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创设问题情景，实施探究式学习
创设问题情景的实质在于揭示事物的矛盾引起主体内心的冲突，从而求得问题的解决和思维的优化。教师在创设情景时应该符合学生的实际，有利于帮助学生发现问题，揭示矛盾，有利于激发学生的联想和想象。创设问题情景常用的有以下几种方法：
（一）通过多角度巧设问题创设探究情景。
心理学家告诉我们：思维永远是从问题开始的。因为问题能够引起学生认识上的矛盾，产生心理上的不平衡，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使其产生强烈的探究欲望，从而诱发学生积极的思维活动。因此在课前，教师应根据内容结构和人的思维规律提出有启发性的思考题，让学生带着问题预习，并把巧设问题情境，解决疑难问题作为高中语文课堂教学的重点，使课堂教学成为“生疑—质疑—释疑—激疑”的环环相扣的过程。问题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生思维的火花被点燃了，就会积极主动地自主学习、积极思维。
（二）通过故意创设错误问题创设探究情景。
西人有谚：“通往成功的道路上，铺的都是错误的鹅卵石。”因此，语文教学中有时视情况还可故意创设“搭错梯子爬错墙”的错误问题情境，如此就可在教学内容和学生求知心理之间创设一种不协调、激发学生产生弄清未知和错误、寻求真知的迫切愿望，这样，就可以引导学生自己去动脑、动手，自己去推敲文本，去探索，去发现，直至走出错误的迷宫，这比简单地塞给他们一大包知识，灌进一肚子理论和思想更有好处。通过问题促使学生思索，探究，相互交流、争论和启发探讨，使学生始终在问题中学习，养成提问题想问题的习惯，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如此长期引导，不断实践，就使学生不仅爱提问题，敢提问题，而且善提问题、会提问题，从而不断促进学生创造思维能力和探究思维能力的发展。
（三）通过学生有争议的问题，创设探究情景。
在语文学习中，学生对所遇到的问题产生争议是难免的，争议是学生的认知思维发生冲突的结果，是科学探究的基础，教师在语文课堂上应该通过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来进行探究教学。如在教《咬文嚼字》一文时，就可引导学生对文中朱光潜的“推敲之说”进行探究。
二、抓文中空白，引导探究
语文教材里的文章大多出自名家之手，有时作者根据文学创作的需要，在行文中有意识地留下一些空白，而捕捉这些启人深思、促人挖掘的空白点，是引导探究最好的切入点。在高中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充分利用文本中“空白”去引导学生思索、想象和理解，沿波讨源，显其深深幽处。如选修课外国散文欣赏中的《懒惰哲学趣话》一文，文中并没有对旅游者和渔夫的是非曲直做出评判，而是给我们留下了广阔的思考空间，我就引导学生结合作品探究渔夫和旅游者的生活态度，并谈谈自己又愿以何种生活态度、生活方式走向未来呢？于是学生通过分析推理判断，做出大胆想象，巧妙填补空白，从而引发了探究问题的欲望。
三、营造良好的环境，让学生自主合作，相互探究
奥地利教育家贝尔纳曾强调：“没有情感的教育不会成为成功的教育；没有情感的课堂不是成功的课堂。”因此，平等、和谐、信任的师生关系，自由、宽松、民主、融洽的课堂气氛是唤起学生学习兴趣并促其主动学习的基础，也是实现主体性参与教学的前提。在语文教学中，教师必须注意为学生营造一个宽松、民主、自由的教学环境，让学生乐于思考，乐于动手，乐于讨论，乐于公开自己的成果和困惑，允许学生对老师的观点提出异议，形成师生间的多向交流。例如针对《项链》出人意料、戛然而止的结尾，我要求学生展开想象，进行续写。经过讨论，同学们选出了这样一些续写方案：有的说，玛蒂尔德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不会有太大的反应，因为经过十年的艰辛生活她已变得勤劳、坚定；有的说玛蒂尔德听到这个消息简直就是五雷轰顶，她十年的辛苦白费了；有的说玛蒂尔德会质问她的朋友为什么当初没跟她说明白；有的说，后来无意中发现，玛蒂尔德赔偿给好朋友的项链也是假货，双方哭笑不得。最后要求学生从文中寻找依据，根据课文的情节内容、主题思想、甚至铺垫等写作技巧进行多方面思考和探究，比较上述续写方案的优劣，从而选出相对合理、新颖的设想，这样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主动参与各种形式的活动，洋溢着饱满的探究热情。
四、组织学习小组，通过互帮互学，合作学习，提高探究能力
关键词:会展业地理区位;区位选择;空间尺度
作为会展旅游的核心,会展旅游的市场交易主要发生在会展举办地,举办地所追求的是会展旅游给居民和商业团体带来的直接和间接利益。会展旅游的吸引力激励和鞭策着举办地去赢得会展市场,最富有竞争力的会展旅游举办地能够使会展业的不同利益群体获得各自的利益。因此,会展业区位选择的合理性将影响到会展业的发展规模和效益。所谓区位就是从空间的观点,确定地理现象位置、距离、规模、结构的合理性。所以,区位研究的目的是寻求地理事物存在的地域内在规律。
一、会展旅游业的地理区位和空间尺度
区位(Location)一词,除解释作空间内的位置SituationorPositioninSpace外,还有放置和为特定目的而标定的地区两重意思。所以区位与位置不同,它既有位也有区,还有被设计的内含。地理区位这个术语是在区位论引入地理学后才开始使用的,它增加和强调了区位同有关地理现象的相互联系,并赋予各种地理要素以区位概念[1]。由于地理区域存在不同的空间尺度,因此依据地理区位因地理现象和事物存在的空间形态不同,可以划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种不同的区位尺度。作为一种产业形态,会展业也存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种不同的区位尺度,它们关注的重点分别为会展业的地区布局(宏观)、地点布局(中观)、会议与展览的场馆布局(微观)。这些侧重点构成了有序的空间层次。
(一)会展地区选择时考虑的因素:宏观区位
从目前会展业的发展分布情况和各地区的经济分析来看,会展产业带的形成与区域经济的带动和辐射作用密切相关[2]。发展地区会展业应考虑如下区域经济条件:
1.区域经济发达程度
会展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与经济发展有着紧密的关系。纵观世界会展业发达的国家,如德国、法国、美国等都是经济实力雄厚的国家。我国城市会展业率先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经济较发达的城市崛起也充分表明会展业与经济发展水平具有强烈的正相关关系,经济的快速增长、经济总量的扩大必然会对会展产生强大的需求,促进会展业的快速发展。
2.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开放程度
一个城市要发展城市会展业,必须具有较高的开放程度。国际上会展业发达的城市,一般都是开放程度较高的国际大都市。在我国拥有“中国第一展”、并被誉为“华南会展之都”的广州,因在我国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政策束缚少,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主要作用,因此会展市场开放度很高。广州既有部级的广交会,也有纯粹的国外来华专业展,还有民营展览机构所办的各类专业展。
3.第三产业和特色产业的发达程度
会展业与交通、通讯、住宿、餐饮、旅游、商业等行业有较强的关联性,需要这些行业提供完善的服务,满足参展客商的多样化需求。另外,国际会展业发达的城市很大程度上是依托城市产业发展起来的,如德国汉诺威的工业博览会,法国巴黎的时装展等,因为只有特色的城市产业才能培育出特色的展览项目。
4.旅游资源的开发程度
旅游与会展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一个城市丰富的旅游资源会提高城市会展活动的吸引力,世界上著名的会展城市如汉诺威、法兰克福、米兰、新加坡等都是著名的旅游城市。瑞士东部小城达沃斯是阿尔卑斯山系中海拔最高的城市,人口100余万,是世界知名的温泉度假、会议、运动度假胜地。每年1月末,世界经济论坛在这里召开年会,仅此一项每年就给达沃斯带了7000万美元的利润。另外,每年除有400多个大小会议在此召开外,还有70万游客前来度假。因此,具备特色的旅游资源,成为会展业发展的一个必备条件。
5.政府的支持
会展旅游是一个涉及多行业、多部门的产业,通过对相关产业的拉动作用,与其他经济部门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在互动中实现良性循环,共同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各国政府都十分重视会展旅游业的发展,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城市发展规划时,积极考虑本国会展业发展的需要,进行有利的安排。除客观条件外,发展会展业还必须有政府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会展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等方面的支持。如德国的汉诺威、法兰克福、慕尼黑、杜塞尔多夫等都是国际著名的展览城市,它们都把展览业作为支柱产业加以扶持,出台一系列鼓励措施和优惠政策,吸引参展商和观众。
(二)选择会展城市时考虑的因素:中观区位
会展旅游业的中观尺度主要是指会展举办城市的选择问题,该空间尺度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是城市的区位条件、经济实力和城市吸引力状况等因素。
1.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
发展会展旅游必须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条件。世界上最重要的150个专业展览会中有近120个都在德国城市举行,与其地处欧洲中心、交通便捷密切相关。从城市看,2001年承办各种国际会议最多的10大城市,如巴黎、伦敦、日内瓦、布鲁塞尔、柏林等,几乎都在地理位置上得天独厚。我国的香港、上海、北京等城市会展旅游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地理位置优越。
2.高度发达的城市经济
会展业成本较高,无论举办何种会展活动都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和资金投入。据世界银行提供的资料,20世纪以来举办国际性会议次数最多的前10个国家和城市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均在10000美元以上。瑞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长期位居世界第一,举办国际会议次数排行世界第九位。因而发展会展旅游的旅游目的地通常是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或城市。
3.完善的会展设施
现代化的会展设施是开展会展旅游的物质基础和先决条件,许多会展旅游目的的成功得益于良好的会展设施。纽约、底特律、米兰、伦敦、巴黎、东京、法兰克福、慕尼黑都有10万或20万m2以上的大型现代化展馆,汉诺威建有展出面积接近47万m2的世界上最大的展览场馆,新加坡也有一个近10万m2的博览中心。
4.良好的城市形象和较强的城市吸引力
城市形象是旅游竞争的武器,缺乏城市形象或城市形象不佳的城市很难向游客促销,也就是没有竞争力。发展会议展览旅游的城市必须要有鲜明的城市形象。城市的吸引力在于城市形象,城市旅游资源的丰度和文化内涵则是营造城市形象的一个重要方面,会展与旅游是分不开的,很多时候会展的举办就是冲着举办地的名胜古迹、美丽风光和良好的城市环境而来的。
5.完善的城市功能
会展业对城市功能有极大的依赖性,没有完整的基础设施、便捷的交通条件和先进的通信设施等,一些大型会展活动,如世博会乃至一些交易会是不能举办的,要成功举办一些大型会议也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只有提升城市公众休闲、城市娱乐、康体、文化、商贸、购物、交通、通讯、邮电等城市功能,才能吸引会展旅游者和旅游投资者。新加坡发展会展旅游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新加坡政府一直致力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交通、净化环境等以吸引投资者和会展旅游者。
(三)选择会展场馆所时考虑的因素:微观区位
会展场馆选址对会展业的发展而言举足轻重。场馆一旦落成,也就决定了会展业借以发展的空间地理区域。这一区域内的各种基础设施,包括它的相关配套设施、道路交通状况等等,就成为会展业的运行环境,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着项目甚至行业本身的发展。在会展场馆的选择的众多因素中,交通是其中重要的因素。对于那些正在选址建立会展中心的政府规划部门,选择好展馆的建设位置对展馆效益和城市会展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一个好的会展场馆,不仅应该具备完善的内部设施和服务机制,更为重要的是它的周边环境[3]。
其一,好的展馆应处于交通网络发达地区,四周交通便利、换乘方便,各种交通设施齐全,便于游客和参展者的参展行为。
其二,展馆地址应远离居民区和其它行政机构服务区域,避免给附近居民带来困扰或者妨碍其它公共事务。
其三,展馆附近应配有齐全的配套基础设施,如宾馆、酒店、商场、健身场所等等,为展会和旅客提供方便的同时,也避免了重复建设所造成的浪费。
其四,展馆群体架构应呈现狭长、分散型,而非集中、聚集型,避免因展馆过分集中而带来的车辆拥堵,难以对其进行有效地集散。这样既可以使观众有效参展,又能够发挥展馆优势,兴办品牌展会。一般而言,会展场馆多选址于城郊结合部即与上述因素的可实现性有关。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要避免庞大的会展活动所带来的周边交通问题,对展会的明确定位和对专业观众的区分,也是加强对展会控制、减少观众流动量,以及提高展会质量的有效途径。
二、会展旅游业区位选择的综合因素
具体到某一个展会的举办地的区位选择,需要综合考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城市竞争力和城市吸引力、会展场馆的周边环境及自身状况等因素[4]。
三、会展业的区位决策过程
从理论上讲,会展业的区位决策过程可分为五个步骤:
第一步为会展预先策划阶段,主要是确定会展的时间和预算,并开始做一些其他方面的准备工作。在此阶段中,要考虑各种各样的先决条件。例如协会执行委员会的新成员,可能会提出对这个过程的不同观点。过去的经验,尤其是最近一次会展的执行情况是未来会展地点选择的重要依据,比如先前已经制定的轮换使用会展地点的政策。预期的环境条件对会展的举办具有也是非常重要的。毋庸置疑,为数众多的地点选择因素都会对这个策划前的步骤产生影响,并进而在做出最后地点的决策时,能够看出每个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在这个早期步骤中,其他竞争区位在准备候选地名单之前通过与协会的接触,就可以开始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决策过程。
第二步的主要工作是通过调研和现场考察,收集能够满足最低要求的可能的会展区位和详细信息,对地点选择进行分析。对于重大的会展还可邀请候选的举办地的代表向协会介绍商务活动开展情况。另外,要对所有的信息进行分析和讨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最后的建议。
第三步根据会展策划者或者选址委员会的建议,由会展主办方做出区位选择的决定。委员会的成员可能会对到底哪些地点选择因素更为重要提出不同的看法,而且相竞争的举办地常常会不断地进行据理力争,还可能提出先决条件的问题。例如从吸引参展商或与会者以及获利的角度,会展的特定目标就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
最后阶段,为举办会展(第四步)和会后评价(第五步),将此次区位决策过程作为下次会展的先决条件。评价还可能提出一些潜在的备选或竞争区位,以备未来举办会展时选择。
参考文献:
[1]杨吾扬.区位论原理[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
[2]主.会展旅游概论[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04:16-23,97-98.
论文摘要:劳动定额管理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生产力和核心竞争力。实施科学合理的劳动定额管理,对企业来说极其重要和极为关键。一要发挥好各级政府的导向和服务功能,二要强化劳动定额管理意识,三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劳动定额管理制度,四要提高定额管理人员的素质,五要强化对定额管理的评价与分析,六要实施动态管理,促使定额管理规范化,七要激发全员参与定额管理。
劳动定额是指在一定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条件下,生产一定数量的产品所必须消耗的时间或一定时间内生产合格产品的数量。它主要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产量定额。即劳动者在单位时间内应完成的产品数量。二是时间定额。即劳动者生产单位产品必须消耗的时间。劳动定额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经营决策、生产计划、成本核算、定员定岗以及收入分配等各个方面、各个环节,是企业管理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定额管理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生产力和核心竞争力。实施科学合理的劳动定额管理,对企业来说极其重要和极为关键。
一、当前劳动定额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入和不断发展,企业劳动定额管理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为企业加快转换经营机制、提高劳动效率和经济效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
(一)对劳动定额的重要性认识不够
目前,不少企业普遍对劳动定额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认为仅凭劳动合同、责任制等办法能完成生产任务即可,很少去考虑人力、物力等资源配置和优化,没有很好地调动起人力资源的能动性和积极性,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都受到一定影响。
(二)劳动定额管理机制不健全
缺少专门的管理机构和人员,有的设专职人员,有的则兼职,而许多基层单位,兼职也没有设置。另外,缺乏科学合理的劳动定额标准和程序,影响了劳动定额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劳动者的业务素质较低
劳动定额标准的贯彻执行受员工素质和行为的影响较大,目前企业劳动定额人员中,或者缺乏与现代定额管理有关的相应知识,或者未经过系统的劳动定额专业培训,或者缺乏劳动定额工作的实践经验,难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四)分配和激励机制不配套
在企业内部分配中,可能会出现劳动定额完成了,但由于其他效益指标没完成而得不到超额工资,或者劳动定额没完成,而效益指标完成了反而多得工资。这种分配制度导致部分人产生“劳动定额不起作用”的观念,也就难以发挥劳动定额的激励作用。
二、加强劳动定额管理的对策措施
加强企业劳动定额管理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深化企业内部改革、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综合经济效益的必要途径。当前,加强企业劳动定额管理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发挥好各级政府的导向和服务功能
新的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的确立,使劳动定额由政府行为逐步转变为企业行为。政府应由过去的“管制”者变为“服务”者,并要借助政府的权威,充分发挥其优势,通过各种方式为企业提供信息和咨询服务,积极引导企业加快转换生产经营机制,推动企业劳动定额管理工作健康发展。
(二)强化劳动定额管理意识
劳动定额管理是企业管理的基础,是直接为降低劳动消耗服务的,它对降低产品成本、提高经济效益有着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企业作为劳动定额标准的直接实践者,如果缺乏积极性,定额管理工作就寸步难行。因此,必须要转变全体职工的观念,充分认识劳动定额管理的极端重要性,进一步强化“定额管理出效益”的意识,把定额管理工作抓紧抓好。
(三)制定切实可行的劳动定额管理制度
配备专职定额管理机构和人员,制定出科学合理、符合实际的定额管理制度,实现劳动定额管理机制与公司内部分配机制有机结合。要根据各个工序的特点,全面把握资源配置、生产组织、劳动用工的关系,确保管理制度科学严密,符合航空仪表制造企业的生产实际。
(四)提高定额管理人员的素质
定额管理涉及许多生产技术知识、数学知识、统计知识以及生理学、心理学、行为科学和企业管理等诸多方面的知识,同时又涉及职工的经济利益,政策性较强,其专业性和职能决定着定额管理人员要有丰富的知识结构,并要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其素质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定额管理工作的质量。因此,要加强对定额管理人员的培训,对不同层次的定额管理人员进行相应的业务知识培训和考试,实行持证上岗制。对不合格的要及时更换,使定额管理人员适应现代化管理的需要。
(五)强化对定额管理的评价与分析
建立科学的定额水平统计分析评价体系,通过定期评价和分析,全面掌握生产计划、工段、工组、职工实际的定额水平,找出影响定额管理的因素,进一步采取技术和组织措施,重新组合生产要素,优化生产流程,改进管理水平,提高劳动效率。
(六)实施动态管理,促使定额管理规范化
定额管理工作迫切需要建立覆盖各工序的统计系统,实现对定额管理的统一性和规范性。要对生产系统进行全面的定额水平研究,逐步建立与生产计划、劳动用工、定额计划、工资分配相联系的定额综合管理体系,实施动态管理,保证劳动定额在执行、考核、修改上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使劳动定额真正起到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企业经济效益的作用。
(七)激发全员参与定额管理
劳动定额制定后,要经过广大职工去贯彻执行,并在生产实践中予以检验总结。因此,定额管理工作绝不仅仅是定额管理部门和管理人员的事,而是全体职工共同的工作。定额标准的制定、贯彻执行、考核、修订完善都要广泛听取职工意见和建议,取得大家的支持,促使定额管理工作不断加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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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华.新时期劳动定额管理的若干对策[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3,15(11).
摘要:学界有人提出知识产权法典化的倡议,笔者经过分析认为尽管知识产权法典化对于社会生活有诸多好处，"看上去很美",但由于其体系内存在许多重要的缺陷,目前看来尚缺乏现实可行性。但是这也并非意味着知识产权法典化绝对不可能，随着社会的发展，知识产权法学思维水平的提高，很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将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从而造福人类。关键词: 知识产权法 法典化 可行性 无形财产权一、引言我国民法典的制定正在紧张的进行当中，关于法典化的讨论一时间也颇为盛行，相关成果不断涌现，关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地位问题的讨论是一个热点。而在其中最引人注目可能就是单独制定知识产权法典的观点。(((该论者认为，知识产权法学理论在国外经过几百年的积淀，加上WIPO等国际组织对知识产权研究的推动和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熟，这为知识产权的法典化提供了理论准备。现实中，成功的立法例已经出现：1992年《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法律部分）颁行于世，开创了知识产权法法典化的先河，成为知识产权立法史上的里程碑。《菲律宾知识产权法典》也随后诞生。世界贸易组织（WTO）1994年缔结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也第一次将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作品、计算机程序、数据库、商标、地理标志、未披露信息（商业秘密）、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植物新品种等大部分知识产权保护对象，集中在一部国际条约中进行规范，相当于是一部法典化的国际条约。在我国知识产权方面的单行法已始成规模，形成了门类较齐全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因此将这些法律规范系整合于一部法典，以建立体系化、逻辑性的知识产权法，应属可能，而且益处多多。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笔者将就知识产权法典化的可行性问题进行讨论。二、法典化的重要作用从世界各国的立法经验来看，大陆法系国家都以民法典的颁布作为其法制成熟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判例法以经验主义为特征，形式合理性的水平低，成文法特别是法典化的成文法则相反，比较符合形式合理性的要求，而且它要求成文法有统一的格式、规范化的语言文字，并能够联结起来组成一个协调的规则体系，这个体系在整体上有逻辑上的一贯性和条文之间的关联性，它覆盖着社会所有领域，因而能为解决一切社会问题提供标准和方法。”这种观念在知识产权领域同样适用，知识产权法典化有诸多好处，可以解决我国立法和司法领域出现的诸多弊病，对于我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1、颁行统一的知识产权法典，可以提高立法层级，为各类行政规章的制订提供依据，从而保障依法行政，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由于我国知识产权法律规则极不健全，存在很多法律调整的空白。这些空白在很多方面是通过国务院各部委的规章及地方政府颁布的地方性规章予以填补的。但是这种“规章调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规章的制订常受到部门和地区利益的主导，很难像法典的制订那样，在制订时要照顾到全社会的利益。很多规章在制订中注重的是行政机构的管理权，而权利人利益的考虑则常常被忽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国家商标局1994年颁布的《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管理办法》，与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1999年发布的《原产地域产品保护规定》，在原产地标志的保护标准、保护内容、管理机构等方面存在交叉矛盾，缺乏协调统一，令权利人无所适从，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而如果构建知识产权法典，尽可能将成熟的知识产权法律规范置于统一的法典中通盘考虑，必将最大限度的避免部门的局限性与部门的利益化倾向，消除权利冲突，形成内在和谐的规范体系，有助于加强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科学化，从而使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2、颁行统一的知识产权法典，是保障司法公正的重要措施。我国在传统上属于大陆法系国家，法官的判例不能作为法律的渊源。法官并无制订法律的权力，而只能适用法律，以处理各项纠纷。如果缺乏系统完备的知识产权法律，必将会使法官在处理案件时，缺乏足够的法律依据，从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有法可依”的问题。另外由于我们在立法方面历来主张宜粗不宜细，所以，许多规定都非常原则，不便于实际操作。由于法律规则过于抽象和原则，加之非常简略，给法官留下了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同一案件，不同的法官会有不同的裁判结果。其中固然有法官的素质问题，但是立法过于原则、简略，不能不说是个重要原因。而知识产权法的法典化不仅有助于法律规则的完善，限制法官的自由 裁量权，而且有助于减少、克服司法腐败、裁判不公的问题。3、颁行统一的知识产权法典有利于加强知识产权法的体系化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种类繁多，并且容易交叉。但我国知识产权法由不同的行政机关负责起草、分散制定，比如著作权法由国家版权局起草，专利法由中国专利局起草，商标法由国家商标局起草。这种条块分割的立法结构，显然不能顾及整个知识产权法的体系化和逻辑性，表现为知识产权法内容分散、零乱，存在大量的空白遗漏、重叠交叉，甚至相互冲突。如果建立知识产权法典的话，经过仔细的梳理和规划，部门利益被尽可能的忽略，公众利益最大程度的被予以考虑，上述凌乱不堪的状况将为之改观，。 4、颁行统一的知识产权法典有利于广大民众了解法律的规则，增强权利意识。在现实中，我国知识产权法上至法律，下至规章，均有所涉及，但主要表现为行政法规、规章。而许多规章往往是红头文件，不具有公示性，有些规章甚至属内部文件，但却趟而皇之的调整着知识产权生活。另外关于知识产权法律的司法解释也很多。司法解释对保障法律的正确适用十分必要，但某些司法解释是一些内部文件，仅在法院内部上传下达，一般民众很难了解。因此不具有行为规则的作用，只能对裁判作出指导。而某些司法解释也与行政规章相冲突，这时也很难确定以何者效力为优的问题。这种状况造成了知识产权领域的暗箱操作的印象，而这些规章也难以为人们所遵守。但知识产权法典确定的各种规则，都要经法定程序向社会公布，并通过普法宣传，为广大民众所了解，这会使相关制度深入人心，为人民依法维权打下坚实的基础。5、颁行统一的知识产权法典有利于贯彻知识产权的私法理念虽然知识产权的保护应同时顾及公共利益，适当的公法规范不可或缺，但是知识产权毕竟首先是私权，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但在现实中许多知识产权的客体，如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商号、证明商标、域名等，在我国都是或主要是接受行政方面的法律、法规甚至规章等公法的调整，这与知识产权是私权的性质不相协调。由于行政法主要着眼于对知识产权的管理，对知识产权中更为重要的私法问题却明显欠缺相应的法律规定，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权利人权利行使的自由。而且随着行政权力的介入日渐增多，打破了知识产权体系内部的平衡，歪曲了知识产权的本性。因此，知识产权法典化有利于贯彻私权理念，帮助知识产权体系恢复其本性，实现系统的和谐性，从而保障权利人的利益。三、知识产权法法典化之不可行性尽管知识产权法典化有上述诸多意义，“看上去很美”，但是事实上这种设计目前来看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它离法典化的要求还相去甚远。法典是人类法律理性思维长期积淀的结果，它是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决不可能一蹴而就。基于《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两部伟大的里程碑式立法，人们将法典理解为“体现理性的法典“，是”在某种理论指导下，按照一定概念体系进行的全面编撰，是具有确定型、系统性及内在逻辑性的和谐统一体。“因此，从规范技术上说，典型的法典应当具有内在的严密的逻辑性和形式理性无矛盾的原则性。从目前来看，知识产权法律尚不能满足这些要求。1、 1、 从保护对象的稳定性来看民法典的稳定性及系统性首先来自其保护对象的稳定性。传统民法典的财产权基本上是物权（债权只是物权的流转关系而已）。物权的财产对象基本上是客观存在的物质，或称“有体物”。而这些财产对象的特征是非常统一的，它们都是有体的，具有相同的外部特征，同时又具有各自的特性，具有自然排他性，能够公示对抗第三人。这种保护对象的稳定性和统一性直接决定了民法典可以以相同的原则和相应的规则对其进行规制。而知识产权保护的对象是如此的纷繁复杂，以致于其既有的原则和制度经常被突如其来的对象冲击得阵脚大乱。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很多新生事物涌入了知识产权领域。除了传统的商标、专利和版权外，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生物技术、知识经济、计算机、互联网、域名、商业外观、商品特有名称、商业方法、集成电路、数据库等方兴未艾；此外，最近传统知识、遗传资源、民间文学等语词又在知识产权法学中呈现。这使知识产权理论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比如数据库、软件的价值在于其功能性却被著作权法作为文字作品进行保护，商业秘密的保密性与知识产权一般须公开的特征相背离，民间文学纳入著作权法保护却没有具体权利主体等等无法自圆其说的情况。保护对象的多元化、善变性使的知识产权的法典化缺乏必要的对象基础，成为空中楼阁。2 、从内在逻辑统一性来看传统的民法典具有严格的逻辑统一性，其根源在于其保护的财产对象与财产权主体的无逻辑矛盾的占有事实。如前所述，传统民法典的保护对象具有相同的客体特征和外在形式；同时传统民法上的“人”，也是个性化的“特定人”。这样，传统民法的逻辑前提符合形式逻辑的规则：个性化的人，对特定物的占有能够产生无逻辑矛盾的确权；对商品生产中产生的竞争与利益冲突，传统民法能够给出一个非常符合“形式正义”的答案。与此不同，知识经济的对象是知识产品，它具有主观性。现代知识产权制度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基本上是基于对“创造性信息”的外部载体特征和内在价值属性的区分而设立的。基于此，创造者对于创造性信息的“特定性占有”就具有逻辑矛盾了，即个人对创造性信息的占有事实不能排斥他人的合法占有。因此，以传统民法对形式理性的要求来看，知识产权内在规则就很难保持逻辑上的一致性了。而缺乏内在逻辑统一性的体系很难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与法典化的要求相去甚远。3、从话语体系的严整性来看基于其内在的内在逻辑统一性，传统民法设定了一系列精确的、科学的、行之有效的话语体系。物权被设定为绝对的对世权与对人权。物权法定主义、一物一权主义、物权的追溯力原则等等，成为维护这个体系的有效原则，相应的具体制度也设计地精巧而实用。而现存的知识产权制度中所使用的语言缺乏理性的定义和限制。这些语言或者是行政机关习惯用语、技术专家的专业用语或一般规约性质的习惯用语或法律隐语。至今尚没有严格法律概念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对象到底是什么进行界定。比如，到底什么是"作品"，什么是"技术"，什么是"方法"等，其内涵和外延不断演变，至今都没有确定的定义。再比如，商标法保护的内容事实上已经拓展为在营业活动中，用以标识产品来源、表彰自己身份、证明产品质量以及表明其它营业情况的识别性标记，包括商品商标、服务商标、商号、地理标志等等多项内容。但仍被简称为涵义相对狭窄的"商标"，从而混淆视听（有学者将其统称为营业标记，不无道理）。还有，商业秘密也不是严格法律术语，而是对商业领域价值信息的法律俗语。一部法律的基本概念的语言都缺乏严格的定义，其科学性也就很难保证了，更别提进行法典化了。4、从财产保护原则的明晰性来看法典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规则的原则化、原则的秩序化，有一系列明晰而科学的保护原则是法典化的先决条件。当我们对一个争议的财产对象及其法律属性缺乏认识的时候，我们就无法设立对该对象的统一保护原则。缺乏原则的体系难免出现内部矛盾，而一个内部不和谐的体系有何以谈得上法典化呢？民法基本原则植根于传统商品经济运行模式，从来都有调整个别规则有效性、维护法律正当性、合理性、公平正义的功能。但是在知识产权领域，其保护原则是模糊的，甚至是缺失的。我们知道随着其自身体系的发展，知识产权调整的范围发展到了整个人类智力生活领域的创造成果。而这些创造成果的性质并不尽一致。从总体上看，人类的智力成果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为了生产而进行的知识活动，可以被确认为私有财产权；一类是为了人类知识总量的增加而进行的知识活动，比如科学发现，不能被确认为私权。这两类活动的直接目标是不同的。前者主要是为了确定个人对智力成果的独享权利，而后者则主要是为了人类共享知识成果，这是相互矛盾的价值理念。由于这些内在原因，知识产权至今没有找到明晰而统一的原则。我们可以看到在知识产权的不同领域里，原则分立，甚至互相掣肘的也不在少数。由于缺乏统一的基本原则，在专利领域甚至出现了阳光底下的一切事物皆可专利的可怕趋势。5、从权利的性质来看传统民法典主要调整私权，在整个民法之中，行政权力直接干预的现象比较罕见，公法色彩并不浓厚，其保护原则和具体制度因之天然具有自洽性。而知识产权却是公化私权，这直接导致了其保护原则和具体制度的二重性。知识产权法在传统上也被认为是私法之一部，但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比如发明、作品，不仅关系其权利人利益，而且还攸关社会公共利益，有的发明的诞生甚至影响到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而调整有形财产的物权法的保护对象，比如房屋、土地，主要关系权利人的利益，虽也肩负相当的社会功能，但其作用远逊于知识产权保护对象对社会公益的影响。因此，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如何寻求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平衡，为知识产权法诞生以来的重要使命。与此相适应，公权力广泛介入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协调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 的矛盾，因此知识产权法中的行政法律规范，比任何其他私法部门都广泛、细密、复杂得多。这种公私兼有的特性若继续存在着，只会造成法典保护方式的矛盾与断裂。但倘若删除这些与私法规范唇齿相依的公法规范，知识产权又失去了其本性，其存在的意义又大为减少。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知识产权法典化也不可行。从上述几个角度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由于保护对象的多元化、善变性，使整个知识产权体系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缺乏统一的财产保护原则，也没有内在的逻辑统一性，当然就无法形成一个和谐统一的总则编。而没有总则指导下的分则只会凌乱不堪，进而整个知识产权也就无法形成一个严密而自洽的话语体系，建立统一的知识产权法典这一努力也只能是水中花、镜中月了。关于法典化问题，萨维尼曾经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认为一个完美的法典，必须使基于法律的真正基本原则而构成的有机体系，而该法律原则必是历经一段时间之后的产物。对于法律原则的全盘了解，是法典化不可或缺的前提。但当时的法律人，并未具备掌握真正法律原则的能力。因而萨维尼担忧，法典化在当时將因对法律原则的误解，而对社会造成伤害，不利于社会。于是他建议当时的法律人，从事基本原则的历史发展研究，而將法典化留待往后再说。这种看法真的是非常有见地。如果不顾实情，仓促上马，超前立法，很容易欲速而不达，造成法律与现实脱节的尴尬，使法典的权威大打折扣。典型的例子就是法国在1992年颁行《知识产权法典》后六年间，为适应知识产权领域的各种新变化，曾先后12次修改或增补知识产权法典，涉及条目有112条，占总条目的1/4，这在其他法律部门是十分罕见的。事实上《法国知识产权法典》充其量只能称为法规汇编，它只是将几部知识产权单行法简单的罗列在一个载体上而已，离真正意义上的法典相去甚远。而由于立法超前，修改频繁，使该法典动作起来收效甚微，与其立法者建立一部与《法国民法典》平起平坐的法典的初衷相去甚远。四、未来之路经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知识产权的法典化目前来看不具现实性。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此确定上述的知识产权法典化的诸多好处将只是人类的“南柯一梦”呢？笔者认为却也未必。综观人类历史，就是从混沌走向澄明的一个过程，成熟民法典的制定也是几千年来人类法学理性思维及实践的结晶，知识产权的法典化也有一个酝酿、诞生及至后来瓜熟蒂落的过程。现在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尽量的梳理、完善知识产权的相关理论和制度，使其在调整社会生活时起到积极而有效的作用。等到我们的理论和实践准备足够充分时，再谈制定知识产权法典就水到渠成了。尽管黑格尔曾经说过：“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在黄昏到来以后才起飞”（意即人类的思维具有局限性，往往只能在事后做些后发式的总结性思考），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借鉴以往经验作些前瞻性的工作。由于迄今为止，学界对知识产权法的法典化及其总则研究较少，笔者将仅仅提出些许可能性，以求抛砖引玉之功效。随着社会尤其是科技领域的日新月异，许多新事物诸如计算机软件权、域名、遗传资源等等不断出现，而商业秘密权、商号权、植物新品种权以及禁止不正当竞争方面的诸多权利,无一例外全都被纳入了知识产权这个筐子，有些学者认为,其客体已不限于知识领域,而是扩大到商业活动的经验、信誉等领域,因此,知识产权已很难涵盖所有上述权利，传统的知识产权体系难负其重，处境尴尬。基于此，关于知识产权的概念、性质及特征是知识产权法领域中一直存在争论的问题。许多学者提出了颇有见地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知识产权会因应信息时代的要求，向信息产权法的演变。然而信息产权的内涵似乎比知识产权还小，而将技术、作品等称为信息似乎也欠妥当。也有论者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路径应是结合民事权利理论,以知识产权的客体为切入点。知识产权是人们对"知识"这种"形"的排他的支配权,它是一种民事权利。所谓无形性、地域性与时间性都不是知识产权的特征,知识产权惟一的特征是其客体的无形性。对于"知识产权"一词,由于其偏重于"知识"类的智力成果,在诸多无形财产面前已显得力不从心,所以建议从保护客体的无形性入手,采用"无形财产权"这一术语,并建立一个范围大于知识产权、调整对象以无形财产为主的无形财产权法律体系。具体如下:1、创造性成果权。包括著作权(含著作邻接权、计算机软件权)、专利权(含发明专利权、实用新型专利权、外观设计专利权)、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商业秘密权(含技术秘密权、经营秘密权)、植物新品种权等。2、经营性标记权。包括商标权(含服务商标权)、商号权、原产地标记权、其他与制止不正当竞争有关的识别性标记权。3、经营性资信权。包括特许专营权、特许交易资格、商誉权等。也有论者认为无形财产应指"权利"而言，但这种权利的范围不应仅限于知识产权。既然从权利角度而言,知识产权和其他权利均是无形的权利利益,并不因具体客体的不同而导致权利性质上的任何差别所以把"无形财产"局限于知识产权并不妥当。在当代法国民法,无形财产不仅包括罗马法上的"无形物"所指具体权利,还包括权利人就营业资产、顾客、知识产品以及现代商业信息等所享有的权利。我国学术界针对有价证券、股票的流通无法用传统理论予以解释,往往也将票据权利和股权等称为无形财产。所以无形财产不仅是一种财产形式,而且是相对有形物所有权的一种财产权体系,除所有权以外的其他权利均属于无形财产范畴。继而，这种观点认为无形财产是从更高层次上对于包括物权和债权在内的财产权利的一种抽象,它充分揭示了权利人财产利益的实质,从而为当代财产权利体系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因此,可以认为,无形财产的立法问题是整个财产权立法体系的构建问题,物权法和债权法只是其中的重要的两个组成部分,它们与无形财产的立法是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具体而言,物权法和债权法分别调整特定的物权关系和债权关系,其他的无形财产则由知识产权法、公司法、票据法、信托法等分别予以调整,上述各种立法相互配合、相互补充,从而逐步形成一个完整的无形财产立法体系。[12]还有论者认为知识产权是一类特殊的权利形态，将其定义为无形财产实际上将不具有财产性质的发明权、发现权、其他科技成果权以及精神权利排除在知识产权之外了。[13]这种观点也不无见地。笔者认为无形财产是否应该或者是否能够扩得如此之大是有待商榷的，但无疑由现有的知识产权发展为无形财产应该是一个方向。现有知识产权体系的消解不是知识产权的终结，而恰恰相反，它正如凤凰涅磐一样，在无形财产体系中获得永生，它至少可以作为无形财产体系中重要一部而存在着。融入无形财产中的知识产权应该拥有逻辑自洽性，为其法典化打下坚实的基础。如前所述，知识产权是公化私权，具有不同于传统物权的性质。因此传统民法典的构建技术就无法照搬使用，我们需要新的产权形式。就象专利制度与商标制度一样，知识产权的保护应该以“许可权”为核心的权利形式而不是以“所有权”为核心的权利形式，并由此建构出完全不同的保护体系。同样的，由于其公化私权的特性，知识产权法的保护原则与传统的民法保护原则就会有很大的不同。考虑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知识产权的原则应该包括社会本位原则、利益平衡原则、社会利益优先原则以及保障社会知识产品供给原则等公法类原则。同时，基于其私法的本性，知识产权的保护原则也应将权利来源正当合法原则、等价有偿原则、自愿和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等私法原则纳入其中。考虑到知识产权法促进知识创新、知识传播的基本出发点，知识产权法还应遵循现代市场秩序原则，比如信息公开原则、市场至上原则、限制垄断特权原则等等。如何将这么多性质并非一致的原则整合起来，并确定它们之间的效力层级关系是一项艰苦而且必须的工作，这可能要导致对宪法基本原则的修改与整合。[14]最后立法者、执法者应尽量使用内涵和外延相统一的规范化用语，追求知识产权话语体系的严整性。决不能不假思索，将民间通俗的用语拿来就用，以至于将错就错，覆水难收，严重打破了知识产权体系本身的自洽性。五、结语综上所述，尽管知识产权法典化对于社会生活有诸多好处，但目前看来尚缺乏现实可行性。但是这也并非意味着知识产权法典化绝对不可能，随着社会的发展，知识产权法学思维水平的提高，很有可能在不员的将来将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从而造福人类。现实中，知识产权法学在我国还是新兴的学科，许多基础的问题尚争论之中。而科学技术的发展，许多的新的事物次第出现，又给学者提出许多新的论题。再加上许多学者的研究多跟随国外的进展，所以关于知识产权的总论及法哲学研究还属欠缺。但关于总论及法哲学的研究却非常之重要，希望学界能在这方面予以加强，这对于知识产权体系的严密性、系统化必将益处多多。 参见袁真富：《试论知识产权法的法典化》http://netl awcn.com/yzf/0009/,2009年9月1日检索。 严存生：《法制现代化与合理性化》，载薛君度主编：《法制现代化与中国经济发展》，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陈金昭：《法典的意蕴》，载《法律科学》，1995年第1期。 [14]参见徐萱：《知识产权法典化的思考》，载《知识产权研究-中国高校知识产权研究会第十届年会论文集》，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参见[台]陈聪富：《法典化的历史发展与争议-兼论合会契约的法典化》http://law-thinker.com/detail.asp?id=657, 2009年9月1日检索。 参见中山信弘：《多媒体与著作权》，张玉瑞译，载《电子知识产权》1997年第5期至1998年第2期。 胡开忠：《 论无形财产权的体系及其在民法典中的地位和归属》，载《法商研究》，2001年第5期。[12] 马俊驹 梅夏英：《无形财产的理论和立法问题》，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2期。[13]参见郭庆存：《知识产权的属性、范围及有关问题的哲学思考》，载《北大知识产权评论》，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关键词：高速公路收费权拍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很快，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高速公路，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到2002年底，全国高速公路的通车里程已突破2.5万公里。由于高速公路具有投资大、建设周期长，服务全社会等特点，具有准公共物品的属性，从理论上说，其建设的资金大部分应来自国家的投入，但对于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来说，中央和地方财政能力有限，不可能将高速公路作为公益性项目完全由国家来投资建设。从高速公路建设的实践看，我国高速公路的建设资金主要通过国家、金融机构、社会、企业、外资等多渠道获得，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在我国的确立，高速公路的投资方式日趋多样化，经营权转让、BOT、资产证券化等新的资金投入方式正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在这种背景下，对于渴求资金的高速公路领域来说，收费权拍卖不失为一种筹集资金、盘活资产的好方法。
一、高速公路收费权拍卖的必要性分析。
随着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的颁布，拍卖已日益成为一种被市场证明行之有效的经济行为，通过对不良资产、经营权、物资的拍卖，人们逐渐认识到这种市场经济行为的便利和优势。
在人们心目中和现实社会中，拍卖更多地聚焦于不良资产、罚没品、艺术品等领域，以及稀缺资源例如汽车牌照、出租车经营权等。作为一个古老的行业，拍卖为买卖双方提供了其他方式所不能比拟的快速、便捷、直接的供需交流。从经济学的意义上看，拍卖意味着将有限的资源提供给出价最高的人，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通过中介机构的牵线，通过竞价，拍卖可以将标的物的价值充分体现，在价格上得到最合理的认同。
近20年来，我国高速公路迅猛发展，要想富、先修路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从零的突破到实现2.5万公里的通车里程，经历的时间之短是任何国家所不能相比的。但在高速公路建设迅猛向前推进的同时，资金贫血的状况日益严重。目前高速公路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是国家资本金、交通部、各省市补助资金以及企业融资，由于国家补助资金有限，各地修建高速公路主要依靠银行贷款，大多数高速公路公司负债率高、财务状况不佳，多数高速公路通车前几年的通行费收入无法负担借款利息，更不用说归还本金，这就造成资金方面的恶性循环，修一条路，亏一条路的情况经常发生，建设资金缺口越来越大。
从另一方面来说，由于国家的扶持，高速公路的资产总数仍远远大于负债总额，尽管通车前期存在通行费收入不足以弥补财务费用和管理费用的情况，但从长远来看，高速公路的投资大部分是有利可图的。公路资产状况优良，资产收益稳定，能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快速增加，这种情况是许多国内外投资者非常看好这一行业的主要原因。以四川为例，前几年在香港上市的成渝高速公路和与外商合作的成绵高速公路，目前已成为四川效益最好的两条高速公路。这两条公路共同的特点是：在克服了前期的资金困难之后，通行费收入增长迅速，抵偿各项成本费用后有较大的盈余。
面对这种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情况，作为高速公路行业应采取有效措施尽快与市场接轨，引入多种市场经济的手段，改善高速公路资金状况，盘活高速公路资产，把闲置在高速公路中的资金解放出来。这不仅是高速公路企业自身的要求，也符合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有关精神。运用创新的精神，以开拓的精神去运作高速公路国有资产，大胆探索资产管理和资本运作的新路子，是改革的需要，更是高速公路发展的需要。拍卖收费权不仅可以改善高速公路资金紧缺的局面，盘活高速公路国有资产，而且能够将高速公路的收费权在路段上化整为零，在时间上化长为短，从而为社会资金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投资渠道，使合作双方达到双赢的效果。因此，高速公路收费权拍卖，作为一种非常市场化、非常有效的筹资手段，应该成为高速公路资金筹措的首选工具之一。
二、高速公路收费权拍卖的可行性分析。
从高速公路的经济属性来看，其收费权的拍卖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
一般说来，拍卖的标的物是委托人所有或者依法可以处分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而高速公路的收费权符合这一条件。
目前全国高速公路的主要管理模式是一路一公司模式，公司的体制是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基本上都是由一家国有独资公司控股，代表政府行使国有资产管理的权力。这种模式有利之处是能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集中力量按政府规划来修建高速公路和运作高速公路国有资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体制的不足之处也日益暴露出来，主要是各高速公路公司负债沉重，资金缺口越来越大。高速公路前期的投入大部分靠银行贷款，随着还款高峰期来临，不仅归还本金的压力日益增大，甚至连付息都存在困难。这种情况已严重影响到高速公路建设的顺利进行。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正是这种体制给我们提供了通过收费权拍卖筹集资金、盘活资产存量的舞台，因为毕竟每年的通行费收入是一笔不小的数字，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高速公路沿线经济的腾飞，越来越多的车辆通行高速公路，将会给高速公路带来可观的收入，加之假日经济和会展经济的影响，高速公路的收费将以几何级数迅速增长。高速公路的收费权是完全由高速公路公司掌握并能处置的，是高速公路公司的一笔最宝贵的财富，是其能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其得以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们把高速公路收费权作为拍卖的标的物，是可行的，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碍。
从经济方面分析，每条高速公路投资都十分巨大，基本在十亿元以上，近年来，国内高速公路行业通过转让经营权和证券市场融资，在资金的回收和滚动发展上取得了一些进展，例如在四川，成绵、成乐公司引资成功，成渝公司在香港上市，都给社会带来了不小振动，也有力地推动了四川经济的发展。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能够转让和上市的高速公路大部分是目前效益最好的高速公路，正所谓"靓女先嫁"，而剩下的都是经济效益一般、社会效益较好的高速公路，这就给继续采用此类方式融资带来困难。再者，要收购高速公路的经营权，动辄需要上十亿元的资金，对于海外资金和社会资金来说，要达到这样的规模已属不易，投资上更是持谨慎态度，因而高速公路的投资和收购往往需要一个十分漫长而又艰难的谈判和审计过程，成功的机会并不大，这也正是目前高速公路招商引资情况不十分理想的症结所在。
高速公路收费权拍卖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转让经营权和通过股票上市融资，都是将整个一条高速公路作为标的物，这必然存在资金量过大的问题，从而影响运作的效果。而高速公路收费权拍卖可以分时、分段来进行，一条高速公路可以分为若干段进行收费权拍卖，也可分若干年来进行收费权拍卖，而且期限任定、路段任定。作为外资和社会资金来说，虽然愿意投入高速公路行业，但由于资金规模、风险和机会成本等问题，无法大规模地进入。分时、分段拍卖高速公路收费权可以有效地解决资金规模问题，对于部分路段和一定时限的高速公路收费权而言，无需动辄上亿元的资金，几百万、几千万的资金就可投入，也可以有效地解决风险问题，其风险远低于房地产等行业，而对于机会成本而言，目前象高速公路这样收益稳定增长的行业，也是屈指可数的投资领域。
三、高速公路收费权拍卖实施办法初探
首先应明确，高速公路收费权拍卖的标的物不是高速公路国有资产，而是高速公路的收费权，拍卖价格应以目前该段高速公路的收费数据为标准来核定，让我们作一个大致测算：
假设某条高速公路全长135公里，设收费站11个，全年通行费收入为7260万元。我们对该条高速公路的收费权进行拍卖，就应该以这些数据为标准，确定拍卖的收费权的标底。我们可以尝试将这条高速公路分成11个收费段拍卖，总平均数为每段每年660万元，如拍卖5年，考虑到6%的车流量增长率和按6%的资金净现值折算率，底价约为每段3300万元，这样可筹得资金3.63亿元，扣除20%的税费及包干管理费，实际可得2.9亿元；如果拍卖10年，则实际可得5.8亿元。外资或社会资本购买收费权后，可聘请现有的高速公路收费机构收费，也可另行聘请收费机构收费，但仅仅具有对高速公路特定时间和特定路段收费权的使用和处置权，对高速公路国有资产无所有权和处置权，从而达到高速公路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效果，非常符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投资者通过拍卖取得高速公路收费权后，有权支配特定时间和特定路段的车辆通行费收入，扣除必要的维修费用和税费外，其余的便是其投资收益。
对于收费权的购买者而言，其获得的权益主要有以下几点：
①收购高速公路带来自身知名度的提高和品牌效益；
②高速公路车流量增长带来的收益的增长；
③高速公路广告、服务区的收益；
④高速公路网络联通后对车流量及通行费收入带来的促进作用；
⑤以收费权质押方式获取银行贷款的可能性。
对于收费权的出让者来说，其获得的权益主要有以下几点：
①出售高速公路收费权获得的现金收入，这笔资金可以提前归还银行利息和本金，减少负债或继续投入新的项目；
②收费权出售期满，可收回一条完整的高速公路，再用于收费权出售或经营权转让；
③由于不涉及国有资产的出售问题，手续相对简便，能有效地促进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④可以扩大高速公路的影响，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有利于高速公路的长远发展。
四、高速公路收费权拍卖的意义和前景。
高速公路收费权拍卖，比起经营权转让、发行股票、债券等方式筹集资金来说方式更简便，可操作性更强。由于出售的不是资产，而是未来的预期收入，因此不需要评估，只需要测算，确认一个大家都能认可的价格作为底价，对于合作双方来说，都是乐于接受的。对于收费权所有人而言，使用拍卖手段有可能利用买家之间的竞争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筹集更多的资金。分时、分段拍卖收费权方式灵活，可以有效地扩大潜在购买者的范围，让更多的人参与竞争。而对于收费权的购买者而言，以适量的资金介入高速公路收费领域，不仅能够有效地降低风险，而且能够分享经济快速成长所带来的收益，更有利于实现投资领域的多元化，提高自身的影响和实力。
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说，高速公路是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准公共物品，是国家特许收费的行业，其收费稳定可靠，增长迅速，是非常理想的投资领域，因此只要能够消除资金规模障碍、降低投入成本和风险，就一定会吸引更多的资金流入。
从各条高速公路的实际情况来看，资金运作最困难的是刚通车的几年，因为通行费收入的上升有一个过程。高速公路收费权拍卖能把相当一段时间的收入一次性收回，解决了还息和还贷资金来源的问题，为高速公路有效地渡过难关提供了保证。
应该指出，高速公路收费权拍卖的目的不是为了应付沉重的负债和短期资金的困难，而是为了增强高速公路企业的活力，更好地运作和使用资金。因为高速公路收费额的增长是加速型的，作为高速公路企业而言今后的资金是不存在任何问题的，这一点可以从通车较早的成渝、成绵等高速公路上来验证。但我们也应该承认，在高速公路起步阶段，资金的状况是不容乐观的。为此，我们应该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筹集高速公路资金，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法规，试行和推广高速公路收费权拍卖，通过分时、分段拍卖收费权的灵活运作，来尽可能多、尽可能快地引进资金，从而达到拉动地方经济发展和优化高速公路企业资本结构的双赢效果。
参考文献
1、周伟、王选仓．道路经济与管理〔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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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郗恩崇．高速公路管理学〔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01.6；
关键词:房地产证券化可行性制约因素
房地产证券化是国际金融发展的趋势,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我国的房地产证券化探索始于1992年海南省三亚市推出的“地产投资券”,2005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正式批准中国建设银行开展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业务,从而迈出我国进行大规模房地产证券化的关键性一步。
我国实施房地产证券化的可行性
(一)实施房地产证券化的宏观环境日趋成熟
1.国际上房地产证券化的成功经验。自从1930年美国政府二级抵押贷款市场开拓以来,各市场经济国家均推出了多样化且富有弹性的房地产证券化产品。发达国家成熟的经验对我国房地产证券化的推行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2.土地产权和房地产产权改革提供了前提条件。随着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用地单位或居民逐步拥有了房地产产权,通过承租国有土地,补交土地出让金的方式拥有了土地使用权。同时,住房制度的改革使居民通过购买公有住房、微利房、商品房、自建、合建等方式逐步拥有了住房的所有权,为土地和房屋的抵押开辟了道路,也为房地产权益的分割提供了条件,为推广房地产证券化做了积极的准备。
3.快速发展的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是经济基础。从整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基础看,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经济运行状况良好,发展势头强劲。国民经济连续几年保持了7.5%以上的增长率,为房地产证券化创造了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2003年以来,我国房地产投资增速快速下降,但房地产投资额一直处于上升趋势,总体上呈现出与经济发展相对应的快速增长特征。同时,国家针对房地产金融领域的违规操作现象,自2001年以来连续出台了一系列促进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的房地产金融政策,繁荣的房地产市场和规范发展的金融市场为房地产证券化提供了经济基础。
(二)初步具备实施房地产证券化的微观基础
1.房地产市场存在巨大资金缺口。1998年住房制度市场化改革以后,城镇居民长期被抑制的住房需求逐步释放,投资性的需求在增长。但从房地产市场供给上看,现在我国大多数开发企业不具备雄厚的开发资本,银行贷款、信托融资、发行企业债券、发行股票并上市、股权投资、产业基金等融资方式均有一定局限性,只有推行房地产证券化,在金融市场上直接向社会大众融资,才能较好地解决房地产开发资金短缺的矛盾。房地产进入流通领域满足单位和个人的消费需要,庞大的住房消费市场的资金来源不可能依靠国家财政,也不可能完全依靠银行,住房消费的直接融资势在必行,推行房产证券化成为一种必然。
2.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业务基本成熟。住房抵押贷款是最容易进行证券化的优质资产之一,其原始债务人信用较高,资金流动性稳定,安全性高,各国的资产证券化无不起源于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而我国随着住房货币供给体制逐步取代住房福利供给体制以来,住房抵押贷款不断上升已经初步形成规模。
3.庞大的房地产证券化投资需求群体。我国居民拥有大量储蓄。2005年3月末,我国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12.9万亿元,同比增长15.5%,这样一个拥有大量结余资金的群体,将为房地产证券化及其上市创造一个必要的市场环境。首先,证券可以根据需要以一定的面额等额分割,可以用较小的数额表现,房地产证券化的实施将大大降低资金进入的“门槛”。其次,房地产证券不仅可以使投资者享受资金在房地产领域运动所产生的增值回报,在有价证券代表有关房地产产权(如持有房地产产权收益凭证)的情况下,这笔资金可以根据需要转化为房地产的实物消费。
4.走向规范的资本和证券市场。以买卖发行各种债券和股票的资本市场在我国已形成基本框架,资本市场的发展不仅为房地产证券提供了市场规模,也因资本市场证券品种丰富而使房地产融资形式有多样化的选择。我国的证券市场也已初具规模,形成了以众多证券公司组成的证券发行市场和上海、深圳两地证券交易所、STAQ系统和NET系统为代表的证券交易市场,并且交易的容量和辐射范围不断地扩大,硬件和软件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就为房地产证券的交易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
(三)政府的推动
证券化是一种市场行为,但也离不开政府的有力支持。在房地产证券化发展的初期,我国政府也极力推动住房抵押证券化的发展。例如,2005年3月,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建设部、税务总局等十部门负责人共同组成了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试点工作协调小组,在国务院直接领导下,具体组织和协调信贷资产证券化的试点工作,分析研究试点工作进展情况,讨论有关难点问题并商议解决方案。
我国当前实施房地产证券化的制约因素
(一)体制制约
房地产证券化是发达国家金融创新的产物,其基础是私有制,房地产产权的细分出售正是私有化的集中体现。而我国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显然是有别于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从实际情况看,目前我国还不能将大量资金投资于房地产,而是优先用于农业、能源、交通、原材料等短线部门,这就决定了我国所要推行的房地产证券化有一定的范围限制。况且,我国现行的房地产投资与金融体制正在进行重大改革,专业银行商业化、利率市场化、项目业主负责制等举措正是改革的重大步骤,但是这些目标的真正实现还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的房地产证券化进程。
(二)法规制约
住房贷款证券化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将银行债权转化为投资者有价证券持有权的过程中,涉及原始债权人、证券特设机构、信用评级机构、贷款服务、证券投资者等方面的利益。然而,我国现行《证券法》的相关条款中,缺乏对资产证券化在房地产融资业务应用中的规定,这势必增加住房贷款证券化的推进难度。同时,在建立风险隔离机制所要借助的相关法律有《破产法》和《信托法》,由于这两种法规在国内出现的时间还不长,实施过程中难免存在种种困难。
(三)资本市场的制约
现阶段,我国的证券市场虽然发展迅速,但仍属初级阶段,市场容量和市场规模十分有限。而房地产证券化品种很多,一经推出势必会给已经“饱和”的证券市场带来巨大压力,这对证券市场的发展很不利。房地产证券化工具多半是依赖于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的,房地产证券流通市场要承受证券市场与房地产市场的双重风险,这更会使其在流通中受阻。
(四)房地产金融一级市场欠发达
西方房地产证券化的规律是:房地产金融一级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要寻求发展二级市场,因为二级市场能解决一级市场发展中面临的流动性、资金来源、信贷集中性等主要矛盾;二级市场的出现又促进了一级市场的发展。我国长期实行的福利住房制度使房地产金融市场一直没有获得真正的发展,尤其是国有四大商业银行在金融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决定了我国房地产金融市场以非专业性房地产金融机构的商业银行为主体。
(五)信用制约
现阶段,我国尚无完整意义上的个人信用制度,银行很难对借款人的资信状况作出准确判断,对个人信贷业务的贷前调查和对贷款风险的评价显得困难重重。由于个人流动性大、财务收支状况难以确定,银行为了减少信贷风险,只好在贷款方式上严格控制,无形中制约了个人信贷业务规模的扩展,而规模过小的住房抵押贷款初级市场对证券化的推行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关键词：选择权贷款;结构化融资;私募投资机构
当前国内资本市场日益活跃，越来越多具有成长潜力的企业致力于在国内发行上市。该类潜在上市企业在IPO之前一般既需要通过私募融资完善其股权结构、增强资本实力，又需要传统银行贷款扩大再生产、提升上市前业绩。在此情况下，一种融合传统银行贷款与私募股权投资的创新产品——选择权贷款业务，已经开始在银行间逐渐兴起，目前有多家银行正在逐步开展该项业务的试点或推广工作。选择权贷款作为商业银行为广大拟上市成长型企业提供的“债权+股权”结构化融资产品，有利于全面提升企业的长期价值，构建新型的银企战略合作关系。
一、选择权贷款业务介绍
(一)选择权贷款业务的基本模式
选择权贷款，也称期权贷款，是指商业银行与私募股权投资机构(PE)合作，将债权融资业务与股权融资业务相结合，为企业提供的一种灵活的结构化融资产品。商业银行在与具有高增长潜力的优质企业签署一般贷款协议的同时，与该企业约定获得一定比例的认股选择权，并将该认股选择权指定由与商业银行签署合作协议的PE行使，在合作PE行权并退出实现投资收益时，商业银行有权分享目标企业股权转让所带来的超额收益。可见，选择权贷款中的“选择权”，其本质即认股期权，是目标企业授予商业银行指定的合作PE在约定期限、按约定价格购买其一定比例股权的权利。
(二)选择权贷款业务的交易结构和具体操作流程
根据上述交易结构图，选择权贷款业务的具体操作流程可以分解为以下几个步骤：
1，商业银行筛选业务对象，并向目标客户进行营销。商业银行先在其客户资源中筛选出符合一定条件的目标企业，并与目标企业接触，向其营销选择权贷款业务。在选择目标企业时，商业银行具有较强的优势居于主导地位，而PE的目标企业需要银行贷款时，也同样存在选择权贷款业务的机会，但目标企业应同时具备银行发放贷款及PE进行股权投资的条件，并由商业银行和合作PE共同选定。
2，商业银行与目标企业签署选择权贷款合同。当明确目标企业具有通过选择权贷款进行融资的意向后，商业银行进一步对目标企业进行尽职调查、风险评估。商业银行在完成对目标企业的信贷审批流程并决定对其发放选择权贷款后，双方签署借款合同。同时，商业银行与目标企业及其股东签署三方协议，约定目标企业赋予商业银行的合作PE认股选择权的数量、价格、期限等事宜。
3，商业银行与合作PE签署《项目合作协议》。在合作协议中，商业银行指定合作PE行使认股选择权，并约定在目标企业上市、合作PE将股权转让获得超额收益后，双方分享利润的比例。
4，合作PE行使认股权，目标企业完成增资扩股。目标企业、目标企业原股东与商业的合作PE签署增资扩股协议。在必要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可要求目标企业引入的增资资金存入商业银行的监管账户。
5，目标企业上市。商业银行及其合作PE联合券商、律师、会计师等中介机构，积极推动目标企业完成改制、重组及上市工作。
6，商业银行获得收益。目标企业成功发行上市后，合作PE转让目标企业股权。商业银行与合作PE分配结算股权投资的超额收益，项目实现顺利退出。
二、选择权贷款参与主体之间的业务和法律关系分析
由上述交易结构和业务流程可见，选择权贷款业务参与主体之间存在较为复杂的业务和法律关系，并通过各种协议进行安排。下面对选择权贷款中参与主体之间的业务和法律关系进行分析。
(一)商业银行与目标企业之间的贷款业务关系
商业银行对符合条件的目标企业提供选择权贷款，该贷款与普通贷款一样，仍按法律、法规及商业银行的信贷政策执行，其协议条款完全适用商业银行传统贷款业务的条款，在合规性方面不存在法律风险。
(二)商业银行与合作PE之间的战略合作关系
商业银行与私募机构在选择权贷款项目中的战略合作，包含以下几个层次的法律关系，双方可分别或签署一揽子合作协议进行约定：
1，共同投资具有增长潜力企业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商业银行和PE签署共同进行选择权贷款业务的战略合作协议，有利于双方建立长期的、稳定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可以共享客户资源和投资信息，为选择权贷款业务的顺利开展创造条件。
2，就共同选定的企业投资项目签署财务顾问协议。商业银行与合作PE在确定投资企业以后，双方签署开展选择权贷款业务利益分享协议，该协议是整个选择权贷款业务中最核心的部分。通常，商业银行以财务顾问协议形式明确与合作PE的收益分配形式及比例。根据《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暂行规定》，商业银行可以从事财务顾问、投融资顾问和信息咨询服务等中间业务，由此形成的业务收入不计入其资产负债表，而根据《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暂行办法》，从事财务顾问和咨询业务收费执行市场调节价，各商业银行总行可对该收费方式和标准自行确定及调整。因此，商业银行通过财务顾问协议及类似中间业务的协议安排，可以合法获得选择权贷款业务中溢价部分的收入。
3，签署私募投资资金的托管及有关业务协议。选择权贷款业务除可为商业银行带来正常的贷款业务收入和投资收益分成以外，合作PE在资金募集以及投放过程中所需的资金托管业务、产品销售业务等，也是商业银行的衍生业务机会。因此，商业银行可就此与合作PE签署相关业务协议。
(三)私募机构与目标企业之间的股权投资关系
私募机构与目标企业之间本质上是股权投资者与被投资企业的关系，因此，一般的私募股权投资协议条款也适用于此双方之间的关系，其特别之处在于认股权的设定及商业银行的介入，双方在协议条款上需作出相应安排。
1，认股权及行权。与一般股权投资不同，选择权贷款业务中私募机构对目标企业的股权投资发生在未来一定期限以内，是一种期权，在私募机构行权后才能转变为现实的投资权益。私募机构的行权有二种方式，一种是私募机构以其自有资金，按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格受让取得约定比例的目标企业股权，一种是商业银行贷款按约定价格置换为约定比例的目标企业股权，股权转让由私募机构持有，贷款清偿义务由私募机构承担。无论按哪一种方式行权，均需要目标企业的配合及协助，需由目标企业股东形成同意增资扩股及股权转让的决议，由出让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并由目标公司签署公司变更的登记资料等。
2，股权回购。私募机构行权以后，如果目标企业并未在预期的时间里达到上市的条件，私募机构将无法通过企业上市退出股权以获利，此时的投资风险完全由私募机构承担。因此，在股权投资协议中有必要明确私募股权投资的期限，如目标企业无法按预定时间完成上市目标或无法达到双方约定的盈利目标，应按约定的价格回购股份，以保障私募投资资金的安全。
三、商业银行开展选择权贷款业务须关注的几点问题
1，关于选择权贷款业务的风险承受限额
选择权贷款业务作为商业银行的一个创新性结构化融资业务，在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风险，因此，商业银行应对开展选择权贷款业务的风险承受设定限额，例如，限定选择权贷款累计余额和对同一借款人的选择权贷款余额占商业银行同期核心资本净额的比例不应超过一定百分比，并根据核心资本情况、风险承受能力以及业务发展需要，定期进行调整。
2，关于客户对象问题
目标客户选择的正确与否对选择权贷款业务的成功与否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商业银行在开展选择权贷款业务的初期，为了控制和防范风险，对客户的要求和标准可以高一些，一般来说，目标客户可定位为以下类型：(1)核心竞争力突出，细分行业或区域性行业龙头，基本符合中小板或创业板上市要求的优质大中型企业；(2)已有两到三年存续期，具有核心技术优势或独特资源优势，盈利模式与核心团队相对稳定，未来具有创业板上市潜力的高成长性中小企业。在选择权贷款业务模式开展成熟以后，商业银行可以逐步扩大客户对象，充分挖潜其他有发展潜力的优质中小型企业。该类企业虽然规模偏小，但应当成长性良好，具有自主创新的优势。
3，商业银行的第三方权利问题
在合作PE认购目标企业股权时，商业银行虽不能直接作为股权投资协议的一方主体，但整个选择权贷款业务围绕着商业银行的贷款业务展开，商业银行应与合作PE约定，在股权投资协议中安排贷款银行作为监管银行，并在贷款银行中设立专用账户进行股权交易款项的支付和结算。此外，商业银行有权行使其作为贷款人对目标企业资金监管的权利，以及时了解股权投资协议履行的进展和目标企业的状况。
4，商业银行在开展业务过程中的风险监控问题
商业银行应充分发挥自身的角色与职能，通过严格的额度管理、条款控制和项目后期跟踪等手段来控制风险，并且要对融资企业从私募、改制重组到发行上市的各个阶段实行全程监控，通过全方位的项目跟踪机制确保贷款的安全。为确保如期获得合作PE投资股权的超额收益分成，商业银行应全程监控合作PE所投资股权的动态信息，对融资企业分红送股、改制挂牌、后续私募、上报IPO材料、IPO挂牌及上市锁定期解除等关键环节进行重点监控。为防止合作PE发生违约风险，商业银行应对合作PE相关投资账户实施重点监控，并监控合作PE投资股权的登记过户、托管、分红送股及最终的投资退出等各个关键环节。此外，为防范PE在企业上市解除锁定期后迟迟不退出的风险，商业可在双方合作协议中约定最迟退出期限。若PE过期仍未退出，商业有权按最迟退出期限前最近收盘价格与PE进行收益结算。
四、商业银行开展选择权贷款业务的战略意义
1，有利于商业银行通过与PE合作进入股权投资市场，在新兴市场和产业获得长期丰厚的投资收益。
我国《商业银行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因此，我国法律明确禁止商业银行对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其他企业进行股权投资。虽然各银行在2006年前后加快了与私募投资机构的合作，纷纷通过信托渠道发行私募股权投资信托理财产品，曲线进军直投领域。但是，此种变相或间接进行的股权投资，实际已经违反了上述法律的规定，面临“准入”和“退出”等方面的政策风险和法律风险。
而在选择权贷款中，商业银行并未直接参与对企业的股权投资，可以使商业银行合理地规避有关法律障碍间接地进入股权投资市场，从大量客户信息中筛选出具有增长前提的优质企业，借助其雄厚的资金实力和熟悉客户企业情况的优势，分享新兴市场和行业发展的高额回报。
2，有利于吸引和培育优质客户，满足成长性企业深层次融资需求。
选择权贷款将传统债权性融资业务与股权性融资业务相结合，从而为中小企业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它改变了以往银行对企业的简单授信模式，使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同时也能获得商业投资者的资本注入，因此，具有发展潜力的中小企业在发展早期的融资问题能得到更好的解决。此外，企业在银行和私募投资机构的培育和引导下，治理结构也能得到更好的规范和完善。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开展该业务不仅能获得良好的收益，而且可以通过创新的投行业务模式吸引和培育优质客户。
3，有利于增强中间业务产品竞争力，改善中间业务收入结构。
商业银行开展选择权贷款业务有利于提高中间业务收入水平，实现中间业务的结构升级。选择权贷款属于高附加值的中间业务，其收益主要由三部分构成：(1)贷款基本收益：正常贷款利息；(2)中间业务收入：财务顾问费；(3)IPO超额收益分成：合作PE投资股权溢价的分成收入。可见，选择权贷款可以带动结构化融资、股权融资和财务顾问等投行业务发展，在获取普通贷款利息收益的同时，赚取高附加值的中间业务收入。在实际操作中，由于银行掌握信息、客户等优势资源，往往它的议价能力较强，而且，项目主要是银行推荐给合作PE的，银行对项目有较强的控制力，因此，相应地银行从中获取的利润分成也会较高。从目前了解的实际情况来看，各家银行与合作PE约定的分成比例一般为2：8。
4，有利于推动商业银行传统存贷款业务实现较快增长。
选择权贷款目标企业股本融资完成后，其私募及IPO募集资金都将存在银行开设的监管账户。目标企业资本实力增强后，其通过贷款等债权融资的杠杆亦会加大。因此，商业银行一旦与目标企业建立起基于结构化融资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将促进传统的存贷款业务得到较快增长。
5，有利于商业银行更有效地识别和控制项目风险，实现贷款安全退出。
商业银行开展选择权贷款业务，需要全过程协调目标企业私募、改制及IPO进程，可以通过与律师、会计师、保荐人等专业机构合作，用严格的尽职调查手段去识别、控制项目风险。目标企业私募、改制及IPO的顺利推进，也将拓宽商业银行贷款的退出渠道。
6，有利于商业银行进行投行业务转型与创新，深入挖掘业务机会，延伸业务范围。
选择权贷款业务是商业银行业务与资本市场相结合的一种产品，它通过结合期权的形式赋予商业银行和投资者更多的选择性，从而实现合作与收益的多样性。商业银行可以以此为契机，探索投行业务的转型与创新。在开展选择权贷款的过程中，银行提供贷款和客户资源，私募机构提供具体上市服务，但通过合作，银行实际上是把私募机构变成了自己的业务部门。通过这种商业模式创新，银行把触角延伸到了以前从未公开触及的PE投资、IPO等领域。
关键词：商标淡化；商标侵权：立法构想
商标淡化立法己引入世界商标权保护领域。我国新商标法在驰名商标保护上吸收了部分商标淡化理论，然而与制定一套完整的商标淡化制度差之甚远。本文在综合我国国内买情的墨础上，从商标淡化的概念界定、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商标淡化立法的可行性、商标反淡化保护的立法构想四个方面作以粗浅分析。
一、商标淡化的概述
商标淡化，是指减少、削弱驰名商标或具他具有相当知名度的商标的识别性和显着性，损害、玷污具商誉的行为。作为削弱、冲淡商标的显着性和识别性的一种侵犯商标权的行为，商标淡化直接的危害后果是对驰名商标和具他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商标的显着性和识别性的损害，从而最终损害商标所体现的商誉。
反淡化立法旨在给予驰名商标特殊保护，防止继商标驰名以后，因第三人的注册或使用而导致该驰名商标的声誉和显着特征被玷污或贬低。因此，反淡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立足于保护商标权利，不考虑消费者混淆商品的可能性；所禁止的行为不再是欺骗地误导消费者的行为，而是便用商标本身，即只要他人将商标应用到商品上，即便费者对买际产品不发生混淆，商标所有人也有权禁止。
因为如果该产品的质量不佳甚至低劣，消费者可能会对商标所有看产生不良看法，并有可能妨碍商标所有者在将来把商标用于不同市场。可见，反淡化保护的根本目标是禁止竞争者从别人的声誉中不正当地获利，其理论依据是商标信誉价值。一个商标一旦驰名，便获得了独立价值，具主要功能不但是又寸来源的区别，而且体现所有者的信誉和名声。因此，商标可脱离产品和服务请求法律保护。这种保护是为了防止驰名商标的声誉受到不法竞争的损害，即防止商标被冲淡或玷污。这样，反淡化将驰名商标的受保护利益进一步扩展到：保护具有特殊市场开拓价值的商标声誉不受损害，保障商标所有人进入相关市场。由于商标淡化侵权方式的间接性和侵权手段的隐蔽性，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滞后，致便商标权人难以有效买施自我保护，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在侵权认定和处理上也面临一些新的课题和挑战。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无论是从维系市场秩序的角度，还是从法律公平适用的立场出发，尽快制定驰名商标反淡化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势在必行。
二、我国现行法律关于商标淡化的规定
反淡化保护是一种国际趋势，美国、德国等国家的反淡化立法已经相当完善，而我国的反淡化保护却相对薄弱，仅在个别法律条文和行政规童中对降低商标识别性的淡化予以附带规定。我国商标法))第l3、4l、56、57条分别规定了制止淡化侵权的不予注册与撤消注册、禁令救济及弥补损失的损害赔偿救济措施，这些规定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我国商标反淡化的思路。
(一)不予注册与撤消注册
不予注与撤消注册是从源头上保护驰名商标权的有效手段，我国商标法第l3条笼2款规定：“就不相同或看不相类似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是复制、模仿或者翻译他人已经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误导公众，致使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商标法)第4l条第2款规定：“已经注册的商标，违反本法第l3条、第l5条、第l6条、第31条的，自商标注册之日起5年内，商标所有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裁定撤消该注册商标。对恶意注册的，驰名商标所有人不受5年的时间限制。”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中也有类似的规定。
(二)禁令救济
当淡化行为发生时，商标权人迫切希望制止淡化行为，以赢得时间与侵权人进行诉讼，这便得禁令救济显得非常重要。我国《商标法))规定了制止和防止即发侵权的即时禁令措施。商标法》第57条规定：“商标注册人有证据证明他人王在买施或者即将买施侵犯其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如不及时制止；舄会便箕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前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停止有关行为和财产保全的措施。”
(三)损害赔偿
商标淡化立法的目的在于维护被淡化商标权利人的合法权利，确保其正当的经济利益。一旦淡化侵权现象发生，权利人既可依法采取救济措施，以维护其合法权益。我国商标法第56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数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或者被侵权人在被侵权期间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包括被侵权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前款所称侵投人因侵权所得利益，或者被侵权人因被侵权所受损失难确定的，白人民法院恨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
三、我国构建商标淡化立法的可行性
(一)我国学考对商标淡化理论的研究逐步深入，为商标淡化立法奠定了理论基础。在立法实践中，上海市着名商标认足与保护暂行办法剑了我国商标淡化立的先河。该办法第22条规定：“禁止他人以任何方式淡化、丑化、贬低上海市着名商标的行为。”另外，正新修订的商标法》中亡法的形式确了可驰名商标的扩张保护。在我国鲍商标法律由没葛耍乓“淡化”既念，但是青些法法规的条涉及了芒非竞争性商品上保护驰名商际的规定。如我国《商标法》第13条、第15条、第l6条、第11条、等条文的现定，己经涉及商标淡化的内容，这正体现了我国法津向商标淡化法律法规前进了一步。
(二)在司法实践中，我国涉及商标淡化的案件是大量存在的，人民法院己经受理大量的涉及此方面的案件，有的甚至已经审结。一些商标权人，尤其是驰名商标权人，也开始倍加重视自己的商标，防止商标淡化。目前我国立法量然少耷涉及关于商标反淡化保护的规定，但在商标注册、异议行政程序中己经开始实际运用了该理论。典型的例子是最近国家商标局应“商务通”的权利所有人恒基伟业集团的申请撤消了一冢企业在服装上注册的“商务通商标，原因即是“商务通一旦成为服装品牌，即舍淡化“商务通”在掌上手写电脑行业的影响力，削弱其品牌的显着性。同时，还会使消费考误认为两冢企业有某种关联。
(三)商标淡化立法不会导致垄断。随着中国的入世，企业运用商标反淡化理论维护自己权利的情况会越来越多，我们在借鉴美国这种立法的同时，也应注意其实践中产生的不良影响——即避免过度、片面维护驰名商标所有人的利益。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其可取之处，但更重要的在于“知识产权制度的本质是鼓励创新，不鼓励模仿与复制。知识产权制度绝菲无弊端。但只要其利大于弊，或通过“趋利避害’可使最终结果利大于弊，就不应否定它。”驰名商标保护的基本出发点是防止他人抢先注册乃至使用己在该国驰名的商标，从而保护商标所有人和消费者的利益。由于驰名商标在现代生活中已不仅仅是用来区别商品的出处，同时还能表彰用户的身份和地位，对商标本身的保护也日益提到议事已程上来，也就是说，他人即便在非类似商品上便用该商标，但只要这种使用可能表明冥种联系，则商标所有人的利益仍然可能会受到损害。
因此，就驰名商标而言，可以买现更大范围的保护。而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排他性的私权必然会对试图不劳而获的“搭便车者”构成法律障碍，但这些人显然不能代表“公共利益”。例如，驰名商标为其权利人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其他竞争者因无法分享这些利润而居于不利地位。那么，这时社会公众受到损害了吗?没有，因为他们“用钞票投票”才使得该商标权人而非其他竞争者获益。正是人们对自己利益进行比较的结果，可见，此时这个商标权有利于社会公众(不然他们不会去购买)而不利于那些不准备创新只准备坐享他人智力成果的竞争者。这样，在商标所有人的财产权和自由竞争的平衡问题上，笔者认为，只要规定严格的驰名商标淡化构成的判定标准，就足以青效防止反淡化法被滥足。
同时，规定商标淡化的除外条款能再效防止淡化诉讼泛滥。认为对淡化亍为进救济会导致商标权的垄断和滥用的观点是难于成立的。对如何正确划分合法垄断权的正当行便并鼓励竞争同对合法垄断权的不正当行便之间的界限，是知识产权反垄断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美国联邦商标反淡化法规定了三手(扫例外情形来限制商标权人随心所欲提起淡化诉讼。它们分别是：合理使用、非商业使用和一切形式的新闻报道和评论。买践中，只要被告能举证证明冥使用属于此三种例外情形之一，则原告就不能享受到任何形式的救济。因此，商标淡化的除外条款能有效防止淡化诉讼泛滥。
四、商标反淡化保护的立法构想
如上所述，反淡化保护是一种国际趋势，美国、德国等国家的反淡化立法己经相当完善，而我国的反淡化保护却相对薄弱，仅在个别法律条文和行政规置中对降低商标识别性的淡化予以附带规定，效力位阶较低，缺乏可操作的具体规范。而面临的残酷现买是：据不完全统计，我国驰名商标在海外被抢注的事件已达400多起，原产品要想再进入这些国家和地区，要么以重金买回本属于自己的商标使用权，要么改名换姓，再创声誉，重新付出昂贵的代价。现买要求我国早日对商标反淡化保护制度进行完善，从而制止不正当竞争，维护健康、稳定的市场秩序，并加强对我国驰名商标在国际贸易中的保护。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予以构建：
(一)单独立法不现实
笔者认为，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宜将商标淡化规定在《商标法》中。商标淡化是侵犯商标权的行为，和商标、商标权具有密切联系，将其规定在商标法中，于情于理都说得过去。
目前，单独为商标淡化立法还不是一件现买和乐观的事。一则是因为我们的理论研宄水平还达不到这样的要求，二则是因为现买中己经有了商标淡化的案例，如果非要等理论研究成熟了再来制定法律，恐怕有违现买的需求。因而，我国要像美国那样制定一部专门的商标反淡化法并不现买。如果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规定商标淡化同题，也有其局限性。因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宗旨是为了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商标反淡化立法的主要目的是维护驰名商标的显着性和识别性，维护企业商誉，实际上是对商标权的一种扩大保护，二者不能代替。
(二)确立以《商标法》保护为主体、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为补充的法律保护体系
商标既然是商业竞争的重要武器，也就成为不法商人侵害的重点，因此保护商标权是维护经济秩序的必然要求。商标权的保护涉及两种法窿，即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这两者关系雷切，犹如一把正义之箭的双刃，分别从正反两方面对商标提供有效的保护。从制度层面看，驰名商标是作为一种商标保护方法存在于商标保护制度中的，它不属于狭义的商标法范畴，而是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一项制度，其目的便在于当驰名商标权入在受到不法侵害时可以享受超越“商标法”的特殊保护。所以，驰名商标保护制度应成为商标法之特殊规定，这在我国的商标法》中应有所体现。从立法技术的角度看，目前各国主要有两种立法例，一种是；碍淡化理论正式纳入商标法律体系，如美国：另一种是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对反淡化有所规定，如希腊。我国该如何超越现行《商标法))，便驰名商标得到高于普通法的特殊保护呢?
鉴于上述两种立法例都不适合我国的国情，作者建议，将商标淡化立法纳入《商标法)，确立以《商标法》保护为主体、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为补充的法律保护体系。
作者认为，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宜将商标淡化规定在商标法》中。商标淡化是侵犯商标权的行为，和商标、商标权具有密切联系，将其规定在((商标法))中，于情于理都说得过去。如果能将商标淡化纳入商标法中，无疑是最佳的选择。当然，如果能用反不正当竞争法》来补充商标法》对商标淡化规定的不足，则能使商标淡化的立法更加完善。
当然，反淡化保护不应仅仅局限于商标领域，所有可能产生淡化行为的领域，如互联网域名、厂商商号、商品名称，商业角色等商业标记的使用，都应该制定驰名商标的反淡化保护规范，从而杜绝以商标使用之外的方式买施淡化行为，构筑更有效的反淡化保护法律体系。世界其他国家对商标淡化法律都有一定程度地延伸适用，尤其在高度信息化的今天，因为淡化就像一种感染，如果任其蔓延，势必破坏商标的厂告价值。
有这样一个案例：某市物价局调查一起群众举报的开发公司违价案件，调查结束后其作出的决定中首先认定被调查的公司违价事实存在，而由于被调查公司已经在工商部门注销，因此不予处罚。其次，其决定中指出，另一开发公司与被调查的公司有继承关系，该公司因此应负责返还原公司多收的房款，并建议举报人可通过民事诉讼方式解决双方的纠纷。这一决定发到了一千余户小区居民手中，并经媒体报道，该事件引起社会上的普遍关注。
这里我们暂且不讨论物价局是否有权对已不存在的组织的行为进行认定，仅就其后半部分的指导性意见而言，已经对文中提及的企业的商誉构成了侵害，可想而知，谁会购买可能有千余人的人的房子，而且假如真有几百甚至上千户居民都来这个企业，其还有没有精力继续其开发经营活动。
上述案例中物价局的“决定”不能算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因为其并不是依其物价管理的行政职权作出的，它具备行政指导行为的所有特征，即行政职能性和自愿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各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为明确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第一条第（四）项又进一步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一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不服提讼的，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依据上述规定，“决定”所涉及的企业只能眼看自己的合法权益受侵害而绝无诉讼救济的权利，这有违行政讼法的立法目的。产生这种制度设计上缺陷的根源就在于立法者忽视了行政指导所涉及的其他主体的非自愿性的基本事实，即无论他人愿意与否，行政指导本身一经作出即已经涉及到其合法权益。这种牵连是客观存在的，学术界始终承认具体行政行为既可能会对相对人的权益产生影响，同时也可能涉及其他人的合法权益，就行政指导而言，仅考虑到相对人如不接受指导则不会受到不利影响，却不考虑可能涉及的其他主体的权益是否会受到侵害，从制度设计的科学性上讲，是存在重大缺陷的。行政诉讼的职能并不以解决行政关系当事人双方的争议为限，这一点是国内行政法学界的共识，那么，行政诉讼法就应当将行政指导所涉及的社会组织或个人利益的保护纳入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体系当中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及经济理论的不断更新，政府管理经济的具体手段也在发生着一些变化，行政指导作为一种政府对社会经济进行“柔软干预”的重要手段，在政府经济职能当中必将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将行政指导纳入司法审查范围，对行政指导行为的正确运用，意义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