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民营企业社会成本控制思考
对于民营企业的社会成本形成，理论界研究的比较少。对民营企业发展的社会成本问题，因民营企业的经营机制，承担社会和政治功能不同于国有企业，对于民营企业的社会成本形成与控制，是本文研讨的主题。
1.民营企业社会成本的形成
民营企业社会成本的形成，其主要原因是民营企业对外部环境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所致。
1.1对自然环境的责任。企业在经营范围内对自然资源的保护，改善生态环境，以维护生态平衡应负的责任。包括为处理废水、废气、废渣，降低能源消耗，减少稀缺资源的耗用，以及对生态环境治理提供的服务和捐赠等。
1.2对社会的责任。包括：①就业责任。例如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招聘录用和技术培训，以及职工福利的改善等。②社会保障和教育责任。例如对文化、科技、教育、体育以及慈善事业的支持和捐赠等。③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的责任。④提供社会积累和消费基金的责任。⑤其他责任。例如与外单位的协作和售后维修服务责任。承担这些方面社会责任的支出，是形成民营企业社会成本的主要原因。
1.3不履行社会责任给企业造成的机会损失。作为一个经济人的民营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其经营的主要目标，在收入一定的水平下，要想获得更多的利润，必然要降低成本，包括生产经营成本和社会成本。生产经营成本与利润的直接关系自不必说，社会成本虽然与企业的收入没有直接联系，但社会成本的支出始终会影响到民营企业的经济利益。要达到此目的，民营企业就有存在不履行社会责任的经济理由。目前，民营企业不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要体现在生产生活条件、生产安全、职业中毒、加班、劳动关系紧张、员工基本权益保障等方面。主要体现在：一是无劳动合同。很多民营企业没有与员工签订劳动用工合同，员工在遇到如职业病、欠薪、辞退等问题需要投诉时，找不到任何凭据。据调查，有些民营企业老板为了逃避员工职业病造成的法律责任，采取按季换一批员工，这样以来，当员工的职业病或职业中毒发作的时候，他们已经离开了原来的企业，又没有任何凭据，给职业病和中毒事件的认定造成了很大的难度。二是劳资纠纷问题。在一些民营企业中，劳资纠纷经常发生，如辞退员工经济补偿纠纷、劳动工资问题、社会保险问题等。三是生产安全问题。一些民营企业，业主为了降低生产成本，生产安全措施不足，职工生产中接触一些有害物质防范措施不够，影响职工健康，导致职工中毒、工伤、死亡事故时有发生。四是超工时劳动问题。多数民营企业工人实行计件制工资制，采取把计件的单元价格压得很低，使工人不加班就完不成当天的任务。遇到赶制订单产品时，工作时间超过12小时以上，超时计件工资，在账面上体现不出加班工资，从而逃避了加班工资的问题。五是社会保险问题。以养老保险为例，民营企业职工参保的比例普遍较低。有些地方政府对民营企业的职工实际人数掌握不清，企业也不愿意对政府透露，就是回避购买保险的问题。六是妇女权益保障问题。民营企业在保护妇女权益方面普遍较差，一些企业，只要妇女一旦怀孕，就逼迫她离开，这样，企业就逃避了妇女婚育期保护的问题。所以，很多企业说他们没有这方面的问题。有些工种明明有毒，却让年轻的女孩子去做，结果使她们出现中毒，染上职业病，导致婚后生育畸形。
2.民营企业社会成本控制的思考
对于民营企业社会成本的控制，首先必须要明确一个观念，控制社会成本并不是一味地强调节约，降低社会成本，而是规范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职责的行为，规范社会成本的支出责任，使民营企业处在一个健康有序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公平竞争。
2.1完善控制社会成本的制度机制。成本与收益之间存在着一种逆向关系，即在总产出一定时，成本增大意味着收益减少，而收益增加则表明它是由成本节约和成本利用效率提高而带来的结果。对于这一关系的假定和认可，使得个人或企业在逐利欲望的驱使下，竭力探寻降低成本和扩大收益的途径，进而使自己的行为尽可能倾向于“收益预期大于成本支出”的理性假设。但在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个人或企业所进行的“成本明显大于收益”的活动，同样被看作是具有经济人“理性”意义的行为。因为，在社会经济环境中始终存在着易于被经济人“搭便车”的公共领域，所以这里就隐含着使成本被推卸和逃脱，以致转嫁给他人或社会的可能。问题在于，如果这种可能一旦成为现实，成本与收益就会脱节，并且不表现为两者之间的逆向关系。于是，在总产出一定时，一方面个人或企业的收益会不断增加，另一方面社会的成本可能被成倍地扩大。由此看来，成本约束制度的薄弱和松懈，其后果将是导引个人或企业把关注成本最小化的焦点都集中到了最大可能地推卸和逃脱成本的策略上来。因此，只有制度机制的创设及其不断改进和完善，对于增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企业在成本控制制度的规范下可以调整微观层次对处理成本与收益关系的行为和态度，进而演绎出社会宏观层面的变化和结果，以达到提升社会经济效益和质量的目的。
2.2推进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法制化的力度。推进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法制化的力度，使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与国际接轨，建立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的角度去控制社会成本。要从公司法的总则中突出强调企业必须承担的基本社会责任，使企业社会责任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的管理体系中。强化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实际上是强化民营企业的守法行为，使企业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严格遵守劳动保护法、生产安全法和环境保护法，在遵守国家各项法律的前提下创造利润，为社会作贡献。强化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法制化的力度，加强对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监管，才能有效控制和规范民营企业社会成本。
2.3树立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民营企业经营者和管理人员往往缺乏社会责任意识，不把改善员工的工作条件和安全保障当作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而一味地压低劳动力价格，延长劳动时间，降低劳动力成本，所以才导致了将民营企业社会责任问题被政治化为所谓的劳工、人权问题。民营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本身是一个经济领域和社会层面的问题，只有改变民营企业家的经营理念，真正重视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改善员工的生产生活条件，才能彻底将企业社会责任肆意扩大到政治领域，意识形态化的企图。一些大的跨国公司在制定和执行规章制度的过程中，把人的价值看作高于利润，在人与生产安全、成本、利润发生冲突的时候，总是把人的价值放在第一位，真正做到“以人为本”。而在一些民营企业里，把产品、利润看得很重要，而不把工人的生产安全当一回事，在这些老板的眼里，产品和利润远远高于工人的价值和人身安全。重视员工的利益，“以人为本”去经营企业，实际上有助于增强企业的向心力，也是控制社会成本的一项有力举措。
2.4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政府的经济职能特别是投资职能趋于弱化。因此，应适时地把政府的主要精力转到为经济活动创造有利外部环境、克服市场经济不良后果方面。对于在市场经济改革中受到较多冲击的社会成员和群体，如失业者、贫困人口以及在市场经济中缺乏一技之长的低文化水平和低技能的社会成员，政府应当承担起扶助、救济、指导、培训的职责。为此，应通过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向这部分人提供社会保障，并随着政府财力的增强提高保障程度，扩大保障范围，让广大群众充分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这既有助于降低民营企业的社会成本，又可以使社会价值趋于同一，使社会的凝聚力更强。
总之，民营企业社会成本的形成与控制，需要企业自身、政府和社会共同努力。随着经济的发展，民营企业对社会承担的责任还会进一步加大。如对民营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关系；民营企业社会责任与利益相关者理论；民营企业与公司治理的关系；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化问题；民营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走出去”的关系等等问题，都需要在社会实践中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1］赵权主编.《企业成本控制技术》《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年7月第一版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社会成本社会成本控制和管理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要深化对科学发展观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的认识，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新世纪新阶段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一种全新的科学发展观。强调更快、更好的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出发点；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规定；实现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孙向军，2005）。传统观念认为发展就是单纯的追求经济增长，科学发展观改变了这一认识。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看，单纯的经济增长不等于社会发展，社会的发展是多方位的。这就要求我们用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和方法指导各个领域和环节的健康发展。科学发展观的这一思路也适用于社会成本的控制与管理。
社会成本控制与管理的涵义和实质
成本是经济学中一个普遍的经济范畴，美国会计协会与标准委员会对成本做了如下定义：“成本是为了一定目的而付出的（或可能付出的）用货币测定的价值牺牲。”经济学最核心的问题是资源有效配置的问题，而这一问题产生的前提是这样一个基本经济事实：资源是稀缺的。这就构成了机会成本概念的基础。不管是国家、厂商还是个人，拥有的资源都是有限的。而任何资源都可能有多种不同的用途。一般在使用资源的时候，总试图在不同的用途中去选择能够带来最大收益的用途。另一方面，当我们选定了某种资源的用途，就放弃了资源用于各种用途的“机会”，放弃这些机会也就意味着放弃了在这些用途中可能得到的收益。在这个意义上，被放弃的收益也就成为一种“成本”。严格地说，机会成本是指由于将资源用于某种特定的用途而放弃的其他各种用途所能带来的最高收益，通常并不是实际发生的成本，而是在选择资源用途时所产生的观念上的成本。机会成本的概念对经济分析非常重要，它是用经济学的眼光对资源进行估计的成本。虽然精确计算机会成本常常带有一定的主观随意性，但它的大小的估计对于资源的使用方向来说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以上考虑的是每一种单项资源的机会成本，而一个国家的经营需要使用许多种资源，那么，从经济分析的观点出发，国家经营的总成本就应该将所使用的所有资源的机会成本都考虑在内，这就是国家经营的总的机会成本。我们把如此计算出来的总成本称为国家经营的经济成本，也就是说，经济成本等于国家所有投入要素的机会成本之和。故成本控制与管理必须在效率的基础上谋求各种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价值公平。政府必须从社会公众角度出发，全面衡量各经济组织产品或服务寿命周期内的成本与效益，以社会成本最小化，而不是以制造成本或顾客成本最小化作为成本决策的依据，此即社会成本控制。它通过运用影子价格法和机会成本法，综合考虑经济组织行为对有关各方环境的影响来实施宏观的成本控制，此时成本控制管理战略演进为一个由全体经济组织构成的整体国家与环境融为一体的开放性系统。
社会成本增大的原因
社会成本是一国的政府、经济组织及个人发生的一切成本的总和。目前我国社会成本增大也就由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导致：
政府社会成本过大。其一是政府机构和官员有预算规模最大化的偏好。原因有二：政府机构规模越大，则可以获得的预算越大（傅光明，2002）；政府支出的大小与官员权力大小成正向关系。其二是政府的管理效率低下。其三是政府决策失误导致的社会损失。其四是政府官员“失节”，即造成的损失。其五是政府效率失常引起的损失。人力资源成本增长过快。其增长趋势主要来源于人力资源的激烈竞争；工资的比较差异和劳动力价值的自我认识也是诱发人力成本过快增长的主要因素；我国的一些宏观经济政策也导致劳动时间的减少，在劳动效率变化不大的状况下，致使人力资源成本升高；教育费用增长过快，合格劳动力培训成本急剧上涨，未来人力成本普遍增长。
资源价格不断攀升。这里指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自然资源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来源，一国的自然资源状况决定了社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对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有着决定性影响。2000年我国石油及成品油价格与国际接轨，加之自身能源结构不合理，导致自然资源价格飙升。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的破坏，对经济发展的制约越来越明显，因而治理环境的成本日益增大。
融资成本和科技创新成本的升高。从理论上看我国企业的融资渠道较多，但渠道大多不畅通。如商业银行的利率已降至历史最低水平；股票筹资市场不规范等。科技创新是一国发展和保持竞争力的重要条件，但目前我国普遍不具备科技创新的能力和条件，主要在于缺乏巨大的资金投入和风险分担模式。
社会成本控制与管理的具体对策
面对社会成本逐步增长的不利形势，我们应采取切实措施对其加以控制和管理。具体对策如下：
控制和管理政府社会成本的对策。其整体思路：使最广大的社会公众积极参与改革实践和改革政策的制定与选择过程，这是经济改革公正性的基本保证；继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使其与经济体制的巨大变化相适应，是使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再分配符合社会偏好的基本保障；改进政府的工作制度和工作程序，如政府的纵向层次和横向幅度以及该结构基础上的管理规则；建立起完善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对改革的受损者予以补偿；处理好社会公平与社会效率之间的关系。
Abstract:Disinfectionisveryimportantforoperationinhospital.Iftheinstrumentsisnotdisinfectedverywell,itistryinvaineveniftheoperationisverysuccessful.inthispaper,theauthortalkabouttherisksthatthehospitaldisinfectorshave.Basedonthis,andthendiscussedmainlytheanalysisonbenefitsofcosts.
关键词：危险因素；消毒供应；社会化；成本分析
Keywords:riskfactors;disinfectionsupply;socialization;analysisoncosts
医院消毒供应室的工作人员负责医院各种医疗用品的回收、清洗、消毒、包装、灭菌等工作,在这一系列流程中,供应室工作人员不但经常与患者使用过的医疗用品接触,受到交叉感染的侵袭成为医源性感染的高危群体,使得从事本专业的护士容易产生生理和心理疲劳,给这些护理人员的身心健康带来一定的危害;加之有些医院不重视供应室工作人员,设备没有正规配置,就更增加了危险因素。因此,提高供应室工作人员应对各种危险因素的意识,越来越多的成为国内外专家与同行关注和重视的话题。现将消毒供应室中常见的各种危险因素综述如下。
1、危险因素
1.1物理因素
1.1.1锐器刺伤供应室
工作人员在回收、分类、预处理、刷洗、包装器械的各个环节中,均要接触刀剪、缝针、穿刺针等各种锐利器械,如操作不慎,即可发生刺伤、切割伤等,导致皮肤完整性受损。针刺上只需0.04ml带有HBV的血液足以使受伤者感染HBV;被HIV污染的锐器刺伤而感染HIV比率为0.3%,被HCV污染的锐器刺伤而感染HCV比率为1.8%。而美国职业安全卫生管理局统计显示,在卫生行业及相关部门被HIV、HBV、HCV及其它血源性疾病感染的人数有上升趋势。
1.1.2噪音消毒供应室
噪音来源于压力蒸汽灭菌器、排风机置换新风,其噪音强度达到90~98dB之间,超过我国对工业区噪音标准的极限值55~60dB,若不加以隔音或安装消音装置,工作人员长期在超过90dB的噪音环境中,可导致噪音性耳聋、听力损失、睡眠障碍、注意力不集中、焦虑性神经症、胃肠功能紊乱及内分泌紊乱。
1.1.3温度与湿度
在消毒供应室生产过程中,灭菌及相关设备的使用,一方面可导致环境温度和湿度的加大,特别是在夏季工作人员大量消耗体力导致中暑的发生;另一方面,若工作人员不严格执行操作规程,或压力容器超期使用,就可能发生容器爆炸,造成人员伤亡的危险。当温度过大时,可使人产生胸闷、呼吸困难等不适。另外,清洗是供应室工作流程的关键环节,若在冬季水温过低,可使工作人员身体不适、关节疼痛或生冻疮。
1.1.4紫外线
紫外线消毒是一种方便、经济、有效的消毒方法,但紫外线对人的眼睛与皮肤均有刺激作用,照射过程中产生的臭氧对人体亦有害,实验表明,臭氧气体对人体可造成伤害,对呼吸道粘膜有明显的刺激性,特别是对肺组织损伤严重。
1.1.5粉尘供应室
工作人员在制作各种敷料(棉球、棉签)过程中产生大量的无机纤维粉尘;以及制作手套时的滑石粉产生的无机粉尘会在室内到处弥漫。这些粉尘可刺激或被吸入呼吸道,引起呼吸道不适及呼吸系统功能的损害。
1.2生物性因素
1.2.1污水与废物
在消毒供应室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污水和回收的一次性医疗废物,会导致蚊虫的孳生及各种有害微生物的繁殖生长。
1.2.2体液
在回收分类过程中,工作人员每天都会接触到被患者血液、胸腹腔积液、脑脊液及其它部位体液污染的器械,其中不乏患有传染性疾病的患者,若防护不当或操作误伤、皮肤有损伤时,就有可能导致这些传染性疾病的发生。
1.3化学性因素
1.3.1含氯消毒剂
人体皮肤长时间接触含氯液体,会有灼痛感,当皮肤有破损时,则损伤破损处皮肤组织,特别是当酸与氯两种消毒剂混合使用时,会使氯的分解加快,不仅污染室内空气还会刺激人的眼睛、呼吸道和肺部,造成身体损害。
1.3.2环氧乙烷
环氧乙烷是有中等毒性的化学品,人体吸入过量会感觉不适,出现头痛、呕吐等症状;如溅到皮肤上,可发生红疹、水疱,长期接触可导致水肿甚至肿瘤。
1.3.3甲醛和戊二醛
长期吸入混有较高浓度戊二醛的空气或直接接触容易引起眼灼伤、头痛、皮肤过敏、胸闷、气喘、咽喉炎及肺炎、流感样症状、荨麻疹和手部棕褐素沉着等症状;高浓度的甲醛刺激粘膜引起职业性哮喘,急性大量接触可致肺水肿。
1.4社会心理因素
由于消毒供应室工作在医院长期被认为是边缘性、非主流工作,属于技术性不强、劳动强度大、要求知识点低的工作岗位。在整个医疗过程中的基础性、重要性和规范性未得到充分的认识,护士外出进修的机会大大低于其它科室,供应室专业人员的部份权益受到损害,这些都给护理人员造成心理压力与不平衡。
1.5性格差异
朱艳荣等选取河南省开封市3家综合医院85名消毒供应室护士作为调查对象,按照“机能类型说”性格分类法将其分为理智型、意志型、情绪型。运用心理学理论探讨护士性格差异和行为特征对职业暴露的影响,得出结论:性格差异对职业暴露有重要影响。
2、有关消毒供应社会化的成本效益分析
2.1消毒供应社会化服务为医院提供了新的方式。供应室达标建设的目的在于实现消毒供应室的标准化、规范化管理。现代化消毒供应室的标准化、规范化管理是医院管理的需要,是加强医院感染管理、确保医疗安全和提高医疗质量的重要保证。下表是某医院的消毒状况和某中心的消毒状况的比较：
通过成本分析，通过中心消毒也比医院自身完成消毒要节省很多金钱，从成本核算的角度来看，也是利用中心来承担消毒任务是更加合算的。
供应室达标建设的重要性已被人们接受,许多大医院建成了现代化规范化的消毒供应室,而中小医院受条件的限制,供应室达标建设仍有一定的困难。消毒供应中心为医院进行物品的消毒及供应无菌物品,取代医院供应室,医院取消供应室后,人员分流到紧张的科室，用于再创效益。消毒灭菌质量关系到医疗护理质量和病人的安全,所以选择消毒供应室必须选择经过验收合格、能保证消毒灭菌质量的消毒供应中心。供应室验收是保证消毒供应质量的关键。
2.2消毒供应社会化服务后缓解了医院在这方面的压力。医院感染是世界范围内的难题,也是我国医院管理中的难点,由于微生物的变异而形成的医院菌群,直接威胁着人类的健康。消毒供应室是医院的“心脏”,承担着医院医用物品的消毒供应工作,洗涤、包装等每一环节质量都会影响到灭菌质量,是医院感染管理的重点部门。为了达到灭菌物品100%的合格,必须对消毒供应室制定严格的质量标准和管理要求:包括对消毒供应室的环境布局、清洗灭菌质量、工作流程等进行动态的监测。医院感染管理部门、护理部每月要对消毒供应室进行重点检查,消毒供应室也是上级部门对医院质量和管理的重点检查项目。消毒供应社会化后,医院取消了消毒供应室,对供应室的管理责任也随之取消。
2.3消毒供应室社会化服务酸碱了医院在这方面的支出。随着医院逐步走向市场,加强成本管理对于提高医院的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具有重要的意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医院总体发展必须通过对内部经营要素、经营环境实行科学经营管理。而成本核算管理是加强经济管理的核心,是有效的经济管理手段。近几年来,医疗行业纷纷开展成本核算,医院成本管理是控制医疗费用上涨过快和提高医院管理水平的一项重要措施。消毒供应室为全院提供灭菌物品,消毒供应室的成本核算直接影响各临床科室的成本核算,所以医院在新建、改建、扩建消毒供应室时,必然进行成本核算。社会化的消毒供应中心面向多家医疗机构,它的设备成本、监测费用、管理费用由服务对象共同承担,消毒供应中心的先进管理和设备可以减少浪费,节约人力资源,减少了医院的成本支出。
2.4消毒供应社会化要加强物品运送、交接过程的感染控制。消毒供应中心处于医院,不符合国家对消毒供应室的选址要求,因此,加强对运送的管理,运送车辆的密闭性能好,容器密闭,无菌物品和非无菌物品严格分开放置,车辆使用后对车箱及物品箱进行彻底消毒。医院为消毒供应中心提供较为清洁的地点进行交接,指定专人进行交接,并备好装无菌物品和非无菌物品的2个包装箱,用不同颜色区别,有醒目的文字标识。交接时先发放无菌物品,再回收非无菌物品。科室运送物品时包装箱保持密闭。护理部统一制定交接管理办法和无菌物品管理制度,参与交接的管理,并负责双方协调。医院做好器械使用后的初步处理:手术科室使用后的器械由手术护士进行初步处理,病房使用后的器械由治疗班护士进行初步处理。一般病人使用的器械及时用流动水冲洗干净血迹和其他体液,特殊感染的器械先用含有效氯1000mg/L的消毒液浸泡30min后用水冲洗干净,然后用原包布包好,并特别注明。
2.5消毒供应社会化服务质量有待提高。社会化的消毒供应中心保证服务质量,服务的优劣、效率的高低和物品的适用性是消毒供应室重要的质量内容。一般对消毒供应中心的服务投诉主要有器械包配置不当、器械不好使用、供应不及时、项目不齐全等问题,妇科反映价格高主要指单间物品灭菌,不论器械的大小价格都一样。加强消毒供应中心与医院的沟通,了解医院的习惯,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加强质量管理,确保器械完好率达100%,同时科学地进行成本核算,为用户提供高质量的优质服务。
参考文献：
[1]李亮云.供应室护士的职业危险因素及防护对策[J].华夏医学,16卷第5期:719-720。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架构已经形成。与此同时，我们也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付出了不小的社会成本，今后还将继续付出这种成本。不仅如此，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确立，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我们能否正确认识并有效解决改革成本问题。下面论文频道的管理学论文就针对经济转轨的社会成本问题展开讨论，具体内容如下： 正确认识经济转轨的社会成本问题 一、经济转轨过程中社会成本的必然性 经济转轨的社会成本，指的是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由于体制转换所造成的相关经济损失，以及经济和社会震荡造成的一部分社会成员经济利益的损失和福利的相对降低。经济转轨的社会成本是与经济转轨过程的特点密切相联的。因此，对经济转轨的社会成本必然性的认识取决于对经济转轨过程的认识。 向市场经济转轨首先是财产制度的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然要求改革传统的所有制结构和形式（国家所有制占绝对统治地位），逐步形成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和实现形式。转轨过程中的财产制度多元化虽然并不排除增量资产所有制的多元化，但考虑到改革前绝大部分经济资源由国家控制，所有制多元化的主要形式必然是存量国有资产的产权改革。因而，存量国有资产的产权改革就成为所有制多元化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国有资产产权改革过程进行得如何，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转轨成本的大小。如果国有资产的产权改革能够公正、合理、有效地进行，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改革的社会成本就比较小；反之，改革的成本就比较大。 经济转轨意味着企业制度的根本变革，即从传统国有企业变为产权明晰、机制灵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现代公司。在这一过程中，原国有企业的大量冗员和过重的社会福利负担必须从企业中剥离出来，否则，改革后的企业仍无法获得平等的竞争条件，也无法参与市场竞争。不仅如此，许多经营不善、资不抵债、长期亏损、扭亏无望的企业还会依法破产。但是，国有企业剥离过重的福利负担，必须依赖一套完善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制度。然而，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社会福利制度与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国家福利制度完全不同，本身也处于改革和形成之中，不可能是完善的。于是，社会福利制度改革与国有企业制度改革交织在一起，使一部分社会成员的社会保障问题变得相当尖锐，从而严重影响这部分社会成员的利益，并引起他们对改革政策的抵触，造成较大的经济转轨成本。 经济转轨意味着打破计划经济时代的平均主义的分配机制，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激励机制和分配制度，从而使人们所得与其能力相一致，以激励人积极地劳动和工作。市场经济的分配原则是对平均主义原则的否定，必然造成社会成员之间收入上的差别。但如果这种差异过大，或者收入差异的形成并非由于诚实劳动所致，而是由权势地位、人为政策甚至违法犯罪等因素造成的，那么，社会成员对分配不公和贫富差异问题就会更加敏感，就会产生抵制改革的消极因素。这个问题若不及时妥善解决，会极大影响公众对转轨过程的认同与支持，进而形成转轨成本。 经济转轨意味着资源配置方式和国家作用的转变。市场经济要求由市场机制充当资源配置的主角，由经济主体自行决定生产、投资、消费等活动。与计划经济比较，市场经济中国家的作用方式大大改变了，从资源的直接控制者和垄断者变为资源配置的间接参与者和调节者。这种转变也意味着许多国家机构及其成员要失去以往的权力和利益。在这种权力转换和重新配置过程中，也可能发生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对权力的滥用现象。因此，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如何使垄断权力和垄断利益的社会化、市场化过程阻力最小，同时又兼顾社会公平和社会利益，也是影响经济转轨成本的重要因素。 二、经济转轨的社会成本及其主要表现 上述分析从理论上说明了经济转轨及其成本的必然性。中国以及其他原计划经济国家的经济转轨实践，也都证明了经济转轨成本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成本主要表现为： 大规模下岗失业。经济转轨型失业问题与国有企业改革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两面。由于传统国有企业大多人
内容论文摘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是从国家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一种全新的科学发展观。本文以这一科学发展观为基点，界定社会成本控制和管理的涵义，分析了目前社会成本增大的现实原因，并提出其相应的控制和管理的对策。 论文关键词：科学发展观 社会成本 社会成本控制和管理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要深化对科学发展观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的认识，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新世纪新阶段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一种全新的科学发展观。强调更快、更好的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出发点；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规定；实现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孙向军，2005）。传统观念认为发展就是单纯的追求经济增长，科学发展观改变了这一认识。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看，单纯的经济增长不等于社会发展，社会的发展是多方位的。这就要求我们用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和方法指导各个领域和环节的健康发展。科学发展观的这一思路也适用于社会成本的控制与管理。 社会成本控制与管理的涵义和实质 成本是经济学中一个普遍的经济范畴，美国会计协会与标准委员会对成本做了如下定义：“成本是为了一定目的而付出的（或可能付出的）用货币测定的价值牺牲。” 经济学最核心的问题是资源有效配置的问题，而这一问题产生的前提是这样一个基本经济事实：资源是稀缺的。这就构成了机会成本概念的基础。不管是国家、厂商还是个人，拥有的资源都是有限的。而任何资源都可能有多种不同的用途。一般在使用资源的时候，总试图在不同的用途中去选择能够带来最大收益的用途。另一方面，当我们选定了某种资源的用途，就放弃了资源用于各种用途的“机会”，放弃这些机会也就意味着放弃了在这些用途中可能得到的收益。在这个意义上，被放弃的收益也就成为一种“成本”。严格地说，机会成本是指由于将资源用于某种特定的用途而放弃的其他各种用途所能带来的最高收益，通常并不是实际发生的成本，而是在选择资源用途时所产生的观念上的成本。机会成本的概念对经济分析非常重要，它是用经济学的眼光对资源进行估计的成本。虽然精确计算机会成本常常带有一定的主观随意性，但它的大小的估计对于资源的使用方向来说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以上考虑的是每一种单项资源的机会成本，而一个国家的经营需要使用许多种资源，那么，从经济分析的观点出发，国家经营的总成本就应该将所使用的所有资源的机会成本都考虑在内，这就是国家经营的总的机会成本。我们把如此计算出来的总成本称为国家经营的经济成本，也就是说，经济成本等于国家所有投入要素的机会成本之和。故成本控制与管理必须在效率的基础上谋求各种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价值公平。政府必须从社会公众角度出发，全面衡量各经济组织产品或服务寿命周期内的成本与效益，以社会成本最小化，而不是以制造成本或顾客成本最小化作为成本决策的依据，此即社会成本控制。它通过运用影子价格法和机会成本法，综合考虑经济组织行为对有关各方环境的影响来实施宏观的成本控制，此时成本控制管理战略演进为一个由全体经济组织构成的整体国家与环境融为一体的开放性系统。 社会成本增大的原因 社会成本是一国的政府、经济组织及个人发生的一切成本的总和。目前我国社会成本增大也就由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导致： 政府社会成本过大。其一是政府机构和官员有预算规模最大化的偏好。原因有二：政府机构规模越大，则可以获得的预算越大（傅光明，2002）；政府支出的大小与官员权力大小成正向关系。其二是政府的管理效率低下。其三是政府决策失误导致的社会损失。其四是政府官员“失节”，即贪污腐败造成的损失。其五是政府效率失常引起的损失。 人力资源成本增长过快。其增长趋势主要来源于人力资源的激烈竞争；工资的比较差异和劳动力价值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 社会 主义 经济 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架构已经形成。与此同时，我们也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付出了不小的社会成本，今后还将继续付出这种成本。不仅如此，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确立，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我们能否正确认识并有效解决改革成本 问题 。 一、经济转轨过程中社会成本的必然性 经济转轨的社会成本，指的是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由于体制转换所造成的相关经济损失，以及经济和社会震荡造成的一部分社会成员经济利益的损失和福利的相对降低。经济转轨的社会成本是与经济转轨过程的特点密切相联的。因此，对经济转轨的社会成本必然性的认识取决于对经济转轨过程的认识。 向市场经济转轨首先是财产制度的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然要求改革传统的所有制结构和形式（国家所有制占绝对统治地位），逐步形成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 发展 的所有制结构和实现形式。转轨过程中的财产制度多元化虽然并不排除增量资产所有制的多元化，但考虑到改革前绝大部分经济资源由国家控制，所有制多元化的主要形式必然是存量国有资产的产权改革。因而，存量国有资产的产权改革就成为所有制多元化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国有资产产权改革过程进行得如何，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转轨成本的大小。如果国有资产的产权改革能够公正、合理、有效地进行，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改革的社会成本就比较小；反之，改革的成本就比较大。 经济转轨意味着 企业 制度的根本变革，即从传统国有企业变为产权明晰、机制灵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 现代 公司。在这一过程中，原国有企业的大量冗员和过重的社会福利负担必须从企业中剥离出来，否则，改革后的企业仍无法获得平等的竞争条件，也无法参与市场竞争。不仅如此，许多经营不善、资不抵债、长期亏损、扭亏无望的企业还会依法破产。但是，国有企业剥离过重的福利负担，必须依赖一套完善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制度。然而，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社会福利制度与我国计划经济 时代 的国家福利制度完全不同，本身也处于改革和形成之中，不可能是完善的。于是，社会福利制度改革与国有企业制度改革交织在一起，使一部分社会成员的社会保障问题变得相当尖锐，从而严重 影响 这部分社会成员的利益，并引起他们对改革政策的抵触，造成较大的经济转轨成本。 经济转轨意味着打破计划经济时代的平均主义的分配机制，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激励机制和分配制度，从而使人们所得与其能力相一致，以激励人积极地劳动和工作。市场经济的分配原则是对平均主义原则的否定，必然造成社会成员之间收入上的差别。但如果这种差异过大，或者收入差异的形成并非由于诚实劳动所致，而是由权势地位、人为政策甚至违法犯罪等因素造成的，那么，社会成员对分配不公和贫富差异问题就会更加敏感，就会产生抵制改革的消极因素。这个问题若不及时妥善解决，会极大影响公众对转轨过程的认同与支持，进而形成转轨成本。 经济转轨意味着资源配置方式和国家作用的转变。市场经济要求由市场机制充当资源配置的主角，由经济主体自行决定生产、投资、消费等活动。与计划经济比较，市场经济 中国 家的作用方式大大改变了，从资源的直接控制者和垄断者变为资源配置的间接参与者和调节者。这种转变也意味着许多国家机构及其成员要失去以往的权力和利益。在这种权力转换和重新配置过程中，也可能发生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对权力的滥用现象。因此，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如何使垄断权力和垄断利益的社会化、市场化过程阻力最小，同时又兼顾社会公平和社会利益，也是影响经济转轨成本的重要因素。 二、经济转轨的社会成本及其主要
在《中国社会学史新编》一书中我们提出,综合学派是中国早期社会学的正统,综合学派的社会学探索代表了中国早期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最高成就,其影响甚至延续到中国社会学恢复与重建以后。孙本文先生是早期中国社会学综合学派的集大成者,如果从他1916年在北大哲学门学习社会学课程算起,他在解放前的33年时间里对中国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探讨逐步深入,代表着中国早期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最高成就。孙本文以“社会行为”为起点,在构建理论体系的方法论方面有所创新。一些人认为,孙本文深受美国社会心理学传统的影响,过于强调文化和心理因素的作用,他以“社会行为”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具有明显的心理学派的倾向。实际上我以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如果从社会学方法论角度来考虑的话可以会有一些新的认识。
作为一种工具理论,社会学方法论主要是探讨与学科体系和基本假设有关的一般原理问题,即指导社会研究的原则、逻辑基础以及学科的研究程序和研究方法等,一定的社会学理论背后都有其构建的方法论基础。我们以为,无论是早期强调文化因素,还是后来强调社会心理因素,都只是孙本文进行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逻辑起点,其目标并不是简单地围绕当代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行为概念徘徊不前,而是想借由社会行为这一切入点来展现他对社会整体的认识,来构架他的整个社会学理论体系。
具体理由有三:其一,孙本文认为,社会学是一门普通性的综合学科。孙本文借鉴孔德等人的科学分类法,把科学划分为物质科学、生物科学与社会科学。他又把社会科学分为普通的与特殊的两类,认为社会学研究社会的共通现象与共同原理,所以是一种普通的科学。既然社会学是研究普通和共通现象的,那么它的研究对象就不会局限于当代意义上的社会行为层面。其二,孙本文所讲的“社会行为”实际上是对社会整体的一种统称,比我们今天社会学所说的社会行为概念的范围宽泛得多。孙本文认为,所谓社会行为,就是人与人之间所表现的相互关联的行为,即社会生活和社会现象中所表现出的共通现象和共同规律。③实际上也确是这样,孙本文在研究过程中不仅仅是探讨当代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行为,他“重视文化,同时也重视心理因素,而且亦不蔑视其他如地境及生物因素”④,以他为代表的综合学派“要点在于认识社会的整体性及其各种因素的复杂性,并欲确立社会学的体系”。⑤其三,孙本文从社会行为角度出发,形成了完整的认识和分析社会现象的研究方法。孙本文在《社会学的观点》(1945)一文中提出,在研究社会行为的过程中,社会学者要运用多种视角来研究社会:要用社会整体的观点,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观察社会;要用社会结合的观点,把社会看成人与人的结合;要用社会有机的观点,视个人与社会是一个有机的关系;要用社会演进的观点,把社会看作是变动的而不是静止的,要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来分析社会。⑥
由上可以看出,孙本文在研究方法论上有他独到之处,他主张以全面地、动态与静态研究相结合地、综合地考察人类的社会行为。正因为如此,孙本文自认既非文化学派,也非心理学派,而“属于综合派之林。”⑦孙本文从综合的视角出发,构建起较为健全的社会学理论体系。正在上述这种方法论的基础上,孙本文以社会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在《社会学ABC》(1928)、《社会学原理》(1935)、《社会学体系发凡》(1945)等论着中,建构出了一个完整的社会学理论体系。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我在以前的论着中重点进行了分析,这里不再详述。简单地说就是,孙本文从社会行为出发,提出有关社会行为的五类问题,即社会行为形成的因素(文化、心理、生理、地理等社会因素);社会行为表现的过程(远离或接近等社会过程问题);社会行为表现的机构问题(基本的或复合的社会机构问题);社会行为表现的功能(或社会控制问题);社会行为变迁的内容与方向(或社会变迁问题)。⑧从上述五类问题出发,孙本文展开了他的整个社会学理论体系,从而把当代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内容都囊括在内。从今天看来,孙本文所构建的理论体系确有它的不足之处。如,在解释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要素时,排斥了物质生活状况、经济地位等的影响,使得其社会学体系的理论基础较为薄弱。正因为如此,费老认为,孙本文的社会学体系,带有“用西洋传来的科学方法和已有的社会学理论去观察与分析中国现实的”的印记⑨。但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孙本文无论是在构建理论的方法论,还是在元理论和本理论的系统化方面都把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孙本文并没有完全摆脱西方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束缚,但我们不应过于苛责前人,因为当时的中国社会学仍处于幼年时期,进行理论创新时可以参考的前人成果几乎是一片空白。即使到21世纪的今天,中国社会学也不敢说完全摆脱了西方社会学理论思维框架和方法论的影响。如今,我们还能看到仍然有一些社会学者为能够追踪到西方社会学的最新成果而洋洋得意,并且不顾实际地把它套用到中国的实践中,至于得出的结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释中国现实,对中国社会发展有多大的启示作用,则似乎不在他们的视野之内,甚至不管不问。这是一种缺乏理论自觉的重要表现。
我一直强调中国社会学者要有理论自觉:要对自身理论和他人理论进行反思;要努力创造自己的有中国风格的理论,同时要正确地对待其他各种理论,特别是外来的理论;要加强自己在理论转型中的自主能力,并取得社会学学科为适应新情况而进行的理论选择、理论创造的自主地位;中国社会学要不断进行思想解放,从西方强势社会学理论和社会理论中解放出来、正确定位自己、加强自主性。如果从理论自觉性角度来看,六七十年前孙本文的理论自觉意识之强,是当代很多社会学者所无法望其项背的。今天我们学习孙本文先生的社会学理论,不仅要学习他的理论内容,更要学习他在理论创新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强烈的理论自觉意识。因为理论内容总有陈旧和不适用之时,而理论自觉精神则能够帮助我们不断更新理论内容,创新理论学说。强烈的理论自觉会推动中国社会学者不断尝试对“中国经验”进行理论提升、对“传统资源”进行理论开发、对“西方学说”进行理论借鉴、对“学术话语”进行理论创新,通过“立足现实,高于现实;开发传统,超越传统;借鉴国外,跳出国外;以我为主,创造特色”,逐步推动中国社会学走向社会学世界格局的中心。
二、多方为社会学立法,对早期社会学学科发展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我们说孙本文是中国早期社会学的领军人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孙本文不仅仅是一个在社会学基本理论及其应用方面卓有建树的社会学家,他更是解放前推动整个中国社会学学科不断繁荣发展的核心人物。作为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社会学必须向国家、民众和学术界论证清楚,社会学的存在有其合法性,从而为学科发展赢得必要的空间。这种合法性辩护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向其他学科展现自身元问题、基本问题和研究对象的独特之处,从而在学科竞争中逐步巩固地位,这是社会学存在合法性的理论根源;另一方面,向国家和民众说清社会学与现实社会的契合性,这是社会学存在合法性的现实根源。与社会学本理论为社会实践“立法”不同,这种合法性辩护是社会学元理论的一部分,它实际上是在为社会学“立法”,为学科的未来发展赢得新的、更为宽广的空间。在为社会学立法方面,孙本文做了大量工作,进一步巩固了他在中国早期社会学界难以替代的地位。界定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使社会学能够屹立于社会科学之林。孙本文以广义上的社会行为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主张社会学是对人类社会普通和共同规律的一种认识,这是它跟其他社会科学如法学、经济学、政治学区别分开的基本标准。孙本文还认为,社会心理学是社会学最重要的一个部门,它的研究对象是个人在社会中的行为,或社会中个人的行为⑩,它跟专门研究社会行为的社会学的分工非常明确,这就进一步让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边界变得更加清晰。尽管对于孙本文所说的社会学研究对象,至今仍然有很多异议,但当时的社会学家大多长年埋首于具体社会问题研究,极少有人对社会学研究对象进行讨论,所以孙本文的这种通过析清研究对象来为社会学赢得发展空间的努力,说明他有很强的学科领导者胸怀,有推进学科发展的长远眼光。
一、精神文明理论: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开创
邓小平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回答中,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理论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初始理论形态,邓小平理论提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逻辑起点,标志着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开创。
首先,精神文明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逻辑起点并不否定文化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奠基性作用。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基本经验的历史性凝结,包含了丰富的文化思想,主要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和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对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文化思想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对于肃清封建思想在社会中的残余、对于尊重中国传统的民族性文化、对于无产阶级革命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在新中国成立后,对文化进行了社会主义的改造,主要是对人们的思想的改造和知识分子的改造,并认为,“文艺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1]这都体现了文化思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探索,但由于左倾错误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匮乏,文化思想未能找到一条适合中国本身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这个任务主要由邓小平理论完成的。
其次,精神文明理论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科学把握,对后发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宝贵经验。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精神文明理论是邓小平理论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进一步回答,这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逻辑起点;第二,精神文明理论建立在邓小平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科学定位上,“经济建设为中心”范式对“阶级斗争为纲”范式的替代,重新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动力机制,把对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发展的需求与供给的矛盾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凸显了文化发展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第三,精神文明理论建立在邓小平的社会发展的辩证法和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把握上。邓小平理论辩证地看待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提出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的理论,“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2]第四,精神文明理论解决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问题。后发国家在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跨越”思想指导下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不仅要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还要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文化发展道路,精神文明理论在实际上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成为后发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典范。
再次,精神文明理论促进了邓小平文化交往思想的形成。国内精神文明建设必须进行国际文化交往,邓小平理论充分吸收了马克思关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占有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3]的思想,在肯定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作用的基础上,提出了在改革开放中向外国学习的思想,“经济上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是正确的,要长期坚持。对外文化交流也要长期坚持”,[4]从而顺应了民族史融入世界史的全球化潮流,发挥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彰显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优越性。邓小平提出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发展方向正是其文化交往理论的本质要求。
二、先进文化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推进和发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对邓小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继承中,结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进行了文化理论创新,形成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理论,即“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首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概念,与时俱进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
首先,先进文化理论标志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世情、国情、党情变化的新认识。一方面是世界的多极化趋势及西方和平演变的图谋,另一方面是改革开放向多方位、深层次、全领域的纵深发展,各种利益关系处于变动、调整期,这对党拒腐防变、抵御风险的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党员的党性修养和道德品质面临新的考验。用先进文化引领社会思潮,提升人们的政治觉悟和增强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的能力,成为时展的新的要求。“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化纲领的出场,总是对这一时代文化矛盾的解答”,[5]先进文化理论正是这种解答。“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6]成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独特的文化内涵。
其次,先进文化理论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的辩证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三个维度的内在统一,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的辩证法中看待文化的作用,它突出了先进文化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先进文化对于政治的知识导航作用,通过“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7]通过发展先进文化,实现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统一,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统一,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统一,从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再次,先进文化理论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和基本原则。一方面,先进文化理论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主张通过发展先进文化,实现“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情操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8]的思想文化建设的目标,因此,“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9]另一方面,先进文化理论又与时俱进地发展了邓小平文化交往理论,把它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文化理论的基本原则,并提出了三个“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必须继承和发扬一切先进文化,必须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造精神,必须具有世界眼光,增强感召力”。[10]此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续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体现了先进文化理论人民主体的思想,人民是先进文化的创造者,也是先进文化的服务对象,从而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总之,先进文化理论继续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问题,创造性地把文化的先进性赋予重要地位,在让人民树立正确的义利观的同时增强了大众的理想信念教育,把上层建筑的变革和社会主义的文化自觉联系起来,在新的历史时期大大推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在新的实践上不断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
三、和谐文化理论: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和完善
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最新成果,是指导当代文化发展的科学理论,是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新贡献。和谐文化理论继续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创造性地把和谐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内在要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力构建和谐社会的新的实践中,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任务,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时代内涵,继续推动了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
第一,和谐文化理论是对精神文明理论和先进文化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和谐文化理论的提出首先是对精神文明理论和先进文化理论的继承和整合,精神文明理论和先进文化理论为和谐文化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并奠定了其理论基础。和谐文化理论顺应了精神文明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深化了我们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认识,并在实践中,以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彰显了精神文明理论和先进文化理论的张力。同时,实践和时代问题的出现也急需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作出新的解答,实现对原有文化理论的突破、发展和创新。这主要表现在,全球化深入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世界历史”时代各民族和文化的广泛交往,深刻影响国内社会思潮;人们社会阶层分化严重,各种利益关系急剧调整,社会剧烈变革,各种文化矛盾进入凸显期;改革的深化和开放程度的扩大,社会不公和收入、分配差距的增加等问题已经影响到社会的良性发展,人们的价值追求也呈现出多元化;和谐文化理论正是在此背景下提出的。
第二,和谐文化理论的主要内容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首先,文化的和谐性是人们的一种美好期待,和谐文化只是解决文化矛盾的最佳选择,它并不是指一种拒斥矛盾的文化,而是指在其内部的各种文化矛盾得到有效的制衡、处于一种最优的状态。其次,和谐文化是一种包容性的文化,是各种文化差异性的统一,人们的各种价值追求得到有效满足,文化共识不断达成。要达到这种理想化的状态,就必须有一种主导性的核心价值,来引领社会各种思潮、统领各种价值目标、包容多样性,这就是我们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必要性。再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根本,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表现,因此,它必然以人们群众的利益为内在尺度,以满足人民群众的思想文化需求为价值尺度,是以人为本的本质要求。最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又会推动和谐文化的建设。这是因为,共同理想是和谐文化建设的主题,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最本质、最集中的体现,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和谐文化建设的精髓,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和谐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11]
关键词：社会学理论;现代性;范式;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C91-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6）01-0138-007
一、社会学：现代性生成与反思
现代性催生了社会学，社会学的生成和成长皆发生在现代性铺陈的世界里。现代性一个重要的向度即现代化，现代化表征的现代社会，也正是社会学理论扎根之处，社会学学科的安身立命之地。当社会学的人文性与科学性各显特质并日益相得益彰的时候，社会学不再满足于现代性占据的世界，向后现代迈开了前行的步伐。回顾孕育和生成社会学的历史场域，显现了社会学的发展轨迹，也更能藉此反思社会学的朝向。工业革命以来，韦伯意义上的工具理性捣毁了恬雅的生活镜面，工业化、城市化、制度化作为表征的现代化成为人类生活最为时髦的概念，欣欣向荣的资本主义精神――守时、勤奋、节俭的个人品格[1]，焕发出积极的集体风貌，催生出一个物质产品极大丰裕的现代社会。“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马恩的这一经典概述，正是资本主义制度兴起之时的真实写照。资本主义车轮所到之处，大生产取代手工业作坊的计划紧锣密鼓地展开，社会迸发出无尽的创造力。但与此同时，失业、犯罪等各类社会问题的日益蔓延困扰着社会，引起了社会思想家的关照并着力于社会现实的诊断和社会理想的建构，“肇始于英法的启蒙运动高扬人的理性，对传统的迷信、无知予以猛烈抨击，并对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抽象形而上学玄思发出挑战。此时，社会学便从哲学中脱胎出来，充任现实社会的解说人和建设者。” [3]在此场景下，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凸显了对人的解放，自然科学行之有效的方法令人文社会学者艳羡，意欲找寻社会规律的哲学家孔德率先破题，“将自然科学中卓有成效的方法运用于社会生活领域，建立一门关于社会的科学既势所必然又合情合理”。[4]于是，发轫于19世纪初叶的社会学“俨然成为一门探究社会秩序经世致用之学，从其诞生之日就强烈关注社会问题，找寻社会发展的规律，并在探究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延续学科价值，在西方国家被誉为‘社会医学’”。[5]
吉登斯认为社会学起源于现代性的来临，并指出，“随着工业主义的到来，数以百万的人从农村迁移到了城市，尤其是大众民主化的发展和其他一些重要的制度性变迁，使得新旧世界之间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场始发于欧洲和北美内部一系列变革正日益推向全球，且至今仍在全球各地风驰电掣般疾驰着。社会学就是产生于对这种变革道路的探索，且直到20世纪还深深地留有其初创时的痕迹。”[6]如果追寻作为现代性的解说者――社会学思想长廊里竞相绽放的理论之花，就可以捕捉社会学在多大程度上从现代性中汲取养分，成长为一个日渐独立学科的轨迹。面对急剧变动的全球世界，悲观论者如福山的“历史终结论”[7]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8]，敏锐指出当代世界无法破除的谶语――隐藏在国际互动背后撕裂世界的“原罪”和结局，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在肯定两位政治学家观点重要性的同时，从社会学的眼光指明世界变迁只是多元现代性的发展，“必须将现代性的扩张视为一种新型文明的成形，它不同于过去时代的大宗教扩张或大帝国扩张。因为，无论如何，这种文明的扩张几乎总是并且不断地与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扩张结合在一起，它施加给所到之处社会的影响力比大多数历史情形下要剧烈得多。” [9]社会体系的复杂化和世界体系的多元化，成为社会学反思性增强的缘由。继承传统社会学藉由社会结构关涉社会秩序，藉由社会行动探讨社会关系，藉由社会批判探讨社会进步的特点，当代社会学研究议题增加了性别和种族的因素，放置在信息爆炸的网络社会场域里，以流动的反思性监控瞬息万变的社会世界。“这种趋势孕育出的社会气候与知识氛围，正是产生社会科学‘专业化、职业化’话语的源泉，而后者在表述前者的同时，又推动着它们的发展。”[10]从社会学的传统理论范式起锚，指明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谱系，并注意到本学科所发生的转向，自有其批判性反思的学科特质。
二、社会学传统理论范式
孔德《实证哲学教程》首开社会学以来，深深烙印着自然科学印记的实证主义至今仍然大行其道，并给社会学披上科学主义的外衣。一代代宣称从孔德那里得到灵感、不遗余力地发展社会统计学，试图以数据模型探求“人类理性的进步”的“科学社会学家”，正在全面解析世界，却没有超越观察、实验、比较和历史的实证研究方法滥觞。从实证主义者相信社会现实的客观实在性、规律性和可认知性，到建构主义者剖析适当的社会事实而非切实的社会实在，并更多关注隐于事实建构背后的权力关系，我们可以发现社会学经典理论范式一枝独秀的时代早已过去，米尔斯所言社会学想象力激发的多元化视角促成了社会学本身的发展、反思和超越。
在科学史学家库恩看来，范式（paradigm）是指“一个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信仰、价值、技术等等的集合”。[11]范式的发展中，范式Ⅰ会导向常规科学，而从异例到危机再到革命，也就意味着范式Ⅱ的产生。[12]社会学矢志于社会事实的描刻与解释，已然形成了不同取向的理论范式。瑞泽尔认为，社会学是多范式的科学，社会学具有三种基本的范式：社会事实范式、社会释义范式和社会行动范式。三种范式存在着融合的可能性，却难以综合成一。只有将其结合起来，才能得到完整的社会图像。[13]周晓虹则在瑞泽尔的基础上加入了社会批判范式，从宏观―微观、自然主义―人文主义两种理想类型建立了社会学理论基本范式：见图1。[12]由此形成的四种社会学理论基本范式，或则重于宏观层面的社会事实深挖，遵循自然主义的路向;或则重于宏观层面的社会批判，体现在人文主义的价值;或则重于微观层面的社会行为勾画，依然在自然主义的框架之内;或则重于微观侧面的解释阐发，始终紧贴人文主义的面向。复杂社会的场域中，社会学的基本范式给予社会学学科更多的解释力，也呈现出社会学的想象力。
哈贝马斯从人类社会生活三种不可或缺的要素：劳动、语言或沟通、权力或支配出发，衍生出三种认知兴趣：技术的认知兴趣、实践的认知兴趣、解放的认知兴趣。三种认知兴趣衍生于社会文化生活，又决定三种学术研究取向及知识形式如下。黄瑞祺据此理论基础把社会学思想类型化为实证社会学、解释社会学和批判社会学，并绘制了哈贝马斯的知识论框架。见图2。[14]
正如特纳所认为的，“理论关注的不是特定条件下人们的具体行为和互动，而是一般意义上人类行为的本质”[15]，社会学理论传统范式都属于元理论的层面，揭示了社会学论域内研究对象的基本意向。围绕传统理论范式，现代社会学有四个被视为根本的论题：行动、理性、结构和系统。[16]我们认为，这四个理论命题勾连着社会学传统理论与当代走向，只有统合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交集中，才能更好理解社会学理论的历史逻辑，把握社会学理论当代变轨与未来路向。
三、本体论继承：社会是如何运行的？
本体论（ontology）的出现可追溯到克劳伯，他把本体论称为“第一科学”，是研究作为存在的科学，认为这种研究运用于与创造存在物的上帝一样的一切实体。正是因为本体论与存在（being）相关，而存在（being）的界定本身众说纷纭，本体论因此莫衷一是。“大体上说，马克思以前的哲学所用的本体论有广义和狭义之别。从广义说，指一切实在的最终本性，这种本性需要通过认识论而得到认识，因而研究一切实在最终本性的为本体论，研究如何认识则为认识论，这是以本体论与认识论相对称。 从狭义说，则在广义的本体论中又有宇宙的起源与结构的研究和宇宙本性的研究之分，前者为宇宙论，后者为本体论，这是以本体论与宇宙论相对称。这两种用法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同时存在。” [17]为了既避免意识形态的纠葛，又不拘泥于人本哲学关于存在（being）的本体论研究，语言哲学家的本体论认知之于社会学更具借鉴意义。维特根斯坦反对传统本体论的终极存在或终极结构说，认为以前的哲学家都认为世界是由各种具有时间或空间关联的个体或实体构成的最大的类聚物，而他则认为它是已经实现的事态的最大类聚物――所有事实的总和。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作为世界的最终实体的对象不能独立存在，只能存在于与某些其他对象的特定结合或配置之中，即只能存在于基本事态或事态的关联之中。” [18]语言成为世界的主体，语言的结构映照着社会的结构。语言的主体性、自明性和完满性，都是社会的另一种表述。“世界是怎样的，这属于认识的问题，世界是这样的，或者说，世界如其所是地存在着，这唤起了本体论问题。”[19]社会学倾注于结构与系统的关怀，就是在回答社会是如何存在的，经验资料的验证是在证明一个特定社会的样态，理论提升总是要抽象出社会的同源性，即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社会学概念体系。
孔德笔下的社会是道德生活之所在，人的精神发展状态会直接决定知识的类型和社会组织形式。神学阶段对应于神权政体，形而上学阶段对应于王权政体，科学阶段对应于共和政体。科学即实证，“真正的实证精神主要在于预测而观察，根据自然规律不变的普遍信条，研究现状以便推断未来”[20]。毛斯认为，社会表现为具有总体性的社会现象，具体体现为各种法律、宗教、道德和经济制度。“只有通盘考虑整体，我们才有可能体会其本质、其总体的运动、其活生生的面向，才有可能把握住社会与人对其自身、对其面对他者的情境生成感性意识的那一生动瞬间”。[20]社会唯名论者韦伯的论著中没有确切的社会概念，社会行动为根基、社会关系为纽带的“组织”体现了社会的特征，“行动，特别是涉及社会关系的社会行动，可以指向参与者相信存在的正当秩序”。[20]马克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论断，是另外一种关于社会的认知。总体而言，古典时期的理论家怀揣“生物学的隐喻”[21]，相信社会的有机体属性，虽然不乏有人更倾向于社会的建构特质，但总是从维护社会有序运转的角度生发理论思维，这一点时至今日仍然意义重大。
现当代社会学理论逐渐脱离了哲学的思辨，却融入了其他学科的理论视角。卢曼援引了语言学自体生成的概念（autological concept），提出“社会显然是一个自我描述的客体……换言之，社会概念必须是自体生成的，它必须本质上包含自身。” [22]布希亚目光指向符码控制的消费社会，从消费观看社会地位和意义的分层，从生产―交换―消费构筑的复杂社会关系中看到“人际关系已经被转变为与物品的消费之间的关系”[23]。更进一步，布希亚犀利地肢解了世界，认为我们的生活充满了拟像，“模拟的广泛存在是导致现实与想象，真与假之间界限消失的一个重要因素”[23]。符码、时尚、拟像、片段化秩序、迷狂，这一系列当代世界在社会理论里的映像，呼应着社会的超现实巨像。社会是由众生构成的整体，突生的特性和新的诱因始终存在，社会学脑海里社会的本质仍然在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永远萦绕在心间。
四、认识论发展：我们如何面对社会？
“认识论是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指研究人类认识的本质及其发展过程的哲学理论，亦称知识论。其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认识的本质、结构，认识与客观实在的关系，认识的前提和基础，认识发生、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认识的真理性标准等等。认识论必然以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何者是本原这个哲学基本问题为出发点，而且将其贯穿于全部认识论的内容之中，由此引出不同的认识论结论。” [17]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决定了社会学兼备科学与人文的双面性。社会学研究者认知和研究社会的过程，自身无疑是研究的工具，研究者的价值判断难以完全从事实的“认定”中抽离。韦伯以“价值中立”匡正研究者摇摆的立场，也赋予社会学客观公正的价值基线。社会物理学的自然科学冲动，社会行为的人本意蕴，分别是社会学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原始动力，导致社会学学科内部的认知张力始终存在。当科学主义的大旗冉冉升起，社会学知识堕为数字化模式的时候，社会学认识论的钟摆开始回归于人本，力求以人的方式研究人，以人的方式言说人。
面对扁平化的地球空间，社会中人际互动的网络密度空间复杂，反对宏大叙事的后现代主义者利奥塔却也不得不指出，“个体并非那么举足轻重。个体不是一座孤岛。每一个体都处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复杂、更加易变的关系网中。” [24]整个社会关系蜕变成语言游戏，正如孩子在没有出生之前，就已经被定置于语言游戏的网络中。[25]消费主义与电视画面的兴起已经加速了现实的“内向破裂（implosion）”，模糊了以往倍受珍视的高贵与低贱的界限、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界限。历史成为“遗产”，陈腐的博物馆成为一个“触手可及”的多媒体体验场所。[26]
舍勒提出，生活世界的现代性问题不能仅从社会的经济结构来把握，也必须通过人的体验结构来把握。[27]现代性孕育的社会学，不仅需要认识结构与系统为核的宏观社会学，也在日常生活情景中探析话语的生产逻辑。多元化的人际互动，虚实结合的社会关系，都给社会学认识自我提供了机遇。当代社会学固守了人与社会关系的社会学认识论本问题，并在发掘人与社会突生的互构关系中发生了跃迁。
五、方法论超越：我们如何认识社会？
“方法论是普遍适用于各门具体社会科学并起指导作用的范畴、原则、理论、方法和手段的总和。”[17]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主要探讨“研究的基本假设、逻辑、原则、规则、程序等问题，它是指导研究的一般思想方法或哲学”[28]。对应于研究范式，社会科学研究者遵循的方法论也集中于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批判理论和建构主义，并可从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进行区别。（见图3）
如果说实证主义浸透着自然科学的认知取向，体现了社会物理学的科学主义，后实证主义、批判理论和建构主义各自代表的相对性、批判性和建构性，瓦解了实证主义的大厦，也让社会学的视角呈现出更多的面向。“这三种范式都注重在自然情景而不是人为的实验环境下进行研究，都强调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的探究，而不是对其中一些孤立的变量进行调查;都要求对当事人的意义建构获得理性解释性的理解，而不只是对他们可观察到的外显行为进行测量，也不只是对研究者自己的理论假设进行证实;都注意反思研究者个人因素对研究过程及结果的影响，而不是力图排除或否认这些影响。”[30]
当代社会学风起云涌的理论思潮，纷纷指向社会生活丰富的多个面向，不再守望社会学先辈遗留的财产，固守边界以至于湮没于世界变幻的洪流中。作为现代性的后果之一，全球化“不仅仅只是西方制度向全世界的蔓延，在这种蔓延过程中其他的文化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全球化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过程，它既在碎化也在整合，它引入了世界相互依赖的新形式，在这些新形式中，‘他人’又一次不存在了。它制造了风险和危险的新形式，同时它也使全球安全的可能性延伸到了力所能及的地方”[31]。民族国家独立之后的世界格局中，东西方不再单纯囿于地理的区隔，当代世界体系重构的速度和深度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在任何非集权的社会，某些文化形式都可能获得支配另一些文化形式的权力，正如某些观念会比另一些更有影响力;葛兰西将这种起支配作用的文化形式称为文化霸权，要理解工业化西方的文化生活，霸权这一概念是必不可少的。正是霸权，或者说文化霸权，赋予东方主义以我一直在讨论的那种持久的耐力和力量。”[32]东方学为旗帜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正是对武力征服和殖民掠夺之后，新兴的文化殖民化运动一次深刻的审查。女性主义社会学不再认同由“他（he）”为主体书写的历史，试图建构两性对等的认知框架，重新思索权力、语言、结构和文化诸要素。“女性主义社会学至今依然处于边缘状态，但也正是这种边缘状态使她们获得了更大的生存空间，使女性主义社会学在社会学研究中独树一帜、引人注目，也因此具有更多无法预知的愿景。”[33]
族群理论、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消解了社会学方法论隐含的世界体系假设;网络访谈与问卷调查、多媒体影像技术的应用，正在扩展社会学资料搜集的方法;社会本质建构的论调，颠覆了追寻隐于表象背后真实的方法承诺。“正如德里达在解构传统戏剧的过程中提出，我们不用借过去来发现未来，也不应该顺从地等待自己命运的展现。实际上，在我正在进行的事情中未来已经被发现、被创造出来。我们现在即处于写作未来的过程中，但我们不知道、也无法知道未来会是怎样。”[23]社会学研究方法的丰富，只是顺应复杂社会的产物。社会还在剧烈变动中，社会学方法论远未成形。
六、小 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