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劳动与资本之间分配不合理导致税收高增长
根据收入法GDP核算，国民收入经过初次分配后形成四个部分：劳动者报酬、营业盈余、生产税净额和折旧。劳动者报酬指劳动者因从事生产活动所获得的全部报酬；生产税净额指政府在初次分配中获得的生产税减生产补贴后的余额，包括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等，不包括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营业盈余为资本要素在初次分配中所得，指常住单位创造的增加值扣除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和固定资产折旧后的余额。政府在初次分配中获得生产税净额、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其中个人所得税来自于劳动者报酬，企业所得税来自于营业盈余。从近几年的统计可以看出，我国生产税净额占GDP的比重基本保持不变甚至略微降低，如表1所示，而近几年的税收收入却超GDP增长，那么这种高增长的深层次原因是，劳动力与资本要素之间的初次分配格局不合理，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由于对营业盈余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平均税率高于对劳动者报酬征收个人所得税的税率，这就造成我国税收超GDP增长。
(一)劳动者报酬占GDP的份额不断下降
可以通过劳动者报酬占GDP份额的高低及其变动情况来考察初次分配情况。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越高，相对来说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公平。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很高。以美国为例，劳动者报酬占GDP的70％，其他国家也普遍都在54％－65％之间。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低工资高就业政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以廉价劳动力吸引外资。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国情，使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强势，使劳动者在初次分配中处于劣势。在我国的初次分配中，资本所得偏高，劳动者报酬偏低。根据计算，近年来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从2002年的50.81％下降为2006年的40.61％；而营业盈余(资本回报)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具体数据如表2所示。从企业直接支付给职工的工资看，我国职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也在不断下降，1991年为15.3％，1996年为13％，2000年下降到12％，2005年下降到11％。1998年，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工资总额是企业利润的2.4倍，到2005年降到了0.43倍。这说明了近几年我国的初次分配不断向资本要素倾斜。
(二)资本所得税的平均税率高于劳动所得税
用个人所得税收入除以劳动者报酬，计算出我国劳动所得税的平均税率，2002－2006年劳动所得税的平均税率为2.06％－2.62％。用企业所得税除以营业盈余，计算出我国资本所得税的平均税率，2002－2006年资本所得税的平均税率为9.42％－11.78％，结果见表2。
(三)从资本中取得的税收远高于劳动
由于初次分配中资本回报多、劳动报酬少，加之对资本所得课税的平均税率高于劳动报酬，造成从资本所得中取得的税收收入远高于从劳动报酬中取得的税收，导致税收超经济增长。近几年我国的企业所得税收入是个人所得税收入的2－3倍，详细数据见表3，而且个人所得税中只有一半左右来自工薪所得，其余来自股息红利等。相比之下，美国近五年的个人所得税在联邦税收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为45％左右，在全国税收收入中占35％左右；企业所得税在联邦中所占的比重为10％左右，在全国所占的比重为8％左右。
(四)资本和劳动的初次分配不合理引起的税收收入增长
2002－2006年5年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0.81％下降到40.61％，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从18.94％上升到30.67％，生产税净额占GDP的比重基本不变。如果2006年资本和劳动的初次分配格局与2002年－致，企业所得税将减少GDP2006×(30.67％－18.94％)×9.99％=2708.38亿元，个人所得税将增加GDP2006×(50.81％－40.61％)×2.62％=617.44亿元，总税收收入将减少2090.94亿元。2006年由于我国初次分配结构不合理(以2002年初次分配结构为基础)，使我国税收收入增加2090.94亿元。如果2006年资本和劳动的初次分配格局与2005年一致，企业所得税将减少GDP2006×(30.67％－29.56％)×9.99％=256.78亿元，个人所得税将增加GDP2006×(41.4％－40.61％)×2.62％=48.13亿元，总税收收入将减少208.65亿元。2006年由于我国初次分配结构不合理(以2005年初次分配结构为基础)，使我国税收收入增加208.65亿元。
二、来源于城市的二、三产业税收高增长
(一)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城乡分配不合理
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城乡分配不合理具体表现为：第一，工农业产品之间价格的“剪刀差”，农产品价格长期偏低，为工业发展提供积累，使城乡发展一开始就不在同一起跑线上。第二，长期以来国家对农村基础设施、基础教育、生态环境建设、农业科研等投入严重不足，使农业发展的资金和技术短缺；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农民受教育的机会远远低于城镇居民，农业劳动力普遍素质低下；农村劳动生产率难以得到提高，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第三，长期以来实行的严格的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及城乡分割的就业体制，使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顺利流入城市，剥夺了农村劳动力提高收入的机会。1978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到2005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493元，农民人均纯收入3255元，其比率为3.22：1。城乡之间的巨大收入差距，已严重影响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影响社会的稳定。
(二)城乡分配不合理导致的税收超经济增长
二元经济结构下，城乡分配不合理，税收主要来源于位于城市的二、三产业，促使税收收入增速高于总的GDP增长。总体上看，近年来我国第一产业增长较慢，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长较快，1994年我国三个产业增加值的比例为19.8：46.6：33.6，到2007年这一比例变为11.7：49.2：39.1，第一产业比重下降了8.1个百分点，而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比提高幅度较大。“十五”期间，我国税收收入年均增长19.5％，其中来自农业的税收年均下降16.4％，2005年占全部税收比重为0.02％，较“十五”初年的0.09％下降了0.07个百分点，随着农业税的全部取消，农业税收只有剩下烟叶税，税收收入就更少了。城市二、三产业增加值以及营业收入的快速增长，带动了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的超GDP增长。
(三)城乡分配不合理引起的税收收入增收
关键词：初中；劳动技术课程；教学方法
一、重视初中劳动技术课程和其他课程之间的相互联系
在课程的选择中，要密切重视劳动技术课程和其他课程之间的关系，在课程之间实现互补，提高教学效率。在课程的选择上，要注重贴近社会生活，合理融入生活化、劳动的元素。劳动技术课程，要将教学部门所规定的项目与学生自身的发展和能力结合起来，要紧紧围绕课程标准，符合学生的发展要求，制订计划，加强实践教学，加快发展。为了真正达到教学目的，在课程的选择上，教师要充分考虑学生的意愿和发展特点，让学生能够自主选择所要学习的课程。这样，学生才会对学习产生浓厚的兴趣，自觉融入教学中去。学生能够结合自己的实际来合理选择所要学习的课程，一方面可以提高自己的参与能力，另一方面能够提高自己的兴趣。
另外，初中劳动技术课程教学要在学生主动的基础上进行教学和培养，这样，更能够体现出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初中教育事业的发展。
二、重视在初中劳动技术课程教学中引入德育
在初中劳动技术教学中，总是充满着许多问题。这显得在劳动技术教学中渗透德育变得非常重要。学生德育的培养，能够帮助学生拥有端正的学习态度，掌握学习的技能和方法，从而能够更好地进行课程学习培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此外，加强德育，能够让学生重视劳动课程，培养动手能力，从而树立远大的抱负以及培养为国奉献的精神。
在劳动技术教学中，要根据教学的特点，因材施教，进行道德教育。在教室中讲劳动技术知识时，教师可以结合我们日常的手工制作，融合爱国的道德情怀，加强对学生的心理进行道德熏陶。
三、加强创新，将鼓励运用到劳动技术课程中
1.从授知识到授方法。在传统的教学中，我们总是将书本中显而易见的知识灌输到学生的脑中，学生也是仅仅接受固有的知识，不去更进一步地思考和创新。这明显与我们的素质教育不符。因此，我们在教学思想上，首先要改变这种传授知识的方法，继而以教授新的学习方法。
2.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素质。教学中，学生势必会亲自动手进行制作，这在实践中，需要我们冷静的头脑和灵活的技巧来应对。因此，我们在教学中就要着眼于培养学生道德素质，防止在动手实践过程中缺乏一定的素养和能力。
3.在教学中，对学生进行适当鼓励，是进行劳动技术课程教学的一种重要手段。运用鼓励学生的教学方法，能够提高学生的自信，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使学生更好地投入到劳动技术课程教学中。
四、教学方式实际化，加强实践教学
任何事情离不开实践。当然，在学习中也不例外。劳动技术课程教学，要求学生深入到课程教学之外，亲身体验劳动的难易，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收获知识的真谛。学生从中可以体会到学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学会将学习知识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在心灵深处进行深化，最后改造成为一种新兴的教学方式。
初中劳动技术课程教学，是学生素质全面发展必修的内容。在教学中引入劳动技术课程可以让学习和实践紧密结合，以促进学生良好心理素质的养成。在教学中，我们要着眼于教学方式的改进，加强对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为学生综合素质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关键词：公平；初次分配；政府；作用；劳动报酬
社会公平是人类追求的价值目标和行为导向，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体现。市场虽然在资源配置中有效地发挥作用，但却无法完全实现公正的收入分配。现代政府不仅是经济发展成果的掌控者，而且拥有调节收入分配的一系列制度工具。因此，发挥宏观调控职能，促进收入分配合理，是政府不可推卸的重要职责。
一、初次分配不合理影响宏观经济的运行
收入分配是事关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和政治稳定的重大问题。初次分配是指国民收入在居民、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分配，初次分配结构是否公平直接影响着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
（一）我国初次分配不公集中表现为劳动报酬和居民收入占比偏低
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基本上是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的，资本、劳动力、技术、管理等各种生产要素通过充分的市场竞争获得相应的报酬。但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尚不到位，收入调节机制还不完善，致使收入分配问题凸显。目前我国初次收入分配不公主要表现为两个“偏低”：一是劳动报酬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偏低。劳动报酬总额占GDP的比重又叫分配率，是衡量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公平与否的重要指标。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一般在54—65%之间，美国更是高达70%。我国从1997—2007年的10年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1](P.88)由于劳动在各种生产要素中的地位下降，“强资本、弱劳动”的趋势不断强化。二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偏低。1997—2007年，我国居民收入增长水平低于GDP的增长速度，但企业盈余却从21.23%上升至31.29%，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更是翻了一番，从10.95%升至20.57%，形成“税收侵蚀工资”、“利润侵蚀工资”的格局。
（二）初次分配不合理导致消费需求不足和结构转型受阻
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与高速增长的经济总量相比，居民收入提高相对滞后，尤其是初次分配不公，大多数普通工薪阶层劳动报酬偏低，直接影响居民购买力，导致社会消费率低，经济增长缺乏内生动力。由于内需严重不足，只能过于依靠投资支撑经济，但高投资又加剧了产能过剩，不得不进一步寻求国外市场。随着出口大量增加，外贸顺差扩大，为了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央行又被迫增加基础货币投放，致使银行流动性泛滥，从而反过来加剧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失衡。[2](P.80-83)不仅如此，这种过度依赖外需且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经济发展模式极易受到国际市场生产要素价格变动的影响和国际经济危机的冲击。可见，劳动者收入份额的持续走低是导致消费需求难以有效增长、经济结构转型受阻的根本原因，要改变这种局面，最直接、最有效、最根本的途径就是把经济发展建立在消费主导的基础上，增加居民收入，特别是较大幅度地提高广大劳动者在初次分配中的收入水平。
二、政府在建立公平初次分配格局中的作用
在我国现阶段，由于经济、政治体制尚不完善，相当一部分初次分配差距并不是市场竞争引起优胜劣汰的结果，例如资源和要素价格不合理引起的利益分配不公、行政性垄断导致的部分国有企业利润过高、二元经济结构造成的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等等。因此，单凭市场机制无法保证初次分配的公平，政府必须积极作为，理顺政府、企业、居民三者的收入分配关系，尽快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
（一） 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创造公平的就业机会
就业是民生的根本，增加居民收入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基础。政府要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采取有效措施，消除不利于人口自由流动的体制和政策障碍，把所有工作岗位向劳动者平等开放，创造公平的就业机会；要建立公平的市场准入制度，开放各行业部门，使各经济主体享有公平竞争的机会；要加强收入分配的法制建设，重点打击和取缔非法收入，规范分配方式和分配秩序。
（二）发挥政府对企业工资增长机制的调控和指导作用
工资增长机制是指职工工资随着经济效益的提高以及相关因素的变化而持续增长的制度化运行方式，主要包括工资的决定机制、增长机制和支付机制。在市场决定、企业决策的基础上，政府对企业工资机制的调控职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提低保底，全面落实最低工资制度，根据劳动生产率的变动水平、社会平均工资的增长率以及消费品价格上涨指数显著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二是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我国劳动力市场在较长时期保持总体供大于求的状况，因此不能单凭市场决定工资水平，政府要大力推进劳资双方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制度，形成反映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和企业经济效益的工资决定机制和增长机制。尤其是要完善工会制度，增强工会在工资谈判中的作用，提高劳方在收入分配中的话语权。三是加强劳动监察，发挥政府的监察职责，加大力度查处和追究压低、克扣、拖欠等违反分配政策和损害劳动者权益的行为，鼓励和表彰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促进劳资和谐。
为了尽快扭转初次分配不公的局面，政府除了实施有效的经济调控和行政管理，还可以通过法律形式明确国内生产总值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的比重不能过低，例如不能低于50%，并把分配率和居民收入增长率列入各级政府的政绩考核指标中，从而确保职工工资收入与企业经济效益同步增长，并使企业的工资收入调整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和促进社会发展。
关键词：云南；初次分配；劳动者报酬比重；历史视野
中图分类号:F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4-0049-05
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大五中全会都提出了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明确要求，这表明提高劳动者报酬比重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当务之急。就云南省而言，劳动者报酬在城乡居民收入中占据主要部分，对于普通工薪阶层来说，劳动工资性收入更是其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城乡个体户和农民的经营性收入中也有很大一部分属于劳动报酬收入。因此，深入研究和探索云南省劳动者报酬的绝对值及劳动者报酬占初次收入分配比重变动的特征、规律和问题，对于理解云南省当前国民收入分配的状况，寻求有效提高城乡劳动者收入水平的政策和措施尤为关键。
一、现有研究综述
厂商将生产要素投入生产过程，获得产出（商品和服务），而要素获得自身回报：资本获得利息，劳动获得工资，土地获得地租，这就是国民收入的功能性分配（function distribution，亦称初次收入分配），劳动者报酬比重即工资和薪水等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国内学者对中国初次收入分配中劳动报酬比重问题做过较多研究，得到的结论却并不完全一致。多数学者认为近年来中国劳动者报酬比重下降明显，如白重恩、钱震杰（2009）认为它从1995年的59.7%下降到2006年的47.3%［1］，李稻葵等（2009）则认为它与经济增长有着一种U型关系［2］，而1995年以来，中国劳动者报酬比重处于“U”型曲线的下行阶段，呈下降趋势。但另一些学者并不认同这种观点。张车伟、张士斌（2010）认为中国劳动者报酬比重的变动并未违背长期相对稳定的“卡尔多特征事实”［3］。华生（2010）认为所谓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偏低其实是统计口径和认识偏差的一个误导，是收入分配领域一个重大的误区［4］。
从目前国内研究来看，由于采用的数据和对数据的处理方式不同，关于中国劳动者报酬比重变动规律的结论存在明显差异。更重要的是，目前国内还非常缺乏对西部省区，特别是云南劳动者报酬及其相应比重的实证研究［5］。云南省地处西南边陲，少数民族众多，产业结构和资源特征与其他地区差异明显，劳动者报酬比重的波动规律和特征也可能存在明显特点，这就导致云南省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任务和具体要求不同，在其他地区适用的收入分配政策很可能在云南省水土不服。因而，论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对云南省改革开放以来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比重变动的特征与问题展开了研究，进而提出了政策建议。
二、云南初次收入分配中劳动者
报酬比重变动情况论文根据相关统计资料，采用国内学者通常使用的方法，即用统计年鉴上劳动者报酬除以国民收入总额，计算出了云南省历年的劳动者报酬比重。论文还测算了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和全国平均以及云南省各产业劳动者报酬比重数据，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地区劳动者报酬比重变动的规律和特征展开了比较分析，从而更全面、透彻地探讨了云南劳动者报酬比重变动的问题和特征。
1.云南劳动者报酬比重的总体变动趋势及其特征
总的说来，云南省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但不同时期的变动趋势存在明显差异。1978年，云南劳动者报酬比重高达625%，到2007年已经下降到447%，降幅达到285%，程度非常明显。分阶段来看，1978―1982年，云南劳动者报酬比重相对稳定在62%左右；自1983年开始，开始明显下降，到2000年下降到443%；从2001年开始，其又开始相对稳定，但属于低水平的稳定，约在44%附近轻微波动。值得庆幸的是，在2007年陷入低谷之后，2009年，云南劳动者报酬比重大幅度上升了49个百分点，已经恢复到1990年代初期的水平。但问题是，现在还无法断定劳动者报酬比重上升的情况将会持续下去，即仅仅依靠2009年一年的数据，我们还无法确认其变动已经出现了拐点，开始进入上升通道。因而，云南劳动者报酬比重是否真正趋于上升仍有待观察。
资料来源：1978―1995年数据根据《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计算，1996―2004年数据根据《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计算，2005―2007年和2009年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计算。但由于目前国家并未公布2008年有关劳动者报酬的数据，因而2008年数据缺乏。
相比而言，全国平均和东西部地区劳动者报酬总体上也经历了下降趋势，但云南省下降幅度更大。1978―2007年间，全国平均劳动者报酬比重从496%下降到397%，下降了9.9个百分点，下降幅度为20%，明显低于云南省285%的下降幅度。东部地区劳动者报酬比重从1978年的42.2%下降到2007年的38.1%，下降了4.1个百分点，下降幅度仅为9.7%，西部地区从1978年的58.5%下降到2007年的43.2%，下降了15.3个百分点，下降幅度为26.2%。因此，从各区域劳动报酬变动的总体情况来看，西部地区下降幅度最大，全国平均次之，东部地区下降幅度最小。而云南劳动者报酬比重下降幅度还要高于地区西部平均水平，说明云南省初次收入分配不利于劳动者的分配格局非常明显，尤其需要我们特别关注。
分时间段来看，云南劳动者报酬比重的波动规律与全国平均和东西部地区也大不一样。云南劳动者报酬比重波动呈现出1978―1982年、1983―1999年和2000―2007年三个时期的阶段性下降之后又保持相对稳定的特征。与此不同，全国平均劳动者报酬比重仅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变动，1978―1995年是中国平均劳动者报酬比重相对稳定的阶段，这期间劳动保持比重维持在495%~537%之间，最大波动绝对值为42个百分点，波动幅度不到85%；1996―2007年是中国平均劳动者报酬比重下降的阶段，其迅速从512%下降到397%，最大波动绝对值高达115个百分点，波动幅度高达22.5%。
2．三大产业劳动者报酬比重变动情况
云南各产业劳动者报酬比重也存在巨大差异，总体上说来，第一产业劳动者报酬比重最高，且远高于其他产业，而第二产业劳动者报酬比重最低，明显低于其他两个产业。具体说来，1978年以来，云南省第一产业年平均劳动者报酬比重超过80%，第二产业年平均不到30%，不到第一产业的40%，第三产业劳动者报酬比重居中，在40%~60%之间波动，明显低于第一产业，又高于第二产业。
分时间段来看，三大产业劳动者报酬比重呈现不同的变动规律。第一产业劳动者报酬比重呈现出阶段性的相对稳定特征，即在1978―1993年间稳定在90%~95%之间，虽然自1995年以来下降了10个百分点，但仍然保持相对稳定状况，仅仅在80%~83%之间轻微波动。第二产业劳动者报酬比重变动则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波动：1978―1985年间在28%~31%之间小幅波动，1988―1994年在20%~24%之间小幅波动，1995年以来则在25%~32%之间波动。第三产业劳动者报酬比重则在1978―1986年间相对较高，高达56%~58%，从1987年开始明显下降，大约在40%~49%之间上下波动，但也表现出相对稳定的特征。
三、云南劳动者报酬比重趋于下降的
性质及其原因分析在工业化过程中，劳动者报酬比重趋于下降并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早在1960年代，卡尔多就指出，老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劳动者报酬比重长期相对稳定的“特征事实”［6］，韩国工业化过程中劳动者报酬比重也没有下降，而是出现持续、快速的上升，其劳动者报酬比重从1955年的30%上升到1990年代中期的60%之后，就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与国外工业化过程中劳动者报酬比重或者长期相对稳定，或者趋于上升不同，云南劳动者报酬比重随经济增长而趋于下降，说明云南出现了不利于劳动者的初次收入分配格局。
云南劳动者报酬比重下降的分配格局也违反了市场经济的效率原则，并不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按照经济学基本原理，市场经济中劳动者的边际生产率决定了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劳动者报酬随着劳动生产率上升而同步上升才真正符合市场经济效率原则。而云南省1995年以来劳动报酬的变动恰恰违背了效率原则。1978―2009年间，云南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超过13%，人均劳动报酬年均增长不到12%，这说明劳动者报酬的增长速度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初次收入分配并未真正满足市场经济的效率原则。
就具体原因而言，产业结构转变特征、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以及社会保障不完善是导致云南劳动者报酬比重趋于下降的主要原因。
1．产业结构转变的阶段性特征是云南劳动者报酬比重趋于下降的直接原因
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变动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而正是工业化初期阶段向中期阶段转变过程中产业结构变动的特征使得云南劳动者报酬趋于下降。改革开放以来，云南省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农业产值比重逐渐下降，非农产业，特别第三产业产值比重趋于上升，而这正体现了工业化初中期产业结构变动的特征。具体说来，1978年，第一产业产值比重为427%，第二产业为399%，第三产业为174%，到2009年，第一产业下降到173%，第二产业上升到412%，第三产业则迅速上升到408%。
由于云南省第一产业劳动者报酬比重非常高，云南省产业结构从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的转移会导致全省总劳动者报酬比重趋于下降。根据各产业劳动者报酬比重的数据来测算，平均而言，农业产业比重向第二产业转移1个百分点，劳动者报酬比重将下降0.6个百分点，农业产业比重向第三产业转移一个百分点，劳动者报酬比重将下降0.4个百分点。因而，产业结构转变的阶段性特征是云南劳动者报酬比重下降的直接原因。
2．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是劳动者报酬比重下降的根本原因
造成云南劳动者报酬比重下降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云南省粗放型、资本扩张型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上讲，国际贸易和资本的国际流动将促进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劳动禀赋相对充裕，资本相对缺乏，劳动密集型产品是发展中国家的相对优势所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扩张导致发展中国家劳动力需求的增长，收入分配向有利于劳动的方向发展，劳动者报酬的比重将会提高。但中国国际贸易发展的动态经验似乎并不完全符合此种逻辑。自1993年起，中国资本品的进口比例达到43%，此后一直维持在大致相当的水平；而中国资本品的出口比例处于持续增长的过程，从1980年的4.7%增长到2007年的47.4%，增长了9倍多，虽然从2003年起，资本品出口比例的增速有所下降，但仍呈上升的趋势，表明中国资本品出口比例在将来一段时间内还将继续增长。同时，中国经济的贸易依存度也处于持续上升的过程，在2007年，外贸依存度接近70%，对外贸易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
一方面，大量资本品的生产和出口会导致资本密集型产业不断扩大，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萎缩，进而导致劳动需求下降，不利于劳动收入增长；另一方面，资本的国际流动影响了资本流入国劳动力的谈判能力。相对于资本，劳动力的流动能力较弱，缺乏与资本单独谈判的能力。中国经济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选择余地较小。从表面上看，云南（落后地区）的农村劳动力可以选择在云南当地农村务农，可以选择在云南的城镇务工，也可以选择到沿海地区务工。但实际上，由于云南务农的收入较低，农村劳动者往往只有选择到城镇务工，而且是到沿海地区务工。但无论他选择在何处务工，只是让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资本所雇佣。农民工缺乏与资本单独谈判的能力，他们又没有集体谈判的组织和领导，使得厂商只需要提供稍高于其在家乡务农的工资水平（包括其他额外增加的费用），便可以使用其劳动，从而导致劳动者收入的增长速度往往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
3．劳动保障制度不完善是劳动者报酬比重下降的重要原因
云南省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就业是从农村、农业就业逐渐向城镇、非农就业的转变过程，也是以国有单位就业为主，逐渐向个体、私营以及其他类型单位就业转变的过程。大量非公有制资本的进入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劳动力需求上升，但云南充裕的劳动力资源使得资本对劳动讨价还价的优势非常强，大量私有和国际资本无需给予其所雇佣的劳动者社会保障方面的补偿，进而引起劳动者报酬比重下降，资本收益相对上升；同时，私有和国际资本的高收益率又进一步诱使国有和集体单位在选择新增劳动力时，宁愿雇佣农村流动劳动力或临时工人，以降低劳动力成本，增强企业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正规（国有单位）和非正规部门（私有单位）的劳动者报酬水平都可能受到不利影响。在这种大背景下，只有当劳动力的供给不能满足厂商外延扩张的劳动力需求的时候，劳动力的谈判能力才能有所提高，2004―2007年以及当前的农民工短缺所导致的民工劳动收入普遍提升便是明证。但一旦经济受到大的冲击（如金融危机等），大量资本外逃的风险不仅使得地方政府放松对劳动保护的动力，也使得劳动者降低保留工资的预期，社会保险等劳动收入无法有效、持续增长，劳动者报酬比重便难以得到提高。
云南非正规部门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也是导致大量非正规就业者劳动报酬水平相对较低的重要原因，也是云南劳动者报酬的比重难以得到提高的重要原因。2003年以来，云南省参加城镇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职工绝对人数呈上升趋势，分别增长了33.2%和39.5%。但由于城镇从业人员规模持续扩大，城镇养老保险的覆盖率（参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职工占城镇从业人员的比率）和医疗保险的覆盖率（参与城镇医疗保险的职工占城镇从业人员的比率）仍然较低，且呈下降趋势。
四、结论与讨论
改革开放以来，云南劳动者报酬比重下降明显，说明初次收入分配过程中劳动者处于较为不利的地位。1978―2007年间，云南劳动者报酬比重经历了1978―1982年在62%左右相对稳定的阶段，1983―2000年明显下降的阶段和2001―2007年相对稳定阶段，虽然2009年云南劳动者报酬比重明显上升，但是这种上升是否能够持久仍然有待观察，而且，云南省50%的劳动者报酬比重仍然明显低于发达国家普遍60%的水平，总体上说来，云南劳动者报酬比重仍然偏低。
云南劳动者报酬比重变动的规律并未像英美等国一样在工业化过程中保持着较高水平的均衡，也不像日本、韩国等国在工业化过程中有着一个明显的上升趋势，也就是说，云南劳动者报酬比重并没有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提升而上升，甚至在1996年以来的短时期来看，它还有所下降，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云南劳动者报酬比重下降违反了市场经济的效率原则，说明在市场经济趋向的经济改革过程中，云南省初次收入分配制度仍然维持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特征。在改革开放之前以至于改革开放初期，物质资本相当贫乏，为了增加物质资本积累，政府实行了以农补工的政策和压缩城市劳动者工资的方法，经济增长中的积累得以实现，早期的劳动收入与低消费、高积累的国家政策紧密相关，劳动收入占总体经济的比重并不高。随着云南经济市场化进程的深入，劳动力市场逐渐开放，从理论上讲，在增量经济中劳动者的工资受到低消费、高积累政策的影响较小，劳动者报酬比重应该有所提升。但随着外贸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逐渐增强，云南省逐渐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以及资本对劳动的谈判优势又对云南劳动者报酬比重变动带来了不利影响。从产业结构的变动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农业部门产值比重明显下降，而农业部门劳动者报酬比重又明显高于第二、三产业，因此劳动者报酬比重并没有随产业结构变动而上升，反而随着产业结构变动而趋于下降。
从根本上说，云南省劳动报酬比重偏低的现实源于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这也意味着解决这一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当然，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并不仅仅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而且也要通过制度和规则加以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说，提高劳动者报酬比重、缩小收入差距既需要政府强有力的干预，也要构建一套有利于劳动者报酬增长的长效机制。从长期来看，除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们还可以通过建立工资正常增长的机制，培育有利于劳动者收入增长的市场环境，以及稳步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等途径推动劳动者报酬持续增长。
同时，提高劳动者报酬比重的重要措施包括改善劳资关系、提高劳动者劳动保护程度，在这个意义上讲，建立集灵活与安全于一体的劳动力市场便成为题中之意。我国近年来已经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劳动和收入分配方面的法律法规，如《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社会保险法》也于2010年正式实施。随着我国“民工荒”以及“刘易斯转折点”的出现，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特别是中低收入劳动者的收入水平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当前应该加大各种法律法规的执法力度。这就要求云南省各级政府加强《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的执行和监督力度，并落实国务院关于保障农民工和普通劳动者劳动权益的相关规章制度。除此之外，还需要转变经济发展观念，综合考虑促进经济增长与保障劳动者劳动权利的平衡，既维护企业的正常权益，又重视并保障劳动者得到其应得的劳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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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最低工资法;工会集体协议
中图分类号:F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9)08009006
国民收入分配包括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种形式。前者是指在产品和劳务的生产当中,企业按照各种要素对产出和劳务直接做出贡献的大小给予相应的货币报酬;后者则是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基础上,国家对初次分配后的国民收入进行的再分配。初次分配是国民收入在国家、企业与个人之间的分配,或者说是国民收入在政府、资本与劳动三者之间的分配。
在经济理论上,初次分配格局的形成主要是要素市场的力量和影响要素市场的制度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影响初次分配的因素包括劳动力供求关系、劳资关系,以及影响劳资关系的工会力量等社会制度因素。从统计数据看,改革开放以来,辽宁省收入分配格局变化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劳动者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下降。这意味着,随着市场力量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初次分配格局中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逐步下降,已成为要素市场典型化的特征。一般的解释是,劳动力供求不平衡,供给大于需求是产生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但是,这种解释忽略了影响初次分配格局的其他因素,诸如劳资关系和影响劳资关系的社会制度因素的作用。
本文基于对劳资关系问卷式的抽样调查,廓清劳资关系影响劳动者报酬初次分配的复杂细节,进而从劳资关系的角度对劳动者报酬份额下降提供合理的解释,并对改进初次分配格局提出相应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建议。
一、典型化事实: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
从个别年份的静态角度看,劳动者报酬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有较大的份额。但从时间序列的动态角度看,劳动者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近十年来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如表1所示)。2006年辽宁省劳动者报酬、固定资产折旧、企业盈余和生产税净额在国内生产总值的分配份额分别是4250%、161%、252%和162%。显然,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有较大的比重。但是,从近十年的数据看,劳动者报酬从1996年的497%下降到2006年的425%,下降了72个百分点;企业所得(折旧与企业盈余)从1996年的394%上升为413%,上升了19个百分点;生产税净额由1996年的109%上升到2006年的162%,上升了53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劳动者报酬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分配份额的下降是在辽宁省国内生产总值不断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发生的。也就是说,随着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劳动者报酬所占份额并没有相应地提高,反而呈现下降的趋势。
从经济理论上讲,企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促进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包含着劳动者的贡献,因而,工资应与企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同步上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者报酬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基本保持不变。部分发达国家的经验数据支持了这一理论。例如,国内的一项针对该问题的跨国研究表明,美国在1960―2006年间,劳动者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份额基本上保持不变,而日本在1955―1998年间,在企业就业的劳动者收入份额呈现不规则的逐渐上升的趋势。来自联合国的数据也表明,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增加,大多数国家的劳动报酬份额都会保持在70%―80%左右。但是,这项研究还发现,在24个国家的更大样本中,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劳动者的报酬份额呈现先下降然后逐步上升的类似U型曲线的运动轨迹。然而,这项研究将基于中国各省的数据与国际进行比较发现,中国劳动者报酬所占的份额不仅一直在下降,而且比许多国家要低,特别是最近十几年来,中国初次分配中的劳动报酬份额已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1]。
概括起来说,尽管不同国家在经济发展初级阶段劳动者报酬所占份额呈现上升、不变或下降的不同特征,但是,即使仅仅与其他劳动报酬份额下降的国家比较,中国经济中劳动者报酬份额仍然表现出相对更低的特征。在中国一些比较发达的省份,如广东省、江苏省和浙江省,劳动者报酬份额甚至比辽宁省还要低。这说明,现阶段中国劳动者报酬份额与经济发展水平成反向运动。
二、决定初次分配的重要因素:劳资关系协调机制
可能有很多理由去解释中国劳动者报酬份额与经济发展水平呈反向运动的现象,本文仅从劳资关系的角度给予一个合理的解释。
传统的经济理论在研究工资决定时,假设劳动力市场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这个假设的含义是:劳动力和雇主双方都没有力量垄断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劳动力是均质的,在能力上是无差别的;劳动力进入市场和退出市场是自由的,没有任何摩擦或障碍;雇主和劳动力双方的信息是对称的和完全的,双方的交易是瞬间完成的。雇主能够识别劳动者对企业产出的贡献,劳动者也知道自己的贡献与企业产出的关系。在这一系列假设的前提下,在理论上,如果企业的目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那么,企业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一定是在最优水平上。在这个最优的水平上,增加劳动力数量为企业产出价值做出的边际贡献等于企业雇佣劳动力的实际工资。这个关系决定了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可以说,实际工资越低,企业越愿意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但另一方面,劳动力对某一市场的供给是由劳动力选择这个供给在其他方面损失的收益决定的。例如,从农业领域转入工业领域的劳动力,其对工资的预期一定不能低于他因此而在农业中损失掉的收入。这个损失掉的收入是他的机会成本。所以,机会成本决定劳动力想获得的实际工资水平,而实际工资水平高低与工人提供劳动力的数量呈正比,从而决定了劳动力的供给。当劳动力的供给与劳动力的需求相等时,均衡的市场工资和均衡的就业水平就确定了。就业人数与人均工资水平就决定了工资报酬总额。如果知道国内生产总值水平,就可以确定劳动者报酬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就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来说,这个理论可以说是市场供求关系解释劳动者工资和工资份额的理论。按照这个理论,工资水平较低,或者在产出水平提高的条件下工资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较低,一定是劳动力供给大于劳动力需求造成的,因为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会压低实际工资,而实际工资较低会刺激企业增加就业,就业的增加又会在技术水平给定的条件下增加企业的产值,最后形成了劳动者报酬在产出中的份额下降的局面。
由于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初级阶段,有大量的农业劳动力需要转移,劳动力的供给明显大于需求,因此,这个理论似乎很有道理地解释了劳动者报酬份额下降的事实。但是,由于这个理论过于简化,许多假设条件与中国劳动力市场相距甚远,因此,这个理论的解释能力是非常有限的。
首先,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是不完全的,因而竞争程度也不是很高。企业中已经长期就业的工人与新增的工人之间在工资水平上有很大的差异,尽管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对企业产出价值的边际贡献没有多大的差异,出身城市的工人与来自农村的工人在同一行业、同一工作岗位上工资却有很大的差别。在经济学理论上,这意味着劳动力市场是分割的,而不是统一的。
其次,劳动力的能力是有差异的,非均质的,因此,雇主并不能清楚地识别每个能力不同的劳动力对产出的边际贡献,因而就不能合理地确定每个人的工资与其贡献的关系。相反,在追求利润动机的驱动下,雇主更愿意压低工人的工资。当然,不满意低工资的工人可以退出这个企业,但是,退出会产生两个方面的成本:(1)由于劳动力市场信息是不完全的,工人从一个企业流动到另外一个企业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找到工作,流动成本较高。(2)劳动力在某个企业工作积累了专门适应这个企业生产需要的技能和人力资本,如果退出这个企业流动到其他不需要或很少需要这种专用的人力资本的企业,会导致积累的人力资本价值丧失,也就是说,沉没成本较高。这些原因导致很多劳动力在其工资低于产出贡献时,继续在原有企业工作。一般来说,工业企业种类繁多,技术复杂,人力资本的专用性较强,劳动力流动的沉没成本较高,而餐饮等服务行业种类规范而统一,人力资本的专用性程度不高,劳动力的沉没成本较低,劳动力比较容易流动。由于辽宁以复杂的工业企业为主,因此,劳动力的流动性小得多,这可能导致工资低于其对产出价值贡献的工人继续留在原有的企业中。
再次,劳动力在市场上与雇主的交易在本质上并不是像一般商品交易那样瞬间完成的,相反,这种交易是一个过程,并且是以劳动合同的形式出现的,无论这种合同是明确的、成文的,还是隐含的、不成文的。合同一般会规定工人在企业工作的年限,应当得到的基本工资,但很少明确规定工人的劳动强度、工作日长度、绩效工资、工作环境和福利待遇等。或者说,事前劳资双方无法在合同中详细地规定由事后不确定性所产生的各种细节。在经济学的概念中,这种劳动合同是不完备合同。当劳动合同是不完备时,雇主与劳动力双方等于默认了雇主有权利去决定工人的具体报酬和福利待遇等问题。如果雇主有不执行合同的道德风险的动机,他就会依据这种权利延长工作时间、克扣工人工资和减少工人的福利待遇。如果这种现象很普遍的话,就会导致劳动者报酬份额下降。
最后,上述劳动力市场不完全性以及劳动合同的不完备性不仅在中国,即使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是存在的,但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并没有导致工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下降,而在中国各个省份却出现了。原因在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最低工资法律和以工会形式出现的集体谈判的力量,而中国是缺乏的。面对雇主,单个的工人属于弱势群体,无法与雇主抗衡。但有组织的集体谈判就可以保护工人的利益,协调劳资关系。换句话说,在市场不完全的条件下,法律和工会形式的集体谈判会替代市场去协调劳资关系,保证劳动者的利益。
上述分析表明,在缺乏最低工资法保护和缺少工会形式的集体谈判机制的制度背景下,企业雇主与劳动力签订的不完全合同,以及由合同引起的劳资关系可能要比简单依靠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更适合解释劳动者报酬份额在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情况下持续下降这一现象。
三、问卷调查:劳资关系协调机制如何影响初次分配
一般来说,在劳动力供给短缺的条件下,劳动者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选择,拒绝接受过低工资、超时工作和恶劣的工作环境,使总体工资水平形成向上的拉力,从而在初次分配格局中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而在劳动力供给过剩的条件下,劳动者的选择性小,相对谈判能力较弱,在初次分配格局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但无论是在劳动力供给小于需求,还是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条件下,缺少最低工资法保护,缺少工会形式的集体谈判机制来协调劳资关系,都会给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带来不利的影响。只是在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时,建立协调劳资关系的机制显得更为紧迫和重要。经验上的观察可以直接证明这一点。在欧美发达国家,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程度要比中国小得多,但最低工资法以及工会形式的集体谈判机制不仅在历史上早已建立起来,而且相当完善。这说明,协调劳资关系的制度诸如最低工资法和工会形式的集体谈判机制等等是否存在,在很大的程度上不是基于劳动力市场供求之间差距的大小,而是基于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全性和劳动合同的不完备性。
在中国现阶段,由于最低工资法没有有效实施,也缺乏工会组织形式的集体谈判机制,因此,劳资关系的协调机制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因此,可以预测,缺少有效的协调劳资关系的机制对初次收入分配中的工资收入一定会产生不利的影响。为了研究协调劳资关系机制的现状及其对初次分配的影响,我们在2007年分别对辽宁省300个工业企业职工和45个服务企业职工发放了调查问卷,工业企业收回有效问卷288份,服务企业收回有效问卷31份。
问卷调查所反映出的问题主要有:一是劳动合同签约率低。在288份工业企业职工问卷中,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的有216人,占75%,其余25%的职工与企业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服务业企业的劳动合同签约率更低,在31份服务行业职工问卷中,只有11人与企业签订了劳动合同,仅占问卷调查人数的355%。二是企业与职工之间缺乏工资协商机制。在288份工业企业职工问卷中,有197份回答企业有工会组织,占622%,但是只有57人认为工会在工资协商中发挥作用,仅占198%。在31份对服务行业职工的问卷中,有516%的人认为工资不能随企业效益提高而增加。三是有拖欠和克扣工资的现象。在被调查的工业企业职工中,有25人回答有被拖欠工资的情况发生,占87%;有33人回答有被克扣工资的现象,占115%。在被调查的服务行业职工中,有129%的人认为企业的劳资关系紧张。四是超时工作。在工业企业职工问卷中,有33%的人回答法定假日得不到休息,有257%人每天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288%的人没有加班费。服务行业超时工作更为普遍,在被调查的服务行业职工中,581%的人每周7个工作日,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的占387%,工作8―12小时的占29%。五是没有给职工缴纳保险的企业占30%以上。对工业企业职工的问卷调查显示,在企业应该给职工缴纳的“五险一金”中,养老保险金的缴纳比例相对比较高,占67%,其次是医疗保险占66%,失业保险占639%,工伤保险占524%,住房公积金占51%,女职工生育保险占201%。服务行业企业给职工缴纳保险的比例明显低于工业企业,在被调查的31人中,只有5人回答企业给职工缴纳保险,占161%。
对问卷调查的初步分析表明,由于缺乏最低工资法的保护和协调劳资关系的制度建设,拖欠和克扣工资、超时工作、不付加班费、不给职工缴纳保险等现象很普遍,而且在有工会存在的企业中,工会也未能充分地发挥协调劳资关系、保护职工利益的作用,部分企业的工资甚至被压低到正常水平之下,更不用说企业为那些工人缴纳养老保险了。
从这项问卷调查中还可以发现,在一些可比较的关键性指标中,服务性企业远低于工业企业。例如,在劳动合同签约率方面,工业企业是75%,而服务性企业只有355%。在企业为职工购买保险方面,工业企业基本上保持60%以上,而服务性企业仅有16%。这说明,服务性企业工人的人力资本的专用性比工业企业低,劳动力的流动性比工业企业高,在同样缺乏协调劳资关系和工会形式的集体谈判机制的情况下,服务性企业的工人工资和其他福利待遇更难得到保障。据统计,2006年末,辽宁省制造业在岗职工人数140万左右,而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和居民服务业在岗职工人数56万左右。后者相当于制造业在岗职工人数的40%。按照这个数据估计,因合同签约率较低和企业提供保险率较低而造成工资和福利待遇较低的在岗职工规模,也不可低估。
四、政策选择:最低工资法和协调劳资关系机制的作用分析
前面的分析表明,辽宁省劳动者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自改革开放以来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从而形成了劳动者报酬份额下降与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呈反向运动的特征,而且这个特征在中国各省份也普遍地显示出来,从而形成了典型化事实。从国际的经验看,许多发达国家经历的发展阶段并没有显示出劳动者报酬份额下降的特征,即使是一些国家显示出这种特征,当与中国各省份的数据进行比较时,中国的劳动者报酬份额下降的速度也要快于其他国家。我们对中国劳动力市场不完全性的分析证明,仅仅依靠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并不能形成合理工资定价机制,不能准确地评价劳动者对产出的贡献。而问卷调查则显示出在缺乏最低工资法保护制度和工会形式的集体谈判协调劳资关系的机制的条件下,劳动力的工资存在被压低的倾向,工人福利待遇也难以得到保障。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初步的结论:劳动者报酬份额的下降反映出中国在经济转轨和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和协调劳资关系制度机制的缺失。因而,政策选择的方向是建立并实施最低工资法和工会形式的集体谈判机制,保障工人的利益。但是,最低工资法的实施和集体谈判机制不仅对初次收入分配产生影响,也会对经济其他方面产生影响。因此,选择实施最低工资法和建立工会形式的集体谈判机制可能需要综合考虑各种经济影响。
1最低工资制度:分配效应与就业效应
最低工资立法在世界各国有很大的差异。在有些国家最低工资是全国性的,如法国、荷兰和英国;在有些国家是地区性的,如美国、加拿大和日本;还有些国家是行业性的,如德国、爱尔兰和葡萄牙。而最低工资的规定也是不同的,如有小时工资、日工资和月工资等。
最低工资在影响收入初次分配和缩小分配差距方面的作用是明显的。在劳动力市场不完全、工会形式的集体谈判力量较弱的情况下,最低工资立法会降低职工个人与雇主谈判的成本,从而对工人的工资水平起到一个最低限度的保护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中国,由于收入初次分配越来越不利于职工,并且收入分配的差距越来越大,因此,实施最低工资法显得非常必要。但是,由于最低工资法不仅对分配产生影响,而且对就业和投资等也会产生影响,特别是政府担心实施最低工资法可能会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政府决定在中国暂缓实施最低工资法。
显然,中国是否尽快地实施最低工资法,取决于这个法律本身所产生的分配效应和就业效应。分配效应基本上是明确的,但对就业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在理论上,最低工资法对就业的影响可以有正反两个方面的效应。(1),关键要看条件,不能简单而论。有一种情况实施最低工资法将导致就业下降。假设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并且最低工资法实施的工资水平高于市场均衡的工资水平,那么,可以确定无疑地说,这种情况下实施高于均衡水平的最低工资虽然可以向有利于工人的方面改善初次分配结构,但对就业会产生负面影响。(2)
实施最低工资法也可能提高就业水平。理论上有三种情况会出现这个结果。第一种情况,劳动力市场上是买方独家垄断的,就是说没有什么竞争性工资,雇主独家垄断决定工资水平,其。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独家垄断企业愿意以法定的最低工资增加就业;最低工资低于竞争性工资水平,工人对产出增量的贡献要大于工资水平,企业愿意增加对劳动的需求,只要企业付给工人的工资在最低工资水平与竞争性工资水平之间,劳动力就愿意增加供给,就业水平就会提高;劳动力供给的工资弹性较大,也就是说,工资提高后,劳动力增加供给的程度高,如果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劳动力寻找工作的积极性也会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实施最低工资会增加就业,同时也改善了收入初次分配结构。除了第一种情况比较特殊外,其他两种情况在中国普遍存在。例如,农民工希望得到的是非常低的工资保障,他们所需要的工资水平低于城市工人平均工资水平,但高于他们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水平。实施最低工资会更加刺激他们增加劳动力供给和就业。
除了在理论上实施最低工资存在增加就业的可能性外,经验上的证据也很重要。有关经合组织9个成员国1975―1996年实施最低工资对就业影响的研究表明,最低工资增加10%,导致20岁以下的青年就业人数减少2%―4%,而对20―24岁青年就业的负面影响接近于零,对25岁以上劳动力的就业不产生任何影响。这就是说,对25岁以上的劳动力来说,实施最低工资或提高最低工资没有对就业产生负面效应,反而对提高工资改善收入初次分配结构具有正面效应。另一项针对欧盟国家的研究也表明,最低工资减少了青年就业,但会增加总的就业人数[2]。道理在于,如果在一定的年龄范围内劳动力的年龄与他们对产出贡献的能力正相关的话,最低工资水平有可能高于青年对企业产出的贡献能力,因此,实施最低工资法可能对这部分劳动力产生负面影响。
目前,要求改善工人待遇和初次分配结构的学者呼吁尽快实施最低工资法,而担心实施工资法会提高工资成本,降低企业的产品竞争力的学者,以及担心工资成本提高减少企业利润的企业家,则主张减缓实施最低工资。政府可能担心实施最低工资法会减少就业,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最低工资法最终被暂缓实施。暂缓实施最低工资法并不必然会提高企业的产品竞争力,反而会加剧收入分配的差距。比较低的工资水平,虽然会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但由于工资水平低导致工人对本国产品的需求水平也较低,因而,低成本生产出来的商品主要用来出口和海外需求,正是这个较大规模的出口是中国保持持续增长的重要基础。当全球经济紧缩时,海外出口锐减,企业生产的产品主要靠内需。然而,暂缓实施最低工资法不利于增加工人的收入,反过来,工人收入没有增加,消费需求也不会增加,除非大规模的投资需求增加弥补消费需求不足,从而提高总的内需水平。但在中国现有投资体制和监管体制下,基础设施投资中的腐败案例层出不穷,虽然可以增加就业,但会进一步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从而抑制内需水平的提高。因此,我们建议在政策选择上应当实施改善收入分配与刺激内需的政策组合起来。实施最低工资可以改善初次分配格局,从而有利于增加消费需求,而政府在财政政策上对企业实施减税让利,刺激企业投资,增加就业,从而提高宏观内需(投资和消费)水平,实现改善分配格局和拉动需求两个方面相互促进保持经济增长,可能要比暂缓实施最低工资法,放弃改善收入分配,仅仅依赖政府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更有利于在和谐的环境下抵抗经济不景气,保持经济增长。
2 工会形式的集体谈判:职工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机制
如果说最低工资法是保证在企业就业的工人获得最低收入的制度的话,那么,工会形式的集体谈判机制就是保障工人能够分享增长成果的重要机制。劳动者报酬在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持续下降,这个宏观的典型化事实背后的本质特征,就是在微观企业中缺乏工会形式的集体谈判机制来保证工人可以与企业和政府共同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所以才会出现劳动者报酬份额下降与经济增长加快和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反向运动的现象,就像我们在问卷调查中所显示的那样。
中国的《工会法》(2005年修正版)明确规定,工会维护工人在企事业单位的利益。对于企事业单位克扣工资、未提供劳动安全条件、随意延长工作时间、侵犯女职工和未成年工利益、以及其他侵犯劳动者利益的行为,可以代表工人与企事业单位交涉,或请求当地人民政府依法处理。但是,《工会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工会可以代表工人与企业雇主或资方就工资问题进行协商和谈判。可能由于这个原因,现实中工会很少代表工人与雇主进行集体协商或谈判。
在发达国家,衡量工会和集体协议的作用有两个重要的指标:一个是工会密度,即参加工会的工资劳动者占全部工资劳动者的比例。另一个是集体谈判覆盖率,即被集体协议覆盖的工资劳动者的比例。由于各国的法律约束和制度背景不同,这两个指标并不相同。一种类型是集体协议覆盖率高于工会密度;。例如,法国的工会密度是9%,而集体协议的覆盖率达到95%。美国的工会密度是16%,而集体协议的覆盖率是18%。另一种类型是集体协议覆盖率低于工会密度。例如,日本工会密度是24%,但集体协议的覆盖率只有21%。丹麦的工会密度是76%,但集体协议覆盖率是69%。各国的法律可以解释这两个指标的不一致性。在法国,法律授权工会代表工人进行集体协议,而且集体协议的范围对工会会员和非工会会员没有歧视差别,所以,法国的集体协议覆盖率大大高于工会密度。然而在美国,只有企业中大多数员工投票同意工会代表员工时,法律才要求工会协议,所以美国有比较低的集体协议覆盖率。虽然没有明确的统计,但中国的工会密度一定很高,而集体协议的覆盖率一定很低。在这两个指标中,集体协议覆盖率是一个比工会密度更可靠的反映工会作用的指标。显然,如果用集体协议覆盖率而不是工会密度来衡量工会作用的话,中国工会在保证职工权益方面的作用要低得多。
一般来说,工会形式的集体谈判的目的,不仅要维持一般的生活水平,而且也可以维护公平工资,以及保证劳动者能够分享企业的收益。如果最低工资法可以保证工人得到最低工资,那么集体协议的重点就是工人在工会组织的作用下保证公平工资,并争取分享企业生产率提高的收益。如果工人认为企业的生产率提高了,企业的员工应当分享企业发展的成果,那么,工会就应当代表职工与企业协议提高工人的工资,使工资的增长与生产率的提高同步,避免出现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而工资份额下降的局面。但是,需要有法律明确赋予工会这个权利。因此,中国的《工会法》可以考虑在修订时明确工会代表职工集体协商工资的条款。
国际上大量的经验研究表明,工会形式的集体协议机制对于促进工资增长的作用是明显的,集体谈判对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也具有正面效应,因为集体协议有助于劳资双方沟通信息,改善劳资关系,提高生产效率。但是,集体协议对利润和投资可能会产生负面效应,而对就业的影响是不确定的[2]。
五、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不断提高,但劳动者报酬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持续下降。不仅辽宁省呈现出这种特征,而且近10年来全国一些发达省份也出现了这个特征,从而形成了劳动者报酬份额与经济发展水向运动的典型化事实。我们基于问卷调查发现,劳动者报酬份额下降与未尽快实行最低工资法和缺乏工会形式的集体谈判制度有关。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比较,缺少这种制度不仅不能保障工人的基本利益,更不能让工人分享生产率增长带来的成果,从而导致随着经济发展、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结果。缩小收入分配差距,需要改善初次分配格局,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而提高劳动者报酬的份额,需要尽快实施最低工资法和工会集体协议工资机制的建设。
参考文献:
[1] 李稻奎,刘琳琳,王红领经济发展中的劳动份额[D]第十届CCER-NBER“中国与世界经济年会”论文,2008
自1986年Romer提出了内生化经济增长理论[2](EndogenousGrowthTheory)以来,人们开始把技术进步、政府支出、研究与开发(R&D)和人力资本(包括教育投入)当作内生变量,纳入经济增长模型中,这不同于以Solow(1956)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内生化经济增长理论为研究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基础。但是,教育投入是否可以作为内生变量,纳入生产函数中,值得讨论。一国的教育发展水平、教育供求状况受该国资本量、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承受能力的制约,但更主要的是受国家的公共政策和人民的教育需求所左右。从教育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上看,它不是内生于经济系统之中,不能在经济领域得到充分解释,但是它又对经济系统产生较大的促进作用。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通过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和劳动生产率而间接实现的,劳动者教育水平的提高是促使劳动力质量提高的源泉。各国学者用于表示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尺度有多种,其中计算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贡献比例,即计算由教育这个要素投入所带来的那部分国民产值的增长速度(Ye)占国民产值总增长速度(Y)的比例(Ye/Y),是比较受欢迎的方法,丹尼森、麦迪逊等美国学者所采用的方法,主要从这个方面入手来衡量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计算中国教育对经济增长率贡献的基本模型如下所述:假设土地数量没有变化,导致经济增长的因素抽象为资本(K)、劳动(L)和技术进步率(A),K、L可以相互替代,且能以可变的比例组合。又假设经济发展处于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都以其边际产品作为报酬,规模报酬保持不变。那么,在时间t范围内变化的中性技术进步的产出增长模型可以被构造为:Yt=Atf(Kt,Lt)同时,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obb-Douglasproductionfunction)为:Yt=AtKαtLβt考虑到教育因素对劳动力质量的作用,教育的作用相当于使初始劳动力投入成倍地增加,因此,可以把Lt分解为初始劳动力(Lot)与教育投入(Et)的乘积,这样,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Yt=AtKαt(LotEt)β,对该式两边取自然对数之后,再求时间t的全导数,然后用差分方程近似代替微分方程,于是得:y=a+αk+βlo+βe,这里y代表年经济增长率,α为产出的资本投入弹性,k为资本投入的年增长率,β为产出的劳动投入弹性,α+β=1,l0为初始劳动力投入的年增长率,e为教育投入年增长率。那么,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可以表示为:Re=βe/y。本文y为GNP的年增长率,e为根据从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计算出的教育综合指数的年增长率。在假设条件成立的情况下,β为劳动所得在总产出中所占的比重,α为资本所得在总产出中所占的比重,α、β系数值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是不同的。美国数学家C.W.Cobb和P.H.Douglas根据美国20世纪初期20多年的数据推算出,α为0•25,β为0•75。
我国学者周天勇[3]分析了1953—1990年间我国国民收入的产出结果,得出α为0•8178,β为0•1093,α+β<1,说明这期间我国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比较小的,我国还处于资本消耗为主的外延扩大式的经济增长,并且规模收益呈递减趋势。目前,β系数的确定方法有三种:一是在市场经济充分竞争、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前提下,劳动力的工资率等于其边际产品,工资总额与国民收入之比就是劳动对产出的弹性。这是西方学者普遍采用的方法。二是投入量比例法。用劳动投入量占总投入量的比例作为劳动的产出弹性的“替代物”,这种方法容易做到,但缺乏科学性。因为劳动的产出弹性是指一定时期内产出的变动率与劳动量投入的变动率的比率。劳动投入量占总投入量的比例毕竟不是边际量之间的对比。三是时间序列回归法。在科布—道格拉斯函数基础上,构造回归模型:lnY=lnA+αlnK+βlnL,分别求出α和β的数值。麦迪逊采用第一种算法,得出β系数值为0•7。为了增加计算结果的可比性,本文采用麦迪逊的β系数值[4],即β=0•7,也就是认为劳动对产出的弹性为0•7,即认为劳动投入每增加1%,产出增加量为0•7%。在我国,实际β值可能低于0•7。
二、计算我国高等教育的贡献率
由于最近几年我国从业人员人均各级教育年限的准确数据无法得到,所以,只能依靠我国1982年、1990年两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根据上述模型,计算出我国1982年—1990年间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率。第一步,分别计算1982年、1990年从业人员人均教育综合指数。用教育综合指数代表由于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带来的劳动投入量。根据1982—1990年间接受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从业人员的平均收入差别,推断出中等教育毕业生劳动生产率是初等的1•4倍,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劳动生产率是初等的2倍。这里也可以把1、1•4、2看作是接受初等、中等、高等教育所提高的劳动力质量折算为劳动力数量的系数,而把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看作是权数,据此计算出劳动力人均教育综合指数。参见,根据我国1982年和1990年两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整理计算得出,1982年我国从业人员人均初等、中等和高等受教育年限分别为:4•308,1•81,0•035①;1990年我国从业人员人均初等、中等和高等受教育年限分别为:4•98,2•13,0.075。1982年平均教育综合指数为E0=4•308+1•4×1•81+2×0•035=6•912。1990年平均教育综合指数为E1=4•98+1•4×2•13+2×0.075=8.112。第二步,计算起止年间人均初等、中等、高等教育指数年增长率和教育综合指数平均年增长率(e)。采用几何平均法,公式为:e=(E1/E0)(1/n)-1,其中,n为终止年与起始年之间的间隔年限。
按上述公式计算,我国1982—1990年间初等教育指数年平均增长率为1•828%,中等为2•056%,高等为9•995%,可见,高等教育指数增长速度最快,它对教育综合指数年平均增长率的贡献应该最大,但是由于高等教育人均教育年限在数量上很小,采用麦迪逊的算法,我国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不会大。我国1982—1990年间教育综合指数年平均增长率e=(8•112/6•912)(1/8)-1=2•02%。由于工资的差别,进而劳动生产率的差别,是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个人的天赋素质、家庭背景、勤奋努力程度等都会导致工资或个人收入的差别,只有一部分差别可以归因于所受正规教育的不同,而且,劳动力质量、素质、技能的提高也不能完全归因于正规教育,因此,按照丹尼森等西方学者通行的算法,对于依据工资差别而计算出的教育综合指数的增长率(即由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带来的劳动量的增长率)用0•6做折算,于是,e=2•02%×0•6=1•21%。第三步,计算高等教育占年均总教育指数增长率的百分比②。高等教育所占的百分比为:Eh=5•45%。第四步,计算起止年间GNP的实际年平均增长率(y)。以本国货币不变价格计算的增长率习惯上称之为实际增长率。设我国1978年GNP值为100,则1982年GNP指数为131•8,1990年GNP指数为274•0[5],1982—1990年间GNP实际年平均增长率为:y=(274•0/131•8)(1/8)-1=9•58%。第五步,计算教育对产出增长率的贡献(Re)。Re=βe/y=0.7*1.21%÷9.58%×100%=8.84%。第六步,计算高等教育对产出增长率的贡献(Rh)。Rh=Eh*Re=5.45%×8.84%=0.48%。由上述计算结果可知,我国1982—1990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9•58个百分点中,有0•847个百分点是由教育带来的,所占份额为8•84%,即这期间教育对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速度的贡献率为8•84%,其中高等教育的贡献率为0•48%。可见,我国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是非常低的。
三、国际比较
1•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高教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率为什么如此低?这是因为尽管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最快,但是劳动力人均受高等教育的年限非常小,因而三级教育比较而言,它对GNP年增长速度的贡献也非常小。另一位美国学者利用AngusMaddison(1987)提供的数据(如),采用相同的计算方法,对西方六国1913年至1984年间教育及高等教育对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的贡献作出估算[6],结果如所示。由于所采用的计算模型、方法、指标与本文的相同,因而计算结果具有可比性。从可以看出,我国80年代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只相当于除美国之外其它五国60年代至70年代初期的水平,只高于德国70年代至80年代初期的水平(5•9%)。而高等教育的贡献率比美国40年代的水平还要低。在所列六国中,美国在1913—1984年间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率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这与美国重视高等教育发展,加速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的政策分不开。早在1940年美国高校在校学生数占同龄人口数的比例就达到了16%,是世界上率先进入高教大众化的国家。我国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率非常低的原因,主要在于社会劳动力人均高等教育年限太低。从中可以发现,至1984年15—64岁人口中,人均受正规高等教育年限美国为1•62、英国0•42、日本0•59、德国0•31、法国0•90、荷兰0•58,而中国1982年为0•035、1990年为0•075,相差达到了10倍左右。与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相比,中国的GNP年均增长速度在80年代要远远高于它们70年代至80年代初期的水平,但是许多经济研究都表明,中国80年代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扩大投资规模,而不是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因而还属于粗放式、以资本消耗为主的外延扩大式的增长模式。由于制度和结构的因素以及高教脱离社会经济生活等多方面原因,科技知识和劳动力质量提高所发挥的经济作用十分有限,这是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率贡献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可见,在整个80年代,我国高教发展严重滞后于国内外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失去了与国内经济、与世界高教同步发展的良好机遇。
【关键词】 新兵
关键词: 新兵;创伤和损伤;军事医学;军事人员;体育和训练
摘 要:目的 探讨新兵基础训练期间起始体能水平和训练伤的关系. 方法 在基础训练开始时对416名新兵进行6项体能测试并按总分分为成绩高、中、低组，以初始3km成绩分为3组，观察各组训练伤发生率. 结果 总分成绩高、中、低组各组间在总伤率、过劳性损伤及急性创伤性损伤发生率无统计学差异;3km跑成绩好的组发生过劳性损伤较多，成绩差的组发生急性创伤性损伤较多. 结论 针对不同体质的新兵，预防军训伤的侧重点应有所不同.
Keywords:recruits;wounds and injuries;military medicine;military personnel;physic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bstract:AIM To evalu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litary training injuries（MTI）and initial physical level in recruits during basic training.METHODS 416recruits were sepa-rated into three groups（high，middle and low）by total scores of six physical tests;and another three groups by scores of3km running，and we observe the incidence of MTI.RESULTS Incidences of MTI were of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high，middle and low groups.The group of high scores for3km running was liable to get overuse in-juries，and the group of low scores for3km was easy to get acute traumatic injuries.CONCLUSION It is important to take different measures to prevent MTI of recruits with dif-ferent physical level.
0 引言
在和平时期，国内外的军训伤主要发生于新兵基础训练阶段［1，2］ .目前认为，军事训练伤的发生是多因素作用的结果［2-5］ .国外研究表明，新兵入伍时3.86km跑成绩差者较成绩优者更易发生军训伤，建议其作为入伍筛选条件之一［6］ .我们采用前瞻性研究方法，重点对体能因素进行研究，为进一步干预提供依据.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陕某部参加1999年度基础训练的两全训步兵团部分新兵.训练时间:1999-01-01/1999-03-31.共416名，占应测人数100%.全部为男性，年龄（19.0±2.1）岁，身高（168.7±18.0）cm，体质量（58.6±8.2）kg，初中文化程度285人，高中116人，其他15人.
1.2 方法 体育教研室专业人员于开训时及结束时盲法测受试者3km跑、100m跑、立定跳远、立定投弹、引体向上、俯卧撑六项成绩.成绩换算参照199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颁布《士兵体能的测量和评价》.于开训前收集包括身高、体质量、年龄等项目在内的人文资料，完成基线调查.由两名专科医生每4wk逐连筛检和治疗伤员，填写《伤员个案调查表》，具体诊断标准参照《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伤诊断与分类标准》及相关文献［7］ .
统计学处理:全部数据经逻辑审核后输入数据库，采用率的χ2 检验.
2 结果
2.1 第一次测试总成绩与训练伤发生情况比较 为观察不同初始运动能力的新兵在整个基础训练过程中的训练情况，根据初始成绩，采用累积百分比拟定分组标准:成绩低组总分≤135，成绩中组总分>135，≤210，成绩高组总分>210，具体见Tab1.初始成绩总分与训练伤累积发生率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进一步将训练伤分为过劳性和急性创伤性损伤可以发现，尽管各组间有所变化，但仍无统计学意义.
表1 第一次测试总成绩分组与训练伤发生情况比较 略
2.2 3km跑成绩与训练伤的关系 以3km跑步初始成绩将416名受试者分为3组.结果，初始3km成绩好的组过劳性损伤发生率高于差组;初始3km跑成绩较差者发生过劳性损伤反而较低（Tab2）.
表2 初始3km跑成绩分组与训练伤发生情况比较 略
2.3 3km跑成绩与过劳性损伤的关系 以是否为过劳性损伤分组观察3km跑成绩，结果过劳性损伤组明显不如非受伤组［（13.44±2.10）min vs（12.60±1.55）min，P
3 讨论
美军在海湾战争后所修订的《野战条例》中再次强调，士兵的体能水平直接关系到战争准备能力.美军参加的数次战争经历都充分说明了体能在战场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事实证明，军人在战场上的生存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的耐力.新兵入伍时身体素质参差不齐，但在部队的训练是统一的行动，不管是否能够适应同样的训练强度，人人都必须完成同样的训练量.那么，身体素质较差的新兵所承受的运动负荷大于其自身的承受能力，是否会导致训练伤的发生呢?国外研究表明，入伍前的体格健康水平，或所进行过的体格锻炼活动容量，对于军事体育训练之后训练损伤的发生是个保护因子［8］ .本次调 查结果显示，在代表速度的100m跑，反映技术与上肢力量的立定投弹和引体向上的成绩均较差，原因在于受试对象相当一部分是由学生直接入伍，入伍前均无劳动史，也无规律的体育锻炼史，其力量，尤其是上肢力量较差，对要求掌握技术的项目表现更差，而技术要求相对简单的3km及下肢力量项目成绩较好，这与一般人群相比较容易理解.
将6项测试成绩参照军队标准换算成得分，根据第一次测试成绩将所有伤员分为3组，希望可以从中看出初始训练成绩与训练伤发生的关系.结果显示:总训练伤、过劳性损伤、急性创伤性损伤发生率均与3组总分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原因可能为:①不同初始成绩组间的训练伤发生情况真的无差异，这与以往的文献报道不一致［6］ ;②6项中某一项或几项差异有统计意义，但他们的和互相抵消，使其总分分组比较时结果差异不显著.为此，我们进一步对单项成绩分组，统计各组间的训练伤发生情况，其中较有意义的是:在11.12～20.00min之间初始3km成绩相对好的组，训练伤尤其是过劳性发生人数相对较多，这种结果是出人意料的.出现这种反常结果的原因可能是:①抽样误差造成的假阳性;②3km跑成绩较差组因发生急性创伤性损伤较多，伤员活动受限，导致过劳性损伤较少.所以它很可能是一种竞争偏倚所至.总之对这一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训练结束时受伤组与非受伤组（以过劳性损伤分组）比较，发现受伤组3km成绩的确不如非受伤组，表明训练伤对训练成绩的不利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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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本文从收入法国民经济核算出发，指出我国收入分配体系存在的问题：劳动报酬占GDP比重持续走低、资本收益占GDP比重持续上升。随后，本文分析了这一问题带来的后果及其对宏观经济内外均衡的影响：国内消费与投资比例失调、外贸顺差居高不下。最后，本文得出结论：收入分配体系存在的问题是我国当前一系列宏观经济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论文关键词：收入分配通货膨胀贸易顺差宏观经济
一、从收入法国民经济核算看我国收入分配体系
国民经济核算的收入法是从收入分配的角度，以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应得的份额以及应向政府支付的份额为出发点计算最终产出。按照这种核算方法，GDP的计算公式为：GDP=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IH+营业盈余。其中：劳动者报酬反映了劳动力在初次分配中的所得，生产税净额反映了政府在总产出中取走的部分，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之和反映了资本所得。收入法国民经济核算反映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政府、资本所有者对一定时期国民产出的占有状况，对整个分配格局的形成具有基础性作用，而收入分配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民经济中的消费、投资、税收行为。
图1反映了1996年至2006年我国劳动者、政府、资本所有者在国民经济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例。从图中可以明显的看出：在此期间，劳动报酬占GDP比重持续走低，而资本收益占GDP比重持续上升。这一趋势可以通过影响劳动者的消费行为、政府的税收行为、企业的投资行为影响我国宏观经济。同时，我国资本回报率自1993年以来处于上升趋势①，也影响了企业的投资行为。由图1可知初次分配中生产税净额占GDP比重较小且稳定，因此本文只考虑劳动者报酬与资本所得占GDP的比重及其变化趋势对我国宏观经济内外均衡的影响。
二、收入分配体系与宏观经济内部均衡
宏观经济内部均衡指的是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的状态。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内部均衡最突出的问题是物价指数高企，经济面临很大的通胀压力。国家统计局月度统计公报显示：自2007年3月CPI涨幅超过3％以后便一路走高，2008年4月达到8．5％。当前的主流观点认为这一轮物价上涨是由食品价格引领的结构性上涨，如国家发改委曾在国新办新闻会上表示“现在物价上涨是一种结构性的上涨，在结构性上涨的因素消失之后，国内的总需求和总供给在平衡的基础之上，可以保持物价总水平的基本稳定”。
本文认为，自2007年3月开始启动的这一轮物价上涨是由食品价格上涨引领的、劳动力成本上升推动的、固定资产投资需求拉动的新一轮物价整体上涨过程。食品供需失衡导致的短期物价结构性上涨是此轮物价上涨的直接原因，而其深层次原因则是失衡的收入分配体系造成的高投资率和低劳动报酬。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高投资率导致银行信贷扩张、流动性过剩并对物价稳定造成压力。如图1所示，由于资本在收入分配中获得了越来越大的份额，企业部门有了进行大规模投资的基础。同时本文第一部指出我国资本回报率持续上升，使得以逐利为目标的企业有了投资激励。因此出现了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代表的投资冲动。在中国目前的融资体系下，固定资产投资激增与信贷扩张有着密切联系。而信贷扩张又导致流动性过剩，成为通货膨胀的一个诱因。如图2所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与通胀率之间有着比较明显的相关关系。
其次，长期被压低的劳动力价格的回调要求使得劳动力成本有上升的压力。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持续走低，2005年占GDP比重为41．4％，而同期美国这一数值为56．4％@。以第二产业为例，有研究报告指出③：较之于发达国家，我国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相当于英国的1／16，但雇员工资仅为其1／27；相当于美国的1／18，但工资水平为其12／1；相当于日本的1／15，但工资水平为其1／22。较之于新兴国家，我国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韩国的1厂7，而工资水平为其1／13。较之于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马来西亚的1／3，而工资水平为其1／4；劳动生产率大约是印度的3倍，而工资水平大约是其2倍多一些。因此从长期来看，由于我国经济的发展、经济自身回调的力量、劳动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有增大的可能，劳动力成本也会逐渐上升。这几年频繁出现的“民工荒”，以及一再上调的最低工资标准，都是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表现。劳动力成本上升，必然从供给方面对物价造成上升压力。
因此，此次物价上涨过程既包括已经显露的压力——部分产品供需失衡，也有尚未充分显露的使物价长期上涨的压力——劳动力成本上升。所以，此轮．：勺价上涨过程有可能持续较长时间，在物价稳定后仍在高位徘徊，而难以出现随食品供给增加而使物价指数下降的情况。
除上文讨论的通货膨胀之外，国内许多宏观经济热点问题，如产业结构不合理、高耗能高污染项目屡禁不止、重复建设等问题，也与分配体系中资本处于强势、劳动处于弱势有关。也就是说：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以及丰厚的资本回报使得企业热衷于投资，没有动力进行技术革新和产业升级。本文结尾处的图4描述了这些问题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
三、收入分配体系与经济外部均衡
外部均衡指的是国际收支平衡。目前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着外部失衡的问题：经常项目维持巨额顺差，外汇储备不断增长。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外汇储备已经由2000年初的1561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初的15898亿美元，八年增长了约1O倍。外部失衡的加剧，对经济的内部均衡也产生了很大的压力。最突出的表现为被动投放基础货币导致国内流动性过剩。
关于我国宏观经济内部失衡的原因，有两派主要观点：首先，外资类金融机构认为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例如高盛高华在其研究报告中认为“汇率重估是保持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以促进经济增长的最有效途径”④。其次，国内一些研究机构和学者则从中国经济自身的特点出发，如二元结构、区域发展不平衡，认为汇率不是造成经济外部失衡的根本原因，单单依靠人民币升值无法解决巨额贸易顺差问题。
本文认为，除去尚存争议的人民币汇率估值问题，收入分配体系中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下降，资本回报占GDP比重上升，即“弱劳动、强资本”现象也是造成我国外贸顺差不断扩大，经济外部失衡的一个原因。具体的分析思路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快于工资率增长速度，从而造成资本所得在产出中比重增大，企业部门利润空间增大。人民币升值会使出口企业的收益减少，但企业可以通过降低利润来保持出口，所以会出现在人民币升值(主要是对美元)的情况下贸易顺差还在增长的现象。例如，2005年7月汇改时外汇储备为7327亿美元，而截止今年3月已增长至16821亿美元。转贴中国-下面通过一个简单的模型来表述劳动生产率与工资率的变动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假定：①国内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且只有家户与企业两个部门；②生产要素有劳动和资本两种；③产品的资本成本不变；④产品的售价与成本分别为P、C，社会总产品为Q，n为工资占总产出的比重。注意到完全竞争条件下P=C，则全社会工资总额为：
W=aCQ(1)
对(1)式两边取对数，得到：
LnW=Lna+LnC+LnQ(2)
对(21式两边微分，得到：
一：+
C。0
将(3)式改写为：
C=W-Q(4)
其中e表示劳动成本变动率，表示工资率变动率，O表示劳动生产率变动率。由(4)式分析可得：时，即劳动生产率增速大于工资率增速时，产品的劳动成本会呈现出下降趋势。由于假定资本成本不变，这一变化将会使得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增强，贸易盈余扩大，部分抵消本币升值对出口的不利影响。
下面以1992年为基期，1992年至2006年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与工资率增长率数据为依据，计算各年劳动生产率指数与工资率指数，作图3。由图3可以观察到：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指数高于工资率指数，且二者差值持续增大。考虑到制造业占我国外贸出口的比重很大，至2005年已达91．2％(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北京，2005年)，劳动生产率与工资率之间的差距极大地增强了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使得贸易顺差即使在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还是持续扩大，因为出口企业有相对大的利润空间消化本币升值对出口收益造成的影响。
四、结论
本文分析了我国收入分配体系中初次分配存在的问题，指出这一问题通过影响居民部门、企业部门的消费、投资行为，对我国宏观经济内外均衡的影响。本文的结论为：劳动报酬和资本回报的失衡，是造成我国通货膨胀、巨额贸易顺差等宏观经济内外部失衡的一个深层次原因。
为扭转宏观经济的内外失衡，本文认为可行的对策是：调整收入分配结构；an强人力资本投资；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第一，改善收入分配体制，提高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由本文的分析可知：劳动报酬的上升并不必然的降低利润、削弱企业竞争力。因为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成本两个因素。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即使在工资增长的情况下，企业部门也可以保证利润不变甚至增长。而且，提高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可以促进国内消费，避免我国经济过分依赖投资与出口所带来的危害。
第二，加强人力资本投资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是造成不同国家之间产出与国民收入悬殊的主要原因，较低的绝对工资水平往往伴随着较低的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理论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物质资本投资的贡献率已经远远小于人力资本的贡献率，人力资本投资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
关键词：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原因；对策
一 浙江省近二十年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情况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企业逐渐成为最大受益者。
初次分配是指国民总收入（即国民生产总值）直接与生产要素相联系的分配。任何生产活动都离不开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取得要素必须要支付报酬，这种报酬就形成各要素提供者的初次分配收入。主要包括居民提供生产要素所取得的报酬收入-劳动所得、政府利用国家权利对货物和服务的生产和再生产所征收的生产税和进口税形成的初次分配收入-生产税净额、企业在扣除其固定资产消耗和其他运营成本及税收后的净营业盈余形成的初次分配收入-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初次分配主要由市场机制形成，政府一般不直接干预初次分配。
从1990-2009年二十年浙江省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数据可以看出，劳动所得占GDP的比重呈下降的趋势，1990年居民初次分配占GDP的比重是52.66%，而到了2009年数据变为39.61%，这说明劳动所得占GDP的比重有了较快的下降。除1999年到2000年有所下滑外，企业初次分配收入比重呈明显上升趋势，由1990年的33.22%上升到2009年的45.53%，提高了12.31个百分点，特别是2000年以来上升较快，提高了10.01个百分点。2004年，企业初次分配收入比重一举超过居民初次分配收入比重，成为国民收入的最大受益者。比较而言，政府初次分配收入比重相对比较平稳。从下面对1990至2009年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的演变数据进行计量分析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上述的趋势。
二 浙江省国民收入再分配格局的变化情况
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是国民收入在初次分配基础上的进一步分配。这种分配是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的。再分配的格局，反映了各个收入主体真实可支配的收入份额，准确地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内国民收入入分配的状况。从近二十年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浙江省国民收入再分配格局有较大变化。自分税制改革之后，政府财政收入有较快增长，相比而言，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总体呈现出国民收入再分配向政府倾斜的现状。将1990-2009年浙江省国民收入再分配后政府财政收入和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的变化进行对比分析
可以看出，浙江省的政府财政总收入占GDP的比重在1990-2009年间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共上升6.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企业占再分配的比重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其中1990-1998年上升了20.33个百分点，这与政府财政总收入占GDP比重相比，变化较明显，而从1999-2002年这期间企业再分配收入所占比重下降了2.9个百分点，之后又呈现上升的趋势，比较平稳。而居民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却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从1990年的57.85%下降到2009年的29.64%，下降了28.21个百分点。
对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1994年分税制改革前，仍处于指令性计划经济的阶段，政府需要保证足够多的财力搞建设，所以浙江省政府财政收入在省GDP的比重很高。1992年，由于出现经济过热现象，中央政府于1993年6月24日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抑制经济过热，政府让利与居民和企业的宏观调控政策全面展开，政府财政收入有所减少。浙江省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2年开始下降，与1991年相比，大约下降了1.4个百分点。这种下降的趋势一直持续到1997年。1993-1997年，浙江省政府财政收入的比重总体下降了1.38个百分点。1997年下半年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由"适度从紧"、"稳中求进"转向了"扩大内需"。政府实施了调整收入分配，适当增加中低收入阶层居民的收入等政策措施，浙江省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有所回升。
三 原因分析
从浙江省的各种数据及情况进行实证分析，我们可以推导出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一个平等、自由的劳资双方讨价还价的机制，资方偏向的制度环境使劳动者在讨价还价中处于极其不利的境地。
在我国，资方偏向的制度环境具体表现为：买方垄断的劳动力市场结构、劳动者选择权缺失、资方偏向的第三方力量以及低工资的历史传统等。上述因素导致我国形成了一个具有典型特征的资方偏向的制度环境，构成了劳动份额提高的制度障碍。
首先，买方垄断是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基本特征。在劳动力供过于求的背景下，企业在大量分散的、缺乏统一组织又急需就业的劳动者面前，俨然成为垄断者。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所具有的垄断能力既与劳动力的供过于求有关，也与劳动者缺乏组织有关。分散的劳动者单独面对企业时，不仅势单力薄，而且谈判成本高昂。在劳动力严重供过于求的背景下，劳动者要么接受、要么走开。当企业成为工资制定者，劳动者由于种种原因，不得不接受该工资标准时，工资低于劳动贡献就成为常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