发。至此，一份司法解释完成了从立项、起草到报送的流程，最终会以最高人民法院公告形式，并在之日起30日内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因此，此次司法解释意见稿向公众征求意见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这一司法解释的正式出台尚需时日。
司法解释更亲民
此次公开征求意见，是继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全面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意见》（法发〔2014〕11号）（以下简称“司法意见”）中关注环境公益诉讼后，又一次聚焦即将在明年全面实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众所周知，全国人大常委作为立法机关，国务院或国家其他部委作为行政机关在各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或规章之前，可以向公众征求意见。但作为国家最高的司法审判机关，为体现司法的独立性和专业性，最高人民法院在一般的司法解释前并不会也无需向公众征询意见。
章晓科认为此次向公众征求意见可能有以下原因：一是环境公益诉讼本身就是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符合新规定可向公众征求意见的要求。二是体现司法亲民的一面，而且也是对司法民主的另一种诠释，符合当今世界公众追求司法正义（Access to Justice）的潮流。
河北马倍战律师事务所主任马倍战律师认为，人民法院这样做，可能是基于环境司法的特殊性。环境司法涉及不特定人、多数人的具体利益，而司法的本义是法律的适用，只有广泛征求公众意见，才能制定出便于执行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这次公开征求意见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法院制定司法解释方式的改变。制定司法解释不再像以往那样仅仅征求政府部门、高层专家学者等“特定人群”的意见，还征求广大社会组织、公众的意见。这可能对将来法院制定司法解释起到示范作用。
环境公益诉讼将全新改观
诚如上文所述，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发展之路从理论探讨到司法实践，历经风雨，终见彩虹。
一、 抗诉
（一）现行抗诉制度的优势
抗诉，是现行《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唯一的检察监督方式。这种检察监督方式在50年代的检察实践中就有适用，不过在那个时候将抗诉称作抗议。1在90年代制订《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时候，参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将抗议统一称作抗诉。
抗诉制度原始于《苏俄民事诉讼法典》。在该法典中，对苏俄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上诉程序中的抗诉权和审判监督程序中的抗诉权，都作了完整的规定。其中第282条第二款规定：“检察长，不管他是否参加过该案件审理，都可以对不合法或无根据的法院判决提出抗诉。”按照该法典第319条和第320条规定，苏联总检察长、副总检察长、俄罗斯联邦检察长和副检察长、自治共和国、边疆区、州、自治州、民族州的检察长，都有权按照监督审程序提出抗诉。建国初期，中国司法制度借鉴了这些抗诉制度，取得了初步的成效。11982年制订《民事诉讼法（试行）》，确立了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权；1990年制订《行政诉讼法》，正式规定了行政诉讼中的抗诉制度；1991年修订《民事诉讼法》，规定了民事诉讼中的抗诉制度，构成了我国民事、行政诉讼审判监督程序中的抗诉制度体系。
在《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规定了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制度以后，检察机关正式办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自1990年办理第一件行政抗诉案件之后，每年办理的民事行政抗诉案件逐步增多。至1999年底，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34821件。人民法院再审审结的民事行政抗诉案件为12482件，其中改判、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和调解等改变原判决的为10246件，占总数的82.09%，发挥了审判监督的作用。
现行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从总体上说，是具有一定的优势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抗诉的必然后果是引起再审，法院对此没有选择的余地，不能依据自己的意愿决定是否再审。这就是抗诉的再审强行性原则。
（二）现行抗诉制度的局限性
但是，现行《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中规定的抗诉程序是有严重局限性的。这些局限性表现在：
一是没有规定上诉程序的抗诉程序。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与刑事诉讼是完全不同的，在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是诉讼参与人，是自始至终参加诉讼的国家司法机关。在这样的诉讼中，检察机关对于行使审判活动的监督，并不是仅仅有一种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权，还有上诉程序中的抗诉权，以及其他的监督权。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检察机关是在诉讼程序之外进行监督，在发现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时候，才能够提出抗诉，使自己进入诉讼程序，参与到诉讼中来，实施法律监督。在庞大、复杂的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之中，仅仅依靠这样简单的、单一的监督方式，是绝对不够的。必须增加上诉程序的抗诉，以减少矛盾上交的程度，将纠纷解决在基层，同时，也能够保证检察监督的效果。
二是缺少抗诉程序的具体规范。就是现行诉讼法规定的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程序，也是不具体的，尤其是缺少具有可操作性的程序规范。在《民事诉讼法》中，对抗诉程序的规定算为最详细的了，但是也仅仅只有分则的4个条文，只规定了抗诉条件、抗诉效果、抗诉书和抗诉再审。对于具体的抗诉应当怎样操作，法院怎样审理，法、检怎样配合，都是毫无规定，在实践中无法操作。例如，检察机关是否有权调阅人民法院的审判卷宗，就没有类似《苏俄民事诉讼法典》第322条关于“检察长在其职权范围内有权从相应的法院调阅民事案卷，以便解决是否有理由以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问题”的规定，致使对这样的问题在实践中一直得不到解决，成为“老大难”问题，争论了十年，至今还是没有结果。
三是规定终审法院的上级检察院才有权抗诉，就将大量的民事纠纷和行政争议集中在省级和中央的司法机关，这不符合“将矛盾消灭在基层”的原则。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司法机关在具体执行抗诉的程序上，不能不存在不同的看法，激烈的争执和纷争由此而生。至于其他的一些不同看法，更是比比皆是。这些问题不解决，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就无法正常进行。
（三）抗诉制度的改革
无论是在审判监督程序改革作单轨制监督模式，还是作双轨制的监督模式，抗诉制度都应当进行改革。可以选择的方法：其一，继续坚持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但是将抗诉的权力下放到做出发生法律效力判决、裁定的法院的同级检察院，由同级检察院提出抗诉。其二，在现有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制度的基础上，增加上诉程序的抗诉，使检察机关在一审判决作出以后，检察机关就有权进行抗诉，发生提起上诉审的法律效力。
我们的意见是选择第二种方法：
首先，现行的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应当进一步坚持和完善。这就是，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有权抗诉。在具体的抗诉程序上，应当进一步完善，在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认识不统一的问题上，制定统一的规范，防止任意解释。例如，在调卷、审级、审限、再审程序、检察机关在再审法庭上的职责等，都应当规定清楚。
第二，增加上诉程序的抗诉权。
现实生活中对司法权的不正当行使，造成错案，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抗诉权的基础。现行法律将检察机关的抗诉对象限定在生效裁判的范围之内，大大地影响了司法公正的实现。法律没有将未生 效裁判列入抗诉的范围，大致基于以下理由：法律已经将上诉权赋予诉讼当事人；未生效裁判尚未取得执行力，对其抗诉没有实际意义。但是，这种理由并不具有说服力：
一是，尽管现行法律已经将上诉的权利赋予诉讼当事人，但是，在法院的裁判涉及的公共利益与当事人的自身利益没有直接的关系时，当事人往往不提出上诉。即使存在富有正义感的人，由于当事人资格的限制，他也难以依据现行法律找到可行的途径。
二是，法律已经赋予检察机关对生效民事、行政裁判的抗诉权，不能成为否定将未生效裁判列入抗诉对象的理由。虽然，民事、行政裁判的执行不会造成错杀无辜、冤狱等人身损害后果，但是，错误的民事、行政裁判和错误的刑事判决一样，一旦生效并付诸执行，都会造成一定的损害后果。法律应当尽可能防止错误裁判付诸执行，据此，赋予检察机关对未生效裁判的抗诉权，可以避免社会财富的浪费，减少当事人的讼累，稳定社会，因而是十分必要的。对此，俄罗斯联邦检察院的做法是值得借鉴的。俄罗斯联邦新的仲裁诉讼法规定，对仲裁法院裁决，检察院可以提出上诉。1
第三，如果不能建立上诉程序的抗诉制度，则应当将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权交由作出发生法律效力判决、裁定的法院的同级检察院行使。
这样，可以减少上级法院和检察院的工作压力，有利于将矛盾解决在基层，减少当事人的讼累。按照这样的设想，当事人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之后，对该判决、裁定有意见，可以向同级人民检察院申诉，同级人民检察院经过审查，认为符合《民事诉讼法》或者《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抗诉条件，即可向做出生效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抗诉，该法院应当进行再审。
二、参与诉讼
（一）检察机关参与诉讼的必要性
上诉程序中的抗诉权的前提，是检察机关对于重大的民事、行政案件享有参诉权。在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中，由于没有规定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制度，因此，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和行政诉讼中还不享有上诉程序中的抗诉权。解决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体系不完备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解决好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行政诉讼的监督方式。
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行政诉讼的必要性就在于：
第一，维护国有资产的合法权益，是检察机关的重要的职责。据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分析，国有资产主要是在投资、转让、处分等重大民事活动中流失的，鉴于此，堵塞国有资产流失的渠道是必要的。检察机关是国家利益的代表，有责任维护国有资产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对此，在法国等国家的民事诉讼法律制度中，都有明确的规定，在涉及到国有利益案件的诉讼过程中，检察机关是必须以从当事人的身份参加诉讼的，监督法院的判决是否侵害国有利益。按照越南的法律规定，法院在对民事行政案件受理立案后，须立即通知检察机关，由检察机关决定是否参加该起案件的诉讼。2借鉴上述国家的经验，我国法律有必要作出规定：凡关系重大国有资产的投资、转让、处分等的案件，应有检察机关派员参加，有权了解有关国有资产的具体情况；当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已经提起的民事、行政诉讼关系到国家利益和国有资产权益时，人民检察院应当有权参与诉讼。
第二，参与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政诉讼的参诉权，也是检察机关十分重要的职权。在民事、行政诉讼中，诉讼各方的活动可能涉及到公共利益，无论出于技术上的考虑，还是出于确保公共利益不受损害的考虑，都应当设定一个代表公共利益的诉讼主体。对于这样的案件，检察机关应当代表国家和公益，参与诉讼，在诉讼中监督审判活动，监督诉讼活动和当事人的行为是否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有权提出参诉意见。对于检察机关的参诉意见，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听取，正确的应当采纳。
第三，对于涉及到一方当事人诉讼地位较弱，涉及到当事人的行为能力，涉及到当事人的主体资格等案件，检察机关参与诉讼，扶助该当事人在诉讼中正当行使诉讼权利，不使该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受到侵害。在这里，检察机关虽然扶助的是单个的当事人，但是由于这种当事人的能力有一定的欠缺，国家有责任对他们提供法律上的帮助。这种责任当然要由检察机关承担。这种情况，在《法国民法典》中，有详细的规定。仅以关于推定失踪问题的规定为例：首先，检察官有权提出推定失踪的请求；检察院特别负责关照推定失踪人的利益；凡是涉及推定失踪人利益的请求，均应听取检察院的意见；检察院得以职权要求适用或者变更本编所规定的措施。1在我国澳门新制定的《民事诉讼法典》中，也有这样的类似规定，检察机关在类似的诉讼中，可以为失踪人、无行为能力人或不能做出行为之人做出防御，可以为其。2
（二）检察机关参与诉讼的程序
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行政诉讼，参照有关国家的规定，可以采取这样的程序：
1.人民法院在民事、行政案件受理立案时，对于需要检察机关参加诉讼的案件，应当通知检察机关参加诉讼。需要检察机关参加诉讼的案件的当事人，当其已经参加诉讼时，也可以请求检察机关参与诉讼。
2.检察机关接到法院的通知或者当事人的请求，审查该案件是否属于检察机关应当参加诉讼的案件，以及是否应当参加诉讼。决定参与诉讼的，应当通知法院。
3.对于检察机关决定参与诉讼的案件，在开庭时，应当通知出庭的检察官，并在法庭上设置参诉人（或者称为监诉人）席位。
4.检察官参与诉讼，在诉讼中负责监督审判活动，对于违背诉讼法律的庭审活动，以及侵害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行为，有权提出监督意见。
5.独任法官或者合议庭的审判长在庭审结束之前，应当征求检察官的意见。
（三）检察机关参与诉讼的后果
检察机关参与诉讼的身份，按照《法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是从当事人。按照越南的规定，检察机关参与诉讼，就是诉讼监督人。按照我国法理的传统理解，检察机关参与诉讼，其身份、地位应当是诉讼监督人。其参与诉讼的法律后果有两个：
第一，在诉讼中，检察机关有权对违背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规定的程序行为，进行监督，提出意见，监督法庭纠正。
第二，当一审判决、裁定作出以后，检察机关认为确有错误，有权提出上诉程序的抗诉。其法定后果是提起二审程序，上级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二审程序对该案件进行二审，并做出终审判决或者裁定。
三、检察意见
（一）检察意见监督方式的创设及其依据
检察意见是检察机关在实践中创设的一种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学者认为：“检察意见，是人民检察院在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活动中，就人民法院、诉讼当事人和诉讼参与人以及与诉讼有关的单位或者个人，在诉讼活动中发生的不合法行为和对案件的处理出现的错误，所作的基本结论和监督意见。”1这种意见虽然还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是其界定的基本内容是明确的。
在最初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实践阶段，这种监督方式不是称作检察意见，而是称作检察建议，包括的内容基本上是上述学者意见中所概括的内容。当时在实践中，一些地方的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领导同志针对抗诉程序的繁琐和拖延，协商采取一种便捷的方式，在协商的基础上，尽快纠正判决、裁定中存在的错误，使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尽快得到妥善处理。其做法是，当事人向检察机关申诉后，检察机关经过审查，认为生效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不走抗诉的程序，而是由同级检察院直接向同级法院发出检察建议，建议法院依法再审。法院不是按照检察院的审判监督程序再审，而是按照法院的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再审。法院再审结束时，应当将再审结果通知提出检察意见的检察院。再审法院不接受检察院的意见的，检察院认为自己提出的意见正确，可以向上级检察院提请抗诉，由上级检察院决定是否抗诉。同时，检察意见还适用于对当事人在诉讼活动中的一般不合法行为，以及其他应当纠正的问题的方面。
在实践中，这种做法是较为有效的，尤其是一个地区的司法机关关系比较协调的，效果更为明显。以1996年为例，全国检察机关发出检察建议1783件，法院接受建议进行再审改判的775件。1991年至1996年，重庆市两级人民检察院提出检察建议 108件，接受建议的机关和单位纠正60件，其中向人民法院提出的对案件的纠正建议78件，纠正 32件。2问题是，按照检察机关的习惯做法，检察建议适用于对某些存在的问题提出纠正意见的场合，3即前述的第二种适用范围，而不是适用于对案件的处理。经过反复研究，民事行政检察厅认为采用检察意见的方式，可以避免这样的问题。因而，检察意见的监督方式应运而生，并且将检察意见和检察建议两种监督方式作明确的分工，前者专司对案件的监督，后者对一般诉讼行为和其他违法行为的监督，包括法院和诉讼参与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经过讨论，正式确认了这种监督方式，制订了检察意见的文书样本，从1998年下半年正式试行。1
检察意见的法律依据，就是《民事诉讼法》第14条和《行政诉讼法》第10条规定。既然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和行政诉讼进行监督，总要有具体的监督方式，检察意见就是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创造出来的。
从1998年至1999年的两年时间中，各级人民检察院共使用检察意见的方式办案5709件，法院接受再审意见做出改判判决的2097件。
（二）检察意见的适用
关于检察意见的适用范围，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文书样本（试行）》关于检察意见书使用说明指出：“人民检察院对于符合抗诉条件的案件，若认为建议人民法院自行纠正效果更好的，可以使用此文书；对于判决、裁定确有错误但不宜抗诉的案件，对于调解、支付令、决定等案件，可用此文书建议人民法院纠正。”2
检察意见这种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适用于以下范围：
1.对于符合抗诉条件的民事行政判决、裁定，人民检察院提出再审的检察意见，法院愿意接受的，检察机关可以不走抗诉程序，直接向法院提出检察意见。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一种简化的“抗诉”程序。3
2.对于不属于抗诉范围的民事调解结案的案件，如果调解违背自愿、合法原则，当事人提出申诉的，检察机关确认属实，可以检察意见的方式向法院提出再审的意见，建议法院依法再审，纠正错误调解。4
3.对于民事执行中的裁定，如果确有错误，例如执行案外人财产，可以适用检察意见的监督方式提出纠正意见。对于这种案件检察机关能否进行抗诉，一种意见认为不能抗诉，理由是，《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执行不是审判活动，因此，检察机关不能进行监督。另一种意见认为，执行程序中的裁定，抗诉以后无法引起再审程序，因此不宜抗诉。第三种意见认为，凡是裁定就能够抗诉，这是《民事诉讼法》第185条规定的基本精神。我们认为，第二种意见较为准确。采用抗诉的办法，虽然不违背第185条精神，但是抗诉以后，法院难以进行再审，因而，适用检察意见的监督方式，更为妥当。
4.对于抗诉不能引起再审程序的裁定，检察机关可以使用检察意见的方式提出纠正意见。例如，在审判程序进行中，法院做出的财产保全、先予执行等裁定，确有错误，如果抗诉，无法引起再审程序，不能进行再审，抗诉变得没有实质的发动再审的意义。适用检察意见的监督方式，就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
5.对确有错误的支付令、决定的案件，可以适用检察意见的方式，建议人民法院纠正。例如，法院做出支付令并予送达之后，债务人提出异议的，法院没有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转入诉讼程序，继续执行支付令的，就可以适用检察意见的方式进行监督；法院对当事人予以民事制裁的决定确有错误的，也可以适用检察意见的方式，建议法院纠正。
（三）检察意见的效果
实践证明，检察意见如果运用得好，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检察监督方式。现在的困难是，运用检察意见进行检查监督，不能只是“一相情愿”，应当加以有力的配合，其主要原因就是立法上没有确切的依据，尤其是对检察意见的法律效果没有做出规定。
对此，一方面应当继续进行实践，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此联合做出司法解释，明确上述问题；另一方面，从长远的角度看，首先应当在立法上规定检察意见为法定的检察监督方式，然后规定其适用的范围，规定提出检察意见的法律后果。
关于检察意见的监督方式的法律后果，应当明确的是：
第一，提出检察意见的检察院，应当是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法院的同级检察院。该检察院提出检察意见后，做出生效判决、裁定的法院应当受理，不得将检察意见予以退回。
第二，同级人民法院接到检察意见后，应当对该案件进行复查，认为人民检察院的意见正确，原审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应当裁定进入再审程序，中止原判决、裁定的执行。认为原判决、裁定没有错误的，应当通知提出检察意见的人民检察院。
第三，人民法院再审开庭，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法庭，参与诉讼，监督审判活动。
第四，再审终结，人民法院应当将再审判决书送达提出检察意见的人民检察院。
四、纠正违法通知
（一）适用范围
纠正违法通知，是借鉴刑事诉讼中的做法创设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其适用范围，是纠正人民法院在民事审判、行政诉讼中存在的程序上的错误，该程序错误是在诉讼进行当中发生的，或者是在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但是判决、裁定在实体上适用法律没有错误，即没有影响实体判决、裁定。对此，可以适用纠正违法通知的监督方式，向人民法院发出书面的纠正违法通知书，请人民法院纠正错误。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民事行政检察文书样本（试行）》中规定了这种监督方式的书面文本。
关于这种监督方式的适用范围，该文书样本规定：“本样式供人民检察院办理民事行政案件时，发现人民法院在审判活动有较严重违法现象或行政诉讼当事人及有关单位有违法行为需要纠正时适用。”1按照这一规定，纠正违法通知的适用范围是：
1.人民法院在审判活动中有较严重的违法现象需要纠正。例如，有的法院法官在诉讼中对当事人有逼供现象，或者伪造、篡改庭审笔录等问题，就可以适用纠正违法通知书的监督方式进行纠正。
2.对行政诉讼中的当事人或者有关单位有违法行为需要纠正的，也可以适用纠正违法通知的监督方式进行纠正。
（二）适用方法和后果
适用这种监督方式，检察机关应当出具纠正违法通知书，正式送达人民法院。接受送达的人民法院应当是在诉讼中存在错误的法院。
人民法院在接到纠正违法通知书后，应当对纠正违法通知书中提出的程序错误进行研究，确认属实的，应当进行纠正。在纠正之后，应当将纠正的情况书面通知人民检察院。
通知当事人或者有关单位纠正违法行为的，当事人或者有关单位应当将纠正的结果报告人民检察院。
五、检察建议
（一）适用范围
检察建议是对人民法院在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活动中存在的一般的程序性错误，或者是人民法院在民事审判、行政诉讼活动中应当予以改进的问题，提出纠正意见或者改进意见的一种监督方式。这种监督方式不具有特别的强制效力，仅仅是提出问题，供法院在审判活动中参照纠正或者参考改进。从原则上说，这种监督方式不是针对具体的案件进行，可以是针对案件中的问题，也可以是针对某些案件中共同存在的问题进行。这种监督方式，最高人民检察院曾经向最高人民法院发出两次。一次是对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一起赔偿案件，关于赔偿个体企业的经营损失，是否应当征收经营所得税的问题，经过与国家 税务总局商量，认为应当征收，故向最高人民法院建议研究、解决这个问题。另一次是针对银行与当事人串通，侵害对方当事人合法债权，各地法院的认定不统一的问题，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制订司法解释，统一规定具体的操作方法。
这种监督方式，也是借鉴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的监督方式，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民事行政检察文书样本（试行）》的“说明”中，规定“在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中适用《检察建议书》，其格式参照《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法律文书格式（样式）》第107号样式制作”，1确定的这种监督方式的文书样式，就是直接使用刑事诉讼中的文书样本。
（二）适用方法和后果
在实践中，人民检察院发现同级人民法院在诉讼中存在应当适用检察建议的方式进行监督的问题时，经过研究确认后，检察院应当制作检察建议书，指出应当纠正或者应当改进的问题，建议法院予以纠正或者改进。
人民法院在接到检察建议后，应当进行研究，确认检察建议书提出的问题后，应当予以纠正或者在工作上进行改进。纠正或者改进后，法院应当将纠正或者改进的情况通知做出检察建议的检察院。
六、 民事抗诉程序中的执行和解
（一） 民事抗诉程序中的执行和解是不是一种监督方式
按照《民事诉讼法》第211条规定，“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自行达成和解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执行和解是在执行过程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协商，达成协议，不再需要人民法院继续执行，从而结束执行程序的制度。执行和解是当事人处分自己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的表现，只要符合法律规定，在执行中达成的和解协议是有效的。2
在检察机关审查民事申诉案件中，当事人有可能达成和解协议。这是因为，申诉人一方认为法院的判决有错误，不愿意执行判决，申请抗诉；对方当事人强烈要求执行判决，由于申诉人申请抗诉，有可能拖延执行甚至于将来改判或者撤销原判无法执行。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发生碰撞，有可能妥协，达成和解协议。检察机关在审查案件中，当事人自愿和解的，检察官应当准许；或者在检察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这样，就都发生执行和解，不再继续执行的效力。这种做法，既可以减少当事人的讼累，对当事人有利；又可以将纠纷解决在基层，有利于维护稳定，有利于安定团结；还可以减少抗诉，法院不再进行再审，并且使法院纠正存在的错判，起到监督作用。因此，这是一种各方面都皆大欢喜的监督方法。
那么，这种执行和解是不是一种检察监督方式呢？我们认为，执行和解也是一种检察监督方式。其理由是：首先，在抗诉程序中进行执行和解，本身就有监督的意义；其次，对于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进行和解，并且在达成和解协议后，将和解协议送交原审法院，对法院起到一种监督的作用；再次，既然是执行和解，当事人必然在和解协议中对原判决、裁定的主文进行改变，实际上改变了法院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关系的调整，使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有了新的改变，确立了新的内容，这无疑是起到了监督的作用。福建省连城县人民检察院在1999年中，对申请抗诉、当事人有和解愿望的10件民事案件试行执行和解，法院执行庭的干部参加，在和解之后，当事人全部自动履行，效果显著，完全符合中共中央（1999）第11号文件关于加强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精神。对于民事抗诉程序中的执行和解可行性的这样一个结论，不应当有所怀疑。1
（二）民事抗诉程序中执行和解的原则
在民事抗诉程序中做好执行和解的工作，是必要的、可行的，但是，不能不遵循一定的原则。民事抗诉程序中执行和解的原则是“自愿、公正、一致”。
自愿，是指当事人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完全出于自愿，没有任何强迫和强制，完全出自于内心的自主决定。任何对执行和解协议的达成进行强迫或者强制，进行干扰或者引诱，都不符合自愿的原则，都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所作的和解协议都是无效的。
公正，是指当事人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的内容，应当公正，不违背法律；检察官在抗诉程序中主持执行和解，也必须出于公正的考虑，不得任意所为。违反公正原则的执行和解协议，就是违反法律的协议，是无效的协议，对当事人不发生拘束力。
一致，是指双方当事人对执行和解协议的内容在意思表示上完全一样，不能有任何不一致的地方。凡是有不一致的问题，就没有和解，就不是执行和解。
贯彻自愿、公正、一致的原则，完整体现了执行和解制度的真正意图，也就在抗诉程序中贯彻了减少纠纷，实现监督的目的。
（三）民事抗诉程序中的执行和解与相关制度的区别
民事抗诉程序中的执行和解，与一些相关的制度有所相似，应当加以严格区别。
1.与诉讼程序中的调解
在诉讼程序中，调解是一个原则。婚姻案件的调解是一种必经程序，在其他案件中，应当贯彻调解原则，做好调解的工作。应当确认，在一审、二审程序中的调解，是审判权的体现，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过程。在诉讼过程中，任何人都不得行使这样的权力，行使这样的权力，就是对审判权的侵犯。在抗诉程序中进行执行和解的工作，不是行使审判权。它是在审判机关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已经确定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在做好当事人之间的思想工作的基础上，通过当事人的自愿和一致，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进行的适当调整。这不是干涉审判权，而是正当的检察监督活动。
2. 与其他组织的调解
其他组织的调解，是指人民调解，即在诉讼程序开始之前，各种组织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进行调解，使之达成调解协议，消灭纠纷，增进人民内部团结。在民事抗诉程序中的执行和解，不是人民调解，而是在检察机关的主持下，由当事人自己和解。因此，这两种制度也是不一样的。
3. 与诉讼外的当事人自行和解
自行和解，是在诉讼进行过程中，当事人在诉讼之外，自己达成解决纠纷的协议，不再进行诉讼。对于这样的和解，原告应当撤诉，法院认为和解协议不违反法律的，应当准许撤诉。抗诉程序中的执行和解发生在抗诉审查的程序之中，有检察官参与，不是在诉讼过程中的诉讼之外进行，也不是完全由当事人自己进行和解。
4. 与当事人之间的执行和解
当事人之间进行的和解，只要是在执行程序中即可。抗诉程序中的执行和解，可以是在法院的执行程序中，也可以不是在法院的执行程序中，但是必须是在检察院的抗诉审查的程序之中，否则就不是民事抗诉程序中的执行和解。
（四）民事抗诉程序中执行和解的具体适用
1.适用的范围。对于民事抗诉程序中的执行和解的适用范围，可以确定为：（1）确有错误、符合抗诉条件的判决、裁定，可以通过执行和解，使当事人之间达成变更执行标的的协议，当事人自动履行；（2）对于存在一定错误，但是尚不需要抗诉的判决、裁定，当事人要求执行和解，检察官可以主持进行执行和解，达成协议后，当事人自动履行；（3）对于没有错误的判决、裁定，当事人要求和解并达成和解协议的，检察机关不予干预。（4）对于法院出具的调解书申请抗诉，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执行和解的，可以确认。
2.适用方法。在审查抗诉案件中，当事人要求执行和解的，检察官应当主持当事人进行和解 。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的，应当指导当事人签署和解协议。和解协议达成后，应当将和解协议送交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备案，人民法院不再对这件案件的判决继续执行。双方当事人依照执行和解协议履行的，应当将履行的记录装入卷宗。当事人对执行和解协议反悔的，可以要求法院恢复对案件的继续执行。
七、 民事和行政（民事、行政公诉）
（一）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行政诉讼的必要性
在我国所有的国家机关中，检察机关就是最合适的代表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诉讼主体。自检察制度产生以来，检察机关就以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代表的面目出现。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负有监督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职责。检察机关通过行使检察权，同破坏法律的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工作人员熟悉法律，能够有效地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在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检察机关有责任，也有能力向人民法院提讼。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其权力行为不具有实质处分的性质，处于一种超然的地位，在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以后，能够忠实地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来看，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是检察制度的目的所在。因此，法律有必要赋予检察机关对违反民事法律规范的行为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力）。在这方面，值得借鉴的是《法国民事诉讼法典》。该法典专门规定“检察院”一章，规定：“检察院得作为主当事人进行诉讼，或者作为从当事人参加诉讼，于法律规定之情形，检察院代表社会。”1“在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形，检察院依职权进行诉讼。”2“除法律有特别规定之情形外，在事实妨害公共秩序时，检察院得为维护公共秩序，进行诉讼。”3这种主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就是原告的地位。在意大利民法典、俄罗斯联邦仲裁法院组织法等法律中，也都规定了检察机关的民事权。
当一个民事行为侵害了国有资产的合法权益，或者侵害了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造成了国家的或者公共利益的损害，他们不是直接侵犯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往往无人享有诉权，即使法律赋予其权，也常常因为与否与他们的自身利益无直接的关系而无人。检察机关行使权，就可以提讼程序，使人民法院有权对这种案件行使审判权。
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造成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损害的情况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造成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另一种情况是具体行政行为给破坏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者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行政首长往往不懂法律，且具有片面追求一种政治效果的倾向，不顾必要性与可行性，难免使国家利益受损。就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而言，尤其是在行政许可领域，滥发许可，造成资源的破坏性利用的后果则屡见不鲜。有人在某风景区建了一个水泥厂，这种行为本身固然不可取，但是，没有行政机关的许可，任他再大胆也不敢在风景区建工厂。我们的法律目前尚没有将这种可能造成公害事件的不明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资格授予任何公民或者法人。如果说赋予检察机关对公害事件权是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后果的补救途径的话，赋予检察机关对可能造成公害事件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权，则是防患于未然的良策。
1997年12月3日，我国第一起由检察机关以原告身份代表国家利益提讼的案件得到法院判决的支持，4也已证明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赋予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行政诉讼的职责是必要的。1999年3月20日，XX县林业局林产品经销公司向该县检察院和国有资产管理局举报，该公司原任经理未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擅自处分该公司国有资产，造成部分国有资产流失，严重违反国有资产管理的法律法规。县检察院经查属实，以签订买卖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为被告，向该县人民法院提讼。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虽原系县林产品经销公司经理，但该单位属县林业局下属单位，并不具有法人地位，也无权与其他单位或个人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该公司的房地产属国有资产，在没有报请其主管局和国有资产管理局审批的情况下擅自将此房地产卖给被告郭XX，属无效民事行为；检察院依法实施监督，为维护国有资产不受侵犯的指控是正确的，故判决二被告房地产买卖关系无效。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见地的判决。
（二）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行政诉讼的范围
但是，检察机关的权毕竟不同于公民、法人的权，不能没有限制。否则，就会因为检察机关过多地介入民事、行政案件而影响公民自主行使权利，介入行政案件破坏行政权或审判权的有效性。检察机关在哪些情况下可以发动什么样的检察程序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检察机关的权主要应当针对那些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法律保护的对象不仅限于特定的主体利益，在某些情况下，违法行为会侵害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在我国，检察机关的案件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侵犯国家对国有资产的所有权的事件；第二类是公害事件；第三类是涉及其他公共利益的事件，以及其他案件。
1.国有资产流失案件
在我国，维护国家利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就是保护国家对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当前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中，更要特别注意保护国有资产权益不受侵犯。我国的国有资产是全国的劳动者用50多年时间的埋头苦干和无私奉献积累起来的。因此，应当在制度上防止国有资产流入少数人的腰包。对于国有资产流失的案件，检察机关以法律监督者的身份，向法院提起公诉，是完全有理由的。前述案例就是一个明证。
2.公害案件
公害案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直接造成不特定的大多数人的人身、财产损害的环境污染事件。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问题，近年来，环境污染致害事件明显呈上升趋势，纵然新闻媒体用了相当的篇幅宣传环境污染给人类带来的危害，污染仍然象“恶魔”一样吞噬着人类生存的地球。然而，由此而引 起的诉讼却寥寥无几，其主要原因是我国现行法上确立的权利主体偏离了社会现实需要。赋予检察机关对这类案件的权，检察机关对这类案件提起公诉，请求法院依法判决，就可以使公众利益受到保护。
3、其他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案件
其他公共利益受到损害，也必然造成公众的不满，因此而引起的争议也就客观存在。在权力分工较为合理的法治国家，司法的职能在于解决纠纷，其法律程序也就应当保证每一个争议都有一个适当的渠道诉诸法院。由于审判职能本身具有消极的一面，法院不能积极主动地去解决纠纷，这就在技术上要求有一个主张权利的诉讼主体。
按照现行法律，对于上述事件，只有极少数人享有权，或者任何公民、法人对这种违法行为均无权。即便是有的受害人依法具有原告资格，也常常由于诉诸法律主张权利对他来说可能是很不经济的，或者因为受害人多，谁也不愿意付出代价让别人搭便车等原因而无人。因此，检察机关应当作为代表公共利益的法律主体，向法院。
5. 没有主体的民事案件
在民事纠纷中，有些没有主体，无法向法院提讼，而受害人的利益又须予以法律保护。例如，对于已经破产的国有企业，在清算中遗漏了债权，无法继续向债务人主张权利。对此，检察机关可以作为原告，代表国家向债务人主张债权。在侵害死者名誉、肖像、隐私等案件中，受害人的近亲属已经全部死亡，没有人主张权利保护，而该死亡人的利益又是确需保护的，检察机关可以代表公益。1
（三）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行政诉讼的程序
检察机关作为民事、行政诉讼的原告或者公诉人，提讼，可以采取两种形式进行：
1.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行政诉讼，以双方当事人为被告
在民事诉讼中，对于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案件，检察机关可以作为原告（公诉人），将双方当事人列为被告。诉讼请求，应当是宣告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关系无效或者予以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27条规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利用合同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负责监督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一条文规定的危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利益的合同行为，就是应当由检察机关的这种合同案件。
对于这种案件，人民法院受理后，经过审理，确认属实的，应当按照《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宣告合同无效，使该行为的后果恢复到该合同订立之前的状态，使国家的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的损害得到救济。
在行政诉讼中，行政机关和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检察机关也可以提讼，请求人民法院判决撤销这一具体行政行为。其被告为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相对人。
2.检察机关提讼，以对方当事人为被告
对于侵害不特定的公众利益的案件，由于受害人的数量无法计算，或者受害人的数量众多，没有特定的原告提讼，因此，检察机关可以代表社会公益，向法院提讼，请求法院判决行为人向受害人进行赔偿，或者责令行为人赔偿，将赔偿金集中，作为基金，为这类受害人服务。1
八、追究贪污受贿、、枉法裁判的司法人员刑事责任
在《民事诉讼法》中，关于这种监督方式，有两个条文规定。一是第44条第3款：“审判人员有贪污受贿、、枉法裁判行为的，应当追究法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是第185条第1款第（3）项：“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枉法裁判行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新《刑法》对审判人员在民事、行政诉讼中的、枉法裁判犯罪做出了新的规定。2
人民检察院是法律监督机关，其重要的职责，就是侦查国家公职人员的职务犯罪，对这种犯罪嫌疑人查清犯罪事实，依法提起公诉，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刑罚，制裁职务犯罪行为。在民事、行政诉讼活动中，发现司法人员有《民事诉讼法》第44条第3款和第185条第1款第（4）项规定的线索的，应当及时立案，进行侦查，查清事实后，向人民法院依法提起公诉。这是民事行政检察监督中最重要的监督方式之一，在维护司法公正、司法权威和法制统一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诉讼文书留置送达的立法和司法解释缺陷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81条第2款规定：“收件人本人或代收人拒绝接收或者拒绝签名、盖章的时候，送达人可以邀请他的邻居或者其他见证人到场，说明情况，把文件留在他的住处，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绝的事由、送达日期，由送达人签名，即认为已经送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2条也作出了相类似的规定。由于种种原因，在审判实践中常常遇到受送达人或其亲属或代收人拒绝接收诉状、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或见证人不愿在送达回证上签名等送达难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送达人可依照《刑事诉讼法》第81条第2款和最高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2条的规定，邀请见证人到场，说明情况，把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或者代收人的住处，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的事由和日期，由送达人签名，即视为送达，使诉讼文书留置送达难的问题得以解决。
但细心的审判人员发现，同是诉讼文书的留置送达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4条第3款却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规定：“如果收件人本人或者代收人拒绝接收或者拒绝签名、盖章，送达人可以邀请见证人到场，说明情况，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的事由和日期，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并将诉讼文书留在收件人或者代收人住处或者单位后，即视为送达。”《民事诉讼法》第79条也有类似的规定。这两处规定，一是与刑诉法第81条第2款和最高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2条的规定相抵触，有失法律的统一和尊严。二是给诉讼文书的送达带来了不便和困惑，使审判人员无所适从，也使案件审理的周期拉长。三是迎合和助长了某些当事人的不正常心态和软磨硬抗心理，不利于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在诉讼文书的留置送达问题上，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的抵触之处主要是：当出现收件人本人或代收人拒收或者拒绝签名的情况时，依照《刑事诉讼法》第81条第2款和最高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2条的规定，送达人可邀请见证人到场，说明情况，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和日期，由送达人签名，将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或代收人的住处，即视为送达。而按最高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4条第3款和《民事诉讼法》第79条规定，送达人虽然也可邀请见证人到场，说明情况，也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和送达日期，但须由送达人和见证人同时签名后，把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或者代收人的住处才视为送达。前者仅这达人签名即可，后者须由送达人和见证人同时签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对诉讼文书的留置送达问题没有作出规定，但行政诉讼法的司法解释第97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除依照行政诉讼法和本解释外，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按照这一规定，行政诉讼文书的留置送达虽可参照民诉法及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执行，但同样碰到上述不易操作和无所适从的问题。
二、“近亲属”范围界定的立法和司法解释缺陷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82条第（六）项规定：“‘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2条却规定：“民法通则中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对此没有作出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但可参照民法通则及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对“近亲属”的范围规定得更宽：“行政诉讼法第24条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和其他具有扶养、赡养关系的亲属。”同是“近亲属”这一法律名词，几部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却作出不同的解释，这不能不说是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上的一种脱节和缺陷，有损于立法和司法解释的统一和尊严，也有失立法和司法解释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如刑事诉讼中取保候审的申请，刑事诉讼法第52条规定：“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有权申请取保候审。”依照刑事诉讼法第82条第（六）项关于“近亲属”范围的界定，只有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才有权申请取保候审，祖父母、外祖父母等则无权申请。刑诉法对近亲属的范围界定得过于狭窄，不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而按照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2条和《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关于“近亲属”的范围界定，在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近亲属中的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均不存在或不愿申请取保候审的情况下，祖父母、外祖父母等近亲属则有权申请取保候审，这在司法实践中也是可取的。
三、立法和司法解释的两点建议
一、被害人
被害人是直接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人，被害人同/案件有切实的利害关系；案件的处理对其有直接的影响。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被害人明确规定为当事人，加强了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权利；被害人在对起诉活动的监督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刑事诉讼的权利。刑诉法第40条规定，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被害人以及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这一规定有助于被害人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监督司法处理是否公正。
2、申请回避的权利。刑事诉讼法第28条规定，检察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作为当事人之一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要求他们回避。（一）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是当事人的近亲属；（二）本人或者他的近亲属和本案有利害关系的；（三）担任过本案的证人、鉴定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四）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另外，根据诉讼法第29条规定，检察人员不得接受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的请客送礼，不得违反规定会见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检察人员有上述情形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要求他们回避。
3、提出意见权。诉讼法第13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应当听取被害人或者被害人委托人的意见。一是听取被害人方对案件处理情况的意见包括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尤其是对自己受侵害情况的认定，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赔偿的要求等实体性意见。二是听取被害方对侦查活动是否合法的意见。听取被害方的意见是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必经的程序，要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不能走过场；在直接听取被害方意见有困难时，根据《人民检察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则》第221条之规定，可以向被害人或被害人委托人发出书面通知，由其提出书面意见，在指定期限内为提出意见的应当记明笔录。
4、申诉权、起诉权。对于有被害人案件，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刑诉法第14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应当将不起诉决定书送达被害人，被害人不服，可以自收到决定书后七日内向上级人民检察院申诉，请求提起公诉，人民检察院应当将复查决定告知被害人。对人民检察院维持不起诉决定的，被害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被害人也可以不经申诉，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人民检察院应当将有关案件材料移送人民法院。被害人的上述申诉权和起诉权，直接体现了被害人对于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工作的监督。
二、犯罪嫌疑人
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通过行使以辩护权为核心和各项诉讼权利，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同时体现了对司法机关诉讼活动包括审查起诉工作的监督。
1、未经人民法院判决不被确定未有罪的权利。刑诉法第12条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因此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过程中不得确定犯罪嫌疑人有罪，否则就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
2、申请回避权。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都属于当事人，其申请回避的权利笔者在这里不再赘述。
3、委托辩护人的权利。刑诉法第33条规定，公诉案件自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也就是说“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时人民检察院的法定义务，人民检察院不得不履行或迟延履行该项义务，否则就违反了法定程序。告知可以采取口头或者书面方式，口头告知的，应当将告知活动记明笔录，由被告知人签名；书面告知的应当将送达回执入卷。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要求委托辩护人的，应当由犯罪嫌疑人指定的人办理委托事宜，人民检察院通知犯罪嫌疑人指定的人办理。
4、受讯问的权利。刑诉法第13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在审查起诉过程中，讯问犯罪嫌疑人是检察机关的法定义务，犯罪嫌疑人通过被讯问，可以作有罪的供述或无罪的辩解，可以使检察机关及时发现问题，保障无罪的人不被追究，有利于检察机关防止先入为主从而正确地认定案件事实。
5、要求解除强制措施地权利。刑诉法第75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于人民检察院被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有权要求解除强制措施。人民检察院对于被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犯罪嫌疑人应当予以释放，解除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或者依法变更强制措施。因此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工作中，必须严格在法定期限内办案，不得超期羁押，不得随意延长对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的期限。
6、申诉权。在审查起诉过程中，犯罪嫌疑人的申诉权主要是指对于人民检察院依照刑诉法第142条第2款之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作出的不起诉决定，被不起诉人如果不服，可以自收到决定书后七日以内，向人民检察院申诉。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复查决定，通知被不起诉人。虽然从法律意义上讲，被不起诉人是无罪的，但被不起诉人认为自己根本没有犯罪，不存在犯罪情节轻微的问题，力图把事实澄清。被不起诉人的申诉行为体现了对起诉活动的监督。
三、辩护律师
刑诉法第33条规定，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辩护律师在提起公诉阶段就可参加诉讼，使辩护与审查起诉同步进行，可以为犯罪嫌疑人及时提供必要的法律帮助，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可以促使检察机关客观公正地对侦查机关确认地犯罪事实及其处理意见进行事实和法律上地全面审查，提高审查起诉工作的质量；可以及时发现和制止检察人员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可能发生的违法现象，体现了辩护律师对审查起诉的监督。
1、根据刑诉法第36条之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鉴定材料，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
2、取证权。刑诉法第37条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的材料，也可以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收集、调取证据；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
3、要求解除对犯罪嫌疑人的强制措施的权利。此项权利上面已论及，此处不再赘述。
4、提供意见权。刑诉法第13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应当听取犯罪嫌疑人委托人的意见；主要使听取辩护律师就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以及罪轻罪重，是否有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侦查活动有无违法情况，是否需要补充侦查调取新证据等发表的意见。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听取。
四、公安机关
公安机关主要使通过行使复议、复核权实现对审查起诉的案件的监督。刑诉法第140条规定，对于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应当将不起诉决定书送达公安机关，公安机关认为不起诉决定有错误的时候，可以要求复议，如果意见不被接受，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核。公安机关的复议、复核权使得作为主要侦查机关，对案件情况有充分了解得公安机关可以对是否应当追究犯罪嫌疑人得刑事责任阐明自己的观点，对检察机关是否正确适用法律，适当行使公诉权发挥制约和监督作用。
五、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