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主题论文第1篇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可以简称为“六论”，指引着中国环保事业的不断发展。所谓“六论”即发展论、国策论、避免论、统筹论、全面参与论、生态文明论。

 

一、发展论

 

发展是解决环境保护问题的根本途径。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中华民族具有特别强烈的发展愿望，因为中华民族百年屈辱的历史和未来生存挑战都极大地强化着全社会的发展意识。发展，是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关键任务，要发展就不能不重视环境问题。当前中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的问题仍很突出，需要把环境保护作为经济发展的约?束性条件，实现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

 

二、国策论

 

改革开放不久，国家就把环境保护确立为治国理政的基本国策。在1983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确定将环境保护作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提出了“经济建设、城乡建设、环境建设要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统一”的战略方针。这是我国第一次在战略高度上确定环境保护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方针。

 

三、避免论

 

力避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从1984年到1988年，是我国环保工作实现重要转变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国家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中国不能走发达国家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邓小平的话一言九鼎，他说：“如果不解决污染，功不抵过”。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多次强调，决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温家宝总理在2006年3月回答记者提问时再次坚定地表示：中国绝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给子孙后代留一片青山绿水。无论从资源供给能力与发展成本、国际环境约束，还是从污染现状和趋势、公众健康和建设和谐社会看，中国都没有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这条发展经济的资本和条件，也决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这条路子。

 

四、统筹论

 

2002年十六大报告把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写入了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基本经验。早在1996年江泽民就斩钉截铁地提出：“经济发展，必须与人口、环境、资源统筹考虑，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决不能走浪费资源、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更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1997年中共中央把每年全国人大、政协会议期间召开的“中央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更名为“中央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工作座谈会”，使环境保护的地位空前提高。1999年又改称为“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此时，中央高层已将人口、资源、环境三者作为一个相互作用的整体来统筹考虑了。2005年，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经济增长要建立在提高人口素质、高效利用资源、减少环境污染、注重质量效益的基础上，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再次强调，要坚持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这可以看作是党和国家已把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统筹考虑作为一项重大的环境保护战略思想和原则固定下来的标志。

 

五、全面参与论

 

随着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环境保护工作在国际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与联合国计划署、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以及同美国、日本、加拿大等40多个国际机构和国家，开展了广泛的环境保护领域的合作交流。2006年6月发表的《中国的环境保护(1996-2005)》白皮书显示，中国已参加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等50多项涉及环境保护的国际条约，并积极履行这些条约规定的义务。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发展中的大国，国家整体上仍没完成工业化，经济建设面临的环境、资源、人口增长以及能源的压力巨大，节能减排任务异常艰巨，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和平崛起的重大因素。为此，中国始终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环境责任必须与发展中国家发展权利相一致，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坚持“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来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的参与原则，以积极和负责任的态度参与全球环境问题的解决，加强国际环境合作，在环境保护中履行相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有效缓解了环境问题方面的国际压力，从而树立起了在全球环境保护中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六、生态文明论

 

生态文明既包括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也涉及协调人与自然关系、调整经济结构、改变发展方式和消费模式。当2020年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时，我国将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将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这就是说，生态文明已经上升为执政党的治国理念，生态文明建设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和重大任务。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应把生态文明作为新的社会价值基础，把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全面解决环境与发展矛盾冲突的总战略。生态文明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精神，必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赢得更加广阔的空间。

 

在以“六论”为标志的这个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思想体系中，“发展论”是指导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根本思想，因为作为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发展中国家，只有靠发展来解决环境问题。“国策论”是国家对中国环境保护的基本定位，“避免论”、“统筹论”、“全面参与论”是“国策论”的扩展。进入新世纪，党和国家面对经济增长资源环境代价付出过大的问题，就今后中国环境问题提出了生态文明作为指导思想，标志着国家对“发展论”和“国策论”认识的深化，“生态文明论”为探索中国特色的环境保护道路提供了理论基础。“六论”以“发展论”为核心，以“国策论”为基本，以“生态文明论”为未来导向，形成一个互为补充面向未来的指导中国环境保护的思想体系框架。有这个思想体系做指导，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才有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上述六个方面的思想已经日益影响中国各级政府和社会公众。在中国特色环保思想指引下，全民环境意识已经显著增强。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中国环境形势仍然异常严峻，环境恶化的总体趋势仍没有得到全面遏制，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方式有待更好协调，有些部门有些单位不重视环境保护的局面还有待改观。总之，中国特色环境保护的思想和道路仍需进一步探索。

环境保护主题论文第2篇

关键词：环境新闻；天山网；议程设置；媒介社会责任

中图分类号：G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7）06-0071-02

一、研究背景和意x

1.相关文献。环境新闻起源于19世纪末的美国，内容是关于环境资源保护。而环境报道，1989年，德国社会学家尼可拉斯・卢曼指出“环境报道”是“旨在改变社会传播结构与话语系统的任何一种有关环境议题表达的传播实践与方式。[1]”学者亨丁认为“还有哪一个新闻不是环境新闻？当有人讨论环境新闻的时候，我猜想他是指关于生态关系恶化的新闻，这种曾经精细的生态平衡所遭受的破坏之消息”，但他的观点把“环境新闻”扩大化了[2]。

其实，西方国家对环境新闻报道的研究已经有了自己的科学体系。美国学者安德斯・汉森的《大众传媒与环境事件》，从媒体如何报道新闻事件的角度入手，分章讨论媒体如何构建环境议程、如何报道新闻事件、如何传播环境含义等问题。麦可・佛罗梅在《环境新闻学简介》中提出了比较完整的环境新闻学概念，认为“环境新闻学是一种有目的、为公众而写的、以严谨准确的数据为基础的反映环境问题的新闻。克瑞格・拉枚与埃瑞特・丹尼斯在《媒体与环境》一书中论述了媒体在报道环境事件、监督环境问题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3]。由此可见，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环境新闻研究主要是从媒体入手，分析媒体在环境事件报道中的作用，如何进行环境事件的报道和引导政府和公众的。

在我国，环境新闻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但基本以学术文章形式论述。主要以新闻学、传播学相关理论为基础，传统定性研究方法为主，量化统计使用不多。多数以某个环境新闻事件或某个报纸为例，而针对新媒体对环境新闻报道的分析则相对较少。如李景平《论21世纪环境新闻的走势》是从中国环境新闻的现状和趋势展现的；孙宇龙《西部媒体如何报道生态环境新闻》是从新闻业务的视角看大众传媒如何报道环境新闻的；吴荣娜《我国环境报道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和分析》是从我国环境报道的产生在新闻媒体中的地位及我国环境报道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阐述的；蒋永峰在《大众媒体对环境议题的建构》则是以“人们日报”为例，分析该报纸作为大众媒体是怎样对环境议题进行建构的。

2.相关背景。自党的十首次提出“美丽中国”，在各种场合涉及有关生态文明的讲话、阐述、批示超过60次。2016年10月30日，中国共产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九次代表大会中，陈全国强调要加强新疆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已经成为国家政治性议题，大众传媒对生态环境保护的突出报道，能加强公众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我国关于环境问题的第一次报道是1979年3月3日新华社发表的《风沙紧逼北京城》，让生态环境恶化的概念进入普通百姓的视野；1987年，《中国青年报》上的《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的报道唤起了人们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2003年，《人民日报》设立了专门负责生态环境报道的环境采访室；2009年，《南方周末》开办了关于生态环境的“绿版”；接着我国各大重要网站也都设立了“环保频道”或“绿色频道”[4]。新疆天山网于2001年12月18日正式成立，“环保新疆”频道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创建的。

近年来国家对新疆生态环境的保护虽有一些成效，但对破坏程度而言效果甚微，绿洲的恶化并没有得到改变或者遏制[5]。天山网作为新疆自治区唯一一家重点新闻的宣传网站，有一定的舆论导向作用，公众借助天山网能了解新疆生态环境的状况；通过对天山网关于新疆生态环境的报道来了解它在反映新疆生态环境面临的问题上是否具有真实性和全面性，以及是否起到了新媒体在传播中的舆论导向作用。

二、相关理论和抽样方法

美国传播学家M.E.麦库姆斯和D.L.肖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在一定阶段内对某个事件和社会问题的突出报道，会引起公众的普遍关心和重视，进而成为社会舆论讨论的中心议题。[6]”受众对某些“议题”不能直接接触，他们更倾向于关注和思考传媒报道的“议题”，并以此作为参考依据。天山网作为新疆新媒体的代表，它要为受众设置“新疆生态环境”的议题，这样受众才能给予环境保护更高的关注度。1947年《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中提出社会责任论，认为媒体的社会责任既要坚持新闻自由又要担负社会责任和使命。20世纪90 年代后，人们对新媒体的依赖逐渐增强，公众的“知之权利”也转向新媒体，并且在新媒体上也得到了满足。

本研究以天山网环保新疆频道的新闻报道为目标样本。从2015年12月1日～2016年12月1日天山网环保新疆的新闻报道一共有555篇，由于“惠聚访”版块的36篇报道内容中没有涉及新疆环境保护，所以研究对象是519篇有关环境报道的新闻。选新疆环保频道是因为它集合了天山网对新疆生态环境报道的所有新闻，内容比较有代表性。本文以定量研究为基础，借助内容分析法、“议程设置”理论和媒介“社会责任论”，从“议题”数量、报道主题、报道倾向和消息来源四方面分析天山网环保新疆频道对新疆生态环境的报道，从而总结出天山网在报道这类议题中的特点、媒介责任和存在的一些问题。

三、样本数据分析

1.报道数量分析。通过数据统计，天山网环保新疆频道关于环境的报道有519篇，占整个环保频道的93.51%。环境报道中，污染防治的报道有126篇，占环境报道的24.28%；位居第二的是执法监督，占20.23%。然后依次是有关环境的政策和法规报道占14.84%；单纯自然生态保护的报道占12.52%；关于环保科技的占11.59%；新疆生态美景介绍、环境与人们的生活的报道各占9.63%、6.55%。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天山网在新疆环境报道上以环境遭到破坏后的污染防治和执法监督为主。

2.报道主题分析。在关于新疆生态环境保护的报道上，污染防治和执法监督占比重较大。其中涉及疆内的环境执法监督只占21.9%；在污染防治的报道中关于疆内的只占30.1%，其余都是关于疆外生态环境的相关报道。主题一是疆内污染防治和执法监督，涉及主题有环保部门督查、空气质量指标、环保取得成效、防治和惩罚措施等；二是疆外污染和执法监督的报道，主要是采取了哪些措施保护生态环境，取得了哪些成效等。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政策和法规主题是针对全国环境问题提出的一系列条文规定；单纯自然生态保护报道主题是关于新疆自然生态哪些遭到破坏，哪些在整改下有了改善等；而环保科技报道主题是人们运用一些科技改善生态环境的实例；新疆生态美景介绍主题以摄影和通讯的方式展现对美好环境的保护欲；环境与人们的生活报道主题是与人们日常相关的空气质量、水资源情况的报告。

3.报道倾向性分析。报道倾向性主要分三种，正面、客观、负面。报道倾向性主要通过报道的语句、词汇使用和传播技巧来表现的，从这519篇报道来看，天山网对新疆生态环境正面的报道有322篇，客观的报道有185篇，负面的报道只有12篇。所以天山网在新疆生态环境的报道中以成就报道为主，即通过一些措施和方法使环境问题得到了一些改善。

4.新闻来源分析。新闻来源指新闻是原创还是转载的。通过对519篇新闻报道统计，天山网原创新闻有35篇，只占总体新闻的6.74%，其他均来自外报和外网。其中疆内新闻来源占43.55%，主要有新疆日报、新疆网、都市消费晨报、新疆经济报以及一些自治区地州报纸和网站，如伊犁日报、阿勒泰新闻网等；疆外新闻来源占56.45%，主要是中国环境报，还有人民日报、中国新闻网、新华社、经济日报等。

5.总结。通过以上分析，在报道主题上，天山网对新疆生态环境的报道主要是针对破坏的环境如何治理，虽然也有一些呼吁环境保护的报道，但效果甚微。大众传媒赋予各种“议题”的显著性程度决定着人们对该“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关注度。那么，天山网环保频道有关污染防治的报道比例最大，也就是说它把受众的关注点带到了如何治理上，而没有让受众更多的关注如何保护、如何预防。

报道倾向上以正面报道比重较大，表现治理效果。这不仅没有让受众了解现实生活中环境破坏的真相，反而遮蔽了受众对环境问题的认知视角。天山网并没有发挥好自己的媒介社会责任和舆论引导作用。且自创新闻较少，均来自外报或外网，其对新疆天然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报道较少，多是现在生活中的污染问题。

四、提出建议

我国处于构建“美丽中国”的大背景下，新疆生态环境问题较严重，天山网作为新疆门户网站，要增加环境问题的“议题”数量，让公众给予生态环境问题更高关注度，而不是仅作为政府文件的搬运工。也希望天山网在新疆生态环境问题的报道上，多一些原创性稿件。作为新媒体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传播优势，在宣传生态环境保护方针政策时，也要发挥媒介的舆论监督和引ё饔茫让受众深入了解现在新疆生态环境面临的问题，增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参考文献：

[1] 刘涛.环境传播的九大研究领域（1938-2007）：话语、权力与政治的解读视角[J].新闻大学，2009（4）.

[2] 李畅.“煮蛙效应”――中国环境新闻报道的问题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4）.

[3] 纪荔.媒体在环境保护运动中的角色：中澳研究对比[D].山东大学，2008.

[4] 哈艳秋，黄东红.试论生态危机下环境报道的议程设置[J].新闻爱好者，2012（21）.

环境保护主题论文第3篇

【论文摘要】30多年来，中国形成了以发展论、国策论、避免论、统筹论、全面参与论、生态文明论为主要标志的环境保护思想体系。“六论”以“发展论”为核心，以“国策论”为基础，以“生态文明论”为未来导向，形成了一个以这几个方面互为补充面向未来指导中国环境保护的思想体系框架。

30多年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可以简称为“六论”，指引着中国环保事业的不断发展。所谓“六论”即发展论、国策论、避免论、统筹论、全面参与论、生态文明论。

一、发展论

发展是解决环境保护问题的根本途径。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中华民族具有特别强烈的发展愿望，因为中华民族百年屈辱的历史和未来生存挑战都极大地强化着全社会的发展意识。发展，是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关键任务，要发展就不能不重视环境问题。邓小平同志说，发展是硬道理；同志说，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同志则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他们的思想，一贯之地反映了执政党把发展作为解决环境保护问题的根本指导思想。这就决定了中国环境问题就是发展问题，就是发展与代价问题，就是如何处理环境与发展和发展方式问题。当前中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的问题仍很突出，需要把环境保护作为经济发展的约

束性条件，实现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

二、国策论

改革开放不久，国家就把环境保护确立为治国理政的基本国策。在1983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确定将环境保护作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提出了“经济建设、城乡建设、环境建设要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统一”的战略方针。这是我国第一次在战略高度上确定环境保护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方针。1997年，在中央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工作座谈会上再次重申：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都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十七大报告强调，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关系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生存发展。

三、避免论

力避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从1984年到1988年，是我国环保工作实现重要转变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国家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中国不能走发达国家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邓小平的话一言九鼎，他说：“如果不解决污染，功不抵过”。以为总书记的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多次强调，决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总理在2006年3月回答记者提问时再次坚定地表示：中国绝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给子孙后代留一片青山绿水。无论从资源供给能力与发展成本、国际环境约束，还是从污染现状和趋势、公众健康和建设和谐社会看，中国都没有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这条发展经济的资本和条件，也决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这条路子。

四、统筹论

2002年十六大报告把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写入了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基本经验。早在1996年就斩钉截铁地提出：“经济发展，必须与人口、环境、资源统筹考虑，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决不能走浪费资源、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更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1997年中共中央把每年全国人大、政协会议期间召开的“中央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更名为“中央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工作座谈会”，使环境保护的地位空前提高。1999年又改称为“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此时，中央高层已将人口、资源、环境三者作为一个相互作用的整体来统筹考虑了。2005年，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经济增长要建立在提高人口素质、高效利用资源、减少环境污染、注重质量效益的基础上，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再次强调，要坚持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这可以看作是党和国家已把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统筹考虑作为一项重大的环境保护战略思想和原则固定下来的标志。

五、全面参与论

随着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环境保护工作在国际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与联合国计划署、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以及同美国、日本、加拿大等40多个国际机构和国家，开展了广泛的环境保护领域的合作交流。2006年6月发表的《中国的环境保护（1996－2005）》白皮书显示，中国已参加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等50多项涉及环境保护的国际条约，并积极履行这些条约规定的义务。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发展中的大国，国家整体上仍没完成工业化，经济建设面临的环境、资源、人口增长以及能源的压力巨大，节能减排任务异常艰巨，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和平崛起的重大因素。为此，中国始终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环境责任必须与发展中国家发展权利相一致，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坚持“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来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的参与原则，以积极和负责任的态度参与全球环境问题的解决，加强国际环境合作，在环境保护中履行相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有效缓解了环境问题方面的国际压力，从而树立起了在全球环境保护中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六、生态文明论

生态文明既包括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也涉及协调人与自然关系、调整经济结构、改变发展方式和消费模式。当2020年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时，我国将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将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这就是说，生态文明已经上升为执政党的治国理念，生态文明建设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和重大任务。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应把生态文明作为新的社会价值基础，把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全面解决环境与发展矛盾冲突的总战略。生态文明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精神，必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赢得更加广阔的空间。

在以“六论”为标志的这个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思想体系中，“发展论”是指导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根本思想，因为作为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发展中国家，只有靠发展来解决环境问题。“国策论”是国家对中国环境保护的基本定位，“避免论”、“统筹论”、“全面参与论”是“国策论”的扩展。进入新世纪，党和国家面对经济增长资源环境代价付出过大的问题，就今后中国环境问题提出了生态文明作为指导思想，标志着国家对“发展论”和“国策论”认识的深化，“生态文明论”为探索中国特色的环境保护道路提供了理论基础。“六论”以“发展论”为核心，以“国策论”为基本，以“生态文明论”为未来导向，形成一个互为补充面向未来的指导中国环境保护的思想体系框架。有这个思想体系做指导，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才有保障。

改革开放30多年，上述六个方面的思想已经日益影响中国各级政府和社会公众。在中国特色环保思想指引下，全民环境意识已经显著增强。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中国环境形势仍然异常严峻，环境恶化的总体趋势仍没有得到全面遏制，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方式有待更好协调，有些部门有些单位不重视环境保护的局面还有待改观。总

之，中国特色环境保护的思想和道路仍需进一步探索。

参考文献：

［1］魏礼群.奋进的历程，辉煌的成就[g].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8.

[2]哲夫.中国档案：高层决策写真[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

环境保护主题论文第4篇

一、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是实践和理论的有机统一

*主义认识论的原理告诉我们，人类的认识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辩证规律。进一步说，人类的认识是随着社会实践不断由低级到高级，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方面地发展的。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就是在中国环境保护实践、认识的辩证发展的具体过程中，不断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循环往复，每一次循环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从而我们对环境保护规律的认识更加全面、更加深刻。因此，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是中国特色环境保护实践和理论具体的历史的有机统一。

1、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意识依赖物质。同时意识对物质并不是消极被动，它一经产生，就对物质发挥积极的能动作用，这种作用是通过认识对实践的指导来实现的。党和国家对环境保护的认识对我国环境保护实践发挥了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前，*总理等老一代革命家就已开始注意环境问题，为发展中国环境保护事业打下了基础。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非常重视绿化造林和保护自然环境问题，强调自然环境保护很重要。他主政时期，**末就通过了我国第一部环境保护法，随后*初把环境保护确立为一项基本国策，对环境保护事业发展影响深远。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后，陆续提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等论断，这些重要论断指导并促进了我国环境保护不断发展。进入新世纪，特别是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以来，我国环境保护工作和实践面貌焕然一新。在党的*上同志又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新要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写入了*通过的新。这些都标志着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已成为全党意志，环境保护进入了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主干线、主战场、大舞台。上述党和国家对环境保护事业的认识，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环境保护实践的发展。

2、*主义哲学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动力，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是认识的目的。我国环境保护事业历经30多年、几代人的艰苦奋斗，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具有了比较丰富的实践，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是对这些实践经验的升华。

19*年第一次全国环保会议提出了三十二字方针、**明确提出三大政策体系、**又提出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并重等思想和行动都是那个时期环境保护实践的认识成果。“*”以来，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确立了全面推进、重点突破的工作思路，提出从国家宏观战略层面解决环境问题，从再生产全过程制定环境经济政策，让不堪重负的江河湖海休养生息，努力促进环境与经济的高度融合，环境保护显示了新气象，这些实践有待升华为新的认识。

唯物辩证法承认两点论，反对一点论，认为分析事物要一分为二，要从正反两个方面看，不能仅仅从正面或者反面做分析，否则就片面了。必须承认，30多年来我国环境保护还处于边治理边污染的状况，一些地方甚至重蹈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特别是发生了沱江污染、松花江水污染、无锡太湖蓝藻暴发等重大污染事件，*报告也指出我国面临“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的突出问题。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正是我国环境保护事业30多年来正反两方面实践和认识的升华，目的是更好地促进我国环境保护事业大发展。

3、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作为社会物质生产过程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精神生活的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环境问题是一定阶段社会物质生产过程的产物，是一种社会客观存在，对环境问题的认识也必然随着环境问题这个社会客观存在的变化而发展。

我国环境客观形势的现实表明，原来的道路、旧的范式越来越不适应环境形势发展的客观实际，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就是环境客观形势不断严峻下的社会意识发展，属于新的范式。

环境保护在取得了很大成绩的同时，我国环境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一是20*年我国地表水746个国控断面，Ⅰ到Ⅲ类水的比例为47.7％，Ⅴ类或劣Ⅴ类水占23％。二是大气污染严重，城市空气质量优良率天数没有很大的提高。可吸入颗粒物成为城市空气的主要污染物。全国酸雨面积已扩大到150万平方公里。三是固体废物、噪声污染有增无减，电子垃圾的高峰已经来临。四是农村环境面临千家万户的污水排放、垃圾收集和处理、农业面源污染和畜禽养殖污染等问题，令人堪忧。五是水土流失、沙化等生态破坏仍然严重。六是传统的环境问题尚未解决，新的环境问题接踵而至。土壤污染问题日益凸显。这些日益突出的作为社会客观现实存在的环境问题，必然会引发我们对产生这些环境问题的反思。新的社会存在要求新的社会意识反映。只有超越对这些环境问题的以往认识，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实质上，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就是对我国十分严峻的环境形势这种社会客观存在的能动反映和认识发展。

二、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基本要求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决定意识，意识能动地作用于物质。物质世界是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着的，事物运动发展是有规律的。唯物辩证法包括了联系和发展两大原则，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三大规律，以及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原因和结果等基本范畴。其中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最根本的规律，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规律为认识和发展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提供了思想基础，开拓新道路提供了根本指南。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的实践进一步证实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性。

1、辩证唯物论的对立统一规律认为，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就是共性和个性、绝对和相对的关系，共性只能存在于个性之中，个性离不开共性，个性也有自己的特点。科学发展观与环境保护历史性转变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只有把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结合起来，具体说就是把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推动历史性转变相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推动中国环境保护事业发展。

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普遍性、共性，它是无条件的，因而是绝对的。科学发展观作为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主义、*思想、*论和“*”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历史性转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特殊性、个性，它是有条件的，因而是相对的。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确定了历史性转变思想。总理在这次环保大会上提出了“三个转变”:一是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在保护环境中求发展。二是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努力做到不欠新账，多还旧账，改变先污染后治理、边治理边破坏的状况。三是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自觉遵循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提高环境保护工作水平。“同步、并重、综合”这“三个转变”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和方向性，成为我国环境保护的历史性转变。它是环境保护领域中实践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结合点和着力点，是环境保护领域具体化了的科学发展观。

历史性转变不是毕其功于一役，是一个相当长的矛盾、转变，再矛盾、再转变的过程。因此，历史性转变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就呈现了长期性、阶段性、针对性和艰巨性的鲜明特点。长期性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从客观上讲，当前我国环境形势十分严峻，解决起来不可能一蹴而就；另一方面，从*主义认识论的角度看，对复杂问题的认识，往往要经过实践和认识的多次反复，甚至曲折反复，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才能逐步达到主观和客观的统一。解决复杂问题也需要一个过程。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就是实践论的范畴了。因此我们要按照实践永无止境的要求，坚持继承与创新，一代接一代环保人坚持不懈地探索下去。阶段性就是要根据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的不同特征，找到特定阶段的突出问题，及时调整探索重点。针对性就是要敢于面对错综复杂的局面，善于抓住主要矛盾，采取有的放矢的措施。艰巨性就是要充分认识解决我国压缩型、结构型、复合型环境问题的难度，不为任何困难所惑，不为任何风险所惧，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努力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实践。

概言之，科学发展观的普遍性、共性存在于历史性转变的特殊性、个性之中，历史性转变体现科学发展观的普遍性、共性。历史性转变也具有自身的特点，这就是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的根本性调整，是环境保护根本方式的转变。就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这对矛盾来说，历史性转变是在一定条件下，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这对矛盾地位的改变，此消彼长，既斗争又转化。我们必须把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推动历史性转变相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推动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的发展。

2、辩证唯物论的对立统一规律也认为，矛盾的基本属性是既对立又同一。一切矛盾着的事物，互相联系着，共同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科学发展本质上是经济、环境保护、资源的对立统一体，不能绝对地把环境保护、资源、经济发展三者静止地、机械地对立起来，在一定条件下它们相互贯通、相互影响，可以实现良性发展。

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燃烧。烧掉的是资源，留下的是污染，产生的是GDP。科学发展就是烧掉的资源越少越好，产生的污染越小越好，最好是零排放。前者是“资源节约”，后者是“环境友好”，总括起来就是又好又快。实际上，环境保护、资源和经济发展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互相依赖、互相贯通的矛盾统一体。正如矛盾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可以转化一样，我们不能绝对地把环境保护、资源、经济发展三者所形成的矛盾统一体机械地对立起来，这个矛盾统一体在一定条件下，这个一定条件就是协调环境与经济关系，可以互相转化、互相贯通，向良性发展。烧掉的资源少，留下的污染小，GDP能搞多少算多少，搞得快比搞得慢好，搞得代价小比代价大好，这就是良性发展，就是科学发展，也是又好又快地发展。

3、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联系和发展的科学，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普遍联系是事物固有的辩证本性，这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且任何事物只有在一定的联系中才能存在和发展。环境保护作为物质世界的事物，具有普遍联系的本性，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环境保护只有在一定的联系中才能存在和发展。

从普遍联系的观点看，环境保护不仅存在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普遍联系，也存在环境治理过程中，中央与地方、各部门之间的多层次联系，以及水体、大气、土壤、固废等各项治理工程和管理工作之间的复杂联系。因此环境保护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多因素、非线性的复杂问题。它绝不是简单的污染防治问题，应该说它本质上是一个发展方式问题、经济结构问题和消费方式问题。其中最重要的联系是环境与经济关系，两者相互关联、相互呼应、相互影响。环境保护是经济发展的应有之义，离开经济发展谈环境保护那是缘木求鱼。一部环境保护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经济发展的历史。正确的经济政策就是正确的环境保护政策，正确的环境保护政策也是正确的经济政策。我们过去几十年的教训就是，把经济与环境保护搞成两张皮，联系不到一块，机械地把环境保护放在经济发展的对立面，这样推进环境保护工作的难度就很大。

就普遍联系的观点看，本质和现象是揭示事物内部联系和外部表现的一对哲学范畴，认识事物不能停留在表面现象，而必须透过现象，把握本质。*报告提出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要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认识到粗放型增长方式这个现象是解决资源环境代价过大问题的必要前提，但还远远不够，不能停留在对现象的认识上。我们都知道金刚石、石墨这两种物质，它们都是由碳原子构成的，表象相同，一个是世界上无色透明天然最硬的物质，一个是世界上有色不透明最软的物质之一，关键是它们内部分子结构的性质不同，一个是碳原子呈层状排列结构，一个是碳原子呈空间连续的骨架结构，结构的性质决定不同的功能，显现出不同的现象。要真想改变它们的物质性能必须改变结构性质，而改变结构性质，需要高温高压外加催化剂那样的外界条件才能由石墨变金刚石。

改变粗放型增长方式看起来主要是提高环境门槛，制定严格的环境经济政策，加强综合执法力度等等，本质上是调整经济结构，是改变经济结构性质，实现经济与环境高度融合，使环境保护不再是经济发展的排斥因素。如果仅仅只注意到了提高环境门槛这些现象，认识不到调整经济结构才是本质，就没有很好地掌握现象和本质的辩证关系，最终也抓不住关键，不知道从哪方面下大力气解决问题。调整经济结构，改变经济结构性质，关键是力度大小，必须有一个强大的外力才行，就像石墨结构向金刚石结构转化需要苛刻的外界条件那样。一般性的措施不行，很难奏效。现在看，世界金融危机这个强大的外力，给我们调整经济结构带来了良好机遇，坏事可以变好。

4、唯物辩证法认为，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我国环境保护事业要立足自身、立足国情这个内因，学习和借鉴国际环境保护领域的经验和做法，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中国特色环保新道路最根本上是中国所处发展阶段、中国国情与环境保护实际相结合这个内因促成的，是内因在发挥作用。国际环境保护领域经验和做法这个外因只有通过吸收这个环节为内因提供变化条件，加速甚至延缓内因的发展和变化，具体看就是我国环境保护事业曾吸收过许多国际环保的有益做法和理念，促进了环保事业发展，今后仍要坚持这样做下去。坚持内因决定论的唯物辩证法原理，我国环境保护事业发展必须一要立足自身，二要立足国情。立足自身就是中国环境保护事业发展的立足点在于依靠自身的实践发展和理论进步，立足于中国环境保护自身的实践与认识，不断总结这些实践和认识的内在规律，结合中国具体的国情吸收外部的成功经验，不断开拓和探索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立足国情就是侧重于思考我们是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华民族具有多民族的几千年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智慧和文明，国家当前正面对生态环境脆弱、人口多、发展方式粗放、处于快速工业化的进程中，要立足这些基本国情，推进中国环境保护新道路建设。

西方发达国家走过了先污染后治理、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老路，对这条老路造成的环境危害，甚至无法弥补的损失，曾进行过批判和反思，对它们的环境问题也实践出了比较有效的做法:一是采取严厉的环境保护措施。二是建设完善的环境基础设施。三是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四是实行符合国家经济大局的政策法规标准体系。发达国家的这些有益尝试为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外部条件。因为这些做法是人类文明共同的成果，人类为此付出过惨痛的代价。譬如震惊世界的*40年代初美国洛杉矶烟雾事件、19*年*伦敦烟雾、19*年日本水俣病等公害，人类就付出了很多沉重的生命代价。我国20*年发生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也进入了世界环境保护史。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为我所用，可以少走弯路，少付代价。

内因是变化根据，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原理也要求我们，对国际环境保护经验要坚持拿来主义，而不能照抄照搬，搞克隆主义、复制主义，也决不能搞洋教条。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一定要坚持并自觉运用内因决定论这个科学的*主义哲学原理作指导，不断独立自主地开拓前进。

5、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全局是由局部构成，局部是全局的一个部分、一个发展阶段，没有局部就没有全局。全局不是局部的简单相加，而是统率局部，对事物起决定性作用。正确处理局部和全局的关系就要统筹兼顾。

围绕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这个全局，就是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当前与长远、政府主导与市场推进、中央与地方、城市与农村以及区域之间环境保护六大关系，统筹兼顾这些关系。这六大关系，都是不协调和冲突，也是矛盾。矛盾构成了整个世界，世界每天发生多少矛盾和冲突，如恒河沙数。世界一刻也少不了矛盾，离开矛盾就没有这个世界。旧矛盾解决了，新矛盾还会出现。六大关系、六大矛盾、六大问题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结合新的实际和情况，加以解决和转化，发展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

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坚持全面推进重点突破的总体思路，是做好新形势下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保证，体现了全局与局部的辩证原理。实施全面推进重点突破，就是把保障群众饮水安全作为首要任务，把防治水、空气和土壤污染作为重中之重，把污染减排作为当前环境保护的中心工作，大力建设先进的环境监测预警体系和完备的执法监督体系，认真执行环境影响评价、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环境目标责任制三项制度，积极加强环境政策法制、宣传教育、科学技术、国际合作四项工作，全面开展思想、作风、组织、业务、制度“五大建设”。全面推进重点突破的整体思路，不是回到过去环境保护工作思路的原点，而是环境保护工作螺旋式上升、否定之否定中发生的质的飞跃。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就是要在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加快环保历史性转变，在转变中改革，在改革中继承，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实践，在实践中协调，在协调中发展，有所作为，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学会按唯物辩证法办事，下大力气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不断推动又好又快发展。

三、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体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它的基本原理主要包括，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创造人类历史的真正动力。认为人类社会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推动下，不断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一起构成了*主义哲学严密的科学体系和完整的世界观。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不仅体现了*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并在中国特色环境保护实践中坚持它、丰富它、发展它。

1、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以人为本是*哲学关于人民主体性的具体体现。环境保护工作始终要心中想着老百姓，服务人民群众，发展依靠人民群众。真正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同志指出，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主义政党的试金石。坚持人民主体性观点，以人为本，一方面，环境保护工作就要以最广大人民利益为环境保护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关爱最广大人民的生命健康，服务最广大人民，解决最广大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环境问题，解决人民群众反映迫切的现实环境问题——饮用水污染、空气污染、噪声污染、土壤污染等等，是我们环境保护工作义不容辞的责任，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环境质量需要。另一方面，环境保护就要依靠最广大人民，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和主动性，建立健全公众参与的体制和机制，推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不断深入。以民为本、公众参与是环境保护的重要方针。

2、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定的生产方式制约着自然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主要受社会制度、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发展方式的制约。自然环境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不可缺少的物质条件。现阶段，要充分发挥自然环境作用，必须尊重自然规律，最关键的是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两者之间的关系。

自然环境也叫自然力。从宏观上看，只有有效地保护自然环境，使自然力更大限度地持久地变为现实的生产力，才可能更好地借助自然界，来满足人类自身的发展需要，经济才能稳定持续发展。人类和自然环境之间的物质转化规律是人类生存和发展必须遵守的客观规律，人们只能认识规律，而不能消灭规律。经济发展是人类生活水平高低的问题，保护自然环境则是能否生存的问题。自然环境与经济发展的核心，首先是经济发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能以停止发展的方式来保护自然环境，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绝不能宽容污染自然环境。

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来说，它自身是具有净化功能的，具有自我恢复、自我调节、自我修复、自我发展的自组织功能。进一步说，自然环境系统在人类减少的污染和破坏的情况下，是可以恢复自身强大的净化功能的，恢复自然自身的生态平衡。这是自然的规律，破坏自然规律，必然遭受自然规律的惩罚。尊重自然规律，用人文关怀来善待自然环境，在利用工程技术手段的同时，要充分发挥自然的净化能力、自我修复能力、自我调节能力、自我发展能力。对环境保护工作来说，这是成本低、效率高，长远看更加科学合理的途径。目前尊重自然规律，发挥自然净化功能、修复功能、调节能力的主要手段和方式是“休养生息”和“扬汤止沸、釜底抽薪”。

同志在安徽视察淮河的时候向全国发出了号召，要让全国的江河湖海“休养生息”。“休养生息”就是要给水环境以必要的时间和空间，发挥水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自我调节、自我更新功能，使生态生产力得以恢复、发展，使生态系统由严重“失衡”走向“平衡”，进入良性循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对不堪重负的江海湖泊给予人文关怀实施“休养生息”，看似无为，实则是一种由无为而达到无不为境界的有效路径。“休养生息”强调环境保护工作要尊重自然规律，发挥自然自身的净化和修复功能是节约投资、降低治理成本、提高效率的重要途径。

蓝藻出现了，进行人工打捞，就像水开了，倒上冷水，叫“扬汤止沸”。截住造成蓝藻产生的污染源头，就像抽掉锅底下呼呼燃烧的薪柴那样，叫“釜底抽薪”。“扬汤止沸”是治标措施，它重点解决眼前问题，见效快，是暂时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环境质量；“釜底抽薪”是治本措施，它围绕长远抓住关键，见效慢，周期长，是长远措施，将从根本上彻底地改善环境质量。因此，环保既要着眼眼前行动，又要考虑到长远举措，既要把眼前的一些矛盾问题解决好，又要围绕长远从根本上改善环境质量，所以在环境保护措施上既要治标又要治本。

四、在实践中探索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

实践的观点是*主义认识论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是人们有目的地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是人类社会特有的存在方式。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是*主义的思想路线。

1、实践是检验和发展真理的主要环节，是探索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的根本途径。

*主义哲学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既具有认识论意义，又具有世界观意义。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实践高于认识，因为它不但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

*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改变世界的根本途径是社会实践，目的是达到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辩证过程，每一次认识的循环往复，都使我们进一步接近了真理，从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必然王国是人们由于对规律无知或知之甚少，受规律束缚的一种状态。自由王国是人们摆脱盲目必然性的奴役状态，随着人的能动性的不断发挥和自由的不断发展，成为自己社会关系的从而也成为自然界的自觉主人这样一种状态。譬如对于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通过实践，我们就会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两型社会”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从而会把“两型社会”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人类历史就是通过实践活动不断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演进过程。

2、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探索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

解放思想是指在*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就是要有一种时不我待、奋发有为、奋起直追的精神，勇于变革、敢于创新，就要理论创新、实践创新、改革创新，以更广的视野、更大的勇气、更足的干劲，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

在探索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中，要创新实践，采用新办法，才有探索的价值。解放思想，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允许犯错误，但不允许犯同样的错误。尤其是对于像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试验区探索来说，试验区过去没有，现在的办法又不行，又不能畏首畏尾、丧失发展机遇，就要不断试验，不断实践，试验就可能出错。西方现代哲学家波普尔认为自然科学理论中都包含着潜在的错误，自然科学就是在不断发现错误中、不断在被证伪中永无止境地发展的。因此，有了错误不要紧，那是向前发展的动力。探索新道路付出一定的代价是应该的，因为没有人走过。错误是通往真理的路标，重复犯错是通往泥潭的一条死路。尊重基层科技人员和基层干部群众的首创精神，这是探索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的必备条件。

3、建设生态文明，统筹人与自然关系，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

当前人与自然的矛盾十分尖锐，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人与自然的关系十分迫切。*报告指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主要矛盾中重要的一条，就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奋斗目标。这个代价过大的问题要靠建设生态文明解决，体现在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的进程中。

人类历史就是文明进化的历史。农耕文明时期人类主要处于敬畏自然、依赖自然，同时改造自然的时期。总体上由于生产力水平低，科学技术不发达，社会经济发展总量小、层次低，自然生态环境自我修复能力还很强，人与自然的关系整体上还是协调的。工业文明以来，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空前强大，人们对自然的认识由畏惧、依赖向无视、主宰转变，无视自然生态规律，盲目征服自然、榨取自然，急功近利成为社会主流，由此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

环境保护主题论文第5篇

近年来，各地区环保、宣传、教育部门以原国家环保总局、、教育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做好“*”时期环境宣传教育工作的意见》为指导，在推动本系统环境宣传教育工作的同时，广泛动员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取得了明显成效，在增强各级领导和公众的环境意识、建设生态文明、推进环境保护历史性转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我国环境污染严重，环境保护工作任务十分艰巨。为切实做好新形势下的环境宣传教育工作，进一步在全社会形成自觉保护环境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强大合力，为推进生态文明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全面完成“*”环境保护目标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环境宣传教育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

（一）充分认识环境宣传教育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党的*大报告强调要建设生态文明，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进入了国家经济与社会生活的主干线、主战场和大舞台。加强环境宣传教育，是推动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国家环境保护意志的重要手段。通过宣传教育，引导干部群众真正理解和掌握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充分认识环境保护在科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加强环境宣传教育，是推动全社会树立生态文明理念的必然要求。通过宣传教育，提升全民环境道德水平，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养成文明的生产、消费及生活方式；加强环境宣传教育，是完成“*”污染减排目标的重要举措。

（二）新形势下环境宣传教育工作面临的新任务。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继续贯彻《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精神，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服务大众的方针，围绕建设生态文明、推进历史性转变和探索环保新道路，积极宣传党和国家环保政策方针，开展以弘扬生态文明为主题的环境宣传教育，引导公众积极参与支持环境保护。

二、大力加强环境新闻宣传工作

（三）环境新闻宣传要坚持正面宣传为主，把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放在突出位置。宣传部门组织环境新闻报道要切实树立起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充分发挥环境宣传的主渠道作用。要组织采编人员深入基层、深入实际，积极配合环境保护部门编发、播报环保稿件；实事求是地引导公众用发展的、辩证的、建设性的眼光客观看待环境问题；主动开设专题专栏，组织策划优秀选题，对环境问题进行深入报道；精心组织对外宣传报道，及时宣传我国政府对加强环境保护做出的决策部署、采取的正确措施、工作的进展和成效。

（四）环境新闻宣传内容要围绕国家环保中心工作，服务大局。要针对推进环境保护历史性转变、主要污染物减排、让江河湖海休养生息、环境经济政策等内容，加大新闻报道力度。积极报道建设生态文明、探索环保新道路的热点、焦点和难点问题，报道推动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区域典型，坚持环保理念、克服经济困难、加强污染治理的典型经验；批评曝光环境违法行为和“两高一资”项目盲目发展等有违科学发展的问题。

三、积极推进面向公众的环境宣传教育

（五）推动环境信息公开，切实保障公众的环境知情权、监督权。积极探索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有效机制，引导公众依法、理性、有序参与环境保护。

（六）积极开展各类宣传活动。环保、宣传、教育、广电、新闻出版和文化等部门要积极配合，以“六·五”世界环境日等重要纪念日为契机，设立统一的宣传主题，开展创意新、影响大、形式多样的环境宣传教育活动；继续推动绿色创建活动，并结合全国和各地环保工作实际，策划一批主题鲜明、可长期开展的活动，创建公众参与宣传教育活动品牌；积极探索农村环境保护宣传的有效方式，组织开展群众听得懂、易接受、喜闻乐见的宣传教育活动。

（七）实施全民环境宣传教育行动计划。环保部门要在总结以往试点经验的基础上，研究制订开展全民环境宣传教育的指导性文件。各地环保、宣传和教育部门要加强合作，筛选一批有条件、有代表性的城市、农村、学校、企业开展全民环境宣传教育试点，扩大全民环境宣传教育覆盖范围。

（八）加强青少年环境教育，进一步加大基础教育、高等教育阶段的环境教育力度。教育部门要积极推进环境科学专业教育，增加高等院校公共选修课中环境教育课程比重，普及中小学环境教育。环保、宣传、教育部门要积极配合，为各类学校开展环境教育和可持续发展教育相关的综合实践活动提供支持与帮助。支持开展与环保相关的研究性学习、专题讲座、绘画、征文比赛和科技创新大赛等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积极培养和发展青少年环保宣传志愿者队伍。

（九）深入开展面向社会的环境教育培训。环保和教育部门要将环境教育培训列入议事日程，制定年度计划，依托有条件的大专院校承担面向社会的培训任务，分级分类、有针对性地开展环境教育培训，尤其要加大对党政领导干部和企业领导干部的环境教育培训力度，增强他们的环境保护意识。

（十）面向社会推出一批优秀环保宣传品。环保、宣传、教育、新闻出版、文化部门要积极引导、推动环保宣传品的健康发展，鼓励推出一批反映环保成就，倡导生态文明，高质量、有影响的优秀剧目、优秀图书、优秀影视片、优秀音乐作品以及环保公益广告，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为各类学校开展环境教育提供相应的读本、手册等。

四、重视环境宣传教育理论研究工作

（十一）进一步加强对生态文明的理论研究，丰富环境宣传教育内涵。要广泛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大力开展生态文明内涵和实践研究，主动联系和协调有关院校、研究机构以及文化单位，设立生态文明研究课题，形成研究成果，为生态文明的传播提供理论支持。

（十二）开展环境教育立法研究。环保、教育部门要共同推动环境教育的制度化和法制化进程，积极推进环境教育立法的理论研究和创新，并借鉴国外有益做法和经验，推动环境教育立法工作。

五、加强环境宣传教育能力建设和组织保障

（十三）重视环境宣传教育机构和人才队伍建设，建设一支政治素质高、思想作风正、业务能力强、工作有激情的环境宣传教育队伍。加强各级环境宣教部门领导班子能力建设，切实提高组织协调、宣传教育和策划活动的能力。加大对环境宣传教育人员的培训力度，开展经常性的、多种形式的学习交流活动，提升宣教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

（十四）完善环境宣传教育经费的多元化投入机制。各地要加大环境宣传教育经费投入，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金用于环境宣传教育。尤其要加强对西部地区环境宣传教育的扶持力度，积极创造必要工作条件，保障环境宣传教育拥有相应的设备、设施，包括网络运转能力、音像制作能力、信息处理能力、通讯传递能力、培训的电化教育能力。

环境保护主题论文第6篇

[关键词]近三十年；古代；环境与资源保护；综述

20世纪80年代，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成为国家和社会关注的重点，环境保护也成为一项基本国策。如何实施环境保护，是所有中国人面临的一个新课题。一些学者开始探究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思想意识、政策法令、行为，以期古为今用。此类研究颇为丰富，钞晓鸿、佳宏伟在《世纪之交的中国生态环境史――以近年来大陆生态环境史研究为中心》(载钞晓鸿著：《生态环境与明清社会经济》，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46-50页)中扼要回顾了九十年代以来对中国历史上环境保护的研究，不过，两位关注的主要是史学界的论文，对相关专著及其它学科的成果较少提及。笔者在此对近三十年来中国历史上环境与资源保护的研究从四个方面进行梳理：

一、综合性的论述

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在相关机构与官员的推动下开始了中国环保史编纂工作。余文涛、袁清林、毛文永编著《中国的环境保护》(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一书，该书第一章为“中国古代的环境保护”，主要介绍我国古代环境保护的思想、机构、法令，以及对森林、苑囿园池的保护、国土与环境整治等实践。也许考虑到此书对古代环境保护阐释太少，随后，袁林清推出《中国环境保护史话》(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在介绍古今环境变迁基础上分析历代环境保护思想、法令与实践。虽说略显单薄，但其通过环境变迁来研究环境保护的思路，学界至今还在运用。林学界的陈登林、马建章编著《中国自然保护史纲》(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思路基本也是如此，按原始社会、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的历史分期，简略描述了各个时期对水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与利用的思想、政策、机构等。

集成性研究是罗桂环、王耀先、杨朝飞、唐锡仁编著的《中国环境保护史稿》(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该项研究是1989年在国家环境保护局宣教司倡导下，综合多方面人力，历时5年完成。此书详细介绍了我国古代环境保护思想、法制的产生与发展，并分为生物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物种保护、森林保护和植树造林、注重产出和自然循环的农业模式、水旱灾害防治与水资源利用、水土保持实践经验积累、土地盐碱化与沙漠化治理、传统手工业生产的环境问题、对环境与健康关系的认识、古代都市规划和环境建设、人口土地开发与环境等10个主题探讨了古代环境保护实践。编者还将我国历史上环境保护特点概括为注重防灾抗灾、强调森林生物资源合理利用和保护、农业生产中的综合平衡、关注人地协调。罗桂环与舒俭民编著了《中国历史时期的人口变迁与环境保护》(冶金工业出版社1995年版)，突出了人口对环境变迁的影响，诸多内容与《中国环境保护史稿》相同。李丙寅发表数篇有关不同时期环境保护的论文后推出《中国古代环境保护》(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依次论述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有关环境保护的思想、法令与实践。该书创新之处不多，细致程度也远不如《中国环境保护史稿》。王玉德、张全明主编的《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虽没冠名为中国环境保护史，但该书上卷以史为以经，主要内容是论述中国历代环境保护思想、法令、实践，但主要汇编前人研究成果。

在环保研究热潮下，除了通论全国之外，还有专门研究地区性环境保护史著作。如王伟杰编著的《北京环境史话》(地质出版社1989年版)，简要描述了人们改善北京地区环境史迹的各个方面。同时，一些省市县开始编纂出版“环境保护志”、“环境卫生志”，此类方志一般会对古代的环境与资源保护进行简要追叙。

与通历代论相比，对不同历史时期的综合研究更为丰富：先秦有袁清林《先秦环境保护的若干问题》(《中国科技史料》1985年第1期)、李丙寅《略论先秦时期的环境保护》(《史学月刊》1990年第1期)、郭仁成《先秦时期的生态环境保护》(《求索》1990年第5期)、李金玉《周秦时代生态环境保护的思想与实践研究》(郑州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4月)；秦汉有李丙寅《略论秦代的环境保护》(《商丘师范学学报》1990年第1期)、《略论汉代的环境保护》(《河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倪根金《秦汉环境保护初探》(《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2期)；魏晋南北朝有李丙寅《略论魏晋南北朝的环境保护》(《史学月刊》1992年第1期)；唐代有刘华《我国唐代环境保护情况述论》(《河北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宋代有刘华《宋代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张全明《论宋代生物资源保护及其特点》(《求索》1999年第1期)、《论宋代生物资源保护》(《史学月刊》2000年第6期)；元代有刘华《元代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探幽》(《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明代有杨昶《明代在资源环境领域的理论与实践》(《江汉论坛》2007年第1期)等等，诸如此类的研究自然让我们对各个时期环境保护有了基本认识，但概述性研究往往很难将问题引向深入。

二、关于思想与意识

在与自然的接触中，古人形成了一些朴素的环境保护思想与意识。刘翠溶在《中国历史上关于山林川泽的观念和制度》(载曹添旺、赖景昌、杨建成主编：《经济成长、所得分配与制度演化》，中研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9年版，第19-42页)中对历史上山林川泽的观念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张建民则在《论传统农业时期的自然保护思想》(《中国农史》1999年第1期)中指出，先秦至两汉核心自然保护思想的核心是“以时禁发”，同时往往与宣扬社会伦理道德结合一起，魏晋以后则更多注重于资源破坏的影响，森林植被、水、土资源的相互关系，特别是认识到森林在维持生态系统平衡中的作用。

法学界张梓太在《中国古代立法中的环境意识浅析》(《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中从法学角度指出，古代立法中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环境立法，但立法者注重对自然环境保护，强调立法时应当尊重自然规律，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尽可能做到“道法自然”。在处理环境与发展关系时，主张永续利用，对资源开发要“不夭其生，不绝其长”。同时特别注重对生活环境的保护，以“礼”为标准，对生活环境划分出重点保护区域，进行重点保护。

对不同时期环境保护思想与意识的探讨更为常见。鞠继武在《试论先秦时代生态环境保护思想》 (《自然科学史研究》1990年第2期)中简述了先秦时期的环境保护思想，李根蟠《先秦时代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理论》(《古今农业》1999年第1期)则进一步指出先秦保护利用野生植物资源的理念依据是处理“天、地、人”关系的“三才”论。陈业新在《秦汉时期生态思想探析》(《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中对秦汉时期生态思想进行了概述，认为这一时期生态思想基本方面是关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间应有的和谐与统一关系的思考，具有辩证法“合理的内核”。邹逸麟在《我国古代的环境保护意识与环境行为以先秦两汉时期为例》(载《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06-213页)，中强调古人具有丰富的环保意识。叶坦在《宋代帝王的经济观：君主诏令所反映的保护生产与生态的思想》(《中州学刊》1990年第6期)中分析了宋代君主诏令所反映的保护生产与生态的思想。张全明对宋代环境保护关注较多，在《简论宋人的生态意识与生物资源保护》(《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筒论宋代儒士的环境意识及其启示》(《文史博览》2006年第8期)等中认为宋人表现出较强烈而广泛的生态意识，提出了顺应自然，调节生态系统，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生物资源的生态哲学观，而宋代儒士“天人合一”的哲学观、“中庸”的处世道德观，使环境意识达到一个较高的高度。

或许是为资料所限，对明以前环境与资源保护思想的研究大多过于抽象，对明清时期的则要细致的多。杨昶在《明代的生态观念和生态农业》(《中国典籍与文化》1998年第1期)中认为在人口骤增、土地开发相对受限的压力下，明代涌现出一系列生态环境意识超迈前贤的思想家，并讨论了其中一些代表性人物的思想。美国学者邓海伦在《十八世纪中国官方对环境问题的看法与政府的角色》(载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版，第877-916页)中通过具体案例分析了十八世纪中国官方对环境问题的看法，认为虽然一些官员看法是合理的，但由于当时的人口压力，使他们主要致力于解决人口生计问题，对环境问题常常忽视。

西北作为我国生态脆弱带，学者关注较多。赵珍在《清代陕甘地区的森林生态保护意识和措施》(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4辑，2003年；亦收入赵珍著《清代西北生态变迁研究》第五章“被动的调适：自发的生态理念和环境保护措施”，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15－352页)中指出，由于人口增加，大面积农田垦殖，生态脆弱性进一步加重，一批有识之士提出了生态保护要求，特别是对森林的保护。王社教则利用清代丰富方志，撰有《清代西北地区地方官员的环境意识――对清代陕甘两省地方志的考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1期)一文，通过考查陕甘两省地方志编纂者对当地环境问题直接记述和议论以及各地方志“艺文志”有关论述环境问题文献的收录情况，指出当时整个社会还没有形成群体的环境意识，个别地方官员环境认识集中表现在对森林涵养水源和保持水土功能认识上，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保护森林植树造林的关注。

除了方志，一些典籍中也蕴涵着丰富的环境保护思想，钞晓鸿、佳宏伟在《世纪之交的中国生态环境史》(载钞晓鸿著《生态环境与明清社会经济》，第49页)一文中列举了以下学者的研究：陈瑞台对《庄子》，郭文韬对《月令》，胡元鹏、宫玉海对《诗经》、《山海经》，田龄对《周礼》、屠承先对《盐铁论》，郑学檬对《状江南》诗组，高玄英、赵文姝对《聊斋志异》等等。以笔者所见，较早时李丙寅也对《诗经》中的环境思想作过探讨，撰有《(诗经)中有关人类对环境认识的初探》(《商丘师范学学报》1992年第3期)。

以上研究涉及环境、资源保护思想的方方面面，也有不少学者专注某一方面，其中以林业保护为突出。叶世昌在《丘F的造林主张》(《中国农史》1984年第4期)中对丘溶阐释在《大学衍义补》中的造林主张。倪根金在《试述中国历史上对森林保护环境作用的认识》(《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试论中国历史上对森林保护环境作用的认识》(《农业考古》1995年第3期)等中认为，古人已充分认识到森林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巨大作用，并把人们对森林作用的认识分为先秦、汉至元、明清、近代四个阶段。关传友则在《论中国古代对林木保持水土作用的认识与实践》(《中国水土保持科学》2004年第1期)中指出，自先秦至明清古人对森林保持水土作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萌芽、初步、明确、普遍认识的变化过程。

说到水土保持，马宗申在《我国历史上的水土保持》(《农史研究》第3辑，1983年)一文中，着重论述了我国森林抑流固沙、沟洫治黄、治水先治源等有关水土保持理论。刘忠义在《我国古代水土保持思想体系的形成》(《中国水利》1986年第11期)中略述了我国古代水土保持思想体系形成过程，宋源在《我国古代水土资源管理思想述略》(《中国农史》1987年第3期)中认为我国古代管理水土资源的思想可溯源于先秦，汉唐时力求使有限的水资源取得较好社会经济效果，宋代以后把兴利和除害有机结合起来，注意到水土资源综合效益问题，明清出现了许多综合利用水土资源的建议和实例，这一过程反映了封建经济和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对水土资源管理提出的要求越来越高。

还有学者讨论古代保护动物资源思想，如邢湘臣的《我国古代鱼类资源的保护》(《农业考古》1984年第1期)，周才武的《古代山东地区渔业发展和资源保护》(《中国农史》1985年第1期)，景爱的《古人如何保护野生动物》(《森林与人类》1996年第4期)等等，此类概述性的研究，较为简略。不过，也有较为具体的，如董希在《浅谈我国古代对动物资源的保护》(《中国农史》1990年第2期)一文中解析了清代郭尚品在《上白邑侯希李请禁毒药取鱼禀》中保护渔业资源思想。

三、有关政策与法令

我国古代虽没有系统环境保护法令与政策，但中央、地方法规中相关内容还是比较丰富。姜建设在《古代中国的环境法：从朴素的法理到严格的实践》(《郑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中讨论了我国古代环境保护立法产生过程，认为战国时期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环境恶化，有识之士呼吁采取保护措施，最终转化为政府行为，并以法的形式肯定下来。严足仁编著的《中国历代环境保护法制》(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0年)，依次介绍了夏商周、秦汉、南北朝、唐、宋、元、明、清、民国、新中国的环境保护法制，然该书古代部分只是列举了相关政书中有关环境保护政策与法令，甚为简单，仅48页。

断代性通论研究主要是对秦汉、明代。陈业新的《秦汉生态法律文化初探》(《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探讨了秦汉时期对水利、植物、动物、森林 资源保护法令，并认为此时环保法令内容广泛，承前启后，但得不到真正、彻底、完整意义上的贯彻执行。杨昶撰有《明政令对生态环境的负面效应》(《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明朝有利于生态环境改变的政治举措考述》(《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等，对明代有利于和不利于环境保护的政策与法令分别进行了考述。

大量的研究体现在林业政策与法令上。如王永厚的《以法治林话古今》(《中国林业》1981年第4期)、黄森木的《我国古代的以法治林》(《农业考古》1986年第2期)分别简叙古代以法治林的历程。王子今的《秦汉时期的护林造林育林制度》(《农业考古》1996年第1期)对秦汉时期护林、造林、育林诸制度进行了探讨，新近韩国学者崔德卿撰有《秦汉时代山林树泽的保护与时令》(载王利华主编：《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557-567页)一文，也许是交流不便，并无太多新见。李广联撰有《北魏的林业政令》(《中国林业》1983年第9期)、《北宋的林业政令》(《内蒙古林业》1983年第10期)。王希亮《宋朝发展林业保护山林的几项措施》(《经济研究资料》1982年第9期)，郭文佳《简论宋代的林业发展与保护》(《中国农史》2003年第2期)，对宋代鼓励植树、减免赋税、赏罚官吏、保护山林等一系列措施进行了探讨，惜没有回顾学术史。樊宝敏、董源、李智勇在《试论清代前期的林业政策和法规》(《中国农史》2004年第1期)中认为，清政府虽颁希过一些与林业有关的护林植树诏令或条文，但没有全国统一的森林法规，因而地方上有大量乡规民约，然作用有限。

谈到乡规民约，中国有大量护林碑，此方面研究诸多，有代表性的是倪根金。撰有《明清护林碑研究》，(《中国农史》1995年第4期)、《明清护林碑知见录》(《农业考古》1997年第1期)、《新见江西遂川两通清嘉庆时护林碑述论》(《古今农业》1997年第3期)、《中国传统护林碑刻的演进及在环境史研究上的价值》(《农业考古》2006年第4期)对明清护林碑研究较深，认为人们对林业作用认识的深入、风水意识盛行、毁林(尤其盗伐)现象严重是明清护林碑大量出现的三大原因，并把护林碑分为官方型(中央、地方)、民间型(个人、家族、村寨、联村、寺庙)、混合型(官民、僧俗)三大类，同时对现存护林碑分布进行了列表。此外还有，卞利的《明清时期徽州森林保护碑刻初探》(《中国农史》2003年第2期)、古开弼的《广东现存明清时期涉林碑刻的历史启示》(《北京林业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广东现存明清时期涉林碑刻的生态文化透视》(《北京林业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何满红的《明清山西护林碑初探》(《文史月刊》2007年第1期)。

与国内较多学者概述性的研究相比，国外一些学者通过具体事件与案例进行细致的研究，如日本学者相原佳之撰有(《清朝中期的森林政策――以乾隆二十年代的植树讨论为中心》)(载王利华主编：《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第506-523页)一文，详细阐释了乾隆二十年代吴鹏南造林提案产生、议定的过程及效果。

一些学者讨论了古代保护动物法令，如王希亮的《北宋保护野生类的法令》(《中国林业》1982年第10期)、《我国古代野生动物管理法》(《野生动物》1985年第1期)。中国各少数民族有许多禁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规约，如古开弼的《我国历代保护自然生态与资源的民间规约及其形成机制――以南方各少数民族的民间规约为例》(《农业考古》2005年第1期)。

四、相关具体行为

环境保护行为与环境破坏往往是同时存在，虽然很多是无意识的。郭文韬在《我国古代保护生物资源和合理利用资源的历史经验》(《资源科学》1984年第1期)中认为，我国古代在保护生物资源和合理利用资源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彭世奖在《我国环境保护的历史经验值得总结》(《农史研究》第8辑，1989年)中也指出我国古代环境保护经验值得总结。大量的环境保护实践依然体现林业上，本文非林业史研究回顾，主要列举一些与本文主旨直接相关的较有代表性的论著。

刘彦威撰有《我国古代对林木资源的保护》((《古今农业》2000年第2期，亦载李根蟠、原宗子、曹幸穗主编：《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版，第117－132页)、《中国古代的护林和造林》(《北京林业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对中国古代林木资源的保护与植树造林行为进行了论述。倪根金的《秦汉植树造林考述》(《中国农史》1990年第4期)、《秦汉“种树”考析》(《农业考古》1993年第1期)论述了秦汉植树造林行为。翁俊雄在《唐代植树造林述略》(《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中认为，唐代在植树造林方面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人们对山林的保护却注意不够。

对明清林业保护行为的研究主要体现在生态脆弱带。暴鸿昌的《明代长城区域的森林采伐与禁伐》(《学术交流》1991年第3期)认为，人口的增长、城市的扩充等原因最终导致明代长城区域森林禁伐的失败。台湾学者邱仲麟在《明代长城沿线的植术造林》(《南开学报》2007年第3期)中分析了明代出于军事目的而在长城区域的森林禁伐与植树行为，认为整体来说，成效并不明显，无法挽救森林日益减少的情况。上文提到赵珍的研究，虽说涉及保护森林、水土、动植物资源等行为，但主要是探讨人们保护森林的行为，并认为这些行为是被动性的、自发性的。钞晓鸿在《清代至民国时期陕西南部的环境保护》(载钞晓鸿著：《生态环境与明清社会经济》，第101－128页)中主要利用碑记分析清代至民国时期陕西南部对森林等资源保护行为，认为与环境破坏的大范围、持久性相比，保护只是局部、短期的。最近，何满红的《环境脆化中的保护――以明清至民国时期的山西省为例》(载行龙主编：《环境史视野下的近代山西社会》，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46－267页)也是利用碑记探讨明清至民国时期山西省林业等资源保护行为，也认为乡规民约的保护很有限。关传友则利用族谱来研究，在《论明清时期宗谱家法中植树护林的行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4期)中指出，风水意识是家族法规中提倡植树护林的根本原因，家族经营是护林行为的重要原因。

亦有学者对一些防护性的植树造林进行研究，如杨秀伟《植树造林是水利的传统――堤防植树小史》(《中国水利》1983年第1期)，古开弼《我国古代人工防护林探源》(《农业考古》1986年第2期)，谢志诚的《黄公树――清代地方性生态农业工程》(《中国农史》1995年第2期)简述了乾隆年间黄可润在直隶无极县植树造林工程。游修龄在《槐柳与古代的行道树》 (《中国农史》1996年第4期)中对保护路基的行道树做了有益探讨，指出历史上行道树种的变化过程，秦是以青松为主，汉以后直到唐宋则以槐树为主，明清转以柳树为主。

水土保持行为是学者关注的另一个重点。张芳在《清代南方山区的水水土流失及其防治措施》(《中国农史》1998年第2期)中认为，清代南方山区砍伐林木垦荒、陡坡种植是水土流失的主要原因，当然手工业、采矿业、樵采、军事也不可忽视，在此基础总结了各地的水土保持措施。张祥稳、惠富平在《清代中晚期山地种植玉米引发的水士流失及其遏止措施》(《中国农史》2006年第3期)中阐述了清代不同地区官方和民间对开山种玉米利弊的不同认识，指出浙江、皖南和陕南等地，政府和民间曾采取多种积极措施，遏止山地种植玉米引发的水土流失，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其它，如对水源保护的研究，如顾其洋的《水源保护史话》(《环境保护知识》1979年第4期)，只是科普性的，较为简要。对动物资源保护研究，上文提到的一些相关论著中往往也会有所提及，笔者在此不再重叙。

五、小结

综上所述，中国历史上环境与资源保护的研究可谓成果丰硕，但同时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一些学者不太重视学术史，以致低水平重复现象较为突出。

环境保护主题论文第7篇

关键词：生态文明；环境教育；教学改革；生态素养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48-0149-02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发展中所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日益突出，生态退化、环境污染加重，严重制约了现代化目标的顺利实现。因此，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明确目标，并在十中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为了能够实现生态文明的建设目标，必须加强生态教育，提高全民族的生态道德素质[1]，使人们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转化为自觉的行动，进而解决生态保护的根本问题，从而为生态文明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大学生是未来社会建设的骨干力量，是文明的宣传者、创造者和推动者。大学生的生态道德意识和观念直接关系到我国能否建成生态文明社会，能否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的持续协调发展。在此笔者以我校本科生全校公选课《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为例，结合其他高校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课程的经验[2，3]，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思考和总结，对该课程的教学模式的改革进行探讨，以期为生态文明背景下高校环境教育的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二、以生态文明建设为中心的教学内容的合理设置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下，高校环境教育的主要目标应以培养学生的生态素养为主，通过普及环境保护的基本知识，提高学生的环境保护意识和技能；同时激发学生的环境责任感，使学生能够自觉自愿接受并执行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与节能减排的价值观。因此，在课程内容的设置上应进行相应调整。

1.强化生态学的系统思想和平衡理论。生态学是环境教育中非常重要的内容，由于同学们在中学阶段已经接触过生态学的一些概念和词汇，所以对这部分教学内容往往心存轻视。但是环境问题正是由于生态平衡失调所导致的，而生态平衡失调主要是由于人类在进行生产生活活动时，忽视了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性而造成的。从多年的授课经验可以看出，学生们对于环境问题的产生和解决以及我国环境政策的制订的理解都是非常表面的，缺乏对其背后原因的多角度深层次的系统剖析，其主要原因就是对生态系统的系统性及生态平衡理论认识不足所造成的。因此，在讲授生态学的内容时，同学们所熟悉的概念、词汇等略讲即可，重点在于帮助其理解生态学的系统思想和平衡理论。具体可通过一些案例来启发同学们进行思考，如温室效应是由于能源的消耗引起了全球气候的变化，由此又引起了一系列物种多样性的改变；又如污染物处理过程中的污染转移问题等。通过引导学生们对环境问题的多角度思考，使其能够从系统性和生态平衡的观点对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2.重视环境伦理学教育。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科学技术手段的支持和法律制度的保障，更离不开环境伦理观念的支撑[4，5]。环境伦理观念是发展生态文明的依托和动力来源，而目前高校的环境教育大都偏向环境问题的分析和环境保护知识、技能的传授，却忽视了对环境态度、环境责任以及环境伦理的培养，从而无法成功激起广大学生有效的环境行动。因此，在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课程讲授上，应重视环境伦理学的教育，确保大学生接受系统的环境伦理知识，使其了解自然、了解环境、了解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从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树立正确的态度，逐渐养成爱惜资源和保护环境的良好意识、道德观念和良好习惯[6]。环境伦理学的教育可以在环境保护知识教育过程中穿行，如分析某一具体环境问题成因时可从道德层面深入剖析；或者在进行可持续发展教学时，向学生讲授可持续发展的伦理观等。除此之外，还应辟出专门的章节进行系统的环境伦理教学，使学生充分了解当前环境伦理学研究的基本内容和主要观点，使学生们在充分了解这些观点的基础上，树立正确的环境伦理观，并自觉遵守环境伦理道德原则，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实现生态文明的建设目标。

3.注重案例分析的实时性拓展。环境教育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到生态学、资源学、环境学、伦理学、经济学、工程学等。目前大多高校选择清华大学钱易院士主编的国家“十五”规划教材《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该教材内容丰富，基本涵盖了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各方面内容。但是教材的更新毕竟具有一定滞后性，难以与当前不断涌现的环境问题同步，如当前社会的热点PM2.5和雾霾问题，教材上几乎没有提及，但是学生对这些知识有着强烈的渴求。因此，单单依据教材来制订教学大纲不能满足教学要求。考虑到教材内容的滞后性，在课程内容设置方面，可采用教材章节设置的思路和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理论，以当下公众关心的环境热点问题及环境保护形式和政策作为案例分析，使学生能够以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为基础，对当下发生的环境热点事件进行深入理解，这样不仅可以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融会贯通，更能激发学生的环保热情与参与感，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7]。

三、教学方式的多模式创新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作为一门公选课，面对的是来自全校各个院系、具有不同知识背景的大学生，如何深入浅出地将一门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的内容阐述清楚，并为学生所接受，是一个颇大的挑战。因此，授课过程中，可在传统教学模式之外，采用多种教学模式相结合的方式，以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1.专题化讲座。由于该课程的授课对象主要是非环境专业的学生，他们更多关注且熟悉的是当下的环境问题以及环境政策，如雾霾、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空洞、酸雨、物种多样性锐减、土地沙漠化、新能源和清洁能源、清洁生产、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等。专题化讲座可以就某一个问题的来龙去脉、影响危害、解决方案等进行完整系统的讲授。同时在专题化讲座过程中，更便于开展小组讨论以及课堂互动，通过引导学生思考，提高教学效果。专题化教学目前已经尝试了两年，通过这种方式，学生们对一些热点的环境问题和环境政策有了系统的认识和理解，教学效果良好。

2.利用优秀视频资料辅助教学。目前，随着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相关的影像资料日益增多。如果在传统的教师授课模式之外，采用适宜的影像资料进行辅助教学，将会给学生留下更加直观深刻的印象，有助于加强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如讲述全球变暖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让学生意识到温室效应的缘由及危害，以及措施、希望和行动；《子熊故事》展现给学生的是人与动物之间的和谐相处等。这些影像资料在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引发了学生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和思考，结合课后的小组讨论，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3.增加主题讨论和辩论。人们对于很多环境问题的看法并不相同，或者说，当把一些环境问题与人类自身利益联系到一起时，往往容易形成不同的观点。因此，可以在讲课过程中选取一些与学生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问题设计小组讨论或辩论，使学生能够充分发表自己的观点。例如关于素食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影响、解决雾霾问题和工业化问题等。学生可以分成两组，互相辩论，在阐明各自理由的同时，了解对方的观点。通过辩论不仅可以加深学生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也可以使学生认识到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系统性。这种参与式的教学方法，既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且锻炼了他们进行研究型学习的能力，受到了学生的喜爱。

四、结语

为了实现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美好目标，必须加强环境教育，尤其是青年学生的环境教育。环境教育课程和其他课程的区别在于：第一，知识比较容易理解，没有繁杂的公式推导，但是内容却非常丰富。传统的教学模式往往是由老师在台上喋喋不休，学生在下面难以集中精力。因此可以尝试采用多模式的教学方法，并注意教学内容的实时更新，强化学生的参与感，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从而改善教学效果。第二，环境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想让学生掌握环境保护的相关技能和知识，而是也让学生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因此在授课过程中应加强引导学生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系统思考和伦理思考，使学生在未来的工作岗位上真正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从生态文明的角度出发，建设我们的美丽中国。

参考文献：

[1]潘慧云.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的高校环境教育研究[J].山东化工，2013，42（12）：168-170.

[2]朱秀芳.浅谈普通高校《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通识课程教学改革[J].广东化工，2014，41（2）：139.

[3]罗国芝.高校《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课程教学[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12，（29）：222-223.

[4]黄巧玲.加强大学生环境伦理教育的思考[J].丽水学院学报，2012，34（4）：94-98.

[5]余谋昌.环境伦理与环境教育[J].环境教育，2010，（1）：5-9.

环境保护主题论文第8篇

关键词:环境保护 公众参与 机制

中图分类号:X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2)05(b)-0143-011 我国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相关概念和内涵

所谓“环保公众参与”,是指社会公众对环境保护的认知、维护和参与程度,其主要内容就是,公民有权通过一定的程序或途径参与一切与环境利益相关的活动。近年来,随着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逐步深入,社会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识不断增强,力度也不断增加。一些人组织起来,积极地参与到保护环境的行动中去;很多行业组织、非环保专业的群众组织也开展多种形式的环保活动;很多类型的环保社团通过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参与环境保护。各地公众在为维护自环境权益,保护生态环境积极举报各种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等方面形成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对推动我国环保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 我国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存在的问题分析

2.1?参与的水平不高

(1)参与的过程主要侧重于末端参与。按照我国现行相关环保立法的有关规定,公众参与基本上是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发生之后的参与,即末端参与,公众属于“告知性参与”,因处于被告知的地位,公众的观点、建议无法得到真正的重视,在“预案参与”方面的力度不强则相当薄弱。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具体实践过程中,其行为也主要集中在对污染、破坏环境行为发生后,危害到自身利益时通过检举、诉讼等方式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危害的滞后性和不可恢复性是环境问题的重要特点,因此这种末端对于有效地防止环境纠纷和危害不利,与公众参与的根本性质有很大差距,也影响到现行环境保护法律的有效执行。

(2)参与的行为以个人浅层次参与为主。我国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的另一个问题是,由于公众的环保水平等有限且责任意识淡薄。很多公众参与的环保行为主要集中在以简单的、浅层次的环保行为,如日常生活中的节约用水、用电等个人的生活行为为主。但是,需要学习环保知识并用于日常生活,或主动参加公益环保活动能够在产生一定社会效应的等需要付出一些物质或者金钱为代价的环保行为,公众参与不多。

2.2?缺乏相应的法律制度保障

公众缺乏对社会环境影响巨大的领域的参与机会,以我国新颁布的《环境影响评价法》为例,其中规定了建设项目和规划,公众可以参与,但是在国家立法、政策以及替代方案等具有战略深度的领域,公众则缺乏有效的参与;公众参与的形式化,目前,我国政府主导的公众参与程序,通常是首先由各级政府或其环保部门通过新闻媒体对政府的某一环保决策宣传报道,使公众有所了解,然后让公众通过论证会、听证会等方式进行参与,但最终在环境影响报告书或审议中,公众的意见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公众意见处理被形式化。

2.3?参与制度不健全

一是在环境信息的获取上,公众无法及时获得充分、真实的环境信息,具有一定的渠道障碍。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规定:“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承担着公布环境信息的义务。”按照此规定,环境信息公布的义务主体被限制在一个窄范围内,导致一些环境信息难以及时被公众了解,甚至导致一些地方小范围内的环境信息详细资料难以被上级部门掌握,因此这一规定是不合理的。二是在我国法律规定的政府公开的环境信息中,环境信息公开较为单一,只限于环境及各环境因素基本状况的信息、环境法律法规和政策,而对诸如破坏环境活动方面的信息等则不予公开,这无法满足公众参与的需求。

3 对完善我国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对策建议

3.1?完善公众参与机制

一是转变思路,即使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决策过程应该主要从监督这方面来考虑,赋予公众对政府提出的决策方案的批评权、否决权,具体来说,对某一决策方案,在征求公众意见时,如未能得到公众统一,则环境政策、规划、法律就不能通过,同时,如果公众不同意,则建设项目不能开始施工。二是要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即政府部门在制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的时候,应当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三是要允许对公众以多种方式和途径参与立法活动的决策过程,要给予公众对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实施后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的机会。

3.2?拓宽公众参与渠道

一是建立环境保护民主协商制,具体来说,就在在环境执法中设立公民会议,在相关社区内随机选择自愿参与的公民组成讨论某一特定环境问题的组织,通过专家向公民会议提供相关的信息,参与的公民提出可能的思路,并将公开讨论基础上形成的共识写成报告向社会公布,再次进行讨论后形成上方共同价值和利益的决策,避免公众在有问题的情况下选择激烈的诉求方式。二是注重发挥非政府组织的力量,通过大力支持和培育民间环保组织的力量,培养公众环境法律意识,初步形成为环境法治发展的社会思想基础,同时,发挥民间环保组织在检举、公益诉讼等促进环境法律的实施的优势和积极性,通过参与政府环境政策、意见表达等方式,实现对国家环境权力的制约。

3.3?加强公众环境宣教

一是要把环境教育工作深入到各种群体、职业和阶层,比如各级国家机关作为环保法规的制定者、执行者等。二是加强舆论宣传,即环境宣传工作要把自身需求、社会需求紧密地与环保工作结合起来。三是将环保意识渗透并落实到社会实践中,举办定期、不定期、各种长期或短期培训班,使环境保护意识深入人心。四是加强对全民的环境法教育,使公众了解自己在法律上所赋予的环境权利和相关法律的主要规定。五是在全民中进行彻底的环保知识的宣传教育,通过新闻媒介等多种途径宣传环保知识,逐步提高全民的环境保护意识,以助于公众积极的参与到环境保护的实践中。

参考文献

[1] 李彩宜.浅谈公众参与环境问题决策[J].中国科技信息,2007(17).

[2] 唐俭.浅析我国环境保护法中的公众参与原则[J].山东审判,2006(1).

[3] 陈润羊,花明.中国环境保护中公众参与问题研究[J].广州环境科学,2006(3).

[4] 张晓文.论我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完善[J].法学杂志,2010(10).

环境保护主题论文第9篇

论文关键词 公众参与制度 个人 政府 企业 环保组织

伴随着工业文明的兴起，工业经济的发展，人类生活水平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也带来了环境的恶化。最近雾霾问题已成为我们关注的热点。在柴静最近拍摄的有关雾霾的纪录片《苍穹之下》中，我们也知道了环境问题已经给我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环境保护也迫在眉睫。在《苍穹之下》中，柴静告诉我们雾霾是什么？从哪里来？我们该怎么办？等一系列问题。但是，她在纪录片中，我认为最重点的是：公众参与制度在环境问题中的作用和实践。在最近召开的两会中，我们也看到了、感受到了公众参与在环境保护中的影响。

公众参与制度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与我们有着密切的联系。它在学术上也涉及很多学科，比如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本文从公众参与概念、理论基础、公众参与的主体、主体的参与方式等方面来阐述环境资源保护中的公众参与制度。

一、 公众参与概念

纵观整个世界的发展历程，从古希腊到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民主的观点就逐渐被人们接受，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强调人民能够参与管理国家的公共事务。这也是公众参与制度最初发展的形式。对于公众参与的研究最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由Mills提出应该给予公众参与主体更多的参与决策权，Lynd等则要求政府在更大范围实现公众参与决策和管理。

关于公众参与的定义，我们通常会认为它是指参与主体在其权利义务范围内进行平等、合法的社会参与决策行为。但是国外对公众参与有着不同的观点，主要有：公众参与是一种权利，公民自愿参与的权利，是一种基本权利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能够使得生活在当代经济与政治的最底层的穷人也参与分配。在公众参与中，参与是每一个个人对国家的一些公众项目的自愿参与，但是不涉及项目的设计与本身的内容的评价。其实也是公众通过一些正式与非正式的方式直接参与公众决策。在农村的发展过程中，公众参与也涉及很多阶段，包括制定过程、决策过程、实施过程、利益分配过程，以及完成后的影响评价过程。公众参与可被定义为在决策过程中人们自愿、民主参与到某一项目中，并且对该项目有关活动的利益博弈。Brahman John曾经在自己的《大众发展学》中把公众参与的主体进行了角色划分：社区的决策角色；社区利益的博弈角色；社区对决策的决定角色。在此种观点中，参考决策实际性，参与分为：“真参与”即人们能够民主、平等地控制项目的决策；“假参与”即某一项目的决定是由个人独断决定或者是不属于参与主体的人事先决定项目如何实施。

二、公众参与理论

（一）环境公共财产理论

随着公共物品概念的提出，经济学家开始对公共物品经济学进行研究和论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环境公共财产理论。《中华人民环境保护法》第二条中规定，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森林、草原等。在环境公众财产理论中这些环境都是公共财产资源和公共物品。人们基于对环境资源享有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权利规定，以及个人利益的驱使随意地将这些公共财产资源用于各种生产，在利益的获得中产生了很多环境问题。既然公众资源它是整个人类共同享有的“公共财产”，个人或者部分团体都不能为了一己利益而随意地占有、使用、处分和破坏它。因此，公民应该参与到这些公共资源的分配中，发表自己的观点，维护自己的利益，使得这种“公共财产”的质量得到提高。

（二）环境公共委托理论

由于人们因公共资源而导致环境资源的浪费与破坏，造成了“公共悲剧”。在环境公共财产中，虽然人们有权对于环境破坏行为、环境违法行为进行追究责任。但是并不能保证公民对于每个违法行为都一一追究，这需要一个团体或者组织代为监管和治理。因此，美国学者J.L.萨克斯指出为了保护这种“公共财产”，应当按照信托的原理，公民基于自己的权利作为信托人，把环境保护和支配、提起诉讼这些权利委托给政府，由政府作为受托人来管理这些事务。从理论上讲，公共信托理论是通过信托的形式建立一个由公民选举产生的并且帮助公民行使环境权力的环境管理机关。这类环境管理机关应该按照受托人的意思，维护受托人的要求；但是，在实际过程中信托人能够掌握的信息很少，处于劣势一方，受托人因为参与其中掌握信息很多，处于优势一方。这就形成了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这种信息的不对称，将带来了很多风险。因此，公众参与制度在环境保护中将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制度。

（三）公民环境权理论

美国的约瑟夫·萨克斯在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了“环境权”的主张。随后，西方学者将其作为基本人权的派生权利以立法的方式确立了环境权。其实，环境权分为实体的环境权利与程序上的环境权利。实体上环境权是指人们都享有在健康、安全的环境中生活和工作的权利。而程序上的环境权则包括了环境监督权、知情权、决策权等。在我国公民的环境权虽然是一种被肯定的权利，但是在如今环境问题迫在眉睫的时候，需要公民环境权法律化。

  　三、公众参与主体及相对应的方式

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主体不仅包括公民，还包括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一切有能力有意愿参与到环境事务保护和管理中来的社会力量。

（一） 公民（个人）

关于公民的定义，在《21世纪议程》中妇女、儿童、青年、工人、科学家和技术专家以及农民统称为公民。公民个人可以通过生活中点滴与环境保护加强联系，或利用业余时间参加环保宣传活动，同时对于环保非法事件举报以及提起诉讼。但是，公民作为个人，其力量是薄弱并且零散的，有时候作为具体的相关利益人的公民在环境资源保护中很难自觉地参加到具体的实践中。比如郑州市文化路的公路修建过程中，是否是每一个利益相关人都参加到了文化路修建过程中的听证中。有些公民认为对于自己的影响不大，所以就不会自觉参加听证并发表意见；有些公民即使感觉到影响个人利益，但更希望公路尽快建好，正常行驶。

在公民的参与过程中，方式的选择在一些方面也受到影响。首先，比如，对于一个项目的动工，对于周围的居民是否都知情并有合理地建议，这些都是解决公众参与的基本问题，想要达到每一个公民都能够更好地发挥公众参与的作用，这是首要解决的问题。其次，在公民的公众参与过程中，是通过怎样的手段去解决发表意见这一问题，是需要每一个公民都写好意见放入意见箱中，还是通过网络进行方案投票，并留下完善意见。在这些方式中，我们应该通过一些调查问卷进行调研，看看怎样的方式是更方便，更有效，更民主的？最后，每一个公民在公众参与过程中，是单纯性的发表有关自身相关的利益，还是周边整体的利益，这也跟公民个人的自身特点、文化素质、社会背景、年龄、环保意识等息息相关。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但是，环境保护中的公众参与的主体不应仅局限于公民，应当具有广泛性。

（二）政府、企业

政府与企业在公众参与制度中，两者作为参与主体他们代表着一大部分人的利益。在环境保护中，政府应该及时有效地公开与人民生存、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信息，让人民知道自己的权利、运用自己的权利，从而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但在实践中，公众需要公开的信息，与政府能够公开的信息有着很大地差别。比如在企业有关环境信息公开方面，企业依照法律有义务向政府进行排污申报和登记，但是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这些信息必须及时有效地向公众公开，再加上公众对企业环境行为的信息了解不足，使得信息公开很难有效的发挥其作用。

虽然环境保护中，公民参与是基础，但是在公众参与中，信息公开是公众参与制度的基础。比如两者在有关环境资源问题需要信息公开的事件中，方式应采取更多渠道公开，比如政府官网、微博；媒体；电视等。在意见收集过程中，意见的多样化使得方案的抉择有很大的难度。但是，在具体实践中，要权衡最大利益，保护好更多公众的利益。在权益博弈中，化解权益矛盾，选择最好的补救方案和措施。

（三）环保组织

在美国，一个名为塞拉俱乐部的环保组织通过各种合法有效地手段充分地维护着环境权益，特别是在监督环境保护部门执法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环境诉讼中，他们还以自己的名义提起环境诉讼，这些举措都很好地保护了环境。在环境保护中，真正有效地环境保护除了强有力的政府执法行为以外，还需要广泛的公众参与，其中最重要的是积极发挥各种环保组织的作用。但是，环保组织作为公众参与的主体之一，也遭到很大地质疑。在法律中，民间组织在环境保护中的参与地位并没有明确规定。但在环境保护中，环保组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信息掌握方面，环保组织拥有很多的环境信息，有专业的知识和技术手段；在环境实践中，环保组织通过各种方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民间环保组织是预案参与、实施中参与、还是末端参与都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因此，在具体的环境问题中都要考虑这些因素。

（四）非政府的社会性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