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古代文论；学科；规驯；科学
作者简介：周仁成，男，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长江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教师，从事比较文学与比较诗学研究；曹顺庆，男，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从事比较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1-0119-08
目前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最大的热点便是它的现代转换问题。一谈到转换必然涉及这样一个命题：中国古代文论的“失语”[1]。中国古代文论自从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之日起就已经丧失了言说的对象，成为学者研究的“秦砖汉瓦”，成为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的“故纸堆”。当然也有人表示强烈反对，认为中国古代文论没有失语，“失语症”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伪命题”[2]。中国古代文论到底有没有失语？中国古代文论有没有进行现代转换的必要？以及中国古代文论到底何去何从？要回答这些问题，非常有必要对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一门学科进行一番知识学的考古。
首先，“学科”（discipline）在中国纯属舶来品，它首先是各种权力规驯的结果。据霍斯金（Keith W. Hoskin）与麦克夫（Richard H.Macve）《清算与审查：学科权力的一个谱系》一文考证：“（学科）源自一印欧字根……希腊文的教学辞didasko（教）和拉丁文（di）disco（学）均同。古拉丁文disciplina本身已兼有知识（知识体系）及权力（孩童纪律、军纪）之义。”[3]可见西方现代学科的兴起完全得益于当时新的科学制度和教育制度的兴起。后来霍斯金在《教育与学科规训制度的缘起》一文中进一步谈道：“学科规训制度的缘起和它持续膨胀的权力，其实是教育――准确地说是在教育实践方式的层次上――一些简单微小变化所带来的结果。”[4]（P45-46）“因此，学科规训制度的缘起，标志着历史延续性中断的时刻，人们传统以来学习与求知的方法都割断了。”[4]（P51-52）
这一理论似乎是为中国古代文论这一学科而量身打造的。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传统知识体系分经设科中的“诗文评”，面对西方体系化的种种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时，必然还要经过它的“规驯”。而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一门学科首先是西学学科教育权力“规驯”的结果。
一、从同文馆“西学”、“经学”、“文学”到《文心雕龙》
清政府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惨痛教训之后，从当时的政府到民间，科学的介绍与引进成了最为迫切的要求。然而西学（即西方各种自然科学）的引进首先通过政府教育的权力得到实现，于是现代学科、现代教育与现代大学在中国几乎同时兴起。陈平原认为，“对于现代中国学术而言， 大学制度的建立至关重要”[5]。之所以重要就在于通过大学的教育体制与“权力”实现了对于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规驯”，从而走向成熟的现代学科体系。中国古代文论从传统知识谱系的“诗文评”走向一门正式系统的学科首先也是伴随着这种教育体制的权力得以实现的。
在洋务运动时期，为了达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急功近利的清政府大力兴办各种军工厂，照抄西方先进技术。有鉴于此，洋务派设立译书局，着手系统地翻译西方技术，培养翻译人才，其中最早最著名的当数1862年设立的“京师同文馆”。其后全国范围内设立了诸多类似于同文馆的机构（比如广州同文馆、上海同文馆），为当时的各种制造局翻译西方技术，培养外语人才。然而技术复制“能知其所当然，不能明其所以然也”[6]（P526）。因为“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7]（P4416），于是在1867年京师同文馆正式设立“算学馆”与“天文馆”，至此，中国官方对于西方学科的引入完全开始，而中国现代学科体系也开始了其历程。1
为了让那些西学者不致丧失民族文化，也为了适应现代学科的教育，中国传统的经史之学最先开始了学科化“规驯”的历程。比如冯桂芬在《采西学议》中就言：“聘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又聘内地名师课以经史等学，兼习算学。”[6]（P4）根据当时其他地方学校的课程设置来看，中国传统的经史之学虽然还没有真正的学科化，但在西学的影响之下也慢慢走向瓦解。至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与文学批评学科的设立则要等待所开创的中国高等教育时代的到来。
尽管新政失败了，但对于科学的倡议与教育体制的改革却得到了空前的成功。从1895年清政府下诏废除科举制到全国改书院为学校，中国其时的教育体制中，西方自然科学的学科设置更为合理，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也开始分解成各个学科在大学堂得到设置。其中最重要的是出现了“文学科”这一概念。尽管最初的“文学”还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但相对于传统的“经史之学”而言已是很大的进步。
1884年，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考试》中谈道：“凡文学分其目为六科：一为文学科，凡诗文、词赋、章奏、笺启之类皆属焉。”[6]（P610）郑所提出的“文学”实际上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它与同文馆教育中引进的各国语言文学相对。后孙家鼐于1896年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明确说道：“三曰学问宜分科也。京外同文方言各馆，西学所教亦有算学格致诸端，徒以志趣太卑，浅尝辄止，历年既久，成就甚稀，不立专门，终无心得也。今拟分十科……五曰文学科，各国语言文字附焉。”[8]（P123）孙家鼐的看法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同文馆虽然已经引进了西方学科，但设置还不科学，因此京师大学堂要设置更为科学的学科体系，不仅包含西方的自然科学，也包括人文社会学科；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他将中国的传统经学与文学区别开来，并且各自独立，这对于文学的学科化与现代化意义甚大。然而也有非常模糊甚至混乱的“文学”分科法。如1897年的《通艺学堂章程》中的课程设置对于文学科是这样规定的：“舆地志 泰西近史 名学（即辨学） 计学（即理财学） 公法学 理学（即哲学） 政学（西名波立特） 教化学（西名伊特斯） 人种论。”[8]（P152）尽管如此，官方教育的学科规定似乎更为合理。1902年颁布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对于文学科的规定如下：“文学科之目七：一曰经学，二曰史学，三曰理学，四曰诸子学，五曰掌故学，六曰词章学，七曰外国语言文字学。” [9]（P237）
从以上诸例可以看出，虽然对于“文学”还有些模糊，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京师大学堂所设置的文学学科已经基本上包括了现代大学中文系所含的“中国语言文学”与“外国文学”。只是中国古代文论真正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则要等到民国时期北京大学的建立。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文论学科的设置首先是在西方学科体系下“文学概论”的规驯中诞生的。1913年颁布的《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将“文学门”分为八类：国文学类、梵文学类、英文学类、法文学类、德文学类、俄文学类、意大利文学类、言语学类。其中“国文学类”包括：“（1）文学研究法，（2）说文解字及音韵学，（3）尔雅学，（4）词章学，（5）中国文学史，（6）中国史，（7）希腊罗马文学史，（8）近世欧洲文学史，（9）言语学概论，（10）哲学概论，（11）美学概论，（12）论理学概论，（13）世界史。” [9]（P698-699）虽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学科，但在西方各国文学中所包含的“文学概论”已经为中国古代文论的诞生做好了准备。
1917年，“北京大学文、理、法科本、预科改定课程一览”中将大学文科本科课程“分为哲学、文学、史学三门”。其中“文学门”“通科”中有：“文学概论（略如《文心雕龙》、《文史通义》之类）、中国文学史、西洋文学史、言语学、心理学概论、美学、教育学、外国语（欧洲古代语及近代语）。”[10]（P382-383）至此，中国古代文论尽管包含在“文学概论”之名下还没有名之称，却有了名之实。
至此，“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一门学科基本上得到了奠定，即当时黄侃在北京大学所讲的《文心雕龙》。纵观整个历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古代文论作为学科本身是被西方科学各个学科“规驯”的结果，而且这一过程是完全通过各个教育机构与体制的不断演化和转变而形成的。然而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文论”还得经过二次“规驯”，即经过科学化的“规驯”。
二、科学的观念与方法对中国古代文论的二次“规驯”
中国古代文论通过高等教育的不断完善，最终在西方各种自然学科的规训下完成了学科建制，但它还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因为“就中国文学的学科建设而言， 接受科学知识和崇尚科学精神至关重要， 关系到这门学科研究范围的明确和知识体系的建构， 并涉及新的文学观念与思想方法”[11]。从这个层面而言，科学的观念与方法是中国古代文论成为学科的“立法”依据。
尽管中国古代文学、文学概论、西方文学等一道成为北京大学的学科，但是彼此之间却在不断地抗衡斗争。起初在京师大学堂内就有“桐城古文派”与留学派之间的不断论争。待到民国时期，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本着“兼容并包”的原则，“任陈独秀氏为文科学长，一时新文学之思潮，又复澎湃于大学之内，因与浙江派不相容，而冲突以起”[10]（398）。至此，通过陈独秀等人所倡导的新文学运动，继承了黄遵宪与梁启超所提倡的三界革命精神，高扬“科学”与“民主”精神，通过“整理国故”运动与“科玄之争”，最终为中国古代文论的学科独立提供了一个科学的观念与方法。
在新文化运动中，由陈独秀与胡适等人所倡导的“文学革命”为了新文学的发展，非常激烈地要求排除传统文学这一障碍，对之进行猛烈的攻击，称之为“死文学”，甚至将其“妖魔化”。表面上看，“新文学”即白话文学的发展需要更广阔的空间，其实就根本而言，在于为科学的进一步推广扫清障碍。正如陈独秀在《新青年》中所言：“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那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那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那德先生又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那国粹和旧文学。”[12]（P317）
因此，就“文学革命”的本质而言，在于清除传统文言文不符合科学思维的不利因素，进而提供一种可供科学言说与表达的全新语言工具即白话文。在前面提到的各个译书局翻译的过程中，新学科的翻译就已经出现了许多新名词；进而在近代不断译介国外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的过程中，文言文对小说等叙事文体的言说已经显得入不敷出。到了胡适等人那里，西方科学思维背景更使得他们看到文言文与科学之间、传统直观的诗词曲与逻辑线性的叙事文学之间存在着莫大的鸿沟，于是他们提倡新文学必须打倒旧文学。由此便首先对语言下手，企图连根拔起，放逐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关于这一点，“文学革命”之前的梁启超早就说道：“言文不一致，足以阻科学之进步也。以中国现在之文字，学现在世界之科学，欲其进步，殆绝不可能之事。非以其烦难也，以中国之字，常用者不过数千，原不为难，难者其文法之组织耳。语言与文字，分而为二，其结果自不得不为纸的学问。盖吾国之文字，乃古时之文字，惟宜对古人用之，不宜用以求今之科学也。欧美各国，亦有古文今文两种。古文惟用于经典，研究科学，绝不用之。”[13]（P63）后来何天爵总结说：“近世科学昌明，文字日趋于平易，即如现时，所译各种科学书，其文法之构造，多有仿效外国者。其名词之引用，固无论矣，盖循进化公例，不得不尔。”[14]（P400）深受西方科学思想影响的胡适，之所以说文言文学是一种“死文学”，主要在于它是不规则的，不符合科学逻辑，而“白话文是有文法的，但是这文法却简单、有理智而合乎逻辑”[15]（P335）。这种观点与梁启超的如出一辙。于是乎更有甚者，钱玄同主张：“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16]后来高玉在总结胡适的文言观念时也充分注意到科学等观念对于胡适白话文运动的影响：“‘科学’、‘民主’这些新名词既是新词汇，又是新思想，接受了这些新名词，实际上也就是接受了这些新思想。”[17]
因此，“新文学革命”时期对于白话文的提倡并不单单是一种阶级的平等或一种现代文化诉诸语言的启蒙，而是自近代以来科学思维对于传统文言的一种总清算。对于提倡白话反对文言的科学主义背景，倒是那些所谓的“守旧派”看得更为透彻。如著名翻译家林纾在给蔡元培的信中说道：“若云死文字有碍生学术，则科学不用古文，古文亦无碍科学。”[18]（P108）其实林纾所言正与胡适所认为的文言不规则、没有科学性与逻辑性相符。而中国传统文人由于缺少科学知识，所以“止能作几篇空架子的文”[19]（P459）。因此，五四学者认为科学不但能改进文法，还可以丰富文学的内容。总之，“科学的作用，不但可以扩充国文的内容，并且可以锻炼国文家的头脑”[19]（P459）。
白话文的确立在某种程度上确立了一种白话文的科学性，即清晰确定与逻辑规则的观念。白话现代语言体系的确立、传统文言体系的放逐，不仅直接促进了文化的现代转型，同时也导致了传统文艺观念与话语规则的缺席。而作为中国古代文论则更因其印象式的批评、无逻辑规则的审美性1而脱离活生生的语言现实，退化成一种于现实无任何意义的旧知识，剩下的工作便是如何对之进行一种“国故的整理”了。
至于说“整理国故”运动，实质上是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承续，因此，从观念与方法上而言，科学范式开始直接作用于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为整理传统文化提供了某种切实可行的科学方法。科学方法的运用是在旧文学被“革命”而颠覆成为“死知识”之后的二次“规驯”。在中体西用思想体系之下，西方自然科学对中国传统知识的规训是第一次，它还属于集体无意识的行为，缺少科学的观念与方法，因而很多学科是有名无实。而通过“整理国故”，中国古代文论在二次“规驯”下即将继承一种有效的科学观念与方法。
“自近世科学兴， 求学者无论若何知识， 均必纳诸科学规范。于是科学疆域不仅限于天然事物，举凡人类思想行为，悉囊括于其中。夫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材料虽殊，精神固自一贯。今日研究中国古籍者，欲持此科学精神整理国故，俾成科学。”[20]实际上，从1921年暑期胡适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所做的《研究国故的方法》的演讲，到1923年代表北大国学门同人为《国学季刊》杂志所撰写的《发刊词》提出整理国故的三条途径，以及1924年1月在东南大学国学研究班所做的《再谈谈整理国故》的演讲中， 都从不同角度强调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并且提出了具体操作规程。在他看来，“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21]（P93）。
于是，当时在胡适等人的带领下，中国传统的一系列知识体系都在科学的怀疑中“重估一切价值”，实证主义的方法也在那时传统知识领域得到广泛的推行。比如在他的考证当中形成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以及“新红学”等。当然对于国故的科学方法也曾遭到“国衡派”等人的反对，但其最后都被打入“保守主义”之流，很难抵挡科学主义思潮在中国知识领域的进攻。取而代之的是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包括中国古代文论开始重新构建学科体系。
然而胡适所提倡的“运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还仅仅是现代科学体系的一个方面。其实“科学”的观念及方法早在1915年的《科学》杂志与1923年爆发的“科玄之争”中得到了最彻底最清晰的呈现。
在1915年的《科学》创刊号中，任鸿隽就指出：“科学者，智识而有统系者之大名。就广义言之，凡智识之分别部居，以类相从，井然独绎一事物者，皆得谓之科学。自狭义言之，则智识之关于某一现象，其推理重实验，其察物有条贯，而又能分别关联抽举其大例者谓之科学。”[22]据此任鸿隽认为，凡通过演绎而有体系的“智识”都可称为科学，这是广义的科学；就狭义的科学而言，则专指通过实证与实验而建立起来的自然科学。后来在1920年的《新青年》中，陈独秀说得更清楚：“科学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是指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像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 这乃是科学最大的效用。”[23]与其说叫作“科学的最大效用”，还不如叫科学对人文学科最有成效的“规驯”。这样看来，文学，包括中国文学批评，必然要求科学化的处理，否则它不能作为一门科学的学科。
至于科学的方法，无外乎包括两种，即胡明复所说：“兼合归纳与演绎二者，先作观测，微有所得，乃设想一理以推演之，然后复作实验，以视其合否。不合则重创一新理，合而不尽精切则修补之，然后更试以实验，再演绎之。如是往返于归纳演绎之间，归纳与演绎既相间而进，故归纳之性不失，而演绎之功可收。”[24]
由此看来，胡适所宣扬的“科学方法”实乃是归纳之一种，实际上是科学兴起之后在社会科学中所形成的“实证主义”科学方法。而科学方法还有另一种更为高级的方法即演绎法，却是在“整理国故”中所未能广泛运用的。而对于它的强调主要在于它对后来的所谓的“纯文学”、“文学”、“文学批评”等观念的极大影响。也正是从演绎的高度，中国古代文论最终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因为它首先依据某种观念而演绎出一个精密而富于逻辑的体系，然后才根据实证主义的方法形成具体的材料。对于科学的归纳与演绎的借鉴为中国古代文论构成独立而科学的体系提供了直接而有效的方法论保障。
三、中国文学批评的学科独立
有了现代科学的白话语言，中国古代文论进入了学者的象牙塔，成为研究的对象，而不再与鲜活的现实、语言、创作有任何关联。随后通过整理国故运动与“科玄之争”所确立起来的科学观念与方法开始直接作用于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呼之欲出。
然而按照西方“文学”学科的体系而言，“中国文学批评史”首先就面临着概念与知识体系上的尴尬。正如王国维早先所说：“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 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不用综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 之二法……吾国人之所长，宁在于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25]（P116）而中国古代文论相对于科学而言表现更为糟糕。正如后来朱光潜说到的那样：“诗话大半是偶感随笔，信手拈来，片言中肯，简炼亲切，是其所长，但是它的短处在零乱琐碎，不成系统，有时偏重主观，有时过信传统，缺乏科学的精神和方法。”[26]（序，P1）因此，如朱自清所言：“现在写中国文学批评史，有两大困难。第一，这完全是件新工作，差不多要白手成家，得自己向那浩如烟海的书籍里披沙拣金去。第二，得让大家相信文学批评是一门独立的学问，并非不根的游谈。换句话说，得建立起一个新系统来。这比第一件实在还困难。”[27]
然而有了前面学科的示范性效应，不管传统的“诗文评”如何凌乱不堪，科学的观念与方法总能解决问题。这就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所相信的科学的力量。再者，中国当时进行文学批评的学者们几乎都接受过西学的影响。比如郭绍虞在《我怎样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一文中提到时人“大都受西学影响，懂得一些科学方法，能把旧学讲得系统化，这对我治学就很有帮助”[28]。正是在科学的影响下，郭绍虞先是接受了当时盛行的“进化论”理论，对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进行了初步的总结，并发表《中国文学演进之趋势》（1927）与《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1927）。虽然这还不属于一个学科所要求的文学批评，但科学观念所起到的作用使之获得了某种启示与力量，为其后来写作《中国文学批评史》提供了某种信念。更为重要的是从郭绍虞开始，中国古代文论对于科学观念与方法的运用越来越成熟，也使得中国古代文论这一学科走向独立，最终完成了科学对之进行的改造而获得一种体系性、学科性。关于这一点，接下来通过对当时非常有代表性的两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分析，便可以非常明显地发现科学在其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这便是郭绍虞与罗根泽所撰的著作。
首先郭绍虞在第一章开门见山地提到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状态：“有人说，中国的文学批评并无特殊可以论述之处，一些文论诗话以及词话、曲话之著，大都是些零星不成系统的材料，不是记述闻见近于史料，便是讲论作法偏于修辞；否则讲得虚无缥缈，玄之又玄，令人不可捉摸。不错！中国的文学批评确有这些现象。”[29]（P3）这样一种现象，一方面印证了学界一直在科学视域下对中国古代文论缺乏科学性与逻辑性的评价，另一方面也印证了朱自清所言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艰难。然而深受西学影响的郭绍虞前所未有地承担起这一历史重任。郭绍虞先是运用他先前接受的进化论观念将中国文学批评整个历史分为“演进期”、“复古期”与“完成期”，接着在每一章里按照“文学”批评的范围与体系进行描述。对于中国古代文论而言，最难的莫过于寻找“文学”的定义。而郭绍虞所接受的文学观念则是当时非常时髦的“纯文学”观念，因此不难发现，在后边的每一章分析中都明显地贯穿着这一线索。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按照现代学科体系而言，科学首先要做的是设定一研究范围，否则不可能成为一独立学科。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学界将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定性为中国古代文论取得学科独立性的标志性事件。究其原因大概就在于郭绍虞这本书为中国古代文论这一学科奠定了相应的研究范围、研究方法与体系。而先前陈中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虽有其名，但因缺乏现代科学体系，所以就不能看作一门独立的学科。尽管“他们对古代文献极为熟悉，而在撰述中国文学批评史时使用的材料，以及编写时所使用的笔法，仍深受传统的影响：除了诗文评部分外，不出历代文苑传、诗文集和若干著作中的有关论述；他们介绍这些材料时，大都随文敷演，略作阐释，这对后人来说，自然觉得新意不多和分析不够细致了”[30]（序，P2）。其实周勋初所说的“新意”实质上就是缺乏一种科学性与系统性。
后来郭绍虞的学生罗根泽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将科学的观念与方法贯穿得更为透彻。在他第一章“绪言”中就着手进行概念的区分，以求获得科学的“文学”观念，找到“文学”本质。然后在森次巴力的影响下将文学批评体系化为“狭义的文学批评”与“广义的文学批评”，即“狭义的文学批评只包括文学裁判，也就是只包括（一）批评的前提和（二）批评的进行两段过程。广义的文学批评，不只包括文学裁判，而且包括批评理论及文学理论，也就是包括（一）批评的前提，（二）批评的进行，（三）批判的立场，（四）批评的方法，（五）批评的错误，（六）批评的批评，（七）批评的建设七段过程。我对文学界说，采取折中义，但对文学批评界说，则采取广义”[30]（P7）。其中对于批评方法的运用最为明显地表现出科学的因素，即根据森次巴力所总结的方法体系，如主观的方法、客观的方法、演绎的方法、归纳的方法、印象的方法、鉴赏的方法、科学的方法、历史的方法、比较的方法、象征的方法、心理的方法以及其他。[30]（P6）而且最为重要的是，罗根泽认为，“我们研究文学批评的目的，就批评而言，固在了解批评者的批评，而尤在获得批评的原理；就文学而言，固在藉[借]批评者的批评，以透视过去文学，而尤在获得批评原理与文学原理，以指导未来文学”[30]（P7）。罗根泽所说的批评原理与文学原理正是文学批评与文学原理的本质性所在。而对于本质的追求实质上是科学理性意义上的规律，也是科学归纳的目的所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罗根泽时刻不忘在其中贯穿他的批评观念与文学观念，并且适当地穿当时流行的文学思潮（自然主义等）对之进行现代化阐释。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罗氏的文学批评史相比郭氏而言，不仅范围更为清晰明确，而且方法更为精细，具有一种严密的逻辑体系，完全符合现代意义上的学科概念。通过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尽管是借鉴森次巴力的体系，但还是非常明显地体现出科学化的观念与方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学界关于科学化观念的影响往往置之不谈，而是多半说到当时通过翻译而来的“纯文学”观念对之所产生的影响。然而即便是当时从国外理论所翻译过来的“纯文学”的观念实质上也是早已被科学的观念与方法所“规驯”了的。关于这一点，精熟于西方文化的林语堂早就看到了：“我们可以有趣地研究科学的物质主义如何侵入人文科学，及大学教授如何由观感的错误，想抄袭摹仿自然科学的方技法宝，出卖人文科学。矿石或动物的研究自然无所用其良知。因为，自然科学只需要客观及外乎伦理的态度。在偷袭科学方法而应用于人文科学之时，他们天真自信，此去可使人文研究成为真科学了，就把那外乎伦理的客观方法整个搬过来。但是不加藏否的态度在自然科学是一种美德，在人文研究却是而必是一种罪恶。”[31]（P105）因此，所谓的“纯文学”实质上通过“科学的方法告诉我们：我们要研究一种对象总要先把那夹杂不纯的附加物除掉，然后才能得到它的真确的，或者近于真确的，本来的性质”[32]（P342）。而通过科学的观念与方法而来的“真”的文学观念注定了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必然选择“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与文学理论。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文论在西方自然科学各个学科的引入中渐渐地被“规驯”为一门学科，成为中国现代大学教育与研究体系中的一门知识体系。然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中国古代文论首先在科学的“白话文运动”中将中国传统批评的土壤彻底斩断，使之成为一门“死文学”而归入历史档案。随后通过“整理国故”与“科玄论战”，已经死去的中国文学批评再一次接受科学观念与方法的系统改造，基本上成为一门科学性的体系性的独立学科。
然而很遗憾的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建构却忽略了这一点，致使出现很多问题，直到现在也无法解决。当然在当时科学主义的大潮中他们也不可能看到这一点。由此，关于“失语症”的论争似乎在中国古代文论的历史建构与独立成科的过程中早已注定，而“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只不过被科学的权力话语与“规驯”长期遮蔽延宕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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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科举文化；古代文学；研究意义
中国古代科举制是选官制上的新发展，是中国封建政治的一项伟大创举。科举制作为制度文化现象，确实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这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科举制度给过我们一种远年的浪漫，一种理性的构想，似乎可以用一种稳定而周全的制度长年不断地为中华民族选拔各级管理人员。尽管这种浪漫的构想最终不成样子，但当二十世纪的人们还没有构建起一种科学的选拔机制，那就还没有资格来嘲笑它。”[1]这无疑是一种较为客观而通达的认识。在我们已经谙尽以嘲讽和批判一切传统文化为己任的虚妄与创痛之后，在以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重新梳理、认识和借鉴传统文化的同时，认识、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其必要性已无可置疑。
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我们把它称之为“科举文化”。对于科举制度，当然可以作多方面的研究和讨论，但我们在更多地对它作制度方面的关注和析说的时候，却相对忽视了对它的文化关注。以往的一些学人由于重在科举制本身的研究，或兼及与文学的关系，但并未对科举的文化意义作足够的理解和拓展，而往往出现许多偏狭的认识。科举文化包容了内在与外在的两种文化属性，并由此对文学产生影响，而于林林总总的士人精神存在与文学现象中得以表见。所谓科举文化的内在属性，指的是科举考试内容具备了儒学的与文学的性质，即狭义的文化特质；而科举文化的外在属性，指的是由科举而形成的政治导向性与社会、文化等价值观，即具有了广泛的文化特性。科举文化的内外属性的凑泊，构成了科举文化的整体。这一整体又营造了文人及文学赖以成长的文化氛围与环境。
科举制度是在中国古代特定的政治、思想及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发展、成熟的，并因而形成了独特的内涵与形式特色。它所显示出来的精神观念和特异色彩，又深刻地影响乃至再造了中国文化。世界上还没有哪一种制度造就了如此庞大的文官队伍。黄仁宇先生曾经把秦汉以降“二千年而弗能改”的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作了一个通俗而又形象化的比喻，说是好像美国的所谓“潜水艇加肉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即成万上千的农民，其组织以纯朴雷同为主；中层机构简单，传统社会以尊卑男女长幼作法治的基础，无意增加社会的繁复。上下的联系，倚靠科举制度。”[2]以文官集团为核心的文官政治的形成，使得统治机构中集中了一大批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文化人。作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化代表的知识分子的面貌、精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科举制度塑造出来的。因而，从科举与文学关系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就无疑会更能鲜活和切实地贴近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科举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是复杂的。不管古代的文人是出入于科举，抑或是远离科举，甚至否定科举，但最终都无法逃离这一文化氛围的笼罩。归属与反叛其实都是一种“影响”，虽然其价值评判大相径庭，但“对象”毕竟是同一的。由此，我们想到文学研究上应该建立一门“影响学”，来进行科学的理论探讨或实践批评，以避免文学研究上的简单、片面。
我们觉得，从科举文化的视角来审视文人及其文学现象，其学术意义非常重大。
首先，可以突破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价的板块格局，揭示创作主体与作品的直接联系。
在文学研究领域，方法与观念的更新转变，显得愈来愈重要。以往的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析的研究格局，固然有它的意义，也解决了文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但划界太清，使三者之间的关涉令人有悬隔之感，失之于笼统汗漫、游谈无根。时代、作家、作品究竟是怎样紧密联系起来的，恐怕这在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而文学的文化研究方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作为文化的科举，它是联系世风、士习的最佳中介，也与文学创作建立了较为切近的联系。如杜荀鹤，为了科举及第而积极行卷，几乎行遍天下，这不能不影响到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再如蒲松龄，他一生科场失意，到老乡试未能通过，其孤愤狂痴寄寓笔端。可以说，《聊斋志异》所展现的就是这位落魄秀才眼中的世界。当然，科举只是研究古代文学的切入点之一，并不能说它是打破时代、作家、作品板块格局的唯一途径。然而，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它确是一种最切实、最重要的文化视角。
其次，追索营造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时空，透视作家的整体精神风貌。
中国古代的作家都生活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时空当中，在这一特定历史文化时空中思考、创作。由于时代的睽隔、历史的变迁，白云千载，哲人其萎，我们想完全置身于那一时代的现实中以古人特有的情感去感受周遭的一切已成痴想。我们已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唐朝，去繁华的长安街上领略磊落唐风；我们也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宋朝，去不夜的汴京城里观赏万家灯火。然而，这一缺憾可以通过对当时的历史文化的考察及对文学作品的文化说解获得一定补偿。科举制度驱动无数文人负笈远游、求学应举，这无疑造成了文士的大量流动。譬如唐朝举子纷纷来到长安，穿着白麻衣行走在长安街市上。他们的大多数带着强烈的科举仕途欲望聚集到这里，怀着新奇与激动打量着这座繁华雄伟的，登第的喜悦与落第的沮丧形诸歌吟，春风得意与铩羽还乡决定了他们人生的不同去向。唐诗中即反映出这些文士的情感潮汐，颇堪吟味。这不是文学的悬想，而是历史的真实。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理性演绎，认真切实地把握每个作家的生活空间，这无疑会更能充分了解和发掘作品的思想内蕴与情感内蕴。
如上所说，科举不只是一种制度，它更是一种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制度文化塑造出了不同时代的文人的精神风貌。唐代科举制度初创，这一新的选官制度刺激了广大庶族寒士从政入仕的强烈欲望，使唐代文人昂扬奋发、豪迈奔放；宋代科举几乎成为文人唯一的入仕之途，且出路更优，使宋代人饱读诗书、博雅风流；元代科举几经废立，且极不平等，使元代文人整体沉沦，他们充满绝望、愤懑，与倡优为伍，以浪子自命；明清科举以八股取士，科举成为牢笼志士、驱策英才的专制工具。这时的文士多在一灯如豆下写作或背诵八股时文，空疏而迂腐。当然，这里所描述的只是某一时代的总体倾向，但一代文学风貌，莫不与此相关。
第三，可以深入拓展对作家群体、诗派及文派的研究理路。
现代文学理论为我们研究古代作家群体及流派提供了宏观方法，给予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其作用不容抹煞。然而，如果一味作架空的分析，而不结合中国古代作家群体或流派的特殊生成状态来考虑问题，就不免空泛，或得出不合文学实际的错误结论。科举制度的建立，在一种新的方式上加强了文人队伍的聚合。如座主与门生的关系、同年关系、师弟子关系，等等，这些关系都有可能导致文学集团或文学流派的衍生。这是具有原生态的文学现象。它可能在某些方面不合于现代的文学理论模式，但确是古代文学发展的实际。
在这方面，历史研究似乎走在了文学研究的前列。何冠环先生有一本小书，其题目为《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作者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胡旦榜进士这一角度切入，析论了他们与宋初朋党的关系。[3]这一视角颇为独特，也颇具眼光。这种考察符合北宋朋党的真实面目，这种切入角度对文学研究也有启示意义。由此，我们来看古代的文学集团或流派，有些情形就与科举密切相关。就唐宋古文运动看，它在文学史上的巨大贡献和作用，已为许多学人注目并加以研究。那么，唐宋古文运动何以能够兴起，其组织方式是什么，原因可能很多。但我们觉得，一个最直接的因素就是科举。韩愈不顾流俗的排侮非笑，而以师道自任，成就了一批“韩门弟子”，这些人大都成为古文运动的中坚。所谓韩门弟子，就与科举行卷之风相关。以师弟子关系为组织形式，是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关键。他著《师说》要恢复古代从师之道，其用心也就十分显明。有意味的是，这一组织方式为北宋文人所承继，宋代的许多古文家都强调师道，就是一个明证。此外，如明清科举的乡试、会试与文学集团的形成也有着一定的关系，这方面已有人做出研究。这种视角与取向，无疑会促使我们以更为切实的态度，拓展思路，获得学术的新视野与新思维。
第四，有助于加强对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的考察及以科举文化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的系统研究。
傅璇琮先生就一再强调要加强古典文学研究的文化意识，提出了历史文化研究方法。他指出：“人们认识到，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学，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社会概况仅仅作为外部附加物贴在作家作品背上，而是应当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时代的总的精神状态，研究在这样一种综合的‘历史——文化’趋向中，怎样形成作家、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从而产生出一个时代以及一个群体、个人特有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心态。”（《日晷丛书》总序）傅先生自己也正是这样进行学术研究的，他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就是采用历史文化研究方法的范例。他有意识地沟通历史与文学，在充分考察那一时代的文化背景上来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以及相联系的时代风貌与社会习俗。[4]这种研究实际上是以人为轴心的文化研究，它所关注的是作家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情感状态，并使这种生活方式、文化心理与情感状态在某种历史文化背景上得以凸显。科举制度是切入文人核心的最佳视角之一。“科举制度产生于7世纪初，一直存在到20世纪的头几年，足有1300年的历史。有哪一项政治文化制度像科举制度那样，在中国历史上，如此长久地影响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貌和感情形态呢？……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研究其文化形态，如果不着重研究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那将会遇到许多障碍。”[5]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与科举制度的联系如此紧密。通过科举制度，可以考察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目和感情形态，这确实是历史文化研究的一种最佳方式。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知识分子对科举制度的认识、态度中，又可以看出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以更进一步透视文人的精神世界。这种自我文化关注，主要表现在科举文学当中。对这一大宗文学作品，我们以往似乎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些作品除表现士子功业意识、济世情怀外，更重要的是由此可以窥见士人的自我情感体验及对自身的文化思索。譬如唐代落第诗很多，有自陈落第的，还有慰人落第的，情调大多黯然，由此可透视唐代文人情感世界的另一面。戏曲小说中对士人自身的展示更加充分。如唐传奇中，往往表现士人“婚”与“仕”的矛盾，揭示出当时进士阶层普遍的悲剧心理，是士人意识的集中体现。明清时期，对士文化的描写与反思之作出现，其思想内蕴更为深刻。总之，如果对科举文学系列进行全面清理，有一完整认识，那么，我们对一些文学现象本身的研究可能会更为深刻而切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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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7年度申报设置列入专家考察高等学校的公示。进入公示名单的高校共49所，分为四个类型：新建本科院校21所，如湖北省新建三峡航空学院；学院更名为大学16所，如成都学院更名为成都大学；独立学院转设更名为独立设置的民办本科院校6所，如江汉大学文理学院独立后转设为武汉文理学院；同层次更名3所，如郑州成功财经学院更名为郑州商学院。
3、随着人民币储备货币地位逐渐被认可,已有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人民币正在成为全球外储“新宠”。未来,国际市场上或将出现人民币、美元及欧元“鼎足之势”。
4、2017年上海市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全年上海市生产总值完成30133.86亿元，首次突破3万亿元大关；同比增长6.9%，增速与上年持平。总量数字之外，上海经济发生的深刻变化，展示出区域发展的新动向。
5、海南航空已于2017年12月试行推出“客舱运输宠物”产品服务,目前仍处于试运行阶段,收费标准为统一收取800元人民币/航段/每只宠物。
6、由于中国消费者不买账，凯基证券分析师郭明錤将苹果公司iPhone X手机在整个生命周期内的出货量预期下调23%。
7、2017年，中国超过韩国成为世界第二大液化天然气（LNG）进口国。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共进口了3789万吨LNG，同比猛增了48.4%。
8、俄罗斯农业部的数据，本农业年度，从2017年7月1至2018年1月10日，俄罗斯已出口粮食2799万吨，与上个农业年度同期的2075万吨相比增长34.9%。
9、福布斯实时富豪榜的数据显示，股神沃伦路巴菲特与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路盖茨的身家差距在缩小，巴菲特身家有望超过盖茨，升至全球第2。
中文摘要： 如何进一步发展中国古代科学史的研究？本文从“李约瑟问题”得到启发，认为如果把注意力从反问题“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转移到正问题“为什么中国文明在把人类对自然界的知识应用于人类实际需要上比西方文明更有效得多”上来，则可以发展社会学与文化取向的中国科学史研究。这样的研究就不再仅仅是“科学事实”的考证，而是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视角，研究中国古代科学与社会及文化相关的多方面的问题。本文以宋代为例，提出了一些可以照这一思路开展的研究问题。
关键词： 中国科学社会文化史 李约瑟问题 宋代科学与社会
“李约瑟问题”的启示
在中国古代科学与文明史的研究领域，英国学者李约瑟的功绩是有口皆碑，不可磨灭的。他的鸿篇巨制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原名是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直译为《中国的科学与文明》）， 博大精深，向世人证明，中国古代文明不但有科学， 而且在科学和技术的许多方面都领先于同时期的西方文明。由于李约瑟的工作， 西方科学史家再也不能漠视以中国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中的科学而侈谈“世界科学史”。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当代科学史学者对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进行全面的挖掘和整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李约瑟的工作的影响和启发。
李约瑟的影响之大，还在于他提出了所谓的“李约瑟问题”。李约瑟以近代科学为标准，用类似化学实验上所谓“滴定”的方法[1]([1]，p.12)， 对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科学技术发展历史进行比较研究，结果发现，在“四大发明”之外，还有许多科学和技术上的发明都是在中国古代产生的。这里似乎出现了一个历史的悖论：既然中国古代科技那么发达，为什么到了近代为什么反而落后了？李约瑟这样问道：“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产生而只诞生于欧洲？”“为什么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在把人类对自然界的知识应用于人类实际需要上， 中国文明比西方文明更有效得多？” ([1]， p.190)
“李约瑟问题”一旦提了出来，不仅在科学史界，而且在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领域，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2][2]。有关“李约瑟问题”的求解、论证和质疑， 可以说是层出不穷。然而， 中国学术界关于“李约瑟问题”的争论， 表面上看来轰轰烈烈， 但就中国而言，有多少是真正建立在对中国传统科技与文明的深厚研究基础之上？就比较研究而言，又有多少是基于对西方科学文明的深刻理解？ 对中国本身的科学传统的思想发生和社会来源不清楚， 对西方科学文明的性质理解不深入， 对“李约瑟问题”的讨论就未免流于空泛。本文的目的，不是要加入对“李约瑟问题”的论争行列，而是要以“李约瑟问题”为启示，提出一些关于进一步发展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想法和思路，即：如何在中国传统科史研究上进一步创新，开拓新思路，提出新问题，采用新方法开展具体的、实在的研究？
其实，创新的途径已经隐含在“李约瑟问题”之中。 “李约瑟问题”本来是包括正反两方面的问题的， 可是过去的讨论， 过分注重反问题“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发生”， 而忽视了正问题“为什么中国文明在把人类对自然界的知识应用于人类实际需要上比西方文明更有效得多”。只有探讨这一正面问题，才能使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中国古代科技与文明的实际情形之中，而不是一味纠缠于“没发生”、“落后”等消极而意义不大的问题。 中国古代在探求自然知识并用之于社会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中的智慧和经验， 必然有许多是值得我们今天来借鉴。 比如在宋代， 中国的科技发明达到了一个高潮，社会经济文化特别繁荣，宋代被国外历史学家们称为是“中国的文艺复兴(Chinese Renaissance)”[3][3]，研究中国文明在这样一段历史时期中，知识如何被探求、知识活动如何被组织、知识又如何被有效地应用到社会需要与国计民生上， 不是更具有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吗？
这里有必要对本文标题所采用的比喻作一些解释。“百川归海”是李约瑟的比喻，用来比喻世界各文明中的科学知识与近代科学的关系([4])。[4] 他把近代科学如比作大海，具有普遍性、世界性和客观性， 不带有某个特别文化的印记；而古代各文明中关于自然界的种种知识则被比作是一条条科学的涓涓细流，都为近代科学的大海做出过贡献，并且最终要流入未来科学的汪洋大海之中。因此，在进行中国科技与文明研究时，李约瑟就必然要坚持要用近代科学的尺码来衡量中国文明的科技发展。这样，对中国传统科技史的研究就容易被简约成在中国古文献中寻找相当于近代科学和技术知识的先例， 目的是要看中国文明之河向近代科学的大海贡献了什么。这一研究进路对中国的学者有特别的吸引力，因为对科技的贡献可以被 解读为文明优秀的标志。这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无疑有增强民族自信心的现象意义，但是作为历史研究，却容易忽略对其他方面问题的研究， 一味追求科技发明优先权， 甚至会出现不顾历史的情境而夸大事实的情况。李约瑟本人的研究工作也不免于此。其实， 一个文明的优越性， 不应该以一些科技思想和发明为仅有的标志， 社会、政治与文化的许多方面都起作用， 必须综合进来进行考虑。 中华文明的优越性， 绝对不是“四大发明”所能概括得了的。 因此， 要对中国科技与文明有深刻的理解，就不能局限于欣赏“百川归海”的壮丽图景， 而是要溯流而上，领略河流的“两岸风光”。也就是说，要探讨中国文明之河中的知识流水是如何在中国的土壤中产生并滋润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土壤的。中国文明在其历史的演进过程中， 不仅有无数的个人对自然界进行的思考与探索， 更有个人知识的社会化过程：知识的追求是和社会的需要相联系的；知识的发生是在社会的实践中进行的； 知识的运用是在社会的文化中实现的。如果说李约瑟强调的是“百川归海”，把中国文明看作“百川”之一川，我们这里要强调的是中国科技文明之河的“两岸风光”。
这就是说，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 要进行社会学的转向：不但要研究知识发生的社会学， 而且要研究知识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实现这样的转变，可以有两种途径： 一是对李约瑟的工作进行继承和批判；一是批判性地吸收和运用当代西方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各种理论和方法，在对中国的科学与社会的研究中提出新问题。
对李约瑟工作的继承与批判
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 看起来是一部对中国传统科技比照近代科学的“滴定”史，但在其后面提供动力的“李约瑟问题”却是一个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的问题。 社会学取向是他学术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李约瑟本人是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对于“李约瑟问题”，他拒绝接受“种族特征”、“环境气候”、“语言逻辑”、“时间观念”之类的种族主义、环境主义以及科学内在论的解答， 坚持从中国的社会与经济环境中寻找答案。同时， “李约瑟问题”的提出， 也是受了李约瑟生活时代西方社会学思想的影响的。从十九世纪开始， 西方社会学的重大问题就是要解释西方社会的现代性。 马克思、韦伯等社会学家都试图从不同的角度解释西方社会何以发展到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 他们都是以欧洲文化为中心来看世界的， 认为欧洲文明之所以超越其他文明， 是因为它具有其独特性， 其他文明与它相比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 虽然李约瑟是个世界主义者，但在学术思想上也不能完全超越“欧洲中心论”的樊篱。“李约瑟问题”的提出， 实际上与韦伯的比较社会学有相通之处。 韦伯认为， 宗教改革而引起的“新教精神”是资本主义发生的重要原因，[5][5] 由此他进行了东西方宗教的比较社会学研究。 对于中国的“儒教”和“道教”， 他认为前者虽然“入世”，但强调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忽略对自然的改造，后者则过于“出世”， 因而都不能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得到发展[6]。[6] 由此可见， 李约瑟关于“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的问题提法显然是受到得韦伯比较社会学的影响的。 李约瑟的解答， 说中国儒家官僚体制抑制科学发展，说中国没有宗教改革， 说中国没有人格化的神所规定的“自然法”， 因而缺乏“人”和“神”之间的必要的张力， 这些也都有韦伯社会学思想的影子。 李约瑟能够吸收各种社会学思想和理论， 而对中国的科技与文明进行社会学取向的研究， 这正是我们可以继承并加以发展的。
但是，李约瑟关于中国科技与文明的大多数结论是可以商榷的。 关于儒家官僚体制， 恐怕不能简单说一定对科学的发展是起阻碍作用的。 有些科学知识， 如天文学， 正是因为儒家政治而得到长足的发展； 不同时期， 儒家思想对科学的作用也会不同。李约瑟强调道教和道士对中国科学发展的积极作用，可能有一定的道理， 但对此问题的社会学分析却是很成问题的： 中国古代知识人士的思想中，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成份都有， 很难说一定是“道家”成份对科学做出了贡献。关于这个问题， 美国学者席文（Nathan Sivin）有尖锐的批评， 认为把“道家”作为社会学概念来分析中国科学的发展， 其严密性成问题， 意义也不大[7]。[7] 再就是关于中国没有“自然法”的说法， 也值得商榷。美国中国哲学史家卜德 (Derk Bodde) 对此就有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中国实际上是有“自然法”的思想[8]。[8] 而且只有人格化的神所规定的“自然法”才能转变为“科学定律”的说法也是大有问题的。 指出李约瑟研究结论中的存在的这些问题， 目的不是要否定李约瑟的贡献， 而是要说明，按李约瑟的社会学取向， 已经提出的问题远没有解决，需要做更加细致深入的社会学研究；而且还会有更多的问题可以提出来，关于中国传统科技与文明的研究可以不断“温故而知新”。
西方科学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略例
通过第二种途径可以进一步深入对中国科技史进行社会学取向的研究。要做到这一点，就有必要对当代西方的科学社会学有一定的了解。 西方对科学与文明的研究可以说是日新月异，精彩纷呈。概而言之，不外乎是把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到科学与文明的研究中去。 自从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提出科学的范式概念以来[9][9]，科学作为实证的、普遍的知识体系受到挑战；科学知识的发生是受到许多社会性的因素制约的， 如习惯、约定俗成的概念与范畴、科学社团内部的行为规范等等。 科学认知上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原则一旦被放弃，随之而来的就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空前发展。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不再局限于过去只能研究外部社会因素如何影响科学内在发展的进程，而是可以涉及到科学知识本身的内容，也就是所谓科学知识的“黑箱子”被打开了。 科学社会学家们不断吸收和改造多种哲学、社会学和文化社会学的思想和理论而发展科学知识社会学。七十年代以来负有盛名、主要由“爱丁堡学派”提倡的“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 在很大程度上是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思想。知识被看作是“意识形态”（ideology），具有阶级性，是与知识持有者的阶级利益相关的[10]。[10] 因此，对于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不仅那些在今天看来“正确”的知识值得研究， 而且那些在今天看来“不正确”的知识也值得研究；这就是“强纲领”所谓的“对称性原理”。再就是知识的产生一定要放到社会的、历史的语境中去考察，知识是社会构建的。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到迪尔凯姆社会学的影响 (见下文)。
“强纲领”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当然是众多科学社会学理论中的一种，而且有严重的“相对主义”倾向。 这里介绍的目的， 不是为了宣扬其中存在的完全否定科学知识客观性的极端相对主义倾向， 而是为了说明它在方法论上的相对主义还是可取的。当把科学看作是和其他知识体系具有同样社会特征的知识体系时，当把其他文明的科学和西方近代科学看作是同样有效的、各有特色的知识体系时，研究各文明的科学的思路便可大大开阔， 有利于吸取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各种理论与方法，启发对科学与文明的研究。
现代西方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的发展，这里恐怕连皮毛也难涉及一二，而且也不是本文的主要目的。 这里仅仅略微提及一些理论及其发展， 说明其在科学史、科学社会学以及科学与文明研究中的运用价值。 首先要提到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20世纪初， 苏联学者黑森 (Borris Hessen) 以英国近代社会资本主义经济的需要来说明牛顿《原理》中科学内容的产生[11][11]。这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进行科学史研究的典型例子， 在西方社会学和科学史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受此启发，西方学者开始从外部社会因素来研究科学的历史。英国学者贝尔纳 (J. D. Bernal) 的《历史上的科学》，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史[12][12]。 有些西方学者， 虽然不能完全接受唯物论，但也开始做研究影响科学发展的外部社会因素的科学社会学。 如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其《十七世纪的英国科学、技术与社会》就是这种科学社会学的力作[15][13]。当然默顿是采用了韦伯的社会学概念。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有时被认为是“经济决定论”，其实这是由于教条主义而引起的曲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提倡唯物主义的同时， 还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思维的客观真理性要在人的社会实践中证明[14]。[14] 这说明人的意识绝不能简化为人对客观世界的被动感受， 而是能动性的创造。也就是说，知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受阶级利益、社会文化诸多因素影响。20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发展，基本上照着这一思路发展的。 如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葛兰西，在20世纪30年代就强调“文化的主导作用（cultural hegemony）”，积极提倡创造无产阶级的文化。这种从精神与文化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也促进了历史研究的发展，如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汤普森 (E. P. Thompson)， 他研究英国工人阶级的产生，就不再是先认定一个“标准”的工人阶级，再到过去寻找符合“标准”的工人阶级的先例， 而是研究历史上各社会阶层的社会关系与文化活动，考虑“阶级经历”是如何通过传统观念、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而形成“阶级觉悟”。现在西方科学史家大都反对以近代科学为标准的“辉格式”科学史，思想与此如出一辙。汤普森还提出，对历史研究来说，不但要研究那些今天看来“成功的”的现象，而且要研究那些“死胡同”现象和“迷失的事业”。[15][15] 这正是上述“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所谓的“对称性”原理。
其次要提到的就是韦伯主义的社会学。韦伯的社会学可以说是与马克思主义对立的社会学。 对立并不等于否定 -- 韦伯本人也不这么看，而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去看问题。马克思强调物质性的经济基础，韦伯则强调精神性的“意义”；马克思的社会学是要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其方法是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韦伯的社会学则是要解释人类的社会行为及其意义， 其方法基本上是解释学的[16]。[16] 韦伯的社会学是一种“精神”社会学， 这显然可以从反面来补充马克思的“物质”社会学。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家， 为了有一套理论与影响巨大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相抗衡， 就认定了韦伯的解释社会学，在西方社会学界占有相当高的地位。 上面已经提到的默顿提出“新教精神”对科学的促进、科学活动的“规范”等等， 正是受到了韦伯社会学的影响。而在文化人类学方面，韦伯的影响表现为，要通过全面了解某特定社会的历史、文化、伦理、语言、宗教、习惯等等而对其中的社会行为进行理解。 用美国文化人类学家葛尔兹(Clifford Geertz)的话来说， 就是要通过对文化的“浓绘”(thick description) 来达到对文化的理解[17]。[17]
再就是要提到迪尔凯姆(E. Durkheim) 的社会学，其本质上是结构功能主义的， 就是把社会当作一个整体，可以采取如自然科学上观察、实证的方法对社会的结构和功能进行分析， 最终建立“科学的”社会学。按照迪尔凯姆的社会学理论， 知识的结构和范畴， 不是如康德所说是“先验的”，也不是如经验主义者所说是感性的，而是由社会的结构决定的；社会的秩序决定了自然知识的秩序[18]。[18] 这种结构主义的社会学， 是对黑格尔、马克思历史主义哲学的一种反动。西方一些人类学家，不赞成历史主义的思辨哲学，强调直接观察和分析所要研究的社会，于是就采用迪尔凯姆的社会学方法，注重对原始社群进行田野考察。社会、文化人类学起初是专门研究“原始社群”的，现在其理论与方法被运用到现代社会中各种人群。 在科学史与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上，则被用来研究特殊的科学家社群以及他们创造的科学知识的性质和结构。如法国的拉图尔(B. Latour)[19][19]、美国的特拉维克(S. Traweek)[20][20]、科勒尔(R. Kohler)[21][21]等研究实验室里的科学家群体， 正是采用这种人类学的方法， 研究这一特殊社群的社会性结构、知识的结构、知识的生产过程等。
西方把二战以来出现的对科学与社会不断进步上升的观点持怀疑态度的各种学术思潮总称为“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哲学与社会学流派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在科学史领域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有富科(M. Foucault)的后结构主义、社会构建主义、女性主义等。 富科所谓的“知识考古学”就是把知识看作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在历史的“文本”中追溯知识的各种结构和谱系。这就是他所谓的“知识与权力”的研究命题，照此命题他研究过癫狂的历史、临床医学的历史、监狱的历史、性观念的历史等等。社会构建主义就是认为知识，包括知识的结构、权威性、合理性等，都是在社会文化的“语境”中确立的。知识与社会之间存在的是一种互动关系： 知识受社会因素的制约，同时有制约社会。 女性主义不再把社会看作是男性主宰的单极世界，而是两性共有的世界。 把性别差别作为一种社会学分析概念引入社会、历史研究，使得对社会历史的认识更加丰富。
以上种种哲学、社会学思潮，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补充，使得西方当代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越来越趋多元化， 学术上越来越趋圆熟，研究的问题也越来越多， 大有一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势。我们正可以从这种学术文化中，拿来一些合理的理论，结合中国的特点，把对中国科技与文明的研究推向新的高潮。
这里可以看一下席文对李约瑟的批评。席文指出：
要想对中国科学的研究有所突破，必须用完全不同的研究方法，必须深刻地综合地理解从事科技工作的人的各种事项： 他们在科技思想是怎样和其它思想结合在一起； 有什么样的科学界， 是谁决定哪些现象需要研究、哪类答案是合理的；科学界同社会其他群体的关系怎样，科技研究如何得到社会的支持； 知识人士对科学界同行的责任怎样同对社会的责任相协调；各门学科为之服务的更大目的是什么，这一目的怎样同中国社会的行为规则和基本道德原理保持一致。[22][22]
这些问题正是从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角度提出的， 说明席文对“李约瑟问题”的批判，其根本意图是提倡采用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科技与文明进行多元化的研究。
新思路下的研究问题: 以宋代的科学与社会为例
作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宋代社会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教育的发展，科举取士制度的健全，使宋代社会根本上从唐以前的贵族社会转变为人才社会。宋代开国以后，重文轻武，促进了士大夫文化的发展。 宋代学术特别发达， 王国维曾说：“宋代学术， 方面最多， 进步亦最著。其在哲学， 始则有刘敞、欧阳修等脱汉唐旧注之桎梏， 以新意说经；后乃有周（敦颐）、程（颢）、张（载）、邵（雍）、朱（熹）诸大家， 蔚为有宋一代之哲学。其在科学， 则有沈括、李诫等历数， 物理工艺， 均有发明。 … 故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 前之汉唐，后之元明， 势所不逮也。”[23][23] 陈寅恪也说过： “华夏民族之文化， 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24][24]在科技史上， 宋代的成就更是突出。 “四大发明”中有三项是在宋明。 李约瑟更进一步认为，宋代的“新儒学”综合儒、释、道， 在“理”和“气”的概念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种自然哲学， 具有“有机论”的特点， 可以克服纯粹的“机械论”科学的缺陷， 说不定是未来“有机论的科学革命”前奏[25][25]。 宋代科技与文明达到这样一个顶峰，那我们可以从李约瑟的正面问题出发，探讨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科技与文明会在宋代特别兴盛？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要对宋代的科学与社会做具体而细致的社会学的研究， 领略这一段中国文明之河的“两岸风光”。 下面本文按照前面所述的社会学和文化人类的思想，对宋代的科学与社会研究试着提出一些研究课题。 限于篇幅，不可能详细论述， 只能点到为止。
科学是特定文化中的智力和社会活动。要研究中国的科学，首先有必要确认中国科学知识的基本结构。科学知识的基本概念和范畴是什么？科学新思想、新技术、新问题的社会来源是什么？科学知识与其它类型的知识界限何在？它们之间有怎样的关系？究竟有哪些社会因素和智力因素造成了或限制了科学技领域内的发展？显然， 不能简单地用现代科学的学科与概念去套中国古代的科学知识，而是要看它本身的内在的统一性。统一性可能是认知上的， 也可能是社会性质的。 比如说， 中国古代讲天、地、人“三才”， 或许正可以用作知识分类：关于“天”的知识中有天文、历法、占星、气象、音律等方面的知识；关于“地”的知识中有关于地理、生物、植物、农学等方面的知识； 关于“人”的知识中有医学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和社会需求与社会理想之间的关系， 都是值得研究的。
其次，可以研究科学作为一种制度在宋代社会是如何进行的。 科学知识价值如何评价？谁来评价？知识如何传授？知识的追求与社会秩序的维持如何发生作用？科学活动如何由国家来组织和支持？什么样的个人参与知识的活动？ 他们的学术地位和政治地位如何？知识活动有什么样的规范？谁拥有知识的权威？学者们在知识追求过程中的动机和期望是什么？宋代的知识活动特别的多，有大规模的天文测量，天文仪器的制作，医学经典的较正， 本草、方书修撰，大型类书的编纂等。这些多是由政府组织、国家支持， 许多官僚机构都参与其事。如果要论儒家官僚体制对科学的作用， 宋代所见恐怕多是促进作用， 而不是李约瑟所讲的阻碍作用。
再次，还可以对知识活动从事者个人进行研究。个人可能其对自然其独特的兴趣或好奇心，但他的知识活动能得到社会的承认，被认为有价值，这是由社会的因素决定的。我们可以研究个人是如何把自己的求知兴趣和在社会上谋求出人头地的人生目标结合起来的，社会人生的价值观如何影响知识的探求？士大夫之间如何相互评价学问？他们对自然知识是什么样的态度？如沈括、苏颂、苏轼等人，都可以是这些问题非常有意义的研究对象。 这是探讨士大夫文化或者说儒家文化与科技的关系必然要涉及的问题。
再次， 还可以研究宋代科学与政治、经济、宗教等之间的关系。宋代特别重视医学，是否同中央皇朝体恤民众的统治思想有关？宋代的多次改历、改元， 其中政治因素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这里就有富科所说的“权力与知识”(power and knowledge)的关系问题可以研究。关于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李约瑟的结论也不是定论。仅从思想概念出发来研究“儒教”、道家等与科学的关系是远远不够的，而是要进一步用有分析意义的社会学概念来研究这个问题。比如说，也许可以用韦伯的“社会行为”（social action）概念来研究这个问题。 宋代南方经济发展， 经济中心南移，政治文化播及的范围不断扩大，这如何影响了有关自然资源的学科如本草学、植物学的发展？此类问题， 正是为了探讨国家的发展与建设与科学的发展的关系。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宋代不是一个静止的社会，而一个改革不断、充满生机的社会。上面提及的各个方面， 当然是在不断变化之中。历史研究的任务，首先是要弄清这些变化，并提出解释，努力发现其中的趋势。 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静态的历史，而是一个动态的历史。
结论
本文认为，对中国传统科技与文明的研究，可以继承李约瑟的工作，发展他的研究中的社会学取向。 但是，不必纠缠于李约瑟关于“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发生”的负面问题， 而是要发展李约瑟关于中国科技与文明的正面问题研究。要问诸如下列的问题：中国古代在探求自然知识方面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为什么中国科技与文明会在宋代达到一个高峰？是怎样的高峰？中国传统社会是如何把科学知识富有成效地应用到国计民生和社会发展的？ 一旦这些正面的问题提了出来，我们对中国科技文明的历史研究可能因此而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这就需要我们超越“唯科学”的历史观，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多方位的视角提出问题，进行多方面的研究，提出多元化的解释。超越“唯科学论”不等于是“反科学论”，而是要在研究方法上跳出科学“目的论”的束缚，研究科学与社会及文化相关的多方面的问题。本文采用“两岸风光”的比喻，也就是这个意思。不能简单地按照“科学目的论”的观点研究科学史，视古代的知识活动一定是朝着现代科学的目标后浪推前浪地前进，从而认为科学史研究的意义仅仅在于展示“百川归海”的图景。其实对每一条河流的“两岸风光”的探究，历史意义同样重大。也就是说，要到中国人的社会实践和中国社会与历史的具体情境中去探讨和理解中国的科技与文明。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样的学术境界恐怕比脱离了历史情境的所谓“真面目”更为引人入胜。
近来中国科学史学术界似乎有这样一种疑虑，就是认为既然已经有了李约瑟的大部头的《中国科技史》，又已经有了中、外学者一个多世纪对中国科技史的专门研究，其中有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上世纪末主持的30多卷本的《中国科技史》“大书”，好像中国传统科技史没有什么可研究的了。这实在是一种不必要的疑虑。若是对中国科技与文明进行多元化的社会、文化史研究，那可以做的工作可以说是永无止境，学术之路可以“日新，日日新”。拿一个西方的例子来说，西方学者研究“科学革命”，著作文章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同样以“科学革命”为标题的著作就不下十几种，对科学革命的解释，有特点、有份量的论点也有十几种，但在西方学术界看来，关于“科学革命”研究远没有完结，成果层出不穷。靠的是什么？正是学术思想与方法的日新不断。
最后，本文要略提一下这种研究的现实意义。国人爱讲“以史为镜”，可以想象，通过对中国科技与文明作这样的历史研究而可以得到经验和智慧将会很多。 我们现在提倡创新，要创造先进的知识，要建立先进的文化，要以发展生产力来不断满足社会的需要，要“执政兴国”，那中国古代能把知识有效地应用于社会的经验，像宋代这样国家机构能积极有效地组织科技活动，为国计民生服务， 不正是我们今天可以借鉴的吗？创新要与活用相结合， 活用也是创新， 而仅这一个“用”字，在中国传统社会文明中有着无数宝贵的经验。 如果说李约瑟的反问题曾经有唤起中华民族觉醒的现实意义，那么中华民族正在实现伟大复兴的今天，发展李约瑟的正面问题的研究，其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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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Geertz， Clifford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NY: Basic Books， p.5.
[18] Durkheim， Emile (1912/1995).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 Transla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Karen E. Field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pp.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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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Kohler， Robert(1994). Lords of the Fl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2] Sivin， Nathan(1982). “Why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did not Take Place in China – or didn’t It?” In Li Guohao et al， eds.， Explor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pp. 89-106
[23] 王国维. 宋代之金石学， 《国学论丛》， 1928，第1卷3号； 见于傅杰编校，《王国维论学集》， 页201-06.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p.201.
【关 键 词】中国传统文化/科学技术/欧几里德几何
一 引言
文艺复兴以后，近代科学在欧洲迅速产生，以1687年牛顿出版他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为标志，近代科学革命到达高潮，这本已是历史，然而，问题是：“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的漫长岁月中， 中国人在应用自然知识满足于人的需要方面，曾经胜过欧洲人，那么，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呢？”(1)这一问题难倒了20 世纪的科学史学家和其他许多学者。由于该问题是英国著名科学史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90——1993）最初提出，后包括李约瑟本人在内，至今无人能给出满意的答案，遂被称为“李约瑟难题”。作为近代科学革命之后，有中国血统和中国文化背景，又为世界科学做出巨大贡献，与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等并列的科学家——杨振宁对这个问题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技术、中国科技的未来发展等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提出了一些独到的看法。 ( 燕南, )
二 中国古代没有发展出欧氏几何及其逻辑系统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主要原因
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发，杨振宁认为，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李约瑟在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曾经成篇地讨论过这个问题，并给出了种种理由：中国早期的哲学如阴阳五行等理论尽管曾促进过中国早期的科学发展，可是这些理论本质上的经验性和思辨性在后来却成为阻碍实验科学在中国产生的原因；中国没有充分发展资本主义是实验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基本的社会原因；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不鼓励、甚至是抑制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产生。…… ( 燕南, )
杨振宁指出：“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看，和其中的某些自大有关系。中国古代的哲学家想把世界上所有的问题一下子都解决了。……他们第一想解决人文问题，第二想从总体上解决人文问题。”(2) 因此，他们不愿去做具体的事情。古希腊的哲学家中，也有人企图总体上解决所有的问题，“可是他们也有人从事非常具体的问题”。 ( 燕南, )
从解决具体的、现象的问题入手，“希腊人发现正立方形只有5 个，这是非常美妙的画像，而这个画像如果没有准确的几何思想是不可能想到这个定理。后来有人说欧几里德所以写了欧几里德几何，就是因为要证明这个定理。这是西方思想方向的结晶。”
(3)
欧氏几何的产生并不是孤立的。在力学方面，阿基米德为了鉴别皇冠的含金量，进行了长时间的思考和研究。在一次洗澡时，他感觉到身体受到向上的托力，由此悟出了解决皇冠问题的方法，同时发现了著名的浮力定律。此外，阿基米德还发现了杠杆原理。
随着欧几里德几何、阿基米德浮力定律等力学原理的出现，更为重要的是与之相关的一套逻辑思维方法、逻辑系统的诞生，这些为近代科学在西方的产生奠定了逻辑及方法基础。
中国古代虽然有“曹冲称象”的典故，《墨经》、《考工记》等书关于力学现象的总结与记述，在数学方面公元前已出现《周髀》这样的著作，其中已包括勾股定理等，但是，在类似于欧氏几何逻辑系统方向上，“中国古代完全没有朝这个方向发展，是连边都没沾上，……我以为中国古代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出现欧几里德研究这样具体的几何问题，以及因为研究这类问题而产生出来的逻辑系统，至少是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原因的一半。……所以欧几里德几何的影响非常之大，对于近代科学的产生更是大得不得了。”(4)
杨振宁在谈到中国的《周易》研究时指出：“有许多中国的老先生，包括近代现代的，他们既不懂《易经》，又不懂近代科学，到处胡讲一通，要么说《易经》里头有近代科学的种子，要么说《易经》引导出近代科学的发展。我想实事求是地说，西方跟中国的文化传统不一样。那么，这个文化传统不一样里头产生出来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文化中萌芽，而且这个萌芽是经过了很长的时期，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这个事情要正面看它，不要蒙骗自己，‘西学中源’说就是蒙骗自己，而这一蒙骗就是两百多年。”(5)
三 近代科学传入中国时，中国人在对异文化排斥的同时，也拒绝了这些科学技术
杨振宁在论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对近代科学在西方产生并传播到中国来之后，中国人是怎么想的，怎么干的，结果如何，对当代中国的现代化有什么启示更为关心。\
1993年，杨振宁到了澳门，当他站在澳门最高的一个炮台时，感慨万千，他想到了中西方两大文明数百年来的冲突、碰撞、融合的过程，想到了中国人屈辱的近代史，尤其想到了中西方科技在转换领先位置后形成的巨大反差：
——15世纪之前，中国四大发明传到欧洲。这些发明改变了欧洲，也改变了世界。正如欧洲伟大的思想家培根（Francis Bacon，1561 —1626）所指出的：“印刷术使文学改观，火药使战争改观，磁铁使航海术改观。可以说，没有一个王朝，没有一支宗教派别，没有任何伟人曾产生过比这些发明更大的力量和影响。”(6)
——15世纪开始三十多年间，明朝三保太监郑和七次下西洋，远征航队中最大的船只长440英尺。西方史学家曾存有疑惑， 认为当时不可能造如此大的船。但是1962年在南京发现了一只船轴，直径1.25英尺，高达36英尺。从而使国际上一致认可15世纪初，中国科技仍领先于西方。
——15—17世纪初，中西方的科技位置发生倒转。西方人在文艺复兴的大旗下，从思想领域、文学艺术到科学技术各个方面几乎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并导致了近代工业革命的产生。相反，中国在这两个世纪，却几乎在各个方面都停滞不前。到17世纪初，原先在应用技术方面领先的地位已丧失殆尽。当时的中国政府要由葡萄牙人占领的原属广东的澳门引进火炮技术。再过了两个多世纪，中国的天朝大门便被西方列强“坚船利炮”所轰开。
在这个大转换前后，中西方两大文化体系对彼此的科学技术采取了完全不同且颇耐人寻味的态度：15世纪之前，西人充分享用了从中国传入的许多重大发明，这些发明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文艺复兴与近代科学革命的产生， 然而一个世纪以后， 当以意大利人利玛窦（MathewRicci，1552——1610）为代表的第一批传教士来到中国， 并带来一部分西方科学技术时，中国人在对异文化排斥的同时，也拒绝了这些科学技术。
对于在这一过程中发生的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杨振宁认为对中西双方的影响都非同寻常。这就是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在西方结出了牛顿力学这么个大果子，传入中国也并不算晚，却只是无花果”。 (7)
四百年后，利玛窦被中国人尊为“西学东渐第一师”，他来到中国时所负有的重大“使命”是让这块广袤古老、具有久远文明传统的土地上的人民皈依上帝。但是，他同时也带来了“三棱镜”、《几何原本》等西方科学技术。
从三棱镜在中国的遭遇，我们也许能看到一点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与互补。当16世纪之前的西方人盛赞中国的陶瓷工艺时，他们制造玻璃的技术，已接近炉火纯青的水准。三棱镜对他们来说，已是小作坊里的粗活了。可是，最初看到它的中国人却交口称赞：真是价值连城的宝物啊！
更令当代学者感叹的是，也就在中国人首次见到三棱镜的几十年之后，牛顿通过这小小的三棱镜在一所黑暗的房子里将狭缝中透进来的一束阳光折射为斑澜的七色光谱，成为近代光学的一件厚礼。在中国此后的三百年间，三棱镜最多也只是被看作西人的“奇技淫巧”、“毫末之艺”。\
无独有偶，就在西方技术无法发扬光大时，西方科学也遭到同样的命运。牛顿之前，由于开普勒、伽利略等人的工作，经典力学已在萌芽之中。当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力学三大定律及微积分后，经典力学实际上已宣告诞生。牛顿在1687年出版了他的《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一书，杨振宁认为这本书出版的意义非同小可，“它是近代科技诞生的标志”。然而，这本书无论在思维形式上，还是逻辑上都得益于欧几里德的《初探》。“查看《数学原理》，就会发现古希腊几何学在牛顿身上的深远影响。《数学原理》全书的结构完全是以欧几里德的《初探》（Elements）为样本的：两本书都从定义开始，然后是公理，牛顿称其为‘普通意见’，再是引理、命题和证明等等。”(8) \
在牛顿《数学原理》一书出版约80年前，利玛窦和徐光启已将欧几里德《初探》的前一半翻译成中文，取名为《几何原本》。虽然这本书未能译完，可是徐光启已“十分了解《几何原本》中的推理方法与中国传统的推理方法不一样。”(9) 并且已认识到“掌握了这种推理方法可以掌握住别的学问，对国计民生，对工业、农业、军事等一切都有巨大影响。”(10)徐光启一生还编著过《农政全书》及主持编译了《崇祯历书》。
可惜的是，《几何原本》与徐光启的观点并没有引起反响。《几何原本》的后半部分直到鸦片战争之后的1857年才由李善兰（1811—1882）和伟烈亚力（A.Wylie 1815—1887）译出。
三棱镜、欧氏几何学在中国和欧洲两种不同的命运，实质上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杨振宁的观点值得人们深思。他说：“1600年到1900年，中国是抗拒西方科技的。为什么？科学史学家列举了许多原因：没有独立的中产阶级；科举制度；文化传统中，只有人文、道德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学说，缺乏自然哲学和逻辑思维等等。但我看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所谓‘夷夏之辩’。满清康熙皇帝是一个极有心的君主，他以东北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为了对付反抗，巩固统治，得显示自己是中国‘正统’的继承者，于是着意比‘正统’更‘正统’，排斥‘异端邪说’，与异质文化划清界限。种族冲突的时代，宗教不能不是个敏感问题，贬拒天主教，现代科学也就跟着倒霉了。”(11)
满清最高统治者为巩固统治地位，显示‘正统’，最终拒绝近代科学技术的传入。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最为正统的儒家文化长期以来形成的封闭、保守，甚至愚昧的一方面，在抗拒西方科技传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利玛窦来了，德国人汤若望（Joham Adam Schall Vor Bell，1591——1666）来了，传教士大批涌入，带来了“地球是圆的”的观念，坐在“世界中心”的士大夫们坐不住了，开始顽强地抗拒异族文化。其中有一种“西学中源”之说：你西方科技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的老祖宗早就说过了！这个“西学中源”说的集大成者，乃是清代大数学家梅文鼎（1633—1721），他的名言有：“几何即勾股也”，“谁知欧陆言，乃与周髀同”。杨振宁曾多次提到的另一个典型的反对传教士的人物是杨光先（1597—1669），此人是一个顽固而又怪戾的官僚，以“敢言”在官僚中出名，事实上是一个“妄得敢言名”的“市侩之魁”。他有过一句名言：“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他曾不择手段地弹劾已做了钦天监掌印官的汤若望，在汤若望去世时，杨光先做了钦天监监正。
“看到梅文鼎和戴震等极端聪明的大学者都全力支持并传布西学中源说，就令人体会到当深厚的文化出现斗争冲突的时候，要转移观点而接受外来文化中的优点是多么困难的事。”(12)
统治阶层的利益、文化传统的保守可以暂时关住天朝大门。但是，在炮舰的外交下，军事接连失败，不仅大门关不住了，还得赔款又割地，受尽后的古老而骄傲的民族终于认识到既要打开大门让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进来，还要走出去向人家学习。
四 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叶，中国将成为一个世界级的科技强国
杨振宁认为，20世纪前50年是中国高速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50年。虽然这50年是战火纷飞的年代，1900年义和团起义、八国联军入侵、军阀混战、国共内战、抗日战争、到1949年才结束的解放战争，使得整个中国社会经济动荡，生活不安，但是，从19世纪末，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成立，开始派遣留学生，废除科举制度等为标志开始接受并引进西方科技，到20世纪40年代末，其中一些科学领域已经达到世界水平。以理论物理学为例，从1927—1933年中国有三位留学生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他们是王守竞（1904—1984）、周培源、吴大猷，也是中国最早的三位理论物理学博士。到1948年，杨振宁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成为有中国血统的第十六位理论物理学博士，中国人的理论物理学水平已站在世界前沿。从第一位到第十六位理论物理学博士，也就是两代人的间隔，“两代先辈引进了足够的近代科学知识，令我这代人可以在出国前便进入了研究的前沿。”(13)
20世纪后50年，杨振宁认为，近代科学技术已在中国本土化，并且开始加入国际科技竞赛。反应堆、原子弹、氢弹、卫星的研制成功，数以百万计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被培养出来，科技对经济的巨大贡献等等都表明了这一点。与此同时，中国人近几个世纪以来造成的心理自卑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坚定的信念：中国人有能力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做出世界水平的贡献。
杨振宁还乐观地预言：到了21世纪中叶，中国将成为一个世界级的科技强国。为此，他提出了“将对下一世纪的中国科技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四个条件：
第一、人口众多的中国拥有千百万极聪明的人才。
第二、儒家文化注重忠诚，注重家庭人伦关系，注意个人勤奋和忍耐，重视子女教育。这些文化特征曾经，而且将继续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勤奋而有纪律的人才。
第三、儒家文化的保守性是中国三个世纪中抗拒西方科学思想的最大原因。但是这种抗拒在今天已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对科技重要性的全民共识。
最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猛进，每年国民经济增长速度都超过9％。相信中国在2010年左右变成世界工业大国之一。
杨振宁说，科技发展取决于上述四个条件，前三个中国现在已有了，最后一个到下世纪初也会具备。 因此， 没有理由不对“中国科技在21世纪的发展持极其乐观的态度。”
在此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杨振宁所提出的四个条件有两个和中国传统文化相关。这个观点在国际经济学界和管理学界也得到了认同。90年代中期开始，华人家族企业管理方式日益成为国际管理学界和媒体追逐的新聚焦。管理学者们通过对许多华人企业的案例分析，发现华人家族企业的管理方式实际上同现代化美国的大部分商业原则迥然不同；华人家族企业同为数众多的、经过现代化管理科学改造的西方家族企业比较，也完全不同，但是结果却是华人家族企业增长幅度和增长速度更快。更令学者们疑惑的是，这种冰山尖顶底下究竟隐蔽着多少宝藏呢？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不过都一致认为，华人家族企业既是一个经济课题，也是一个文化课题。一个重要的结论是亚洲华人把家族资本、传统观念即儒家文化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特有的亲和力。
过去，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性阻碍了中国科技、经济的发展，今后，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面却成为支撑中国科技、经济进步的基石。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参考文献】
(1)李约瑟，《中国与西方的科学与社会》，《李约瑟文集》， 辽宁出版社，1986年版第80页。
(2)(3)(4)(5)资料由杨振宁采访录音整理所得。
(6)转引自杨振宁，“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回顾与前瞻”， 载《明报》月刊，1993年10月号。
(7)(11)心远，“在碰撞中产生能量”，载《科技日报》， 1994年5月5日。
关键词：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生态文明
科学发展观作为新时期指导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科学理论，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强大的动力。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根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作为全球最大的执政党，把生态文明提到了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并举的战略高度，充分说明了我国新时期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
一、我国生态环境面临的挑战
1.人口压力和人口安全
人口安全是指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家安全不因人口问题而受损害，能够避免或化解人口方面可能出现的局部性或全局性危机。综观人类历史，人口数量呈现出加速增长的过程。旧石器时代，世界人口翻番需要3万年。公元初缩短到1000年左右。到了19世纪减少为150年。1830年，世界人口为10亿，1930年为20亿，1960年为30亿，1974年为40亿，1987年50亿，现在为60亿。目前我国人口为13亿，2030年将达到16亿。据专家推算，我国人口合理承载量为8亿，2030年将超载一倍，这是我国资源和环境所能承受人口的极限。人既是生产者，也是粮食和能源的最大消耗者。今后几十年中国就业问题、人口结构和素质的缺陷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沉重负担。
2.能源资源问题
我国淡水资源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8%，而且80%的水资源在长江及南方。耕地资源相当于世界平均资源的50%，而单位产量能量消耗则为发达国家的3～5倍。我国现代化发展是工业化与城市化并进，城市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十分严重。1986年以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解决了部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但随之带来的污染也是显而易见的。城市用煤1994年为1.3亿吨，预计2010年为2.2亿吨。城市排放垃圾量1994年为0.8亿吨，到2010年将达9亿吨，增加11倍，烟气排放量也会增加1倍左右。
3.环境和生态保护
我国生态环境日趋恶化。荒漠化土地面积262.2平方千米，占国土面积的27.3%，主要分布在西北、华北和东北。水土流失面积为367万平方千米，占国土面积的38.2%，据统计每年流失50亿吨，相当于全国耕地面积被剥去1厘米的土层。我国森林覆盖面积仅为13%。另外，我国空气和水质污染情况也相当严重。1995年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8.9万吨，烟尘量为1478万吨，废水为373亿吨，废渣为6.45亿吨，2006年太湖地区兰藻污染问题的爆发可窥见一斑。长江流域已普遍出现酸雨，北京市已多次出现沙尘暴，许多城市出现雾都天气，严重影响人们出行安全。预计到2010年烟尘排放量和酸雨的二氧化硫释放也会增加1倍左右。此外，农药的残留、白色污染也有增加的趋势。目前约有4600种植物和400种野生动物已处于濒危状态。我国面临的问题十分严峻，如果不加以保护，采取强有力措施，环境还将进一步恶化，应引起我们的警惕。
总之，中国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第三步战略目标，不可能走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而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率先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二、加强环境保护，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理论和战略，是国际社会对工业文明和现代化道路深刻反思的产物。一般说来，它是指在不损害后代人利益的前提下，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发展之路。它要求合理开发资源，讲究生态效益，注重社会公平，倡导精神追求。中国要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实现现代化，只能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可持续发展之路、社会可持续发展之路和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1.更新观念，人与自然和谐是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基础
更新观念就是要重新认识自然、敬畏自然、理解自然与保护自然。有史以来，人与自然的关系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人是自然的“奴隶”；第二阶段，自工业革命以来人成了自然的“主人”，对自然达到了“为所欲为”的地步；第三阶段为知识经济时代，定位为人是自然的朋友，利用和保护并重，人与自然共存共荣，共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我国环境保护必须实行三个转变。第一，生产领域的转变，要从粗放性经营向节约性经营转变。只有改善陈旧的增长方式，转向依靠科技进步推动经济，我国环境保护的成功与发展才会成为现实。第二，全体人民生活方式的转变，要走“绿色消费”的道路。我国传统文化注重物质享受和物质消费，这样的价值体系会过度地消耗环境和自然资源，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现代生活质量提高的规律是从依赖家庭资源转向较多地依赖公共资源，从物质消费转向较多文化消费，从户内消费转向拥有可观的户外消费。环境作为一种公共物品，会在人们的福利增量中占据不断增长的份量。第三，社会组织方式的转变。政府无法独立担负起有效保护环境的责任，必须由全社会共同努力。首先要建立良好的法制环境，使每个公民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环境权益。其次要在社会中设立群众性环境保护组织，宣传普及环境科学知识，组织群众参与环境保护行动，监督社会污染源，代表群众环境权益。
2.制度创新是保护环境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关键
制度创新就是要建立一个经济、社会与自然相协调的发展机制。首先，要建立节约性的国民经济新体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解决以煤为主的能源与环境问题，同时开辟新的经济增长点。要处理好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两难的关系。尽量减少环境污染，要以人的全面发展来调整发展战略的思路，深刻反思“黑色道路”的现代化发展观。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无疑在呼吁一种全新的节欲文化，不是禁欲，不是，而是最大限度地作为大自然之友的同时来理性地实现我们人类的需要。其次，要严格控制人口，提高人口质量，加大农业投入，加大环保产业投入力度，科学耕地，节约用水，合理施肥，减少化肥、农药、工业和生活垃圾、废水污染，在品种与效益的前提下提高产量。最后，要注意在开放的情况下推动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必须承担国际性的责任与义务。同时必须认识到可持续发展与人口控制、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都是影响今后国际交往的重要因素，这对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极其重要。
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强生态文明与生态安全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是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补充和完善。可持续发展优先考虑的是人类安全，而生态安全则将人类安全和生态安全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并视为一个共同体，要求在人类安全和自然生态安全之间找到均衡点，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自然保护的被动性和效果不佳局面。生态安全要求既满足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不受危害，又不损害自然生态系统的健康和持续性，既满足当代人的安全，又确保今世后代的安全。地球生态系统无国界，生物圈的任何一部分遭到破坏，都会危及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与安全。任何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生态危机成本和生态安全效益都会外溢，都会关系到周边国家乃至全球利益。事实证明，绝大多数生态过程一旦超过“临界值”就不可逆转，大自然的“报复”往往不给人类纠正错误的机会和“重新选择”的余地，资源枯竭、环境退化造成的生态危机通常很难在一代人、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手里挽回，若要弥补和补偿，往往需要付出十倍、百倍于当时预防和及时治理的代价。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首先，要树立生态文明是最高道德文明的观点。不仅要关爱生命、善待生命，更要崇尚自然，要使每个公民明白大家都是地球村的村民，地球只有一个，要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否则会遭到大自然报复，只有保护自然，人才可以在大自然中和万世，颐养天年。其次，将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最高准则和社会进步的最高象征。20世纪以来，二次世界大战和二百多场局部战争已使地球伤痕累累。原子武器、转基因技术的滥用足以使我们生存的地球生命系统毁灭，追求享乐的消费模式所制造的垃圾将覆盖这个星球，并提前透支了子孙后代的地下资源、空间资源甚至太空资源，日益升温的地球已使千年冰川开始融化，为人类引以自豪的技术文明敲响了警钟。地球生命系统更加脆弱，我们只拥有一个地球，人类必须保护好自己的家园。最后要将建设生态文明变成一种行动，一些人为了“政绩工程”，“可以适当地破坏一下自然”的做法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它的危害会产生代际“转移”。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以高度的责任感，以最大的努力致力于生态文明建设。
作者单位：云南保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参考文献：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4-20.
[2]邓宁华.我国人口安全问题初探[J].湘南学院学报,2004(8):14.
文艺美学作为一门学科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产生,除政治、文化及学术方面的原因外,还与我国学术界美学研究、文艺学研究自觉的民族性追求有关,与我国传统美学、文艺学遗产的特性以及我国传统美学、文艺学现代性转化的诉求有关。在一定的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文艺美学学科的建立,是我国传统美学、文艺学现代性转化的一个必然结果,是20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界几代学人美学研究、文艺学研究自觉的民族性追求的一个必然结果。
一、学术的民族性追求与文艺美学学科的建立
民族性是一个比较性的概念,是在世界文化的总体构成的视域之内,在与其他民族的彼此对比、相互参照中产生的。文化、学术的民族性问题其核心是在全球化或世界性的语境当中,民族文化建设、学术研究自我身份的认同问题。所谓身份认同,是指在世界性或全球性的语境当中,民族文化或学术身份的确立、定位,是对文化学术民族的独特性、存在的合法性的论证、认可与尊崇。民族性决定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中所展示出的形象及其应有的地位,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世界文化格局的形成。”所以,近现代以来,随着世界性语境的形成,人们从事文化建设、开展学术研究,民族性追求就成为了人们的一种自觉意识。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文化建设、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是对普世性价值的追求、是能够向全人类说话。但是,脱离了民族性空泛地、抽象地进行文化建设、学术研究毕竟难以获得成功。我们考察中外文化史可以发现,任何有价值的对世界文化、学术研究有所贡献的文化成果,都是富有民族特色的,美学研究、文艺学研究也不例外。通观古今美学、文艺学的发展历程,真正有价值的世界性美学、文艺学话语,如古希腊美学、德国古典美学、法国实证主义自然主义文论、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俄国形式主义、现代欧洲的存在主义美学、英美的分析美学、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文论等等,无不带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和烙印。就此而言,民族性追求与世界性眼光与胸怀并不矛盾。只有首先是民族的,而后才有望提升为世界的。而那些企图抹去民族性的印记和痕迹,一味追求所谓的“世界性”的学术活动,通常是没有什么学术生命力的。所以,以全球化的视野做本土化的学术,就成为了近现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人一种自觉的治学原则。
我国文化界、学术界民族性意识的产生与我国外缘性、后发性的现代性追求有着密切的关系。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天朝帝国国门洞开,英法联军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等相继发生。打一次仗割一次地赔一次款丧一次权辱一次国,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内,中华民族陷入了一种亡国灭种的危难境地。为了拯民族于危亡,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向西方学习,以西方文化学术救民族危亡于万一,建立现代化的国家、建设现代性的文化,逐渐成为了中国近现代思想家们的共识与共举。所以,对于中国而言,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也就是救亡的过程,同时也是向西方学习的过程。而中国文化界、学术界的民族性意识的觉醒也就与这一过程相伴而生。具体到美学、文艺学研究,其情况也是这样。 随着现代性进程的启动,世界性眼光的形成,中国学术界的美学研究、文艺学研究也开始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与中国整个现代性进程相一致,中国学术界美学研究、文艺学研究的变革与创新也是以对西方美学思想、文艺学思想的引入与介绍、学习和借鉴为契机的。回眸百多年来中国美学研究、文艺学研究的现展进程,我们可以发现,在已经过去的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内,我国美学研究、文艺学研究几乎每一次变革都少不了有对西方理论的借鉴或者干脆就是对西方理论的移植。梁启超以西方政治文艺学作为理论参照倡导“三界革命”,王国维在康德、叔本华、尼采美学的影响下展开文艺评论,胡适改造美国意象派理论倡导文学改良,陈独秀运用进化论发动文学革命;五四以后,西方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唯美主义理论,建国后,以几个斯基为代表的俄苏文论等都先后被拿来奉为圣典。在全面“拿来”的文化策略下,中国的美学研究、文艺学研究发生了向西方文化的全方位移动。以至于百年中国几乎成了西方文化、西方学术的一个角逐场。与中国美学、文艺学的这一现代性进程相伴随,在西方美学理论、文艺学理论的强力压迫下,文化界、学术界还萌生了另一种文化焦虑、学术焦虑:那就是滋生于西方社会文化与文艺现实的美学理论、文艺理论是否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我们的引进借用是否可以不必考虑中国社会文化与文艺实践的特殊语境?我们大规模地引进借用西方理论,以西方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那么,我们文化、学术的民族身份何在?我还是我吗?我是谁?我何以是我?背离自我的传统规定性的这个我还是真正的我吗?未来应该向什么样的方向生成?所有这些问题一直与中国美学、文艺学的现展进程相伴随,并构成了中国学术界近现代以来几代学人们的一个根本性的困惑。这也就是民族性问题的困惑。问题的核心是,在引进借鉴西方美学、文艺学思想创生新理论的过程当中,我们如何才能确保新创生的美学理论、文艺学理论的民族文化归属、民族文化身份。围绕着这一问题,我国学术界进行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探索,并一再发生西化、传统、本位、体用之争。五四时期,学衡派力主中华本位调和中西以发展中国文艺;30年代,以左翼为核心发起了的民族形式的大讨论;抗战时期,提出了中国化的命题,倡导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建国以后,国外新儒家又提出了中西互为体用的发展模式。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论争、探索,尽管在许多方面还难以形成共识,但是也获得了一个大致一致的认识,那就是,我们引进西方理论,并不是为了代替我们的创造,而是为了“中用”、为了借鉴。我们的现代性美学建设、文艺学建设必须要立足于中国当下文化的需要、社会现实的需要。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实行改革开放。随着国门的又一次打开,新启蒙运动的广泛开展,我国社会文化领域又一次涌现了西化的大潮。各种各样西方新老美学理论、文艺理论以一种潮水般的气势涌人中国,与五四时期相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存在主义、象征主义、意识流、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等纷纷登陆。在这样一种西方美学、文艺学理论强力压迫的文化语境下,中国美学、文艺学研究的民族身份问题再一次以一种非常激烈的方式凸显了出来。中国学术界应该何去何从?是认同西方理论的普适性而顺着西方说、跟着西方说,还是立足于本国文化实际与文艺实际“别立新宗”进行本土化的创造?这一问题一时成为了我国文化界、学术界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构成了当时乃至整个新时期文化界、学术界一个“基本焦虑”。前有中国现当代美学、文艺理论发展史上的得失、我国几代学人所进行的学术民族化探索的经验可供参照;外有西方美学、文艺学理论的强力压迫;还有西方美学史、文艺理论史上的大量史实及一些规律性的经验可供镜鉴,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文化背景之下,任何一个拥有一定学术敏锐知觉的中国学者,其选择都是没有任何疑问的。我们带着这样一种眼光审视20世纪70、8O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所倡导建立的文艺美学学科,其文化史、学术史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建立文艺美学学科的倡议一经提出,便立刻获得了广
大学者的赞同、响应,并且其文化史、学术史意义也一再为广大的学者所论证。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教授谭好哲有一次在谈到这一问题曾深情地指出,“中国现代的文学观念以至文艺研究学科和流派,一般都是由西方移植过来的,其学术上的根子和渊源也在西方,而文艺美学是个不多见的例外。它是在现代美学和文艺学交叉融合的基础上,纯由我国学者自己开拓和命名并不断发展起来的一个新兴文艺研究学科。这一新的研究学科的诞生和目前良好的发展态势,表明我国的文艺理论研究已走出了以往单向移入与摹仿的传统路数和思维定势,而步人了自主自主创造的新境界,标志着中国几代学人一直在追求着的文艺理论学科建设的民族化或中国特色终于有了切实的收获。”当然,也有不少学者立足于西方美学、文艺学学科谱系的角度,对文艺美学学科建立的合理性、科学性一再进行质疑。但是,倘若我们从中外文化史、美学史、文论史发展规律的角度,从文化、学术世界性与民族性关系的角度来加以审视,他们的言论是没有什么理论依据的。 二、传统美学、文艺学学术资源与文艺美学的建立
文艺美学作为一个学科,之所以在中国产生,而不是在西方,这与中国传统美学、文艺学思想的历史形态有关。“它的出现实际上是文艺美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深厚的文化无意识底蕴的促动,这种促动呼唤着我们回到中国文艺美学悠久的、深厚的学术传统上去。” 由于历史背景和文化精神差异的原因,美学与文艺学在中国与西方分别有着不同的呈现形态。如果说西方美学更多地偏重于对于美与审美问题的哲学沉思,美学与文艺学的边界较为清晰的话,那么,中国美学与文艺学则更多地偏重于对于文艺实践经验的概括与总结,呈现出美学与文艺学相互融合的状态。由于受实用理性精神的影响,中国古人谈美、论艺,一般很少去刻意探讨什么“本质”,也很少从某一假设出发进行抽象的条分缕析,他们更为关切的是文艺的实践问题。他们往往是在文艺创作或阅读的基础上,将审美直觉中的神来之兴捕捉住,记下来,三言两语,却往往如沙中之金,闪闪生辉。也就是说,中同传统美学、文艺学关注的重心是“怎么样”、“如何做”的问题,而不是文艺与美“是什么”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翻阅中国传统美学、文艺学文献,看到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对如何进行文艺创作、如何进行文艺欣赏的感悟与说明,是对文艺存在样态及品格的感觉与描述。什么“立主脑”、“密针线”、“简头绪”,“心斋”、“虚静”,“原道”、“宗经”、“征圣”、“神思”、“夸饰”、“附会”、“熔裁”,“用事”、“取境”;“风骨”、“韵味”、“境界”、“豪放”、“雄浑”、“自然”、“婉约”、“典雅”、“飘逸”、“高古”等等这样一些话题或概念,可以说构成了中国传统美学、文艺学的主体。正因为中国传统美学、文艺学对于文艺实践、文艺状态品格的高度关注,以至于中国传统美学、文艺学很少能够脱离具体的文艺门类在抽象、种属的层面上谈美论艺。在浩瀚的中国传统美学、文艺学文献当中,我们看到基本上的是《诗品》、《六一诗话》、《石林诗话》、《沧浪诗话》、《诗薮》、《原诗》、《姜斋诗话》、《渔洋诗话》、《人间词话》等这样的诗话词话,是《毛诗序》、《昭明文选序》、《河岳英灵集序》、《古文约选序》等这样的选家序跋,是《画山水序》、《叙画》、《古画品录》、《历代名画记》、《林泉高致》、《画语录》等这样的画论画品,是《草书势》、《笔赋》、《古今书评》、《书品》、《书谱》《艺舟双楫》等这样的书论书品,是《乐记》、《乐论》、《声无哀乐论》等这样的乐论乐评,是曲话、赋论、文论、剧说、小说评点等这样的一些具体艺术门类的美学、理论,而基本上没有西方意义上的那种具有很强涵盖性、抽象性意义上的美学、文艺学。非常明显,在西方,美学在更多情况下是与哲学相互伴生在一起的,而在我国,传统美学则更多地与文艺学相互伴生在一起。当然,我们也不能说中国传统美学就仅仅存在于历代诗人、画家、戏剧家、书法家……所留下的各种各样的“论”、“品”、“序”、“话”之中,中国历代的哲学家就不谈论美的问题。实际上,我国古代的哲学家也常常谈美论艺,在他们的哲学着作比如《论语》、《庄子》、《论衡》、《抱朴子》等当巾也都包含有很多的美学、文艺学思想。经史子集也是我国古代美学、文艺学的一种主要存在形态。但是,与西方美学、文艺学不同,中国哲人也一般很少脱离具体的文艺实践在抽象的层面上或从某一假设出发谈论美与艺术的问题。比如,孔子对于美的谈论就是这样:“《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螂“《韶》尽美矣,又尽善矣。《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昧”如此等等。总之,在古代的中国,人们对于美的思索与把握大都是在具体的文艺活动中进行的。美学成果也大都是对文艺实践经验的概括与总结。所以,相对于西方美学来说,中国的传统美学准确地说更应该属于文艺美学的范畴。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学术的发展离不开本民族的文化、学术土壤,离不开本民族文化、学术传统的滋养。当然,也不存在不变的历史与传统,但是,也不可能存在发展链条完全断裂的历史传统。中华文化绵延数千年,在这数千年中,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美学、文艺学学术资源,形成了源远流长的文艺美学传统。这种资源与传统可以说为我们从事新的美学、文艺学建设提供了丰厚的前提与基础。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事美学与文艺学建设不可能脱离这种传统的影响来进行。文艺美学作为一个以文艺实践为研究重心、研究旨趣的学科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同产生,应该说与中国传统美学、文艺学所积累的学术资源、所形成的学术传统不无直接的因果性关系。
三、中国传统美学、文艺学现代转化的学术诉求与文艺美学学科的建立
文艺美学学科的产生与发展,是中国传统美学、文艺学在新时期发扬光大的需要,“也是中国学者长期思考如何总结中国古典美学经验,并将其运用于现代并介绍到世界的一项重要成果。” 建设立足于中国当下文化需要、社会需要、具有现代性、世界性品格的美学、文艺学,这是我国近现当代以来几代学人的努力方向。但是,现代性、世界性与民族性并不矛盾,传统与创新也不矛盾。现代性、世界性不可能脱离民族性而存在,创新也不可能在脱离传统的条件下进行。传统是创新的基础和前提,创新是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美学、文艺学建设,必须在继承传统美学、文艺学遗产的基础上进行。只有继承传统,才能确保我国美学、文艺学建设的健康进行,才能确保我国美学、文艺学建设的民族性文化身份。但是,近现代以来,在西学东渐的历史形势下,由于中国文化建设在总体上采取了“西化”的策略,而中国传统美学、文艺学与西方美学又有着完全不同的存在形态与意义模式,从而致使传统美学、文艺学在现代性美学、文艺学建设中没能很好地发挥作用。近现代以来乃至当下,我国美学与文艺学研究中所运用的美学、文艺学概念和话语主要来自西方。这种状况是不健康的,这种发展也是不能持久的。怎么样才能继承传统、激活传统,怎么样才能够把本民族有价值的美学传统和文论传统同现代性的美学、文艺学建设结合起来,于是就成为了中国几代学人苦苦寻求的世纪性理想,并为此做出了艰难的尝试和不懈的努力。
王国维是中国近百年来自觉尝试进行古代美学、文艺学现代转化的第一位伟大的学者。在《人间词话》里,他把西方美学理论与我国传统美学、传统文论相结合,创造性地建构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论体系。宗白华是中国现代美学与文艺学的开拓者与奠基者之一,也是继王国维之后进行传统美学、传统文论现代转化的一位重要的探索者。宗白华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美学遗产拥有许多值得发扬继承的东西。在此思想指导之下,宗白华在进行现代美学的建设过程中,十分重视吸取古代作家艺术家的美学见解,善于总结他们的艺术实践经验,并常常把古代美学、文艺学中的有关术语,如理趣、意味、神韵、风骨、飞动、空灵等运用于现代文艺批评,进而将中国传统的美学、文艺学理论的术语带进现代批评领域。与王国维、宗白华相呼应或相承续,还有朱光潜、钱钟书的美学与文论实践。朱光潜以中西文论相互结合的方式撰写出版了《诗论》,钱钟书则以评点感悟的传统模式撰
〔关键词〕1‰高被引论文；热点论文；学科阈值；中国知网；中图分类；绩效评估
DOI：10.3969/j.issn.1008-0821.2015.10.023
〔中图分类号〕G25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821（2015）10-0124-04
Subject Threshold Value of Top 1‰ Highly Cited Papers in CnkiDing Fuhu
（Henan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Huixian 453600，China）
〔Abstract〕Look for the threshold values of top 1‰ highly cited papers of various subjects，which is a ruler to assess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performance.Use Cnki to search the top 1‰ highly cited papers of 94 subjects，sort the cited threshold value and weights，find that the treshold values of various subject are seriously unbalanced，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highest value and the lowest value is 55 times，the average threshold value is 101.Whether the threshold value is high or low depends on the following factors：the subject area which has a large amount of documents is higher than the subject field which has a small amount of documents；the basic theory field in the same subject of philosophy and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s higher than other fields and so on.
〔Key words〕1‰ highly cited papers；hot paper；subject treshold value；Cnki；CLC；performance evaluation
科研绩效评估时如何考虑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异，一直是科技评价中的一个难点。早期的绩效评价主要是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比如专家加权法、兑换计量法和文献计量法等[1]。然而由于受专家因素的影响，引文评价的客观性价值尺度在基础研究领域逐渐被重视起来，从而带动了文献计量评价的发展和应用[2]。但是由于学科之间引文数量的不均衡性，单一的评价指标就很容易出现偏差。比如薛天祥等就认为同质性（相同学科间）是可比性的前提[3]，因而寻找不同学科之间的权重系数就成了一个关键点。学术界认为，高被引论文是学术创新的风向标，也是各个学科进行评价的一个重要参照指标。而一个学科的居前1‰高被引论文则代表了一个学科的学术贡献和影响力。汤森路透基于Web of Science？（SCIE/SSCI）所收录的全球11 000多种学术期刊的1 000多万条文献记录而建立的计量分析数据库，于2001年推出的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I），分别排出居世界前1%的研究机构、科学家、研究论文和居前1‰的热点论文，目前已成为世界科学界用以评价高校、学术机构、国家与地区国际学术水平及影响力的重要评价指标工具之一。近年来，以美国ESI等数据库为研究载体，基于计量学的理论，开始了在科研成果、科技人才、科技期刊、科研机构、学科评价和大学科研竞争力等方面产生了一批研究文献[4-5]。在国内，以中国知网（CNKI）和中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SSCI）等数据库为工具，产生了一批高被引论文的研究文献。但是，利用国内数据库进行宏观的，具有学科比较意义的高被引论文指标体系研究还缺少进展。而进行高被引论文学科阈值的比较研究，对于不同学科之间的绩效比较就具有了广泛的意义。
1研究方法
由于各学科发展程度和引文方式的差异，导致了论文被引用次数在各个学科之间缺少可比性。但是，在综合性大学、综合性科研机构内部，以及政府部门组织的各类项目评估当中，有时候不同学科之间、不同领域之间也需要进行择优比较。否则，评优工作就缺少客观性和可比性的一个参数。为了寻找一个相对公平的尺度，先假设在一个学科内部，被引用次数相同的文献，其学术影响力和学术贡献是大致相等的。中国知网收录了国内正式出版的7 000多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发表的文献，各个学科分支收录的文献从数千条到上百万条不等，对这些数据进行云计算既繁琐又未必科学[6]。但进入各个学科领域的前1‰高被引论文的被引用次数的阈值，在各个学科内部的文献当中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高影响力意义，属于一种散布在群峰中的学术水平“雪线”。因此在不同的学科之间具有一定的参考性和可比性。基于这个考虑，本文选取中国知网（CNKI）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作为检索数据库，为了拥有较大范围的文献量，检索的开始时间不受限制，检索截止时间到2015年3月，以中图分类号检索方式，除军事学科之外，对各大学科门类的代表性学科或领域进行抽样检索，共检索了94个学科的居前1‰高被引论文的收录情况。
2015年10月第35卷第10期现？代？情？报Journal of Modern InformationOct，2015Vol35No102015年10月第35卷第10期中国知网居前1‰高被引论文的学科阈值Oct，2015Vol35No102居前1‰高被引论文的学科阈值与权重系数
根据94个学科居前1‰高被引论文的阈值，计算出94个学科的平均阈值为101。之后按照各学科文献阈值从高到低进行排序，并计算出各个学科的阈值权重（见表1）。居前1‰高被引论文最高阈值的学科为语言学，文献被引用330次；最低阈值的学科为诗歌、韵文，为第69位，文献被引用仅有6次，两者之间相差55倍。与上一年度相比较，学科平均阈值上升了83个百分点。在94个学科中，排序未发生变化的学科有52个，占553%；排序发生变化的学科有42个，占447%。其中位序变化在3个位序之内的有36个，占全部学科的383%；位序变化在4～7个位序之内的有6个，占全部学科的64%。表194个学科领域居前1‰高被引论文被引用阈值与权重排序情况
序号代码学科领域文献总数前1‰
阈值阈值权重1H0语言学106 577330030612X2社会与环境27 863274036863P9自然地理学14 423252040084P5地质学90 558227044495F0经济学123 753224045096D0政治理论59 695217046547B84心理学138 120199050758O22运筹学25 540187054019F30农业经济理论117 5801760573910S3农学44 3261710590611P4气象学120 0221660608412Q93微生物学29 8831650612113H19汉语教学64 4101600631314TU3建筑科学131 4671560647415P7海洋学72 2991480682415C91社会学241 8471480682416S7林业260 2451420711317Q7分子生物学49 7651410716318R28中药学432 3681350748119F82货币91 8451330759420F23会计313 2121290782921O63高分子化学46 5631230821121O34固体力学23 4771230821122Q81生物工程学17 1431190848723I0文学理论56 6951170863224R18流行病与防疫122 6461130893824O24计算数学34 1151130893825Q96昆虫学18 9331120901826F40工业经济理论72 3381110909927B82伦理学50 8081100918228O61无机化学49 0771090926629D92中国法律892 7201060952829V2航空164 2401060952830H12文字学35 0321040971231F31世界农业经济21 3661020990232Q98人类学7 2821011000033O65分析化学116 612991020233S6园艺495 307991020234G35情报学42 651981030634Q4生理学150 476981030635O62有机化学80 168971041236R25中医内科227 336961052137B0哲学理论45 624941074538TE石油、天然气229 484931086038H13训诂学125 536931086039S2农业工程426 282921097839R9药学317 755921097839TD矿业工程291 3949210978表1（续）
序号代码学科领域文献总数前1‰
阈值阈值权重40R71妇产科学279 510901122240N94系统科学112 856901122241O7晶体学18 707871160942G25图书馆学316 876861174442TV水利工程297 824861174442O48固体物理学31 908861174443O31理论力学11 576841202444D5世界政治58 380801262545TU1建筑基础科学35 158781294945K1世界史42 397781294945Q2细胞生物学77 313781294945K0史学理论24 115781294945O41理论物理学29 847781294945G31科学研究工作28 551781294945D63国家行政管理460 331781294946TN92无线通信204 990761328947O43光学42 899751346747X9安全科学112 008751346748TS轻工业、手工业801 814741364949C95民族学15 659691463850U2铁路运输287 583661530351B83美学18 132651553852K9地理103 968641578152C96人才学42 841641578152I1世界文学43 599641578153TF冶金工业128 740631603254D62政治制度与国家机构161 964621629055R77眼科学140 425611655756R78口腔科学146 483581741456U6水路运输157 226581741456S9水产、渔业447 472581741457O18几何、拓扑18 453531905758O17数学分析111 150511980459B2中国哲学81 719472148960J0艺术理论27 857452244461B26现代哲学8 423422404861TL原子能技术51 097422404862B9宗教99 412382657962K23封建社会史26 590382657963J9电影、电视艺术187 681362805664O51低温物理学3 840342970665J5工艺美术148 430303366766J4摄影艺术104 974244208367A马克思主义、列宁
主义、思想、
邓小平理论441 379224590968I25报告文学17 473812625069I22诗歌、韵文252 0896168333394个学科阈值分析
31居前1‰高被引论文阈值在各学科内部的分化呈现严重不均衡现象许多学者认为，不同的学科由于引文特征差异过大，基于文献被引次数的各种评价指标体系也就仅适用于同一学科之内[7-8]。H指数的发明者赫希也认为，生物学家的h指数都偏高，表明h指数就像其他指标一样，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异很大[9]。数据显示，居前1‰高被引论文的阈值不仅在各个学科门类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就连同一学科领域之间也存在着较大差异。如文学领域，文学理论、文字学分别为117次和104次，而报告文学和诗歌、韵文领域分别仅有8次和6次。在数学领域，运筹学和计算数学的阈值分别为187次和113次，而几何拓扑、数学分析领域仅有53次和51次。在农学领域，农学和林学的阈值分别为171次和142次，而园艺、水产渔业学科领域分别仅有99次和58次。
32在学科相近的领域中，文献总量多的学科分支阈值高于文献总量少的学科分支在物理学内，固体物理学、低温物理学的文献总量分别为31 908条和3 840条，两者的文献比率为1∶012；而两者的阈值分别为86次和34次，比率为1∶04。微生物学、昆虫学的文献总量分别为29 883条和18 933条，两者的文献比率为1∶063；而两者的阈值分别为165次和112次，比率为1∶062。心理学、伦理学和美学的文献总量分别为138 120条、50 808条和18 132条，三者的文献比率为1∶036∶013；而三者的阈值分别为199次、110次和65次，比率为1∶059∶033。文献总量多的学科意味着该学科的科学家总人数多，其阈值也就可能相应被提高。
33在哲学与人文社会科学门类中，同一学科的基础理论领域的阈值高于其他领域在哲学学科内，哲学理论的阈值为94次，而美学、中国哲学和现代哲学的阈值分别为65次、47次和42次。在政治学学科内，政治理论领域的阈值为217次，而世界政治、政治制度与国家机构领域的阈值分别为80次和62次。在艺术学学科内，艺术理论的阈值为45次，而电影和电视艺术、工艺美术、摄影艺术的阈值分别为36次、30次和24次。基础理论科学是一个学科的框架和支撑点，在高被引文献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34理学和农学阈值最高，文学和史学阈值最低
将94个学科阈值划分为高位区（>151）、较高区（101～150）、中位区（71～100）、较低区（51～70）和低位区（
4总结与展望
文献的被引用次数反映了该文献的影响力和学术贡献。学科之间文献的被引用次数，不仅在各个学科门类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在同一学科门类之间这种差异同样存在。而各学科居前1‰高被引论文的阈值权重系数，对于解决学科内外的差异性评价具有重要参考作用。
基于文献被引用次数的评价指标体系，比如各学科文献在被引用次数、影响因子、H指数等指标的评价上，均可用各学科居前1‰高被引论文的阈值权重系数加以修正。可适用于学科评估、课题评价、人才选拔和学术奖励等方面的绩效评估。比如，一位经济学学者的H指数为10，乘以经济学的权重系数04509，则修正后的H指数为45；而一位情报学学者的H指数为6，乘以情报学的权重系数10306，则修正后的H指数为62。如果单纯比较H指数，则经济学学者绩效在前；如果乘以各自学科的权重系数，那么毫无疑问情报学学者的绩效是靠前的。
随着国内学术界与国际科学文献评价标准的不断接近，各学科居前1‰高被引论文的阈值权重也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这就需要学科评价工作人员做出相应的调整。比如，2014年的学科平均阈值，就比2013年上升了83个百分点，其中近一半的学科阈值系数在位序上发生一些细微变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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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育科研；中小学；经验
教育科研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引领教师参加教育研究，推动“科研兴校”，是新一轮基础教育改革的必然要求。目前如火如荼的新课改，呼唤研究型教师和研究型学校的涌现，中小学如何开展教育科研是急需探讨的课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发达国家中小学教育研究的改革经验，可以为我国基础教育改革提供借鉴和启示。
一、倡导教师参加科研
20世纪初，欧美国家的“教育科学化运动”(theMovementinEducationScience)促使教师开始运用科学的方法解决教育问题，人们也逐渐重视教师的科研能力，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教育家斯腾豪斯呼吁“教师成为研究者”以后，美国教育界对教师的职能重新加以确定，认为教师不仅是知识“搬运工”，更重要的是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研究者。1960年-1970年，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贺拉斯曼——林肯”研究所的勒温(lewin.k)、米勒(Mier.A)等人采用行动研究的方法帮助中小学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采用“合作学习策略”，引导教师观察和分析学生的学习行为的变化，及时获取学生和家长的反馈意见，改善教学效果。这项研究取得很大的成功，发展成为“计划——行动——观察——评价——再计划……”的教育行动模式，积极推动中小学教师参加教育研究，这种模式迅速在全美中小学流传开来。后来，欧美国家的教育管理者认识到，中小学教师应该在教育学术界的引领下从事研究，教育研究也应该从大学、实验室转移到中小教室和社区中去。
1985年，由美国“科学促进协会”制定的《普及科学——美国2061计划》，该计划希望从1985年哈雷彗星接近地球到2061年再次接近地球时，能使美国科技教育达到世界最高水平，确保美国科技超级大国的地位，这项计划覆盖全美范围内的从幼儿园到高中阶段的科学教育改革，“它是美国进行科学教育改革的主要项目，也是一个最早由中小学教师、大学教师和中小学家长共同参与的校改项目。”作为实施该计划的一个措施，美国科学家委员会编著了《科学普及资源》(ResourceforScienceLiteracy)、《科学普及设计》(DesignforScienceLiteracy)等教材，帮助教师提高自己的科学素质，指导教师专业发展和进行课程改革等等；2002年美国通过了35年来联邦政府教育政策最为重大的改革：《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与此相应；美国教育部公布2002-2007年的教育部战略目标(Objevtives)，其中战略目标二规定，“支持教师在基于研究的教学工作中获得专业发展”、“关注于基于研究的教学实践”、“为新教师开展基于研究的引导和咨询项目”。20世纪70年代，日本教育界针对中小学教学方法的死板，教师满足单纯的传授书本知识，忽视教育科研的弊病，呼吁中小学重视教育研究。为此，日本《教育公务员特别法》明确规定：“教育公务员为完成其职责，必须不断地进行教育研究和提高修养”。2000年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在“教育改革国民会议”通过2l世纪教育新生计划，强调“加强对教育研究能力欠缺教师的严格管理(使之离开讲坛)”。英国在2002年教育法中，也对教师的教育研究提出要求，规定合格的教师必须“参与或完成制定的教学研究项目或培训课程。”前苏联教育科学院院长M．N.康达科夫也认为，千百万中小学教师是补充教育家和学者队伍的重要源泉。中小学教师的教育科研是整个教育科学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俄罗斯联邦教育部在《2000-2005年俄罗斯联邦教育发展纲要》，中，要求政府加强对中小学教师教育研究的鼓励和支持，提高俄罗斯国民教育系统的国际威望。
二、中小学教育科研管理的制度化
20世纪50年代以后，欧美等发达国家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趋向于规范化、制度化，已经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组织体系和保障机制，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开展得有条不紊。英、美国家中小学设立学科教学研究室、法国成立中小学教学研究委员会，学校为中小学教师开展教育科学研究提供经费、人员等支持。日本在中小学成立单科性质的研究会，鼓励教师进行课程设计，学科开发、开展教学实验等等，探讨教学、学校发展的问题。此外，中小学教师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成立各种教育领域的研究组织，诸如成立学生生活指导研究委员会、现代化教学手段研究小组之类，教师分工研究课题，共同发表成果，日本将中小学教师的教育科研成果纳入教师考核和评价体系中，进一步刺激教师教育科研的积极性。
前苏联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也颇具特色，前苏联教育科研管理机构主要是校务委员会和教学方法委员会，《苏联普通教育学校暂行条例》强调中小学教育研究管理的规范化，“为了发展和完善教育过程，提高教师和指导者的职业能力和创造能力，学校应当成立教学法委员会，教学法委员会的职能之一是组织人员进修，发挥他们的创造性和主动性，推广先进经验。”另一方面，校务委员会必须充分发挥其管理职责，“支持社会完善和发展青年教学和教育的主动精神、教师的创造性探索和实验性工作；确定学校与科研机构、生产单位、合作社组织、自愿协会、创造协会以及国家和社会其他机构的合作途径，以便为学生多方面发展和教师的创造性工作创造必要的条件。”20世纪90年代以后，俄罗斯联邦教育部制定2010年俄罗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构想，进一步加强普通教育系统中教育机构与团体的科研、实验、设计管理与协调的机制，“落实普通教育系统中教育与科研工作方面的国家干部政策。”
1994年由美国国会审议通过，克林顿总统签署和的《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其中第九条规定教育部设立“教育研究和改进办公室”，加强中小学教育科研的管理、推广和资助，提供教育研究培训项目，提高大多数美国公立学校的教学质量，使之达到全国教育目标。另外，美国许多州、学区和学校建立独立于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以外的地方教育理事会，在学区和学校科研管理上，地方学校理事会扮演重要的角色。学校理事会的职责是加强教师科研管理、—提高中小学教师参加课程开发、设计的能力。此外，还承担师资培训、教育经费预算和学校改革等重大问题。
欧美国家非常注重校长对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的管理和领导作用，德国认为校长必须是教育与教学专家。英国规定中学校长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引领教师参与课程编制、教学管理和科研工作。美国教育学者珊娜·斯蒂格鲍尔将美国中小学校长的职责归结为三条：一是确定学校目标；二是组织教学工作，“即对教学提出要求，制定目标、研究方法，保证教学质量不断提高；三是领导改革，校长要学习如何创新，吸取对改革的意见，与教师合作开展校改实验，预测教师需求，给予教师满足。在《美国教育部——2002-2007年战略规划》中，教育部将通过ESEA的TileII项目，鼓励发展创造性培训模式，提高中学校长的教育科研管理能力，支持现任校长的专业发展。
校长在学校管理和改革发展中扮演关键的角色，中小学校长在学校教育科研管理中发挥示范和引领的作用，恰如前苏联著名的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所说：“如果你想让教师的劳动能够给教师带来兴趣，使天天上课不至于变成一种单调乏味的义务，那就应当引导每一位教师走上从事研究的这条幸福的道路上来。”
三、中小学教育研究加强与大学或其他教育科研机构的合作
20世纪80年代以后，“教师专业化”成为世界许多国家关注的中心和焦点之一。世界“教师专业化运动”推动了中小学教育科研的蓬勃发展，提高教师的专业素质和科研能力是中小学教育改革的重点。1990年、1995年，霍姆斯小组发表了关于改革中小学教育科研的新报告《明日之学校》(Tomorrow''''sSchool)和《明日之教育学院》(Tomorrow''''sSchoolEducation)，将大学教育学院与中小学联合起来；《建立类似于医学行业中教学医院的专业发展学校》(简称PDS学校，改变以往大学教育学院或师范学院与中小学教学互相脱节的状况，更好地适应社会和学生发展的需要。中小学与大学教育，研究机构在课程设计、教材编制、师资培训等方面加强科研合作，整体提高中小学的教育科研水平，提升教师素质，使新任教师和．成熟教师都能在教育研究方面得到进一步成长。PDS学校的创建，在中小学与大学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给大学实习生、大学和中小学教师的教育科研的发展都带来了益处，是教师教育多方面“共赢的”好模式。目前，美国全国教育协会(NationalEducationAssociation)正在建立PDS学校网络，并且为PDS学校制定了一些条例以规范其健康发展。2000年，美国几乎每一个州都有1000多所教师专业发展学校，中小学成为教师科研和工作的共同体，中小学教师、教育管理人员和大学教授形成伙伴关系，共同有效地改革教学。
2001年日本政府实施教育新生计划，将教育改革作为最重要的国策，为了实现“学校变好、教育变样”的目标，日本政府加强大学与中小学教育科研的合作，努力克服整齐划一的弊病，引进发展个性的教育体系，2002年日本通过修改的《学校教育法》，其中政府财政预算投入17亿日元，促进大学、学会、协会、研究机构与学校教学的合作，创造能使多样的个性和能力充分发展的教育体系。
20世纪70年代，英法等欧洲国家针对中小学教师教育理论学习与实践相脱节的诟病，从学校需要出发，以学校为基地开展教研工作，强调大学、师范学院和其他教育机构的伙伴关系(partnership)。20世纪80年代随着教师专业化运动不断发展，英国、德国、荷兰等国家广泛接受和实施“以学校为中心”的大学与中小学一体化的校本教研模式。
1989年，法国教育预测专家、巴黎诺儿马学派的著名教授费朗西斯科·瓦尼斯科博士在重要著作《七千万中小学生——学习的欧洲》一书中，设想未来五种教学模式，其中“学术型学校模式”倡导将大学学术型研究引进中小学教育科研，鼓励教师参加教学研究，培养学者型的教师。目前英、法国家已经开始探索实验。
四、改革师资培训制度重视教育科研能力的培养
20世纪80年代以来，掀起了世界范围内师范教育改革的高潮，从“师范教育”走向“教师教育”，是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教师培养的开放性、多元化，更注重教师科研能力提高，是发达国家师资培训制度改革的重点。
美国国家教师职业委员会(NBPTS)是独立的、非赢利的组织，指导委员会包括州长、众议员、高级教育官员，以及社区组织和企业界代表，国家教师职业委员会提交五个核心建议，其中第四条是教师应系统地思考自己的教学实践并从经验中学习；第五条，教师应成为学习型组织成员。1995年，北卡罗莱那州州长吉姆·汉特和国家教师职业委员会发起了国家教师资格证制度，专门颁发证书给有委员会认可的优秀教师，借以鼓励教师参加教学和科研的积极性，克林顿政府专门拨款奖励，并提出10年内全国10万名教师获此殊荣，达到平均每所学校都有1名获得国家教师资格证书的教师。
2000年美国联邦政府教育项目“艾森豪威尔专业发展计划”，对各州和地方实行绩效拨款，推动师范教育改革，建立专业发展的高标准，提高教师质量，使之具有独立的教育科研能力。《美国教育部2002-2007年战略规划》中要求提高教师和校长的素质，“我们将于各州、各高等教育机构以及各认证机构通力合作，极大地提高教师职前培养项目的质量。我们将推动开展情景阅读教学培训以及其他以研究为基础的教学法”。
美国不断提高教师的学术和学历水平，美国中小学教师一般都具有学士学位。哥伦比亚特区规定高书教师必须具备硕士以上学位，鼓励教师成为学者、教学者、交往者和决策者。美国务州教育部门经常组织讲座和科研活动，不少学校对终身教师提供学术假期，促进教师参加进修活动。
2001年日本国会审议通过教育改革六项法案，其中以培养“教育专家”为目标，提高师资质量被列为教育改革的战略重点，日本文部科学省根据国会议案，进一步落实措施，改善教师资格制度，建立新的教师研修制度，加强教师的社会体验学习；实行优秀教师的表彰和加薪制度；加强对教育科研能力欠缺的教师的严格管理。从2001年起，日本教育研究生院实行教师休假研修制度，支持鼓励教师自发性的培训活动。日本教育科研机构遍布全国，都、道、府、县共建立近千个教育研究团体，中小学教师是这些团体的骨干。法国和意大利非常重视中学教师的教育学素养，法国要求中学教师获取教育学学士学位，意大利要求教师具有博士学位，一般是教育博士。
五、重视教育科研成果的推广和应用
科研成果必须物化生成实践，才能发挥应有效益。美国科研成果转化率为80％-85％，日本为60％-70％，西欧为50％-60％。美国非常重视科研成果在生产实践的直接推广和应用，这深受美国实用主义传统影响。美国中小学强调教育理论与实验紧密结合，杜威、布鲁纳、布卢姆等世界级的教育改革家都注重教育理论在实践中的推广，事实上“美国行为科学本身就比较发达，一批专家学者就用教育理论、心理理论，在中小学搞调查，做实验，提出新理论，于是就有一批学校、教师去推广和实验。”2000年美国教育部专门成立“教育研究和改进办公室”，负责开展和支持有关教育研究的活动；推广教育研究成果，为解决学校具体问题提供技术援助；收集、分析和传播教育情报服务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