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乡村文化价值的历史变迁乡村是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基础。乡村以其独有的文化特质和伦理道德规范，维系和保证着乡村的基本秩序和社会稳定。“这种来自民间的道德主张具有凝固性、传承性、稳定性等特征，认同度更高，无论社会发生什么样的变革，出现何种分裂，造成哪样的混乱，总是能够以不同的形态继续存活在普通农民中间，发挥着规范行为的作用，维护着乡村的基本秩序和社会稳定。”［3］传统乡村文化维系着乡村的稳定，保持着自身的特殊性。但随着现代性的推进，文化冲突的加剧和社会思潮的影响，中国传统乡村文化的价值理念也开始面临着裂变及价值重建的问题。一般来说，乡村文化的价值变迁，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第一是近代以来的两次思想解放潮流。洋务派最先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随后又掀起了“立西学”、“破中学”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破除传统中国的封建迷信思想，主张学习西方的“民主”和“科学”。紧接着“”开始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新潮流。第二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对农村文化的重新改造和价值引导。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农村的建设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乡村中存在的封建主义思想受到了一次大规模的清洗，过去乡村存在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等封建落后思想得到了遏制和清除。第三是改革开放后乡村文化的价值困境。随着改革深入到农村地区，乡镇企业的兴起，经济的发展，使得传统农民被土地束缚的情况逐渐被打破，农民安土重迁的价值理念开始发生动摇。经济的发展助长了农民追求物质、谋求物质享受的需求。在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传统的乡村道德渐渐被边缘化，拜金主义、、封建迷信思想等不良价值理念死灰复燃，沉渣泛起。农民思想混乱，行为失范，传统乡村文化的道德约束在渐渐失效。乡村由“熟人社会”渐渐走向了“半熟人”社会。
（二）乡村文化价值当下所面临的挑战乡村文化价值的变迁现在正处于第三个时期，乡村文化价值在继承传统优秀文化价值、吸收先进价值理念和弘扬时代精神的同时，也面临着来自自身和外界的挑战。1．现代性与传统的割裂使得乡村文化价值逐渐异化。现代性的步伐在不断推进，现代性的最主要特征是政治法治化、经济市场化，思想理性化。现代性与传统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伴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发展。现代性与传统的割裂不可避免，每一个传统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总是与传统有着难以割舍而又不得不割舍的情愫。在与传统割裂的过程中，各种矛盾和问题也不断产生。世界各国在应对这一问题时，出现了不同的结果。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他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把那些应对现代性与传统割裂不力的国家称为“无所适从的国家”。同样，在现代性与传统的割裂影响下，乡村文化价值理念的变迁也不可避免。经济市场化带来了物质文明的进步，丰富的物质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生存所需。一般而言，物质文化的发展总是领先于精神文化的进步，于是在物质文化逐渐趋于主导的情况下，乡村文化价值理念的滞后与物质的高速发展之间势必会产生一定的冲突和摩擦。传统乡村文化价值中的“无为和谐”、“崇德尚义”等价值理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切向钱看”、“拜金主义”、“利益至上”等思想正在兴起。正如玛格丽特•米德所言：“利益驱动成为乡村社会的最主要行为方式，几乎颠覆了传统的文化价值，乡村文化价值体系在慢慢解体。”［4］2．传统伦理道德的失范。伦理本位是乡村文化的基础，是维系乡村稳定和人际和谐的基本价值规范。以血缘和亲族为基本单位的乡村团体，构成了乡村伦理的基本单位。乡村的一切价值规范和生活理念，都围绕着这个基本的单位运转。以“波纹宗亲网”为主要特点的乡村人际交往和伦理道德，使得传统乡村的人际关系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保持着父慈子孝、邻里团结、长幼有序、崇德尚义等伦理规范。传统乡村主要以中国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为主，包括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价值观。改革开放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市场经济的作用开始在各个领域显现出来，传统农村那种相对独立、相对安宁的生活开始被打破。城镇化和经济市场化一方面给经济带来了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也在不断地挑战着传统乡村的文化价值理念。正如马克思•韦伯所言：现代文明的全部成就源于外在技术层面的工具理性和内在精神层面的价值理性的紧张对立，以功效为趋向的工具理性的发达必然损毁价值理性的人文理想。城镇化改变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过去那种农民被土地束缚的情况有了根本改变。农民有了更多的选择，同时对未来也有了更多的担忧。城镇化加剧了农民对失去土地之后生活的担忧，于是围绕土地而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日渐增多。传统乡村的伦理道德规范开始失效，农民与基层政府的矛盾、与邻里的矛盾、甚至与家人的矛盾日渐增多。传统乡村的那种祥和安定、长幼有序、稳定和谐的人际关系，面临着各种物质诱惑的冲击和利益追逐的撼动［5－6］。3．文化生态价值理念的落寞。乡村文化价值的变迁中最明显、也最令人深思的便是乡村文化生态价值理念的落寞。文化生态价值理念，简而言之，就是人们对乡村生态环境的文化体验和态度。乡村文化生态价值理念在改革开放后，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和冲击。在以经济为中心，大力发展经济，追求GDP高增长的年代。乡镇企业的兴起对乡村平和、宁静而干净的环境是一个灾难。我国的经济在一段时间内继续着高投入、低增长、高污染的经济发展模式，靠牺牲环境的代价来换取经济的发展和进步。有学者对沿海一带的乡镇企业进行调查表明，乡镇企业在短短数十年间给乡村环境带来的污染和破坏是过去一百年来所造成污染的数百倍甚至更多。美丽宁静的村庄被浓浓的黑烟和巨大的烟囱所笼罩，被污染了的土地导致了农业的减产，农业生产的成本逐年增加。环境污染加重了农民的生活成本，农民从心理上产生了恐慌。在某些环境恶劣的地方，农民开始抛弃土地，逃离家园，向城市涌进。环境的恶化助长了疾病的产生，全球每年因为环境恶化而导致人口患病和死亡的人数在增加，环境难民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重大问题。乡村文化生态价值理念的落寞，使得传统那种敬畏自然、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万物平等的价值取向和节用爱物的生态伦理实践被忽视，导致了越来越严重的生态问题发生［7］。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乡村文化价值重建的路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实现社会和谐，促进社会发展的价值规范和精神向导。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在乡村文化群体中树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教育核心，以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作为引导，是实现乡村文化价值重建的必然之路和有效措施。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与传统文化价值的有机融合，破除现代性的魔咒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方法论和价值观，是关于全人类解放的学说，其终极目的是为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是坚持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就是要立足时代精神和中国实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来鉴别、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和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人文性的融合，最终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传统价值的现代性转变。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融合，可以实现科学真理、正确价值观与传统文化人文精神和道德操守的有机统一，改变传统乡村伦理道德的落后思想。从文化思想上做到真正的与时俱进，做到既不迷恋传统，纠结过去，也不透支未来，割裂传统。在现代性的浪潮下，既能很好地保持优秀的传统道德，又能很好地做到与时俱进，不保守、不封闭，破除现代性对传统价值的魔咒。真正实现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有机统一及和谐发展，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价值与传统人文精神和道德操守的统一。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下，乡村文化价值将会朝着更加民主、更加和谐、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8］。
（二）以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引领乡村文化建设，重塑乡村伦理道德规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乡村是中国发展的基础，乡村的发展关乎国运，关乎国家民族的未来。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强调：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农村和农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经济的发展和现代性的推进，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影响下，乡村文化出现了逐渐异化的趋向，以物质追求为中心的乡村文化正在挤占传统道德伦理的阵地。各种价值观念和文化渗透到农村地区，引起了农民价值观念的混乱，出现了对未来生活的担忧和理想信念的缺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对农民重新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信念有着积极的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要实现全面发展，这样的发展既包括经济的进步，也包括人民文化素质和精神境界的提高。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全面的复兴，是农村与城市的复兴，是文明与经济的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具体到农民的生活，就是与农民利益息息相关的医疗保险，城镇化建设和农民工子女就学等问题。而实现和谐乡村，生活安逸，乡风文明，村容整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要求。和谐的乡村理应是经济发展，文化进步，社会祥和的，而在与自然的关系上理应是天人谐和、节用爱物的，这些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之义，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所追求的目标。以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引领乡村文化建设，重塑乡村伦理道德规范，必须从物质上、精神上全方位入手，从与农民利益相关的领域入手，增强信心，塑造理想。
马克思曾明确指出：“一门科学只有当它达到了能够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真正发展了。”这是对数学作用的深刻理解，也是对科学化趋势的深刻预见。事实上，数学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连一些过去认为与数学无缘的学科，如考古学、语言学、心理学等现在也都成为数学能够大显身手的领域。数学方法也在深刻地影响着历史学研究，能帮助历史学家做出更可靠、更令人信服的结论。这些情况使人们认为，人类智力活动中未受到数学的影响而大为改观的领域已寥寥无几了。
二、数学：科学的语言有不少自然科学家、特别是理论物理学家都曾明确地强调了数学的语言功能。例如，著名物理学家玻尔（N.H.D.Bohr）就曾指出：“数学不应该被看成是以经验的积累为基础的一种特殊的知识分支，而应该被看成是普通语言的一种精确化，这种精确化给普通语言补充了适当的工具来表示一些关系，对这些关系来说普通字句是不精确的或过于纠缠的。严格说来，量子力学和量子电动力学的数学形式系统，只不过给推导关于观测的预期结果提供了计算法则。”（注：《原子物理学和人类知识论文续编》，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狄拉克（P.A.M.Dirac）也曾写道：“数学是特别适合于处理任何种类的抽象概念的工具，在这个领域内，它的力量是没有限制的。正因为这个缘故，关于新物理学的书如果不是纯粹描述实验工作的，就必须基本上是数学性的。”（注：狄拉克《量子力学原理》，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另外，爱因斯坦（A.Einstein）则更通过与艺术语言的比较专门论述了数学的语言性质，他写道：“人们总想以最适当的方式来画出一幅简化的和易领悟的世界图像；于是他就试图用他的这种世界体系来代替经验的世界，并来征服它。这就是画家、诗人、思辨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所做的，他们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理论物理学家的世界图象在所有这些可能的图象中占有什么地位呢？它在描述各种关系时要求尽可能达到最高标准的严格精确性，这样的标准只有用数学语言才能做到。”（注：《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一般地说，就像对客观世界量的规律性的认识一样，人们对于其他各种自然规律的认识也并非是一种直接的、简单的反映，而是包括了一个在思想中“重新构造”相应研究对象的过程，以及由内在的思维构造向外部的“独立存在”的转化（在爱因斯坦看来，“构造性”和“思辨性”正是科学思想的本质的思想）；就现代的理论研究而言，这种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的构造则又往往是借助于数学语言得以完成的（数学与一般自然科学的认识活动的区别之一就在于：数学对象是一种“逻辑结构”，一般的“科学对象”则可以说是一种“数学建构”），显然，这也就更为清楚地表明了数学的语言性质。
数学作为一种科学语言，还表现在它能以其特有的语言（概念、公式、法则、定理、方程、模型、理论等）对科学真理进行精确和简洁的表述。如著名物理学家、数学家麦克斯韦（J.C.Maxwell）的麦克斯韦方程组，预见了电磁波的存在，推断出电磁波速度等于光速，并断言光就是一种电磁波。这样，麦克斯韦创立了系统的电磁理论，把光、电、磁统一起来，实现了物理学上重大的理论结合和飞跃。还有黎曼（Riemann）几何和不变量理论为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提供了绝妙的描述工具。而边界值数学理论使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远距离原子示波器的制成变为现实。矩阵理论为本世纪20年代海森堡（W.K.Heisenberg）和狄拉克引起的物理学革命奠定了基础。
随着社会的数学化程度日益提高，数学语言已成为人类社会中交流和贮存信息的重要手段。如果说，从前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在商业交往中，运用初等数学就够了，而高等数学一般被认为是科学研究人员所使用的一种高深的科学语言，那么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只懂得初等数学就会感到远远不够用了。事实上，高等数学（如微积分、线性代数）的一些概念、语言正在越来越多地渗透到现代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各种信息系统中，而现代数学的一些新的概念（如算子、泛函、拓扑、张量、流形等）则开始大量涌现在科学技术文献中，日渐发展成为现代的科学语言。
三、数学：思维的工具数学是任何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想工具。这是因为：首先，数学具有运用抽象思维去把握实在的能力。数学概念是以极度抽象的形式出现的。在现代数学中，集合、结构等概念，作为数学的研究对象，它们本身确是一种思想的创造物。与此同时，数学的研究方法也是抽象的，这就是说数学命题的真理性不能建立在经验之上，而必须依赖于演绎证明。数学家像是生活在一个抽象的数学王国中，然而他们在数学王国的种种发现，即数学结构内部和各种结构之间的规律性的东西，最终还是现实的摹写。而数学应用于实际问题的研究，其关键还在于能建立一个较好的数学模型。建立数学模型的过程，是一个科学抽象的过程，即善于把问题中的次要因素、次要关系、次要过程先撇在一边，抽出主要因素、主要关系、主要过程，经过一个合理的简化步骤，找出所要研究的问题与某种数学结构的对应关系，使这个实际问题转化为数学问题。在一个较好的数学模型上展开数学的推导和计算，以形成对问题的认识、判断和预测。这就是运用抽象思维去把握现实的力量所在。
其次，数学赋予科学知识以逻辑的严密性和结论的可靠性，是使认识从感性阶段发展到理性阶段，并使理性认识进一步深化的重要手段。在数学中，每一个公式、定理都要严格地从逻辑上加以证明以后才能够确立。数学的推理步骤严格地遵守形式逻辑法则，以保证从前提到结论的推导过程中，每一个步骤都在逻辑上准确无误。所以运用数学方法从已知的关系推求未知的关系时，所得结论有逻辑上的确定性和可靠性。数学的逻辑严密性还表现在它的公理化方法上。以理性认识的初级水平发展到更高级的水平，表现在一个理论系统还需要发展到抽象程度更高的公理化系统，通过数学公理化方法，找出最基本的概念、命题，作为逻辑的出发点，运用演绎理论论证各种派生的命题。牛顿所建立的力学系统则可看成自然科学中成功应用公理化方法的典型例子。
第三，数学也是辩证的辅助工具和表现方式。这是恩格斯（F.Engels）对数学的认识功能的一个重要论断。在数学中充满着辩证法，而且有自己特殊的表现方式，即用特殊的符号语言，简明的数学公式，明确地表达出各种辩证的关系和转化。如牛顿
（I.Newton）—莱布尼兹（G.W.Leibniz）公式描述了微分和积分两种运算之间的联系和相互转化，概率论和数理统计表现了事物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内在关系等等（注：孙小礼《数学：人类文化的重要力量》，《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期。）。最后，值得指出的是，数学还是思维的体操。这种思维操练，确实能够增强思维本领，提高科学抽象能力、逻辑推理能力和辩证思维能力。
四、数学：一种思想方法数学是研究量的科学。它研究客观对象量的变化、关系等，并在提炼量的规律性的基础上形成各种有关量的推导和演算的方法。数学的思想方法体现着它作为一般方法论的特征和性质，是物质世界质与量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的最有效的表现方式。这些表现方式主要有：提供数量分析和计算工具；提供推理工具；建立数学模型。
任何一种数学方法的具体运用，首先必须将研究对象数量化，进行数量分析、测量和计算。同志曾指出：“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注：《选集》第4卷第1443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例如太阳系第行星——海王星的发现，就是由亚当斯（J.C.Adams）和勒维烈（U.J.Leverrier）运用万有引力定律，通过复杂的数量分析和计算，在尚未观察到海王星的情况下推理并预见其存在的。
数学作为推理工具的作用是巨大的。特别是对由于技术条件限制暂时难以观测的感性经验以外的客观世界，推理更有其独到的功效，例如正电子的预言，就是由英国理论物理学家狄拉克根据逻辑推理而得出的。后来由宇宙射线观测实验证实了这一论断。
值得指出的是，数学模型方法作为对某种事物或现象中所包含的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所进行的数学概括、描述和抽象的基本方法，已经成为应用数学最本质的思想方法之一。模型这一概念在数学上已变得如此重要，以致于许多数学家都把数学看成是“关于模型的科学”。怀特海（A.N.Whitehead）认为：“模式具有重要性的看法和文明一样古老……社会组织的结合力也依赖于行为模式的保持；文明的进步也侥幸地依赖于这些行为模式的变更。”（注：林夏水主编《数学哲学译文集》第350页，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并进一步指出：“数学对于理解模式和分析模式之间的关系，是最强有力的技术。”（注：林夏水主编《数学哲学译文集》第350页，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物理学家博尔茨曼（L.E.Boltzmann）认为：“模型，无论是物理的还是数学的，无论是几何的还是统计的，已经成为科学以思维能力理解客体和用语言描述客体的工具。”这一观点目前不仅流行于自然科学界，还遍布于社会科学界。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或事物建立模型，是把握并预测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变化与发展规律的必然趋势。在欧洲，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称为结构主义的运动，雄辩地论证了所有各种范围的人类行为与意识都有形式的数学结构为基础。在美国，社会科学自夸有更坚实、定量的东西，这通常也是用数学模型来表示的。从模型的观点看，数学已经突破了量的确定性这一较狭义的范畴而获得了更广泛的意义。既然数学的研究对象已经不再局限于“量”而扩展为更广义的“模型”，那么，数学概念的本质也在发生嬗变。数学正成为一个动态的、变化的、泛化了的概念体系，其涵盖的科学对象也必然随之增加。数学在社会科学中的模型建构大都以结构分析为目标，即在高度简化与理想化的框架中去理解社会行为机制。在某些框架下，利用科学去预测与控制一个社会系统的一切变量的更高层次的目标已经实现。
数学的模型方法把数学的思想方法功能转化成科学研究的实际力量。数学中有一个分支叫应用数学，主要就是研究如何从实际问题中提炼数学模型。这是一个对研究对象进行具体分析、科学抽象和做出判断与预见的过程。如对客观事物的必然现象，人们用确定性模型去描述，而对或然现象，人们建立了随机性模型。模糊数学被用于刻画弗晰现象。而各种突变现象，如地震、洪灾等，则可以由突变理论给出数学模型。
五、数学：理性的艺术通常人们认为，艺术与数学是人类所创造的风格与本质都迥然不同的两类文化产品。两者一个处于高度理性化的巅峰，另一个居于情感世界的中心；一个是科学（自然科学）的典范，另一个是美学构筑的杰作。然而，在种种表面无关甚至完全不同的现象背后，隐匿着艺术与数学极其丰富的普遍意义。
数学与艺术确实有许多相通和共同之处，例如数学和艺术，特别是音乐中的五线谱，绘画中的线条结构等，都是用抽象的符号语言来表达内容。难怪有人说，数学是理性的音乐，音乐是感性的数学。事实上，由于数学（特别是现代数学）的研究对象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成“思维的自由想象和创造”，因此，美学的因素在数学的研究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以致在一定程度上数学可被看成一种艺术。对此，我们还可做出如下进一步的分析。
艺术与数学都是描绘世界图式的有力工具。艺术与数学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有力手段。在艺术创造与数学创造中凝聚着人类美好的理想和实现这种理想的孜孜追求。尽管艺术家与数学家使用着不同的工具，有着不同的方式，但他们工作的基本的目的都是为了描绘一幅尽可能简化的“世界图式”。艺术实践与数学活动的动机、过程、方法与结果，都是在其自身价值的弘扬中，不断地实现着对世界图式的有力刻画。这种价值就是在充分、完全地理解现实世界的基础上，审美地掌握世界。
艺术与数学都是通用的理想化的世界语言。艺术与数学在描绘世界图式的过程中，还同时发展并完善着自身的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最基本的载体便是艺术与数学各自独特的语言体系。其共同特征有：（1）跨文化性。艺术与数学所表达的是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人类共同的心声，因而它们可以超越时间和地域界限，实现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广泛传播和交流。（2）整体性。艺术语言的整体性来自于其艺术表现的普遍性和广泛性；数学语言的整体性来自于数学统一的符号体系、各个分支之间的有力联系、共同的逻辑规则和约定俗成的阐述方式。（3）简约性。它首先表现为很高的抽象程度，其次是凝冻与浓缩。（4）象征性。艺术与数学语言各自的象征性可以诱发某种强烈的情感体验，唤起某种美的感受，而意义则在于把注意力引向思维，升迁为理念，成为表现人类内心意图的方式。（5）形式化。在艺术与数学各自进行的代码与信息的意义交换中，其共同的特征就是达到了实体与形式的分隔。这样提炼出来的形式可以进行形式化处理。
艺术与数学具有普适的精神价值。有人把精神价值划分为知识价值、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三种。艺术与数学同时具备这三种价值，这一事实赋予了艺术与数学精神价值以普适性。概括起来，其共同的特点有：（1）自律性。数学价值的自律性是与数学价值的客观性相联系的；艺术的价值也是不能由民主选举和个人好恶来衡量的。艺术与数学的价值基本上是在自身框架内被鉴别、鉴赏和评价的。（2）超越性。它们可以超越时空，显示出永恒。在艺术与数学的价值超越过程中，现实被扩张、被延伸。人被重新塑造，赋予理想。艺术与数学的超越性还表现为超前的价值。（3）非功利性。艺术与数学的非功利性是其价值判断有别于其他种类文化与科学的显著特征之一。（4）多样化、物化与泛化。在现代技术与商业化的冲击下，艺术与数学的价值也开始发生嬗变，出现了各自价值在许多领域内的散射、渗透、应用、交叉等现象。
在人类思维的全谱系中，艺术思维和数学思维的主要特征决定了其主导思维各居于谱系的两端。但两种思维又有很多交叉、重叠和复合。特别是真正的艺术品和数学创造，一般都不是某种单一思维形式的产物，而是多种思维形式综合作用的结果。人类思维之翼在艺术思维与数学思维形成的巨大张力之间展开了无穷的翱翔，并在人类思维的自然延拓和形式构造中被编织得浑然一体，呈现出整体多样性的统一。人类思维谱系不是线性的，而是主体的、网络式的、多层多维的复合体。当我们想要探索人类思维的奥秘时，艺术思维与数学思维能够提供最典型的范本。其中能够找到包括人类原始思维直至人工智能这样高级思维在内的全部思维素材（注：黄秦安《论艺术与数学的普遍意义及基本关系》，《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
2期。）。
六、数学：充满理性精神数学犹如一棵正在成长着的大树，它是不断发展和丰富着的理论知识体系。数学充满着理性精神，它不断为人们提供新概念、新方法。有的数学家说：“数学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绝不亚于语言、艺术和宗教，今天数学正对科学和社会产生着翻天覆地的影响。”（注：〔美〕L.A.斯蒂恩主编《今日数学》第26页，上海科技出版社1982年版。）
数学对于人类理性精神发展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也清楚地说明数学作为整个人类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成分的重要性。正如克莱因（M.Kline）指出的：“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数学是一种精神，一种理性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试图决定性地影响人类的物质、道德和社会生产；试图回答有关人类自身存在提出的问题；努力去理解和控制自然；尽力去探求和确立已经获得知识的最深刻的和最完美的内涵。”（注：M.Kline.MathematicsinWesternCulture.PenguinBooks,1953.Preface,121～132.）
就像以往的“劳动模范”一样，一般人对公众人物的第一印象仅仅局限于大众媒体对他们的报道，难以对他们的“先进事迹”感同身受，而乡贤则更为亲民，因为乡贤对农民及农村社会做出的贡献，对于农民而言，是“零距离”的好人好事，所以也更容易赢取农民的信任。“乡贤文化”产生于农村，是农村民众智慧的结晶，是群众能够接触的文化类型。如今，“乡贤文化”仍然存在于农村祠堂内，对广大群众的言行举止、生产生活仍然起着引导与教化的作用。另外，“乡贤文化”也是海外游子思念家乡的源泉，不管身在何方，家乡文化一直是他们扎根农村、发展农村的力量，更是“乡贤文化”常驻于当地民众、在外务工人士心中的主要原因，用“乡贤文化”凝聚乡民，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
二、“乡贤文化”在推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过去，为了组织或集体的利益牺牲个体的利益，是很正常的价值取向。改革开放之后，更多元的文化、更快的经济变化，冲击了原本已经形成的“集体至上”价值取向和传统道德观念。虽然正是因为这种冲击，使农村文化实现了从落后愚昧向开放多元的转变，但市场经济也带来了更多利益至上的价值取向。
(一)缺乏正确思想的引导
在农村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其目的是为了在农村社会形成并巩固积极向上的社会主义理想。然而，不少农民群众甚至是部分党员同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念不甚了解，而封建迷信思想却在农村地区越来越有市场。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各项指标进入换档期，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影响了农村稳定。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有:首先，基层领导认识上存在误区，认为必须要将物质文明建设至完美，才能够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其次，基层党组织虽然的确尝试在农村开展精神文明建设，但由于方式落后、教材陈旧，所以无论是从内容还是具体实践上看，效果都不如人意，甚至导致封建迷信在农村社会伦理道德出现真空的背景下“重新上位”;再次，部分基层领导的行为不检激化了干群矛盾，加上对农村宗族势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基层领导在农村社会的权威甚至不如某些“地方豪强”;最后，缺乏健全的组织机制，从某种角度上看，这一问题的存在是封建迷信死灰复燃的诱因。
(二)不良风气在农村死灰复燃
农村产业化的发展，使农村生产效率得到不断增强;城市化的不断推进，致使农村耕地被占用，可用耕地减少;农村群众的知识水平不高，满足不了城市发展的工作要求。上述原因都使农村群众的闲暇时间增多，而大部分农村地区的文化娱乐就是看电视，使得农村群众娱乐活动匮乏。因为农村发展经费不多，村内的图书馆设施得不到及时的修缮，藏书量少且陈旧，满足不了广大村民精神世界的需求。近年来，农村得到发展，治安有所好转，但黑恶势力以及赌博等恶劣风气又开始在农村地区抬头。在农闲尤其是春节期间，毫不夸张地说，部分农村地区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赌博现象，不仅有麻将、扑克、牌九等较为老派的赌博方式，还有利用香港彩券开奖结果、跑马竞赛结果、足球比赛结果等进行赌博的现象。根据不完全统计，在广西14～40岁的农民中，有过赌博经历的占38%，其中有一半以上的人每年赌博10次甚至更多;同时，赌博活动往往与农村的黑恶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对农村治安造成了严重影响，更有部分基层农村领导与黑恶势力狼狈为奸，大敛不义之财，纵容其组织赌博等违法行为甚至为其遮掩。这些问题的存在，阻碍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三)金钱至上心理盛行
在市场经济对农村地区的道德伦理体系造成巨大冲击的背景下，不少农民的价值观都逐渐世俗化，一些人疯狂地追求财富，这显然与中国农民传统的价值观念背道而驰。具体来说，不少农民认为金钱是万能的，一些人对金钱的喜爱已经达到了崇拜的地步。虽然大部分农民仍然能够坚持通过双手创造财富，但其中也有急功近利者不顾道德伦理甚至是法律法规，通过非正常手段敛财。同时，相比从前一听到基建经费短缺，人人踊跃捐款、义务劳动的盛况，今天有更多的农民拒绝无偿提供劳动或捐款。即便是改革开放走过三十余年、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我国社会中仍然会出现不少因配套政策缺位导致的问题。市场经济体制的创建，使得我国社会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市场经济带来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问题。第一，民众陷入逐利怪圈。在市场意识席卷农村社会后，农民也不再受礼教以及“集体意识”“牺牲精神”的束缚，开始通过商业活动赚取利益，这本来也无可厚非，但因为缺乏指导，所以不少农民也陷入了“逐利不顾道德”的怪圈当中，传统的村落凝聚力不再，淳朴的民风难寻。［1］第二，非法牟利思想侵蚀。由于不少人已经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实现了发家致富，这对部分仍然挣扎在温饱线的农民来说是一大刺激，这部分人也开始试图通过非正常手段快速获得财富。第三，享乐主义盛行。生活条件的改善也开始让农村青少年开始更多地接触来自城市的物质文化，导致农村青少年开始出现享乐主义，加上农村地区的留守青少年本身就得不到正常的家庭教育，使得新一代的农村居民在三观意识上存在诸多问题。
三、“乡贤文化”在推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对策
“乡贤文化”不但能够在农村社会发展过程中成为重要助力，而且也是在农村地区教育、宣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因此，农村党组织更应大力培养、弘扬“乡贤文化”，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实现农村思想政治教育，使得农民群众可以在不知不觉中接受、理解、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让“新乡贤”在乡村有地位受追捧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博大精深。弘扬优秀的伦理文化，借鉴传统的道德教育，对于切实改进和加强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培育工作有着重大作用。［2］首先，要营造“见贤思齐”的风气。无论是在职场中、家庭中、社交中，都应该对“乡贤文化”给予充分褒奖与尊重，使得农民群众可以憧憬成为乡贤，营造“见贤思齐”的风气。其次，要宣扬古之贤明。具体来说，即各地基层组织应收集整理当地乡贤的有关文献，并选取其中那些合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的事迹，对其进行表彰宣扬，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建立“乡贤堂”，成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再次，要对“新乡贤”进行表彰。诚然，不少“新乡贤”长年外出务工，但他们同样可以通过同乡会等载体来发扬“乡贤文化”，教育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以各级组织应该对表现突出的“新乡贤”进行表彰，让他们有更强的动力发扬“乡贤文化”。
(二)凝聚乡贤力量，推动乡村发展
要培养文明乡村风貌，表彰在生产生活中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乡贤及普通农民，让表现优秀的农民上台宣讲自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以及实践过程中的心得。倡议有能力的乡村能人捐资助学，修缮公共设施，帮扶困难家庭，培养向善的文明乡村风貌。事实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时代精神、民族情感以及道德风尚等领域的扩展，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践行过程中得到发展的体现。［3］要改革农村治理结构，乡贤作为农村社会最具话语权的群体，理应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治理过程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利用乡贤解决农村社会的各类问题与矛盾，并争取在条件成熟时建立起农村基层乡贤治理系统，配合农村基层党组织做好相关治理工作，在治理过程中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大力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不少拥有商业头脑的农民并不会将背井离乡、入城务工视为此生唯一的谋生方式，而是自己创业的开始，他们在入城务工后不但累积下了可观的物质财富，同时也丰富了自己的社会阅历和知识储备。加上入城务工期间，这类农民也建立起了更广泛的社会联系，不断提高其社会影响力。这一切条件的存在，满足了农民回乡创业的物质基础与精神基础，从而让这些农民在创业过程中留下了更多的优秀本地人才，为家乡创造了更多的财富，身体力行地实现了“中国梦”，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具体的体现。
(三)让良好乡村风气得到弘扬
现代西方价值观念的产生肇始于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当时西方价值系统以社会价值为基础，力图通过个人的努力来建立更为有效的社会秩序，进而体现出价值，由于西方价值观念将人性看作是人的天然属性，因此“，人，生而平等”，在西方文化中开始有意识地强调人的“尊严”，他们认识到理性的光辉，力求以对个人利益的尊重来完善社会，使每个人的生活都充满乐观与信念。因此，西方并不排斥对个人利益和价值的尊重，例如：在17世纪荷兰追求平等交换甚至成为国家和国民的认知，这样的共识奠定了西方文化礼仪的基础，形成了西方文化礼仪注重个人利益和个人价值的特点。而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将利益特别是金钱和地位放在了次要位置，文化中有意识地将文化价值放在首位，而对利益却置于有悖于“君子”修性的位置，这造成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以仁爱为中心，在提倡国君———臣子、父母———孩子、丈夫———妻子、兄长———弟弟、朋友———朋友做到“忠”、“恕”、“孝”、“悌”的基础上，建立起仁爱为中心的社会和家庭架构，进而形成国家。在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下，中国文化礼仪中出现讲求“尊卑清晰”、“长幼有序”的特点，这一点与西方，特别是英美国家的文化礼仪有着巨大的差别。
2集体主义认同差距产生的中西方文化礼仪差异
对比中西方发展的历史，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是鉴别中西方文化的重要特征，同时也是产生中西方文化礼仪的重要基础。西方人认为：每个人有着自己的独特身份和个性，而千万个个性和身份独特的人才能构成丰富多彩的世界，在西方看来，只有尊重每个人的利益，发挥每个个体的优势，才能够有社会的发展，特别经常用“天助自助者”来阐述个人主义，这成为西方专有的文化符号，也成为西方文化礼仪的重要出发点。特别是在基督教的传统中，对个人更是突出和强调，在不断传承和发展中尊重个人隐私成为西方文化礼仪中一个公允的价值观念和基础，而这一点也经过不断地发展成为世界上礼仪的共识。应该看到西方文化的个人主义不等同于自私和利己，而是在尊重个人的利益与价值的同时，实现集体和社会的发展。在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认同上的不同出现了西方人特有的对家庭、友谊的不同理解，出现了对个人尊重的西方文化礼仪。在中国的文化和传承中集体主义一直是广为推崇和赞扬的美好事物，无论是孔子的仁爱思想还是墨子的兼爱思想都对集体主义有着共同的肯定与鼓励，在中国传统意识中，有集体作为基础才能够有个人的利益，“大河没水小河干”就是这一思想的体现。中国传统思想里更加强调集体的奋斗，个人的成功属于集体共同努力的结果，同时鼓励那些为了集体而做出个人利益牺牲的人。在这样的认知条件下中国文化礼仪更加重视集体主义，往往会出现对集体主义的膜拜，中国文化礼仪在表现形式上就变得更加含蓄和谦虚，带有强烈的“东方智慧”的风味。
3家庭观念不同产生的中西方文化礼仪差异
西方家庭结构较为简单，基本为“父母———孩子”的二元结构，多数老人在经济独立或者有自理能力时采用分开居住的方式，老人更愿意从精神和荣誉上给年轻人以指引，而很少从金钱、体力上给年轻人以帮助。而青年人认为自己代表着希望，如果跟老年人长期住在一起将会在荣誉、自尊、能力方面受到损害，因此也不会轻易组成老少几代、亲戚朋友的大家庭，这是西方社会的文化特色，同时也产生了西方文化礼仪的特点，对于西方家庭，成员被视为平等的主体，每个人有平等的发言权，因此，可以看见西方的孩子直呼祖父母的名字，而这一点在中国无疑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中国人的家庭观念是“四世同堂”的大家庭才是家庭幸福和家族兴旺的标志，在情况允许的情况下，中国家庭的结构属于“老人———子女———孩子”三元结构，家庭成员在一起居住和生活，在家庭中年轻人对老人的尊敬和服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家庭尊重老人的经历、付出和指挥，老人在家里有特殊的荣誉和特权，特别是在经济活动中，中国家庭有彼此支持和相互依赖的特点，这使得中国家庭更加重视自身的修为，避免因自身的不足和缺失，给整个家庭的其他成员带来损贬，这就使中国家庭成为成员共同认可的单位，因此，中国家庭具有更为强大的生命力和荣誉感。反映在中国文化礼仪上，中国更加注重“尊老爱幼”，遵循在礼仪上突出秩序，在秩序上强化尊重。
4对民族主义认同差距产生的中西方文化礼仪差异
民族主义是对民族的认可，中国历经了5000年的风雨，中国的国家形式也是由汉族独自建立的。我们说的社会礼仪标准也是在汉族文化的基础上独自建立的。汉族在历史上通常和他们的祖先生活,在工作期间和社会的连络用语言表达。只是表达一个微小的行动就能表明一些意义敏感的意思。当你说一半批评或仅仅说一些事物的时候，人们能了解什么。你想要说。如此当他们表达他们自己感觉的时候，人们不需要说出他们所有的意图。在西方人中的时候,举例来说例如美国是一个有超过二百年历史的移民国家。然而，美国人一定清楚地表达他们想要的和需要的。只有这样听话者才能很好得了解。因此他们的语言一定说出他们必须说的。
5结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可以概括为六个方面：一是讲仁爱，即待人要讲爱人之心。儒家以“仁”作为最高的价值取向，“仁”既是儒家人文精神的内核，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孔子说“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仁”，孟子讲“恻隐之心，仁之端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墨子说“爱利人之亲”。“仁”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真切关怀，忠人之事、宽恕为怀等，充满人文主义情怀。二是“重民本”，即执政要重视“以民为本”，因为“民为邦本”。“民本”的理念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民为君之本。所谓“民贵君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心的相背决定执政者的宝座。二是民为官之本。所谓“吏”者，“民之役”也“，役于人而食其力，可无报耶”？就是官员是人民雇来为其服务的公仆，你拿人民的薪水，怎能不思报答，好好为人民服务？三是民为国之本。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重社稷必爱百姓也”。三是“守诚信”，是讲做人要恪守诚信的底线。诚信是为人之本、立国之本。孔子有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与人交往，要“言而有信”“，守之以信，守之以礼”。四是“崇正义”，要求社会主持公平正义，照顾每个社会成员的利益。周武王曾向殷朝老臣箕子讨教治国大法，箕子的建议是推行中正公平之道，“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无党无偏、无反无侧就是天下长治久安的“王道”。五是“尚和合”，就是在正视事物之间差异和矛盾的基础上，尊重差异、协调矛盾。《周易•系辞》中说：“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老子》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论语》强调“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合思想为保证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生生不息、繁荣昌盛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我们今天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启示。六是“求大同”，即追求“天下为公”、“民胞吾与”的“大同”社会理想。《礼记》描述这种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源泉
党的十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将其基本内容概括为“三个倡导”“，三个倡导”直接或间接地继承了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国家层面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借鉴了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民本”、“以和为贵”等思想。社会层面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借鉴了儒家“天人合一”、“崇正义”、“隆礼重法”思想。个人层面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传承了中华民族“仁、义、礼、智、信”的传统美德。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应该具有“仁、义、礼、智、信”五方面的品质,中心重在人的品格的培养、精神的塑造。这些无疑是我国古代关于人自身发展方面的精髓，至今也具有积极的教育和指导意义。在当今社会，一些不良社会现象有悖于优秀传统文化。如：古语讲，“俭以养德”、“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但奢侈浪费、奢靡之风还屡禁不止。又如：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诚信应该成为人们立身做人的根本，但毒奶粉、地沟油、缺斤少两、以次充好等一些领域的诚信缺失现象仍然存在。再如：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百善孝为先”。但重利忘义、金钱至上、不尽孝道的现象时有发生。在当代社会危机问题普遍存在的历史条件下，儒家的人文情怀对于消融人与人的冲突与矛盾无疑是一剂良药。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国之道
企业文化的内涵经历了一个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其自我丰富和发展的内涵趋势表明企业文化是一种新型的价值管理方略。
公司文化作为企业文化的早期称谓，最早见之于1980年秋的美国《商业周刊》，其时认为公司文化主要指公司价值观，公司运用共同价值观“为公司的活动、意见和行动树立一种榜样……通过经理的实践逐渐灌输给职工，并传至接班人。”1982年，肯尼迪和迪尔在其著名的《公司文化》一书中，对企业文化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分析，他们认为企业文化由企业环境、价值观、英雄人物、典礼和仪式、文化网络五大要素构成，其中“价值观是任何公司文化的基石，作为一个公司取得成功的哲理精髓，价值观为全体职工提供了对共同方向的意识和他们日常行为的准则。……这些成功的公式决定(偶尔也出自)公司的典型英雄人物、有关公司的神话、仪式和典礼.事实上，我们认为公司之成功往往是由于它们的职工能够识别、接受本组织的价值观并按此行动”.。日本拓植大学今西伸认为:企业文化就是“特定企业中具有固有特征的价值体系”，它由价值观体系、行为体系、经营风尚三要素构成.。1985年出版的美国学者劳伦斯·米勒名著《美国企业精神》一书，从分析美文化的精神实质，提出了重创美国企业文化的八条基本价值原则:目标原则、卓越原则、共识原则、整体原则、效绩原则、实证原则、密切原则、正直原则，被誉为未来美国企业文化的基石.
对企业文化概念的内涵，尽管不同时期的国外学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看法，但把企业价值观作为企业文化的核心内容则已达成共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企业文化概念的发展就是企业价值观由抽象不断走向具体、走向丰富、走向完善的过程。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管理理论和实际运作中的管理方式，是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管理即以共同价值观的培育及其作用—包括价值观外化和展开为各种具体形式，如英雄人物、典礼仪式、行为体系、经营风尚、企业凝聚和精神等，这些因素交互作用—为手段的价值管理理论和实际运作中的价值管理方式。这句话有两重意思:其一，企业文化是一种管理理论和可运作的管理方式，其二，这种管理理论和管理方式具有特殊性，它是以共同价值观的培育及其外化作用来达致企业的管理目标的。
管理科学自19世纪末产生以来，经历了古典学派、行为学派、现代科学学派和企业文化学派四大阶段。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管理理论发端于美国.70年代末日本经济的腾飞与美国经济的衰微形成鲜明反差，美国人开始对现代管理科学的极端理性主义管理进行反思，希望寻找到得以摆脱困境的管理新方略.在客观需要和主体反思的双重催化下，企业文化理论以其蓬勃的生命力诞生了.诚如《底得优势》一书作者彼得斯和奥斯汀所说:管理学界正孕育着一场“恢复基本原则的革命”。④
企业文化理论是以理性与非理性有机结合的企业价值观为核心建立起来的一种新型的价值管理方略，它不仅是对现代管理科学理论的辨证否定，而且是对以往一切管理理论的批判继承。在此值得指出的是:企业价值观并不排除理性，而是反对那种抛弃非理性因素(如心理、情感等)的纯粹理性主义管理思想。企业文化理论认为，人不仅是追求物质利益的“经济人”，也不仅是追求友谊、亲密感的“社会人”，而且是生活在某种文化背景下并受它影响和熏陶的“文化人”，企业管理应该以营造文化为己任，通过共同价值观的培育，形成企业的精神灵魂，以此贯串到经济、技术、生产指标、规章制度、组织机构、战略决策等具体的因素和行动中去，以实现企业和社会协调一致的发展。和以往的管理理论相比，企业文化具有两大鲜明的特征:以企业价值观为核心的“非”理性倾向(与数据化、机械化的极端理性主义管理比较而言)和注重实务研究倾向.
企业文化的价值至上主义和重视实务研究倾向，对80年代以来西方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批判理性主义”和“恢复常理”一度成为管理理论和实践的主要口号，人们反对过去那种把组织结构搞得过分严密和规章制度订得过分严格的做法，主张“见物，但更要见人”;注意厂歌厂服、纪念仪式等企业形象的塑造，以激发职工的荣誉、自豪感、培养以共同价值观为核心的企业精神，主张频繁的非正式沟通，注意改善职工之间、管理者与职工间的关系，并在企业内部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培育新价值、树立新精神.企业文化的务实倾向表明企业共同价值观虽然是精神因素，看不见摸不着，但绝非虚幻的和假想的，而是现实存在的，务实倾向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观念和行为倾向。80年代以来，很多有影响的管理学著作均十分重视管理实务的研究.如《一分钟经理》和“优势丛书”等。其中《一分钟经理》以“一分钟目标”、“一分钟称赞”、“一分钟指责’三条“诀窍”为主线，运用简明生动的手法将管理中实质性的领导艺术问题加以概括，打破了传统管理理论框架，精致实用，引人入胜，发人深省;名噪全球的《寻求优势》的副标题就是“美国杰出企业的成功经验”，书中重点分析了美国43家企业的经营管理，总结出八条基本经验(了、又异八条基本的价值准则):贵在行动、接近顾客、自主和企业家精神、依靠人来提高生产力、以价值观为动力、紧守专业、精兵简政、宽严相济.其中以第一项“贵在行动”最为重要。
企业文化传入中国是80年代的事。国内学者对企业文化的研究颇为投入，然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意见纷纭，处于一种几乎有多少研究者就有多少种企业文化概念的状况，所谓“企业文化研究等于思想政治工作”等类似的概念混乱往往把企业文化研究导向误区，甚至陷于泥潭。对此本文第三部分将展开分析.理论上经之很长时间的吵吵嚷咬之后，现已基本安静下来，进入反思阶假，开始有了些研究成果的出现和积累。如管益忻同志的《塑造现代价值观—推进市场经济发育的中心环节》.一文，从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出发，认为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我国企业经历着文化转型尤其是价值转型，在这一转型期必须搞好价值观的重塑，它是“解放生产力的中心一环”、“塑造现代化制度的灵魂工程”、“人的积极性的第一生长点”、“培育具有高尚品德的四有新人的关健”、“再造多种(亚)群体文化(如企业文化)的荃础’、“推进市场经济发育的原动力”。并就价值重塑工程应当坚持的方针、原则、方法和当前应着重抓的几个热点间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相当富有启发性。
作为以企业共同价值观的培育及其外化作用为手段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方式，企业文化领导了80年代的世界管理潮流，其深刻影响是有目共睹的，但我们也必须以冷静的理性思考企业文化在管理学说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企业文化只是管理学发展的一个阶段和一派学说，而不是管理学的终极和顶峰。企业共同价值观的作用不是自发的，它必须通过作为主体的人、物质性的中介和客体的综合系统的作用才能发挥其深入持久的影响;管理学说史上的各种学派和学说均有其真理性的一面，而企业文化作为管理学的一个发展阶段和有着自己独特个性的一派学说是无法涵盖一切的.德国经济学界的权威学者e·海能在《企业文化—理论和实践的展望》一书的最后，警告对企业文化抱有万能幻想的人们说:“企业文化理论在企业组织实践中的有效性是不确定的，对此不能作出骗人的‘保证’……有企业文化意识的经理可能是企业发展的指路人，但是他仅仅指出方向，而不能得出目标”:希望这句话能对我国现阶段的企业文化研究有所苦醒。
企业文化学说这一“泊来品”进入中国的时间已十年有余，它曾在管理学界引起不小的冲击波.但目前我国企业文化的研究现状如何呢?荃本概念混乱，理论研究消耗于无休止的争论，理论研究无从积累;研究者往往浮于表面，关注争论而不是关注实际，理论与现实脱钩、理论本身漏洞百出、千疮百孔;由基本概念的混乱而导致的无休止的争论背后是一片虚空，理论成为空中楼阁，无法回应现实。。限于篇幅，本文对此不再多说，仅就国内流行的两种典型的企业文观点谈谈笔者的一点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企业文化是“指一个企业长期经营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具有本企业特色的思想成果和精神力量，它包括企业全体职工所共有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道德准则等方面内容”。或者说，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活动中自觉形成的、并为绝大多数劳动者认同信守的经营宗旨、价值观念和行为道德准则的综合反映”。
上述两种说法作为企业文化和一般介绍是可以的，但若作为企业文化的定义就有间题了。按照他们的看法，企业文化是包括思想意识、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准则等方面的思想成果和精神力量，是经营宗旨、价值观念和行为道德准则的综合反映。在这里，价值观念虽然都被看作企业文化的一个因素，但其核心作用并未突出出来;不管人们对此持何观点，也许他们默认了价值观在企业文化中的核心作用，但遗憾的是他们在给企业文化下定义时思想没有明确到位，这就导致了定义的含糊、多义;尤其应该指出的是: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管理理论和管理方式这一根本属性在国内已有的同类企业文化定义中没有得到丝毫反映，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企业文化若不是作为一种管理理论和管理方式，要它又有何用处?
另一种观点认为:“企业文化是由职工在一个复杂多变的环境中，通过不断的实践和总结创造出来的，它是企业职工必须共同信守的价值观念、道德准则、企业风尚、理想的目标、崇高的信仰、规章制度，以及企业职工必须共同珍惜和奉献的企业物质财富，包括厂房、机器设备、资金、技术、产品等崛;或者说，“企业文化是企业之魂，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是企业在其生产经营实践中培育出来的具有本企业自身特征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这是一种包罗万象的“企业文化”，因而也是大而化之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既是价值观念、道德准则、企业风尚、理想的目标、崇高的信仰，又是规章制度，还是包括厂房、机器设备、资金、技术、产品等的物质财富，也就是所谓“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按他们的意思，企业文化就是企业所拥有的一切。这样的定义给人的感觉如把堆在地上的马铃落、青菜和沙子等一股脑儿装进一个叫做“企业文化”的袋子里。如果是这样，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管理理论和管理方式的自身特色何在?老实说，此类定义很少能给人带来什么启示。虽然人们在论述企业文化的本质时常常会指出“企业文化的实质就是价值观”;“企业文化……是一种无形的管理方式”，。但为什么不在定义中反映这一无疑是最重要的本质呢?定义必须抓住本质，反映本质，这是常识，忽视了这一点，定义的严密性和准确性就无从说起了。
以上是对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的一点初浅看法。就企业文化这一概念而言，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这是完全正常的，但在各种不同理解墓础上又必须达成一定的共识，对其本质有一致确认，否则便会使这门科学缺乏坚固的基石，地基若已不牢，何以建构大厦?墓本概念的歧异使理论陷于无休止的争论，消耗了推动理论发展的力量.笔者认为，企业文化的实质是一种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管理理论和管理方式，是一种新型价值管理方略。它通过企业共同价值观的培育及其外化作用来创造融洽的文化氛围，使职工们受到保障并能为企业的成功作出贡献。国内的企业文化建设必须走出现阶段的研究困境和实践危机，使企业文化的理论研究超然于混乱的概念之争，紧密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建立起以市场为核心价值观的现代企业文化，以推动我国企业管理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更好地服务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注释
① 转引自黄孟落、马孜学主编《外国经济管理的最新趋势》，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76页。
② 肯尼迪和迪尔:《公司文化》，三联书社，1989年第一版，第40页.
③今西伸:《关于日本企业文化的探讨》、《日本研究》1988年第3期。
④彼得斯和奥斯汀:《底得优势》，企业管理出版社，198右年8月第一版导言，第3页。
⑤见《企业文化》1994年第3期。⑥见上书196页。
⑦参见邵鹅:《中国企业文化研究的危机与重构》，《企业文化》1994年第3期。
⑧王光铸:《企业家应对建设优秀的企业文化作出贡献》，《今日企业》1989年第2期。
⑨韩城岚，《现代企业文化建设》，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页。
企业文化的内涵经历了一个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其自我丰富和发展的内涵趋势表明企业文化是一种新型的价值管理方略。
公司文化作为企业文化的早期称谓，最早见之于1980年秋的美国《商业周刊》，其时认为公司文化主要指公司价值观，公司运用共同价值观“为公司的活动、意见和行动树立一种榜样……通过经理的实践逐渐灌输给职工，并传至接班人。”1982年，肯尼迪和迪尔在其著名的《公司文化》一书中，对企业文化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分析，他们认为企业文化由企业环境、价值观、英雄人物、典礼和仪式、文化网络五大要素构成，其中“价值观是任何公司文化的基石，作为一个公司取得成功的哲理精髓，价值观为全体职工提供了对共同方向的意识和他们日常行为的准则。……这些成功的公式决定(偶尔也出自)公司的典型英雄人物、有关公司的神话、仪式和典礼.事实上，我们认为公司之成功往往是由于它们的职工能够识别、接受本组织的价值观并按此行动”.。日本拓植大学今西伸认为:企业文化就是“特定企业中具有固有特征的价值体系”，它由价值观体系、行为体系、经营风尚三要素构成.。1985年出版的美国学者劳伦斯·米勒名著《美国企业精神》一书，从分析美文化的精神实质，提出了重创美国企业文化的八条基本价值原则:目标原则、卓越原则、共识原则、整体原则、效绩原则、实证原则、密切原则、正直原则，被誉为未来美国企业文化的基石.
对企业文化概念的内涵，尽管不同时期的国外学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看法，但把企业价值观作为企业文化的核心内容则已达成共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企业文化概念的发展就是企业价值观由抽象不断走向具体、走向丰富、走向完善的过程。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管理理论和实际运作中的管理方式，是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管理即以共同价值观的培育及其作用—包括价值观外化和展开为各种具体形式，如英雄人物、典礼仪式、行为体系、经营风尚、企业凝聚和精神等，这些因素交互作用—为手段的价值管理理论和实际运作中的价值管理方式。这句话有两重意思:其一，企业文化是一种管理理论和可运作的管理方式，其二，这种管理理论和管理方式具有特殊性，它是以共同价值观的培育及其外化作用来达致企业的管理目标的。
管理科学自19世纪末产生以来，经历了古典学派、行为学派、现代科学学派和企业文化学派四大阶段。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管理理论发端于美国.70年代末日本经济的腾飞与美国经济的衰微形成鲜明反差，美国人开始对现代管理科学的极端理性主义管理进行反思，希望寻找到得以摆脱困境的管理新方略.在客观需要和主体反思的双重催化下，企业文化理论以其蓬勃的生命力诞生了.诚如《底得优势》一书作者彼得斯和奥斯汀所说:管理学界正孕育着一场“恢复基本原则的革命”。④
企业文化理论是以理性与非理性有机结合的企业价值观为核心建立起来的一种新型的价值管理方略，它不仅是对现代管理科学理论的辨证否定，而且是对以往一切管理理论的批判继承。在此值得指出的是:企业价值观并不排除理性，而是反对那种抛弃非理性因素(如心理、情感等)的纯粹理性主义管理思想。企业文化理论认为，人不仅是追求物质利益的“经济人”，也不仅是追求友谊、亲密感的“社会人”，而且是生活在某种文化背景下并受它影响和熏陶的“文化人”，企业管理应该以营造文化为己任，通过共同价值观的培育，形成企业的精神灵魂，以此贯串到经济、技术、生产指标、规章制度、组织机构、战略决策等具体的因素和行动中去，以实现企业和社会协调一致的发展。和以往的管理理论相比，企业文化具有两大鲜明的特征:以企业价值观为核心的“非”理性倾向(与数据化、机械化的极端理性主义管理比较而言)和注重实务研究倾向.
企业文化的价值至上主义和重视实务研究倾向，对80年代以来西方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批判理性主义”和“恢复常理”一度成为管理理论和实践的主要口号，人们反对过去那种把组织结构搞得过分严密和规章制度订得过分严格的做法，主张“见物，但更要见人”;注意厂歌厂服、纪念仪式等企业形象的塑造，以激发职工的荣誉、自豪感、培养以共同价值观为核心的企业精神，主张频繁的非正式沟通，注意改善职工之间、管理者与职工间的关系，并在企业内部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培育新价值、树立新精神.企业文化的务实倾向表明企业共同价值观虽然是精神因素，看不见摸不着，但绝非虚幻的和假想的，而是现实存在的，务实倾向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观念和行为倾向。80年代以来，很多有影响的管理学著作均十分重视管理实务的研究.如《一分钟经理》和“优势丛书”等。其中《一分钟经理》以“一分钟目标”、“一分钟称赞”、“一分钟指责’三条“诀窍”为主线，运用简明生动的手法将管理中实质性的领导艺术问题加以概括，打破了传统管理理论框架，精致实用，引人入胜，发人深省;名噪全球的《寻求优势》的副标题就是“美国杰出企业的成功经验”，书中重点分析了美国43家企业的经营管理，总结出八条基本经验(了、又异八条基本的价值准则):贵在行动、接近顾客、自主和企业家精神、依靠人来提高生产力、以价值观为动力、紧守专业、精兵简政、宽严相济.其中以第一项“贵在行动”最为重要。
企业文化传入中国是80年代的事。国内学者对企业文化的研究颇为投入，然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意见纷纭，处于一种几乎有多少研究者就有多少种企业文化概念的状况，所谓“企业文化研究等于思想政治工作”等类似的概念混乱往往把企业文化研究导向误区，甚至陷于泥潭。对此本文第三部分将展开分析.理论上经之很长时间的吵吵嚷咬之后，现已基本安静下来，进入反思阶假，开始有了些研究成果的出现和积累。如管益忻同志的《塑造现代价值观—推进市场经济发育的中心环节》.一文，从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出发，认为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我国企业经历着文化转型尤其是价值转型，在这一转型期必须搞好价值观的重塑，它是“解放生产力的中心一环”、“塑造现代化制度的灵魂工程”、“人的积极性的第一生长点”、“培育具有高尚品德的四有新人的关健”、“再造多种(亚)群体文化(如企业文化)的荃础’、“推进市场经济发育的原动力”。并就价值重塑工程应当坚持的方针、原则、方法和当前应着重抓的几个热点间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相当富有启发性。
作为以企业共同价值观的培育及其外化作用为手段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方式，企业文化领导了80年代的世界管理潮流，其深刻影响是有目共睹的，但我们也必须以冷静的理性思考企业文化在管理学说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企业文化只是管理学发展的一个阶段和一派学说，而不是管理学的终极和顶峰。企业共同价值观的作用不是自发的，它必须通过作为主体的人、物质性的中介和客体的综合系统的作用才能发挥其深入持久的影响;管理学说史上的各种学派和学说均有其真理性的一面，而企业文化作为管理学的一个发展阶段和有着自己独特个性的一派学说是无法涵盖一切的.德国经济学界的权威学者e·海能在《企业文化—理论和实践的展望》一书的最后，警告对企业文化抱有万能幻想的人们说:“企业文化理论在企业组织实践中的有效性是不确定的，对此不能作出骗人的‘保证’……有企业文化意识的经理可能是企业发展的指路人，但是他仅仅指出方向，而不能得出目标”:希望这句话能对我国现阶段的企业文化研究有所苦醒。
企业文化学说这一“泊来品”进入中国的时间已十年有余，它曾在管理学界引起不小的冲击波.但目前我国企业文化的研究现状如何呢?荃本概念混乱，理论研究消耗于无休止的争论，理论研究无从积累;研究者往往浮于表面，关注争论而不是关注实际，理论与现实脱钩、理论本身漏洞百出、千疮百孔;由基本概念的混乱而导致的无休止的争论背后是一片虚空，理论成为空中楼阁，无法回应现实。。限于篇幅，本文对此不再多说，仅就国内流行的两种典型的企业文观点谈谈笔者的一点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企业文化是“指一个企业长期经营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具有本企业特色的思想成果和精神力量，它包括企业全体职工所共有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道德准则等方面内容”。或者说，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活动中自觉形成的、并为绝大多数劳动者认同信守的经营宗旨、价值观念和行为道德准则的综合反映”。
上述两种说法作为企业文化和一般介绍是可以的，但若作为企业文化的定义就有间题了。按照他们的看法，企业文化是包括思想意识、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准则等方面的思想成果和精神力量，是经营宗旨、价值观念和行为道德准则的综合反映。在这里，价值观念虽然都被看作企业文化的一个因素，但其核心作用并未突出出来;不管人们对此持何观点，也许他们默认了价值观在企业文化中的核心作用，但遗憾的是他们在给企业文化下定义时思想没有明确到位，这就导致了定义的含糊、多义;尤其应该指出的是: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管理理论和管理方式这一根本属性在国内已有的同类企业文化定义中没有得到丝毫反映，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企业文化若不是作为一种管理理论和管理方式，要它又有何用处?
另一种观点认为:“企业文化是由职工在一个复杂多变的环境中，通过不断的实践和总结创造出来的，它是企业职工必须共同信守的价值观念、道德准则、企业风尚、理想的目标、崇高的信仰、规章制度，以及企业职工必须共同珍惜和奉献的企业物质财富，包括厂房、机器设备、资金、技术、产品等崛;或者说，“企业文化是企业之魂，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是企业在其生产经营实践中培育出来的具有本企业自身特征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这是一种包罗万象的“企业文化”，因而也是大而化之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既是价值观念、道德准则、企业风尚、理想的目标、崇高的信仰，又是规章制度，还是包括厂房、机器设备、资金、技术、产品等的物质财富，也就是所谓“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按他们的意思，企业文化就是企业所拥有的一切。这样的定义给人的感觉如把堆在地上的马铃落、青菜和沙子等一股脑儿装进一个叫做“企业文化”的袋子里。如果是这样，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管理理论和管理方式的自身特色何在?老实说，此类定义很少能给人带来什么启示。虽然人们在论述企业文化的本质时常常会指出“企业文化的实质就是价值观”;“企业文化……是一种无形的管理方式”，。但为什么不在定义中反映这一无疑是最重要的本质呢?定义必须抓住本质，反映本质，这是常识，忽视了这一点，定义的严密性和准确性就无从说起了。
以上是对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的一点初浅看法。就企业文化这一概念而言，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这是完全正常的，但在各种不同理解墓础上又必须达成一定的共识，对其本质有一致确认，否则便会使这门科学缺乏坚固的基石，地基若已不牢，何以建构大厦?墓本概念的歧异使理论陷于无休止的争论，消耗了推动理论发展的力量.笔者认为，企业文化的实质是一种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管理理论和管理方式，是一种新型价值管理方略。它通过企业共同价值观的培育及其外化作用来创造融洽的文化氛围，使职工们受到保障并能为企业的成功作出贡献。国内的企业文化建设必须走出现阶段的研究困境和实践危机，使企业文化的理论研究超然于混乱的概念之争，紧密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建立起以市场为核心价值观的现代企业文化，以推动我国企业管理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更好地服务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注释
① 转引自黄孟落、马孜学主编《外国经济管理的最新趋势》，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76页。
② 肯尼迪和迪尔:《公司文化》，三联书社，1989年第一版，第40页.
③今西伸:《关于日本企业文化的探讨》、《日本研究》1988年第3期。
④彼得斯和奥斯汀:《底得优势》，企业管理出版社，198右年8月第一版导言，第3页。
⑤见《企业文化》1994年第3期。⑥见上书196页。
⑦参见邵鹅:《中国企业文化研究的危机与重构》，《企业文化》1994年第3期。
⑧王光铸:《企业家应对建设优秀的企业文化作出贡献》，《今日企业》1989年第2期。
⑨韩城岚，《现代企业文化建设》，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页。
【关键词】档案；文化；文化价值
众所周知，档案是人类文化的记忆宝库，也是历史发展、文化积淀的重要载体。档案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不仅见证过去，更引领未来，档案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
一、档案具有文化价值
档案是文化之母，文化之魂。在讨论档案的文化价值之前，有必要对“文化”和“档案”这两个概念进行分别探讨。
（一）文化的内涵
“文化”一词起源于拉丁文“Culture”，意指膜拜、崇敬、礼仪的意思。“文化”一词在中国也早已有之。“文”的本义是指各种错宗复杂的纹理，“化”的本义是指易改、生化、造成。“文”与“化”联在一起，意指与不可更改的自然相对，与粗犷、野蛮之风相悖的一种“以文教化”。
文化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古往今来，无数专家、学者也试图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去概括，但事实证明，要给它一个严格而精确的定义并非易事，以至至今未有一个统一的定论。但不管人们如何定义，人类对文化的概括大至可分为两类：广义的文化和狭义的文化。广义的文化，也称为大文化，它着重于与大自然的本质相别，是人类卓尔不群于自然的高贵的创造。它是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狭义的文化，又称为小文化，它是指人类意识形态领域所创造的财富文明，包括思想、宗教、艺术、科学技术、道德情操等领域。它摒弃了大文化中物质文明成果的部分，专注于精神成果和精神道德。并随着人类历史进程的推进，文化越来越趋向于精神和狭义。概括地说，文化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它是与大自然抗争的精神积淀，它的主体是人，由人的需求产生，并处在不断的创造、积累和传承的进程中。
（二）档案的内涵
档案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并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现象。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人们不仅共存于同一个空间，人们也在档案中延续时间的相继。从远古时代走来，档案从简单的记事演变成一门科学的研究。古往今来，人们对档案概念的把握从未停止。在我国古代，档案在各个朝代有着不同的称谓。商代称为“册”，周代叫做“中”，秦汉称作“典籍”，汉魏以后谓之“文书”、“文案”、“案牍”、“案卷”、“簿书”，清代以后多用“档案”，今统一称作“档案”，它是指某种文书、文件或文书材料。而在《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三版）》中档案被定义成“机关、个人、家族在活动中形成的文件材料的总和。”美国现代著名档案学者谢伦伯格也在其名著《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中指出：“档案是经鉴定值得永久保存的供查考和研究之用，业已藏入或者选出准备藏入某一档案机构的任何公私机构的文件。”有趣的是，尽管人们对档案概念的阐述各有不同，但对档案本质的把握却缺乏纷争，即档案本质上是社会生活的原始记录。社会性、历史性、确定性和原始记录性是它的本质属性。
（三）档案的文化价值
档案是社会生活的原始记录，而原始记录的前提是文字的产生。在国家和阶级产生后，国家就有了记录本国生产、生活经验的需求。随着文字的产生，这种需求变成可能，而这种可能即是档案。因此，从档案的缘起，我们可知，文字的产生是档案存在的一个重要前提。而文字既成为一种记录社会生活的载体，且本身构成一种文化。档案与文化紧紧相连，档案用于记录的符号是文化价值体现的外在形式，而档案中蕴涵的知识信息则决定着档案文化价值的内容。
二、档案文化价值的表现形式
档案是重要的精神文化财富，是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档案中蕴含着人类丰富的精神文明成果，加之“文化”的内涵十分宽泛，因此档案文化价值的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分类。例如：有人把档案的文化价值体现在人们对真善美的需求中，因此把档案的文化价值界定为真的价值，善的价值和美的价值。也有人认为档案的文化价值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1）（档案是一种文化财富，具有储存文化的价值；（2）档案是文化的积淀，具有传承文化的价值；（3）档案是一种媒介文化，具有传播文化的价值；（4）档案反映文化变迁，具有发展文化的价值。更有人把档案的文化价值具体细分为：民族文化价值、文化创造价值、学术文化价值、文化教育价值、文艺创作价值和文化鉴赏价值等六个方面。对于档案文化价值的表现形式，不同的人可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自己独到的概括。但笔者认为，其最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从内容上来说：档案是文化沉淀的累积
档案的本质是社会生活真实的原始记录，它记载着人们真实的生产生活和思想变迁，记载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真实的历史进程。那里是一个民族的根，人类精神的魂。任何民族、任何国家的足迹都可以在他们民族或国家的档案中得到追述，任何人类思想的灵魂都可以在本民族的档案中得到唤醒。面对现实，日本政府猖狂肆意，对我虎视眈眈。面对这样一个顽劣的民族，反观历史，档案是“未掺过水的史料”。我国的《使琉球录》、《使琉球杂录》、《中山传信录》、《琉球国志略》等各种档案中明确记载了我明清两代朝廷先后24次向琉球王国（现领域）派出册封使的详实历史，明确记录了属于中国版图的历史事实。铁证如山！面对历史，日本政府依然信口雌黄，为自己和国际社会所不耻。
档案是历史的凭证，也是历史的累积。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甚至一个个人，其都在自己的历史文化中成长。没有档案积累的文化财富，现代文明也就缺乏了坚实的根基。我们在春秋的孔子中学会了道德仁爱，在战国的庄子那学会了顺其自然。在秦始皇那品尝暴政的恶果，也在韩非子那习得了秩序的井然。我们在四大发明里承载现代科技，也在西方文明中开启民主期待。古往今来，档案承载着文化的基础，播种着文化的源泉。
（二）从形式上来说：档案是文化传承的媒介
档案不仅是文化的累积和基础，也是文化流传的媒介和手段。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档案在不同的媒介更迭中传载着自身的贮藏和积淀，也真实反映着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变迁。在最早的甲骨档案中，人们了解了商周时代人们祭祀、农耕、军事、风雨、成年等许多的事迹，启迪着世人的智慧，也闪耀着中华民族的原始之光。在金石档案中，人们见证了青铜时代的辉煌；在简牍档案中，人们认识了“汗青”的力量；也在缣帛档案中，人们了解了中国古代丝绸的绵长。而在同时代的国外，石刻档案还在流传着汉谟拉比大法典的故事，纸草档案也在诉说着古代埃及的荣光。
但无论中外，无论是甲骨档案、金石档案还是后来主流的纸质档案和新新发展的电子档案，它们都承载着人类文明的成果，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着重要的史料和依据。
三、档案文化价值的实现
档案具有无比的文化价值，但档案的价值并不会自然发生作用，而是需要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才能产生。而作为主体的人即是档案价值产生的中介。离开这个中介，档案的价值也就无从谈起。而档案的利用正是需要人的参与。然而，现实的状况是：作为贮藏文化宝库的档案部门，档案的利用率却不尽如人意。要想改变这一状况，实现档案文化价值的最大化，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一）加强宣传，提高社会档案意识
所谓社会档案意识：是指人们对档案的认识水平以及社会上对档案的普遍认识的程度。在新的经济形势下，社会的整体档案意识不强。究其原因主要有二：（1）档案处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边缘，它并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导致其不被社会各界所关注；（2）人们对档案的认识还处在停滞阶段，认为档案只是保存历史的材料，并不知其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针对这些状况，我们可以采取多种措施加以宣传，提升全民的社会档案意识。如：我们可以加大档案馆（室）的开放力度，鼓励和引导人们使用档案；我们也可以通过开办展览、纪念活动等方式来吸引人们对档案的关注；我们还可以利用各种媒介如档案网站、档案专业期刊等来进行宣传，全面提全民的社会档案意识，促进档案文化价值的实现。
（二）加强管理，实现档案资源有效利用
加强管理，是实现档案资源有效配置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档案文化价值的有效方法。加强档案资源的管理，就是要用科学的原则和方法来管理档案，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着手：（1）加大档案收集的力度，扩大档案的来源，增加馆藏；（2）做好整理和鉴定工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做到重要的档案资源优先保存；（3）做好档案的编目和检索工作，提高档案的利用率；（4）创新档案文化价值，实现档案文化价值升值更新，比如可以探索一些档案使用的新途径，如，日前，正在展出和出售的文化创意产品，既让人们了解了档案的文化内涵，又实现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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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周琼凤.论档案的文化价值[M].云南档案局，2006.
[3] 刘东斌.试论档案的文化价值及其开发利用[M].档案与建设，1999.
关键词：紫砂壶；文化价值
1 前言
紫砂壶的文化价值表现在它具有悠久的历史，历代文人墨客的歌咏描述，其中国特色的工艺造就的纯朴雅致的风度，融诗书画印诸艺术于一体的艺术气息，内敛朴素的性格，精妙绝伦的美学韵味，它代表着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具有独特的中华风格，堪称中华民族“国之瑰宝”。正因为浓郁的人文气息和丰富多彩的文化含量，构成了它高贵的文化价值，而深受海内外爱好者和收藏家的青睐。
2 紫砂壶逐渐丰富的文化价值
一个行业、事业的成败，往往联系着指导性理论的兴衰，紫砂的发展也不例外。紫砂陶的创始首先源于宜兴陶业生产工艺基础条件的存在，紫砂茶壶的出现主要因素就是宜兴是文人聚集的茶叶产地，是受茶文化的推动，故紫砂壶自创始起就得到了爱茶文人的介入，他们直接或间接参与设计，题铭镌刻、题词吟诵、著书立说。特别是明清时期出现了一批批制壶高手，后又有文人雅士参与壶的制作，题字绘画，使其更赋有文化内涵，成为中国特有的集诗词、绘画、雕刻、手工制作于一体的陶土工艺品，使紫砂茗壶在实用泡茶的功能之中融入了深厚的文化内涵。紫砂文化底蕴无疑是上祖留下的一份宝贵遗产，也是紫砂理论的基础。随着时代的发展，紫砂文化艺术理论研究理所当然也该有个新的高度与深度。
清朝初期，几何形器非常流行，筋纹形器和自然器已发展成熟。技巧精湛、善于创新的陈鸣远是佼佼者，与时大彬并称，有“宫中艳说大彬壶，海外竞争鸣远碟”之誉。以陈鸣远为代表，其制作的茶具和杂件雅玩线条清晰、轮廊明显，特别是他塑造的自然形态作品是无人可以比拟的，其独到之处在于雕塑装饰、款识书法雅健，作品壶盖有行书“鸣远”印章，深受人们喜爱，至今被视为珍藏，其足迹所至，文人学士争相延揽，其艺术超尘脱俗，其作品表现淋漓尽致、精妙绝伦。陈鸣远把中国传统文化诗词书画、山水梅竹的装饰艺术方式引入了紫砂陶壶的制作工艺，助饮茶兴，益人兴致，把壶艺、茶趣融为一体，极大地提高了紫砂壶的文化价值，在紫砂陶艺发展史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清代中叶以后，文化列入紫砂壶的建造，一壶之上集工艺技法之大成，可运用书法、诗画、篆刻、雕塑、镂空、镶嵌、泥绘、彩釉、绞泥、掺砂、磨光等技法，因器而异，刷新雄厚。文人列入制壶，是清代紫砂壶艺凸起的期间特征，且成为清代壶艺的主流，给壶艺展开以极大的鼓舞。嘉庆年间知县陈曼生喜好紫砂壶，擅于书法、绘画、篆刻，亦属名家，并邀制壶艺人杨彭年、吴月亭等为他制茶壶，又邀文人石友为之绘画、刻文，世称“曼生壶”款“阿曼陀室”。使得紫砂壶成为俗气的陶艺作品，在此期间在壶身题款成为习尚。由艺人杨彭年建造、名家信刻铭文，作风高古繁复，那类壶的壶底、壶盖、壶身常留下定制者、建造者、刻书画铭文者的名款。宜兴紫砂壶“字依壶传，壶随字贵”由此而盛。
清代道光、咸丰年间至清末紫砂壶的壶形，在该阶段瞬息万变、绰约多姿。工艺追求繁复，壶式取材于天然的瓜类并配以简单线条，极为粗巧。“鱼化龙壶”活络可爱，盖上龙头可门径，龙舌能伸出；“百果壶”匠心独具，壶身圆形，上贴白果、瓜子、栗子、红枣等各式生果，以莲藕为壶嘴，菱角为壶把。还有“竹节提梁壶”、“太湖石提梁壶”等。黄玉麟将现代青铜器和陶器艺术特征消融到紫砂壶工艺品的建造中，身手粗湛。至清代早期，以壶赠友成为时兴，壶价日高，贵于金玉，《桃溪客语》说“阳羡(即宜兴)壶自明季始盛，上者与金玉等价”，可见其文化价值之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