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诗经》、《楚辞》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有着光辉灿烂的诗性传统。国人常乐道于中国是诗的国度,而以诗来涵盖中国文化的看法也早已有之。但长期以来,学界对此的认识主要停留在感性层面,对“诗性精神”及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真正价值和地位,似尚缺乏深刻的思考。“李著”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其诗性之眼。该书立足于中国古代文论的诗性特征,从考察民族思维方式对中国文化和文论的影响入手,深入探讨形成古代文论诗性特征的历史和逻辑的必然性,进而揭示诗性特征的当代价值。
“诗性”一词本是文化人类学术语,它源于意大利历史哲学家维柯在《新科学》中首创并使用的“诗性智慧”。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将该书翻译、介绍到中国以来,这一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问题逐渐成为学界热点。维柯用“诗性智慧”来指称人类天性中最为深层、古老而又充满激情的精神活动方式,也即原始人类在思维方式、生命意识和艺术精神等方面的特性。由于原始人思维中逻辑能力不发达, 所以诗性智慧本身也就最能够体现出一个民族在感受事物中的情感智慧。作为一个民族感受力最深源泉的诗性智慧, 从根本上也是一个民族审美能力的武库。在现代背景下,结合中国自身语境,校正和深入阐释这一概念,对于重新认识古代文明的精神结构,开拓美学、诗学的新境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鉴此,有学者认为:“新的美学关键词,应该包含新的美学知识增长。从这个角度,我觉得有两个关键词值得一提,一个是‘诗性智慧’, 另一个是‘轴心时代’(轴心期)。”〔1〕而“诗性”概念的引入和关注本身就包含了“他者”的眼光和天然的中西比较意识,自然会对中国的文化学、思想史研究以及美学、文学研究产生深远影响。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认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诗性”研究的热潮中涌现出诸多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综观其研究思路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以多学科综合一体的研究新视野,校正和重新阐释“诗性智慧”概念,追溯民族精神结构发展历程,标举中国文化的“诗性”特征。影响较大者是青年学者刘士林在近十余年内推出的系列有关“中国诗性文化”的著作。二是在前者的基础上,指出中国文化的“诗性”传统表现在不同的领域(包括美学、诗学、语言学等),并各自展开具体的研究。三是立足“诗性”特征,以中西比较的视野,彰显中国民族文化的地方性与异质性。当然,实际上这三种思路在具体研究中是相互交融,难以界分的。李著正是充分利用综合研究视野,拓展于中西、古今维度,借维柯“诗性”的他山之石而诞生的一部不凡之作。
与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诗性”研究热潮几乎同步,中国文论学界也在“现代转换”的语境下,开始关注中国古代文论的诗性特征。一种共识认为,中西方有着共同的诗性智慧之源,但由于地域差异、生产方式等因素的不同,自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即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起,当西方文论走向哲学化、逻辑化之路时,中国文论却保持了逻辑性与诗性相统一的传统。但对于“古代文论为什么会形成一种与西方文论完全不同的诗性特征”,或者说“诗性特征形成的历史和逻辑的必然性何在”的理论问题,学界一直缺乏相应深入思考。在这样的问题意识推动下,李著没有停留于中国古代文论诗性特征的感性表述,也并非局限于中国文论在话语方式、思维空间、知识谱系等方面异质性的标举,而是深入到诗性特征形成的内在肌理进行分析。它运用跨学科的综合视野,从原始时代的诗性智慧到轴心期的诗性空间,从原始儒、道的诗性精神到汉语言的诗性生成,努力探求诗性文论的文化之源和文字之根,从而揭开其形成的关键,真实而深刻地把握中国诗性文论异于西方文论的独有之“神”与“貌”。
然而,中国文论的诗性传统在20世纪初走向断裂,不仅导致传统文论与当代文论的疏离以及中国文论民族品格的缺失,也从特定维度丧失了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对话、沟通的能力。参古望今,如何接续传统,重建中国文论的理论自信,是近一个世纪以来众多学人努力的方向。李建中教授对于中国古代文论诗性特征的清理、总结以及对其现代价值的揭示,无疑为这一方向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思路和途径。创造性地承续已被中断的诗性传统,既能为连接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找到一条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纽带,也能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寻求传统文化的资源和根基。
《中国古代文论诗性特征研究》另一个突出的亮点在于,独辟蹊径,从研究古代文论“说什么”到关注其“怎么说”。在深入认识中国文论诗性特征的过程中,李建中教授发现一个以往被人忽视的理论“常识”――任何思想学说的言说过程及其结果都包括两个层面的问题:“说什么”与“怎么说”。就文论本身而言,受先秦儒家文化主张“言之有物”、“辞达而已”,反对“巧言令色”、“以辞害志”主张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中国文论从一开始就重视“说什么”而不太关注“怎么说”。直到刘勰著《文心雕龙》关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怎么说”,从此开中国文论重视“怎么说”之先河。古代文论的“说什么”固然十分重要,因为它直接构成中国文论的思想资源和理论传统。然而,历代文论的“怎么说”及其对中国文论的现代启示,也不容忽视。回望20世纪以来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自学科诞生伊始,就一直格外关注“古代文论‘说什么’”。如今,这一领域的研究,不仅成果丰厚、论述深刻且界域广博。而相形之下,“古代文论‘怎么说’”的研究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显得十分薄弱。古代文论的“怎么说”问题与古代文论诞生于同时,“说什么”与“怎么说”构成了全部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因此,研究古代文论,必须同时关注这两个问题。找到这样一个有待拓展的学术空间,探讨诗性文论的“怎么说”也就自然成为李著具有学术突破性和创新性的关键所在。
可以说,数千年的中国文论史,其实就是一部诗性言说史。承载中国民族诗意心灵的“文”的世界,理应由诗性言说来进行构建。中国诗性文论的“怎么说”,依次包括言说方式、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三个层面。支撑中国诗性文论之言说方式的,是中国诗性文化所特有的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在“诗性”研究视野的观照下,李著指出,中国文论的“怎么说”,不仅在文体样式、话语风格、范畴构成等方面表现出鲜明的诗性特征,而且以其言说的具象性、直觉性和整体性,揭示出中国文论在思维方式上的诗性特质。同时,由于承载和表达了中国文论的独特言说方式及思维方式,古代文论的“怎么说”有着较强的超时空生命力、实现现代转换的潜在活力以及针砭现代学术病症的疗救能力。敏锐的学术眼光和清醒、自信的理论意识,不仅使得该书见解独到,也为古典与现代的对话、沟通提供了可能。
文论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一个民族的文化(包括文论)特征的形成,取决于该民族的言说方式及思维方式。继文论诗性特征的文化之源和文字之根的追寻之后,在“诗性”与“言说”交融的宏观视野指引下,中国诗性文论的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两大层面开始凸显。“诗性智慧”作为原始人类各民族共同的思维方式,有着三大特征:诗喻的以己度物、诗性逻辑的想象性类概念和诗性文字的以象见义、象形会意。因此,《中国古代文论诗性特征研究》从中国诗性文论的整体性、直觉式、象征式三大思维方式入手,细部剖析其特征、成因及影响价值。而对于传统文论的言说方式,从人格化批评、生命经验归纳的文论范畴到审美性话语风格,李著都有深入阐发。这一部分融宏观审视与细部观照于一体,结合中西互照与个案分析;既有纵向的“史”的考察,也有横向分析;逻辑线索明晰,视域广阔,论析鞭辟入里。
从文化到文论,在传统文化的思想背景和精神源流中把握古代文论的演进脉络和理论精髓,是李建中教授多年来贯穿研究的一种思路,也是《中国古代文论诗性特征研究》的厚重功力之所在。如前所述,“诗性”之眼和“言说”方式是全书的两大关键词,而文论与文化血肉相连的“史”、“论”事实也不容忽视。应该说,从文化到文论的目光投射,为该书的理论建构架起一道重要的津梁。诗性文化,尤其儒道释诗性文化,是中国诗性文论的重要精神根基和人文素养。中国文论的诗性言说必然寄寓于中国文化的诗性言说之中。中国文论诗性言说方式的自觉选择,不仅是对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的自觉选择,也是深受中国诗性文化熏染的必然结果。而由诗性文论反观中国文化,则可以从另一个层面揭示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诗性特征。从文化到文论,这也许算不上什么理论创新,但它反映了研究者全面的理论视角和拓宽古代文论研究空间的一贯思路。论者多年的系统性研究也为本书的完成提供了扎实基础。
当然,本书并非完璧无瑕,可能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两点:其一,如有论者指出,该书以古代文论的“怎么说”为理论重心,强调关注“说什么”与“怎么说”并重的研究思路,有补偏救弊之倾向。但是,关于“怎么说”与“说什么”二者之间有何种关系,如何兼顾二者以论述古代文论的诗性特征并为现代文学理论的建构提供借鉴,该书语焉不详。第二,伴随言说诗性的努力,李著采取了诗性言说的策略。尤其以古文论原句作章、节等三级标题,虽匠心独运,体现了该书一大特色,但也存在难以准确涵盖言说内容,容易造成读者阅读把握困难的问题。然“言不尽意,圣人所难,识在瓶管,何能矩E?”(《文心雕龙•序志》)作为一种努力和尝试,其身体力行的实践坚持,不失为可嘉之举。而如何协调、辩证诗性与逻辑性的关系,这本身就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的问题。
刘绍瑾单位:暨南大学
孙宗美单位:华南农业大学中文系
导读：论述类文本的阅读要抓住结构特点，认真读完文章就能明白；新闻短评题着重考查考生分析问题及语言运用的能力，文章结合实例告诉大家如何答题；关联词语误用会导致句子的意思与要表达的意思大相径庭，要好好掌握逻辑知识，不要粗心哦！
【例题】
阅读下面文章，回答文后问题。
关于中国新诗发展状态的思考
郭新民
随着经济大潮的冲击，大众消费文化风起云涌，价值观念多元共存，“文化快餐”挤占主流，整个社会文化向着世俗化方向发展，文学创作日趋边缘化，诗歌更是备受冷落。不少诗人滑向了迎合世俗生活趣味的境地，使得诗歌的生存窘境日益凸现。一些诗歌创作急功近利，粗制滥造，诗歌具有的那种诗意的光辉，那种圣洁与崇高感基本消失殆尽。如何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怎样创作出符合时代和人民需要的诗歌作品，就成了当代诗人需要深入思考、认真研究的重要课题。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在历史上，诗歌从来不以封闭为主流，都是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无论哪个历史时期,诗歌都具有着鲜明的时代性。诗歌的主题能否紧扣时代脉搏，体现浓郁的时代特色，是关系诗歌生命力的关键。纵观世界诗歌发展史，无论是《诗经》、《楚辞》，还是《圣经》、《神曲》、，无论是唐诗宋词元曲，还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诗歌，都是每个时代、每个地区文明精髓的结晶，都以其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时代精神，在世界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智利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聂鲁达曾说过：“我身为诗人的义务，不只是在散布蔷薇花的清香，调和音律……也歌颂着人类与工作的联结感。”这种“联结感”就是诗人对时代的把握和对社会的责任。诗歌要关注时代，贴近现实，要关注身边的人和事，要重点反映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进步以及对处在时代前沿、风口浪尖上重大事件等及时准确的反映和把握。
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作为一个诗人，无论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都要关心，用真诚去感受这个世界，去发现这个世界和谐或者不和谐的音符，并行之于笔，发之以声，呼之以情，动之以性。要站在时代的高度写作，风花雪月无病，只能是肤浅的、粗糙的，它无法代表一个时言。如果我们对自身所处的时代都不了解，我们还能代表谁来说话？我们的诉说又有谁来倾听？通常来说，诗人只有把自己拥有的文化背景，与自己所处的时代精神结合起来，才能够打牢自己真正厚实的艺术根基。同时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诗人，就必须能够用超凡的思想觉悟和洞察社会的慧眼去观察了解现实世界，发掘内涵，发现本真，然后将自身的感受体悟艺术性地、卓越而超凡地用诗的语言表现出来。
诗歌的时代特点与时代精神是融为一体的，具有高昂格调的诗歌受到群众的欢迎，有利于人心的和谐与凝聚；那种萎靡不振、格调低俗的诗歌往往是灵魂和精神的腐朽剂，以及文化走向没落的催化剂。我们所鼓励的优秀诗歌应该以弘扬民族精神为主，关注时代与社会进步，以优秀的作品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并努力成为中国当代先进文化的代表者和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体现者。
（选自2009年第9期《诗选刊》，有删改）
下列对文章结构的分析，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开头一段，作者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心论点，即“文学创作日趋边缘化，诗歌更是备受冷落”，并对当前的这种现象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B.第二段作者以中外名著名篇为例，如剥丝抽茧般论证了分论点“文章何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强调诗歌要关注时代，贴近现实。
C.文章第三段，紧紧围绕“用真诚去感受这个世界，去发现这个世界和谐或者不和谐的音符，并行之于笔，发之以声，呼之以情，动之以性”展开论证，分析深刻。
D.最后一段，作者再一次从正面总结了文章，进一步强调了中心论点，收束有力，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答案：C
解析：论述文以议论为主，通过事实材料、引用材料和逻辑推理来解释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阐明某个道理，证明作者一定的见解和主张，表明赞成成什么或反对批驳什么。
首先要关注题目。题目或点明中心论点，或提出论述的问题，或点出议论的范围。从本文的标题看，“中国新诗发展状态的思考”表明了论述的范文，并不是中心论点。
其次要抓住中心论点或者分论点。中心论点或出现在题目，或出现在文中开头部分，或归纳于文章末尾部分。强调的是，并不一定在开头一段或者最后一段；分论点往往位于文段开头或结尾。本文的中心论点就不在第一段，而在文章的第二代，即“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因此，A、B两项全都错了。错误的主要原因是：僵化地认为论点在文章的第一段。
第三是论证，也就是结合论点或分论点对材料的分析，包括分析方法和分析过程、效果等。论证的思路一般是先提出论题、概述议论范围，或点明中心论点、交作目的；然后运用举例、引用、对比、比喻等方法对提出的论点进行论证和分析；最后或归纳论点、总结全文，或明确任务、提出做法。如上文第三段，就是先提出分论点，然后进行分析。
论证的结构一般有总分、并列、层进、正反四种形式。一般来说，大多议论文的整体结构属于总-分-总结构，在分说部分，往往会采取或并列、或层进、或正反的结构模式。上文就是总-分-总结构。D项的作用是总结了全文，但表述不全面，不单是“从正面总结了文章”，还有反面总结。
【解题总结】
论述类文本的阅读，首先要抓住论述类文本的结构特点：按逻辑思维划分，包括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部分；按篇章结构划分，常见的结构有并列式、对照式、层进式和总分式。如2011年高考新课标卷，就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结构模式。文章开头提出“在封建社会里，诗三百篇却被尊为‘经’，统治阶段拿它来做封建教化的工具”；文章中间部分分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证；结尾从“诗也就由乐歌逐渐变为纯粹的语言艺术了”和“诗三百篇在社会上的实际用途缩小了，封建士大夫就逐渐把诗的意义和封建教化的原则联系起来”两个方面总结了全文。
其次要注意文章中的关键词、句。
1.文章中的关键的标志词包括：
⑴衔接上下文的：如“首先……其次……”，“一方面……另一方面……”。
⑵表递进关系的：如“更、而且”。
⑶表转折的：如“但是、相反、与此不同”。
⑷表总结的：如“因此、总之、由此可见”。
⑸表态度的：如“我认为、我觉得、应该”。
2.文中的关键句：如过渡句；前后照应句；文段的首、尾句；文中反复出现的语句。
3.注意文中的标点，特别是分号。
4.注意文中表达方式的变换。
5.注意语句间的联系，看其是否围绕同一中心话题。
6.要密切关注各段的开头句和结尾句。它很可能是该段的分论点，即使不是分论点，也起着引领或者总结本段的作用。如2011年高考新课标卷的“从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诗三百篇是一种配乐演唱的乐歌”、“在人民群众的生活里，诗歌也常用于表情达意”、“在外交宴会等场合，宾主各方往往通过‘赋诗’来表达愿望和态度”等，都是各自段落的中心句。
【强化训练】
阅读文字，完成1-3题。
纸寿千年 墨韵万变
刘仁庆
“纸寿千年，墨韵万变”非常好地概括出了宣纸的特色。宣纸润墨性强，易产生丰富的墨韵变化。古人云：落笔宣纸，墨分五色。这里说的“墨分五色”是指墨色在纸上的丰富变化，《历代名画记》解释是“浓、淡、干、湿、焦”。画家则要求水墨在宣纸上的变化要能适应画家的创作意图，即浓墨处新鲜发亮；淡墨处层次分明；湿墨处淋漓尽致；干墨处刚柔相济；焦墨处挺拔传神。
以科学的手法加以研究则会发现，宣纸的润墨性之所以好，首先在于其主要原料青檀皮纤维。这种纤维细胞壁的结构，与木材、稻麦草纤维的细胞壁结构不大一样，除纤维的规整度好、柔软适度之外，尤其是经自然干燥以后，青檀纤维细胞壁会发生收缩，出现了许多与纤维平行排列的“皱纹”；另外，“皱纹”中还积留着不少自然形成的碳酸钙微而是造纸过程中产生的。深藏在青檀纤维内的碱性的碳酸钙微粒，既能提高吸附墨、水的能力，又能起到中和作用，防止纤维素发生酸性降解；宣纸的润墨性还与纸本身含有的青檀纤维量以及它的变形状况有关。当纸面吸附墨、水以后，扩散的纵横向之比、吸墨的深浅和浓淡分明的层次感，主要依宣纸的品种和纸的“陈化”时间来决定。故有经验的书画家常用的是特净皮或净皮宣，并且不用当年买来的新宣纸而用陈年宣纸，以利作画时发挥润墨性的功效。
历代的许多书画珍品借助于宣纸才能保存和流传下来，所以有着宣纸“纸寿千年”的说法。这种说法有没有根据呢?笔者所在的研究小组花了4年时间，对宣纸等7种不同的纸张进行了老化对比试验。结果测出：新闻纸的寿命是150年左右；书写纸的寿命是400～500年；铜版纸的寿命约为700年；宣纸的寿命高达1050年，而且这个数值还是下限。
为什么宣纸的寿命如此之长?通过电子显微镜、酸碱性等研究手段，揭示了其中的秘密。首先，青檀纤维与木材纤维、竹子纤维不大一样，它的均整度高，同时纤维圆浑、细胞壁上皱纹分布均匀，皱纹内积留的碳酸钙微粒也助于其延寿。再者，宣纸的加工工艺处理条件温和，使纸内纤维没有受到伤害，而且制作时较少接触金属的器具，故纸中所含金属离子极少，不易引发其他化学变化。同时，纸内的碳酸钙含量有时高达7％～10％，使宣纸呈中性至弱碱性。这样即使在不良的外界条件下，也不会诱发出变色基团或者受空气中酸性分子的破坏。
（选自2010年第2期《百科知识》，有删改）
1. 下列对于“墨韵万变”的理解，最准确的一项是
A. 墨韵万变指墨色在纸上有浓、淡、干、湿、焦五种颜色。
B. 墨韵万变指落笔宣纸，墨色会在宣纸上呈现出丰富的变化。
C. 墨韵万变指水墨在宣纸上得变化能适应画家的创作意图。
D. 墨韵万变是指根据墨的变化形成的独具风格的晕染技法。
2. 下列对文章结构的分析，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开头一段，作者就直截了当地提出中心论点，即中国宣纸的特点“纸寿千年，墨韵万变”，并分析了什么是“墨韵万变”。
B.第二段主要分析了宣纸的“墨润性”为什么这么好的原因，层次清楚，一目了然。
C.文章第三段，作者论述了宣纸“纸寿千年”的原因，并和其它的纸张进行了对比，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
D.从总体上看，文章是典型的论述文结构，采用了“总-分-总”的结构模式。
3.下列解说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纸寿千年，墨韵万变”的说法不仅形象地概括了宣纸寿命长的特点，而且突出了墨色在宣纸上丰富变化的特点。
B.宣纸墨润性好的主要原因是宣纸的主要原料青檀皮纤维的细胞壁的结构与木材、稻麦草纤维的细胞壁结构大不一样。
C.宣纸的寿命最高可达1050年，所以我们不难解释历代的许多用宣纸创作的书画珍品能保存下来的原因。
D.青檀皮纤维细胞壁上分布均匀的皱纹内积留有碳酸钙微粒，加工工艺处理条件温和是宣纸寿命长的真正原因所在。
答案：
1. B（A项，原文说“墨色在宣纸上的丰富变化”；C项，是“墨韵万变”的作用，不是对其本质的解说；D项，“墨韵万变是……技法”，无中生有）
关键词：《文心雕龙》；研究评述；个案分析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1-0136-03
作为一部传统的文学理论名著，《文心雕龙》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颇为引人关注。近年来，《文心雕龙》研究蔚为大观，最终成为一门显学，号称“龙学”[1]。对于近年这些“龙学”的研究成果，既有总结的必要，又有归纳的需求。因此，本文拟以2001年作为研究的起点，对学术界至今的重要成就进行如下的C述。并以期达到对这特定时间段内，特定研究对象的研究经历与研究结果进行宏观层面的总结与归纳。
一、研究焦点的转化
随着“龙学”的出现，有关《文心雕龙》的研究焦点在2001年后出现了转化的趋势。而且，这种研究焦点的转化趋势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确证：
首先，原著与研究者之间的转化。众所周知，《文心雕龙》由于其蕴含丰富的理论内涵而受到了诸多研究者的关注。无论是对于文学的创作而言，还是对于文学作品的鉴赏而言，其作者刘勰都有精辟的论述。因此，对其相关的研究，一般都是以对《文心雕龙》的文本为对象的理论探索。但随着“龙学”的显现，越来越多研究者开始关注对历代研究者及其研究结论的分析与探究。对此，张连科曾经对其20世纪的“龙学”研究进行了如下的归纳：从作者的生平思想，到作品的版本、校勘、及其批评原理等，一大批学者孜孜不倦地进行深入研究，取得骄人的业绩[2]。进而又在这样总结的基础上，列举了宏观研究的代表人物――牟世金和微观的研究代表人物――黄侃等人。即，对《文心雕龙》作者生平思想的研究、对其版本的校勘等都属于对其原著的研究；对于后者而言，在宏观的层面上对其研究主要是指从文学史、美学史、文学批评史的角度对《文心雕龙》的说明。例如，王运熙等人主编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李泽原等主编的《中国美学史》等学术作品都以大量的篇幅对其原著与相关历代的研究成果都进行了客观地说明。这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流逝，关于《文心雕龙》的研究出现了研究对象的变迁。既有研究者对其原著文本内涵的挖掘，又有研究者对其传统研究结论的重新审视。尤其在后者的研究体系里，既有研究者对传统结论的列举式说明，又有研究者对传统研究结论的再细化式分析。
其次，研究结果的重新审视。在《文心雕龙》的研究历程中，不仅出现了研究焦点由“文本”为研究对象向以“研究者”为研究对象的转化趋势，而且这种研究趋势还逐渐出现了两者并重的研究局面。例如，周勋初的《〈文心雕龙〉书名辨》一文就是论述了自己对于《文心雕龙》书名的思考。为了验证自己的观点，他还列举了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家给予骈文的重视。从而得出了《文心雕龙》的作者是从构思与美文两个层面上探讨相关的文学问题。再如，在2005年时，王小盾题为《〈文心雕龙〉风格理论的〈易〉学渊源――为王运熙老师80华诞而作》的文章。这篇文章不仅详细论及了《文心雕龙》的风格理论体系及具体范畴，而且还结合《周易》的具体内容探讨了两者之间的相互关联以及王运熙老师对于相关问题的研究。与此相类似的研究还有戚良德的研究文章《〈周易〉：〈文心雕龙〉的思想之本》等。尤其在后者的研究中，它不仅涉及到对传统易学研究成果的审视，而且还在对比的基础上，探讨了易学给予《文心雕龙》创作的影响。众所周知，任何一个学术专著的诞生，都不能脱离其作者的学术背景。关于这一点，也可以从《文心雕龙》的相关研究中得到确证。作为一部文学理论著作，作为《文心雕龙》的创作者，刘勰的理论视野也不可能局限于文学理论的范围之内。因此，探讨其传统易学给予其创作的影响，既是对其创作实践的一种关注，也是对其作者知识理论体系的一种挖掘。
再次，总结性概述给予研究新的方向。任何一项理论研究，都可以基于宏观的视角和微观的视角进行探析，对于《文心雕龙》及其相关“研究成果”的再研究也是如此。虽然微观层面的研究具有针对性，更能解决实际问题，但是，从宏观层面对某一特定时间段的研究进行理性的总结则更能在发现这一特定时间段研究中存在的缺欠。从而为弥补研究的空白提供了可能。因此，关于《文心雕龙》的研究综述性文章时见各大理论期刊。而且这类综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在第一个方面上，它是指更具宏观性的，以《文心雕龙》为研究对象的综述。例如，潘玲发表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题为《近五年〈文心雕龙〉研究综述》；在第二个方面，它是指针对《文心雕龙》某一特定内容而进行研究性综述。例如，张敬雅发表于《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题为《〈文心雕龙・神思〉研究综述》的文章；陈亦桥发表于《贵州师范学院学报》的《〈文心雕龙〉“通变”释义研究综述》等。第三个方面的研究综述为针对某些学术会议的综述。例如：陶礼天发表于《文学评论》的、题为《〈文心雕龙〉研究与当代文艺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综述》；李平发表于《文学评论》的、题为《2009〈文心雕龙〉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仔细阅读这些研究性综述可以发现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这些研究综述虽然详细总结了某一特定时间段的相关研究成果，但其确定的时间段稍显短小。特别是以“五年”作为时间标准进行综述性分析，似乎过于简略。第二个问题，以上诸多内容的研究综述确实为当时有关《文心雕龙》的研究指明了正确的研究方向。特别是那些以学术会议为研究对象的综述更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二、探索范围的拓展
2001年以来《文心雕龙》研究焦点的转化带来的第一个学术影响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有关《文心雕龙》“探索范围的拓展”。在这里，“探索范围的拓展”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上进行客观地分析：
首先，“研究”的再“研究”拓展了传统探索的范围。众所周知，当《文心雕龙》的研究历程中出现“文本研究与‘研究’的研究并重”的局面后，对于传统研究结论的重新审视，既更正了传统研究中的错误，又深化了传统研究的范围。因此，这个层面上的“拓展”是一种基于“深入研究”而表现出来的“范围性拓展”。例如，针对《文心雕龙》中的第三十六篇“比兴”的研究历程就表现出了这样的特点。众所周知，比兴是古代诗歌的重要创作方法，因此它也就成了刘勰创作论的核心内容。在近年的研究中，有关“比兴”的研究经历了如下的变化：总体说来，主要包含了“比兴”的本源考证、“比兴”的理论内涵界定、“比兴”的特征辨析、“比兴”概念的成因探讨、“比兴”与其他因素的关系辩证、“比兴”的价值地位考察等几个方面[3]。所以说，这种通过“深入研究”而表现出来的范围拓展在细化有关“比兴”研究的基A上，扩大了传统有关“比兴”的研究内容。
理论研究与文学作品文本的阅读一样，不同的研究者因其所持学术观点的不同，因其研究者的理论视野的不同，面对相同的研究对象，他们的结论也会有所不同。因此，对《文心雕龙》的“研究”进行再“研究”，既是对其传统研究实践的总结，也是对传统研究实践的客观拓展。
其次，另一种“研究范围拓展”是基于不同理论视角对有关《文心雕龙》研究问题的阐释。即，通过新的视角挖掘《文心雕龙》与其相关研究成果的科学价值。傅炜莉基于认知理论对《文心雕龙》相关术语的分析。其研究结论集中于《〈文心雕龙〉文论术语的认知阐释》一文之中。再如，王晓军基于语用学理论对《文心雕龙》相关语用问题分析的《〈文心雕龙〉的篇章语用学思想》一文等。虽然不能在此穷尽与此相关的其它研究性文章，但是，以上两个简单的列举却非个案。因为，这足以代表一种这样的观点：近年有关《文心雕龙》的研究，在其研究范围的层面上表现扩大化的趋势。无论是对《文心雕龙》传统文本研究结论的细化，还是对其研究结论的重新审视，其客观的结果都表现出了范围的拓展。
三、审视视野的更新
研究焦点的转化与探索范围的拓展都会为《文心雕龙》的相关研究带来审视视野的更新。这里所谓“审视视野的更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新研究理论的参与更新了传统的研究视野。例如，语言学理论的参与。作为一种语言作品，《文心雕龙》的研究课题一定会涉及到语言学的理论。因此，在《〈文心雕龙〉文论术语的认知阐释》一文中，作者就从语言学的视角，重新审视了《文心雕龙》中核心术语的语言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对其文言韵语中存在的对象语言和元语言作用的阐释；包括对这种语言兼有的审美与认知双重价值的挖掘。所以，对此次研究的目的似乎可以这样总结：这是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结合传统训诂学的研究，以《文心雕龙》为个案，对相关术语的语言学问题进行重新分析。特别是对概念、术语隐喻的分析，既深化了《文心雕龙》的传统研究，又丰富了现代语义学的相关理论。
其次，核心问题的多维解读需要多维的理论视角。《文心雕龙》是一部有关文学创作的理论，因此，它必然会涉及到相关的美学问题。对于其美学问题的解读也需要新的理论视野。美学又有“艺术哲学”之谓，在此姑且不论这种观点的正确与否，但对其美学问题的分析需要哲学的视角这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且，仔细分析《文心雕龙》的创作，读者就可以发现一个这样的事实，即影响《文心雕龙》的哲学思想又是颇为复杂的。从这篇文学理论著作之中，既可以发现传统哲学著作《周易》的影响，又可以从中发现荀子哲学理论的客观身影。甚至还有魏晋玄学和外来佛教理论的影响。这还只是从《文心雕龙》美学思想的哲学渊源层面进行的分析。
再次，《文心雕龙》的传播需要更新传统的研究视角。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心雕龙》的翻译问题逐渐进入近年的研究实践之中。特别是对《文心雕龙》的英译进行的分析，无疑更能在比较研究的层面上推动相关研究的发展。例如，刘颖发表于《中外文化与文论》期刊上的《从〈文心雕龙〉“风骨”英译及阐释看关键词的重塑和话语秩序的建立》一文；钟明国的《整体论观照下的〈文心雕龙〉英译研究》等文章都是对其传播问题进行的客观分析。虽然这些传播问题似乎与其文本内涵的研究无关，但在实质上，传播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却是制约其价值实现的关键所在。特别是对于国外研究者而言，翻译质量决定着他们对文本内涵的理解。从另一个层面上，翻译的质量是其针对《文心雕龙》所有问题研究的前提条件。没有忠诚于原著的翻译，国外一切针对于《文心雕龙》的研究都无从谈起。没有对其高质量研究成果的译作介绍，国外研究者就不可能了解到国内研究现状。
总之，2001年以来《文心雕龙》的研究实践出现了诸多的变化趋势。这些变化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研究焦点的转化、探索范围的拓展和审视视野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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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潘玲.近五年《文心雕龙》研究综述[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S1）.
【关键词】现代文 阅读能力 素质教育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0407.2016.11.190
注重培养学生的现代文阅读能力是这个时代赋予高中语文教学的重任，也是语文教学实施素质教育的有效举措之一。研究现代文阅读能力的培养和形成过程，是十分必要的。现代文阅读能力的培养，是一个具有一定系统性和整体性的过程。具体而言，这一过程有四个阶段构成。
第一是基本知识的积累阶段。现代文阅读教学须以阅读能力的培养为目标，阅读能力的培养又要以具备准确、敏捷的思维为关键。我们知道，基本知识是思维的基本因子，知识面的宽窄是阅读思考时联想是否丰富、思维是否活跃的关键。因此，现代文阅读能力的培养应该从狠抓基本知识的积累做起。基本知识积累不够导致了学生知识面的狭窄，阻碍了学生阅读理解能力的形成。因此，近几年语文高考中现代文阅读测试部分得分较低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一教训提醒人们：要真正培养学生的现代文阅读能力，基本知识的积累和知识面的拓宽非狠抓不可。
第二是基本理论的掌握阶段。现代文阅读的有关基本理论是对现代文阅读能力形成过程中一系列规律的概括，是确立现代文阅读基本方法的重要依据之一。因此，现代文阅读能力的培养还必须狠抓基本理论的掌握。这里讲的“现代文阅读基本理论”，一是指现代文阅读，一般应从文体、内容和形式三方面进行;二是指篇有中心段，段有中心句，句有关键性词语。文体不同，内容和形式的具体要求也不同。记叙文的内容指描叙部分（人、事、景物及其特点、与景物有关的传说故事等）和议论抒情部分（或抒感，或揭示哲理）;议论文的内容指论点和论据;说明文的内容指说明对象及其特征，或指某种物品的制作过程，或指某种物品的使用方法及其注意点等。
形式方面，记叙文主要是指叙述方式（顺叙、倒叙、插叙、补叙）、顺序依据、线索和表达方式的运用特色及其作用等;议论文主要是指论证结构方式和论证方法;说明文主要是指说明顺序和说明方法。中心段、中心句和句中关键词语的确立都有规律可循，还有概括反映这些规律的有关理论。有中心段，记叙文的中心段一般是抒情议论性语句，往往位于篇首或篇尾，或者是几个片断之间的过渡性语段：议论文的中心段一般为文章的引论或结论，通常也位于篇首或篇尾;说明文的中心段一般也是首段或尾段。段有中心句，中心句的确立可通过分析段落的构成情况来进行：段落由一个句群构成，段落中心即句群中心――通过分析句与句的关系所得的中心句;若段落由几个并列关系的句群构成，段落中心即几个句群中心句之和;若段落由几个主从关系的句群构成。段落中心即为主句群的中心句。句有关键词语。这是对学生进行现代文阅读的一般理论指导，即对学生授之以现代文阅读基本理论的阶段，这是现代文阅读能力培养过程中必须经历的第二阶段。
第三是基本方法的灵活运用阶段。现代文阅读能力的强弱取决于对基本方法的灵活运用程度。学生积累了一定程度的“基本知识”，掌握了上文论及的“基本理论”，我们便可引导学生确立具有可行性和操作性的现代文阅读基本方法。根据上述第一个基本理论，我们便可确立以下基本方法和基本步骤。文章阅读，首先要确定文体，接着须根据文体特点理解内容。以记叙文的内容理解为例，须以记叙部分的内容理解为基础，以议论抒情部分的内容理解为根本。记叙部分的内容主要是应理解人物、时间、地点和事件过程等记叙的要素。议论抒情部分的内容主要是应根据表达方式的运用特色理解感受理或情，议论性语句揭示生活哲理，抒情性语句抒发作者情感。其他文体的内容理解，也要根据文体特点进行。第三步，研究形式特点并理解其作用。这方面的操作，可根据形式方面的基本理论进行。形式特点的作用，主要是研究形式特点是如何有利于内容表达的。
根据第二个基本理论，我们便可指导学生从另一角度，即通过分析文章结构层次来理解文章内容。
第四是现代文阅读能力的巩固阶段，即基本训练阶段。阅读教学是教师指导下学生在课堂上进行的一种实践活动，阅读能力的培养必须在这种实践活动中才能得以真正的完成，因而阅读教学必须注重基本训练。所谓“基本”，是指训练量要适中，训练题要精选，这一点在高中阶段的现代文阅读教学中尤为重要。训练量要适中，太少不足以巩固阅读能力，不足以提高阅读的熟练程度;太多则滥，不仅加重学生负担，而且事与愿违。要做到训练量适中，我们就必须精心制作或选择训练题。在高一、高二的现代文阅读教学阶段，我们紧扣课本编制测试题或导读提纲，进行按部就班的阅读能力训练。
【摘 要 题】理论视野
【关 键 词】文化理论/建构/当下性/原创性
【正 文】
一
对于中国的当下文化语境，常常见到以“全球化”或者“多元化”加以概括者，如果浅尝辄止，那么这其实是没有多大价值的说法，因为同样是“多元”，有有序的多元化，也有无序的多元化，有可以整合的多元化，也有一盘散沙般缺乏凝聚力的多元化。而同样是全球化，有主动的全球化，也有被迫的全球化，更有欲迎还拒的全球化，而且全球化本身便表现为多种多样的形式，甚至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本土文化，就可以在那里看到什么样的全球文化”。[1] 事实是，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中西文化碰撞之后，当下文化语境非但未能达到一种堪称为多元有序的状态，反而日见纷繁杂乱、断裂无序，更重要的是，文化理论界不但未能在古今中外的文化交汇中摸索出一条阐释文化现象的有效的范式，反而越来越显苍白和失语，更遑论真正中国化和现代化的体系建构。
也许我们首先想到这样的疑问：是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文化实践出了问题，还是我们当下的文化理论和文化研究出了问题？是当下的文化现象的确令人眼花缭乱以致难以言说，还是研究界本身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研究者对此多将问题归咎于前一个方面，而忽视了理论建构和思想方法的问题。进言之，这又造成两种令人郁闷的局面，一种情况是从现象到现象，无意或无力做理论层面的思考，仅作感性的价值判断，缺乏高度理性的把握。另一种情况则表现为：面对日益复杂化的现实世界，层出不穷的新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形态，知识界并不缺乏足够多的理论资源和思想模式，研究者也在纷纷尝试各种理论原则，但是这些或中或西的理论资源并不能有效地对文化现象及历史实践进行阐释加以指导，尽管知识界产生了浓重的“阐释的焦虑”与身份认同危机，但却不能够将这种焦虑转化为原创性的理论建构的冲动。第一种情况在文化批评、文学评论领域较为常见，由于它缺乏理论思维的深度和思想建构的前瞻性，因此批评活动本身便成为纷乱的文化现象的一部分，很难为当下的理论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撑。第二种情况存在的问题则要复杂得多，其最大的症结在于缺乏理论的原创性与问题意识的当下性，这就意味着无论形形色色的文化现象如何复杂，它们对文化研究的挑战尚不在于文化本身的复杂性，而在于怎样去解释它们。这是文化建设走出低谷所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
二
我们当下的文化建设绝非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对话，而应当是社会现实、当下体验、当下意识与一切既有文化的对话。对于有些研究者而言，一谈到文化建设总是自然地将其与中／西文化之争或者全球化／本土化之争加以等同，这已成为一种非常顽固的思想惯性。其实，对于身处当下文化语境中的人们来说，尤其对于人们的生命体验来说，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是一种“他者”，甚至对于“70后”、“80后”出生的一代人而言，中国传统文化较之西方文化似乎显得更为遥远和陌生。现实生活中情感的与理性的矛盾、直接的社会经验和感受，并非来自于中与西或者传统与现代的选择，而是更为内在的和切实的生命感受，是其生活本身和生命本身的矛盾。
黄宗智曾提出“悖论社会”与现代传统的构想，他认为，“由于现代西方的势力和理论一直主宰着全世界，中国（以及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主要使用西方理论来认识自己，结果把实际硬塞进不合适的理论框架。”[2] 他试图提出一个不同的认识方法，即从实际出发，使用“悖论社会”概念来突出它们违背西方理论信念的实际。这里的“悖论”所指尚不在于个别违背理论预期的现象，主要是指一双双矛盾、有此无彼的现象的同时存在。他认为如果从实际而不是从西方形式主义理论信念出发，便会看到中国社会存在许多悖论现象。而由此出发，便会对西方主流理论提出质疑，不仅是描述性的质疑，还是对其所包含的因果逻辑的质疑，同时更会突出怎样解释中国的现实的问题，突出建构另一种理论的必要。在作者看来，这种悖论社会的核心表现就是“二元对立的语境”，它可见于今天中国研究的各个领域，比如在法学界全盘西化论者与本土资源论者针锋相对；在经济学界，自由主义派和其反对者同样对立；在历史学界，西化论和反西化论同样对立，而实际上，中国近现代最基本的“国情”之一就是西化和本土化的长期并存以及两者的相互作用，缺少其中任何一个，都会脱离实际。二元对立的语境所造成的误区之一就是无视“现代传统”，因为“对立的是西方的现代和中国的前现代，非此即彼”。而“面对中西悖论在实践中所形成”的现代传统，恰恰是当下中国理论建构所必须首先要重视的。 [3] 黄宗智这一观点的启发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不过他主要是侧重于从物质文化层面，即我们常说的社会科学的层面进行探讨的，并未充分涉及精神文化或者人文科学的层面。
从广义上而言，文化不仅关涉社会实践领域，更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根据近年较通行的关于文化研究的视角，“文化”的含义大都侧重于指“一般人日常的信念、价值观和生活态度”[4]。有学者认为“文化的根基不是人类自觉的精神活动，也不是政治、经济等有组织的社会活动，而是人们习以为常的、不假思索地置于背景世界中的日常生活。”[5] 这就更强调了文化的价值／心理学的层面。《亨廷顿与柏格看全球化大趋势》一书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后，引发了学生剧烈的抗议反美运动，但一些年轻的活跃分子在街上贴完反麦当劳的标语后，立刻到肯德基炸鸡餐厅去吃东西。同样的，中国中央电视台在1999年6月，取消预定的全美职业篮球联盟（NBA）比赛的转播后，很多观众打电话去抱怨，坚持运动跟政治无关。此文的写作者乃洛杉矶加州大学的人类学家阎云祥，他还记载了1999年夏季，他到中国做田野调查时采访到一位带领大学生到美国大使馆前示威的学生领袖，这位大学生在NBA比赛的转播取消后，也打过电话去抱怨。阎云祥问他“为什么行为这么矛盾”时，“他似乎相当惊讶”，回答说，“不对，没有矛盾，我确实痛恨美国霸权，但是我喜欢全美职业篮球联盟的比赛。这是两码子事，全美职业篮球联盟的比赛属于全世界，每个人都有权欣赏。”这位大学生诚挚和纯真的回答使这位美国学者突然了解到，“至少对于像他这样的年轻人来说，实际上可能有一种真正的全球化文化，可以被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欣赏，同时他们在政治上，又可以保持民族主义。”[6] 阎云祥的研究重心在于透视全球化趋势下中国国家权力和文化的变迁规律和动向，因此，他指出通过这个例子可证明，“新兴全球文化跨越了国界”，或者像一位名作家所说的一样，如果文化可以协助改善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准，这种文化应该由所有人类社会共享，应该叫做“人类共有的文化”，而不必问这种文化属于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属于西方还是东方。“文化全球化不见得代表民族主义会消失，在某些情况下，两者很可能共存。”[7] 显然，如果一个学者从“某某主义”的立场或者价值预设出发是不会充分重视这类现象的。这里给我们一个很有价值的启示在于，文化全球化与文化民族主义之争对于阐释当下文化现象建构文化理论来说完全是剑走偏锋，是没有多大针对性和实际价值的。二者的断裂或者共存才是不争的事实。一旦纠缠于教条难免掩盖当下社会的真问题。西方现代化理论的研究成果也表明，就高度的现代化而言，诸如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等概念“这些范畴之间的差别变得越来越难以发挥作用”，这些意识形态与思维界限分明的概念“所形成的这些差别或者陈词滥调（不管我们偏爱这一种还是另一种）并不涉及高度现代化的社会结构的战略要素或者非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的前提条件”。[8] 因此，研究后发现代化国家的一系列问题时，思想是不能被这些概念所限制的。这也正如国内学者所指出的，“由于急于与国际学术接轨，往往在批评中追赶潮流，忽略了自己文化建设中的真问题，缺乏问题意识直接导致了舍本逐末的结果。”[9]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当下研究界尽管也注意到了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当下“真问题”的隔膜，并提出将近现代以来的文化实践所形成的“现代传统”纳入研究的核心视域，但另一个问题仍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即现代传统依然与当下文化有着复杂的关系，当下世界的文化问题并不总是现代传统的自然延伸。尤其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来，在诸多主客观的环境的交互作用下，文化的许多层面发生了断裂性的改变，产生了许许多多脱离任何传统的异质因素。这些都是活生生的来自于存在本身的新体验新状态新矛盾，找到这些新的文化因素复杂的或者似是而非的历史与传统来源并不难，问题在于这样并不能解释更不能解决问题。这是当下意识提出的新问题，而新问题呼唤新的文化视野与原创性的理论。
三
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合法性即不断遭到质疑，其研究范围与边界，研究方法与方法论体系，理论资源与价值标准，文学史观与叙述范式，这一系列的问题始终处于变动不居、莫衷一是的状态。由于这一领域所面对的研究对象正是人们的当下存在意识与生命体验的反映，通过对它所存在的诸多问题的梳理可望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展示文化理论建构与学术建设的脉动，从而做出有针对性的批判反思。实际上，从1980年代初拨乱反正的“作家重评”到后来的“重写文学史”，再到世纪之交以来的“重建新文学学科”的呼吁和探索，现当代文学研究所取得的进展总是与其对于自身合法性的危机意识联系在一起的，只是这种危机在今天显得尤其突出。诸如泛文化研究取代文学研究的趋势，文学评论与文学史研究之间的断裂，有学者慨叹“重写文学史的终结”，更有学者发出“文学史还是思想史”的疑问。应该说，这种现状既与整个社会文化语境的冲击有关，更是20多年来许多隐而未决的问题淤积至成瓶颈的结果。
从文化建设的角度反思现当代文学研究，离不开对于其对象、问题与方法三个方面之间关系的清理。从历史与现状来看，研究界在这三个方面都做出了许多可贵的努力，关键的问题在于忽视或者没有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不足以形成学术上的逻辑结构。正是这一原因，尽管研究界一度热衷于探讨“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生长点”问题，但实际上所谓的生长点只能依赖于单一侧面，或者乞灵于外部，而不能从内部和外部的关系上“逻辑地”产生学术问题。比如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史”及“文学史分期”的讨论，尽管在某种程度上使对象范畴与边界趋于合理，但在方法论上并没有充分的创新。另一方面，方法论热一度是学术研究的强大动力，但却连一两种与研究对象高度契合的研究范式都没创新出来，研究者常常感到头痛的是面对研究对象无从下手。于是，现当代文学研究在表面上的繁荣之下，提出了许多像“鲁迅能不能称为伟大的作家”、“沈从文是不是思想家”之类的“伪问题”。而有些对“问题”感兴趣的学者由于缺乏从该领域的对象与方法上进入问题的途径，干脆“逃离”文学研究，转至思想史或知识分子史领域。可以说，对象与方法的游离、问题意识的虚假与浮泛，已成为现当代文学研究极为顽固的学术症结。
众所周知，现当代文学研究在1980年代前一度是文化界的显学，经过近20年的发展反而日见萎缩。究其实质，之所以造成上述令人尴尬的局面，有两个更为具体的和根本的原因，即西方方法遮蔽了本土经验，西方问题掩盖了中国问题。1919年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曾提出“新思潮的手段是研究问题与输入学理”，新文学者普遍服膺这一口号时也大多忽视了中西学理之沟通的必要性。从学术研究的关键词看，1980年代至世纪末，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先后经历了“现代化”、“走向世界”、“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全球化”四个阶段。这四个最为核心的学术概念关注的重心不外两个维度：一是超越国民性的人性层面，一是超越本土问题的世界性因素。它们表明研究界主流价值趋向恰恰是越来越脱离本土经验和超越本土问题。而中国文学面临的更为切实的问题是：民族精神正在变异甚至失去特色，优良的传统正在日渐消失，在更为广大的中国民众那里，需要的是反封建的启蒙任务而不是反思现代性或者追求全球化的问题。比如，在韩国与日本的创作界、影视界与评论界中，汉民族许多优良的道德与审美传统被保持和发挥得有声有色，而在经济相对落后的中国，文学思潮呈现出的却是更为后现代甚至比西方更为西方化的气象。这个令人难以接受的事实，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
全球互动的中心问题是“文化同质化与文化异质化之间的张力”（阿尔君·阿帕杜莱语），面对汹涌澎湃的全球化浪潮，现当代文学学术虽然不至于像大众传媒那样一味迎合，沉浸在新消费意识形态所制造的美妙幻象之中；但是无疑已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建构“全球神话”的重要一员，自觉不自觉地抛弃了中国文化语境与民族精神的内核。在评论界，从公共空间、交往方式等生活体验的认定到价值观念的梳理都以“全球性”为贵为尊，一些反映民族精神、传达本土需求、体现当下生命体验的作品反而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如果将对象与方法结合起来看，近年来的现当代文学学术的标志性的景观表现为文化研究对于文学研究的全面出击，以文化批评介入文学领域，将文学研究对象膨胀至整个文化现象成为流行的研究模式。与此相适应，现当代文学学术界较之以往更容易被哲学界、美学界与文艺学思潮牵着鼻子走。理论界流行什么，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就流行什么。这样虽然能够加深文学学术的理论性，为文学学术开拓某些新的话语空间。但是当这样的方式成为流行，问题也就凸显出来了。文学研究者对于文学的审美感知能力下降，或者说不愿意认认真真地读作品，而是浮光掠影地过一遍，然后找一个流行的理论切入，进行整体性叙述。本来评论家应当是读解作品，现在反而更多的是作品为某种理论提供例证。原本更多的中国作家反映的是中国经验与现实问题，但在西方理论的图解下，反而变成了后现代景观；或者以超越性、本质性、生存性解读遮蔽了其本身的一些现实性因素。反过来，在这种文学学术方式的影响下，某些作家开始有意识地按照评论家的喜好进行创作，构成了一种相当有意思的以理论指导创作的局面；不少作品对历史的回忆也完全“现代化、全球化”了，打着人性的幌子任意游戏文学。因此不少作品表面上有深刻的思想性，但其往往并非出自作家的体验与想象，思想浮在表层，并没有渗入作品的肌理，变成了一种新型的“主题先行”。更有一个饶有意味的现象，“木子美现象”、“下半身写作”等由于评论界与学术界的介入，不但没有收敛，反而效益飙升。批评界的狂轰滥炸，反而为对象所渴求，所利用，不正说明文学研究自身出了问题吗？
如果对西方方法与价值的认同占绝对优势，如果方法论焦虑解决的仅仅是方法本身，而不能有效地使用，那么就既不能充分地建立属于现当代文学学术自身的问题范畴，更不能对文学创作提供切实有益的指导和参照。说得严重一些，这是西方问题对中国问题的一种文学入侵。常有人感慨于理论界热衷于介绍西方思潮而缺乏原创性，戏称之为西方学术的“二道贩子”，现当代文学如果将自身的学术资源依附于国内理论界，而忽视学科自身的本土方法与问题，岂不是更为可悲的“三道贩子”？
四
如果说从西方化或者全球化的思想立场上来研究当代文化时所表现出的理论与对象的错位现象比较明显，那么试图以本土化来抵抗全球化、以民族主义排挤西方现代性的“以中反西”文化策略，就越容易遮蔽其内在思想理路的二元对立问题，也更容易给文化界以虚妄的鼓舞。有学者发现，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发现了“本土”这个民族身份对于处于身份危机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增势”作用，并有意识地运用这种身份来提升他们的自尊和社会地位。他们利用“本土”这一新归属来确立自己作为“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化利益”的代言人。这在中国后殖民批判理论、中国式的“第三世界批评”及其批评家那里表现得尤其突出。这样一来，“本土主义”便成为知识分子作为自我增势的一种极为有效的手段。由于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结构，本土知识分子在本土范围内实际上是处于权力的边缘，他们的自我增势的唯一途径就是加入官方权力。但这也同时意味着失去“知识分子”的独特身份。要想既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特身份，又摆脱彻底边缘的无力感，进入具有代表权的中心话语地位，知识分子便需要一个他能为之代言的群体，而“民族”也就顺应了这一需要。“本土知识分子的自我增势的基本策略不是对本土官方的中心地位直接质疑和挑战，而是把官方和他自己放到同样的‘弱势’地位上。但是就在他通过强调另一种中心／边缘（西方／东方）的压倒一切的重要性的时候，他也否认了一切本土中心／边缘关系（官方权力／知识分子关系乃是其中的一种）的实际意义。否认种种本土的中心／边缘关系的现实意义的直接后果就是掩饰它们对人们日常现实生存所造成的种种压迫。这也就决定了本土主义批评在本土范围内的保守性。” [10] 这就使得中国后殖民批判理论在试图摆脱西方牵制、反对“臣属”的时候，却在另一种意义上又重新确立了西方中心的地位并使自己陷入了另一种西方霸权和“臣属”境地。
这样的“本土化”理论更深层的危机在于它的理论意识更多的来自于西方话语的启示，与“西方化”同样缺乏理论的原创性意识，而其严重的文化自恋情结，必然也会导致文化上的进取心的丧失。其实，文化传统的某些方面即使不用“民族主义”、“本土化”的大旗去维护，它也会丢失，也会改变；而另一些方面，即使不用“全球化”、“现代性”的招牌去弘扬，它也挥之不去，顽冥不化。比如福山在新著《信任》中便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是中国，而不是人们想当然的美国。在“个人主义”方面，中国文化较之美国文化已经更“西方化”了。再比如，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家族”、“礼”等观念，现在在韩国等异域民族的日常生活中甚至保留得更好，而不是在中国。如果仅仅是形式主义化和观念化地进行文化批评，这些最为切实的问题就很难引起应有的关注。因此，我们所说的当下性追求的基于理论原创性的当下性，原创性是基于当下性的理论原创意识。必须把文化建设的重心深植于当下生活的土壤与生命体验的本相，并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文化理论界缺少“元话语”的局面。
参考文献
[1][4][6][7] 亨廷顿，柏格：《亨廷顿与柏格看全球化大趋势》，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11，19，59，76页。
[2][3] 黄宗智：《悖论社会与现代传统》，《读书》2005年第2期。
[5] 王勇：《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前瞻》，山东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8] M.列维：《现代化的后来者》，谢立中，孙立平：《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817页。
关键词：性情论；诗缘情；感物说；圣人有情无情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0-0075-02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指出：“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曹丕的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这样一个“文学的自觉时代”首先是一个个人性情大解放和抒发的时代。在玄学倡导个人解放的大背景下，这一时期的性情论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对文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拟探讨一下魏晋南北朝时期“性情论”发展的大背景和它的时代内容。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性情”论发展的大环境
我们首先要探讨的是“性情论”发展的时代背景。东晋末年社会大动荡不断，士人的心态发生着剧烈的变化。首先是士人与大一统政权的疏离。东汉后期，大一统政权不断遭到破坏，已经缺少了曾经的凝聚力。士人们组成党人集团，以一种批评的态度对待政权，引起朝廷不满，进行了两次党锢之祸。两次党锢之祸对士人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们隔断了与大一统政权的最后一丝眷恋，在悲哀心绪和对腐败朝廷的疾视与批评中，从忠心耿耿维护大一统政权的心态中解脱出来，走向自我。其次便是与大一统思想的禁锢中解脱出来。整个汉朝，儒家思想地位达到了其他思想难以企及的高度。经学的发展使得儒家经典的力量遍及朝野，儒家经典的力量表现在它能够为政治行为提供理论依据，给某种政治行为以正义性的解释。儒家经典的大肆盛行，给士人心理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正统观念、复古守成的思想倾向、繁琐的思想方法。这些把士人从思想上和大一统政权捆绑在一起，形成士人思想上的绑架。随着大一统政权的崩溃，经学衰败，从前僵化的思想模式开始松动。同时，经学内部也发生着急剧的变化，也逐渐失去了它原先的魔力和魅力。统一的是非和行为标准的失守，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则就涌现出来，人也就“活”了起来。第三，在前两者的变动下，士人本身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大一统观念的瓦解，正统思想失去了约束了，士人在生活情趣、生活方式上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而大的趋向，是任情。起初，人物品评成风，或追求风流，或追求隐逸。而中心思想就是不事王侯，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而到了西晋，这种自我的心态发生了畸变，完全以物质利益为至尊，追求奢侈，视财如命。东晋又是一转变，士人偏安一隅，心态上得以满足，寄情山水，到处郊游，追求宁静的精神天地和优雅从容的风度，这些都促进了当时山水怡情和山水审美意识的发展。在这些变化中，士人得以解放，个人性情得到极大的抒发，个人的自我意识明显的凸现出来，“人”的价值不断受到肯定。这就是玄学产生也演变的背景，也是魏晋南北朝“性情”观念发展的大环境。
其次，我们探讨一下玄学中关于“圣人有情无情”的讨论对“性情论”的推动作用。圣人有情与无情是玄学的重要命题。自从重感情、任情成为一种风尚之后，感情问题便一直为社会所关注。何晏王弼这些玄学大家也都十分地关注有情无情的讨论。何晏主张圣人无喜怒哀乐，但他所说的圣人无喜怒哀乐，并不是说圣人无情，而是说圣人由于其道德修养，因而能做到喜怒哀乐皆节之以礼；圣人不同于一般人的地方不是他无情，而是因为他有情而能节之以礼，圣人之情是道德化了的感情，不是应物而动的人性自然的感情。桓范也承认情得合理性，但也主张以礼节欲。“人生而有情，情发而为欲。物见于外，情动于中，物之感人也无穷，而情之所欲也无极，是物至而人化也。。。故修身治国之要，莫大于节欲。”（《世要论·节欲》）他们都主张以礼节欲，还是持儒家的传统观点。王弼与何晏不同的地方，是说圣人也有应物而动的人性自然的感情，圣人的五情与一般人相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王弼作了这样的解释：以为感情之不可已已，乃是自然之性，圣人也不例外。这样的解释，就更加强了一般人的人情而动的合理性。王弼与何晏不同的另一点便是节情的方法不同。王弼认为圣人节制五情，不是由于礼的约束而是由于自制，由于自己能把应物而动的感情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即应物而不累于物。节制的办法便是以性制情。
圣人有情无情的讨论，尤其是对圣人有情的肯定，打破了传统思想对个人性情的束缚，个人性情的抒发有了合理的依据。玄学对“情”的不断阐发和讨论为“性情论”的发展创造了很好的契机。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性情论”的代表内容
（一）陆机的“诗缘情”说
魏晋哲学在性情论和圣人论方面的突破，从理论上深化了名教与自然的讨论，为“诗缘情”论的形成找到了解决的出口，使其能够较为圆融地审视内在的个人的性情与外在的礼乐之间的关系，并且更为清晰地意识到个人情感的表达，是个体自我觉醒的一个标志。同时，随着人的意识的全面觉醒，随着对个性的极力张扬，“人的觉醒”带来了“文的自觉”，陆机终于大胆否定了汉儒关于诗歌观念中的理念化倾向，破天荒地提出“诗缘情”，并成为了文坛共识。这对历来以“言志”、“美刺”为规范的儒家正统文学观，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同时也反映了魏晋文学想要摆脱经学附庸地位的潮流。陆机在《文赋》中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这一简短的主张，却准确地体现了陆机对于文学体式风格而提出的文学批评理论：一是指诗歌因感情激动而作，二是指诗歌整体上的美好。“诗缘情”与《诗大序》中“吟咏情性”之说一脉相承，又抛开了儒家的诗歌政教作用，只强调诗歌的审美特征。讲求诗歌发乎内心情感，追求诗歌的美好动人的作用。这是文学独立性的表现。这一主张具有开一代风气的重大意义，它使诗歌的抒情不受“止乎礼仪”束缚的巨大作用，诗因情而产生的提出是中国诗学的重要理论之一。陆机针对诗歌创作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的主张很快就超越了诗歌的界限，成为文学创作的一种共识。
综合起来看，陆机的“诗缘情”说的意义在于：一、感性的个人性的情，在汉代主流思想中受到压制，认为性善情恶，而刘向、扬雄、荀悦等人逐步驳斥了这种谬论，肯定情的合理性，甚至到向秀那里，肯定“称情自然”，陆机及时吸收哲学思想上的这些新成果，提出“诗缘情”说，肯定诗歌表现人们因生活中“非性之适”而产生的个人感情。二、在汉代主流思想之外，在遭挫折遭厄运的文人那里，屈原的“发愤以抒情”的精神依然在涌动，而且随着时代的愈趋昏乱而越来越强烈，甚至要“娱情”、“放情”，陆机及时总结诗赋创作的这种感性经验，而加以理论提升，提出“诗缘情”说，成为一个普遍性的理论命题，影响着后代创作和理论的发展。
（二）诗学主客体的完善
人自觉地强调感情和个性，人的主体精神与作用逐渐呈现，形成了诗学主体论。同时，在魏晋南北朝大的玄学思潮下，个体性情得到极大的解放，个体精神和意识受到足够的重视，人们不断追逐着能够满足自身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成为人们观赏的对象。特别是到了东晋，在偏安一隅的心态下，士人们的最高精神境界，就是潇洒高逸，在追求物质满足的同时，更注重精神上的满足，他们引以为荣的就是他们高雅的情操与风姿。而山水是提高他们情操与风姿的最好外衣，成为个人情感寄托的主体。这样山水怡情和山水审美意识得到很大的发展。主体的成熟、客体的完善促成了以诗学为代表的主客体的完善。主客体关系的完善是以感悟论的完善为主要表现的。
“感物说”的发轫与奠基是在先秦两汉时期。有学者就认为“感物”说最初源自《周易·系词》，而近代的刘大杰认为文学上的物感说起源于《乐记》《诗大序》，完备与魏晋南北朝时期。《乐记》的论述明确且动态地展示了音乐艺术的产生过程：物触—心动—成声与乐。《乐记》时代，对“感物心动”的认识虽然还处于相对原初的阶段，但较之《易传》的论述和《诗经》的创作实践，在理论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为后世的论述奠定坚实基础。魏晋时期，经过陆机、刘勰、钟嵘等理论大家的迸一步阐发，“感物说"在理论上进入成熟期。陆机《文赋》“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咏世德之骏烈，颂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陆机在此言说的是自己创作《文赋》的动机，即心有所感遂投篇援笔，而引起心中所感的有四时的推迁、景物的变化、先人的伟大功业和传世清名以及内容与文采俱美的文辞等。陆机从自己创作实践的感悟出发，言说了“感物”理论中物与情这两个基本的要素，认为人心触物而动，产生悲喜忧叹之情，进而有创作的欲望和冲动，在陆机的论述中物与情的关系开始凸显出来。刘勰对“感物”则有更为明晰的把握和理解，且对物、情关系的论说更深入和透彻。“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明诗》）“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又“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物色》）季节推迁，万物变化，大自然总是充满着无限的生机和活力，在生命的萌动中不断鼓动人的情思，摇荡人的性情，遂物感情动，发为歌咏，这无不是物感召人的结果。刘勰不仅看到物对人的单向感发作用，而且还看到了人对物的驾驭能力，即认识到心物之间的双向交互作用。“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诠赋》）“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物色》）其中“情以物兴”“物以情观”，心“随物以宛转”，物“与心而徘徊”，非常明晰的描述出心与物，亦即情与物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萧衍在《金楼子·立言》中将这种关系概括为“内外相感”：“捣衣清而彻，有悲人者，此是秋士悲于心，捣衣感于外，内外相感，愁情结悲，然后哀怨生焉。”即是说人心与外物互相作用、感发，于是产生哀怨之情。钟嵘对“感物”说的发展则是比较集中系统的阐发了种种社会生活情景对主体诗情的感召，对审美感情的触发，将主体所感对象从四时景物扩大到纷繁复杂的社会人事和生活感遇，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至此，“感物”理论臻于成熟。“感物”理论的成熟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在于自然的交融中，人的自由意志也得到充分舒展，人的作用被凸现出来。
魏晋南北朝文学是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一个高峰，也是许多重要文学理论的发轫期。“性情论”虽然不是发轫与魏晋，但在魏晋大的时代背景和玄学思潮下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并走向成熟。作为这一时期的代表文学理论，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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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知识的积累 现代文阅读教学须以阅读能力的培养为目标，阅读能力的培养又要以具备准确、敏捷的思维为关键。我们知道，基本知识是思维的基本因子，知识面的宽窄是阅读思考时联想是否丰富、思维是否活跃的关键。因此，现代文阅读能力的培养应该从狠抓基本知识的积累做起。基本知识积累不够导致了学生知识面的狭窄，阻碍了学生阅读理解能力的形成。因此，近几年语文高考中现代文阅读测试部分得分较低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一教训提醒人们：要真正培养学生的现代文阅读能力，基本知识的积累和知识面的拓宽非狠抓不可。
2. 基本理论的掌握 现代文阅读的有关基本理论是对现代文阅读能力形成过程中一系列规律的概括，是确立现代文阅读基本方法的重要依据之一。因此，现代文阅读能力的培养还必须狠抓基本理论的掌握。这里讲的“现代文阅读基本理论”，一是指现代文阅读，一般应从文体、内容和形式三方面进行；二是指篇有中心段，段有中心句，句有关键性词语。文体不同，内容和形式的具体要求也不同。记叙文的内容指描叙部分（人、事、景物及其特点、与景物有关的传说故事等）和议论抒情部分（或抒感，或揭示哲理）；议论文的内容指论点和论据；说明文的内容指说明对象及其特征，或指某种物品的制作过程，或指某种物品的使用方法及其注意点等。形式方面，记叙文主要是指叙述方式（顺叙、倒叙、插叙、补叙）、顺序依据、线索和表达方式的运用特色及其作用等；议论文主要是指论证结构方式和论证方法；说明文主要是指说明顺序和说明方法。中心段、中心句和句中关键词语的确立都有规律可循，还有概括反映这些规律的有关理论。篇有中心段，记叙文的中心段一般是抒情议论性语句，往往位于篇首或篇尾，或者是几个片断之间的过渡性语段；议论文的中心段一般为文章的引论或结论，通常也位于篇首或篇尾；说明文的中心段一般也是首段或尾段。段有中心句，中心句的确立可通过分析段落的构成情况来进行：若段落由一个句群构成，段落中心即句群中心——通过分析句与句的关系所得的中心句；若段落由几个并列关系的句群构成，段落中心即几个句群中心句之和；若段落由几个主从关系的句群构成，段落中心即为主句群的中心句。句有关键词语。这是对学生进行现代文阅读的一般理论指导，即对学生授之以现代文阅读基本理论的阶段，这是现代文阅读能力培养过程中必须经历的第二阶段。
3. 基本方法的灵活运用 现代文阅读能力的强弱取决于对基本方法的灵活运用程度。学生积累了一定程度的“基本知识”，掌握了上文论及的“基本理论”，我们便可引导学生确立具有可行性和操作性的现代文阅读基本方法。根据上述第一个基本理论，我们便可确立以下基本方法和基本步骤。文章阅读，首先要确定文体，接着须根据文体特点理解内容。以记叙文的内容理解为例，须以记叙部分的内容理解为基础，以议论抒情部分的内容理解为根本。记叙部分的内容主要是应理解人物、时间、地点和事件过程等记叙的要素。议论抒情部分的内容主要是应根据表达方式的运用特色理解感受理或情，议论性语句揭示生活哲理，抒情性语句抒发作者情感。其他文体的内容理解，也要根据文体特点进行。第三步，研究形式特点并理解其作用。这方面的操作，可根据形式方面的基本理论进行。形式特点的作用，主要是研究形式特点是如何有利于内容表达的。根据第二个基本理论，我们便可指导学生从另一角度，即通过分析文章结构层次来理解文章内容。
北宋词人柳永，天生聪明，出身于书香门第，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才华出众。小时候，就是当地有名的神童。但他的科举道路十分不顺。他曾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但每次都名落孙山。心灰意冷的他，写下了“且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皇帝知道了，再次使他落榜。从此，朝廷少了一位进士，江湖多了一位词人。所以，分数并不能代表一切。
仔细推敲一下，这位作者想通过柳永的例子，证明分数不能代表一切。但他只陈述了柳永的事例，并没有交代清楚事例与观点之间的关系。这样会让阅卷的老师很费解，分数与柳永何干？它又怎么能决定一切？再如《教育要讲方法》这篇文章的片段：
中国古代有许多杰出的人物，他们的成长都与各人母亲的教育密切相关。孟母三迁，成就了一代圣贤；欧母画荻，成就了一代文豪；岳母刺字，成就了一代将星。她们都证明了教育方法很重要。
这位同学的积累不可谓不多，并且巧妙运用成语、排比，文采斐然。然而他只列述了事实，并未讲清这三位母亲分别采用了怎样的教育方法，也没有说明这样的方法与这些人物成功之间的关联。这样的文章空有许多事例，并没有对论点起到有力的支撑作用。
类似的现象在高考作文中还很普遍，我们该如何避免这种问题，提升文章的档次呢？这就需要我们必须讲道理，具体应做到以下几点。
[明确事例的关键词]
这些关键词必须是能反映该事例核心内容的要素。我们在论述时对事例的运用一定是建立在对该事例明晰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不知道事例讲的是什么，那就很难用它来证明什么观点了。当然，这一工作实际上应当在考前完成，也就是说，当你平时积累一个素材时，就应梳理出其中的关键词，思考它可以说明哪些问题。比如上文中柳永事例的关键词应当是：柳永、科举、词人。梳理出这些关键词后，我们就容易找出这样一些论述方向：考试与成材、挫折与成功、扬长避短等。这样，我们就明确了事例的核心内容，运用起来才能得心应手。
也有些事例，其核心内容并不体现在表面上，还需要我们去挖掘、提炼。如上文中的孟母三迁，其核心并不是“三迁”，其背后是环境的改变与教育的方法，这才应该是真正的关键词；又如上文中的欧母画荻，欧阳修的母亲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用荻草杆在细沙上教欧阳修写字，艰苦的环境、学习、教育、母爱才是这件事的关键词；而岳母刺字的故事，则反映了教育、远大的理想、爱国等要点。
[找准事例的关联点]
在考场作文中，由于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往往不容易找到非常切合观点的事例。很多情况下，事例与观点之间的关联，并不明显，如果不做阐释，会让阅卷老师认为你的事例并不能说明该观点。因此，找到并点明这个关联点，就非常重要了。如第一例中，科举考试只有等次，没有分数，而现代考试中，分数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你是否被录取，这一点，与科举考试中考生能否考中就存在着直接的联系了。它们之间的关联点，就是考试。所以，我们只需说明科举考试虽然没有分数，但也是靠考试结果来说明考生的水平与能力，因此，科举考试的结果并不能代表柳永写词的能力，同样，分数也不能完全代表考生的一切。让我们再看看第二个例子。这三个事例显然都是有关教育的，与“教育要讲方法”的主题关联明显，但具体到每个事例体现了怎样的教育方法，则是需要进一步找准的关联点。思考一下就不难发现：孟母三迁的关联点在于利用环境进行教育，欧母画荻则可以通过“创造条件进行教育”来关联主题，岳母刺字显然是用树立远大理想的方法教育子女的。三个事例，是从三个不同的角度说明主题的，把这一点讲清楚，不但明确了事例与观点之间的关系，更丰富了主题的内涵，使之更具说服力。
[紧扣主题分析论述]
议论文中，任何事例也都是用来阐发主题的，找准关联点后，我们对事例的分析论述必须紧扣主题进行，不可旁生枝节。还是以柳永为例，这则事例除了可以说明“考试结果（分数）不能代表一切”以外，更多的情况下是用来论证“坎坷的经历成就伟大的诗人”的。如果考生在对事例进行分析时，不能紧扣主题，很容易去强调他的多次落榜，那就会扯到另外的主题上去了。我们不妨对上文作如下的修改：
分数所代表的考试结果，并不能说明一个人才能的高低。北宋词人柳永，天生聪明，出身于书香T第，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才华出众，小时候就是当地有名的神童。但他的科举道路十分不顺。他曾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但每次都名落孙山。心灰意冷的他，写下了“且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皇帝知道了，再次使他落榜。从此，朝廷少了一位进士，江湖多了一位词人。科举考试的结果并不能抹杀柳永在文学方面的才华，皇帝的否定不能抵消“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的赞誉。如果柳永在科举考试的结果面前完全否定自己，放弃词的创作，就不会有一代才子词人、白衣卿相的佳话了。同样，在现代考试的结果面前，我们也应有正确的态度――分数并不能代表一切。
再如，《教育要讲方法》可这样修改：
中国古代有许多杰出的人物，他们都是在各自母亲独到的教育方法下逐渐成材的。孟母三迁，巧用环境，成就了一代圣贤；欧母画荻，创造条件，成就了一代文豪；岳母刺字，树立理想，成就了一代将星。这些伟大的母亲，运用她们过人的智慧和独到的见解，寻找到了适合自己家庭环境和子女特点的教育方法。如果她们仅仅相信“棍棒之下出孝子”，那孟轲、欧阳修、岳飞就要在历史的长河里湮没无闻了。她们用实践证明了――教育方法很重要。
扣住主题，展开论述，应当是我们写作议论文的基本原则。可是，很多同学在讲道理时并不能时刻紧绷这根弦，导致论述不清、观点不明。其实，做到这一点也不是很难。从上面的两处修改上，我们可以看出，只要在事例前后的论述中反复提及你要论述的主题，就很容易使你要论述的观点得到强调，事例也有了明确的指向，不再像原来那样含混不清了。
下面是2016年考场标杆作文《差别待遇》中的一段：
千年前，圣人孔子便提出“因材施教”的主张，弟子三千人，有富可敌国的巨贾，有位极人臣的政客，形形，不一而足，而孔子，则成为后世称赞景仰的伟大教育家，究其根本，在于其能准确地把握每一位学生的优劣长短，扬其长补其短，因材施教，正是因为这样的“差别待遇”，才使得每个人都得尽展其能，各扬其长。
从近几年的语文高考试卷看，现代文阅读能力测试都占有20％左右。但高考中现代文阅读测试部分的平均得分率却很低，如何才能尽快改变这种局面，切实有效地培养学生的现代文阅读能力呢？我们认为，关键是必须认识到，现代文阅读能力的培养是一个具有一定系统性和整体性的过程。具体而言，这一过程有四个阶段构成。
第一是基本知识的积累阶段。现代文阅读教学须以阅读能力的培养为目标，阅读能力的培养又要以具备准确、敏捷的思维为关键。我们知道，基本知识是思维的基本因子，知识面的宽窄是阅读思考时联想是否丰富、思维是否活跃的关键。因此，现代文阅读能力的培养应该从狠抓基本知识的积累做起。这里的“基本知识”不仅指语文知识、文化常识、历史常识、哲学常识、生活体验以及音乐、雕塑、美术、建筑等艺术常识，而且还包括人文科学（如文化学、历史学、美学、社会学、教育学、语言学）领域和自然科学与科技应用（如心理学、生命科学、环境科学、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现代通讯技术研究等）领域较新的研究概况，还包括边缘学科和科学学的研究概况。在当今的中学语文界，能全面反映这些既有时代性又有深度和广度知识内容的教材还很少。在这方面当首推由谷公胜编著、 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和江苏教育出版社于1995年联合出版的高中语文选修课本《现代文阅读》。近几年语文高考试卷所选的现代文均具有丰富的“内蕴”，涉及的知识既广又深：有的涉及艺术常识和艺术鉴赏知识，如1996年全国卷第四题的选文《贝多芬之谜》；有的涉及文艺美学，如1991年“三南”卷“四／32～40”题；有的涉及思维科学和教育心理学，如1993年全国卷“四／22～28”题；有的涉及对语文教学的理性思考，如1995年全国卷第四题的选文《〈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序》（吕叔湘著）；有的涉及中国古代文化常识，如1992年全国卷“四／26～30”题；有的涉及科技领域的研究新成果，如近几年高考中连续出现的科技文章。然而，相当一部分教师一味注重应试教育而忽视素质教育，忽视学生“基本知识”的积累和知识面的拓宽；相当一部分学生急功近利，为了应付高考，一心只读教科书，很少过问课外书，对以上“基本知识”他们知之甚少或根本不知。没有“厚积”，哪来“薄发”？基本知识积累不够导致了学生知识面的狭窄，阻碍了学生阅读理解能力的形成。因此，近几年语文高考中现代文阅读测试部分得分较低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一教训提醒人们：要真正培养学生的现代文阅读能力，基本知识的积累和知识面的拓宽非狠抓不可。
第二是基本理论的掌握阶段。现代文阅读的有关基本理论是对现代文阅读能力形成过程中一系列规律的概括，是确立现代文阅读基本方法的重要依据之一。因此，现代文阅读能力的培养还必须狠抓基本理论的掌握。这里讲的“现代文阅读基本理论”，一是指现代文阅读，一般应从文体、内容和形式三方面进行；二是指篇有中心段，段有中心句，句有关键性词语。文体不同，内容和形式的具体要求也不同。记叙文的内容指描叙部分（人、事、景物及其特点、与景物有关的传说故事等）和议论抒情部分（或抒发情感，或揭示哲理）；议论文的内容指论点和论据；说明文的内容指说明对象及其特征，或指某种物品的制作过程，或指某种物品的使用方法及其注意点等。形式方面，记叙文主要是指叙述方式（顺叙、倒叙、插叙、补叙）、顺序依据、线索和表达方式的运用特色及其作用等；议论文主要是指论证结构方式和论证方法；说明文主要是指说明顺序和说明方法。中心段、中心句和句中关键词语的确立都有规律可循，还有概括反映这些规律的有关理论。篇有中心段，记叙文的中心段一般是抒情议论性语句，往往位于篇首或篇尾，或者是几个片断之间的过渡性语段；议论文的中心段一般为文章的引论或结论，通常也位于篇首或篇尾；说明文的中心段一般也是首段或尾段。段有中心句，中心句的确立可通过分析段落的构成情况来进行：若段落由一个句群构成，段落中心即句群中心——通过分析句与句的关系所得的中心句；若段落由几个并列关系的句群构成，段落中心即几个句群中心句之和；若段落由几个主从关系的句群构成，段落中心即为主句群的中心句。句有关键词语，关键词语的确立理论，可参阅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二室编定的1990年版的高中《语文》必修课本一、二册中的有关单元知识。这是对学生进行现代文阅读的一般理论指导，即对学生授之以现代文阅读基本理论的阶段，这是现代文阅读能力培养过程中必须经历的第二阶段。
第三是基本方法的灵活运用阶段。现代文阅读能力的强弱取决于对基本方法的灵活运用程度。学生积累了一定程度的“基本知识”，掌握了上文论及的“基本理论”，我们便可引导学生确立具有可行性和操作性的现代文阅读基本方法。根据上述第一个基本理论，我们便可确立以下基本方法和基本步骤。文章阅读，首先要确定文体，接着须根据文体特点理解内容。以记叙文的内容理解为例，须以记叙部分的内容理解为基础，以议论抒情部分的内容理解为根本。记叙部分的内容主要是应理解人物、时间、地点和事件过程等记叙的要素。议论抒情部分的内容主要是应根据表达方式的运用特色理解感受理或情，议论性语句揭示生活哲理，抒情性语句抒发作者情感。其他文体的内容理解，也要根据文体特点进行。譬如小说，其内容不外乎小说的三要素和主题。第三步，研究形式特点并理解其作用。这方面的操作，可根据形式方面的基本理论进行。形式特点的作用，主要是研究形式特点是如何有利于内容表达的。根据第二个基本理论，我们便可指导学生从另一角度，即通过分析文章结构层次来理解文章内容。以议论文的内容理解为例，篇有中心段，找到了中心段，也就把握了文章的内容。段有中心句，这个中心句可通过分析段内层次或句群关系找到。找到了中心句，也就把握了段落的内容。学生如能熟练而又灵活地运用以上这些基本方法，现代文阅读就不会无从下手或抓不住重点。倘若能这样，学生的现代文阅读能力一定能得到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