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客家文化;客家山歌;客家情歌;客家童谣
客家先民世代居住在中原地区,那里曾经是汉唐文化的中心。罗香林在《客家研究导论》里认为:公元4世纪前后,中原地区战乱不息,灾荒频繁,成千上万失去家园的灾民成批往较为平静、地旷人稀的南方山区逃亡。上下近千年,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到了宋末至清代中期才逐渐在福建、江西、广东、广西、湖南、四川及台湾等地定居下来。“先到为主,后到为客。”当地原住民称这群后来入籍的人为“客人”,当地官府注籍中亦称为“客户”,以后通称为客家、客家人。在客家人的意识中最重“忠、孝、节、义”,把不忠、不孝、不义和失节视为大逆不道,同时,也极注重“仁、信、礼、智”,把不仁、不信、非礼、非智视为最大不敬和缺德。这些都集中反映在客家文化意识中为人处世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
客家人经过五次大迁徒,先后与岭南的畲、瑶、黎等少数民族共同生活,文化上也相互影响、融化。客家山歌正是将中原文化神韵与岭南文化、赣南文化、闽西文化相结合,集体创造出来的口头文艺艺术珍品。
客家山歌是极具民系特色的文艺形式,它们结构短小、韵味和谐、内容丰富。客家山歌大致分为有怀古歌、劝世歌、时政歌、情歌、刀花歌、女红歌、开锁歌等,这些山歌从各个侧面反映了客家人的生活。由于琅琅上口,易歌易记,流传方便,因此群众基础十分扎实,正如这样一首山歌所唱的:“爱唱山歌只管来,拿条凳子坐下来;唱到鸡毛沉落海,唱到石头浮起来。爱唱山歌就来唱,唱到日头对月光;唱到麒麟对狮子,唱到金鸡对凤凰。”
对于客家山歌的文学价值和劳动人民创造的才智,嘉应著名诗人黄遵宪作过高度评价:“十五国风妙绝古今,妇人女子矢口而成,使学士大夫操笔为之。反不能尔。以人籁易为,天籁难学也。”
客家山歌形式丰富,种类繁多。从形态上看,可以分为“平地山歌”、“山地山歌”、“过山溜”、“五句半”等;从内容上看,可以分为原始山歌、情歌、童谣等, 但无论是什么内容、什么形态,大多是客家男女在“冈头溪尾,肩挑一担,竟日往复”即兴吟唱出来的,是客家劳动人民发自肺腑的天籁之声。
1.原始山歌
原始山歌是指最原始的客家民谣,它们曲调悠扬、豪放,节奏流畅自由,声音拖得很长。套句客家名言“自古山歌从口出,哪有山歌船载来?”由此可见“客家山歌”之底蕴是多么的丰富。
客家人开门见山,出门爬山,耕山种田。男女老少都能在不间断劳动或行走的情况吟唱山歌:“山歌唔唱心唔开,大路唔行生青苔。”这种“出门即山歌不断”逐渐成为客家人生活的习惯。而且大部分客家先民是从事水田农耕或在荒山野岭垦荒种茶,生活异常艰苦。如山歌所唱“早晨爬起唔颗米,打只山歌充个饥。以为唱歌唱得饱,唔晓越唱越肚饥。”“话起茶农真可怜,半碗酸菜一撮盐;吃杯老茶算是酒,吃碗豆腐算过年。”充分反映出在艰难的生活环境下客家人具有勤劳勇敢、团结务实、艰苦朴素的美德。
客家山歌是民众之歌、民众之声。正如有山歌中唱到:“要唱山歌只管来,拿条凳子坐下来;唱到鸡毛沉落水,唱到石头浮起来。”。高尔基曾说:“从太古以来,民歌总是亲切地伴着历史,它们有自己的意见……不知道人民的口头创作是不能了解人民真正历史的。”客家民歌真实地反映和记录了客家人的爱与恨、兴与衰、情与志。
2.情歌
在客家山歌的海洋中,情歌是至为重要的部分。马克思说:“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爱情是人类情感中最温馨、美好、伟大的感情,是一种复杂、高尚、纯洁的心灵交融,是一种矛盾、微妙的心理现象。罗香林先生在《客家研究导论》中提到:“客家男女,雅好歌唱,偶过冈头,樵夫薪妇,耕子牧童,唱和之声,洋洋盈耳。虽其歌词多属男女相悦之句,然其婉曲取喻,哀感玩艳,有足多者。”他指出流传的客家山歌,以男女情歌为主。客家地区由于封建礼教的约束特别严格,青年男女的婚姻不能自主,没有花前月下的卿卿我我,加以山区的文化生活特别贫乏。因此,在田头地尾,深山野岭等人少之处,他们往往会对上几首客家山歌,用来排解精神上的苦恼愁闷,表达相互之间的爱慕思念,诉说自己的不幸身世,阐述各自的婚恋观念。他们以歌传情、以歌叙事、传递心声、袒露情怀。唱山歌是他们重要的文化活动。“客家情歌,与客家地区的婚姻习俗共依存,独特的婚俗形态构成客家男女之间的独特的情恋方式。”用谭元亨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打开一部客家山歌,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它的情歌,且不说它占了大部分的篇幅,而且也集中了客家山歌的全部艺术成就,代表了客家山歌中最强烈的人文精神。”他在评价客家情歌的美学价值时,将其与魏晋南北朝时的美学精神进行对照,可谓精辟:客家情歌,其出类拔萃之处,当在其浓,火一样的爱情,以及烈火一般为爱情而抗争的倾诉。大胆、泼辣、敢作敢为、教人不得不联想到魏晋南北朝那样一个独钟于情、称情放达的浓于热情的伟大时代。
客家情歌有它悠久的传统。唱客家情歌不是随时随地可一展高喉的,因为人们备受封建礼教的约束,不能任意高歌,只有在田头地里、上山砍柴或僻静之地才能放声歌唱。情歌在固守陈规的山乡有伤风败俗之嫌,所以我们现任看到正式出版的山歌集子,都是经过了整理和过滤,许多涉及两性的描写、吟唱都被“净化”了。其实在乡野村头的口传山歌,更能反映性别文化的本义。
3.童谣
[论文摘要]门楼是客家民居中最为人注意的突出部位之一。由于受特殊的历史文化和地理环境的影响，客家民居门楼充满着浓郁的客乡风情，其外在的艺术表现形式往往内在地蕴涵着深刻的客乡文化，体现了客家人的生活生产方式、风俗习惯、及审美观念。
客家民居建筑主要有围楼、走马楼、五凤楼、四点金、殿堂式、围龙屋和中西混合式等，围龙屋是其中最普遍也是最具特色的。它与北方的四合院、陕西的窑洞、广西的杆栏式、云南的一颗印合称为中国民间五大传统民居建筑形式，被誉为“中国古建筑的奇葩”，“东方文明的一颗明珠”。客家民居不但在外型上具有独特的“客”味，在具体的细节中也能突出地反映“客”的文化特征。门楼乃客家民居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蕴含着浓郁的“客家”文化底蕴。客家民居建筑的独特外形及其浓郁的客家文化特征早已受到了中外客家学研究者的重视，①然而，客家民居门楼却似乎被忽略，在对客家民居建筑的研究中几乎未作探讨。本文旨在对此作一初步的探讨，从客家民居门楼的设置及其装饰艺术，揭示其设计中的民俗与文化内涵。
一、客家门楼的类型及影响门楼安置的因素
门楼是一栋大型建筑物的最主要甚至是整栋建筑物的通道口，是人和物进出的主要通道。客家民居的门楼通常包括大门、侧门、斗门三大类。大门是整个民居的中心，其位置与造型、装饰都是非常重要的。有安全、交通、分隔、采光、保温等功能，还具有风水、象征功能。围龙屋、五凤楼、土楼等所有的客家民居都必有大门。门的造型和色彩对客家民居的整体装饰效果影响很大，因此，一般都将其纳入建筑总设计的重中之重。围龙屋的大门两旁，设方形石座，有的设石狮。大门进去则是下厅，过天井之后则是上厅。
侧门是围龙屋、五凤楼等府第式客家民居特有的门类，是堂屋两侧横屋的外大门，呈对称在大门两边。小的民居有一对，大的民居有三对，根据两边的横屋排数而定。
有些客家民居正大门前有禾坪，其周围有高高的墙，在墙的两端各开一个大门，叫“斗门”。门楼的功能有如现代住宅小区的出口和保卫室。客家民居通过房屋的外墙和围墙把整座民居、门坪、池塘等围成相对独立、而紧骤的一个区域。一般来说，整座民居里居住的都是叔伯、妯哩等近亲，传统的近亲意识比较浓郁。
一方水土养一方文化，因自然气候、地理环境等条件的不同而形成了各地区、各民族带有鲜明的、浓厚的民族特色和地方色彩的文化。客家民居门楼的安置与客家人的生活与生产以及具体的生产生活方式、环境息息相关，也与客家人独特的审美情趣、心理有关，贯穿着独特的理念。
1．百年开基观念
在客家人看来，客家民居的修建将是百年立基的开始，而客家门楼的安置则是整个建筑中的关键事项，甚至被认定将影响整个家族未来发展是否兴盛的重要决定因素。因此，它的朝向、它的安置时刻、它的大小规格甚至于它细微局部的装饰如色调设计等，所有这些都有着严格的规定性。
敬祖是中国传统家族制度的一个核心。客家人的敬祖思想表现得更显著更强烈，他们对祖宗的崇敬在客家民居中得到充分的表现，不管是土楼、五凤楼，还是围龙屋，祖堂总是处在中轴线上，是整座民居的中心，祖堂正对大门人口，开间比环周的房间显著加宽，一进民居大门，一眼就能看见它显要突出的地位。
2．家族、宗族观念的影响
客家人有着强烈的家族聚居观念。客家地处山岭重叠的山区，往往是八山一水一分田，其间溪流密布，山水之间大小不一的盆地便成为客家先民南迁时～村一族聚居的好地方。光绪《嘉应州志》说：粤东“无平原广陌，其田多在山谷间，高者恒苦旱，下者恒苦涝。”严酷的生存环境也往往要求他们共同开发耕作。为适应当时当地的环境，客家人的民居建筑也形成了典型的集群居住特征，通廊式方楼、圆楼突出地显示出了家族宗族的群体性。居于中心的祖祠显示着宗族的尊严，而防盗、防火、饲养、加工储藏等各种生活设施综合在一起，血缘近亲聚居在一个屋顶之下，连为一体，达到在生活和生产中互助合作的目的。这种建筑形式显然有利于家族宗族的安居乐业和兴旺发达。而所有这些观念则都使整个建筑处于一个宏观的整之中，使门楼往往成为整个建筑的核心出口，维系着整个家族的大统一。
3．劳动和生活条件的影响
客家生活除去出外谋生的外，留下者多以农业为主，因此，农业生活对房屋布置也起着很大的影响。为了从事农业生产方便及就近看守农作物，住宅常常建于所垦种的田野中，造成住宅各个分散，并不紧密排列的布局。为了要解决农务上打谷、晒谷、扬谷及其它杂粮整理的需要，一般住宅大门外就都有禾坪的设置。再外筑围墙、池塘和斗门，使之显得相对独立与安全。
4．门楼突出的防护功能
客家民居的外墙很厚，围龙屋除中间大门及横屋前端的小门外，很少再设其他门户出入。土围楼就只有一个大门出入。整座民居窗户开得少而且狭小，具有特别强的防御性。一方面则是因为客家人所有的“家当”都集中在楼内，必须给予很好的保护，另一方面是对“敌人”或者“外人”的防范。客家住宅大都建于平地山坡交界的地方，前置禾坪、后设堂楼、左右夹峙横屋以及“围龙”、炮楼、枪眼，既可以护卫自己，又可以居高临下，击退敌人。为了避免敌人的侵入，所有民居在房屋内部的门却开得极多窗也很大，可以畅行无阻。这既使敌人难于攻入，而自己却能迅速调配力量。此外，春房、磨房、鸡舍、猪圈、牛栏、柴房、谷仓、水井等设于宅内，在必要时可作为老弱妇孺及贵重财物的避难场所。
5．地理环境和风水观念
客家民居非常注重地理环境，包含龙脉(山神地理走势)风水等，特别是其中的风水观念，门楼则是其中的决定性因素。客家先民热衷于祈求自己住宅的安全与族人的平安。汉族本来就有信赖风水先生的习俗，而客家人显得尤为热心。所谓风水，是以相看墓地、家宅的防卫和形状来判断凶吉的迷信；所谓风水先生就是鉴定风水的人。迷信风水与客家住宅的兴建有着很大的关系。因为讲究风水，必须慎重地观测研究其来龙去脉，选择优良的位置。因此往往找到的位置不一定是在自己的土地上，而必须以高价购买，所以对客家人来讲，要盖房子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不但是选择地形注重风水，就是选择吉日良辰兴工，又必须与全家的出生时辰相配合房子的高矮大小式样，除财力因素外，基地的高低房屋的方向及建筑的结构都决定于“地理风水”的要求。因此，尽管同在一个地方，有些是圆楼，有些是方楼，主要是依靠风水先生鉴定的结果而修筑的根据古老的传说，面向正南，可以人丁兴旺，所以建筑大都采取朝南的方向。但在客家山区民居的方向依山形而定的多，理想的座北朝南并不多见。因而有些在地理环境上不能向南的，也都尽可能使大门单独朝向南方，使一些住宅出现大门与住宅本身方向不一致。此外，受门前有水可以“聚积财富”、“有财有势”的观念的影响，如果建筑附近有河的，大门都面向河流上游，以示财势源源而来。没有河流的，则在禾坪前面砌筑鱼塘来象征它，希望取得吉利的兆头。当然，造夯土墙需大量的泥土，挖塘的泥土起到重要作用。
二、客家民居门楼装饰的社会文化与审美特征
建筑装饰是附加于建筑构件上的一种艺术处理，如柱梁的雕饰、屋面脊饰、外檐装饰，大门入口装饰等。其艺术特征是充分利用材料的质感和工艺特点进行艺术加工，恰当地选择我国传统的绘画、雕刻、书法、色彩、图案等多种艺术特点，相互结合，灵活应用，从而达到建筑风格和美感的协调和统一在客家传统的民居建筑中，所有这些装饰的目的除了美化建筑物外，也有着严肃的心理和文化意义，尽管它们在生活中不一定会影响建筑本身的实用价值。
1．客家民居门楼装饰的一般社会意义
在我国传统封建等级社会中，民居建筑的装饰是显示户主地位和财富的标志。据史料记载，民宅使用装饰装修的制度规定极严。宋制规定“非官室寺观，毋得彩画棱宇及朱黑漆梁柱窗雕。”明制规定，“庶民所居房舍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拱及彩色装饰”。直到清代，有关民居建筑装饰的制度限制才被放宽，南北各地民宅装饰有了很大发展，不但在木材上施以雕饰，而且充分运用了传统的石雕、砖雕等优秀工艺，各地各民族结合和发挥各地区的传统技艺和特点，创造了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的装饰。
在客家民居的门楼装饰中，也深刻地体现表现门第贫富贵贱观念。门楼装饰中的各种木雕、石雕绘画装饰，其目的是把装饰部位显示出来为人们观赏，也是表现门第贫富贵贱的一个重要部位，故户主都不惜花费资财，从用料、式样、题材到色彩、装饰等各方面，竭其能力而为之。有些在海外的客家华侨不惜花重金从海外运来材料，耗时多年建一客家民居。
客家民居主大门是客家礼仪、礼俗的重要场所和必经之地，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般地说，客家礼仪活动，如敬祖、嫁娶、做寿、乔迁、回乡等都首先要进大门。而平时则无所谓大门侧门，只要方便即可。因此，大门的装饰大都尽可能用木雕、石雕装饰梁柱，图画装饰墙面。这足以说明大门的地位以及风俗特点。
2．客家民居门楼装饰与表达祈望心理的文化特征
现存的较完整的传统客家民居主要是清中期和清晚期时的建筑，典型的如粤东大埔县黄塘乡张弼士故居“光禄第”、大埔百侯的“通尔第”、黄砂乡的“进士第”、梅县松口铜琶村谢姓“荣禄第”等。这些建筑外型堂皇美观，布局严谨，多采用我国民族传统建筑工艺中最先进的“抬梁式”和“穿斗式”混合结构，且其用料讲究，多采用三合土或青砖为墙，雕梁画栋，工艺精美。清晚期，客家华侨将传统的客家房屋结构结合西洋的建筑艺术，在故乡修建了一些中西混合式民居，典型的有梅县白宫的“联芳楼”、程江乡的“万秋楼”等，其外观上吸收了西洋的艺术装饰，内部则仍然是道地的客家民居传统结构。
从现存完整的客家民居看，门楼装饰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意匠特征。它的表现充分运用了我国传统的象征寓意和祈望的手法，将客家人的哲理、伦理等思想和审美意识结合起来。门楼装饰的象征性，通常是形声或形象来表达。如用狮、麒麟表示吉祥、瑞庆、权势，牡丹有富贵之意义，用莲花托大斗(斗与升同形)，斗中置三层，意为连升三级等。这些图案花纹大多反映了客家民众的吉祥愿望，幸福追求，欣赏趣味，美学观念以及风俗习惯等。
在中国传统建筑中，门楼的楹联、匾额是极有特色的建筑装饰，也是民族精神和文化在建筑上的一种体现。这个传统随着客家人的南迁也带进了坐落在偏僻山区的民居中，并生根发展。门楼上首先是楼名。在客家民居中，几乎每一座楼都要取一个楼名。楼名大多用吉祥文字组合，讨吉利祥和的兆头如梅州梁姓人的承德楼、梅县桥溪的继善楼、大埔百侯的通尔第等。其次是楹联，很多以楼名作藏头嵌字联，作为大门的对联，进一步阐明涵义、催人奋进构成传统族训的核心。如大埔的方形石楼泰安楼泰然一室，安住层楼；怀永第：怀远于德，永享其隆维新楼：维系循良世泽，新绳教友家风；等等。客家民居内各户房门都张贴对联，可以说是有门必有对联。客家门楼的对联往往是无声的教诲，它对恪守封建伦理与家族规范持续不断地起着灌输、训诫、警策的作用，教育子孙后代如何做人、如何处世、如何奋斗、如何成才，从而形成客家民居内部独特的文化氛围，体现了客家人的价值观念与审美理想，是客家人重教思想在民居建筑中的一个很有特色的表现。
此外，客家人在新屋建成，进住之前要“出煞”是为着净宅而进行的赶鬼驱邪仪式。新迁的第一日，当日凌晨，正厅放大桌一张，桌上有白米一斗，干谷二斗，泥刀、油尺、墨斗、大红包等。厅堂正中放八仙桌数张，摆到大门前，桌上用白棉布数丈，直铺到门口，风水先生头裹红巾，身穿素衣，左手抓雄鸡，右手握七星宝剑，口中念咒，把鸡杀死，鸡血洒在白布上，直出大门，把鸡丢在大门外，泥水匠、木匠用红木棒大力打布，齐出大门，随即鸣炮、打锣鼓，大闹助威送出大门。“出煞”完毕后，早上吉时进新屋，进屋时，请本族有名望有多子多孙的老人夫妇“开大门”，男左女右，站于大门，等待外面祭门神完毕，由老夫妇开门，开门时，说吉利话：“左开门，财丁来”“右开门，富贵来”。合说：“财丁富贵一齐来”。主家即掌灯入门，家具随进。此俗，如今的客家乡村依然流行着。新迁时，大门的装点最隆重，一般要贴乔迁对联，在大门上方还要挂大块红布，以镇凶避邪。
3．客家民居门楼装饰的审美情趣
客家民居门楼装饰的目的，首先是为了使门楼建筑物美观悦目，并不是随意使用装饰就能表达出来的。因而也是客家民居外观装饰最重点部位，无论在装饰题材，用料工艺、色彩，甚至尺度处理上都是最突出和隆重的。客家民居门楼外观属比较庄重朴实的屋檐式。较富裕的住家常对大门两侧墙面进行装饰，墙裙、墙基、门楣用麻石雕饰。檐下梁枋用木雕，木雕装饰结合实用功能在建筑构件上进行装饰，增加了建筑的精巧与美观，大门上方的梁柱木雕通常采用通雕或空雕法，外观表现简朴粗犷，适合于远视。门屏等雕饰则用浅浮雕、工艺精致，适合于近观。门楼装饰中的收口部位，通常进行雕饰处理，既藏拙又美观。如大门梁架的桃尖粮头，有的地方称为楚尾或倒吊莲花。
因为客家民居很少大面积使用鲜艳耀眼的色彩，而多以白、灰或以材料原色为主，因而在门楼装饰的色彩处理上，常以较为鲜艳的色彩进行重点装饰。如红、黑、金、
总之，客家门楼在客家建筑中是如此之重要，甚至已经成为决定客家民居的最基本因素，它寄托着客家人对未来的憧憬，也成为他们对未来的信心之源。比如，全家人的生活似乎都受到门楼朝向的指引。因此，当客家人建新房时，总爱去找风水先生，寻求的最佳朝向。当觉得家里人不太顺畅时也往往会归咎于门楼朝向。直到今天，客家农村地区，甚至在非常现代化的城市中间的高级公寓中都常常可以看到经过特别“纠偏”的门户朝向。客家门楼特殊的建筑过程、客家门楼的特殊组成及其上面的一些装饰都有着特殊的文化内涵，如，门外的狮子具有特殊的镇邪作用，门上的一些绘画亦有着同样的意义。显然，客家门楼浓缩了客家文化特色，深刻地反映了客家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或许，所有这些皆可称之为客家人的“门楼心态”，在客家人的生活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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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客家；客家方言；客家文化
萨丕尔认为语言的特殊性质明显反映了人们的观念和习俗。并且在其《语言论》一书中明确指出：语言和我们的思路不可分解地交织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同一回事。语言能够反映文化已经成为毋庸赘言的事实。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人们的观念与习俗，或者说文化不可避免地会折射在其语言生活当中。或者直接说，他们的语言就是其文化体系的一部分。客家人的客家方言的背后同样蕴涵着深厚的客家文化。
要通过客家方言去了解客家文化，首先须弄清何为“客家”。
一、客家民系
客家是汉民族的一个支系。权威的《辞海》中“客家”这一条目这样说道：“相传西晋末永嘉年间（四世纪初），黄河流域的一部分汉人因战乱南徙渡江，至唐末（九世纪初）以及南宋末（十三世纪末）又大批过江南下至赣、闽以及粤东、粤北等地，被称为‘客家’，以别于当地原来的居民，后遂相沿而成这一部分汉人的自称。”客家人与当地生民、土著共处，开发了东南沿海腹地这片蛮荒山区。他们在适应、改造崭新的自然物质环境和社会习俗过程中，一方面继续保持了汉族古老文化和语言，没有随祖地中原汉人走相同的变化道路；另一方面，也发展、变革了自身，以及与操赣、闽、粤语的旁系和百越后裔土著接触，又融入了他们的一些特点，从而形成了一个与中原汉人有别的群体。宋末至明清时期，在赣南、闽西的这个群体又一批批陆续往粤东北迁徙，被当地的福佬人及广府人称为“客家”。从此，“客家”这一称谓便一直延续至今。
客家方言是客家人所说的话，属于汉语方言之一。它有别于其他的七大方言都是以地域而得名，客家方言则是以客家这一民系来命名。这也侧面反映了客家民系在世界范围内分布之广。客家话的词语丰富多彩，既保留有相当一批古汉语词语，反映历史的沉淀；又有了自身变更、创新的以及与土著或旁系接触融合的一些词语，承载客家特有的文化。下文主要从客家方言中的语词、熟语、谚语等语言现象来揭示其反映的移民文化和地理文化。
二、客家方言体现的移民文化
一般学界认为客家的形成有五次迁徙，如此大规模的迁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罕见的。客家人行走天下移民世界且在海外商界不乏成功者，因此还有“东方犹太人”之称。这是客家文化中的移民文化。客家先民从遥远的黄河流域一路迁徙至今天的粤、闽、赣交界处。因外来人的身份而被迫到了偏远的山区安家落户，与当地的百越土著共同磨合、共同开发蛮荒山区。
来自中原地区的客家先民对于故土有着沉重的思念，而身在异乡最好的寄托便是乡音。客家先民也认为客家方言是中原音韵，是族群的象征，也是联系起整个客家民系的纽带。因此即便过去千百年，客家话也还保留着中古音韵。在客家人中也有一句“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的组训，这也可以看出客家方言对于客家人的重要。但是语言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词汇更是这个语言系统中发展最活跃的因素，不管客家人怎样固守客家话，在与古百越少数民族长期的接触中，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古百越语的痕迹遗留在客家方言当中。最明显的即表现在客家方言的词汇上。
邓晓华在《客家话与苗瑶壮侗语的关系问题》（1999）一文指出，词汇学的证据表明了客家话与苗瑶语（特别是畲语）和壮侗语有极其密切的关系，最基本、最常用，最有客家话特色的一批词来源于苗瑶语和壮侗语。在他列举的68个客家话最常用，最基本的口语特征词当中，有三分之二的词的音义形式与苗瑶语更接近。这就反映了在历史上，由中原而来的客家先民南迁到粤闽赣交界地区后与古百越的畲、苗瑶语族群以及壮侗语族群之间有过密切的文化互动关系。这种语言上的接触正是客家移民文化的印证。
在客家族群的先后五次大迁徙中，曾出现过回迁的现象。这就导致了闽西、粤北地区的客家话内部比较一致，而赣南地区的客家话则比较复杂。不同的移民层次带来的差异也反映在了词汇上。以“荸荠”为例，赣南的早期移民所居地域以及移民层次较单一的地区今一般说“马荠子”或“马荠”（于都、宁都、石城、瑞金、安远、定南等普遍如此），而移民年代较晚和移民层次纷杂的地区今一般说“荸荠”。据韦树关（2000）考证，“马荠”一词中的“马”是台语素，壮侗语族壮傣语支中的水果即为“mak7”，那么很显然“马”这一语素是古百越语在客家话中的底层遗留。“马荠”又是客家方言与古百越语接触的一个例证。而移民年代较晚的和移民层次纷杂的地区，如大余、南康、崇义，上犹等，没有与百越杂处的历史，因此用的是“荸荠”
三、客家方言中的地理文化
在前面提到过，客家先民南迁到粤闽赣交界处的山区，在那里安家落户，繁衍生息。在客家方言中有很多语词及熟语能够反映出客家先民的所生存的自然环境。有很多的词汇与山居稻作相关。这些词当中有一批是外区罕见的特征词，这类词对内有很强的“一致性”，对外有很大的“排他性”，是客家方言的“代表”。（温昌衍，2005）
例如“”，山脊义，有屋（屋脊）、岭。“坑”，ha1，山沟、山谷义。在客家话中，如果说一个地方很偏僻、很闭塞、很多山，也会说成“蛮山”、“蛮坑”。vo1，凹陷成窟处，有熟语“大～细湖唔好行”，值得注意的是，因地面凹陷成坑，则有可能会有积水，而客家方言是将之称为“湖”的。小小的水洼，也能称作湖，可见客家先民居住的地理环境特点是山多湖少。
还有一些词汇是与稻作文化有关的。如“陂”，pi1，堤坝；“圳沟”，te5k1，水渠，水沟。圳沟通常是在水田之间用作储水用的一条水沟，陂则是为拦水而垒砌的堤坝。而同样的客家话中的“旱地”hn6 thi3一词，则是指山上种作物的地（与水田相对）。由此可见客家先民有着深厚的山居稻作文明，并且形成了这样山地的地理文化。
结语
客家是我们汉民族一支独特的民系，客家方言很好的记录了这支民系在迁徙中所形成的客家文化。其实，本文所谈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客家文化还有很深厚的内涵值得挖掘。我们研究客家方言与客家文化，是为了更好的发扬、传承这种文化中的精华，摒弃其中的糟粕。（作者单位：广西民族大学研究生院）
参考文献：
[1] 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M].商务印书馆，1985
[2] 罗美珍，林立芳，饶长溶.客家话通用词典[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10
近年来由于对“客家商人”研究的重视，作为“世界华商第一人”的张弼士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1］但纵观各项研究成果，分析其创业和致富的经过和外部因素的多，而探讨其内在因素的很少;研究其充分利用时代所赋予的机遇而致富的多，而很少关注到客家传统社会与文化对他创业和发展的影响。本文试从张弼士作为从粤东山区走出去的客家人的视角，探讨传统客家社会与文化对张弼士创业与发展的影响，以及他对客家社会与文化传承和发展的贡献。
一、“下南洋”:从客家山村走出的穷小子
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十一月初九(公历12月21日)，张弼士出生于广东省大埔县维新甲(现西河镇)车轮坪村。张弼士本名肇燮，别名振勋，弼士是他的字。自他在南洋成名后，一直以“张弼士”通行。其父张兰轩是乡村私塾教师，兼业中医;母亲是山村劳动妇女，耕种几亩薄地，家境贫寒。对于他在咸丰八年18岁时为何外出“下南洋”谋生，除说家庭贫困和遇到自然灾难外，学者论述很少。其实他的“下南洋”，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社会背景。
1．客家人的身份，是他“下南洋”的潜在基因
大埔自建县以来，长期属潮州管辖。当地有句俗语“大埔无潮，澄海无客”，指的是在潮州所辖的各县中，大埔县没有讲潮州话的，澄海县没有讲客家话的。也就是说大埔县是纯客家人居住区。张弼士就出生于这个纯客家县中的张氏大家族中。大埔县素有“饶半城、张半县”之说，指的是在老县城茶阳，饶姓人口最多，而在全县范围内，以张姓人口最多。张姓是全县的大姓，主要分布于茶阳、百侯、西河、三河、大麻、古野、高陂等地，不过派系很多。西河黄堂车轮坪村张氏开基祖张月兴，约明初定居于此。据百侯南山《张氏族谱》记载，西河张氏开基太始祖三十郎公由福建宁化迁连城林坊乡张坊村，生子太三郎。太三郎于宋末由福建连城移居大埔之神泉，生子曰念三郎。念三郎，“于元仁宗延佑元年十月初一日(1312)，自神泉大埔村徙溪南埔开基，为溪南埔、黄堂、南山等地张氏之始迁祖。”“配郑氏、曾氏、黄氏，生四子，分孝、悌、忠、信四房。孝房:长子三十三郎翰华公;悌房:次子三十四郎翰周公;忠房:三子三十五郎翰威公;信房:四子三十六郎翰清公。孝房传至四世月兴公，开基黄堂车轮坪。悌房、忠房仍在溪南埔，我信房传至四世垂裕(又名侯山)公，明初至南山创拓基业，遂世居焉。”①传至张兰轩，生肇祥、肇鸿、肇燮、肇洪四子，张弼士即肇燮为兰轩第三子，是张氏在黄塘开基后的第21世。根据客家学研究开创者和奠基人罗香林的研究，客家人具有“好动与野心”的特性。认为客家人，“生性好动，男子从不肯安闲闲地在家乡住着，除非少数号称绅士的人们。普通男子，无论贫富贵贱，苟无家务拘束，大抵都欲及时外出，尝尝异地风光，或经营各业。幸而所营成就，更以外出为业。”［2］244张弼士作为客家男子的一分子，身上应潜藏着外出经营的性格和野心。
2．人多地少、家境清贫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是他“下南洋”的社会因素
粤东大埔县为典型山区，境内多为丘陵山地，约占总面积90%，海拔自200米至1400米不等，故向有“山之山”之称。“耕稼之地，十仅一二。”①适合耕作的田地相当少。但自清初以来，随着社会的稳定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人口发展相当快。至嘉庆七年(1802)时，全县有人口10万余人。而当时全县耕地才9万余亩，且公尝等公用土地占了近一半，因此人均耕地不足半亩，人地矛盾相当突出。为了取得生存所必需的粮食，维持生计，农民生产非常勤奋。“农亦最勤，岁两熟。低洼为田，种占禾糯各稻;高燥为园，种粟、菽、薯、芋、番薯、瓜蔬诸物，以佐谷食。近亦有种甘蔗、管蔗，煮汁炼糖，及烟草，以贩外省。山居小民，则烧山治畲，栽种旱禾、油茶、油桐、杉松，以供日食，勤苦倍甚。”②他们在田地里种植各种农作物和经济作物。为充分利用山地，还在山里开了很多梯田，种植旱稻、红薯等耐旱作物。“山谷迤逦有水之处，自麓而跻腰颠皆阪田鳞次，远望如梯级，如蹬道焉。其不可田者烧治为畲，以树旱禾、姜、豆、瓜、瓠、薯、芋，佐佽谷食。”③但人多地少，土地所出，不足维持三个月之需，生计成为当时人们面临的主要问题。为此，很多人便选择外出谋生。晚清至民国年间，这种现象在大埔县相当普遍。正如民国《大埔县志》所记载:“山多田少，树艺无方，土地所出，不给食用。走川生，越重洋，离乡井，背父母，以蕲补救。未及成童，即为游子，比比皆是。”［3］卷11尤其是车轮坪村，在清末全村有500多人，但“村内缺水，不宜稻，只种杂粮。”［5］卷2出身贫寒的张弼士，为了生计，13岁就辍学去做帮工，替人放牛等。［4］而大埔又距海洋不远，因而经常受台风影响，自然灾害相当频繁。据康熙《埔阳志》、乾隆《大埔县志》、同治《大埔县志》、民国《大埔县志》统计，康熙年间大埔有记录的灾害16次，平均每3．7年一次;雍正年间灾害6次，平均每2年1次;乾隆年间灾害18次，平均每3．5年一次;嘉庆年间5次，道光年间8次，光绪年间8次。每当发生灾难，便对当地居民脆弱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相传，咸丰八年张弼士的离开家乡“下南洋”谋生，就是在一次洪灾之后。
3．崇文重教的传统，奠定了他下南洋的文化基础
大埔自明代嘉靖五年建县以来，文教一直相当发达，以致被客家学研究的奠基人罗香林誉为客家地区主要的“人文中心”。［2］20清初以来，大埔县人文兴盛，科举为全潮州之冠。而且崇文重教，教育普及，成为社会风气。乾隆初年以后，私塾遍地，教育相当发达。“乡塾献岁，延师开馆，腊尽解馆，几于寒暑不辍。至于蒙馆，则虽有三家之村，竹篱茅舍，古木枯藤，蒙茸掩映，亦辄闻读书声琅琅。”④正是在这种科举发达、教育普及的背景下，张弼士之父张兰轩，虽然家境贫寒，但“家贫力学”，考中秀才，并以教读为业，“教授乡里”。张弼士为他的第三个儿子，因而有机会在父亲的塾馆里接受了初步的教育。“与诸兄随侍太封翁庭训，领会超群。”［5］5虽然读书的时间不长，但不容置疑，这为他后来在南洋的发展奠定了文化基础。#p#分页标题#e#
4．外出经商的社会传统，奠定了他“下南洋”的职业基础
大埔因地处沿海与内地之间，有韩江、汀江等大江大河连接沿海和内地市场。清代以来，大埔人充分利用这一地理优势，形成了“走川生”的经商习俗。正如嘉庆九年《大埔县志》所称:“土田少，人竞经商。于吴、于越、于荆、于闽、于豫章，各称赀本多寡，以争锱铢利益。至长治甲民名为贩川生者，则足迹几遍天下。”⑤民国时期的丘星五对此按语说:“贩川生者，不独长治甲民，他甲亦多有。”［3］卷13如湖寮吴禹石在民国初年编族谱所写序言也称族众“出外经商者日多，在家读书者日少”。［6］自清初以来，大埔人为了维持生计，很多人外出经商，充分利用县境外的社会资源来维持和发展家庭生活。康熙二十三年台湾收复后，大量县民往台湾垦殖和经商。至雍乾年间成为社会风气，出现了张达京、刘元龙等大垦户，社会影响很大。这种外出经商以谋生的传统和风气，对张弼士影响不小。如与张弼士打过多年交道的郑观应所撰的《张弼士君生平事略》中就提到:“一日闻太封翁讲授史公货殖传，即有感触，尝谓亲老家贫，允宜就商辍读。”［5］5虽然这次外出经商没有被允许，但为他后来下南洋以及从事工商活动的奠定了职业基础。
5．乡人“下南洋”成功的例子，为他树立了榜样
大埔人除经商国内各地外，还有往南洋者。大埔地区侨居南洋者，影响较大的有乾隆十年(1745)的张理和丘兆和。他们和福建永定县的马春福等，侨居于今天马来西亚的海珠屿。张理因教人伐木筑屋，开垦荒地，种植粮食，和当地人一起把海珠屿建设成为富庶的岛屿，被当地人尊称为“大伯公”。［7］随后下南洋者不断。在罗芳伯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在印尼西婆罗湖坤甸建立兰芳公司时，在东万律的明黄等处，“开金湖者多大埔恭州人。有刘乾相者，同堂子弟，有五百余人，自立为大哥，当时最强盛者。由由东万律下数里许，为山心。开金湖者是大埔县人，主其事者为张阿才。”［8］34距西河不远的百侯人肖贤舞，于道光年间率同乡来到新加坡，开辟荒岛，并于咸丰八年(1858)创立新加坡茶阳会馆，为乡人出洋和侨居提供了便利。［9］139张弼士对下南洋很感兴趣，对他们在南洋的情况多方打听，并时时作好准备，决心南下。“时乡人有在南洋起家者，君闻而慕之，趋谒咨询，遂决图南之志。”并许下豪言壮志:“大丈夫不能以文学致身通显，扬名显亲，亦当破万里浪，建树遐方，创兴实业，为外国华侨生色，为祖国人种增辉，安能郁郁久居乡里耶?”［5］5－6这是他“下南洋”的现实基础。
二、创业和发展:充分利用客家传统社会与文化资源
张弼士小时虽然家境贫寒，但从小就怀有远大抱负。据乡人张广哲、田辛垦调查，他在姐夫家牧牛时，很喜欢唱这样的山歌:“满山树子背虾虾(弯曲状)，莫笑穷人戴笠麻;慢得几年天地转，洋布伞子有得擎。”“满山树子笔笔直，莫笑穷人无饭食;慢得几年天地转，饭箩端出任你食。”［9］充分说明他从小就有改变贫困状况的志向和信心。张弼士下南洋后，无论是立足，还是创业和发展，无论是经商还是从政，都充分利用了自身优势和客家传统社会和文化资源，从而减少了挫折，取得了巨大成功。
1．立足
清咸丰八年(1858)，在张弼士18岁那年，家乡遭受严重灾荒，不少人离乡背井，外出谋生。在村子里竹坊做篾工的他便和同乡一起，坐着大鸡船漂洋过海，下南洋谋生计。几经周折，终于到达了荷属巴达维亚城(即今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初期生活窘迫，但他发挥客家人的“硬颈”精神，没有放弃，一直坚持不懈地努力，为自己的人生而奋斗。最开始的时候，张弼士寄食在大埔会馆。后来经乡人介绍，到温氏米行当杂工。而后又到一家由福建西部客家人陈某所开的纸行当帮工，打理纸行的进仓和送货一类的工作。他由于学过篾匠，对于用篾笼包纸的包装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大大减少了损耗，因而受到东家陈氏的重视。虽然生活艰苦，但张弼士从不抱怨，也不放弃。对生活充满着积极的态度，做事勤恳认真，聪明过人，而且忠厚老实，因而得到了老板的信任。于是纸行老板起用他为账房，将店里财务交他管理，并将自己的独生女儿许配给了他。而这位贤惠的妻子，以后成了张弼士事业成功的得力助手。陈某病逝后，张弼士遂继承了陈氏全部家业，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4］
2．开办农场
继承财产后，张弼士显示出了他卓越的经营能力，很快便事业有所小成。19世纪六七十年代，荷属东印度殖民者为开发与掠夺鞭长莫及的岛屿资源，允许华侨组建垦殖公司开垦荒地。张弼士抓住了这一机遇，抽出大部分资产，于1866年在印尼创办裕和垦殖公司，1875年在苏门答腊开办亚齐垦殖公司，1877年在荷属怡里创办垦殖公司，1878年在爪哇日里与张耀轩合资创办笠旺垦殖公司。从此开始了大规模的垦荒种植，开设农场，发展垦殖业，种植椰子、咖啡、橡胶等热带独有的经济作物。在创办农场过程中，需要大量劳动力。张弼士一方面雇请当地华侨，另一方面充分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写信回家乡，从家乡大埔等地大量引进劳工。正如祝秀侠所撰张弼士传记中所说:“荷人急于开发当地资源，惟土人懒散成性……今睹弼士勤奋有为，遂请其协助开发工作，倚为臂助。于是批发一大段荒地给弼士，并予以所需资金、工具、种子等，从事开发。弼士一面召请当地华工，一面去函家乡乡亲多来荷印相助。乡人以海外大有作为，皆争相往投工。”［10］而当地部分华工，由于受骗被买猪仔受歧视而不愿在洋人的矿场或农场中工作，转而到张弼士的农场工作，同时家乡大埔县人又不断前来投靠，因此劳动力源源不断。他雇用的农场劳工，最多时达数万人。他一方面解决了家乡失业问题，同时也以人道精神，让猪仔华工免于英荷资本家的剥削压迫，而进入有乡谊投资的农场工作，从情感与安全性业说，都获得较高的保障。在张弼士开办的农场里，不仅雇用了大量劳工，而且还在园内办起了善堂、学校、医院等，为工人尤其是来自家乡的华侨提供基本生活保障。［4］在种植方式上，他在椰子、咖啡、橡胶、胡椒作物的垦植区间栽种各种杂粮，这种农作方法长短结合，以短养长，因而收到良好的效果，获得了优厚的利润。［4］而这种经营方式，是张弼士家乡大埔县的传统农耕经验。正如《大埔县志》所记载:在山地上，“烧山治畲，栽种旱禾、油茶、油桐、杉松，以供日食。”①在农田中，“当早稻未收之前，先使禾田干晒。割稻后，即将田土犁松打碎，拨之成畦，栽插尺许之薯藤。至十一、二月藤老，刈去专饲猪料，掘其地下块茎，储之以供食料。”［5］卷10在旱地上，“早季宜粟，宜早稻及高粱、玉蜀、黍等;晚季宜番薯、蔬菜等。稍瘠者仅宜番薯。若在沿河两岸者，尚有过冬番薯一造，冬栽春获，与麦相等。”［3］卷10同时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经济作物，以提高经济效益。“种甘蔗、管蔗，煮汁炼糖及烟草。”②这种充分利用土地地力的经营方式，是欧洲资本家雇用当地土著所难以做到的，因而张弼士能够获得更多收成，进而累积到一定的商业资本。在郑观应所撰述的《张弼士群生平事略》中，就具体说出由农作到农商的致富过程:“初至荷属噶啰吧，见土地膏腴，最宜栽种，于是察商情，广结交，布信义，从事经营创办裕和独资无限公司，开辟荒地，种植米谷椰子，此为君商业发轫之始。”［5］6－7加上精于会计，处事勤奋，事必躬亲，因而他的资本累积更为快速。#p#分页标题#e#
3．承办酒类专卖
在经营农场过程中，张弼士结识了许多同为客家人的合作伙伴，典型的如张煜南、张鸿南兄弟。他们来自广东嘉应州(今梅县)松口，以本家的身份投奔张弼士。先为雇工，张弼士发现他们的才干后，不断提拔，委以重任，逐渐成为张弼士经营活动的最重要人和合作者。张弼士能在印尼获得快速发达，研究者认为主要是得到荷兰总督关照获得了烟酒专专卖的承办权，并流传着张弼士与总督结缘的故事。［4］其实他的发家，获得当地有能力的乡人的支持和庇护是重要因素。如首次承办酒类专卖，就得到当地客家人的重要组织兰芳公司的支持。据罗香林对嘉应州人罗芳伯在西婆罗洲所建兰芳公司的研究，指出:“刘亮官之为大总制甲太也，尝以大埔人县张弼士为承办酒类专卖，时称酒码。而嘉应州人张煜南与弟鸿南(耀轩)，则在棉兰垦殖起家。煜南先尝为张弼士酒码经理人，故得与刘生女葵英结婚。后成为棉兰之巨室。”［8］58兰芳公司(1772－1884)是由广东嘉应州(今梅县)人罗芳伯(1738－1795)在印尼西婆罗洲之坤甸所成立的采矿公司，是乾隆三十七年(1772)对原属大埔县人张阿才统领的“山心金湖”改组后建立的。罗芳伯纠合同志，拜盟结义，曾助苏丹王击败土著叛变，进而率众裂土分治成国，统辖西婆罗洲，自称大唐总长。分郡县，定官制，修军备，兴实业。芳伯以此建立自治政府，定称号为兰芳大总制。公司除采金业务外，亦涉及土地、居民等及相关政务。同时据《兰芳公司历代年册》记录，罗芳伯在临终前交代遗嘱说:“兰芳大哥(大总制负责人)，系嘉应州人接任;本厅副头人，系大埔人氏接任。此两处永为定制。至于各处头人，尾哥老大，不拘本州各县人氏，俱可择贤而授任。”［8］41可见嘉应州人与大埔人在公司内享有相当高的地位和影响。刘亮官是兰芳公司的第十一任总长，同治十二年(1873)至光绪四年(1878)在位。在任期内，他委托张弼士承办兰芳公司辖区内的酒类专卖。张弼士再委派张煜南为商，由他管理在兰芳公司辖区内的酒类专卖。为管理方便，张煜南娶了前任总长刘生的女儿、现任总长刘亮官的妹妹为妻。由于得到兰芳公司的大力支持和关照，尤其是与兰芳公司总长的联姻，因而张弼士、张煜南两人在印尼很快发家。其后又相继承办烟税、当税等，不断累积财富。
4．担任槟榔屿副领事
槟榔屿一带的华侨事务，原由新加坡总领事管辖。由于槟榔屿华侨众多，且常有被欺凌之事发生，经清政府外交大臣薛福成与英国政府多次交涉，于1893年2月同意在槟榔屿增设副领事。这是清朝政府派驻槟城领事馆的最高等级的官员，谁来当选成为当时的热门话题。当时在槟榔屿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是福帮和广帮，客家人只占当地华侨人口的1/10。但经时任清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广东嘉应州(今梅县)客家人黄遵宪的推荐，1893年5月，张弼士被任命为槟榔屿首任领事。［11］正是得到同为客家人的黄遵宪的帮助，张弼士走上了政坛的第一步，从此走上了亦官亦商的道路。其后，他先后担任过清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闽粤两省农工路大臣、钦命头品顶戴、光禄大夫、粤汉铁路总办、佛山铁路总办等职。进入民国后，又相继担任了广东省商会总理、全国商会联合会会长、约法会议成员、参政院参政等，成为亦官亦商、红极一时的“红顶商人”。由上可见，张弼士在创业和发展过程中，无论是立足还是办农场，抑或是承办专卖权，抑或是步入政坛，所走的关键的第一步，张弼士都从客家社会和文化中获得了丰厚的资源，从而为他后来的发展尊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回馈社会:传承和发展客家社会与文化
张弼士作为客家人，凭藉着对客家传统社会文化资源的充分利用，获得了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巨大收益。同时以他个人的行为和举措，自觉不自觉地为客家社会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提高了客家人在海内外的社会和政治地位
张弼士于1893年担任清政府驻槟城副领事后，从此开始亦商亦官，走上仕途。藉着在南洋华侨的声望和举办实业的成效，1894年，张弼士被清政府任命为驻新加坡总领事;1898年，北洋大臣李鸿章任命他为粤汉铁路帮办，次年升为总办;1900年，他再次负责督办粤汉铁路;1904年，他提出振兴经济的12条建议被清政府采纳，获赏头品顶戴补授太仆寺正卿职衔，并任命为考察外埠商务大臣和槟城管学大臣，兼任闽广农工路矿大臣。民国成立后，他历任广东省商会总理、全国商会联合会会长、约法会议成员、参政院参政、赴美考察团团长等职。［5］6－7他所经营的产业资产，估值最高时达8000万元，是当时世界首屈一指的首富。他投巨资在山东烟台办张裕葡萄酒公司，产品在1915年美国举办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奖，这是中国产品第一次获得的世界大奖。张弼士所获得的崇高社会身份和政治地位，在当时国内外极为少见。他的亦官亦商活动，极大地扩大了客家人的影响力，提升了客家人在海内外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由于他的影响，他首次担任实职的槟城领事，到1930年代一直由客家人担任。先后出任驻槟城领事的客家人为张煜南(梅县人，1894－1896)，谢春生(梅县人，1896－1903，1907)，梁碧如(梅县人，1903－1906)，戴欣然(大埔人，1907－1911)，以及戴淑原(大埔人，1911－1930)。在闽南人为主的槟城华人社会，客家人的人数只占华人人口的10%，远低于闽南人、广府人和潮州人的人口数。但代表中国政府在槟城的最高权力机构却由客家人长期垄断，这是非常特殊的现象，表明客家人在当地社会地位和影响相当大。
2．拓展了客家人的经济活动空间
张弼士从1860年资开办垦殖公司以来，一改过去客家传统经商文化中投资范围小、行业单一的做法，不断扩大投资范围，进行跨行业经营，相继开办了矿业、银行、航运、医药、酿酒等经济实体，建立起了自己的企业王国，成为南洋华侨中首屈一指的实业家。张弼士的这种经营理念，大大拓展了客家人的经济活动空间。地域上，他不仅在南洋的槟榔屿、新加坡等地大力投资，还在国内的广东、上海、广西、烟台等各个地方进行投资;行业范围上，他不仅经营垦植，还经营药材，不仅从事船运业，还开办银行业。投资领域的扩大，经营范围的扩展，是他本人在实践过程中自己探索出来的。这一成功的做法后来被许多经商的客家人所采用，获得了不错的效果。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弼士拓展了客家人的经济活动空间，为客家商业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促进了客家文化的发展。此外，不少客家人至今还在经营着当年张弼士开拓出来的行业。如他在新加坡承包典当捐务时，由于当时南洋典当业的利息优厚，金银首饰当值50%，衣物当值20%，月息高至6分。故张弼士投得典当捐码后，许多大埔的张氏同乡，奔走张氏的门路，纷纷开起当铺来。直到现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当铺业，几乎大部为大埔籍的华侨经营，成为当地华侨地域性的行帮。［12］#p#分页标题#e#
3．传承和发展了客家传统民居文化
传统客家地区有句俗语:“发家致富，买田做屋。”张弼士亦未免俗。他先后在家乡盖起了大规模的宅院———云禄第和光禄第。先建云禄第，有80多个房间，主要为佣工等居住。光禄第耗时3年多，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建成。整座建筑座东向西，土木结构，布局严谨，堂皇大观，建筑面积4180平方米，由三堂四横一围构成，是一座典型的客家围龙屋。屋内有18个厅、13个天井、99个房间，还有前后花园及书斋等，占地近百亩。整座建筑工艺精致、绘雕并齐、中厅两旁斗拱有穿凿鎏金的麒麟凤凰及飞鸟走兽，大厅两旁斗拱有木凿鎏金通花金狮滚球，是一座美伦美奂的典型中国园林式豪宅。围龙屋是客家地区传统建筑的代表，兴起于宋明，盛行于清代、民国，是具有族群特质性的客家传统民居建筑。［13］张弼士所建光禄第，与传统围龙屋相比较，建筑主体结构是传统的中式大院，但又大胆结合了哥特式窗型、罗马式石柱和维多利亚式旋转楼梯。屋顶采用的是岭南传统建筑工艺“剪黏”，由各色敲碎的瓷碗碎片一片一片砌成;斗拱飞檐上装饰着各式栩栩如生的祥瑞珍禽、花草以及中国民间故事，大堂檐口下的木雕蝙蝠象征着“福”，彩色玻璃花窗的黄梨图案象征着“旺”。大量使用西方建筑样式和玻璃等新材料，从而使整座建筑更为精致、豪华，因而传承和发展了客家传统民居文化。
4．传承和发展了客家人的崇文重教传统
张弼士小时因家境贫寒，受教育不多。但他致富后，非常热心教育事业，曾捐巨资在国内、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香港等地兴建学堂多座，举办新式教育。南洋各地新式学堂的设立，是受到清末中国新学堂设立风气的影响。一般所谓的新式学堂，一个重要的指标是课程的现代化。相对于教授四书五经为主的传统私塾，新式学堂除了教授四书五经外，也开设新的科目，如数学、历史、地理、物理等。时任清政府海外商务大臣兼槟城管学大臣的张弼士，于1904年在槟城捐资开办的中华学校，被认为是新马地区最早的新式学堂。［14］在他的资助下，大埔华侨罗树棠、张让溪等人于1906年在新加坡创办了启发学校。1917年改建时，张弼士又捐助了巨款。［3］卷11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新加坡、马来西亚两地相继兴办了8所华文学校。1905年7月，张弼士在中华学校主持清朝皇帝光绪恩赐御书“声教南暨”匾额和《古今图书集成》图书典礼上，他慷慨陈词:“国家贫弱之故，皆由于人才不出。人才不出，皆由于学校不兴。我等旅居外埠，积有财资，眼见他西国之人，在埠设西文学堂甚多，反能教我华商之子弟。而我华商各有身家，各有子弟，岂不可设一中文学校，以自教其子弟乎?!”［15］梁绍文在《南洋旅行漫记》中称:“在南洋最先肯牺牲无数金钱办学校的，要推张弼士第一人。”［16］张弼士的拳拳赤子之心、殷殷报国之志可见一斑。
在国内，他对兴办教育慈善事业也相当热心。早在1903年，张弼士就向清政府捐献20万银两作为办学堂的经费。他对于家乡的教育事业特别关心。辛亥革命后，他出巨资在汕头和大埔县城茶阳建商店近百间，以店租收入作为本县发展教育的经费。“于家乡教育素所关怀，斥重资于汕头及县城北门外大街，各置瓦铺百数十间。汕铺迤接成行，分两街，曰育善街、育善后街。所出租息，由阖邑公举正绅管理，充作该县教育经常之费用，垂久远。”①并从中抽出部分收入，专门作为家乡学生外出留学学费补助。如大埔人张掖在去法国巴黎留学时，曾得到大洋40元的补助。［4］他还给香港大学堂捐款10万元。晚年还捐助广州中山大学和岭南大学修建校舍。现在中山大学有一座“张弼士堂”，就是他捐款建起来的。张弼士捐巨资在海内外兴办学堂，举办新式教育，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和兴学育才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传承和发展了客家人崇文重教的社会传统。
结语
关键词：客家音乐 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
本文的写作契机来源于“星海音乐学院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梅州客家音乐非物质文化资源采集活动”。此次活动中项目组一行20多人，采访了梅州地区六十余位客家音乐人，其中数个为部级非遗传承人，通过对她（他）们的采访，使笔者逐步深入地接近了梅州地区具有代表性的客家传统音乐---山歌、汉乐、汉剧，并了解到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项目在当下的实际际遇。对笔者触动颇深，遂写下此文来探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之下如何在政策层面、民间层面、教育层面健全保护机制，使客家音乐在面对大众文化的冲击中得到有效的保护并走出困境，寻求自身的健康发展，在文化生态链中获得良性循环的可能性。
一、概说多元性的客家音乐文化
客家是我国汉族的一大民系。客家的先民们在西晋之前是居住在黄河、淮河和长江流域的，但是由于战乱及自然灾害等原因，他们背井离乡，大规模向南迁徙。在这千余年的劳动生产和生活繁衍过程中，客家的先民们把从祖籍腹地带来的生产技术和中原文化与当地文化交流、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内容丰富的客家文化。而客家音乐则是客家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我国民族民间音乐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它是中原音乐与当地畲族、瑶族音乐的有机融合，是客家人独有的民间音乐。从客家音乐的起源与流变，种类与分布来看，可以说，“歌随人走”，是移民的产物。
客家音乐具有历史悠久、种类繁多、特色鲜明等特点。1.历史悠久。客家音乐的形成与客家民系的发展是同步的，也就是说自西晋、北宋以来，客家音乐已有逾千年的历史。2.种类繁多。客家音乐经过不断发展， 内容越来越丰富、种类越来越多。客家音乐包括客家器乐、客家山歌、客家小调、说唱音乐、民间戏曲、歌舞音乐以及宗教音乐。3.特色鲜明。与其他中国民歌一样， 客家音乐同样具有强烈的地方色彩。客家先民的生产方式、风俗习惯都与赣闽粤边区的风俗文化、生产方式紧密相连， 由此而形成千差万别的“地域色彩”，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
二、国家语境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
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后简称《意见》），其中的附件《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平等暂行办法》（后简称《暂行办法》）中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界定为：“各族人民世代相传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暂行办法》列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涵盖的六类，与《公约》定义的五项一致，另外一项为“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其具体范围包括：“口头传统以及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传统表演艺术（含民间音乐、舞蹈、戏曲、曲艺、杂技等）；民俗活动、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技能；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流传形式是由人类口头或动作方式相传，曾经被誉为历史文化‘活化石’和‘民族记忆的背影’。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要具备以下的三个条件：①必须是世代相传的，至少有一百年的历史；②与广大民众的生活密切相关的；③现实生活中依然存在的，是‘活态的’”。《意见》还明确了在“非遗”工作中“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指导方针。
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受到越来越多关注，更多的极具地域特色的文化得到挖掘。客家音乐就是依托于艺人表演而存在的极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客家音乐在赣、闽、粤等地域的流传、改造、提升，经过上千年的历史演绎与积淀，逐渐成为我国传统音乐领域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代表品种之一。客家音乐的理论与实践具有客家人的特色，尤其是客家音乐特有的传承方式和通过音乐所进行的文化传承方式，格外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因此，探讨客家音乐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对于弘扬客家文化，保护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非遗政策下的客家音乐保护问题
客家音乐作为客家文化的一颗明珠，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极具地方特色的民间艺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甚至濒临消亡的境地。造成这些民间艺术“珍宝”日渐衰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表演内容受地域语言的限制。传统客家音乐的表演形式多是客家方言为主要表现方式，而受到大众文化以及城镇化的加速发展影响，客家方言也呈式微趋势，因此在本区域内的传承受到冲击。二是政府扶持力度不够。多方的因素导致地方政府支持艺术组织经常是短期行为。客家音乐大多数流传于民间， 因为没能得到政府足够的资金扶持和政策引导， 对其的研究和保护就经常出现后继乏人的局面。客家音乐作为我国民间艺术的瑰宝，同时又面临着消亡的危机，因此，如何对客家音乐进行有效保护成了客家音乐能否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关键。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一）政策层面的立法保障
国家已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但是目前也只有较为单一、零散的法律规章，相关配套的法规还未完善，完整的体系还未健全。因此，我国还需进一步完善相关法规体系建设，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更加规范化、系统化。针对客家音乐的保护也应先着眼于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建立和健全，特别是在客家人居住集中的省份，应制定保护客家音乐的法规制度，从资金、教育、客家文化保护等方面来有力保障客家音乐继续生存和健康发展。我们可以考虑在国家和省市的财政预算法律中，特别是地方省市的财政预算中给客家音乐的保护留出预算空间。同时，也可以在有关法律考虑设定这样的制度，即对有利于客家音乐保护的行为，如挖掘、发现和维护客家音乐的行为，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都可获得法律明确规定的奖励。
（二）传承层面的研究与教育
1.对客家音乐的科学研究是整个客家音乐保护工作的基石。我们只有了解客家音乐的历史、特点等等，才能有的放矢的进行保护和传承。客家音乐的种类繁多，我们就更应该对其进行梳理，寻找其本质的东西。现在以客家山歌为中心，从文学、比较、歌手到传承等方面全方位的展开了大量研究。但这些成果还未涵盖客家音乐的方方面面，研究的方法、研究主体等也较为单一。因此笔者认为，当前我们应加强对客家音乐的科研工作。就具体研究工作而言，应注意以下几方面：第一，回归客家音乐的生活世界。客家音乐是“活态”的，存在于现实生活当中的，这就要求我们的研究应该走入客家音乐的形成、发展的生活世界，去真正感受、认识、了解客家音乐。第二，研究主体的多元化。以往对客家音乐的研究基本上以学者为主，而音乐的主体，即歌手（传承人）和听众严重缺席。他们对客家音乐的理解应该在客家音乐知识体系中享有重要地位。
2.文化的传承本质上是个教育问题。我们也常有这样的疑虑：客家音乐是否后继有人？ 传承人的培养就是教育问题。客家音乐的发展与传承需要教育培养传承人，同时客家音乐的发展更需要科学研究和群众基础，这些都需要客家音乐走进学校。我们应当在客家人聚居地省市的学校专门开设有关客家音乐的课程，或将客家文化和客家音乐编入有关音乐和相关的本土教材中。在中小学阶段让孩子们接触和了解客家文化和客家音乐，到大学阶段就可以让他们进行有关研究或者专业的学习，成为客家音乐传承人。
（三）传播层面的媒介与宣传
从传播学的视角出发，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在国家层面是法律与政策的宣传，这点在上文中有所阐述，而在微观层面则是传统技艺的有效传递。因此，就客家音乐的宣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媒介宣传。进入21世纪，电视、报纸等都是较为传统的宣传方式了，我们除了充分利用这些传统的宣传阵地以外，需要加强对互联网这个宣传途径加以合理而充分的利用。比如建立国家和省市各层面的关于客家音乐的官方网站，同时也积极鼓励民间建立有关网站。网站的建立可以让全世界的人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全面了解客家音乐，并可以随时关注新进展。这是一个十分简便但又非常有效的宣传途径。
第二，走入市场。将客家音乐推入市场既可以获得客家音乐生存和发展的资金支持，又可以在市场中获取更多地听众和爱好者，为它的发展奠定良好的群众基础。在走入市场过程中，我们要适应社会的变化和市场的需求，更新内容、表演形式等，但同时还应保存好客家音乐的“原滋原味”。创新与保存表面上是矛盾的，其实从根本上讲是统一的，因为客家音乐是带有强烈的时代气息的，它本身就会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更新，可以说客家音乐本身就具有保持传统和创新变化的特质，这也是客家音乐能生存千余年的原因之一。
四、结语
加强对客家音乐的保护，不仅对客家音乐本身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也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音乐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借鉴。
基金项目：
本文章为《星海音乐学院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梅州客家音乐非物质文化资源采集》项目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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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一、赣南的戏剧、民歌和曲艺
明清以来，赣南流行着不少土生土长丰富多彩的戏剧曲艺等艺术。有赣南采茶戏、宁都采茶戏、东河戏、赣州南北词、兴国南北词、于都道情等，其中以赣南采茶戏影响最大。赣南采茶戏形成于明末清初安运县九龙山一带的茶区，艺人在演艺中将粤东传入的采茶灯融于赣南的灯彩艺术之中。经过长期锤炼，到清初时就从唱茶歌、舞茶灯的原始形态衍变、创造形成了有简单情节，以大姐、二姐、茶童三个人物角色表演的最早赣南采茶戏--三角班。由于采茶戏源于劳动人民，有着深厚的民众基础，所以发展很快，迅速传入到信丰、于都、石城、赣县等地。清乾隆年间，赣南采茶戏向外传播成为赣中、赣东、湘中、闽西、闽北、粤东、粤北及广西一带的流行戏剧。
赣南采茶戏的舞蹈形态组合有三大部分。一是丑中见美的矮子步；二是风韵独特的单袖简；三是优美动人的扇子花。这些舞蹈动作皆来源于山区的生活，她的传统剧目有82种，分灯戏和杂套戏二大类?quot;灯戏"即茶灯戏，代表剧目是《九龙山摘茶》；杂套戏的代表剧目是以《反情》、《卖杂货》、《上广东》、《大劝夫》组成的"四大金刚"和以《肖妹子》、《补皮鞋》、《钓拐》、《老少配》组成的"四小金刚"。赣南采茶戏到清代中期，开始受到地方官府的歧视和打击逐渐衰退。1949年以后发掘民间优秀传统文化，赣采茶戏又重新得到光大成为江西的两大地方剧种之一。1979年传统剧目《茶童戏主》由上海人民制片厂摄制搬上银屏，蜚声全国卤嗑缒俊对趺刺覆宦！贰ⅰ斗缬杲忝没ā芬蚕群蟊话嵘弦弧！缎っ米印贰ⅰ恫蛊?鞋》、《钓拐》先后获省、地、国家奖还灌成唱片。《试妻》获1992年文化部艺术局全国戏剧小品比赛二等奖。大型赣南采茶戏《山歌情》1994年获文化部第四届文华大奖，"五个一"工程奖，赣南采茶戏已经成为赣南客家最有特色的地方剧种。
东河戏，是廷生于赣南的古老剧种之一，因发源于赣南贡江流域故称"东河戏"。明代嘉靖年间，在赣县与兴国交界的田村、白鹭等地流行一种以高腔曲牌清唱故事的坐堂班，坐堂班又在民间庙会游神，"扮故事"形式上发展到以高腔大本戏为主的舞台演唱，形成东河戏刍形。
清初，坐堂班与苏州来的一批以演唱昆曲为主的戏班合并，建?quot;凝秀班"，将二种表演形式融合为一，此后又相继吸收了江西宜黄调、桂剧西皮戏、安庆调、弋板、兴国南北词等发展成为有高、昆、弹三大声腔，较为完整的地方剧种--东河戏。东河戏流行于赣县、兴国及与其相邻的万安、泰和、吉安一带。东河戏的角色分为九角头制，即老生、正生、小生、老旦、花旦、大花、二花、三花九行。传统剧目在1950年以前保存有一千余种。代表剧目有《雷锋塔》、《挽发记》、《玉簪记》、《扫秦》、《六国分相--刺股记》等。中央苏区时，还改编了不少东河剧现代革命剧目，如《活捉张辉赞》、《送朗参军》等，影响很大，风靡一时。
赣南的民歌和曲艺也同样透散出浓郁的乡土气息。民歌高亢刚健，朴实无华，有山歌、灯歌、风俗歌、小调、号子、儿歌等。赣南民歌大体可分为三个地域特点，一是南部的"三南"即龙南、定南、全南三县及东北部的寻乌、兴国，地理与广东部分地区接壤，语言相近；二是处于赣南东北边区的瑞金、石城、宁都三市（县），部分地域与福建交界，但中隔大山，语言差异相对较大，此区域的灯歌较著名，山歌受赣中影响较大；三是赣南中部的赣县、南康、信丰、于都等县市。由于靠近大江大河，船号、木排号子很流行，语言也较平和。赣南山歌的旋律起点音较高，然后大多来个高音拖腔，音调下行至主音结束。兴国山歌是诸县山歌中，旋律最美，最著特色的山歌，以即兴行腔为法。节奏自由优美，随唱随答，甚至中段用鼓伴奏?quot;哎呀嘞"是兴国山歌中最常用的感叹用语。
赣南小调很多，大体可分本地和外地小调两种。本地小调以交情歌为代表，还有叫化歌的"莲花落"等。
赣南风俗歌有年歌、婚礼歌、丧歌等。此外还流行道教音乐；有海青、碗花、上告等。
灯彩是赣南民间古老的传统歌舞，有龙灯、鲤鱼灯、摆字灯、高灯、狮子灯、云灯、茶蓝灯等近20种。大多用锣、锁呐、鼓伴奏，载歌载舞非常热闹，灯歌则是在灯彩表演中演唱的小调音乐，常见的有斑鸠调、进坑歌等。花灯又有耕田花鼓与灶背花鼓，又有进门歌和出门歌等趣味盈然。
赣南地方曲艺主要有南北词、道情、古文。南北调系清道光年间由南昌传入赣州经与本地民间曲艺结合，在曲俊⑶骱捅硌萆闲纬闪擞凶砸训胤教厣哪媳贝省D媳贝识嗔鞔诤佣母酉亍⑿斯⑷鸾鸺靶欧帷⒋笥唷⒚霰庇朊鑫鞯鹊兀愿又菽媳贝省⑿斯媳贝饰D媳贝视?80多种词目，如《天宫赐福》、《安安送米》，一般由7-13人围桌板体腔弹唱，词少腔长，精明紧凑。
宁都道清原系明代从外地传入的曲艺，是清初与当地民间音乐相融合、发展而形成的，是具体有本地特色的地方曲艺。由1人或多人演唱，节奏变化较大。曲调不板腔、联曲混合体有引子、曲头、尾子。传统节目有3000余种子，以《銮刀记》、《烟刀记》为独有。
于都古文，清道光流行于都，多为盲人用地方语言演唱，演员、乐师系一身，说唱结合，以唱为主，用勾简式渔鼓、竹板、小鼓伴奏。一般4句，上、下对应，即兴表演成份多。
二、工艺美术
剪纸与纸扎艺术在赣南古代就广泛流行于民间的各种喜庆、娱乐活动中，起着寓意和装饰作用。剪纸艺术用一把剪刀便可剪出许多生动、朴实的画面，常见的有"五谷丰登"、"三星高照"、"八仙过海"、"岁寒三友"、"喜上眉梢"等，衣裳、肚兜、鞋、帽上的刺绣也都是先剪纸样，摹到布上再刺绣的。纸扎艺术在民间更为盛行，以竹为骨扎好架子，面上贴彩纸、布、绢和剪好的图样。纸扎多是龙灯、动物、花卉、人物、彩船等，在春节、喜庆、庙会、宗族活动中广泛流行。旧时仅宁都县城就有纸扎店铺100多家。赣县田村老艺人刘盛涵家传的花灯、人物纸扎艺术十分精湛，1995年6月获取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联合授予的"民间工艺美术家"称号。
雕刻艺术，在赣南主要有木雕和石雕。木雕以赣州、龙南、赣县艺人较多，善雕花板，广泛用于家俱、建筑之中。许多通雕、浮雕多在牌坊、民居祠堂、庙宇建筑中应用，即是一件艺术品又充当实用构件。如鳌鱼、卷草雀替和雕刻的隔架、斗拱、翼拱、窗门格扇等。石雕以兴国、赣县艺人为多，兴国盛产质地细腻的红石，赣南及赣中许多地方的大型石雕有不少是兴国红石，如乐安县流坑的一对大石狮均出于兴国。花岗岩也是赣南盛产的石材，多用于建筑和大型石雕。如宁都、南康、石城的一些牌坊、桥的栏板、望拄和门楼、柱础、石狮等。
刺绣艺术在赣南客家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多应用在衣、鞋、帽、裙、肚兜、荷包、床帘、轿帘等生活用品和服饰上。做工精细，风格古朴，立意多为吉祥与美好生活，色彩以红、黑、黄为多，风格独特。
古代赣南盛产瓷器，唐宋达到高峰。以宋代赣州七里镇窑最为出名。七里镇窑产品以青白釉瓷、薄胎赭者色釉瓷、黑釉窑变为典型产品，瓷品纹饰以团菊、花卉卷草。图案丰富生动的黄陂窑青白釉瓷和以印花戏剧故事装饰为代表的固厚元窑及色泽乌黑光亮的东山坝窑黑釉瓷，还有釉色青白淡翠的寻乌上甲窑等，这些都是当时赣南质量优秀的瓷器。从瓷器的装饰艺术上看赣南瓷器多以花卉、人物的刻花或少数印花、窑变为主要表现手法，以龙窑烧造为主。
赣南自古就是文化比较发达的客家地区。有不少闻名于世的美术家和文学家。兴国人钟绍京不仅是唐代宰相而且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以清秀端庄的小楷为世人所崇。清初著名画家宁都人罗牧工画山水名声很大，被时人排名于五代画家董源与元代大画家黄公望之间，赣南的文学巨子更是辈出不穷，有唐代诗人家綦毋潜、南宋诗文雅健的赣县人曾几，清初"易堂九子"中的宁都魏禧、魏源，还有才华横溢的瑞金杨以任，先后入翰林的大余一门"四戴"--戴第元、戴均元、戴心亭、戴衢淳。赣南的堪舆文化名闻遐迩，杨派风水以杨筠松为祖师在曾文山等人的继承下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明永乐七年赣南的廖均卿、曾从政等人均因择皇陵有功而受皇封。与文化发展直接相关的赣南书院文化在北宋时就具有规模，时任赣州通判的周敦颐就已开坛讲学，授?quot;二程"（程颢、程颐），后来，濂溪书院成为赣州历史上经久不衰的著名书院。''''文天样少年时代百里寻父来到赣县吉塘读书。明代王阳明也在赣州开坛讲学，给后人留下赣州通天岩内"观心"的一段佳话，后人又设阳明书院"发扬光大"宋代赣南各州县具有一定规模的县，学就已达14所，书院12所。王安石还专著"虔州学记"以记府学的迁址。大余的周程书院也运近闻名，为皇帝赐书"道源书院"，文天样为兴国的安湖书院做记，宋代书院文化得到社会和官府的大力支持，明清以后书院更是迅速发展，成为赣南民间或半官半私的讲学和教育场所。
三、文物名胜
以通天岩石窟为代表的石窟寺艺术是赣南古代客家文化的一颗璀璨明珠。
通天岩石窟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赣州市西郊10公里，开创于唐末宋初时期。是江南现存最大的古代石窟，内有翠微岩、通天岩、同心岩、龙虎岩、忘归岩、观心岩6个洞窟，共有石刻造像359尊，石龛279座及宋以来的题刻128品，造像均为佛像菩萨、比例准确，气韵脱俗以通天岩窟中的数龛造像最为出色，是唐末北宋初期的精品。最早者为北宋熙宁六年（1073）题刻，以明代王阳明和唐邦佐书法最佳。北宋绍圣年间，坡游通天岩访赣州著名隐士阳孝本。二人一见如故，促膝谈心携游赣城成为佳话，后代文人骚客不继"后坡公至"提留诗话于通天岩。
罗田岩位于于雩都县南郊2.5公里，南朝时即有建寺，在罗田岩的悬岩峭壁上刻有唐以来的百余首题刻，可以以辩认的尚有20多条，其中年代最早的要算北宋嘉祜八年（1063）周敦颐《游罗田岩》的七言绝句，还有南宋岳飞、文天样、明代王阳明等名人的题刻。此外龙南玉石岩、宁都翠微峰、石城五龙岩、兴国大乌山、会昌汉仙岩、赣州马祖岩、龙潭等地均分布有宋、元、明时期的许多摩崖石刻，当中不泛有文天样、王阳明等名人手迹。然而赣南最早的题刻却当数上犹双溪乡石门溪旁的一方西普题刻小诗。最大的题刻则是崇义县思顺乡桶江村刻在一块高8米，宽14米巨石上183字的"茶寮碑"，记述了王阳明当年镇压崇义农民起义炫耀武功的"丰功伟绩"碑。
赣南是全省现存古建筑最多的一个地区，在诸多古建筑中，以塔为著，最早的塔系赣县宝华寺内的唐代玉石塔，大理石砌成，塔身上浮雕许多佛教人物故事，是唐代马祖十大弟子之一的大觉禅师墓塔。赣南宋塔有6座，它们是赣州舍利塔、信直大圣寺塔、大余嘉祜寺塔、安运无为塔、石城宝福院塔。这些来塔大部分得到全面维修已向游人开放，明请塔在赣南就更多了。其他古建筑有江西现存最大的文庙即赣州文庙占地8000余平方米，于都明代木牌坊即步蟾坊，于都管敏春尚义坊，清代朗际石牌坊，石城扬村亭式坊等都是赣南数十座明清牌坊的精品，明请古桥中以安运永镇桥、龙南太平桥、信丰玉带桥为赣南诸桥之美。
客家山歌是中国著名的民歌之一，源于古代中原民歌，后随着客家人的迁徙，受畲瑶等土著居民歌谣的影响，随着客家民系的形成逐渐演变成用客家方言演唱的民歌。山歌，顾名思义，是劳动人民在山间旷野唱的歌，它是劳动人民口头创作，在群众中广为传唱，是发自劳动大众的心声。广泛流传的山歌，民谣，具有独特的、鲜明的通俗性和流传性，是直接反映劳动人民社会生活与个人情感、遭遇的吟唱。
客家地区的劳动人民十分喜欢唱歌，有客家人的地方就有客家山歌存在，他们以唱山歌来作为与人同乐和沟通心灵，以唱山歌来歌颂劳动生活和爱情，以形象生动的比喻，精炼朴素的语言，浓厚的生活气息而脍炙人口。口口相传，年年月月，凝练升华，字字玑珠，一声声，感人肺腑，催人入梦。客家山歌形式丰富，种类繁多。从形态上看，可以分为“本体山歌”、“山歌号子”、“加头续尾山歌”、“叠字山歌和叠句山歌”、“尾驳尾山歌”。“问答式山歌”、“绝气山歌”等；从内容上看，可以分为爱情山歌、劳动山歌、革命山歌、感叹身世山歌、戏谑娱乐山歌等。但不管是什么内容、什么形态，大多是即兴吟唱出来的，是客家劳动人民从肺腑流出来的天籁之声。在山歌中，数量最多且最富有艺术性的无疑是情歌。殊不听，有人唱：“着衫要着士林洋布衫，越着越洗磨越擦越好穿；食酒要食江西湖南浙江绍兴酒，恋妹要恋十七十八二十一二三。”讲唱山歌箩打箩，唱得处处出好禾。山歌要唱琴（情）要谈，山歌越唱心越开。由此可以他们的山歌，淳朴、自然、真实而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又如，这样唱的一首山歌“爱唱山歌只管来，拿条凳子坐下来，唱到鸡毛沉落海，唱到石头浮上来。爱唱山歌就来唱，唱到日头对月光，唱到麒麟对狮子，唱到金鸡对凤凰。由些见得，客家山歌的语言十分精炼和朴素，结构短小、韵味和谐、比喻生动形象。不仅如此，客家山歌的歌词也十分具有文学性，唱起来琅琅上口，易歌易记，而山歌的曲调却单纯、质朴、含蓄。如，这样的一首歌词：“赶人出屋鸡乱啼，送人离别水东西，挽水思量想无法，从今唔养五更鸡”。它的曲调抒情优美，音域仅有五度，四个乐句皆以级进方式缓缓展开，显得十分内在，可见，客家山歌是十分富有特色的，说到客家山歌，我们不得不提起梅洲的客家山歌，梅洲是客家山歌文化最发达的地方。与其他地方的山歌相比，梅洲的客家山歌，它承传了《诗经》三百首修辞手法，赋、比、兴、重叠、双关等技法，而其他地方的客家山歌则很少有双关音。今天听山歌，则成为了很多到梅洲旅游的人必要做的一件事，人们随口而出，即兴而歌，通过歌唱来抒发内心的喜悦和悲苦，乃至他们今天依然保存着比较完好的原生态山歌。
千百年来，客家人用传统的山歌来歌唱劳动生活抒思，鼓舞斗志，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山歌带有一些封建思想的禁锢和毫无虚饰的矫情，传统的山歌已不再爱到时代青年的喜爱，乃至遗忘。著名作曲家徐沛东指出，“山歌创作如果不发展，再好的传统文化都会式微，甚至随时都面临被取代和淘汰的危险”。因此，今天我们必须要用现代人的眼光和观念来解剖传统优秀文化，借用新思想，高科技，使山歌焕发新的生机，使山歌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发展。
二、客家山歌的发展与创新。
客家山歌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它的曲调抒情奔放，细腻缠绵，风格独特，是我国民族音乐中的奇葩，但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进步，原有的农耕文明架构下的许多文化形态和方式濒临瓦解与消亡，风靡全球的商业性强势流行文化，冲击着世界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在这种全球化的文化飓风中，民间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威胁。客家山歌的创作和传播也同样遇到了许多来自多元文化的冲击，进入了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局面，山歌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与空间，面临着生存与传承困境。我们如何传承和发展客家山歌音乐，赋予客家山歌新的生命力，是一个现实而严峻的问题，如何保护与创新客家山歌的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
我认为客家山歌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在编配上可以有更大的变化和发展空间，我们必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去创新，不断创作出具有客家风格和时代气息的客家新音乐，总而言之，音乐创作是该多元化和不断探索创新的。
（一）、在原腔山歌的基础上，运用作曲的技法加工发展客家山歌。
传统的原腔山歌中有很多是非常优美动听的，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今天我们在保留吸收原腔山歌的风貌、韵味的基础上，合理运用作曲技法，往往能创作出具有时代气息、易为群众所接受和欣赏的音乐来。如在2008年古风新韵唱小康—广东省客家山歌擂台演唱会上，以摇滚乐演奏的新编惠东多视山歌《打工谣》就揉合了民间艺术与现代节奏，令人耳目一新，爱到广大群众的喜爱。因此我们在原腔山歌的基础上，用作曲的技法加工发展客家山歌使古老的艺术形式获得创新把优秀的民间艺术与时代节奏有机结合起来显得十分必要和可实施。
（二）、利用客家山歌的素材，创作客家方言通俗歌曲。
客家方言，是广东三大方言之一，用客家方言演唱的客家山歌在海内外人圈中很有影响，为广泛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客家人所热爱和传唱。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传统的客家山歌中，许多是反映旧社会劳动人民精神生活的，而当代的年青
人，对传统的客家山歌却不甚了解和不易接受。随着新时代社会形态，社会风情、思想观念的更新，艺术的表现形式多样而新颖，所以我们可以运用客家音乐素材，创作出具有时代气息的通俗流行歌曲，如在大陆，台湾的客家话歌曲是很受欢迎的，如《爱拼才会赢》、《金包银》等台湾客家话歌曲成了大陆许多人都会吟唱的歌曲。那么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向人家学习和借鉴呢？从台湾作曲家身上得到启发呢？我们也可以运用客家山歌素材，采用通俗歌曲的手法进行创作的，题材广泛，手法多样。因此我们就可以多创作出一些具有客家特色的通俗歌曲，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客家山歌，喜欢客家山歌，弘扬客家山歌文化了。
（三）、利用客家山歌的素材，创作艺术歌曲。
客家人有这么一句俗语：“宁忘祖宗田，不忘祖宗言”，至今他们还保持着客家地区的习俗，客家山歌成了他们的口头文学，形成了民歌中的一支独秀。客家山歌流传千百年，歌曲曲调也十分优美，但是千百年来，客家歌曲为什么不能形成“大气候”，不能在全国打响呢？我想这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首先，客家山歌由于语言的局限性，限制了它在全国的传播，使它在现代都市中很难生存下去，因此，我们可以采用普通话的演唱方式让全国听众都能了解，熟悉客家音乐。其次，客家山歌的创作要多样化，发展客家话，普通话合唱曲方面也很值得我们去探索。流传全国的合唱曲，有许多是根据中国民歌素材编曲或创作的，曲式结构简练，很容易让人接受，易唱又有新的意境。因些我们的创作应该顺应时代的精神，创作手法要多样，利用客家山歌素材，在保留原腔优美的基础上，创作出客家山歌合唱曲等艺术歌曲。让全国的听众都能了解，熟悉客家音乐，传播客家文化。
（四）、发展山歌教育和山歌文化，培养山歌手，解决后继乏人的问题。
时代在变，客家人的生活也在变，古时候客家人那种田间地头所即兴演唱的山歌已经很少，今天客家山歌更多的是那种文人礼作的山歌和专业演员表演的山歌。今天京剧可以走进大学课堂，客家地区的学校也可以把山歌普及到中小学的音乐课中，或开辟第二课堂，开展山歌比赛。培养青少年热爱山歌的兴趣，引导青少年学生热爱乡土文化，对山歌产生钟爱之情。除外还可以举办山歌讲座或山歌培训班，多动员年轻人参加，请山歌师山歌手讲授山歌知识，教唱山歌；吸收中青年人参加，做到老、中、青三结合；以老带新，要口唱、要创作，要研究；使他们更多的人去了解和喜欢山歌文化，以保证客家山歌后继有人，使客家山歌得到更好的发展。
关键词：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文化；功能主义；外宣翻译
1．赣南客家民俗体育的文化特征
赣南民俗体育是指在赣南的民俗土壤之中，由广大赣南民众创造、享用和传承，依托赣南民俗节日产生发展的民间体育，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赣南民俗体育具有强身健体、团结乡邻的作用。此外，赣南客家民俗体育和特定的民俗精神相联，具有特定的文化和精神内涵，担负着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功能。
1．1赣南客家民俗体育的主要形式
赣南占地4万平方公里，辖区内18个县市（区），共有民俗体育数百项。丰富多彩的客家民俗体育活动流传范围不同，有着不同的特点，根据不同的内容，可以分为以下几种形式：
1．1．1村落农耕类
民俗体育。赣南村落农耕民俗体育种类繁多，主要有舞春牛、花棍舞、扁担顶力、禾秆拔河、稻草龙、打石子、扭秧歌、抬杆、抖空竹、骑竹马等。
1．1．2节日庆典类
民俗体育。赣南地区民俗体育集中在上九会、元宵节、春节、清明节、端午节、重阳节、寒食、除夕、元旦等节日中。每个节日，都有多姿多彩的民俗体育活动，包括九师拜象、竹篙火龙、抢打轿、扮故事、凌龙、罗汉舞、梨狮、席狮、板凳龙灯、龙舟竞渡、傩舞等。
1．1．3墟市庙会类
民俗体育。赣南庙会民俗体育项目主要有上刀山、过火练、跳花灯、舞香火龙、驰火马、游烛龙迭灯、飞刀圈、打莲池、甩碗等。
1．1．4宗族军事类
民俗体育。赣南客家武术主要为南拳流派拳种，主要流派有朱家教、钟家教、李家教、岳家教、流民教、刘夙山派、昆仑拳，此外还有字门拳、法门拳、硬门拳、五百前、梅花剑等。
1．2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文化特征
赣南客家节庆民俗体育文化反映了赣南客家人一定历史时期的生产生活方式、心里特征、审美情趣和价值观念，既是汉民俗体育文化的一部分，又有别于其它区域汉民俗体育文化，是一种典型的汉民族地域民俗体育文化，其主要特征如下：
1．2．1多元共存与兼容并蓄性
由于赣南客家来源于历史上客家民系多次大迁移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这就使得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文化既有早期南迁客家先民创造的赣南本土客家民俗体育文化，又有清代太平天国时期江、浙、闽、粤居民内迁和抗日战争时期粤北难民回迁赣南谋生等带来的外来客家民俗体育文化，经过数百年漫长历史的潜移默化和兼容并蓄，既延续了中原汉民俗文化的精华，又在新的环境里得到创新，从而形成了今天独具特色的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文化。
1．2．2山区农耕性
赣南客家人聚集山区之中繁衍生息，以拓荒、种植的山区农耕生产生活方式为主，故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活动具有典型的山区农耕乡土特色，许多民俗体育文化项目都与农业生产有关．一是活动内容方式与农业生产紧密相连。
1．2．3节庆与宗教祭祀性
赣南客家节庆民俗体育活动带有浓重的宗教文化色彩．在赣南客家人的生活中有着重要而特殊的地位，每当岁时节日都要举行节庆礼仪及宗教祭祀活动，许多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文化活动都源于岁时节庆、和祖先崇拜礼仪活动。
1．2．4宗族性
客家祖先从中原南迁初到赣南时，生活环境十分艰苦，面对完全陌生的环境，在与敌人抗争、与自然抗争的同时，保存种族，繁衍后代，壮大家族势力成为客家人第一要务．为维系和不断壮大家族势力，通常都是通过修谱、建祠堂、开展祭祀活动，来统一族人精神信仰，加强宗族凝聚力。
1．2．5鲜明的地域性
赣南虽然绝大部分都是纯客家县，但由于各县乡镇村落客家人来源于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地方，其迁徙历史、入居地理环境及社会环境各不相同，使得赣南各县乡镇村落的节庆民俗体育文化活动也各具特色。
1．2．6竞争性
赣南客家节庆民俗体育的竞争性主要体现在精神和心理方面，中国自古崇尚和而不同，客家节庆民俗体育活动同样在和谐之中存在着积极的竞争，正所谓“祭礼所以别尊贵，射礼所以辨实力”祭祀以宗族为别，各宗祠往往别具一格；在祭祀时各宗族会比哪宗族人丁兴旺，场面宏大，技艺精湛，节目精彩。
2．功能主义翻译理论
功能主义翻译理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德国，力经诸多翻译理论家的研究和发展，至今已成为体系完善、影响广泛的翻译理论，在翻译研究与实践等诸多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1卡塔琳娜•赖斯的翻译理论
卡塔琳娜•赖斯德根据不同的语言功能把文本类型分为三类。第一类为信息型文本，主要功能是描述事物和事实，向他人传达信息和交流观点。对于这类文本类型，翻译时要按要求做到简单明了。第二类文本类型是以小说、诗歌和散文为代表的，以形式为重和表达型的文本，主要强调语言的形式和表达作者或者说话者的情感和语言的美学功能。翻译这种文本类型需采用辨别的方法，采用源文作者的观点，以传达美学形式。第三类是以诉请为重得施为型文本，强调最终的效果，如广告和演说等。这种文本类型需采用归化的，能达到相同效果，引起预想反应的翻译方法。
2．2汉斯•弗米尔的翻译目的论
汉斯•弗米尔认为任何翻译都有特点的目的，译者在翻译时应选择能达到预期目的的最佳方式。他提出译者应根据翻译行为委托人指定的翻译目的来选择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创作出可读性强的高品质译文。翻译目的论的三大原则是目的性、连贯性和忠实性原则。目的性原则是翻译目的论的首要原则，要求译者以翻译目的为出发点，译文要为目标语读者理解和接受，同时也需要充分展现原文内涵。连贯性原则是指译文的语内连贯，具有可读性，符合目标语的句法表达习惯，具有交际意义。忠实性原则强调译文应忠实于源文而不是脱离源语文本，随意对译文进行臆造。
2．3贾斯特•赫尔兹•曼塔莉及其翻译行动理论
曼塔莉以交际理论和行动理论为基础，认为翻译是为达到特定目的的复杂行动。她的翻译行动理论目的不在研究和知道人们如何进行词语、句子或者篇章的翻译，其主要目的是帮助人们跨越文化障碍，完成交际行动。
2．4克里斯蒂安•诺德及其翻译“功能加忠诚”理论
克里斯蒂安•诺德在学习功能主义翻译理论的过程中，发现有些学者将重心从源文转移到译文，忽略了“忠实”的原则。她在尊重前辈的研究成果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独到的见解，把忠诚原则加入了功能主义模式———“功能加忠诚”理论。“功能”指的是“使译文对译语文化接受者起作用的目的”，而“忠诚”强调的是“译者应当把翻译交际行为所有参与方的意图和期望都加以考虑”。在翻译的过程中，如果译者在源文上做出了改动，译者应当向译文读者解释。在翻译特殊文化现象时，这种“忠诚”翻译行为在源文作者和译者之间架起了相互信任的桥梁。源文作者和译文读者有权利知道和了解译者所选择的翻译策略。诺德的翻译理论完善和推动了功能主义翻译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解决了翻译中的激进功能主义问题。
3．功能主义视域下的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文化外宣翻译策略及建议
功能主义翻译理论具有更大的包容性，符合地方特色文化的翻译。根据上述功能翻译理论，结合地方特色文化的翻译实践，对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文化外宣翻译提出以下策略和建议：
3．1建设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数据库
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活动，具有浓郁的乡土和生产特色，娱乐与健康、游戏性与竞争性和谐统一，形势古朴多样，内容灵活多变。但是，当前赣南客家民俗体育的传承主要依靠口授身传，大部分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运用现代多媒体数据库技术，建设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数据库，以搜集、挖掘、整理本区域民俗体育文化，从整体性和系统性对其进行深化研究。
3．2建设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文化的翻译语料库
3．2．1收集一定数量的关于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文化的资料，然后进行整理、规范化和翻译，最后建设成一定数量的赣南地方文化内容翻译语料库。语料采集的主要渠道是网络，通过网络爬虫软件抓取涉及到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文化的双语网页。3．2．2利用语料库，通过语料库检索软件的词表功能，梳理和翻译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文化的关键词，并结合不同的翻译目的，从多个不同翻译中选取合适的翻译，必要时进行重新翻译。这些关键词的梳理与翻译可以起到重要的示范作用，可以为其他翻译者提供积极的参考作用。同时由于这些翻译与当地文化传播需求结合，能够更好地发挥英语翻译的文化传播价值。
3．3提升译者翻译能力
实现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文化外宣翻译的专业化。首先，译者要提高自己的英汉双语的熟练程度与驾驭能力。同时，译者还需非常了解和熟悉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文化，对其文化内涵充分了解。最后，译者需要根据不同的翻译目的，采用恰当的翻译策略将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文化向目标语读者展现。只有这样，译者才能翻译出高水平的译文，做好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文化的外宣工作。
3．4根据赣南客家民俗
体育文化外宣翻译目的，确定相应的翻译策略。做好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文化的外宣工作，译者在翻译时要根据源文的主要交际目的来选择具体的翻译策略。根据翻译目的、文本类型和功能，翻译可以分为文献性翻译和工具性翻译。所谓文献性翻译就是在翻译的过程中尽可能的将其独特的专有的内容再现出来。文献性翻译适合再现赣南客家民俗体育的文化内涵。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所包含的地方传统文化信息在英文中找不到具体对应物和相应的英文词汇来表达。由于目的与的缺省，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可以采用音译加文内注解的方法，这样既可以让英语读者容易接受，有能保持地方文化特色，从而达到双重效果。对于介绍赣南客家民俗体育的理论和运动技巧的应用性文体，可以采用工具性翻译，以实现译文的文本功能。译文可以和原文保持一致，也可以不拘泥于原文，抓住语言实质，进行适当的增删甚至重写，使译文实现既定的功能即可。
参考文献：
［1］谭东辉．赣南客家民俗体育研究［J］．作家杂志，2010（10）：183－184．
［2］谭东辉．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数据库系统的建设及应用［J］．兰台世界2010（8）：21－22．
【关键词】客家；客家文化；客家特质
【作 者】钟声宏，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博士生，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管理学院讲师。广州，510261；黄德权，广东商学院金融学院。广州，510268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7)04-0080-006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group characteristic of Chinese Hakkas
Zhong Shenghong，Huang Dequan
Abstract：Hakka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nation.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mainland Hakkas gathering area is basically the same as the pearl river Delta cooperationregion to be consistent.The Hakkas gathering areas have some common special characteristics：The housing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by the mountainous region，the knoll primarily，the natural ecology is good，speaking the Hakka language，in the culture honors the article and esteem martial arts，the economy generally take the agriculture as amaster line，foreign exchanges concurrently have the seal and openness.
Key words：Hakkas；Hakkasculture；Hakkas characteristil
一、中国大陆客家人的分布
客家民系是汉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迁徙――侨居――再迁徙――再侨居，客家人以其独特的生存方式与顽强的生命力，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和广大的社会区域，从而成为汉民族的一支人口众多、分布甚广、英才辈出的特殊民系(刘佐泉，1991)。这样的民系在世界上是罕见的。
客家的“源”在中原，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但先民由北而南迁移的时间和原因，说法不一。其中中国历史上频繁的战乱，导致数以百万计的人背井离乡，寻找安宁的环境的说法最多人认同(罗勇，2004；罗香林，1992；陈运栋，1978；胡希张等，1997；刘善群，1998)。其次，随着中原地区开发程度的加深，人口急剧增长，人均耕地面积逐步减少以及水旱灾害造成的饥荒，驱使过剩的劳动力外出寻找出路的说法也得到不少学者的认同(谭元亨，2006；刘佐泉，1991；罗英详，1991)。关于迁海令、招垦、游学、经商、官职迁调、交通改善等说法也有部分学者赞同(刘佐泉，1991；徐杰舜，1991；丘权政，1997)。
至于迁移的过程，许多学者认同罗香林提出的五次迁移说(罗香林，1989；梁德新等，2006；谢佐芝，1991；邓迅之，1999；郭寿华，1991)，即第一次迁移，以五胡乱华引起，自东晋至隋唐，主要迁入赣江上下游地区。第二次迁移是由于唐末黄巢起义，主要迁入赣南、闽西、粤东北。第三次迁移是自宋高宗南渡，元人入侵起，主要由赣南、闽西迁往粤东北。第四次迁移是基于人口膨胀和满族入主中原。主要由客家聚集区迁往粤中、滨海地区与川、桂、湘及台湾，部分迁往贵州。第五次迁移自同治年间，受广东西路“土客”大械斗和太平天国事件的影响。一部分客家人分迁广东南路(钦州、雷州、廉江、高州)与海南岛等地，并最终形成了客家人在国内粤、赣、闽边大本营聚居，在桂、湘、琼、黔、川、港、澳、台等省(区)散居的格局。
大陆客家人聚集分布区大体与新近倡导的泛珠江三角洲区域一致，主要包括广东、福建、江西、广西、湖南、贵州、云南、四川、海南、香港和澳门。在闽粤、赣粤、湘粤、桂粤交界的山区及在海南岛、四川、重庆、贵州部分山区、港澳台分布尤为集中。
客家县，指客家人口占总人口80%以上，主要通行语言为客家话，具有典型客家民俗特征的地区。非纯客家县，指客家人口占总人口的20%以上，客家话和非客家话同时使用，客家民俗不占主导地位的地区。现在中国大陆居住有客家人的县(市)有250个，其中客家县有43个，非纯客家县有207个(李柏林，1989)。刘佐泉(1991)认为全国客家人大约在 4500～4700万。胡希张等(1997)确定中国内地有客家人5512万人。梁德新等(2006)认为，客家人主要分布在国内17个省200个县(市)，全球客家人约有1亿人。
客家最主要聚集区位于粤闽赣三省交界处(胡希张等1997)，它始于赣州、续于汀州、成于梅州，因而被称为客家大本营。从客家大本营赣州、汀州(今长汀)、梅州客家人与当地土著居民的融合，客民回迁以至民系的最后确立以及客家内部经济、文化交往来分析，赣州是客家民系形成的“锚地”，约从晚唐元和至北宋末崇宁年间开始有大量汉民迁入(胡希张等，1997；罗勇，2003)。汀州是客家“首府”，自南宋以后迁入汀州的有286姓，南宋前后迁入汀州的，基本是南迁汉民。其中少数由赣南直接迁入，大多从宁化石壁――“客家摇篮”迁入(陈运栋，1978；胡希张等，1997；刘善群，1998)。梅州是世界“客都”，客家先民由汀州，赣州大量迁入梅州的时间在元明之间，以明朝初年为多(嘉应州志卷7)，并最终在梅州完成了客家民系的系统融合。此后，客家语言、习俗、经济、文化逐步定型，并向世界各地播迁(胡希张等，1997，乔还田，2005)。
二、全球客家人的分布
客家已成为世界性的重要民系。客家人遍布世界各地，他们散居或侨居于国外许多国家和地区。根据谢佐芝(1991)对客家人分布情况的统计，客家人分布于五大洲，37个国家，74个城市，共有225万多人。历经鸦片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历史阶段，客家人不断通过香港、澳门迁往世界各地，至1994年12月，在广东省梅州市召开的世界客属第十二次恳亲大会，举办的客家人口分布展览上公布的数字，客家人分布在世界85个国家和地区，人口总数达6561万人。其中，中国内地5512万人，港、澳、台地区595万人，海外各国(地区)454万人(胡希张等，1997；梁德新等，2006)。邱创焕(1994)更认为海内外客家人有12000万。可见，客家已成为世界性的重要民系。单是祖籍梅州的客家人就遍布世界五大洲67个国家和地区。有祖籍梅州的客家人169万余人，其中居港澳的约33万人，居台湾的近50万人，居东南亚、非洲、大洋洲、美洲、欧洲五大洲的约有 90万人(李柏林，1989)。
客家人迁移的主要因素有多种。一是殖民因素：19世纪中叶起，随着太平洋航路的开辟和东南亚、南北美洲亟待开发，需要大批廉价劳工，西方殖民者便以武力掠夺人口的“猪仔”、“契约华工”、“赊欠单工”(刘佐泉，1991；刘圣宜，1996)，这是早期移民的一个重要因素。二是战争因素：宋末元初闽粤两地抗元失败和清朝咸同年间广东西路“土客”大械斗以及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移居海外的(刘佐泉，1991；马国强，2003)。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许多青壮年因避抓壮丁而出洋。三是政治因素：晚清时期的维新运动、反清运动失败，以至到近代，发动多起，许多革命者都避居南洋各地。全国解放前夕，不少军政人员，携眷带属向香港、台湾及东南亚各地出走(马国强，2003)。四是区位因素：由于客家聚集区靠近或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有不少人飘洋过海找出路(谢佐芝，1991；马国强，2003)。五是生存压力因素：客家人居住地大都是山区，土地贫瘠，可耕地少，交通不便，谋生困难。随着人口的发展，生存危机更加严峻，客家人被逼迫只有往外迁移，另谋生路(罗勇等，2006；马国强，2003)。
目前，大部分学者倾向于多种因素造成客家人外迁(罗勇，2004；刘佐泉，1991；马国强，2003)。中国太平洋学会1935年对客家移民在内的中国移民出国的原因进行调查，其结论是：经济压迫占69.95%，南洋关系占19.45%，天灾占3.43%，企事业的发展占2.87%，其它占4.5%(刘佐泉，1991)。因此，不管客家人是出于何因出国谋生，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客家人敢于拼搏，不断进取，吃苦耐劳的精神是客家人敢于不断迁移流动甚至飘洋过海谋求发展的重要原因。
历史上，梅州客家人越洋出海，都是从梅县松口镇火船码头出发，沿梅江顺流而下，经潮洲、汕头、香港、澳门，再到南洋谋生(马国强，2003)。原籍兴梅地区的客家移民主要迁往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缅甸和越南。
从客家聚集区迁出的客家人主要分布在东南亚的矿场和种植园，担任种植胡椒、丁香、肉豆蔻等经济作物以及菠萝、蔬菜、甘蜜之类的农副产品。也有一些人从事商业、医药、餐馆等，1876年，新安、归善、嘉应州的客家人还在三藩城建立了“人和会馆”，1905年广东嘉应客家帮在新加坡开办了应新学堂(刘圣宜，1996)。涌现了大批“开埠”侨领罗芳柏、叶亚来、古石泉、胡文虎等，他们开采矿山、兴建橡胶园、建设城市、兴办学校、创建医院、发行报纸、反抗殖民侵略(丘菊贤，2006)。海外客家人不但为侨居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而且也对中国和外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黄遵宪、丘逢甲等客家政治、文化精英在大力推动中国文化对东南亚影响方面表现出色。飘洋过海的客家人像其他民系的华人、华侨一样，不但带去了中国农业生产技术、建筑技术、文化艺术、民俗文化，充当了闭关锁国的古老中国的外交使者，而且还为侨居国经济、文化、社会的繁荣、发展付出了大量的智慧和心血，其功绩永远不可磨灭。
客家人迁居台湾主要在清康乾年间，自广东迁台湾的客家人居多(罗香林，1989，1992；陈运栋，1978；邓迅之，1982)。目前主要分布于彰化、高雄、新竹、苗栗、屏东、桃园、中坜、台中等地，主要来自于今梅州所属各县最多，今惠州、河源、海陆丰等地客家人为次，而汀州府属(今龙岩管辖地区)最少。香港本是广府文化的延伸地区，清初“迁海令”解除后，客家民系与广府民系的移民大量迁入开垦拓殖，两者势力等量齐观(林浩，1997)。同时，香港作为世界性港口，是许多客家人出海的通道，以至有相当部分客家人在此停留、居住。
三、客家群体的特质
1.居住地地理
中国大部分客家人生活在山区、所在省的边缘地区及丘陵地带，其中以沿闽赣两省武夷山脉两侧，向西南经南岭两侧至云开大山两侧、海南岛分布最为集中。部分在四川、重庆、贵州的山区分布。这些山岭海拔多在2000米以下，但群山重叠，极少平地，中间很少有超过100平方公里的平原，主要为山地、丘陵地带。地理位置大致在东亚大陆南部及其滨海小岛，下自北纬18°的海南岛崖县三亚湾起，上至北纬31°的四川广汉县止；横自东经103°的广汉县起，东至东经122°的台东县止(刘佐泉，1991)。
与群山盘亘相对应，客家居住区河流发育多，河身小，水势湍急，险滩多，如赣江、汀江、梅江、东江、北江、西江等，它们是早期客家先民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其上下游的河谷地带也是客家人生产、生活的主要地区。其中，汀江被称为客家的“母亲河”，梅江是客家人飘洋过海的主要通道。
客家住地的气候大致属于亚热带到温带的过渡区域，四季分明，光热充足，部分地区有山地垂直气候带的特点。由于气候条件优越，山地多，普遍来说，客家地区森林、植物、矿产资源丰富，自然生态良好。这种生态环境也形成了客家人靠山面水，讲究“天人合一”的生态居住格局。
2.语言
客家方言是中原汉族南迁的产物(刘佐泉，1991)。方言的形成史就是客家先民远离故土向南迁移，并向各地辗转迁移的历史。由于南迁汉民带来中原方言，当这些方言带到山地、丘陵地区时，便阻隔了与其原生地中原地区的联系，语言的进化和演变的条件发生了改变，形成了中原方言与当地土著语言结合的条件。在各地不同自然环境和语言环境下，客家话受到不同民族如畲族、瑶族，不同民系如广府粤方言、福佬闽方言词汇、语法、发音的影响，产生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客家方言。桂东南、粤西、粤北、粤中的客家话受粤方言影响，粤东北、闽西客家话受闽南语影响，赣南客家话受赣方言影响，四川、贵州客家话受西南官话影响，台湾客家话受闽南语、高山族语言等地方语言影响，港澳的客家话受粤方言和英语、葡萄牙语的影响，国外客家话受所在国当地语言影响等等。直至宋末元初，闽西产生了具有中州古韵的客家话，而且客家话在不同地区又与当地文化交流、融合，最终确立了以梅县话为代表的客家话(刘佐泉，1991；胡希张等，1997；司徒尚纪，2001)。尽管各地客家话受到不同方言影响，但是基本上各地客家人能互相通话。
语法结构和基本词汇及语音等基本要素能对客家方言发生规范和制约作用。相比于其他汉语分支，客家方言与汉语直至现在仍有较多的相似或近似成分(刘佐泉，1991)。在有客家人的地方，包括海外都有客家话。因此，客家民系之所以成为汉族的一个独立民系，说客家话是客家民系的重要特征之一(胡希张等，1997)。
3.文化
客家文化兼收并蓄，客家人从中原进入岭南封闭山区，为了适应新的环境，一方面继承中原风俗，另一方面又受新环境感应和土著文化的影响，许多风俗发生变异，最终形成客家民系自己的风俗文化，并以此作为民系特色区别于广府系和福佬系(司徒尚纪，2001)。除保留了中原文化的特色外，客家文化吸收了瑶族、畲族、壮族等土著文化的因素，还与广府文化、潮汕文化、湘楚文化、巴蜀文化等相互交流、渗透。
客家人的居住环境和形成历史，使客家文化的本底是生产上的自给自足，商业上突出资源特产交易，建筑上强调聚族而居和群体式居住“客家大屋”，语言上保留中州古韵，又吸收当地土著方音，信仰上的多神崇拜，饮食中的咸、香、杂等特点。生诞、丧葬、嫁娶、礼仪、娱乐、山歌、民谣、岁时习俗亦有客家地区山地民系自身的特点。建筑风水观、园林风水观和崇尚土地等观念是客家人在与自然环境相互交融的过程形成的 (曾平，2006；徐天河，2006)。客家围屋的布局与结构反映了客家先民对“天人合一”理念和传统宗法观念的传承与应用。“风水术”在客家地区的广泛应用和风水林的种植与保护，反映了客家人对人与自然环境和谐统一的追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也是客家建筑文化的魅力所在。由此更进一步，形成了客家人和睦相处、团结互助、热情好客、情系祖根的人文精神。
客家人崇文重教，这使客家人才辈出。客家人之所以重视教育，一是长期重视文化教育的历史渊源的影响。二是对山多地少，生存发展压力大的一种必然选择。三是把金榜题名，衣锦还乡作为走出贫穷落后的一种途径。因而在客家地区支持教育，重视教育蔚然成风，据《广东通志・选举表》和《明清进士题名录》统计，截至道光二年(1822年)兴梅地区有举人700人，进士120人，占广东同类人才的14%和12%，几乎与宋代就有“海滨邹鲁”之称的潮汕地区相伯仲，崛起为广东另一个人才中心(司徒尚纪，2001)。即便是旅居海外的华侨和港澳台同胞也非常关心教育事业。从1978年至1999年，梅州籍侨胞共向家乡捐资人民币超过19亿元，其中一半用于教育事业(马国强，2003)。今天客家地区更是人才辈出之地。
4.经济
长期以来，农业经济成为客家区域发展的主线。这主要是中国大陆客家人大都居住在山地、丘陵地带和各行政区的边缘地区，相对于平原地区来说，土地贫瘠，可耕地少，交通不便。经济生产方式都是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方式进行，商品经济不发达。早期由于受商品经济的影响，这些地区也出现了一些以地方资源特产如木竹制品、山区土特产品为特色的简单商品经济。随着交通条件的逐步改善和市场经济的推行，这些地区也逐步建立起现代工业、农业、服务业等产业门类，经济发展形式出现了较大的变化。
5.对外交流
客家地区对外交流兼有封闭性与开放性的特点。封闭性主要表现为，早期的客家人迫于自我生存和发展的需要，长期居住在山区，信息不灵，对外交往少，经济、文化活动局限于本区域内部。同时，频繁的、规模不一的与内外民系之间的大规模械斗影响了对外交往，以广东西路“土客”大械斗影响最为深远。这种宗族内外部的斗争损害了彼此之间的友好往来，影响了本民系对外的交流和民系对外交往的形象，最终使自己囿于狭小的生存环境中，而表现出诸多的封闭性特点，进而也不排除个别客家人的自大和保守心理的滋生。
开放性主要表现为：一是客家人敢于在艰难的困境中不断迁徙，寻求新的生存环境，甚至飘洋过海到国外打拼天下，创业图强。在海外，客家人奋发图强，披荆斩棘，办学堂，建医院，出报刊，宣传新思想，传播新理念，倡导新生活，都明显表现了客家人开放、求变的民系特点。二是客家人自信、自强、自立、自我奋斗精神和客家女性勤劳、勇敢精神特别突出，而这些精神的发挥需要有一种开放的心态和开放的意识。从郑成功，太平天国运动，刘永福抵抗法国侵略，到救亡变法、三元里抗英斗争、黄花冈起义，再到广州起义、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无不体现着客家人开放、求变，敢于突破束缚，追求自由，主张变革，寻求创新的开放心态。这是客家地区对外交流的基本特点。
6.客家特性与心理特征
客家人带着中国传统文化，从中原辗转迁徙南方各省，历尽沧桑，备尝艰苦，在长期适应自然环境、自然灾害、战乱、土客争斗的过程中，形成了质朴无华、团结奋进、立身行事、稳健踏实、冒险进取、吃苦耐劳、崇尚仁义、秉性刚直、习文尚武的特性(罗香林，1992；周建新，2006)。这些特性不仅表现在客家人的生活中，更表现在客家人对事业的追求和对人生价值的取向上。
海内外客家人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心理特征：
一是对家族祖先的认同心理。客家人来自中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和宗法观念的影响，表现出对家族祖先强烈的心理认同。叶落归根、敬祖孝宗、光宗耀祖的思想根深蒂固，因而在对外交往中表现出生存的欲望及与社会其他势力抗衡的结果是客家在宗族之外寻觅维系相互关系的纽带，扩展为对整个客家民系的认同，具有强烈的族群意识，向心力十分明显(罗勇等，2006；周建新，2006；曾平，2006)。客家围屋建筑格局就是祖先认同心理最典型的反映。
二是拼搏创业、敢于挑战、适应能力强的良好心态。客家人由于受人多地少、生存空间有限的自然环境影响，形成了拼搏创业、敢于挑战的良好心态。这既是客家人追求自我价值的表现，也是受传统的等级观念、光宗耀祖思想的影响。在封闭的山地环境中，虽然表现出保守的一面，但更多地表现了一种外向型、敢于冲破现状的心理特征，“人挪活，树挪死”的俗语明显说明了客家人在不断迁徙中，敢拼搏创业、敢于挑战、适应能力强的典型民系心理特征，因而在客家地区涌现了无数白手起家的实业家，大批的开埠侨领和无数的靠自己奋斗走向成功的政治、文化、商界精英，如罗芳柏(伯)、叶亚来、古石泉、胡文虎、、叶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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