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贸易论文优选九篇

时间:2022-07-20 05:3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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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贸易论文

第1篇

由于大国和小国在经济环境、产业结构、市场规模等方面都存在差异,致使合作成员国之间在成本分担和收益获得上存在不一致的情况。因此在传统的经济合作理论分析框架下我们假设区域合作成员国在权利上是平等的且合作是完全互惠的。目前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还有较大的上升空间和增长潜力。两国若想更好地进行区域经济合作,在合作博弈下,需要满足一系列的充分必要条件。

命题1: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各成员收益的提高至少要等于由于参加经济合作所导致的各成员国的直接收益损失。证明:,,=(1,2,3,4,5,6),当国损失部分直接收益从而使得其他合作成员收益提高时,反映在国收益上的增加量我们不妨设为,国参与国经济合作时的直接收益损失量设为。合作是相互的,同理可以得到及。那么此时,国与国经济合作时带来的收益的净增量为{()+()}。因此,,{()+()}是所有参与合作成员国收益的净增量。显然,只有{()}0且{()}0同时都成立的时候,各成员国家才会参与区域的经济合作。通过命题1分析可知,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的充分条件是各成员国通过有效的磋商,协调相互之间的利益分配并最终达成有约束力的利益分配协议,以此约束双方之间的经济行为。合作的必要条件是中印双方纺织品服装贸易间的互补性。若满足了上述条件,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给各成员带来的收益的增加定会大于不合作时所能获得的收益。

命题2:假设中印纺织品服装合作联盟为,与其他第三国的纺织品服装合作联盟为′,即有′。若国不能同时参与和′的经济合作联盟,则有国参与联盟′使联盟收益的增加量要大于国参与联盟使联盟收益净增加的量。证明:令={′},表示成员国属于联盟′而不属于联盟,由命题1可知,对于,当与国达成合作协议的,其相应的联盟收益净增加量{()+()}0时,则有,({)+()}0。命题2得证。

定义1:成员国对联盟即中印两国纺织品服装合作联盟收益的边际贡献为()(),其中()表示国不是中印纺织品服装合作联盟的成员国时联盟的值。

定义2:对′,若参与国参加联盟′的边际贡献大于参加联盟的边际贡献,即(′)(′)()(),则称合作博弈(,)是凸的。引理1对效应可转移的博弈(,),若存在固定的数值(其中,)使得和,()=()+()+,(+),则Shapley值为(,)=()+0.5,(+)。为简化模型方便分析,假设参加中印经济合作的行为对非成员国没有影响,成员国对非成员国的政策在参与合作前后没有变化。于是,我们可以将特征函数定义如下:其中,0是合作之前各成员国自身的保留效用;为结成联盟时联盟全体成员国获益的总和;为未参加联盟的成员国(但仍属于)对联盟造成的损失;表示未参与联盟而与联盟以外的成员国(但在内)合作所可能获得的收益。与命题1的论证类似,对,有()=()+()+{()+()}令=,=,=,则(,)=0+=1+0.5=1{()()}对于区域经济合作博弈(,)而言,Shapley值为:(,)=0+=1+0.5=1{()()},=1,2,如果结成联盟却没有发生效用转移,则成员国得到的收益为01+=1,=1,2,。由上述博弈模型分析可知,每个成员国参与经济合作所得到的收益等于合作却没有效用转移时的收益加上合作停止时收益之差的二分之一。显然,这意味着各成员国一直保持合作状态所获得的收益要大于相互停止合作时所得到的收益。命题3:所有成员国都参与合作时,其处于核心Shapley利益分配矢量给每个成员国分配的利益补偿量将为=0.51([()())],=1,2,。证明:对任意的成员国和,是国与其他成员国合作而不与国合作时得到的收益,是国不与国合作时导致的损失。因此,国不与国合作时的收益的净增加量为。同理,为国不与国合作时的净收益。所以,补偿给成员国的总净收益是成员国与国之外其他所有成员国合作净收益之和减去成员国与除国之外其他所有成员国合作净收益的一半。通过上述模型分析可知,从不合作中获得较多收益的成员国应该从获得收益较少的成员国中得到利益补偿,这显然不符合区域经济合作的目标。因此,为达成区域经济合作协议,促进区域经济合作,从区域经济合作中获取收益较多的成员国应该给予获取收益较少的成员国一定的利益补偿。同时,获益较高的成员国在补偿获益较少成员国后,其福利水平仍比未参与经济合作前有所上升。[4]从上述三个命题的证明及分析中可以得知,区域经济合作的必要条件为合作各方之间的经济互补性,充分条件为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各成员国从自身实际出发,通过有效的沟通和磋商,积极协调彼此之间的利益诉求,以求达成具有一定约束力的利益分配协议,以制约双方的经济合作行为。同时建立一套公平、有效、完整的利益补偿机制,使获利更多的一方通过利益输送补偿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获利较少的一方,以此均衡双方利益,从而形成双方互利共赢的局面,实现双方效益的最大化,最终保证各方贸易合作的可持续发展。[5]由此可知,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需要满足贸易互补性、合作后福利提高、利益分配合理等几个条件。

二、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的可行性分析

(一)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的互补性分析

中印两国作为纺织品服装大国,其实在纺织原料、技术等方面,两国纺织品服装产业存在着很强的互补性。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纺织品服装生产国和出口国,虽然纺织原料丰富,但相对于国内强大的生产能力来讲,供应还显得相对不足。为满足国内的需求,中国每年都需从美国和印度等国家大量进口纺织原料。而印度拥有世界最大面积的棉花生产,同时又是世界第二大纤维素纤维生产国,还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生丝生产国,另外还拥有世界最大产量的黄麻生产。纺织原料丰富且品种齐全,且相对于印度国内的生产需求来说还有较大剩余,每年都有大量原料可供出口。因此,在天然纺织原料这一方面,中印两国纺织品服装产业存在着较强的互补性需求。另一方面印度纺织品服装业虽然拥有丰富的天然纤维,但人造纤维相对不足。印度由于人造纤维生产起步较晚,企业生产规模都较小,人造纤维的产量无法满足印度国内的巨大需求。为满足国内纺织品服装产业发展的需要,每年印度都需从国外进口相当数量的人造纤维。而中国纺织品服装产业在人造纤维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由这几个方面可以看出,由于资源禀赋的差异,中印纺织品服装业间存在着很好的互补关系。互补性的存在将促进中印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产业内贸易的发展,为两国发展纺织品服装业间的贸易合作形成了良好的现实基础。为更直观地展示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的贸易互补性程度,本文用贸易互补性指数进行实际测算。贸易互补性指数由经济学家PeterDrysdale于1967年提出,旨在分析和衡量两国贸易互补性程度。单个产业的贸易互补性指数定义公式为:为出口国对进口国在产品上的贸易互补性指数,表示国产品的进口额,表示国总的进口额,为国产品的出口额,为国总的出口额。值变动的范围为0到1。值越是接近0,则意味着出口国和进口国在产品出口进口方向上吻合程度差,也即两国在产品上的贸易互补性程度较低;而当接近1,则表示出口国出口的产品和进口国进口的产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即两国在产品上具有较强的贸易互补性。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数据库中2001年至2013年中印纺织品服装相关数据2001年至2013年无论是中国出口与印度进口的纺织品服装贸易互补性指数,还是印度出口与中国进口的纺织品服装贸易互补性指数都呈大于0且非常接近1的趋势。虽然各年份中国与印度的贸易互补性指数有所波动,但整体而言自本世纪之初以来两国纺织品服装贸易互补性指数都非常高,保持大于0.9且无限接近于1的状态,这意味着中印两国在纺织品服装双边贸易上存在着巨大的贸易互补性。两国在纺织品服装贸易方面联系较为紧密,相互依赖程度较高。近年来,中印两国间的纺织品服装双边贸易额保持着稳定的增长速度且每年的贸易额占两国总的贸易额的比重均超过10%以上。这一贸易事实也很好地佐证了两国纺织品服装产业间贸易互补性的特征。因此,综上中印纺织品服装产业间互补性分析可以看出中国与印度在纺织品服装产业上各有所长,优势互补,具有较强的贸易互补性。两国纺织品服装贸易相互依赖程度高,贸易增长空间大。若两国能分工协作,充分利用两国纺织品服装业之间的互补性,进行产业内的贸易合作,必能很好地促进两国纺织品服装产业的发展。以上分析指明了贸易互补性是两国贸易合作的重要现实依据,这为进一步扩大中印两国纺织品服装产业内贸易的合作提供了一个现实基础,说明两国实行纺织品服装业的贸易合作是现实可行的。

(二)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的福利收益—损失分析

1.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的福利收益第一,两国纺织品服装贸易经济互补带来的福利收益。中印两国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的一个重要现实基础是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存在的贸易互补性,这也是两国进一步加强贸易合作,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个重要条件。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的贸易互补性将有利于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的分工与协作,从而更好地发挥两国间的经济互补性,进一步扩大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的贸易往来。同时也将有利于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带来福利的提升。第二,市场规模的扩大带来的福利收益。目前受世界经济低迷的影响,两国纺织品服装的传统出口市场需求疲软,且为保护本国自身纺织服装产业的发展,贸易保护主义也进一步加强。在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因素不断增加的背景下,为保持并促进两国纺织品服装产业的良性发展,中印两国须开拓新兴市场。而中印两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大发展经济体,两国国内市场空间巨大。因此,中印两国纺织品服装贸易之间的合作将大大提升市场容量,增加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的贸易量,从而带来贸易收益福利。第三,关税和非关税等贸易壁垒的降低带来的福利收益。受政治、文化等相关因素的影响,印度一直未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且近年来在两国贸易中,中国一直处于顺差状态,而印度则一度处于逆差状态。为保护本国产业,缩小两国之间的贸易逆差,印度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加强,贸易摩擦显著增多。除一般的关税措施外,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手段得到大量运用。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严重阻碍了两国间的贸易发展。而自由贸易能带来经济福利的最大化,因此若中印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实行贸易合作,降低甚至取消关税和非关税等相关贸易壁垒,推行自由贸易,将极大地提升两国的福利收益。

2.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的福利损失第一,关税损失带来的福利损失。为促进中印两国贸易的自由化,提升贸易效率,降低甚至消除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的关税必不可少。而关税的降低甚至消除定然会对两国造成一定的税收损失,但从整体的经济效益来看,这一损失并不值得担忧。关税的降低甚至消除将大大地降低企业的产品出口成本,提高贸易收益,也将会使消费者收益。第二,贸易竞争造成的福利损失。目前,中印两国都是世界名列前茅的纺织品服装生产国和出口国。由于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存在一定的类同性,导致双方在世界市场上竞争激烈。若两国实行自由贸易,推行纺织品服装间的贸易合作,定然会给对方市场造成一定的冲击,加剧企业间的竞争。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将有利于两国纺织品服装业的优胜劣汰,升级产业结构,增强国际竞争力。综合上述福利收益损失分析,可以得知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带来的福利收益将远远大于引致的福利损失。

(三)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的利益分配分析

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经济合作的过程中任何有损合作的行为都会造成其自身收益的下降,只有坦诚地按相应的规则制度和对方合作,才能得到更大的利益。选择贸易合作对中印双方而言都是有利的,一直保持合作状态所获得的收益要大于相互停止合作时所得到的收益。稳定的生产资料才能让民众的心踏实下来,置土地是生产资料中最为重要的。使民有“百亩之田”“五亩之宅”“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其三是“以德治国”的执政思想。董仲舒坚持“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并兼之路”“薄赋敛,省摇役,以宽民力”。(《食货志》)同时,他认为“德治”还要重教化,“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库序以化于邑”。儒学发展到汉代已趋于成型,其提倡治国要施仁政,要轻刑罚,轻徭役,尽量减轻民众的负担和惧怕之心,以仁德的方法对民众进行管理,使“德治”在汉代广泛推行,诸子百家,独以儒术治国,形成德刑兼用的治国原则,体现了儒学对治国理政的深度关怀。

三、结语

第2篇

[论文摘要]近年来,中美双边贸易的不平衡问题,特别是中美贸易巨额顺差问题,引起人们的关注,中美贸易平衡问题显然已成为中美经贸关系的焦点。对此,该文分析了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主要成因和相关应对策略。

1中美贸易现状

自上世纪70年代中美建交以来,双边经贸合作不断扩大。据中国官方统计自中美建交以来,双边贸易额增长86倍,年均增长17%。至2005年,中美双边贸易额已由1978年的10亿美元增至2116亿美元,中国已成为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四大出口市场,美国也已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场。2007年两国贸易额更是突破3020.8亿美元。

然而随着双边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也日渐凸显。近年来,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不断增加。从1979年到1992年的14年里,中方一直为逆差。此后美国对华贸易开始呈现逆差,并持续增长。据中国海关统计,1993年中方顺差为63亿美元,2000年中方顺差297.4亿美元,2001年则为281亿美元,2004年为873亿美元。2005年为1141.75亿美元,2006年和2007年分别达到1442.6亿美元和1633.2亿美元。而据美方统计,1979年至1982年美国为顺差,1983年开始出现逆差。1993年美方逆差为3亿美元,2000年为838亿美元,2001年美方有831亿美元的逆差,2004年美中贸易逆差高达1620亿美元。2005年则突破2000亿美元,2006年达到2325亿美元。2007年1至11月,对华贸易逆差也已达2375亿美元

随着中美贸易顺差的不断拉大,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问题也日趋增多。自1980年美国对中国的薄荷醇进行首次反倾销调查开始,迄今美国已对中国产品实施了100多项反倾销措施,其涉及的中国产品范围非常广泛,包括纺织品、自行车等多种产品。并且中美贸易摩擦正从初级产品向工业制成品、高技术产品转移,从商品贸易向服务贸易转移。贸易摩擦的对象由原来的初级产品转向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如纺织品、服装、鞋帽等又转向资本密集型产品,如化工、轻工、钢铁、汽车等,更进一步向高技术产品转移。美国已成为世界上对我国产品提起反倾销诉讼最多、力度最大的国家。

2中美贸易失衡主要成因

2.1双方统计方法和口径不同导致双方统计数据差异

(1)统计方法不同。中美双方统计采用不同的贸易统计标准进行衡量。美方采用总贸易制,以国境作为统计界限,对进入美国境内存入自由贸易区和保税仓库的货物均列入统计;而中方采取专门贸易制,以关境作为统计界限,存入保税仓库的货物不作为统计,因此造成美方统计范围略大于我方,使美方“逆差”加剧。美方因忽视转口和转口增加值而高估了从中国的进口。中美两国贸易的很大一部分是经我国香港转口的。据中方统计,中国对美出口的60%以上是经过以香港地区为主的第三方转口的,而转口到美国的商品额中的29%是在我国香港增值的。货物离开中国后在第三方增加的价值,显然不应计算为中国的出口。而美方的出口统计因忽视转口而低估了对中国的出口。此外,美国还因出口统计不完全而低估了对中国的出口值。

(2)美国确定货物原产地所采用的方法,导致双方统计上的差异。美国确定货物原产地所采用的方法是:对一般的进口货物,通常是根据进口商的申报来判定原产地,被判定原产地为中国的货物被记录为来自中国的进口而不考虑是否实际上由中间方出口或者货物在中间方是否有增加值,因而某些被美国记录成自中国的进口很有可能是应该记录为自其他中间方进口的。

2.2中美两国产业结构不同

2004年我国GDP普查数据显示三大产业的GDP比重分别为l3.1%、46.2%、40.7%。显然我国经济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国家。而2005年美国三大产业占GDP的比率分别为2.8%、23.4%和73.8%,到2005年则分别为23%,22%和75.7%。显然美国经济结构已经转变为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而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具有本地化生产的特征,内需倾向突出,制成品的进口对本国生产、消费结构形成补充,因而进口需求旺盛,加之美国由于是过度消费国家,储蓄率极低,从而导致国内投资和产出或者说供给不足,需要大量进口,而中国又因为自己的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优势承接了大量由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地区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淘汰转移的制造业,并且质量又明显优于墨西哥以及南美等国家和地区,因此美国必然大量进口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家庭最终消费结构难以与之匹配,且居民收入水平较低,导致国内有效需求不足,进口需求也相对不旺盛。所以由此两方面原因,所导致的两国对贸易产品需求的不对称是造成美对华贸易逆差的长期因素。

2.3世界产业结构调整

2.3.1东南亚国家对华的产业转移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开始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把其已经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由此形成了中国从这些国家和地区进口原材料及零配件等,在国内进行加工组装,然后出口到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加工贸易格局。这些国家在向中国进行产业转移的同时,也把他们在美国的一部分市场和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转移到了中国,形成中国与欧美发生贸易顺差,而与亚洲周边国家发生逆差的贸易格局。

2.3.2美国对华直接投资

美国及西欧一些发达国家在其产业结构升级调整过程中也逐渐将国内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到中国,其中美国跨国公司在华直接销售和向母国返销占据很大份额。有数据显示,中国大量商品的出口是美国跨国公司向母国进行返销,中国对美出口70%以上是加工贸易,产品加工的原材料、零部件和包装物件基本上是美国或其他国家提供的,加上其他运输和管理成本,约占到该产品的85%左右,而中国获得的加工费为数甚微,仅占15%左右。据中国商务部统计,中国出口商品80%以上来自外资企业以及跨国公司。

而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导致各国经济国界日渐模糊,尤其是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布局,使得国际贸易已经完全摆脱了传统的以国界划分的模式,以往的原产地统计标准已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国家问的贸易关系的背景下,美方仍采用以原产地规则为核心的国家贸易统计制度,中美两国在双边贸易统计数据上的巨大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2.4美国对华出口管制造成中美贸易结构扭曲,加剧中美贸易失衡

1949年,出于冷战的需要,美国制定了“出口管制条例”,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商务部将中国列入全面禁运的国家名单。随着1979年中美建交,美国虽然逐步放松了对华出口管制,但在政策规定和执行过程中,仍保留有许多歧视性规定。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国会在美对华出口管制问题上的压力加大,2001年布什政府上台后,进一步恶意地实施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诸如通过制定相应的出口管制法律法规、颁布出口管制目录(如商业管制目录CCL、美国军用品管制目录USML和核管理委员会管制目录NRCC)、执行许可证审议程序、强化执行机制与惩处力度等手段来管理和控制军民两用物品和技术的出口.

高技术本是美国最重要的比较优势之一,但这一优势并未在中美贸易中体现出来。在高技术领域,美国一直保持生命科学、电子电机、柔性制造以及航空技术贸易上对华贸易顺差,且在电子电机和航空技术贸易上美国对华贸易顺差相对较大。然而在生物技术、光电技术、信息与通讯、高新材料、武器以及核技术贸易上,美国却一直存在着对华贸易逆差。特别是在信息与通讯贸易上,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巨大且呈上升趋势,2005年达了521亿美元,这些举措不仅未消除美中两国贸易之间的不平衡,反而更进一步加剧了中美贸易顺差。

3应对策略建议

3.1加快开放我国服务业,扩大美国对华服务贸易

由于美国在服务产业上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并且对中国的服务业市场一直比较感兴趣,而中国服务业根据WTO要求也应逐步开放,因此中国逐步开放服务业,不但可以引入竞争机制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促进国内服务业市场的发展,还可以减小中美贸易的不平衡。

3.2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

目前亚洲、北美地区一直是中国的主要出口市场,而欧洲,以及拉丁美洲、中东地区、非洲在我国出口地区结构中所占比例甚小,这使得我国外贸与北美、亚洲市场的依赖度过高。尤其是近年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占出口总额一直保持在21%左右,对美国市场的过分依赖也导致了贸易风险的加大,美国国内经济状况直接影响了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而且由于贸易不平衡和贸易摩擦问题,中国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因此,为改变这一局面,政府必须积极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发展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关系。

3.3对外商投资产业进行积极的调整

如上分析,中美贸易不平衡很大部分是由于加工、转口贸易以及在中国境内的外资公司或跨国公司。外资的进入虽然有利于国内的劳动力和资源优势的有效利用和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那些集中在附加值低、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重复投资,不仅不利于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还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压力和破坏。对外商投资产业进行及时的引导和调整,不仅有助于缓解中美贸易之间的不平衡局面,也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3.4推动经济结构升级

加强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升级,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实现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我国的出口产品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产品以及以转口加工贸易方式出口的高附加值产品,从而导致实际获利小而两国顺差大的不平衡局面。我国应当优化国内产业结构和出口产品结构,依靠科技创新和应用,以政府政策为依托,大力发展高技术、高附加值、低耗能、低污染企业;加快对相对滞后的医疗、教育、交通、环保、住房和金融服务等行业发展,并且适当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健全资本市场和社会保障体制,以扩大内需,促进内向型经济发展。

3.5完善人民币汇率体制

在以一篮子货币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的基础上,增加反映市场供求变化的灵活性进;实施“微幅、双向、稳中爬升”的调控;适当放大浮动区间;同时配合其他政策。通过市场机制实现汇率水平向均衡水平的调整。这样不仅淡化给予美方在其国内定价过低的不良印象,也有利于我国对外购买力的提升,有助于缓解中美贸易不平衡局面。

参考文献

[1]张燕.中美贸易逆差问题分析及对策[J].北方经贸,2007,(5).

[2]张璐,刘增涛.中美贸易摩擦分析及对策[J].经济研究导刊,2007,(7).

第3篇

【论文关键词】 贸易条件 外商直接投资 关税率 汇率 贸易条件(Net Barter Terms of Trade)的含义是进出口商品比价,它反映了出口相对与进口的盈利能力。贸易条件的优劣直接关系到各国切身的贸易利益,它与比较利益一起被认为是国际贸易的两个基本问题,各国政府及研究学者对贸易条件的变动也都十分关注。 加入WTO以后,中国的对外贸易经历了快速增长。据海关统计, 2006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达17604.0亿美元,贸易总量排名第三。然而,伴随着出口的大量增长,我国对外贸易出现了出口价格相对于进口价格下降的局面。2011年4月,央行副行长郭树清指出:长期以来中国的出口价格水平下降,进口价格水平上升,这是典型的贸易条件恶化表现。

一、中国贸易条件的变动状况 1.贸易条件的含义及计算 在国际贸易中,贸易条件的最初含义就是价格贸易条件(NBTT),它是一国出口商品平均价格与进口商品平均价格的比率,其计算公式为:NBTT=(Px/Pm)·100,Px代表一国出口商品的价格指数,Pm代表一国进口商品的价格指数。本文依据SITC分类标准,采用帕氏公式来计算中国贸易条件指数。 帕式公式:Pxt=∑pitqit/∑pi0qit Pmt=∑pjtqjt/∑pj0qjt 其中,Pxt和Pmt分别表示第t期的出口和进口价格指数。pi0和pj0分别表示基期(1983年为基期)第i种商品的平均出口价格和第j种商品的平均进口价格。pit和pjt分别表示第t期第i种商品的平均出口价格和第j种商品的平均进口价格。qit和qjt分别表示第t期第i种商品的出口数量和第j种商品的进口数量。 2.中国贸易条件的变动趋势 中国贸易条件变动趋势图 从图1中可清晰的看出,中国贸易条件在1983年~2006年间呈波动性下降,趋于恶化的趋势。1983年~1985年间,贸易条件阶段式上升,由1983年的100下降为75.05。第二个明显的贸易条件上升阶段为1988年~1991年。其他时间段,中国贸易条件均有较为明显的恶化趋势。 二、中国贸易条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现实中,贸易条件变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那么究竟哪些因素影响中国贸易条件的变动,其影响程度是多少呢。本文运用国际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为依据,选取影响因素作为模型参数,搜集1983年~2006年间的样本数据,建立影响中国贸易条件变动的回归模型,最终来考察这些因素与中国贸易条件变动的相关程度。

1.模型说明 假设大国情形,且显著性水平为5%。参数包括:GDP指数,以1983年GDP为基期计算。出口商品结构指数(RMP)=(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初级产品出口总额)×100,以1983年RMP为基期。外商直接投资(FDI),本文采用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单位为亿美元。实际关税率(T)=(进口关税实际征收总额/总进口额)×100%。汇率(R),本文采用人民币对美元的年平均汇价,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2.模型建立与检验 利用1983年~2006年的数据,以贸易条件指数(NBTT)为因变量,GDP、出口商品结构指数(RMP)、FDI、实际关税率(T)、汇率(R)为自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考虑到FDI与GDP的相关性及FDI的滞后效应,将FDI的数据滞后一期处理。 NBTTi=a0+a1GDPi+a 2RMPi+a3FDIi-1+a4Ti+a5Ri+ei(i=1,2…24) 运用SPSS15.0,对以上模型进行线性回归,得出模型中R2=0.923,R2的修正值等于0.902,模型的拟合优度高。样本相关系数R=0.961,表明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的线形相关性强。 DW=1.755,接近于2,所以模型不存在自相关。 资料来源:SPSS15.0输出结果 从表2可得出,贸易条件指数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NBTTi=37.672-0.010GDPi+0.015RMPi-0.009FDIi-1+3.818Ti+0.045Ri。 自由度为18的临界值t0.025(18)=2.10,常数项、GDP、FDI、T和R均通过了t检验。表明解释变量GDP、FDI、实际关税率和汇率对贸易条件有显著性影响。 出口结构指数未通过检验,因此对回归模型进行修正,在原来的回归模型中剔除RMP这个自变量,再进行回归。结果如下: NBTTi=39.864-0.005GDPi-0.012FDIi-1+3.710Ti+0.045Ri t值: (2.492-2.365-2.877 4.8782.154) t0.025(19)=2.09,各个自变量均通过t检验 F=50.847>F0.05(4,19)=2.90,通过F检验,说明总体回归方程是显著的R=0.965 ,R2=0.915,R2的修正值为0.897,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高。 3.模型结论 从回归方程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GDP、FDI的变动对贸易条件产生负向影响;实际关税率和汇率的变动对贸易条件产生正向影响。 (1)经济增长与贸易条件 中国经济增长与贸易条件存在负相关关系,符合西方经济学中的雷布津斯基定理:在其他要素数量不变的情况下,一种要素数量的增加将会降低使用该要素商品的相对价格,如果该商品是出口商品则贸易条件将恶化,反之亦然。 (2)FDI与贸易条件 FDI的增加使得贸易条件恶化,这与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向有关系。根据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如果FDI流入的是东道国的出口优势部门,那么将使出口部门的产出增加、价格降低,贸易条件恶化,反之亦然。在我国自2001年起,70%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向了制造业。制造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导致出口商品价格,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下降。 (3)关税与贸易条件 实际关税率即进口关税率的系数为正,说明我国征收关税起到了改善贸易条件的作用,对贸易条件的影响是正向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入世后我国利用关税来调节贸易条件的空间越来越小。

(4)汇率与贸易条件 中国汇率贬值对贸易条件有改善作用。根据国际经济学中琼·罗宾逊夫人的结论,这可能是由于中国与外国的进出口商品的供给弹性之积小于中国与外国的进出口需求弹性。即当 SmSx 三、改善中国贸易条件的措施 针对中国贸易条件总体上趋于恶化这一事实,改善中国贸易条件势在必行。那么,如何扭转中国贸易条件恶化的趋势呢?我们以中国贸易条件实证分析的结论为事实依据,从影响贸易条件恶化的各种因素入手,提出改善贸易条件的可行措施。 1.调整出口型的经济增长偏向,抑制过热投资 调整中国经济增长方向,实现从偏向劳动密集型部门的增长向偏向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部门增长的转变。鼓励技术进步的重点偏向于进口替代部门,引导企业投资于该部门的研发活动,并给予财政补贴、税收支持、信贷支持。另外,经济增速的放缓将有利于抑制贸易条件的进一步恶化。其具体政策包括全面加息和能源产品的合理定价,投资降温及理顺国内能源价格等。

第4篇

【论文摘要】中印两国互为邻国,也是世界上经济产出增长率最快的两个国家,双边贸易额在近10年内增长了近20倍。同时两国贸易摩擦态势也愈演愈烈,目前印度已经超过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成为对华发起贸易摩擦最多的国家。本文以中印贸易摩擦所面临的新形势为出发点,分析两国贸易摩擦的新特点,并且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论文关键词】中国;印度;贸易摩擦

21世纪以来,中印双边贸易迅速发展,与此同时,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也逐年上升。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印度出台了一系列针对中国产品的贸易救济手段,对中国出口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影响。那么,中印贸易摩擦呈现怎样的新形势,具有什么特点,应采取哪些措施加以应对?本文将集中回答上述问题。

一、中印贸易摩擦的新形势

印度一直是贸易救济领域较为活跃的国家,1994年,印度对中国产品展开反倾销调查,由此揭开对华贸易摩擦的序幕。十几年来,中印贸易摩擦不断发展,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印度更是开始超常规地使用贸易救济措施,中国成为印度贸易保护措施的主要对象,中印贸易摩擦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08年,印度对中国共发起17起贸易救济调查。2009年,印度全年对华贸易救济调查达到26起,从涉及的行业看,包括:化工产品12起,钢铁2起,纺织3起,汽车2起和其他产业7起。从贸易救济的形式上看,包括反补贴1起,保障措施9起,特殊保障措施7起,进口限制措施1起。

除了对华频繁发起贸易救济下的各类调查以外,2008年下半年以来,印度还不断地推出对中国出口产品的贸易歧视措施,主要包括对一些中国出口产品采取不合理的进口限制措施和重征进口税。例如,颁布进口禁令,先后禁止中国玩具、牛奶等产品的进口,还对中国部分钢铁产品重征进口税。上述歧视性的贸易措施,不仅在中印双边贸易关系中从未有过,在中国与其它WTO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交往中,也从未出现过类似情况。

与2009年相比,2010年印度对华贸易调查的案件数有明显的下降,全年仅为11起。但是,横向比较,印度对华贸易摩擦仍令人担忧。以2010年上半年为例,共有13个国家(地区)对华启动37起贸易救济调查,在这些贸易救济调查中,欧盟启动了7起,位居各国之首,占比为18.9%;其次即是印度,为6起,占比达16.2%。在发展中国家启动的19起贸易救济调查中,印度启动的调查数则位居首位,占比31.6%。这6起案件均为反倾销调查,占同一时期印度对外反倾销调查数的1/3,位居各国之首。从中国的角度看,印度则是同一时期对华反倾销最多的国家。这样一来,印度已成为金融危机以来对我国商品发起贸易救济案件最频繁的国家。

二、中印贸易摩擦的新特点

进一步观察这一阶段的中印贸易摩擦,不难发现,除了发生的频率提高之外,该摩擦还呈现出以下一些新的特点:

(一)印度对华发起贸易摩擦的形式以反倾销为主,但趋于多样化

相比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对华贸易保护措施,2007年以前,印度对华发起的贸易摩擦手段显得比较单一,主要是反倾销,保障措施仅为1起。2008年后,印度对华发起的贸易摩擦中,反倾销案件的总数及所占比重依然最大,但保障措施、特殊保障措施、反补贴措施都开始应用,且有不断增加之势,其中仅2009年1月,印度对中国发起的6起贸易救济立案调查,就包括反补贴1起,保障措施2起,特殊保障措施2起以及进口限制措施1起。

(二)印度对华发起的贸易摩擦涉案金额增大

2005年之前,印度对华反倾销案的数量虽多,但大部分案件的涉案金额较小,2005年之后,印度对华贸易调查案的涉案金额开始大幅提高。2008年后,涉案金额更是屡创新高。其中,2008年印度对华贸易调查涉案金额达16.7亿美元,比2007年增长20倍。仅2008年10—12月,印度即连续对华发起10起反倾销调查,涉案金额达15.4亿美元。这一时期的子午线轮胎案、青霉素工业盐案、热轧钢案涉案金额均过1亿美元,青霉素工业盐案金额达2.3亿美元,成为国际上对华医药产品反倾销涉案金额最大的案件,而热轧钢案则达到创纪录的6.86亿美元。

(三)印度对华贸易摩擦触及新的领域,对个别产业影响深刻

一直以来,印度对华贸易摩擦的产业比较集中,涉及的多是劳动密集、低附加值的产品,主要包括化工产品、药品、纺织品、日用品和钢铁产品等。金融危机以来,在传统领域摩擦频繁的情况下,印度对华贸易调查开始触及新的领域,最典型的案件是,2009年4月,印度对我国生产的同步数字传输系统(SDH)发起反倾销调查,涉案金额达8.8亿美元,这是中国高科技产品遭受的首起反倾销案件。 转贴于

与此同时,在我国部分产业所遭遇的贸易摩擦中,印度已成为最主要的发起国,对这些产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以2009年为例,当年共有8个国家(地区)对我国石化产品启动贸易救济调查。其中,印度就启动了12起,占比52.2%,位居首位。而在国外对华纺织产品发起的19起贸易救济调查和对有色金属启动的6起贸易救济调查中,印度也分别和美国、澳大利亚同时位居首位。其中,在纺织品贸易救济中,印度和美国启动的调查数均为3起,占比各为15.8%;而在针对有色金属的贸易救济中,印度和澳大利亚启动的案件均为2起,各占1/3。

(四)印度对华发起贸易摩擦的随意性增强

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本就奉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印度对华发起贸易摩擦的力度进一步加大。印度政府为了保护国内企业,增大了对中国产品发起贸易摩擦的随意性。比如,2008年10月,印度专门针对中国的电力设备设置标准。同时,印度存在对同一产品前后多次发起调查的情况,如2008年5月对瓷砖反倾销日落复审做出继续征税裁决,2008年10月又提起瓷砖反倾销,并于2009年10月裁决征收反倾销税。而2009年以来,印度大量使用的贸易救济手段转变为保障措施和特保措施,相对反倾销而言,这两种措施具有更强的主观随意性,而且周期极短。

三、中印贸易摩擦的应对策略

(一)加快产业升级,提高产品附加值

中印两国主要生产国际分工中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技术含量低、竞争性和可替代性强使这些产品贸易容易引发摩擦,贸易摩擦的破坏力也尤其突出。当前印度制造业结构调整的趋势并不明朗,产业优势依然集中在低技术含量的产品生产上,产业升级明显慢于中国。因此,中国应抓住这一时机,加快产业升级,提高自身产品技术含量,出口中、高附加值产品,减少利用低价战略向印度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数量,避免成为印度贸易保护的主要对象。

(二)针对印度的国家贸易政策实行产品差别化,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

研究发现,中印两国贸易摩擦涉案集中的产业均是印度国内重点发展并且实行贸易保护的产业。因此,在对印度出口商品时,企业应该针对自身产品做好出口计划,注意避开受印度政策保护的商品领域。同时企业应做好并完善自身的贸易预警机制,控制商品的出口增长率。另一方面,企业应该实行多元化市场战略,降低自身对单一目标市场的依赖程度。

(三)增强企业应对保障措施的能力

2009年以来,印度大量使用的贸易救济手段转变为保障措施和特保措施,尤其是专门针对中国的特保措施。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应对保障措施的经验和能力还比较欠缺。对此,企业平时要对产品的原始资料多做整理和积累,应该在行业协会或者商务部的帮助下及时应对,同时要注意进行积极的法律抗辩和游说工作,力争用数据和事实证明自身在调查期内并没有扰乱对方市场。

第5篇

【关键词】 服务贸易;中国;印度

一、前言

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世界服务贸易出于萌芽状态,主要以商品贸易的补充或辅助形式存在。随着世界大市场的行程以及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发生,国际服务贸易在极大地促进商品贸易发展的同时,自身也进入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一战和二战时期,服务贸易的发展是比较缓慢,到了20世纪70、80年代,随着贸易理论的发展,各国政策对自由贸易的推动,服务贸易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1995年,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后,服务贸易作为一个独立于货物贸易的单独领域成为世界贸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乌拉圭回合谈判的重要成果――《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中将服务贸易的分为4个部分:(1)跨境交付(Cross-border Supply),即在一个成员方境内向任何其他成员方境内提供服务;(2)境外消费(Consumption Abroad),即在一个成员方境内向任何其他成员方的服务消费者提供服务;(3)商业存在(Commercial Presence),即一个成员方的服务提供者在任何其他成员方境内设立商业实体提供当地话的服务;(4)自然人流动(Movement of Natural Persons),即一个成员方的服务提供者在任何其他成员方境内提供服务。

目前,世界范围内,发达国家,凭借服务业悠久的发展历史和服务部门良好的基础条件、以及在现代技术变革中的优势地位,在国际服务贸易中占主体地位,如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家。但从20世纪90年代末,发展中国家凭借资源、劳动力等方面的优势以及政策上对服务业的重视,其服务贸易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就是印度。作为一个和中国一样的人口大国的发展中国家,印度的服务贸易的飞速的发展有着其独特的方面和值得中国借鉴的方面。

二、中印服务贸易现状及分析

(一)中印服务贸易现状

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1978年,到20世纪90年代经济的飞速发展举世瞩目;印度的改革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但是直到90年代,印度迫于外汇危机,开始大范围的改革,走上了市场经济改革之路。与中国不同的是,印度对国内市场的开放程度一开始就大于中国,在取消了众多的许可证制度之后,大量的跨国公司进入印度。在政府的支持下,印度发展起来不少著名的服务业的信息技术公司,如著名的Wipro公司、塔塔咨询服务公司和信息系统科技公司(Infosys)等。

(从下表中可以看出)中印两国服务贸易在进入21世纪后有了快速的增长。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服务贸易出口额基本上一直小于进口额,印度的服务出口额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就一直领先于进口,对拉动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就是说,中国的服务贸易净额基本上为负,印度的服务贸易处于盈余状态。

中印服务贸易出口/进口额比较

根据中经网数据整理

中印服务贸易净额比较

根据中经网数据整理

中国的市场开放以后,主要以招商引资发展,发展加工制造业为主,印度由于受基础设施条件差的制约,加工制造业一直不能如意的快速发展;相反,服务业,如服务业外包,IT却发展迅速,得到了“世界后台办公室”称号。在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比较中(从下图可以看出)中国服务业出口占GDP的比重不到4%;印度从2003年开始此值就超过了5%。但是由于服务业对从业人员的素质的要求相对较高,服务业对缓解就业压力的起到的作用仍是很有限的,远远比不上加工制造业对就业的贡献大。

中印服务贸易出口占GDP的比重比较

根据中经网数据和联合国统计司数据整理

(二)中印服务贸易差异的分析

中印作为世界上的两个人口大国,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同处亚洲,均是发展中国家,在服务业上的差异主要由以下的原因造成。

1.高等人才要素方面。首先印度较中国具有语言优势。印度的官方语言为英语,对其接受西方国家的服务外包业有着不同于中国的优势。其次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的市场改革开始,印度政府加强了对高等教育业的发展,在教育和研发方面投入的经费占GDP的比重一直高于中国,政府兴办大批高等院校,一流的高等教育使印度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科技人才资源库,据世界经济论坛统计:2005年,印度工程师名列全球第三,数量九倍于中国。印度的人才资源和研发环境发挥出巨大的吸引力,IBM、英特尔、微软、惠普等近200家大型跨国公司纷纷在印度设立研发中心,印度也因此有“世界科技实验室”的美誉。在这一因素的影响下,印度的第三产业发展迅速,服务贸易出口额在GDP中占有重要位置,同时服务产业也是印度的第一大产业,贡献率大于第一、二产业。

2.政策支持。印度政府在产业政策上采取的是“三、二、一”的产业发展思路,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了服务业的发展上,也就是先发展了第三产业,再发展第一、第二产业。而中国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采取的是沿着从农业到制造业,再到服务业的发展道路循序渐进的,印度则部分地采取后一种经济增长的道路。印度在第三产业上的大作为是其服务贸易增速大于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3.基本要素方面。印度和中国在基本要素方面有用比较多的共同点。首先印度与中国同属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神秘的历史文化遗产,丰富的国土资源及多民族、多宗教等特征,构成了印度独特的旅游资源,这一资源若得到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同样会成为印度服务贸易的潜在优势项目。其次印度具有在总量上与中国相仿的廉价劳动力,目前已有10亿人口,适龄就业人数与中国相当。但是由于印度崇尚“精英教育”,其人力资源呈现出极端的两级分化态势,相伴340万名精英的是近5亿文盲,这无疑制约了印度人力资源潜力的充分释放。这是印度和中国在发展服务业中具有的比较优势,对服务贸易的的出口具有正向作用。两国不同的在于,对服务贸易的需求不同,也就是为什么中国服务贸易的进口远大于印度的服务进口。中国的国内市场需求潜力大于印度:首先从人口规模来看,虽同为人口大国,中国人口多于印度;其次从收入水平来看,中国高于印度;再次从消费结构来看,中国的恩格尔系数已降至40%左右,印度仍在50%以上,说明印度的消费结构仍以实物消费为主,服务需求滞后。

三、对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政策建议

服务业的现代化是一国经济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同时服务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也有重要的作用。伯格斯(Burgess)于1990年指出,既是服务部门的服务产品,服务技术的国际扩散也会对收入分配和贸易条件产生影响。由于服务贸易可以通过“干中学”和外溢效应促进国家制度创新,可以促进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另一方面服务贸易和一般的对外贸易一样,可以扩大市场规模,且制度创新可以降低市场交易费用。发展服务贸易对我国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面对目前服务贸易相对商品贸易来说较弱的发展状态,可以在以下方面进行政策方面的加强:

1.必须重视教育投入,解决人才瓶颈。印度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和对科研的高额投入应能够对我们形成启示。印度的“精英教育”和英语优势,为印度的发展培育了一大批高素质专业人才。在服务业中,印度人承担了类似纳税申报、会计报表分析、投资分析,甚至医学CAT扫描的影像分析等服务业务,中国在高层次技术和知识型密集服务业上与印度相比很大差距,人力资本是推动第三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必须加大教育投入。

2.推进消费结构升级,优化产业结构。目前中国服务贸易的内部结构以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为主,这是基于比较优势贸易理论基础上的现实选择。中国要想使服务贸易有更好的发展,必须优化服务贸易内部结构,跟上世界服务市场的步伐,在发挥自身原本优势外,分阶段、有重点的发展高层次的技术、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行业,在优化服务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中实现服务贸易的现代化。

3.强化政府的作用。印度政府制定了软件发展的长期战略,在全国建立17个软件技术园区,对进入这些高科技园区的内外公司实行优惠政策,如免除进出口软件的双重赋税,放宽中小企业引进计算机技术的限制,允许外商控股75%~100%,BPO公司进口的资本货物免关税,全部产品用于出口的软件商可免除所得税等。中国政府应逐渐减少对部分服务业的干预,对具有战略意义和处于幼稚期的服务业实施适当的保护,为服务企业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其次,进一步加大服务业吸引外资的力度,在与外国同行竞争与合作中迅速提升服务水平。

4.促进服务贸易与相关产业协调发展。在重视工业化的同时也应高度重视服务业的发展,积极培育生产市场,依靠技术进步促进消费业向生产行业转化。通过使企业内部现存的大量内在化服务不断外在化,来增加生产需求,提高中国服务贸易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1]黄建忠,刘莉.国际服务贸易教程[M].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8(8)

[2]陈贺箐.《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理论,路径和收益分配》[M].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3)

[3]姚玲玲.中印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比较研究.硕士论文.重庆大学

[4]联合国统计司网站(unstas.省略)

第6篇

在《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中,薛克翘先生洋洋40余万言,把自先秦至2000年两千多年的中印关系勾画出来,不仅方法科学可信,资料空前丰富,而且具有极高的学术意义和价值。薛克翘先生从经济、文化、政治三个层面及民间和政府两个渠道探讨了中印关系。该书说明,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印交流始终没有中断过,有时文化交流盛行,有时经济来往密切,有时民间交流多,有时政府来往密。相比起来,中印交流更多的时候是民间交流,民间人士如僧侣、商人等的来往占据整个中印交流的舞台。民间交流是中印文化交流的主旋律,民间交流谱写了中印两千多年的友谊史话。可以说,中印(实际上是中国与南亚诸国)两千多年的友谊史在中国对外关系中是独一无二的和无与伦比的,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印度这样与中国保持了这么长久的友好关系。这正是笔者品读《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时悟到的。概而言之,中国与某些国家的所谓友好关系时而出现波折,起伏跌宕,与中印两千多年的以民间交往为主导的友好关系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可以说,中印两千年的交往是中印两个民族的交往,是真正的心的交往。一句话,中印交流,质在人心。这使笔者进一步联想到,六七十年代中印关系最差的时候,印度也没有拿做文章,一直坚持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一个中国政策。这与它在2008年的表现是一致的。除了以上启示之外,《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还促使笔者在更深层面思考中印关系的今天和明天。

上面说过,中印交流史在中外交流史中是独特的,是中国与其他国家或民族的交流史所不可比拟的,一者因其源远流长,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二者因其面广层深,民间、政府两条渠道,经济、文化、政治全面开花;三者因其涉及学科多,汉学、传统印度学、佛学、藏学、蒙古学、敦煌学、吐鲁番学、丝路学、现代南亚学等都与中印文化交流有关;四者因其影响深远,抹去印度文化因素的中国文化(包括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和中国文化因素的印度文化都将是不完整和不完美的。所以,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是中印学者面前的一个意义重大的学术课题,在世界全球化、多极化的今天,这一课题尤为重要。做好这一课题,不仅能使我们厘清中印友好史的来龙去脉,明白中国文化中的印度因素和印度文化中的中国因素,理解两国文化的相似和相异之处,进而探究其影响,搞清双方文化交流的规律;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类似本文开头的现象,为中印关系在今天和明天的发展服务。

薛克翘先生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印度语言文学专业,师从刘国楞、季羡林、刘安武、金鼎汉等老一辈印度学前辈,具有印度语言文化的坚实基础,同时具有深厚的中国语言文化功底,是我国研究这一课题的最为合适的人选之一。其实,薛克翘先生在撰写此书之前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除相关学术论文之外,他发表了四部著作:《佛教与中国文化》(1995)、《中国与南亚文化交流志》(1998)、《中印文化交流史话》(1998)和《中印文学比较研究》(2003)。这四部著作是作者多年来的极为厚实的相关学术积累,是《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的前期准备和必要基础,更是其成功的重要保证。

正如薛克翘先生在《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中所表明的,这一研究在中印两国相关领域中一直是显学,关注者甚多,研究成果颇丰。研究者中的佼佼者有梁启超、向达、张星娘、许崇灏等前辈,有季羡林、金克木、常任侠等大家,也有改革开放后取得成就的刘安武、林承节、耿引曾等先生,还有更晚一些的王邦维、郁龙余等学者。薛克翘先生和王邦维、郁龙余等属于一批,是中国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的“后起”之秀。当然,这里的“后起”是相较而言,实际上,他们现在都已届花甲之年,在今天的印度学界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前辈,是国内当今印度学界的支柱和基石型人物。诸前辈在中国的印度学领域著述甚丰,在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方面也取得了累累成果。同样,印度的学者在这方面也有不俗表现(参见《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第555~567页),在相关领域同样取得了可喜成绩。

凭借自己深厚的语言及文化功底(古汉语、印地语及佛学等),薛克翘先生自然会收集研究相关成果,《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也自然受益于这些成果。但不止于此,前人没有论及的时代同样出现在该部著作中,其中的第七章和“后记”尤其值得提及,前者探讨的是后至2002年前后中印交流的内容,后者则把这一内容一直延续到2007年年中。为此,作者搜集了相关材料,并科学整理,合理使用,为中印交流史增添了全新的一页。《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的资料之全不言而喻,难能可贵。

《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的学术意义更为重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虽然拥有众多大家的研究成果,但薛克翘先生绝不人云亦云,多有自己的价值判断。笔者感触最深的是作者在第三章中对中国僧人赴印求法的结论性总体观点:“从微观上讲,他们(中国僧人)不远万里、不畏艰辛,甚至不怕付出生命的代价,体现了一种追求真理的精神,一种对信仰的虔诚;从宏观上讲,这也是两种文化在撞击一吸收一改造一融合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因为只有通过深入的了解、反复的切磋才能达到深层次的沟通,才能达到完美和谐的融合,而撞击和改造的过程必然是痛苦的。因此,从文化交流的意义上讲,西行求法运动的掀起就不仅仅是宗教信徒的个人行为,而是一种民族进取意识的显现;求法者的使命就不仅仅在于取回几部‘真经’,而且还在于民族文化的改造和发扬。”(《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第75页)。由此出发,作者在充分掌握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僧人赴印求法的事实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国民族的进取意识以及中印文化的融合过程,指出了中华文化所具有的自我改造、自我完善的特点。与此相仿,作者在讨论中国文化对印度文化影响的时候,充分肯定了中国僧俗人等的贡献,认为他们有的在印度生活多年而后回国,有的干脆老死印度,对印度文化的影响不言而喻,只不过由于印度文化的包容性及复杂性今人尚未总结出来罢了。这实际上解决了长期以来的一个问题,即中印文化交流的单向性问题。许多人认为,在中印文化交流过程中,印度文化是单向流向中国的,中国文化是单纯的吸收者。其实,尼赫鲁、季羡林和阿马蒂亚・森等不少中印有识之士已经充分认识到,我们两国的文化交流是双向的。通过研读《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读者应该可以明确发现所谓单向流动的观点的局限性。实际也如此,文化交流必定是双向的,在中印文化两千余年的交流过程中,印度文化影响了中国,反之中国文化也影响了印度,只不过有潜显之别罢了。《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以无可辩驳而又异常丰富的史料证明了这一点,应当说这是该书的一大学术贡献。

二、薛克翘先生的新著虽名为文化交流史,但读者不难发现,其中除了涉及上文提及的汉学、传统印度学、佛学、藏学、蒙古学、敦煌学、吐鲁番学、丝路学、现代南亚学等纯学术纯文化领域,还涉及政治、交通、经济等多方面,实际上是一部中印全面交流史,而非只局限于文化。从某种角度说,《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是撰写和考察中印政治关系史、中印经济贸易史、中印交通史等的必备材料,其对中印政治、经贸、交通的探讨和论述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三、这部著作中的以后的内容是全新的,是他人目前还没有系统涉猎过的,因而是作者对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突破性贡献。通常说来,我国的史类著作很少涉猎当代问题和事件,但薛克翘先生打破常规,因而使该书与现实的联系更加紧密。这不失为一大贡献。

四、通读薛克翘先生新著之后的最大感受是“以事实说话”,这甚至是该书最明显的特点。作者不厌其烦,每每以例证所言。书中人有古今之分,古人有张骞、鸠摩罗什、法显、玄奘等,今人有谭云山、师觉月、季羡林、金克木等;物有大小之别,大者有中国的四大发明、印度的佛教,小者有棉花、海贝、糖,如此等等,给人以充实感和厚重感,令人感慨中印交流的唯一性和特殊性,从而使人能够更加正确地对待和把握当今的中印关系。

第7篇

论文内容摘要:后金融危机时代,各国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加剧,新的贸易壁垒层出不穷,这使我国解决贸易纠纷、促进出口面临更大的困难。本文回顾了贸易保护主义理论的渊源,介绍了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现状及特点,剖析了贸易保护主义实质和影响,最后提出我国应对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策略。

目前世界各大经济体都面临复苏无法持续的危险。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内需重振乏力;欧洲受债务危机冲击,不得不提前退出经济刺激政策,经济复苏步伐明显放缓;日本经济因日元持续走强受损;而复苏势头一直保持强劲的新兴发展中国家,近来经济增长也已显著放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于2010年9月10日发出警告,全球经济复苏下行风险正在加大。为应付经济增长放缓甚至严重衰退的压力,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持续加剧。中国面临的国际贸易环境更加复杂和艰难,出口形势不容乐观。

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理论渊源

在国际贸易发展的不同时期,贸易保护主义理论都为各国政府实行市场干预和贸易保护提供了理论依据。其相关理论主要有:一是重商主义的贸易保护理论。重商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准备时期建立起来的一种经济学说,推行的政策是禁止货币输出、奖出限入、保护关税政策和发展本国工业,其实质是贸易保护理论。二是汉密尔顿的保护关税说。为了保护和发展制造业,汉密尔顿主张政府加强干预,实行保护关税制度。该主张对美国政府的内外经济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也为落后国家进行经济自卫与先进国家相抗衡提供了理论依据。三是保护幼稚工业理论。

古典贸易保护主义是一种保护幼稚产业的理论,是经济落后的国家用以对抗经济发达的国家的理论工具。而金融危机后,各国纷纷推出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是竞争性贸易保护,甚至是对高端产业的保护,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更加深远。

国外对华贸易保护主义的现状和特征

我国一直是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重点区域。金融危机后,一些国家对华贸易保护手段更加频繁,保护手段更加多样化。

(一)贸易摩擦案值越来越大

金融危机后,各国纷纷采取奖出限入的贸易手段保护国内经济,

我国很多出口产品遭到贸易保护主义的限制,贸易摩擦案值越来越大。

2006年我国贸易摩擦涉案金额为21亿美元;2007年为46亿美元;2008年增至61.4亿美元,2009年激增至127亿美元。2010年1至8月,国外对华发起79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总额约100.35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6.2%和121.2%。2010年9月16日,欧盟对原产于我国的数据卡进行反补贴立案调查。该案是欧盟首次对我国出口的同一产品同时进行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三种调查,涉案金额约41亿美元,是迄今为止我国遭遇涉案金额最大的贸易救济调查(孙韶华、施智梁,2010)。贸易保护主义的日益加剧对我国外贸出口势必造成一定的抑制作用。

(二)贸易保护手段多样化和综合化

贸易保护中的主要手段。全球金融危机下,我国遭到贸易救济调查数量呈上升趋势,而反倾销和保障措施仍是国外对华贸易救济调查的主要手段。

2009年国外对华发起116起贸易救济案件,比2008年增加9起,反倾销和保障措施是国外对华贸易救济调查的主要手段,二者合计占对华贸易救济调查总数的88.8%。2010年1至8月,国外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50起,反补贴9起,保障措施13起,特保7起,共计79起贸易救济调查,同比增长16.2%(梅新育,2010)。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升温,使我国解决贸易纠纷、促进出口发展面临更大的困难。

贸易保护手段的多样化。据世界银行统计,自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推出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主要包括:

反倾销。2009年9月份,阿根廷连续对我国产品发起多项反倾销立案调查、复审立案调查和最低限价措施等。提高关税。美国总统奥巴马9月11日决定,对从我国进口轮胎实施为期三年的惩罚性关税。购买本国货。美国国会于2009年2月13日通过了总额为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其中包括:凡方案中涉及工程、建筑用钢和其他制成品全部由美国制造。出口补贴。2008年12月,美国的通用和克莱斯勒公司获得了政府总额为174美元的救助款。

(三)贸易摩擦国家由发达国家扩展至发展中国家

贸易壁垒成为全球性的普遍现象,不仅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频频使用反倾销措施来保护本国的企业。

2009年国外对华共启动116起贸易救济案件,发起国集中,阿根廷、美国和印度总计占58%,其中印度位居首位,为26起;美国次之,为23起;位居第三位的是阿根廷,为19起;欧盟位居第四位,为7起。2010年1至8月,共有17个国家(地区)对我国发起79起贸易救济调查,其中印度22起位居首位;美国次之,为14起,且涉案金额较高(梅新育,2010)。这一轮贸易保护主义正从少数发达国家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蔓延,对于复苏仍不强劲的我国外贸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挑战。

(四)产品范围由传统产品向附加值较高的产品扩展

经济危机后,国外对华贸易救济调查不仅涉及传统产品,部分附加值较高的机电产品和冶金产品开始成为调点。2010年上半年,国外对华37起贸易救济调查涉及电子、纺织、化工、建材、轻工、冶金、有色金属、造纸和金属制品9个行业。其中,涉及冶金的案件为8起,位居首位;其次是建材和化工,均为6起;位居第三的是轻工,为5起(见图3)。

国外对华贸易保护主义的实质

面对经济复苏缓慢、强势美元衰退,国外为转移经济矛盾而对华贸易摩擦加剧和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下,我们要从实质上加以认识。

(一)贸易保护主义是对被保护国的一种财富掠夺

实行新贸易保护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贸易保护国凭借所谓的国际惯例和金融规则,利用金融工具和汇率手段等合法形式来掠夺别国的财富。最近几十年世界上先后爆发的拉美经济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日本经济衰退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都是发达国家借国际收支不平衡或推动汇率巨幅波动进行的国家间巨额财富转移,而被迫接受汇率升值和国际收支调整的国家都承受了惊人的财富损失和巨大的经济发展衰退。因而以贸易摩擦加上汇率升值的要挟在本质上也是一种掠夺,只是更为隐蔽,且持续时间更长,危害性更大。

(二)贸易保护主义使保护国承受损失

第8篇

民间信仰的“现实”基础与逻辑前提

漫谈文化遗产保护与民族文化传承

庆阳民居室内装饰品纹样构图研究

数字化技术对云南剑川木雕艺术延续和发展研究

岳麓书院建筑的风水文化解析

湘西州红色旅游发展的SWOT分析与发展策略研究

论我国男女应否同龄退休问题

原始儒家伦理政治的范导功能及其当代检视

中国传统文化继承方法刍议——以批判继承法与抽象继承法为视角

论刑事法律的社会团结功能

试论中国传统法文化与现代法文化的本质区别

规范重复司法鉴定制度的构想

文学是“心理状态”的表现——钱钟书论文学的本质

“竹帘”背后的中国——1949-1971年《时代》周刊的中国报道评析

论网络影评的产生与发展趋势

伤痕、反思文学中的暴力叙事

论刘勰对曹丕《典论·论文》的接受

管窥艾米莉·勃朗特生态女性主义意识缘起

语言接触与傣族亲属称谓的演变

试论毕摩与梯玛的现实基础及合理性

土家族婚礼中“讲礼行”的论辩内容及其意义浅议

土家族占卜习俗述略

论人的多维属性

希腊二元精神之下的模仿说

老子“无名之朴”的和谐管理思想

论检察权的外部配置——以司法权力结构的平衡为视角

论我国农村金融组织立法存在的问题与完善

律师自治的制度分析

论我国危害列车运行安全犯罪的立法完善

论社会死刑废除意识的塑造

当今我国离婚妇女合法权益保障现状及对策

国际贸易组织对社会规章影响理论模型——以欧美农业多功能性为例

基于VAR模型的我国GDP与M2对CPI的影响

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国民收入分配体系探悉

营销主管授权管理分析

共生理论视角下的武陵山经济协作区发展战略的基本路径探析

更新农民落后观念,建设湘西州新农村的思考

论凤凰县乡村旅游的开发与保护

阳羡词僧弘伦及其创作探略

土家族“收神疯”傩仪的象征人类学解读

武陵山腹地廪嘎人当代薤露歌艺术性略论

女性人类学视野下的侗传统族社会

彝族祭祖仪式及社会功能

试析侗锦中的鸟文化

论中国欠发达地区城市形象定位

论清代湘西苗疆的“边墙贸易”政策

湖南本土房地产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育路径

论非常态领导意识

澄清对康德“哥白尼式革命”的误解

上海合作组织与中印关系

浅析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认识论特质

汶川地震后捐款从众现象分析

国际经验与中国小额信贷的发展

城乡统筹中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研究

我国公务员制度的特色与创新——从比较法的视角

我国名人广告风险防范机制的构建——从邓婕的三鹿奶粉事件引发的思考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阻滞

第9篇

本届深圳文博会以“贸易,文化远航”为主线,延续了供求两旺、交易活跃的可喜局面。合同成交额再次远超意向成交额,合同成交额1049.39亿元,约占总成交额的63.03%;意向成交额491亿元,约占总成交额的29.5%。此外,零售金额和拍卖金额分别为97.87亿元、26.76亿元。

此外,本届深圳文博会采取了一系列新举措增强国际性,共有来自93个国家和地区的16347家海外采购商前来参展。我国文化产品出易额达到123.82亿元,占总成交额的7.44%,同比增长7.46%。

——《中国文化报》外商投资中西部九省包装印刷项目可享优惠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日前联合2013年第1号令,公布((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2013年修订)》,该目录自6月10日起施行。

该目录包括全国22个省(区、市)鼓励类产业条目。其中印刷包装类条目有3种: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四川、云南、海南9省将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列入;内蒙古、广西、、新疆4区将少数民族特需用品、工艺美术品、包装容器材料列入辽宁省将金属包装、自动化立体仓库及仓储物流设备制造列入。

广电动漫类条目有3种:云南、湖南、海南3省将广播电视节目、电影制作业务(限于合作)列入;海南将电影院的建设、经营(中方控股)列入;吉林、黑龙江、安徽、四川4省将动漫创怍、制作(广播影视动漫制作业务限于合作)及衍生品开发列入。

两部委公告称,根据(《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国务院令2002年第346号)的规定,属于该目录的外商投资项目,享受鼓励类外商投资项目优惠政策。符合该目录规定的外商投资在建项目,可按照该目录的有关政策执行。

——《中国新闻出版报》

“爱阅读-爱戏剧”都市文艺生活主题季启动

5月18日,值北京图书大厦成立15周年之际,由北京图书大厦、繁星戏剧村、中国戏剧文学学会,北京戏剧家协会共同主办的“爱阅读·爱戏剧”主题活动在北京图书大厦正式启动。

这是一次“图书”与“戏剧”首次跨界合作的有益尝试。图书和戏剧都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的两种表现形式,一部戏剧也可以说就是一部活动的书。把戏剧引入书店是为了增加书店的多元化文化元素,更好地发挥和增强书店文化平台的功能和作用,更好推广和普及戏剧。同时通过把读者引入剧场,更好地延伸阅读的外延功能。

“爱阅读·爱戏剧”系列活动,倡导都市文艺慢生活,提升市民精神生活品质。旨在创新文化产业宣传的新模式,引领文艺生活潮流,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助力西城区“文化兴区”的战略建设。这一项“文化惠民”活动,让舞台剧更具有普遍性、广泛性、群众性,让文化产品更加贴近百姓,培养小剧场戏剧爱好者,传递戏剧文化,丰富市民文娱生活。

——人民网

中国数字出版信息网开通上线

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主办的中国数字出版信息网日前开通上线。

据了解,该网站依托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具有的政府资源、背景优势及品牌影响力,旨在建立基于互联网的行业资讯和商务运营平台,为全国数字出版企业服务。目前,网站设立了资讯、成果、需求、独家四大栏目,为业界提供海内外数字出版行业的最新资讯、成果、需求等信息,并推出历届国家数字出版会议会展资料。

——中国出版网

盛大文学首次版权拍卖

5月18日,盛大文学起点中文网首届版权拍卖会亮相深圳文博会,十部作品现场全部拍出。

这十部作品包括忘语的《凡人修仙传》、月关的《步步生莲》等,预计首印版税总额将达到600万元人民币。盛大文学公关市场总监王晶介绍,通过种种渠道,让“版权合作竞拍”常态化,可将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品推荐给更多人,也可以使更多的好作品获得好的出版渠道,保障作家的收入。

——《深圳特区报》

武汉“移动图书馆”试运行

5月26日,武汉图书馆“第25届图书馆服务宣传周”在武汉辛家地的24小时自助图书馆举办首场活动,工作人员向路过市民演示新亮相的“武图移动图书馆”。“只要下载一个手机客户端,即可享受武图丰富的数字资源。”

“武图移动图书馆”的四大主要功能,包括一站式馆藏检索、个人图书馆、信息服务订阅、数字资源免费获取。据介绍,通过以上功能,可检索全市公共图书馆资源的馆藏地点和借阅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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