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第1篇

论杜甫诗歌中的“回首”

论清代乾嘉诗坛对汉代诗歌的接受

王韬集外未刊诗歌稿本述论

沧浪水、沧浪歌与《楚辞·渔父》

《周公之琴舞》诸篇释名

谭献词论与现代词学之发端

吟家自拟吟诗调之探论

《诗经·周南·樛木》篇考释

《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之启示

行人制度与先秦“采诗说”新论

中国早期诗歌与“寺”之关系

为《楚辞·大招》“四上竞气”进一解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序》赋源论新探

《天问》风物板块取材的西倾趋向

《玉台新咏》的女性题材特征与儒家诗教

《诗经》中的“祃祭”乃祭军神、旗神考

新民歌运动与新诗发展道路的论争

汉语诗歌构造与演变的韵律机制

闽南语阴去声字之吟式研究

《杨白花歌辞》本事及其文学与文化意蕴

《吴越春秋》歌诗研究三题

竟陵论唐人七律——以《唐诗归》为中心

从翻译到创作:余光中对狄金森诗歌的接受

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楚辞“九体”

日本古代的汉诗新学——《古代汉诗选·序》

寓言的颓废——《野草》中的诗与哲学

毛传、郑笺对《诗经》中复现词语的释例发微

20世纪30年代新诗的危机与传统问题

论20世纪6070年代“前朦胧诗”的亚文化空间

悖论式生存与失败美学——论昌耀1990年代的诗

落差之诗——论朱朱的《故事》

杜甫昭陵诗创作时间及关中行旅路线

杜诗语词字句对宋词影响研究

杜甫歌行中“悲”与“丽”的审美张力

沈从文的编辑活动与19301940年代诗坛史料钩沉

《两浙輏轩录》中的《碧溪诗话》

国图所藏《青楼韵语》明刻本考述

跋涉的“汗血诗人”——牛汉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怪风疾雨益苍凉”——读张际亮的纪行诗

论孔子之前《鲁颂》不是《诗三百》的组成部分

进路与转向:元代科考经义文献的潜在表达

清华简《敬之》篇与《周颂·敬之》的比较研究

论中国古代政治童谣的发生机制及其理性精神

论班固《汉书·地理志》的引《诗经》方法及其认识价值

陶渊明《拟古》九首:拟《古诗》的诗还是“拟古”的诗

周代史官的“类诗家”功能与《诗经》早期传述状态初探

论两宋理学家文道观的类型、特征及其内在矛盾性

中国诗歌第2篇

关键词：意象；庞德；中国文化；影响

中图分类号：I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5-0003-02

美国现代诗歌始自埃兹拉·庞德，但这位以勇于创新而闻名遐迩的现代诗人却与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化传统之一——中国古代诗歌结下了不解之缘。1912年他在伦敦率先提出了意象主义这个诗歌概念，兴起了意象主义运动。1914年他又编辑了《意象派诗集》，扩大了意象主义的影响。此后，他的创作一直走着一条崭新的道路——为现代英语诗歌开辟的一条崭新的道路。庞德曾把“意象”定义为“一刹那间思想和感情的复合体”。据他自述他这种创作方法正式受到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影响。在他的一生中，中国古典文学始终对他的创作起着重大的影响。

庞德最早接触到中国文学是在本世纪初，当时瞿理斯（Herbert　Giles）的《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就引起了他很大兴趣，他对书中所录的刘彻的《落叶哀蝉曲》大为赞赏，不久就出现在他的诗集中。对此，可以加以比较：

刘彻：罗袂兮无声，玉樨兮尘生。/虚房冷而寂寞，落叶依于重肩。/望彼美之女兮安得，感余心之未宁。

庞德：绸裙的，瑟再不复闻，灰尘飘落在宫苑里，听不到脚步声，乱叶飞旋着，静静地堆积，她，我心中的欢乐，睡在下面。一片潮湿的树叶粘在门槛上。The　rusting　of　silk　is　discontinued/　Dust　drifts　over　the　courtyard/　There　is　no　sound　of　footfall，　and　the　leaves，/　Scurry　into　heaps　and　lie　still；/　And　she　the　rejoicer　of　the　heart　is　beneath’em，/　A　wet　leaf　that　clings　to　the　thresold.

庞德改作的前两句是对原文的忠实翻译。而从第三句开始，他则发挥原诗第四句中的落叶这个意象，使其余各句都围绕这个意象，并以此作为诗的结尾，这是他对这首诗的理解。庞德的译作是无韵自由体，这一点很接近中国古乐府诗。用庞德的话说是为了“全力避免抽象性”，让读者由此去体味诗人的情感，而不是直接把诗人的内心感觉书写出来。让读者以联想的方式直接参与诗歌的创作，这种手法与中国传统诗论在本质上是暗合的。中国古典诗歌历来反对直抒胸臆，讲究含蓄、韵味，此时庞德已从中悟出了这一点，并适用于实际创作中。

如果我们把刘彻最后一句和《地铁站台》中“潮湿黝黑树枝上的花瓣”加以对照，则不难看出其中意象的相似之处。庞德的自述中并未提及《落叶哀蝉曲》对他创作《地铁站台》的影响，但是在他冥思终日之后而茅塞顿开，能够抓住协和广场地铁站台那一刹那间意象的，似乎就是汉武帝诗中潮湿的落叶这个形象。当然庞德并未照搬这一形象，而是赋之以新意，以象征娇美脸庞的花瓣来取代原作中象征亡人的落叶。

在诗歌理论上，庞德创立的意象派与中国古典诗论有着惊人的相似。虽然我们不能因此肯定庞德受到过中国诗论的影响，但他受中国诗歌，尤其是李白诗歌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而李白诗歌大体代表了中国古典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高峰。诗人完全可以凭自己的直觉，即“心有灵犀一点通”来悟出中国诗歌精髓之所在。事实上，1915年庞德创作的《神州集》（Cathay）一直被西方文学界看成是庞德的一组基于中国素材的英语诗歌，而不仅仅是翻译。诗人在翻译过程中有自己的创造。这一点在他翻译李白的《古风第八》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李白《古风第八》：香风引赵舞，清管随齐讴。/七十紫鸳鸯，双双戏庭幽。/　行乐争昼夜，自言度千秋。/功成身不退，自古多愆尤。/　黄犬空叹息，绿珠成衅仇。/何如鸱夷子，散发棹扁舟。

庞德的译文回翻成汉语是：春又归桥头，桃李开千树。/朝开红胜火，暮落逐水流。/朱彦随水逝，一逝再难留。/今人非昔人，下场亦堪忧。/有香风，有怨笛清歌，/有七十对男女共舞，/有庭院内疯狂的角逐。/整日整夜都付于享乐，/他们以为这享乐能持续一千个秋天，/一群黄狗狂吠着，/对他们发出警告。/对他们来说绿珠姑娘只引起仇恨，/他们中有一人独携情妇离去，/他驾起轻舟，/身旁的姑娘长发披肩。

显然，庞德在这首诗中创造的因素很多。因为这首诗典故很多，不能直译，否则会引起读者的厌倦。因此，庞德按自己的理解重新组织了全诗。这就是庞德《神州集》获得成功的原因。《神州集》出版以后，带动了当时英美文学界对中国诗歌的翻译。把中国文化介绍给了广大的西方读者。

庞德创造了一个文学形式“意象迭加”，将各种特殊意象并置。就像休姆提到，两个视觉意象形成一个可称之为视觉和弦的东西，联合起来暗示一个不同于两者的新意象。中国诗中这种和弦方式十分普遍。庞德从1917年开始发表长诗《诗章》（Cantos），其创作就是深受中国古代和弦诗文的影响。诗人先后用了几十年时间写成109首完整的诗章和8首片断，其中涉及中国和弦意象的内容比比皆是。第53至第61首被称为“中国诗章”，把中国古代史原原本本讲述了一番。《诗章》的许多篇章还体现了中国诗歌“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传统思想。这些诗除了具有意象派诗歌的特点外，其内容，尤其是清雅淡远的意境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诗章第49就是庞德以一本题为“潇湘八景”的中国画册为素材写成的：

Rain，　empty　river，　a　voyage，/　Fire　from　frozen　cloud，　heavy　rain　in　the　twilight/　Under　the　cabin　roof　was　one　lantern/　The　reads　are　heavy，　bent，/　and　the　bamboos　speak　as　if　weeping，/……（雨、枯河、旅人。乌云、闪电、滂沱大雨。孤灯悬舟，兼葭苍苍，似在泣诉。……）

庞德的这首诗是我们想起了元代著名词人马致远的小令《天净沙·秋思》：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可以看出，二者确有异曲同工之妙。庞德的这首诗里，鱼、江、人、天、灯等意象构成了一幅惨淡而凝重的画面。这种意境与中国古典诗歌如此相似的“汉风诗”是意象派诗歌的一大特点，也是庞德及其他意象派诗人对现代英语诗歌的一个重大的贡献和发展。

另外，庞德则对中国古时作了字面上的翻译，即未改变原诗的词序，也未改变其语法结构。

例如饶时的《击壤歌》，原文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庞德的译文是：“日出，工作；日落，休息；掘井而饮水；耕田，吃粮；帝王的力量，对我们它又算得什么？”

由于庞德不懂中文，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通常要借助于日本汉学家的诠释，于是他对中国诗歌就难免产生误解，对中国诗歌的翻译有时不能重视原作。例如他的《河商妻子的来信》，取材于李白的《长干行》。庞德是根据美国汉学家厄内斯特·凡诺罗萨的笔记译成此诗的。而凡诺罗萨本人也是通过几位日本学者的解释来了解这个作品的。受凡诺罗萨这一知识来源的局限，庞德把诗中的名字一律按日本人对汉字的读法用拉丁字母拼出。这不仅包括Chokan（长干里），　Ku-to-en（滟预堆）和Kang（瞿塘）等，连李白的名字也按日本人的叫法，拼成Rihaku。其次，庞德把“郎骑竹马来”译成“你踩着竹制的高跷走过来，装作骑马的样子”。其三，“常存抱柱信”这个典故则漏译。据传说古代有个名叫尾生的人，和一女子约定在桥下相会，女子尚未到来，河水却突然暴涨，尾生坚守信约，终不肯离开此桥，抱着桥柱，被水淹死。

尽管庞德的诗作中不乏其对中国古诗误解和误译的实例。但从他1915年出版英译中国古诗《神州集》到他晚年完成《诗经》和《大学》等儒家经典的翻译，庞德的不懈努力不仅美国诗坛对中国诗歌的浓厚兴趣，而且把中国文化推广到了西方。

从庞德的《诗章》看，对它影响最大的应该是“中庸”和“正名”这两个儒家的基本思想。庞德把中庸之道称为：“我们精神的规范”，表明了他对当时西方社会秩序的混乱和道德沦丧的强烈不满，希望以中庸之道来唤醒人们的理智与忍让，建立起一种新秩序。在《诗章》中，庞德多次赞颂了尧舜禹的功德，不对中国的历史、哲学、文化有着很深的造诣，写出这样的诗句是不可想象的。1950年出版的《古典大全：孔子诠释》（Classis　Anthology：　Defined　by　Confucius）即《诗经》是庞德研究中国文学的最高成就，这本书收录了全部305首诗歌。对这本书的评价Jeanne　Knoerle说：“事实上，就我们所知，庞德的《诗经》译文已成为纯粹的抒情诗，没有语言性的分析，诗集的译文也好坏参半。”这是对庞德的中国风味诗歌的中肯的评价。

美国现代诗歌始于庞德。他是个天才的诗人，他的天才因中华文化的照耀而格外璀璨夺目。虽然他晚年也批评了由他本人创立的“意象派”，但他始终尊敬和崇拜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对他的影响贯穿了他的一生，并始终起着主导作用。开风气之先的庞德及其意象派并没有在曲终人散之后即成了明日黄花，它的价值却始终存在。

虽然有人对庞德的半是翻译，办事创作的拆字翻译法不甚苟同；虽然中英文在语法和词性上有很大不同，语法词性严格，富含逻辑推理的英文很难打到中国古典诗词的神韵，但意象派诗人很努力的呈现意象，融情于景，无论是在诗歌创作还是在对中国古典诗词的翻译反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像一缕清新的春风为20世纪的英美诗坛带来了一片生机。

参考文献：

[1]Understanding　Poetry.

中国诗歌第3篇

2013年诗歌：强劲的传播与困顿中的写作深化

如果说当代中国文学的生产体制依然有效，那么在刚刚过去的2013年，体制内的诗歌与文学期刊明显对诗歌有所重视。《诗刊》、《星星》、《诗林》、《诗潮》等刊发的诗作、推出的新诗人，总体质量较之以往有了很大提升。对于抒发个体生命经验、反思与批判消费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描摹日常生活的细节之美的诗歌的刊发，代表了一种主流当代诗的繁荣。一方面，民间和体制的壁垒已被打破，在民刊上发表作品，有所成就后，年轻诗人也可能较快地得到体制内媒介的接纳；另一方面，为繁荣文化，主流文学机构也加大了对文学奖励机制的投入。当代诗写作场因互联网的兴盛而充满生机，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近十几年来，当代诗人紧随互联网技术平台的更新步伐，不断体验新的传播手段之于诗歌写作与交流的作用。网上网下，诗人因诗歌而聚集，诗人群体也打破了地域限制，更多地因写作观念和美学风格形成新的聚合。

传播：长江诗歌出版中心与微信公众号

在诗歌传播方面，2013年最值得一书的是“长江诗歌出版中心”的正式成立。“长江诗歌出版中心”隶属于长江文艺出版社，是国内第一家专门出版诗歌的特色出版机构。诗歌出版中心成立后的第一个出版举措，是邀请洪子诚、程光炜两位学者主持，并邀30位诗歌评论家任分卷主编，推出中国目前最大规模的新诗选集《中国新诗百年大典》，收录了从五四新诗发轫到新世纪以来的300多位诗人的作品，以诗歌发表时期和诗人出生年代作为各卷划分的主要依据，同时也兼顾流派、诗歌风格、地域因素等。该书侧重“文本性”，诗人的入选标准，主要视其作品是否具有较高思想艺术价值，是否对新诗发展具有创新意义。同时，该书也体现了“华文诗歌”的想象，除大陆诗人外，台湾、香港、澳门以及海外华文诗人都在收录之列，此外，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诗的创作成果给予了充分关注。尽管为了兼顾多样的诗歌流派与风格，编选中为一些诗人的入选进行了诸多争论，也引发了一些异议，不过，总体上看，该书的出版引起了读者和评论界的广泛好评。长江诗歌出版中心积极推动与诗歌民刊的合作，协助原本处于内部交流形态的民间诗歌群体浮出历史地表。这些民刊与群体包括《明天》、《象形》、《汉诗》、《读诗》以及“诗生活网”等，推出诗歌选本包括《明天》、《诗生活年选（2012卷）》、《汉诗》、《读诗》、《当代新现实主义诗歌年选（2012卷）》、《2012中国年度好诗300首》、《21世纪诗歌精选・第四辑》、《越界与临在：江南新汉语诗歌12家》和《江南十二诗人诗歌集》等。《生于六十年代》3卷诗选是长江诗歌出版中心与《读诗》编辑部合作出版的重要选本。此外，诗歌中心还参与策划出版了以发表女性诗歌为主的诗刊《诗歌风赏》，去年出版两期。以与诗人合作出版为主要方式，诗歌出版中心去年出版了60余种个人诗集，其中比较重要的诗人有俞心樵、安琪、周亚平、郁雯、张执浩、池凌云、路也、玉上烟等。

2013年，微信迅速成为当代诗人传播诗歌的新渠道。区别于微博、博客与网络论坛，微信既可以以朋友圈的形式内部交流，又可创建公共平台，通过订阅的方式进行群体或品牌的推广。微信的另一优势在于其信息的多样性，文字、声音和视频可以汇集在一个文件里。再者，微信借助的是手机这种便携的移动应用平台，更具传播优势。

在微信平台中，两个最受欢迎、传播最广的读诗微信公众号为“为你读诗”和“读首诗再睡觉”。“为你读诗”是由BeMy Guest（尚客私享家）倾心推出的公益诗歌艺术活动，旨在以诗歌和音乐的方式，摒弃浮躁、麻木，真挚倡导富于“情怀”的“去功利”的生活方式。“为你读诗”每晚10点推出一期节目，邀请的读诗者多为“高大上”的成功人士，推荐的作品多为中外古今名篇或近人名作，截止到本文写作的日期，“为你读诗”已经推出256期。“读首诗再睡觉”也是每晚10点读诗，其团队则多为写诗与爱诗的年轻人，因为喜欢诗歌而成立编辑和声优团队。“读首诗再睡觉”推荐的作品大部分是当代著名和非著名写作者的作品。

微信公众号和微信群、朋友圈中的读诗活动，形式相当灵活，图文并茂，并配有背景音乐。虽然诗歌篇幅短小，似乎更适合拥有碎片时间的都市读者，但真正能刺激读者对诗歌产生兴趣的，我认为是诗的有声传播。在微信的诗歌传播平台上，插图和背景音乐辅助诗歌的阐释，而有声传播正成为当代诗的重要接受形式，悄然影响着诗歌在当代文化中的位置，同时也反过来激发了诗人写作和诗歌观念的更新。众所周知，中国古典诗歌有其独特的格律形式，是可以入乐的，或配以音乐，或其自身即形成了吟诵的声腔。新诗在创制之初，就在理论批评领域遭遇过格律问题。新诗究竟需不需要格律？新诗的格律应该是怎样的？这是新诗讨论中历久弥新的话题之一。而当代诗基本是自由体的，当代诗人和批评家也较少从格律的角度谈论诗歌的理想形式或内在声律，同一话题的侧重点发生了偏移，诗的“格律”变成了诗的“声音”、“语调”乃至“节奏”、“步伐”等。

交流：图书市场下滑中的诗歌出版物

在2013年的诗歌正式出版物中，重庆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新陆诗丛”，包括翟永明的《行间距》、韩东的《重新做人》、西川的《够一梦》、于坚的《彼何人斯》、杨黎的《一起吃饭的人》和春树的《春树的诗》。诗集装帧精良，收录的也多是诗人的近作。10月，作家出版社推出“标准诗丛”，包括多多的《诺言》、欧阳江河的《如此博学的饥饿》、王家新的《塔可夫斯基的树》、西川的《我和我》以及于坚的《我述说我所见》等。此外，“70后・印象诗系”去年出版了楼河的《楼河诗选》、窦凤晓的《山中》、杜绿绿的《冒险岛》、陶春的《时代之血和它的冷漠骑手》和芦苇岸的《芦苇岸诗选》等。“后视镜诗系”推出阿西的《词车间》、韦白的《来历不明的生活》、高春林的《时间的外遇》和田雪封的《与镜中人交谈》。其他重要的个人诗集包括：周伟驰的《避雷针让闪电从身上经过》、王敖的《王道士的孤独之心俱乐部》、周亚平的《红白蓝灰黑黑》、多多的《多多四十年诗选》、泉子的《杂事诗》、朵渔的《最后的黑暗》、柏桦的《一点墨》、小海的《影子之歌》、施茂盛的《婆娑记》、维庸的《燃烧的镁条》、许德民的《抽象诗》以及骆英的《绿度母》等。

除了上文提及的《诗生活年选（2012卷）》和《生于六十年代》之外，2013年度的诗歌选本还有邱华栋主编的《2013年中国诗歌排行榜》、杨克主编的《中国新诗年鉴：2011-2012》、高春林主编的《21世纪中国诗歌档案》等。这些诗歌选本，或以相近的诗歌趣味为标准，或以网络论坛为选稿来源，或以诗人的代际分层为考察角度，显示了较明确的立场与标准。以诗选形式出版的刊物还有《当代诗》出版一期，《中国诗歌评论》出版一期。不过，受限于出版资助、约稿及纸版发行效益，这些以书代刊的诗选诗刊的出版并不很稳定。

另一方面，独立自费的诗歌出版2013年也非常蓬勃。民间诗刊的存在是中国当代诗的一个小传统，几乎每年都会诞生新诗刊，结集志趣相投的诗歌群体。2013年创刊的民刊有《坡度》、《元知》、《诗品》、《意外》、《飞鹰》、《诗民刊》。2013年印行的民间诗刊主要有：《或许》、《文本》、《东北亚》、《地下》、《体现》、《滴撒诗歌》、《自行车》、《神性写作》、《先锋诗报》、《南京我们》、《诗篇》、《屏风》、《体现》、《抵达》、《大象诗志》、《延伸》、《元写作》、《独立》、《诗南方》、《诗》、《诗歌现场》、《诗东西》、《南京评论》、《此岸》、《审视》、《凤凰》、《诗歌杂志》、《蓝鲨》、《太阳诗报》等。诗歌民刊中，黄礼孩主编的“诗歌与人”去年出版梦亦非长诗《儿女英雄传》，“副本制作”推出王东东的长诗《西山》、二十月的《象限年鉴》、已故诗人马雁编选的《几个好朋友》，张尹主持的“现代汉诗”推出周瓒的诗集《反肖像》，而由潘洗尘主持的“诗歌EMS周刊”，为以下诗人出版了系列诗集：潘洗尘、树才、莫非、桑克、赵野、潘维、伊沙、小海、张清华、秦巴子、荣荣、黄梵、哑石、翩然落梅、君儿、重庆子衣、姚风、杜涯、李建春、沈苇、马莉、严力、莫卧儿、古马、聂权、人邻、邢昊、李伟、徐江、孟浪、徐贞敏、安琪、寒烟、柳宗宣、潘红莉、曾宏、春树、朱夏妮、刘川、范儿；台湾诗人颜艾琳、紫鹃、喜菡、孟樊、方群，外国诗人玛丽拉・格里芙（智利）、安娜・阿赫玛托娃（俄国）、莎朗・奥兹（美国）。2012年度DJS诗集奖奖励了5位当代诗人，他们的诗集也于去年以国际刊号的形式出版，包括诗人徐钺、王东东、袁永苹、清平和古冈等。去年以论坛形式入驻诗生活网的民刊和诗群有《外省》、《诗格》、“神性写作”诗群、《麻雀》诗群、《凤凰》诗群、《零度》诗社以及“空中键盘”诗群等。

纵观2013年诗歌的出版、刊行状况，有来自不同时代的优秀诗人被介绍，大量优秀的诗集获得出版。无论体制内外，线上线下，或是诗人群体之间，诗歌都算得上是活跃的，但另一方面，作为文学读物的诗集、诗选却在图书市场上没有竞争力，买诗、读诗的人群在文学阅读群体中也是少数。因此，诗集、诗选的出版印行看上去更像是出版社创建品牌，诗人之间内部交流，学院批评从业人员的本职工作。当代诗因之并未能及时、多面向地获得其文化阐释，发挥其文化建构性能。

批评：奖掖诗歌与反思当代诗歌评论

2013年的诗歌奖项众多，奖金也颇丰厚。主要包括：第三届“光华诗歌奖”，获得者为安吾、程川、曹僧、顾不白、李海鹏、康伟明、砂丁、蔌弦、陶颍川、张存己。第十一届华语文学传媒奖，翟永明获年度“杰出作家奖”，沈浩波获年度诗人奖。第八届“未名诗歌奖”，获得者为安吾、曹僧、李海鹏、李有兰、苏画天、砂丁、郁陈。第二十一届柔刚诗歌奖，荣誉奖颁给了荷兰汉学家柯雷，主奖由王夫刚获得，获得新人奖的是灯灯。第八届“诗歌与人・诗人奖”获得者为东荡子。北京文艺网国际华文诗歌奖，获得者有草树、廖慧、臧棣、于坚、七夜、郭金牛、钟硕等。据说为国内惟一颁给“80后”诗人的“汉江・安康诗歌奖”第三届获奖者为诗人八零、东井、王东东。西川诗集《蚊子志》（柯夏智译）获得美国卢西恩・斯泰克亚洲翻译奖。王家新获韩国第四届昌原KC国际诗歌文学奖。第六届珠江国际诗歌节“珠江诗歌大奖”获得者为韩东。首届袁可嘉诗歌奖分诗集奖、翻译奖和诗学奖，陈先发、李笠、王家新分别凭诗集《写碑之心》、译诗集《特朗斯特罗姆诗歌全集》、诗学文集《在一颗名叫哈姆莱特的星下》获得相应奖项。第四届中坤诗歌奖，台湾诗人痖弦和波兰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获奖。在第四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上，“金藏羚羊国际诗歌奖”由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和美国诗人西蒙・欧迪斯两位诗人获得。由民生美术馆和上海国际文化传播协会主办的“诗歌来到美术馆”获得由《东方早报》和绿城・苏州桃花源联合主办的“2013文化中国年度事件大奖”。光获首届“诗建设”诗歌主奖，青年诗人朵渔、冷霜、唐不遇获新锐奖；第六届张坚诗歌奖主奖由安徽诗人张建新获得；而2013年鲁迅文化奖年度诗人奖获得者为李亚伟。

为当代诗歌创设的各种奖项，近10年来日渐增多，其中一些奖项逐渐获得了相当广泛的公信度，如华语传媒大奖、中坤诗歌奖、柔刚诗歌奖、未名诗歌奖等。诗歌奖是一种间接的诗歌批评，是对当代诗歌的文化价值和艺术成就的评判和肯定。从评奖程序来说，成立评选专家小组，推荐入围诗人，经过若干轮的讨论、比较及匿名投票，最终决定获奖诗人。这本身就是一个群体性的批评过程。宽泛的诗歌批评不仅包括诗歌评奖活动，也包括诗歌选本，这在上文的出版信息中已有呈现。不过，选本和诗歌奖如果不能激发更广泛的接受效应（包括阅读和研究），即便不是即时的、轰动性的，则其实际效果无外乎文化点缀和消费新品而已。而狭义的诗歌批评在2013年度的表现不如人意。既表现在缺乏对当代诗的总体面貌进行概括的描述性文章，也表现为没有纵深细致的研究。与诗歌活动的多样、诗歌传播的热潮比较，诗歌批评显得相对无力。

2013年度出版了以“生于60年代”和“70后”为诗人群体的诗选。这种以代际划分诗群，出版诗选、诗集的文化活动一直持续着，可谓当代诗的特征之一。相应跟进性的批评和研究，在《诗建设》总第11期“70后诗选”中有所体现，在刊发了50位有代表性的诗人诗选的同时，还刊发了耿占春、姜涛和梁小静的研究文章。延续着前几年诗歌批评话语中的相关话题，比如诗歌伦理、诗歌与政治的关系等等，2013年的另一个批评关键词就是“现实”。《飞地》丛刊第3期发表专题“访谈”，以“现实”为话题，采访了8位诗人（姜涛、桑克、森子、王东东、哑石、宇向、周斌、臧棣）和6位当代艺术家。给诗人的提问很有针对性，比如：当有人跟你提到“现实”这个词时，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请你给“现实”下一个私人的定义。作为诗人，你觉得你眼中的“现实”和普通人的“现实”差别在哪儿？等等。诗人们的回答切合各自的写作实践和批评思考，其中不乏洞见和深度思考。诗人们大多意识到现实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同时，文学史中的“现实”往往和“政治性”、“道德观”挂钩。从写作的角度，诗人们理解的“现实”也是有很多层面的，是诗人的一种“特殊的风格意识”，关注现实是“诗人对其文学洞察力的一种艺术训练”，而从阅读的角度，取材“现实”会让诗歌变得容易交流，引起更大范围的生存共鸣（臧棣）。至于诗人的“现实”与普通人的“现实”的差别，“在诗人的现实里总是有词语的参与；不能忽略词语的塑造；但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这种塑造融入了普通人的现实本身，以致诗人无法声称对这种现实的发明权”（王东东）。

正如很多依然阅读和关心当代诗的读者感受到的，当代诗相当繁荣，但其接受广度和深度还远远不足，从某个角度看，这与诗歌批评的失效有关。2013年的《新诗评论》第一辑刊发了诗人雷武铃《当代诗歌批评之批评》一文，是对当代诗歌批评的一次严肃而中肯的省思。雷武铃从分析“当代诗歌写作浮躁混乱”这一种评判开始，探讨当代诗歌的特殊性，为当代诗歌批评正名。因为当代诗歌写作呈现的特点就是混乱的，当代诗歌批评的工作应该是大浪淘沙式的，需要批评家运用其感受力去理解与判断，而非简单地加入对于当代诗人和当代诗歌不满的合唱。“当代诗歌批评最大的特点是它的批评是现场现时进行的，它批评的对象处于原生状态”。以“理解”与“判断”为尺度，雷武铃比较了古代诗歌研究和当代诗歌批评工作之间的差别，强调当代诗歌批评中批评家判断力的重要性。在这个前提下，雷武铃进一步反思了当代诗歌批评家的形象和专业性批评问题。无论是把批评家想象为一个宗教领袖般的形象，还是强调所谓的专业性批评，在雷武铃看来都不是当代诗歌的发展方向。在雷武铃看来，“诗歌批评是一种主观价值和个人的审美倾向的批评。当代诗歌批评的人物始终是一种时代美学精神的探索与寻求，不是一种科学的检测方法或标准体系的建立”。应该说，雷武铃的文章是给当代诗歌批评适时提供的一针清醒剂。正因如此，我们有理由期待，困顿中的当代诗写作的深化应通过有耐力、有眼光、有价值评判能力的批评实践去开拓。

2013年中国诗歌综述

一、诗歌刊物：格局的延续、扩展与园地的增加

从各种诗歌刊物发表的作品情况来看，2013年诗歌基本延续了以往的格局：《诗选刊》、《诗刊》、《星星诗刊》、《诗歌月刊》、《绿风》、《诗林》、《诗潮》、《扬子江诗刊》、《诗江南》、《散文诗》以及《中国诗人》、《诗建设》、《汉诗》等等，在保持刊物原有风格和某些固定栏目、特色栏目的同时，实现了诗歌的自然增长。众多成名的诗人笔耕不辍，依然活跃于2013年诗坛；多位新锐诗人获得集中出场的机会，诸如《诗潮》不定期推出的“名家新作”、“新锐推荐”栏目就是以诗文互见的形式引起读者的关注；还有一些新面孔登场，为未来诗坛新格局的形成积蓄潜在的力量。从作品发表的具体情况来看，诗人们依旧关心现实生活，他们细细打量着身边的世界，讲述内心的感受，汇聚着共同的经验与主题。而从形式上综观2013年诗歌，散文诗刊发的园地和数量有所增加是最为突出的一点。《星星诗刊》“下旬刊・散文诗”的定期出版，实现了“本着以全面推动散文诗发展、弘扬散文诗精神的办刊理念，以刊登散文诗名家精品力作、推出散文诗坛中坚力量、发现散文诗新人为重点，提倡大众化、精品化、多元化，重深沉与优雅，重刺激与尖锐，唯真性情是举”的办刊宗旨，还有《中国诗人》每期推出的“散文诗档案”等等，均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散文诗的创作。概括而言，这些栏目设置及选发实践，均可视为诗歌刊物整体格局的延续与适度扩展。

除上述现象外，2013年各诗歌刊物还通过“作品联展”的形式实现了相互之间的“横向联合”。从《扬子江诗刊》1至4期推出的“‘凝视与聚焦’――六刊一报新世纪诗歌作品联展”之专题栏目的“编者按”可知：“为了总结新世纪十年的新诗状况，展示优秀诗人的创作成果，《诗刊》、《诗探索》、《扬子江》诗刊、《作家》、《花城》、《诗选刊》（下半月）、《文学报》六刊一报共同商定，在2013年度联手推出36位新世纪以来一直活跃在诗坛的优秀诗人的作品、创作简况和相关的评介，希望借此推动对这一时期中国诗歌状态的关注与研究。”这是六刊一报“横向联合”的初衷。在此指引下，黑枣、吴乙一、扶桑、江非、苏历铭、徐俊国、杜涯、江一郎、林莉、姚风、荣荣、潘维、路也、朵渔、李小洛、小海、吕约、卢卫平、牛庆国、苏浅、郑小琼、叶丽隽、娜夜、张执浩、沈苇、宇向、胡弦、北野、李轻松、伊路、丁及、蓝蓝、蓝野、庞培、邰筐、李琦共36位诗人的创作简历特别是新世纪十年的创作情况（包括重要作品、诗集、获奖情况等）得到了清晰地呈现，而就结果来看，这一举措不但为认识、总结新世纪十年来“中国诗歌状态”提供了典型的个案和参照的依据，而且，还对诗歌刊物的联合、互动提供了某些可行性经验。与诗歌刊物之格局的延续、扩展相比，诗歌园地的增加也是2013年诗歌的“亮点”。2013年7月，由诗人金迪主编的《诗品》“总第一卷”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此园地以“诗”、“品诗”共重的原则，古今中外兼顾；10月，女诗人娜仁琪琪格主编的《诗歌风赏》“第一卷大地花开”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此书系女性诗歌专刊，旨在“展示当下诗坛优秀女诗人的作品，发现、挖掘有潜质的新诗人”；同月，由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新诗研究院、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诗人于坚主编的《诗与思》第一卷在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系文、诗并重，讲求“诗与思”的平衡并有国际性视野；11月29日，《华语诗刊》“试刊号”出版，该园地系《遂宁日报・月末版》，每月一期，旨在“充分展示华语诗歌最新动态，最新探索和最新理论成果”。此外，为了调动海内外华语诗人的创作积极性，彰显华语诗歌的独特魅力，进一步提升《华语诗刊》的地位与影响力，遂宁日报报业集团还将联合实业共同设立“陈子昂诗歌奖”、召开一年一度的“国际华语诗歌论坛暨国际华语（遂宁）笔会”，等等。众多园地的开设既为2013年诗坛增添了活力，同时也为当下诗歌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此，人们有理由期待她们美好的前景！

二、版图的刻绘与经典化的追求

如果将集中推出某一地区的诗歌小辑作为一次“诗歌地理”的版图刻绘，那么，2013年诗歌在这方面明显有意地加强了“版图的效果”。《绿风》的“西部诗歌高地”、《诗潮》的“视野与版图”、《诗江南》“学苑”之“各地高校大学生诗选”、《天津诗人》的“诗歌版图”以及《中国诗人》的“承德诗群十七家”、“盘锦诗群”等等，都将“版图”细化为具体的地域及创作。其中，又以《诗潮》、《诗江南》尤具规模与特色：在诸如“视野与版图・辽宁”、“视野与版图・上海小辑”的栏目样式设置下，《诗潮》连续推出了“辽宁小辑”（2期）、“上海小辑”与“海南小辑”（3期）、“南京小辑”（4期）、“甘南诗人小辑”（6期）、“贵州小辑”与“廊坊小辑”（7期）、“吉林小辑”与“河南小辑”（8期）、“台湾小辑”与“浙江黄岩小辑”（9期）、“美国华语诗群小辑”与“黑龙江小辑”（10期）、“河南鹤壁小辑”与“内蒙古小辑”（11期）等多期诗歌小辑，其规模之大、视野之广（包括一期两辑，涵盖国际和海峡两岸视野）都堪称少见，这样的连续性实践无疑对树立区域诗歌形象、展示当地诗歌队伍具有重要的意义、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样也符合新世纪以来越来越注重从空间角度立体呈现诗歌生态的认知逻辑。与之相比，《诗江南》的“广西高校大学生诗选”、“上海高校诗人佳作选”、“北大、中国人大、首师大校园诗人作品选”、“甘肃高校诗人作品选”等则兼顾地域和高校两个空间，这种编选形式显然注意了各地在校大学生的创作实践，同时也有意加强了诗歌后备力量的培养和诗歌接受层面可能产生的影响。

或许是有感于区域诗歌专题的频繁出场，诗歌研究界对于地方性诗歌也逐渐开始关注起来。2013年6月，由中国新文学学会主办的《新文学评论》推出了由李少君主持的“地方性诗歌研究专辑”。秉持“诗歌的地方性发展将是当代汉语诗歌走向高潮必然经过的阶段”（“主持人语”，2期）的立场，李少君在第2期《新文学评论》首先推出了张玉玲、张春歌的《论中国当代西部诗潮中的民族特色》、杨梓的《宁夏：六七十年代出生诗人的崛起》、吴玉垒的《山东诗歌的现代面貌》、夏吟的《地域与突破――昭通新诗群论》、钱文亮的《艺术之“心”与中国人文精神的接骨术》共五篇文章。至第3期，李少君又以推出邹建军等的《追寻与遥望――当代湖北地域诗歌界说及其发展前景》、刘波的《荆楚大地上绽放的诗意之花》、荣光启的《当代文学背景中的湖北诗歌》三篇专题性文章，表达其“如何将地方性诗歌研究进行得更深入一些，而不是满足于简单的地方诗人诗歌评介，可从中看出一些诗歌发展的纹路、脉络和趋势”（“主持人语”，3期）之思考理路。而到第4期，主持人又以推出罗小凤的《“广西形象”的多重镜像――论新世纪初诗歌中的“广西形象”》、伍明春的《执著坚守与寻求突破――论新世纪以来的福建诗歌》、龚奎琳的《文学地理学视阈下的新世纪江西诗歌》、辛泊平的《河北诗歌：精神气质与地域意义》、张立群的《新世纪辽宁诗歌的特有图景和价值》共五篇文章拓展地域诗歌的研究视野。应当说，随着“地方性诗歌研究专辑”的不断推出，人们将会看到更多区域诗歌的发展现状，而主持人研究思路的不断深入，也会使这一研究专辑更富学术价值，进而使区域诗歌在创作和研究并重的前提下成为2013年诗坛一道重要的风景！

在区域诗歌火热展开的同时，诗歌经典化的追求也成为2013年诗歌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方面。除《扬子江诗刊》继续着“新诗十九首”专题的推荐与经典作品的解读、《中国诗人》继续开展的“百年新诗访谈”专题，以及《诗江南》推出的由汪剑钊主持的“诗歌课堂”专栏等等外，相对于新诗史的经典，2013年诗坛最大的一次举措是由洪子诚、程光炜主编的《中国新诗百年大典》（30卷）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据介绍，《中国新诗百年大典》以不同时期诗歌和诗人出生年代作为各卷划分的主要依据，同时也兼顾流派、诗歌风格、地域因素等。《大典》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侧重“文本性”，诗人的入选标准，主要视其作品是否具有较高的思想艺术价值，是否对新诗发展具有创新意义；二是体现了“华文诗歌”的整体想象，除大陆诗人外，台湾、香港、澳门以及海外华文诗人，都在收录之列；三是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诗的创作成果给予了充分关注。《大典》出版后，入选的诗人名单等一度成为人们争议的焦点，这反映每次诗歌经典化的努力都需要接受不同层面的阅读检验，而经典本身又是一个处于变动的实践性和时间性的话题。

三、各式频繁的诗歌活动

2013是各种诗歌活动频繁的一年。

首先，在诗歌节、大型纪念活动、诗歌集会方面，6月22日，由天津市作家协会、天津日报社、今晚报社、天津广播电视台等共同主办的2013年首届中国・天津诗歌节在天津开幕。本届诗歌节共有12位诗人获奖，在同期举行的天津诗歌节诗歌论坛上，诗人和评论家们就当前诗歌创作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走向等诸多问题进行了探讨。7月8日至9日，中国诗歌学会2013年度常务理事扩大会议在安徽黄山召开。会议听取了学会2013至2014年度工作计划、2012至2013年度工作报告，并通过了聘请郑敏、牛汉、李瑛、屠岸、晓雪、耶曼为学会名誉会长等系列决定。8月7日至12日，第四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在青海举行。此次诗歌节以“诗人的个体写作与诗歌的社会性”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余名诗人因为诗歌相聚一起，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和美国诗人西蒙・欧迪斯分获本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金藏羚羊国际诗歌奖”。8月23日，纪念《中国诗人》创办25周年暨“中国诗人奖”颁奖活动在沈阳隆重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诗人》编辑部、《诗潮》杂志社、辽宁省新诗学会联合主办。会议期间，举行了《中国诗人》25周年“中国诗人奖”颁奖典礼，洛夫、邵燕祥、韩作荣、李松涛、孟浪、多多、马新朝、王鸣久、柳、林雪、杨键、娜夜、桑克、李轻松、耿林莽、邹岳汉、邢海珍、刘士杰、黄恩鹏、黎焕颐、牟心海、罗继仁等25位海内外诗人、理论家、编辑家分获“创作成就奖”、“优秀诗人奖”、“优秀诗评家奖”、“特别贡献奖”。10月16日，中国第29届“青春诗会”在绍兴开幕。本届青春诗会由《诗刊》社和绍兴市政府主办，绍兴市委宣传部和绍兴市文联承办。诗会开展期间，还举行了15位“青春诗会”诗人――刘年、田暖、桑子、天乐、林典刨、笨水、江离、郁颜、离离、冯娜、微雨含烟、蓝紫、陈德根、罗铖、魔头贝贝的作品集结成书的《青春诗丛》的首发式。除上述例举之外，2013年诗歌在诗歌节、大型纪念活动、诗歌集会方面的活动还包括1月于台湾举行的跨年度的第七届“天问新年新诗峰会”、11月的“香港国际诗歌之夜”活动、12月的首届“贵州诗歌节”等活动。

其次，在诗歌评奖方面，除上述诗歌活动期间包括的奖项之外，在诗坛产生重要影响的诗歌奖还包括2013年8月7日在武汉举行的第四届“闻一多诗歌奖”颁奖，河南诗人马新朝于2012年7月获奖，此次跨年颁奖获奖金10万元；会议期间，第五届“闻一多诗歌奖”结果也已揭晓，诗人潇潇以组诗《灵魂挽歌》获奖，颁奖将于2014年举行。2013年11月25日在京举行了第四届“中坤国际诗歌奖”颁奖活动。本届诗歌奖仅设中国诗人与外国诗人两类奖项，经过严格而公正的评选，台湾著名诗人痖弦和波兰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获得了本届国际诗歌奖。典礼现场，200余位诗人和诗歌评论家齐聚一堂。11月30日，首届“诗建设”诗歌奖在杭州举行了颁奖典礼。黑龙江诗人光获得主奖，奖金10万元；青年诗人朵渔、冷霜、唐不遇获新锐奖。据悉，“诗建设”诗歌奖是目前中国奖金最高的民间诗歌奖，旨在通过奖励当代汉语新诗创作中具有前瞻和启示意义的诗人，倡导新诗在精神与艺术上的探索，以推动新诗建设。该奖拟两年举办一次，评奖当年3月启动，有数百位诗人参与，设主奖一名，新锐奖三名。除此之外，2013年诗歌评奖较具影响的还包括5月在长沙举行的“中国当代诗歌奖（2011―2012）”颁奖典礼、10月在京举行的“首届《新国风》杰出诗人奖”和同月在海南举行的由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办的2013年度“澄迈・诗探索奖”，以及12月29日，著名诗人余光中、郑敏、姚风、阎安荣获2013两岸诗会桂冠诗人奖，等等。

第三，在研讨会方面，2013年6月21日至24日，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与南开大学文学院联合举办的“中生代与新世纪诗坛的新格局――两岸四地第五届当代诗学论坛”在天津召开。来自两岸四地各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的30余位学者齐聚南开，围绕中生代创作与理论所涉及的相关诗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此次论坛旨在进一步探讨两岸四地中生代诗歌的异同点和关联性，发掘中生代诗歌和“70后”、“80后”诗人的区别以及中生代诗歌中主要诗人的艺术个性，标识中生代诗歌在中国当代诗坛的地位，总结新时期诗歌的发展规律和内在经验，从而繁荣当前诗歌创作。2013年11月2日至3日，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主办的“新诗国际研讨会”在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奚密、金丝燕、顾彬、唐晓渡、刘福春、于坚、欧阳江河、杨小滨、罗振亚等来自世界各地的40余名学者、诗人出席了研讨会。与会嘉宾围绕新诗比较、海外流散汉语诗人研究、新诗规范诗学的建构路径、当下语境下诗人身份认同的危机、文学制度与诗学策略等议题展开了热烈探讨。2013年11月23至24日，由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主办的“中国现代诗歌语言与形式学术研讨会”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研讨会主要以“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现代诗歌中的语言与形式的关系问题为研讨对象。与会评论家的讨论主要以诗与语言的矛盾、张力为线索，从诗的本质、自由诗的意象和结构、现代诗与白话的关系、新诗的文化背景、诗与新媒体和大众文化以及新诗与旧体诗的关系等诸多角度入手，分析了一百多年以来现代汉诗在历史演进中的得失利弊；解读了一些代表性诗人的代表作的特点、精神特质以及每个诗人个体创作的差异性；深入思考了在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语言皆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诗的本质和语言的关系。

各式频繁的诗歌活动使2013年中国诗坛热闹非凡、创作与理论研讨并重。除上述活动外，首都师范大学诗歌中心驻站诗人活动同样引起了诗坛的高度关注。本年度驻站诗人仍延续以往的风格，整体包括两个阶段系列活动。7月10日，首都师范大学第九位驻站诗人宋晓杰研讨会在北京紫玉饭店召开，来自全国各地诗人、学者50余人参会。9月24日，由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办的“2013年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入校仪式”在北京紫玉饭店举行，首都师范大学迎来了第十位驻校诗人杨方。至此，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已连续举办十届，共有十位诗人参与为期一年的驻校活动并在诗歌界产生广泛的影响。

四、远逝的诗魂与永不凋落的记忆

就诗歌记忆而言，2013年又是悲痛的一年，而悲痛过后，诗人的远逝为诗歌留下了一座座永恒的纪念碑！

2013年2月14日，中国诗歌学会会长、当代著名诗人雷抒雁因病不幸逝世，享年71岁。9月29日，著名诗人牛汉在京逝世，享年91岁。9月30日，原辽宁省文联党组书记、《中国诗人》名誉主编、著名诗人牟心海在沈阳逝世，享年74岁。11月12日，人民文学杂志社原主编、中国诗歌学会会长、当代著名诗人韩作荣因病逝世，享年66岁。11月29日，著名女诗人郑玲逝世，享年82岁。12月17日，“七月派”诗人冀在杭州辞世，享年96岁。除上述诗人外，香港著名诗人、作家、学者梁秉钧（笔名也斯）于1月6日去世，享年65岁；美国加州当地时间7月22日，台湾著名诗人纪弦（笔名路易士）去世，享年101岁；10月11日，当代优秀诗人东荡子在广州去世，享年49岁。众多对中国诗坛作出重要贡献的诗人相继离世，既是诗歌界的重大损失，同时也牵动无数诗友的心。如果说诗人牛汉、冀的去世意味着中国现代诗歌史上重要的诗歌流派“七月派”已成为远去的背影，那么，诗人雷抒雁、韩作荣、郑玲的去世则标志着一批于20世纪80年代（甚至更早一些）崛起于诗坛的诗人也为诗歌事业鞠躬尽瘁、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而年轻的东荡子突然辞世，更令人扼腕叹息！

但真正的诗人从不畏惧肉体的消亡，他们早已将自己最优秀的作品和对诗歌的热忱献给了广大读者和诗歌的历史。多位诗人于2013年诗魂远游的同时，已将自己的名字镌刻于诗歌史的丰碑之上，并为诗歌留下了永不凋谢的记忆。人们会用文字及各种纪念形式将他们的人格与创作中最为宝贵的部分记录下来，泽被后人。他们会因灵魂和记忆的不朽而激励后来者在诗歌的道路上继续前行，进而描绘出诗歌更为灿烂的明天！

中国诗歌第4篇

    本文认为,从古典诗坛最黑暗的鸦片战争前夕,到胡适“白话诗八首”发表于《新青年》的1917年2月,是中国诗歌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时期。文章对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历史动因,具体表现,总体特征,历史意义等问题作了详尽的阐释。

    【关键词】 近代诗歌;传统;现代;转型

    从古典诗坛最黑暗的鸦片战争前夕,到胡适“白话诗八首”发表于《新青年》的1917年2月,是中国诗歌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诗歌由使用典雅的文言,有着严格格律形式规范和传统美学规则要求的古典诗歌,逐步转变为初步采用白话,不重格律,形式自由,有着新的审美追求的现代新诗。在这场转变中,像体育运动的接力赛跑一样,中国诗歌通过具有革新精神的爱国诗派、维新诗派、革命诗派和前“五四”白话诗人一棒接一棒的不懈努力,终于胜利地把“棒”交到了“五四”新诗人手中,艰难地完成了中国诗歌近代转型的历程。与此同时,以“实用”为本质的太平人国诗人和以“宗古”为特征的宋诗派一一同光体,也曾为中国诗歌的重现生机作过一些尝试,但他们由于受内外因素的影响,采用了不正确的革新方法,最终成为了时代的落伍者,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也只是和其间活动着的以汉魏六朝诗派、中晚唐诗派为代表的“守旧”诗派一样,从反而为中国近代诗歌的转型提供了经验教训。

    一、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历史动因

    19 世纪上半叶,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实然加速,特别是由于鸦片的大量:输入,不仅引起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的危机,暴露出了它那令人吃惊的空虚、衰疲和落后的木质,而且还从根本上冲击、动摇了长期以来国人心目中赫赫天朝上国的“中国”意识。在当时无论是从“大气候”还是从“小气候”来看,对于中国人都是压抑的、窒息的和异常痛苦的。然而,没有哪一次压人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随着欧风美雨的袭来,也促使了不少志士仁人的觉配,使他们纷纷走上了自强、拼搏之路。而当时的志士仁人大多还兼具诗人的身份,是在生活与诗间生存着的人,且“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2),因此,在时代促使不少志士仁人在政治、思想、实践等领域荜路褴缕,身体力行,开拓前进的同时,也给他们的诗歌带来了新的变化。      中国近代生活的骤变,为诗人的自我成长和诗歌创作提供了最起码的前提和动力,使诗人与社会生活之间有了一种深层的依存关系,促成诗人们去创造性地将外在生活与内心生活结合起来,从而将其提升为艺术生活。其具体表现为:其一,改变了当时诗人们对诗歌功能的看法,使他们开始用诗歌表达真情实感和作为“经世致用”的手段;其一,为他们的诗歌创作提供了新的表现内容,使其出现了富有近代意义的爱国反帝性质和个性解放的意识以及介绍新知新学的内容;其三,使他们的诗歌具有了一种昂扬向上的或质朴自然的新诗风。

    中国近代诗歌的发展过程,其实也就是把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与唤起民族诗歌的生命力相结合,以挣脱封建诗歌的桎楛,从而转变为现代诗歌的过程。

    在世界文化的交流过程中,贯穿着一条由高势位向低势位流动的规律,即水平较高的先进文化总是更多地影响水平较低的落后文化。这一规律也影响了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时至封建社会末期,中国已远远地落后与世界发达的资木主义国家。在这一“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时代,帝国主义的掠夺和侵略,不仅使中国陷入了深刻的危机之中,而且也在客观上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先进文化的输入,给中国“示范展示了一种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使中国开始“对自身历史的内部挑战产生了多少是变化的回应方式。这样,中国历史的内部要求与西方文明的示范效应叠加在一起,共同制约着中国现代化的反应类型与历史趋向”【3】并“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历史’,使‘停滞’和‘封建’的中国进入了‘现代’的变革之中”【4】具体地说,它一方面使中国的有识之士开阔了眼界,使他们再一次从传统儒家文化的迷梦和复古主义的氛围中惊醒过来,逐渐改变了他们那种固步自封、夜郎自人的心理,开始了孜孜不倦地探索和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另一方面它也使在中国封建经济母体中滋生的资本主义因素有了可资借鉴的范型,促进了其发展,由此促生了一种与封建文化有异,与“五四”文化相通的“新”文化。西方文化的输入既使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调整自己的心态和价值取向,也给中国古老的文化殿堂吹进了清新的气息,引起了其质变的开始。泰纳说:“有时出现一种新哲学、新文学、新艺术、新科学,而思想在既已更新之后,于是人类的一切行动也就慢慢地都起了变化。”这此变化也引起了中国诗歌的变化,它唤起了中国民族诗歌的生命力,使中国诗歌开始从封闭走向开放,即从西方文化中寻找诗歌变革的参照系和可供吸纳的养分,同时它也使中国诗歌开始带上了近代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与政治追求(救亡图存)紧密结合,提倡民主,崇尚科学等等。

    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启动,也受到了明末以来的人文主义思潮和明清“实学”思潮的影响。早期的中国文化本来也是具有着人文主义因素的。汉代以后,随着儒学在中国文化中核心地位的取得和逐渐强化,儒家的伦理观念遂超出了一般个人道德上的规范,而成为具有法律意义的言行准则。宋明理学盛行之后,这种观念得到了空前的强化,所谓“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逃于天地之间”【5】,“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6】而且提出“夫所以害吾人者何也?欲也。……欲去,则心自有矣”【7】,公开宣称人的个性和欲望是罪恶的渊薮。这种完全抹杀个人权利、价值和人格的极端主张,使中国人完个失去了自我,成为了封建统治阶级驯良的奴仆和工具。至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主义精神遭到了严重的摧残。

    对于后儒戕害人性的理论,晚明一些进步的启蒙思想家们以人文主义为武器,对其予以了有力的揭露和猛烈的抨击。然而,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幼弱,市民阶层发育的不成熟,封建统治及文化势力的反攻倒算,再加上明清之交的社会大动乱,使晚明人文主义思潮的势头没有长久保持下-去,待到李贽等人被迫害致死后,晚明人文主义思潮便逐渐平息,但这股思潮却作为一股暗流延续了下来。

    “实学”一词,最初是被两宋理学家用来批评佛老虚空出世,标榜儒家的天理人伦观念的。但理学家好谈性理,不重实用,于是明清人又用“实行”来反对理学的空疏,倡导实事实力,由此便形成了一股内容颇为庞杂的“实学”思潮。它包括如下一此内容:以王艮、李贽为代表的“王学左派”对百姓日常生活的关注,以杨慎、陈第、焦竑为代表的考据学派对“实证”的重视,以徐光启、宋应星为代表的科学家对脚踏实地从事自然科学技术研究的看重,以丘浚、张居正为代表的政治改革家对“明体适用”、“义利双行”的强调。这一思潮到明末清初以张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为代表的清大家出现之后达到了最高峰,他们对其先辈的思想作了整理补充,使其具有了反思、批判、重实际的内涵,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康熙中期后,随着清王朝统治的日趋稳定,“实学”便蜕变为考据之学,此思潮也由此趋于沉寂。

    晚明人文主义思潮和明清“实学”思潮都对当时的文学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影响。就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看,早在弘治、正德年间就出现了以祝允明、唐寅等为代表的吴中才子,他们以疏狂拓落的文风,显示出对传统礼教与审美规范的冲击。以后又出现公安派“三袁”,他们以“主性灵”、“求新变”为宗旨,对于明初以来笼罩于文坛的拟古之风给予迎头痛击。就“实学”思潮的影响看,它的出现不仅使当时的文学多了一种直面人生、关注时政的现实主义内容,而且还使其多了一种敢于揭示阶级矛盾的批判斗争精神。

    鸦片战争前夕,随着固有社会结构的动摇,以及在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空谈性理的宋学和专事考据的汉学生命力的逐渐丧失,长期处于暗流状态的人文主义思潮和遭受冷落的“实学”思潮,又重新显现出来,它们以一种潜在的力量:,在深刻地影响到了当时社会政治生活的同时,也直接带来了诗歌的变化。其最初的表现就是在一部分诗人的诗作中,出现了个性解放意识和肯定主体能动性的内容,出现了为救国救民而探讨各种实际社会问题、揭示时弊,“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经世致用内容,使诗歌开始突破传统清规戒律的束缚,朝着与时代思潮相一致的方向发展。

    如果说,前面三个方面的因素都还只是作为外部动力,间接地促动了中国近代诗歌发展,那么诗歌自身发展规律则作为一种内部原因,自接影响到了近代诗歌的转型。

    库恩有一种“科学革命”的理论,按照他的说法,某一科学理论在形成发展中必然表现为一种“典范”的形式,它能成为该学科的常态情形所共同遵奉的楷模。而当这种“典范”由于新问题的不断提出而难以按常规加以解决或容纳新的因素时,便出了“危机”,科学革命的时代便因此来临。其表现为旧“典范”和旧“楷模”的崩溃,以及新“典范”和新“楷模”的诞生【8】。中国诗歌的发展变化也与库恩所说的“理论”更新一样,经过几千年超稳定的发展和历史的积淀,到鸦片战争前夕,已发展到了一种“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的极致,成为了一种“典范”与“楷模”,若想再按传统的范式继续推进已几乎不可能。因此,“求新意识便作为一种新的传统开始透露出来”,一种打破原有的规范,另辟蹊径,建立新的诗歌秩序的革新要求便不可避免地从诗歌内部开始产生。于是,中国近代诗歌的发展也就因此获得了动力。

    在19 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即将发生历史性巨变的时刻,中国诗歌终于在时代生活、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和诗歌自身发展规律等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启动了其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车轮,开始了其迈向现代化的艰难历程。

    二、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具体表现

    一般说来,诗歌这个特殊的艺术类型是由诗人的诗学观、诗歌的表现内容和艺术特征这三个因素所组成的,因此,所谓中国近代诗歌的转型,其实就是近代诗歌中这三个因素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

    中国近代诗歌的转型,首先体现在诗学观的转换上。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儒、释、道三家一直是影响最大的思想流派。但在这三者中,“道家道教不如佛家佛学,佛家佛学又不如儒家儒学”。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文化背景卜,形成了中国传统的以儒家礼教为中心的“载道”诗学观,它认为诗歌是内心思想意志的表达,是用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事父”、“事君”的。“载道”观虽然也不排斥言情,但这种情却必须受儒家“礼义”的约束,即“发乎情,止乎礼仪”,在“情’与“礼’中达到一种“温柔敦厚”的境界。虽然,在中国诗论史上,也曾出现过“意境论”、“格调说”. " 肌理说”等诗学主张,但它们要么是“载道”观的补充,要么与汉儒的腔调无异,要么就带有一层浓厚的程朱理学的光环。很明显,中国诗歌要想走向现代,就必须首先从观念上冲破“载道”观的束缚,从传统的儒家思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中国近代的革新诗人正是从这一点上着手突破,并使中国诗学最终实现与现代诗学接轨的。鸦片战争时期,爱国诗派打出了以“尊情”为核心的诗学主张,最先撕开了“载道”观的封建性画皮,让“人”和“事”开始与诗歌发生深刻的联系。维新变法运动时期,维新诗派以“三长具备”、“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等诗歌主张,让新的时代内容昂首步入了诗歌神圣的殿堂,开始对“载道”观的核心内容予以置换,使中国诗歌出现了生机。辛亥革命时期,革命诗派进一步发展了维新诗派重视诗歌政治教育功能的观念,使诗歌由传统的“载道”工具,变为了“救国新民”的利器,较为彻底地置换了诗歌为封建礼教封建政治服务的实质内容。与此同时,接受了西方美学思想和哲学观念的王国维,则着手纠正维新诗派以来过分强调诗歌功利性的做法,提出了“超功利”的主张,第一次把中国诗歌从传统“载道”观的束缚下彻底解放了出来,恢复了诗歌的本体地位。前“五四”时期,鲁迅在西方文化的启悟下,在个面总结了前人诗歌革新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以西方文学为参照,具有开放、发展特征,以人为中心,既重视诗的审美职能,又注重诗歌社会功利的诗学观,从而奠定了中国现代诗学理论的基石。

    中国近代诗歌的转型,其次体现在表现内容的转换上。爱国反帝和启蒙新民是贯穿中国近代诗歌始终的两大基本内容,这是由中国近代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所决定的。一方面因为“燃眉之急的中国近代紧张的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把注意力大都集中投放在当前急迫的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讨论和实践活动中”,“政治斗争始终是这一时期先进知识群兴奋的焦点”【9】;另一方面是因为“在近代思想史的视野下,可以察知爱国主义与启蒙主义的同步进境关系显然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现象”,而“在理性主义旗帜指导下的近代思想启蒙运动,其侧重点乃是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的革命”和“以唤醒人的觉悟为其核心的革命”【10】。因此,反对帝国主义的入侵,揭露并推翻封建王朝的反动腐朽统治,介绍西方新知新学,输入西方民主思想,培养国民“人”的意识就成为了近代诗歌的核心内容。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矛盾的变化,这两大内容的内涵与特质也处于不断地发展和递变过程中。就反帝爱国而论,爱国主义是任何国家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凝聚剂和驱动力,是国之魂、民族之魂。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爱国主义一直是我们民族发展的主动力,但爱国主义也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我国传统的爱国主义是以讴歌汉民族抵御四周少数民族的侵略为主要内容的,它既爱国又爱民族也爱君王和封建朝廷,带有相当的狭隘性。进入近代后,“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它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社会;另一方面,它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的中国”⑩,由此使近代爱国主义的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在爱国诗派的笔下,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形成了中华民族团结御侮、齐心反帝的热潮.并开始出现反清倾向,忠君意识也有所淡化。在维新诗派的笔下,救亡图存的呼声高涨,形成变法自强的社会主潮,反对列强瓜分的热情也日益强烈,反清意识增浓,但同时也还带有一定的保皇观念。在革命诗派的笔下,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已成为不可遏制的潮流,但反帝意识有所减弱。在前“五四”诗人的笔下,反帝爱国内容被深刻内敛,表现出了在更深层次上的向“思想启蒙”的趋同。至此,具有“现性精神”的爱国反帝内容已基本形成。就启蒙新民而论,在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中,人的意识表现的主要特征是重集团轻个人,强调个人对集团秩序的和谐的遵守与维护。“修身、齐家、治国、平人下”就是其对社会成员的标准规范。在如此牢固观念的约束和钳制中,中国人失去了作为“人”的一切特性。随着近代的到来,西方自由、民主、个性主义思潮的输入,以及晚明以来人文主义思潮的逐步复苏,开始动摇了中国传统的“人”的观念,把人从封建传统的种种束缚中解放出来。因此,当时代把培养救亡图存的重担压在近代诗人肩上时,也使他们的诗作相应地有了一种崭新的启蒙新民内容。在爱国诗人的笔下,表现出一种反叛传统的精神指向,尤其是对封建专制压抑人才、压抑个性的黑暗现实的强烈不满,使顽固的封建专制堡垒裂开了一道缝隙。在维新诗派的笔卜,不仅出现了大量:对西方新知新物的介绍,而且还出现了比较自觉地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平等、自由的思想,以及对独立、自强精神的倡导,在他们的诗作中,个性在萌芽,新知在增长,民权在渐立。在革命诗派的笔下,不仅加人了对西方新知新学与民主制度、民主思想输入的力度,而且其锋芒也自接对准了封建君权与封建专制统治。在前“五四”诗人的笔下,爱国反帝的内容与启蒙新民的内容则相融相会,成了一种以“思想启蒙”为中心的新的时代内容,这一内容的出现,自接促成了“五四”“人的文学”思潮的出现。

    中国近代诗歌的转型,再次体现在艺术特征的转换上。在语言上,正如艾青所说,“新的词汇,.新的语言,产生在诗人对于世界有了新的感受和新的发现的时候”【12】。近代诗人对语言的革新正是从这一点起步的,他们出于对表达具有真情实感新内容的需要,在其诗歌中首先使用了大量:的新名词、新术语,使其语言开始出现了“新”的变化,具有了清新、自然、富有生命力的特点,在“欧化”的道路上走出了重要的一步;与此同时,他们也走“俗化”的道路,大量:采用民间语言入诗,使其语言具有明白、通俗、活泼的特征。到前“五四”时期,在诗人们的笔下,则出现了一种由“新语词”和“俗语”共同组成的现代“白话”。在意象上,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一向是以袭用“原始意象”为主的,其内部结构为“以象含意”和“象意互合”,其组合方式也多为隐!喻式的。在近代诗歌中,由于诗歌语言的变化及其它因素的影响,逐渐发展并最终形成了一种取自当下生活或取自西方的“自造意象”,其内部结构变为了“以意驭象”,组合方式也变为转喻式和描摹式。这些新意象的出现,一扫传统“原始意象”的陈腐僵化之气,使中国诗歌意象具有了新的文化内涵和新的审美特征。在形式上,近代诗歌的变化大致走过了两条并行的道路:一条是从通过吸收民间诗歌的营养创造出了一种形式较为自由活泼的“杂歌谣体”,到大量:吸收了西方诗歌营养,创造出了一种形式十分自由活泼的歌体诗;另一条是改造旧律诗的形式,从爱国诗派对“真情”的表达引起形式的新变化,到维新诗派以新名词新术语入诗,松动律诗形式规则的要求,再到革命诗派创作较为明白自由的政治鼓动诗。这两条道路在前“五四”时期则合二为一,形成了一种不重格律、形式自由的新诗体。在风格上,近代诗歌实际上完成了两种诗风的转换。其一是现实主义诗风。由于中国近代历史是反帝反封建方兴未艾的历史,故由“反”而来的正视现实、暴露现实、讽刺批判现实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其间,又由于西方近代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引入,使其又注入了西方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这样就逐渐形成了一种对历史和现实的黑暗与弊端有着较大反思能力和穿透力,具有着较强暴露性与批判性的现实主义诗风。至前“五四”时期,这股诗风则发展成为一种可与“五四”文学直接对接的写实主义诗风。其一是积极浪漫主义诗风。在近代,由于诗人开始在其诗歌中逐渐增多地打发“真情”,歌唱理想,倡导变革与革命,鼓吹个性解放,这就使他们的诗歌具有了一种“新”浪漫主义诗风,同样,又由于西方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使他们的诗歌形成了一种具有强烈近代色彩的浪漫主义诗风。

    至此,中国近代诗歌已基本完成了其由传统向现代形态的个面转换。

    三、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总体特征

    中国诗歌虽然已基本上完成了近代转型,但由于众多因素的影响,它还是体现出了相当的不成熟性(其诗歌在艺术上也显得相当稚嫩,在审美表现上也还缺乏在较高层次上的完善),因此它明显地呈现出了与以前诗歌完全不同的近代性特征。

    与时并进,新质渐增,具有着艰巨性是其第一个特征。近代70年的风云变幻,对关切国家命运的诗人们来说,他们的神经不断地被刺痛,心态也屡屡发生变化,在这种心境或精神状态中产生和发展的中国近代诗歌,与现实的交迭变化具有同步性。时代每向前推进一步,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变革便向前发展一步,诗歌也跟着向前跃进一步。不论是从诗学观来说,还是从表现内容和艺术特征来看,莫不如此。中国诗歌具有近代意义的自身形态的完善和审美品格的确立,就是在这样一种时有所进,质有所新的量:的积累中逐步达到质的变化,从而最终完成其转型的。也正是因为这一特征的存在,使近代诗歌在较长时期内一直处于一种不断地探索与不成熟之中,其发展也受到了较大的制约,增加了其向现代转型的艰巨性。

    新旧交织,具有相当的复杂性是其第一个特征。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始终面临着如何处理古今文化、中外文化矛盾的困扰。在这些矛盾面前,近代诗人也始终处在理智与情感两难抉择的困境中,也就是说,伴随着半封建、半殖民化的过程,中国既显示了其进步的一面(近代化、资木主义化),又显露出后退的一面(殖民化、封建化)。这种社会现实的存在,使中国近代诗人一方面开始出现了反帝反封建的新追求,另一方而表现出了对旧时代的某种程度的依恋。他们这种矛盾心态的“存在”,也影响到其诗歌形态的形式,导致了中国近代诗歌演变中新旧交织现象的出现。这种交织现象首先表现在新旧诗派的对立上,即一方是为了中国近代诗歌的发展,不断地接受异域文化成果,摄取民间诗歌的养分,探索前进的革新诗派;一方是在总体趋向上徘徊不前,退身固守,面向过去,最后发展到成为诗歌前进绊脚石的守旧诗派。这种现象其次还体现在新旧诗派内部的新旧交织上。比如革新诗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它们所谓的“新”也只是“近代”式的。维新诗派的“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就是其最好的例子。就守旧诗派论,在他们的“向后看”与“宗古”中,也显示了一此新的因素,如宋诗派的“诗为心声,要立诚不欺”之论就含有一定的革新意义。由此可见,在近代诗坛上,新旧交织,新中有旧,旧中含新是一个普遍性的存在。正是这样,中国近代诗歌一直处在一种无处不在的巨大矛盾冲突之中,一方而是“新”的为战胜“旧”的而努力壮大自己的势力,另一方而是“旧”的要延续自己的存在而拚命与“新”的争夺地盘。这种矛盾激烈冲突的结果,产生了推动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巨大动力,同时也由于这种矛盾冲突的存在,使近代诗歌的行进历程和发展形态具有了以进为主,进中有退,退中有进的复杂特点。

    中介状态,桥梁作用,具有着过渡性是其第三个特征。近代中国的首要问题是救亡图存和启蒙新民,如何把这种时代主题用诗歌加以艺术地表现与张扬,又如何在表现与张扬中,克服旧有诗歌的传统与社会接受心理等外部压力,克服诗人情感结构、思维定势等内部压力,是摆在近代诗人面前的尖锐问题。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时代的局限,诗人们无法圆满处理这种矛盾,因而其诗歌创作始终处于艺术与非艺术之间,也就是说,它在由古典诗歌,“旧工具”功能转换为近代“新工具”功能的过程中,在取得“功利”效应的同时,也带有了一些相当粗疏、幼稚的非艺术因素,这种非艺术因素在爱国诗派、维新诗派和革命诗派的诗歌创作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尤其是那些具有“诗史”和“宣传’性质的诗作。钱钟书就曾针对“诗史”的问题发过一通评论:“‘诗史’的看法是一偏之见”,“诗是有血有肉的活东西,史诚然是它的骨干,然而如果单凭内容,是否在史书上信而有征这一点来判断诗歌的价值,那就仿佛要从爱克司光透视镜里来鉴定图画家和雕刻家所选择的人体美了”(13) o这段话虽然带有一定偏颇,但它也正说明了近代诗歌所具有的“亚型态”艺术这一特点。近代诗歌

    这种“中介”状态的存在,决定了它承上启下的地位,使其成为连接古典诗歌与现代诗歌的桥梁,具有了较为明显的过渡性。近代诗歌的这种“中介”形态与过渡性特征,随着近代诗歌的退居远景,而显得越来越清晰明了了。

    四、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意义

    中国近代诗歌的转型,既是在特定的中国人文历史背景下发生和发展的,又是在世界文学的总格局中进行的。即是说中国诗歌由传统形态转到现代形态,既是在外国文化(文学)的影响下,与世界文学逐渐接轨,汇入世界文学的潮流,又继承着民族文化(文学)的传统血脉,显示出中国诗歌独有的民族特色,也就是沿着近代化与民族化方向发展,成为世界近代文学总格局中独具特色的一脉的,因此它具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首先,它终结了在中国存在发展了几千年,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已经失去了生命力的古典诗歌。郭延礼说,在近代文学中,“首先引人注目的是近代诗,它带着中国近代社会鲜明的时代特征、审美理想和争奇斗艳的艺术风格,在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夺目的篇章。(14)。由于近代诗歌转型的曲折性和艰巨性,诗人们的实践活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在传统的范畴内进行,他们所创作出的许多优秀诗作也还基本上属于旧体诗,正是这些“光辉夺目的篇章”的存在,才把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推向了临终前的又一个高潮,为中国古典诗歌作了一个有力的总结。同时,它通过在传统诗歌旧形式内纳入大量有时代特征的新内容,使诗歌的旧形式与新内容的不和谐性发展到极致,从实践上证明和宣判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死刑。

    其次,它宣告了中国新诗的诞生。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最终完成,标志着中国诗歌的新生,在它那不断进行着的裂变中出现了新的“诗素”,孕育了跨向新世纪的“新诗”。诚然,“五四”新诗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还得力于对外国诗歌的移植,但仅凭单向的移植是难以养活一种新艺术的。如果没有近代诗人筚路蓝缕的开拓,没有他们对民族诗歌优秀传统的继承和转化,没有他们为“五四”新诗人提供新的文化环境、生存空间、思想意识和美学心理,“五四”新诗就不会很好地吸收和消化外国诗歌的因素,特别是如果没有它直接完成的在诗学观,表现内容和艺术特征方面由古典向现代的众多转换,就不会产生现代新诗。

    其三,它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乃至世界文学的现代化作出了贡献。一方面,由于中国近代诗歌的转型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它的完成,实质上也就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一部分,而且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的完成。另一方面,又由于世界文学是“由许多民族和地域的文学形成的”,“各个民族的文学都是世界文学这张大网中的一页”,而世界文学的现代化,当然也包括中国文学、中国近代诗歌的现代化,因此中国诗歌近代转型的完成也就标示了世界文学一部分的现代化的完成。由此可见,中国近代诗歌“经由中国近代化而走向现代化,同也是走向世界的伟人而艰难的”[15]转型历程的完成,是对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现代化的重要贡献。

    注释:

    ①见恩格斯:《致尼·弗·丹尼尔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

    ②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③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总记》,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

    ④龙泉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论析》,《学术月刊》1997年第9期。

    ⑤程颐:《遗书》。

    ⑤朱熹:《文集·甲寅行宫便殿奏札》。

    ⑦陆九渊:《养心莫善于寡欲》。

    ⑧参见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

    ⑨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交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⑩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⑩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⑩艾青:《艾青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55年版。

    【11】钱钟书:《宋诗选注·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中国诗歌第5篇

19世纪上半叶,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实然加速,特别是由于鸦片的大量:输入,不仅引起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的危机,暴露出了它那令人吃惊的空虚、衰疲和落后的木质,而且还从根本上冲击、动摇了长期以来国人心目中赫赫天朝上国的“中国”意识。在当时无论是从“大气候”还是从“小气候”来看,对于中国人都是压抑的、窒息的和异常痛苦的。然而,没有哪一次压人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随着欧风美雨的袭来,也促使了不少志士仁人的觉配,使他们纷纷走上了自强、拼搏之路。而当时的志士仁人大多还兼具诗人的身份,是在生活与诗间生存着的人,且“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2),因此,在时代促使不少志士仁人在政治、思想、实践等领域荜路褴缕,身体力行,开拓前进的同时,也给他们的诗歌带来了新的变化。中国近代生活的骤变,为诗人的自我成长和诗歌创作提供了最起码的前提和动力,使诗人与社会生活之间有了一种深层的依存关系,促成诗人们去创造性地将外在生活与内心生活结合起来,从而将其提升为艺术生活。其具体表现为:其一,改变了当时诗人们对诗歌功能的看法,使他们开始用诗歌表达真情实感和作为“经世致用”的手段;其一,为他们的诗歌创作提供了新的表现内容,使其出现了富有近代意义的爱国反帝性质和个性解放的意识以及介绍新知新学的内容;其三,使他们的诗歌具有了一种昂扬向上的或质朴自然的新诗风。

中国近代诗歌的发展过程,其实也就是把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与唤起民族诗歌的生命力相结合,以挣脱封建诗歌的桎楛,从而转变为现代诗歌的过程。

在世界文化的交流过程中,贯穿着一条由高势位向低势位流动的规律,即水平较高的先进文化总是更多地影响水平较低的落后文化。这一规律也影响了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时至封建社会末期,中国已远远地落后与世界发达的资木主义国家。在这一“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时代,帝国主义的掠夺和侵略,不仅使中国陷入了深刻的危机之中,而且也在客观上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先进文化的输入,给中国“示范展示了一种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使中国开始“对自身历史的内部挑战产生了多少是变化的回应方式。这样,中国历史的内部要求与西方文明的示范效应叠加在一起,共同制约着中国现代化的反应类型与历史趋向”【3】并“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历史’,使‘停滞’和‘封建’的中国进入了‘现代’的变革之中”【4】具体地说,它一方面使中国的有识之士开阔了眼界,使他们再一次从传统儒家文化的迷梦和复古主义的氛围中惊醒过来,逐渐改变了他们那种固步自封、夜郎自人的心理,开始了孜孜不倦地探索和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另一方面它也使在中国封建经济母体中滋生的资本主义因素有了可资借鉴的范型,促进了其发展,由此促生了一种与封建文化有异,与“五四”文化相通的“新”文化。西方文化的输入既使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调整自己的心态和价值取向,也给中国古老的文化殿堂吹进了清新的气息,引起了其质变的开始。泰纳说:“有时出现一种新哲学、新文学、新艺术、新科学,而思想在既已更新之后,于是人类的一切行动也就慢慢地都起了变化。”这此变化也引起了中国诗歌的变化,它唤起了中国民族诗歌的生命力,使中国诗歌开始从封闭走向开放,即从西方文化中寻找诗歌变革的参照系和可供吸纳的养分,同时它也使中国诗歌开始带上了近代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与政治追求(救亡图存)紧密结合,提倡民主,崇尚科学等等。

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启动,也受到了明末以来的人文主义思潮和明清“实学”思潮的影响。早期的中国文化本来也是具有着人文主义因素的。汉代以后,随着儒学在中国文化中核心地位的取得和逐渐强化,儒家的伦理观念遂超出了一般个人道德上的规范,而成为具有法律意义的言行准则。宋明理学盛行之后,这种观念得到了空前的强化,所谓“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逃于天地之间”【5】,“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6】而且提出“夫所以害吾人者何也?欲也。……欲去,则心自有矣”【7】,公开宣称人的个性和欲望是罪恶的渊薮。这种完全抹杀个人权利、价值和人格的极端主张,使中国人完个失去了自我,成为了封建统治阶级驯良的奴仆和工具。至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主义精神遭到了严重的摧残。

对于后儒戕害人性的理论,晚明一些进步的启蒙思想家们以人文主义为武器,对其予以了有力的揭露和猛烈的抨击。然而,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幼弱,市民阶层发育的不成熟,封建统治及文化势力的反攻倒算,再加上明清之交的社会大动乱,使晚明人文主义思潮的势头没有长久保持下-去,待到李贽等人被迫害致死后,晚明人文主义思潮便逐渐平息,但这股思潮却作为一股暗流延续了下来。

“实学”一词,最初是被两宋理学家用来批评佛老虚空出世,标榜儒家的天理人伦观念的。但理学家好谈性理,不重实用,于是明清人又用“实行”来反对理学的空疏,倡导实事实力,由此便形成了一股内容颇为庞杂的“实学”思潮。它包括如下一此内容:以王艮、李贽为代表的“王学左派”对百姓日常生活的关注,以杨慎、陈第、焦竑为代表的考据学派对“实证”的重视,以徐光启、宋应星为代表的科学家对脚踏实地从事自然科学技术研究的看重,以丘浚、张居正为代表的政治改革家对“明体适用”、“义利双行”的强调。这一思潮到明末清初以张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为代表的清大家出现之后达到了最高峰,他们对其先辈的思想作了整理补充,使其具有了反思、批判、重实际的内涵,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康熙中期后,随着清王朝统治的日趋稳定,“实学”便蜕变为考据之学,此思潮也由此趋于沉寂。

晚明人文主义思潮和明清“实学”思潮都对当时的文学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影响。就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看,早在弘治、正德年间就出现了以祝允明、唐寅等为代表的吴中才子,他们以疏狂拓落的文风,显示出对传统礼教与审美规范的冲击。以后又出现公安派“三袁”,他们以“主性灵”、“求新变”为宗旨,对于明初以来笼罩于文坛的拟古之风给予迎头痛击。就“实学”思潮的影响看,它的出现不仅使当时的文学多了一种直面人生、关注时政的现实主义内容,而且还使其多了一种敢于揭示阶级矛盾的批判斗争精神。

鸦片战争前夕,随着固有社会结构的动摇,以及在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空谈性理的宋学和专事考据的汉学生命力的逐渐丧失,长期处于暗流状态的人文主义思潮和遭受冷落的“实学”思潮,又重新显现出来,它们以一种潜在的力量:,在深刻地影响到了当时社会政治生活的同时,也直接带来了诗歌的变化。其最初的表现就是在一部分诗人的诗作中,出现了个性解放意识和肯定主体能动性的内容,出现了为救国救民而探讨各种实际社会问题、揭示时弊,“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经世致用内容,使诗歌开始突破传统清规戒律的束缚,朝着与时代思潮相一致的方向发展。

如果说,前面三个方面的因素都还只是作为外部动力,间接地促动了中国近代诗歌发展,那么诗歌自身发展规律则作为一种内部原因,自接影响到了近代诗歌的转型。

库恩有一种“科学革命”的理论,按照他的说法,某一科学理论在形成发展中必然表现为一种“典范”的形式,它能成为该学科的常态情形所共同遵奉的楷模。而当这种“典范”由于新问题的不断提出而难以按常规加以解决或容纳新的因素时,便出了“危机”,科学革命的时代便因此来临。其表现为旧“典范”和旧“楷模”的崩溃,以及新“典范”和新“楷模”的诞生【8】。中国诗歌的发展变化也与库恩所说的“理论”更新一样,经过几千年超稳定的发展和历史的积淀,到鸦片战争前夕,已发展到了一种“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的极致,成为了一种“典范”与“楷模”,若想再按传统的范式继续推进已几乎不可能。因此,“求新意识便作为一种新的传统开始透露出来”,一种打破原有的规范,另辟蹊径,建立新的诗歌秩序的革新要求便不可避免地从诗歌内部开始产生。于是,中国近代诗歌的发展也就因此获得了动力。

在19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即将发生历史性巨变的时刻,中国诗歌终于在时代生活、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和诗歌自身发展规律等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启动了其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车轮,开始了其迈向现代化的艰难历程。

二、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具体表现

一般说来,诗歌这个特殊的艺术类型是由诗人的诗学观、诗歌的表现内容和艺术特征这三个因素所组成的,因此,所谓中国近代诗歌的转型,其实就是近代诗歌中这三个因素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

中国近代诗歌的转型,首先体现在诗学观的转换上。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儒、释、道三家一直是影响最大的思想流派。但在这三者中,“道家道教不如佛家佛学,佛家佛学又不如儒家儒学”。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文化背景卜,形成了中国传统的以儒家礼教为中心的“载道”诗学观,它认为诗歌是内心思想意志的表达,是用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事父”、“事君”的。“载道”观虽然也不排斥言情,但这种情却必须受儒家“礼义”的约束,即“发乎情,止乎礼仪”,在“情’与“礼’中达到一种“温柔敦厚”的境界。虽然,在中国诗论史上,也曾出现过“意境论”、“格调说”."肌理说”等诗学主张,但它们要么是“载道”观的补充,要么与汉儒的腔调无异,要么就带有一层浓厚的程朱理学的光环。很明显,中国诗歌要想走向现代,就必须首先从观念上冲破“载道”观的束缚,从传统的儒家思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中国近代的革新诗人正是从这一点上着手突破,并使中国诗学最终实现与现代诗学接轨的。鸦片战争时期,爱国诗派打出了以“尊情”为核心的诗学主张,最先撕开了“载道”观的封建性画皮,让“人”和“事”开始与诗歌发生深刻的联系。维新变法运动时期,维新诗派以“三长具备”、“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等诗歌主张,让新的时代内容昂首步入了诗歌神圣的殿堂,开始对“载道”观的核心内容予以置换,使中国诗歌出现了生机。辛亥革命时期,革命诗派进一步发展了维新诗派重视诗歌政治教育功能的观念,使诗歌由传统的“载道”工具,变为了“救国新民”的利器,较为彻底地置换了诗歌为封建礼教封建政治服务的实质内容。与此同时,接受了西方美学思想和哲学观念的王国维,则着手纠正维新诗派以来过分强调诗歌功利性的做法,提出了“超功利”的主张,第一次把中国诗歌从传统“载道”观的束缚下彻底解放了出来,恢复了诗歌的本体地位。前“五四”时期,鲁迅在西方文化的启悟下,在个面总结了前人诗歌革新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以西方文学为参照,具有开放、发展特征,以人为中心,既重视诗的审美职能,又注重诗歌社会功利的诗学观,从而奠定了中国现代诗学理论的基石。

中国近代诗歌的转型,其次体现在表现内容的转换上。爱国反帝和启蒙新民是贯穿中国近代诗歌始终的两大基本内容,这是由中国近代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所决定的。一方面因为“燃眉之急的中国近代紧张的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把注意力大都集中投放在当前急迫的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讨论和实践活动中”,“政治斗争始终是这一时期先进知识群兴奋的焦点”【9】;另一方面是因为“在近代思想史的视野下,可以察知爱国主义与启蒙主义的同步进境关系显然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现象”,而“在理性主义旗帜指导下的近代思想启蒙运动,其侧重点乃是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的革命”和“以唤醒人的觉悟为其核心的革命”【10】。因此,反对帝国主义的入侵,揭露并封建王朝的反动腐朽统治,介绍西方新知新学,输入西方民主思想,培养国民“人”的意识就成为了近代诗歌的核心内容。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矛盾的变化,这两大内容的内涵与特质也处于不断地发展和递变过程中。就反帝爱国而论,爱国主义是任何国家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凝聚剂和驱动力,是国之魂、民族之魂。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爱国主义一直是我们民族发展的主动力,但爱国主义也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我国传统的爱国主义是以讴歌汉民族抵御四周少数民族的侵略为主要内容的,它既爱国又爱民族也爱君王和封建朝廷,带有相当的狭隘性。进入近代后,“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它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社会;另一方面,它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的中国”⑩,由此使近代爱国主义的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在爱国诗派的笔下,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形成了中华民族团结御侮、齐心反帝的热潮.并开始出现反清倾向,忠君意识也有所淡化。在维新诗派的笔下,救亡图存的呼声高涨,形成变法自强的社会主潮,反对列强瓜分的热情也日益强烈,反清意识增浓,但同时也还带有一定的保皇观念。在革命诗派的笔下,清王朝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已成为不可遏制的潮流,但反帝意识有所减弱。在前“五四”诗人的笔下,反帝爱国内容被深刻内敛,表现出了在更深层次上的向“思想启蒙”的趋同。至此,具有“现性精神”的爱国反帝内容已基本形成。就启蒙新民而论,在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中,人的意识表现的主要特征是重集团轻个人,强调个人对集团秩序的和谐的遵守与维护。“修身、齐家、治国、平人下”就是其对社会成员的标准规范。在如此牢固观念的约束和钳制中,中国人失去了作为“人”的一切特性。随着近代的到来,西方自由、民主、个性主义思潮的输入,以及晚明以来人文主义思潮的逐步复苏,开始动摇了中国传统的“人”的观念,把人从封建传统的种种束缚中解放出来。因此,当时代把培养救亡图存的重担压在近代诗人肩上时,也使他们的诗作相应地有了一种崭新的启蒙新民内容。在爱国诗人的笔下,表现出一种反叛传统的精神指向,尤其是对封建专制压抑人才、压抑个性的黑暗现实的强烈不满,使顽固的封建专制堡垒裂开了一道缝隙。在维新诗派的笔卜,不仅出现了大量:对西方新知新物的介绍,而且还出现了比较自觉地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平等、自由的思想,以及对独立、自强精神的倡导,在他们的诗作中,个性在萌芽,新知在增长,民权在渐立。在革命诗派的笔下,不仅加人了对西方新知新学与民主制度、民主思想输入的力度,而且其锋芒也自接对准了封建君权与封建专制统治。在前“五四”诗人的笔下,爱国反帝的内容与启蒙新民的内容则相融相会,成了一种以“思想启蒙”为中心的新的时代内容,这一内容的出现,自接促成了“五四”“人的文学”思潮的出现。

中国近代诗歌的转型,再次体现在艺术特征的转换上。在语言上,正如艾青所说,“新的词汇,.新的语言,产生在诗人对于世界有了新的感受和新的发现的时候”【12】。近代诗人对语言的革新正是从这一点起步的,他们出于对表达具有真情实感新内容的需要,在其诗歌中首先使用了大量:的新名词、新术语,使其语言开始出现了“新”的变化,具有了清新、自然、富有生命力的特点,在“欧化”的道路上走出了重要的一步;与此同时,他们也走“俗化”的道路,大量:采用民间语言入诗,使其语言具有明白、通俗、活泼的特征。到前“五四”时期,在诗人们的笔下,则出现了一种由“新语词”和“俗语”共同组成的现代“白话”。在意象上,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一向是以袭用“原始意象”为主的,其内部结构为“以象含意”和“象意互合”,其组合方式也多为隐!喻式的。在近代诗歌中,由于诗歌语言的变化及其它因素的影响,逐渐发展并最终形成了一种取自当下生活或取自西方的“自造意象”,其内部结构变为了“以意驭象”,组合方式也变为转喻式和描摹式。这些新意象的出现,一扫传统“原始意象”的陈腐僵化之气,使中国诗歌意象具有了新的文化内涵和新的审美特征。在形式上,近代诗歌的变化大致走过了两条并行的道路:一条是从通过吸收民间诗歌的营养创造出了一种形式较为自由活泼的“杂歌谣体”,到大量:吸收了西方诗歌营养,创造出了一种形式十分自由活泼的歌体诗;另一条是改造旧律诗的形式,从爱国诗派对“真情”的表达引起形式的新变化,到维新诗派以新名词新术语入诗,松动律诗形式规则的要求,再到革命诗派创作较为明白自由的政治鼓动诗。这两条道路在前“五四”时期则合二为一,形成了一种不重格律、形式自由的新诗体。在风格上,近代诗歌实际上完成了两种诗风的转换。其一是现实主义诗风。由于中国近代历史是反帝反封建方兴未艾的历史,故由“反”而来的正视现实、暴露现实、讽刺批判现实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其间,又由于西方近代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引入,使其又注入了西方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这样就逐渐形成了一种对历史和现实的黑暗与弊端有着较大反思能力和穿透力,具有着较露性与批判性的现实主义诗风。至前“五四”时期,这股诗风则发展成为一种可与“五四”文学直接对接的写实主义诗风。其一是积极浪漫主义诗风。在近代,由于诗人开始在其诗歌中逐渐增多地打发“真情”,歌唱理想,倡导变革与革命,鼓吹个性解放,这就使他们的诗歌具有了一种“新”浪漫主义诗风,同样,又由于西方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使他们的诗歌形成了一种具有强烈近代色彩的浪漫主义诗风。

至此,中国近代诗歌已基本完成了其由传统向现代形态的个面转换。

三、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总体特征

中国诗歌虽然已基本上完成了近代转型,但由于众多因素的影响,它还是体现出了相当的不成熟性(其诗歌在艺术上也显得相当稚嫩,在审美表现上也还缺乏在较高层次上的完善),因此它明显地呈现出了与以前诗歌完全不同的近代性特征。

与时并进,新质渐增,具有着艰巨性是其第一个特征。近代70年的风云变幻,对关切国家命运的诗人们来说,他们的神经不断地被刺痛,心态也屡屡发生变化,在这种心境或精神状态中产生和发展的中国近代诗歌,与现实的交迭变化具有同步性。时代每向前推进一步,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变革便向前发展一步,诗歌也跟着向前跃进一步。不论是从诗学观来说,还是从表现内容和艺术特征来看,莫不如此。中国诗歌具有近代意义的自身形态的完善和审美品格的确立,就是在这样一种时有所进,质有所新的量:的积累中逐步达到质的变化,从而最终完成其转型的。也正是因为这一特征的存在,使近代诗歌在较长时期内一直处于一种不断地探索与不成熟之中,其发展也受到了较大的制约,增加了其向现代转型的艰巨性。

新旧交织,具有相当的复杂性是其第一个特征。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始终面临着如何处理古今文化、中外文化矛盾的困扰。在这些矛盾面前,近代诗人也始终处在理智与情感两难抉择的困境中,也就是说,伴随着半封建、半殖民化的过程,中国既显示了其进步的一面(近代化、资木主义化),又显露出后退的一面(殖民化、封建化)。这种社会现实的存在,使中国近代诗人一方面开始出现了反帝反封建的新追求,另一方而表现出了对旧时代的某种程度的依恋。他们这种矛盾心态的“存在”,也影响到其诗歌形态的形式,导致了中国近代诗歌演变中新旧交织现象的出现。这种交织现象首先表现在新旧诗派的对立上,即一方是为了中国近代诗歌的发展,不断地接受异域文化成果,摄取民间诗歌的养分,探索前进的革新诗派;一方是在总体趋向上徘徊不前,退身固守,面向过去,最后发展到成为诗歌前进绊脚石的守旧诗派。这种现象其次还体现在新旧诗派内部的新旧交织上。比如革新诗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它们所谓的“新”也只是“近代”式的。维新诗派的“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就是其最好的例子。就守旧诗派论,在他们的“向后看”与“宗古”中,也显示了一此新的因素,如宋诗派的“诗为心声,要立诚不欺”之论就含有一定的革新意义。由此可见,在近代诗坛上,新旧交织,新中有旧,旧中含新是一个普遍性的存在。正是这样,中国近代诗歌一直处在一种无处不在的巨大矛盾冲突之中,一方而是“新”的为战胜“旧”的而努力壮大自己的势力,另一方而是“旧”的要延续自己的存在而拚命与“新”的争夺地盘。这种矛盾激烈冲突的结果,产生了推动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巨大动力,同时也由于这种矛盾冲突的存在,使近代诗歌的行进历程和发展形态具有了以进为主,进中有退,退中有进的复杂特点。

中介状态,桥梁作用,具有着过渡性是其第三个特征。近代中国的首要问题是救亡图存和启蒙新民,如何把这种时代主题用诗歌加以艺术地表现与张扬,又如何在表现与张扬中,克服旧有诗歌的传统与社会接受心理等外部压力,克服诗人情感结构、思维定势等内部压力,是摆在近代诗人面前的尖锐问题。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时代的局限,诗人们无法圆满处理这种矛盾,因而其诗歌创作始终处于艺术与非艺术之间,也就是说,它在由古典诗歌,“旧工具”功能转换为近代“新工具”功能的过程中,在取得“功利”效应的同时,也带有了一些相当粗疏、幼稚的非艺术因素,这种非艺术因素在爱国诗派、维新诗派和革命诗派的诗歌创作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尤其是那些具有“诗史”和“宣传’性质的诗作。钱钟书就曾针对“诗史”的问题发过一通评论:“‘诗史’的看法是一偏之见”,“诗是有血有肉的活东西,史诚然是它的骨干,然而如果单凭内容,是否在史书上信而有征这一点来判断诗歌的价值,那就仿佛要从爱克司光透视镜里来鉴定图画家和雕刻家所选择的人体美了”(13)o这段话虽然带有一定偏颇,但它也正说明了近代诗歌所具有的“亚型态”艺术这一特点。近代诗歌

这种“中介”状态的存在,决定了它承上启下的地位,使其成为连接古典诗歌与现代诗歌的桥梁,具有了较为明显的过渡性。近代诗歌的这种“中介”形态与过渡性特征,随着近代诗歌的退居远景,而显得越来越清晰明了了。

四、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意义

中国近代诗歌的转型,既是在特定的中国人文历史背景下发生和发展的,又是在世界文学的总格局中进行的。即是说中国诗歌由传统形态转到现代形态,既是在外国文化(文学)的影响下,与世界文学逐渐接轨,汇入世界文学的潮流,又继承着民族文化(文学)的传统血脉,显示出中国诗歌独有的民族特色,也就是沿着近代化与民族化方向发展,成为世界近代文学总格局中独具特色的一脉的,因此它具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首先,它终结了在中国存在发展了几千年,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已经失去了生命力的古典诗歌。郭延礼说,在近代文学中,“首先引人注目的是近代诗,它带着中国近代社会鲜明的时代特征、审美理想和争奇斗艳的艺术风格,在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夺目的篇章。(14)。由于近代诗歌转型的曲折性和艰巨性,诗人们的实践活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在传统的范畴内进行,他们所创作出的许多优秀诗作也还基本上属于旧体诗,正是这些“光辉夺目的篇章”的存在,才把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推向了临终前的又一个高潮,为中国古典诗歌作了一个有力的总结。同时,它通过在传统诗歌旧形式内纳入大量有时代特征的新内容,使诗歌的旧形式与新内容的不和谐性发展到极致,从实践上证明和宣判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死刑。

其次,它宣告了中国新诗的诞生。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最终完成,标志着中国诗歌的新生,在它那不断进行着的裂变中出现了新的“诗素”,孕育了跨向新世纪的“新诗”。诚然,“五四”新诗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还得力于对外国诗歌的移植,但仅凭单向的移植是难以养活一种新艺术的。如果没有近代诗人筚路蓝缕的开拓,没有他们对民族诗歌优秀传统的继承和转化,没有他们为“五四”新诗人提供新的文化环境、生存空间、思想意识和美学心理,“五四”新诗就不会很好地吸收和消化外国诗歌的因素,特别是如果没有它直接完成的在诗学观,表现内容和艺术特征方面由古典向现代的众多转换,就不会产生现代新诗。新晨

其三,它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乃至世界文学的现代化作出了贡献。一方面,由于中国近代诗歌的转型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它的完成,实质上也就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一部分,而且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的完成。另一方面,又由于世界文学是“由许多民族和地域的文学形成的”,“各个民族的文学都是世界文学这张大网中的一页”,而世界文学的现代化,当然也包括中国文学、中国近代诗歌的现代化,因此中国诗歌近代转型的完成也就标示了世界文学一部分的现代化的完成。由此可见,中国近代诗歌“经由中国近代化而走向现代化,同也是走向世界的伟人而艰难的”[15]转型历程的完成,是对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现代化的重要贡献。

注释:

①见恩格斯:《致尼·弗·丹尼尔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

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③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总记》,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

④龙泉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论析》,《学术月刊》1997年第9期。

⑤程颐:《遗书》。

⑤朱熹:《文集·甲寅行宫便殿奏札》。

⑦陆九渊:《养心莫善于寡欲》。

⑧参见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

⑨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交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⑩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⑩:《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⑩艾青:《艾青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55年版。

【11】钱钟书:《宋诗选注·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12]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鸟瞰》,《山东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

⑩李继凯:《中国近代诗歌史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内容提要】

中国诗歌第6篇

关键词：古代诗歌 意象分析

中国古代诗歌的欣赏活动，就是体验诗歌的本体—情兴，所谓情兴，既有对客观的反映意义，又有丰富的心理内容，是物与我相互触发而又融为一体的那一种感受。情兴是通过诗歌艺术形象（即意象）传达的。因此，准确把握意象就成为诗歌欣赏的关键。本文结合古代诗歌作品，谈谈如何从意象分析入手来欣赏中国古代诗歌。

一.并置叠加式意象

并置叠加式意象，是将几个单一的意象组合起来，创造出超出它们简单相加所产生的效果，这是某种感觉的浓缩与强化。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通过枯藤、昏鸦、瘦马等意象，十分生动地渲染出天涯游子萧瑟愁苦的心境。

并置叠加式意象跳跃性大，在时空上呈快速更迭的特点，但并非散漫，而是为明确的主题所牵掣。陶渊明的《归园田居》：“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草屋、榆柳、桃李、深巷、树颠。一个个意象迭出，于质朴恬淡之中，传达出一种内心深处的激动，归隐田园后的欣喜与舒畅，而这种感情与整首诗的主调是和谐一致的。又如王维的《山居秋暝》：“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这四句诗，以明月、青松、清泉、石、竹、浣女、莲和渔舟等意象，组成一幅洁净无暇的画面，表现了诗人心灵的纯净和高洁，是诗人的内心独白和心灵颂歌。

意象的这种并置叠加方式，符合诗歌的本质规律，诗人运用直觉采集意象，目的就是在读者面前展现物质事物，利用意象的并置叠加，造成诗歌的活动视点，扩大了诗歌的空间延展和语言的张力。

二.具有象征意蕴的意象

意象的象征意蕴，是中国古代诗歌在意象运用方面的重要特色。有人认为：中国古诗语言是由整个象征意象所组成的富于隐喻的语言，这种种的形象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凝聚了一个民族的想象和希望。分析诗人如何创造自己的象征意象，就可破译蕴含在其中的人类心灵里的信息，揭示诗歌的深层结构。象征是中国古诗的生命，而诗歌中的象征形象的深刻寓意往往超越文学本身，蕴含于丰富的文化、思想乃至民族的审美情趣和思维方式之中。可以这样说，不懂象征，就不能真正了解中国古代诗歌的深层蕴含。象征意象，是诗人对客观物象的心灵表述。由于直觉活动中强烈的主观因素的作用，诗歌作品呈现出更多的主体改造的痕迹，它是一种积极主动的投射，是诗人把自己的人格和感情投射到对象中，与对象融为一体。

比如李白的《蜀道难》，在诗人笔下，蜀道的一系列意象，极具人的性格、人的情绪。太白鸟道是黄鹤“不得过”、猿猱“愁攀援”，山中景物，悲鸟“号古木”，子规“愁空山”，枯松“倚绝壁”，飞湍“争喧豗”，远行者“听此凋朱颜”，“侧身西望长咨嗟”。这一切，都是诗人仕途的象征。它来自诗人积郁在内心深处的怀才不遇的愤懑感和思虑国事的忧患感对直觉对象的外射，从而使意象带有象征意蕴。

三.对情感和思辨作总体透视的意象

对情感思维作总体透视的意象，是直觉到了最高层次的产物，其中包含着浓情、领悟和顿悟。“悟”的过程，是观察、感受、经验、记忆、理智在一瞬间总的爆发，是从内到外的透视，由表及里的深化。因此，对情感和思维作总体透视的意象，具有超重的内涵。

意象的超重内涵指向宇宙人生、客观物理的彻悟，诗人面对滔滔长江感慨人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诗人登临古迹，探索世间沧桑，“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这些诗的意绪，并非都是消极悲观，宣扬超脱尘世的，而是表达了诗人对宇宙人生的追思、彻悟，有一种催人昂扬奋发的力量。

中国诗歌第7篇

关键词：诗家语；语序；跳跃；含蓄；生活

中图分类号：I22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2-1578（2012）12-0096-02

《高中课程标准》指出：“借助工具书和有关资料，读懂不太艰深的古代诗文”“培养鉴赏诗歌和散文作品的浓厚兴趣”。这对高中生学习古代诗歌、培养鉴赏古代诗歌的能力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从多年来全国及各省市高考及平时的测试来看，古代诗歌鉴赏题的得分是偏低的。古代诗歌鉴赏是语文高考的一个重点，也是一个难点。高考备考复习，语文教师会从思想感情、意象意境、表达技巧等方面引领学生做诗歌鉴赏专题的复习。通过复习，大家对这一考点涉及的相关鉴赏术语、各类题型及答题模式会有进一步的了解，在答题的规范性方面有所提高。然而，由于急功近利，过分地关注答题模式的选用和鉴赏术语的运用，许多学生在还没有真正读懂诗歌的情况下，就匆匆下笔，结果往往是张冠李戴，胡乱贴标签，答不到点子上。例如，2012年湖南卷《度破讷沙》，有些同学看到最后一句“满碛寒光照铁衣”中有“寒光”一词，马上就认为诗歌营造了凄凉、寒冷的意境。这样贴标签显然没有从整体上理解把握诗意。

所谓读懂读得诗歌应包括两层意思。（1）明白表层意思，也就是说能翻译出诗歌大意：时间、地点、人物、事情、景物；（2）领会深层意思，明了诗歌表现了什么意境（形象、意蕴），表达了什么情感（情绪、心境），反映了什么思想（态度、观点）。第一层意思是基础，是关键；第二层意思是目的，是升华。

其实，“读懂诗歌”是诗歌鉴赏的前提，只有想办法将古代诗歌读懂了、悟透了，诗歌鉴赏题才有可能得到圆满的解答。

有些同学读不懂诗歌，往往是因为没有意识到诗歌语言与散文语言不同。北宋文学家王安石就提出，写诗填词要用“诗家语”（《诗人玉屑》卷六）。所谓诗家语就是古代诗歌之用语，是具有独特美感魅力的一种文学语言。其基本特征是：“精炼含蓄，以形象写情思，时空可以跳动”（周振甫《诗词例话》）。

这里，我试着交给同学们几把钥匙，希望能帮助大家打开“诗意难懂”的锁。

1.知语序

先揣摩以下的诗句：

①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孟浩然《春晓》）

②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王之涣《登鹳鹊楼》）

③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苏轼《念奴娇》）

我们发现“闻啼鸟”意思上应理解为“闻鸟啼”，诗人因为押韵的需要，调整了语序。“入海流”应理解为“流入海”。这是因为平仄和对仗的需要，调整了语序。而第③句因为表意的需要，也将语序做了调整。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古代诗歌由于音律、表意等方面的需要，常会打乱语序。意识到诗家语因为各种需要，往往会打乱语序时，我们读诗就可以根据情况恢复它原来的语序，这样有助于我们理解诗意。

例如，杜甫的《秋兴（其八）》中第二联“香稻啄馀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历来是理解的难点。香稻如何啄，碧梧如何栖，令人费解。但了解诗家语特点的人，则不会纠结于这样的逻辑，他会理解成“香稻鹦鹉啄馀粒，碧梧凤凰栖老枝。”很显然，诗人打乱了语序。打乱语序，一是平仄的需要，二是意在写回忆中的渼陂风物之美。“香稻”“碧梧”都是回忆中的意象，诗人以“啄馀鹦鹉粒”“栖老凤凰枝”，来状香稻之丰，有鹦鹉啄馀之粒，碧梧之美，有凤凰栖老之枝，勾勒出一幅丰美安适的景象。如此，则不仅一片怀乡忆恋之情可见，昔日时世之安乐治平亦复隐然可想。

接下来，我们通过对一道高考题的分析，进一步理解诗家语常打乱语序这个特点。例如，2007年上海卷选了苏轼的《阮郎归·初夏》。词的开篇第一句为“绿槐高柳咽新蝉”，有些同学不了解诗家语与散文表达不同，会将其中的“咽”（　yè）读成"yàn"，如此一来，"绿槐高柳咽下新蝉"则让人难以理解了。其实，我们适当调整语序，理解成“新蝉呜咽”，诗意就通了，而诗意把握好了也会有助于我们对诗歌的鉴赏。此处突破了“咽新蝉”这个点，对当年上海卷的这道选择题中的A项有关“从听觉角度描写夏景”这个赏析点，我们就会有更准确的把握。

2.明跳跃

诗家语因为字数限制，常常出现句意省略、场景跳跃，富有韵味，所用语言多与散文不同。故以欣赏散文那种方式读诗，则多有不知所云，或发生歧义。例如，2011年江苏卷选了杜甫的《春日忆李白》，其中有一题问到：“第三联表达的情感与表现手法？”而很多同学恰恰是对第三联感到困惑，怎么突然插了一段景在这里？不是这“春天树”“日暮云”有多难理解，而是不知道这写景是用来干嘛的。有这样一些困惑，主要是因为我们没有明白这就是诗家语的跳跃。诗歌常常是句意间有省略，场景间有跳跃。

我们不能像读散文那样去读古代诗歌，我们得结合标题“忆李白”、注释“渭北指杜甫所在的长安一带，江东指的是李白所在的长江下游南岸地区”、内容“赞美李白，渴望相见切磋诗艺”去进行合理的联想和想像：杜甫在渭北思念李白，但看不到李白，映入眼帘的是“春天树”，他想像着李白也在江东思念着他，但也见不到人，见到的只是“日暮云”。也就是说，正因为景仰李白，杜甫特别思念他，想见他。此处是借景抒情、寓情于景。第二联到第三联“评价人——写景”跳跃很大，但内在的情感却是一脉贯之的。

再如，2010全国卷二所选乃欧阳修之《梦中作》。第二问即“你认为这首诗在写作上有什么特色？”大部分同学答不出“一句一景”这个特点。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四个场景，场景之间存在跳跃性。这四句诗，四个场景，“秋夜、春宵、棋罢、酒阑”，跳跃很大。因为这四个场景之间有跳跃，所以有些同学会觉得诗意特别难懂。其实，跳跃是诗家语的特点，我们读诗时，要意识到诗句之间会有很大的跳跃，上下句甚至可能是跨越时空、意蕴迥异的不同场景，但是跳跃并不意味着诗意的割裂，句与句之间还是有内在联系的。诗中的四句诗有红线贯穿，一个是感情（第一幅“月夜吹笛”图，渲染了一种凄凉的迷濛的感伤的氛围；第二幅从“暗”“迷”中流露出对前途的迷茫；第三句以典故喻世事变迁，希望超脱人世；第四句抒发了希望脱离官场回家的情感），一个是这种画面的跳跃又吻合标题，写的是梦里观景。

诗家语跳跃是常有的情形，有些跳跃要补，有些跳跃无需补。比如说，你读懂了这是四个场景，也读懂了这四个场景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就已经读懂了这首诗。

3.晓含蓄

诗贵含蓄。含蓄就是间接地、委婉曲折地表达思想感情。中国古代诗论很强调诗歌的含蓄性，清吴乔在《围炉诗话》中言，“诗贵有含蓄不尽之意，尤以不着意见声色、故事议论者为上。”当然和盘托出，披肝沥胆，也是一种明快的美，但是应当看到，含蓄，在中国更受喜爱。读中国古代诗歌，一定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人的审美心理等，也就是用中国人特有的眼睛、耳朵去读去体会。正如流沙河所言，“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心态，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耳朵。”

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着中国人，使他们形成了重含蓄的文化心态，这一点学生们可能在父辈祖辈身上能深刻地感受到。比如，我们很少会听到父母特别是爷爷奶奶“我爱你”，但你一定能在他们深夜蹑手蹑脚为你端来牛奶或水果的举动中读到那三个字。中华民族不仅追求行为举止的含蓄，更追求语言表达的含蓄，推崇含而不露、意在言外。这一特点在古代诗歌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古代诗歌有的直白明了，但更多的时候往往借助意象表情达意。

例如，2011年浙江卷选了纳兰性德的《蝶恋花·出塞》，对于最后一句"一往情深深几许？深山夕照深秋雨"，很多同学不理解。为什么问情深几许，却又不回答，只给出了几个景物。其实，这不是景物，而是意象，意象就是融入了主观情感的物象，包括景物。诗人不是不回答，而是将他的回答隐含在这些意象中了。情深却似夕照，照在深山之中，情深却似秋雨，一阵凉似一阵。诗人把自己抽象的孤寂、惆怅之情蕴含在这些形象的深秋之景中了。

再如，2012年湖南卷《度破讷沙》要求学生从意境营造的角度，赏析全诗，学生应从诗歌的内容情感以及意境营造方法、意境内涵等方面着手答题。而本诗的情感、意境内涵等均是含而不露的。我们需要从诗歌撷取的极具边塞特色的含蕴丰富的意象“辽远大漠、高飞大雁、东南日出、生寒铁衣”等，品味出征人慷慨悲壮的情怀以及整首诗营造的雄健、壮美的意境，而不是单从“寒光”这样的词就生硬地判断诗歌营造了凄凉的意境。

在古代诗歌中，以意象说话的诗比比皆是。在文化的流传过程中，一些意象由于名家的使用，后又被其他诗人反复使用，故具有特定的含义，同一民族，同一文化背景下的人，往往一想表达某种情感，就会使用某种意象。反过来，一提到某一个意象，就让人想到某种情感。所以，品读诗歌的意象，做一些积累是很有必要的。例如，大雁、月亮、杨柳、杜鹃、梅花、黍离等都有特定的含意。积累了一定的意象，我们相当于是掌握了一定的密码，解读古代诗歌则容易得多。当然，我们不能机械地理解套用，还应根据诗境，再加上平素的积累来分析具体内涵。

明白中国人表情达意时往往借助意象说话，运用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等技巧，从而使诗歌形成了含蓄美的特点，我们就知道读懂诗不能止步于字面意思，而是要读懂深层意蕴，体会情感、把握风格、品味意境。

4.懂生活

古代诗歌创作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故我们具备一定古代的、现代的生活知识，有助于我们对诗歌内容的理解。

例如，我们应知道各个季节的特征，气候特点，各个季节常见的动植物等等。2010年江苏卷诗歌鉴赏题第一小题要求考生“找出诗中点明送别季节的词语”。考生运用生活常识很容易判断出“橘柚飘香”正是秋季。而季节的准确判断，将使我们对整首诗的情感把握也更为准确。

再如我们应该知道“寒食”“清明”“元宵”“重阳”等传统节日的内涵（时间、来源、风俗等）。例如，“捣衣”这一意象为什么与“思乡”相联，如果我们懂古代生活就很好理解，古人一般没有成衣买，秋季天凉则做衣。征人游子一听到捣衣声，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家乡的亲人。

基本的生活逻辑古今也是通用的，有时用现代的生活逻辑去解读也能化解难题。例如，“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一看到这样的句子，若单从字面上理解，会觉得很诡异，怎么将军都死了，壮士却回来了，这从生活常理上讲不通。我们如果意识到这其实是诗家语因字数限制而形成的特色，就可从生活常理上将之翻译通顺：将军和壮士身经百战，有的战死了，有的回来了。再如，唐代诗人景云的诗《画松》：画松一似真松树，且待思量记得无？曾在天台山上见，石桥南畔第三株。这是一首题画诗，乍一看过去，平淡无奇，无非是说画得很逼真。但如果同学们知道天台石桥往往是奇境胜地的同义语，就能读出诗人不光赞了这画松的逼真，还以其生长环境之险、奇，写出了松之遒劲、苍劲之姿态，之精神。

1999年全国卷选了杜甫的《漫成一首》：江月去人只数尺，风灯照夜欲三更。沙头宿鹭联拳静，船尾跳鱼拨剌鸣。当年对这首诗的赏析，是以选择题形式出的，很多同学都没有选对，关键是对“风灯”不理解。其实，如果知晓“桅灯当有纸罩避风，故曰风灯”这一文化常识，则知第二句着力刻画的也是一个“静”字，那么C选项认为第二句写“动”，则自然而然是错误的。即便不知道有关"风灯"的知识，我们也可以根据生活逻辑推断此时应无风。因为首句写了水中月亮离人只有几尺，这需要什么条件呢？联系生活常识可知：水面清澈、水面平静、水面无风。那么，也可判断出C选项有误。

2008年宁夏卷有蔡肇的《题李世南画扇》：野水潺潺平落涧，秋风瑟瑟细吹林。逢人抱瓮知村近，隔坞闻钟觉寺深。其中问到：古人的题画诗往往会阐发画面以外的意趣，你觉得这首诗哪些描写表现了画面以外的景和趣？这首诗的赏读一定要我们具备“绘画是视觉艺术”这样的生活常识。具备这样的生活常识可以让我们借助画面呈现的景物推断画面以外的景和趣，从而品出诗通过想像，加深形象，给画以勃勃生气的妙处。

中国诗歌第8篇

关键词：互文性 互涉文本 庞德 意象派诗歌

埃兹拉・庞德是意象派诗歌的领军人物，他所倡导的意象派诗歌运动开英美现代诗歌之先河。面对20世纪初英美诗坛无病式的后期浪漫主义诗风，庞德和英国诗人休姆等人极力反对，他们提出要改革传统的诗歌创作方式，要“创作硬朗、清晰而不模糊、含混的诗”。

就在意象派酝酿产生的时期，中国古典诗歌也随着东西方政治、经济的频繁往来及学者的互访交流漂洋过海，传到了大洋彼岸。庞德曾称赞中国古典诗歌“是一个宝库，今后一个世纪将从中寻找推动力”。庞德等意象派诗人从中国古典诗歌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庞德的译诗和仿中国诗，即英美诗坛所谓的“中国诗”，掀起英美文学界对中国文化持久不衰的热情，他本人亦被T・S・艾略特冠以“中国诗的发明者”。从互文性理论的视角来看，庞德的“中国诗”就是中国古诗的一种“互涉文本”，本文试着运用互文性理论，对庞德的“中国诗”与中国古诗之间的“互文”现象进行探讨和解读。

一、互文性理论概述

互文性，也称为文本兼性，文本互涉，由法国后结构主义文艺批评家朱莉娅・克里斯蒂娃提出，她认为：没有一个文本是初始的、独创的，任何文本都依赖于先前存在的文本和释义的规范，都是对其他文本之吸收和转化。在《符号学》中,她指出:“一首诗的所指总是以其它的话语为参照(或与它们相关),因此在任何一首诗的表述中可以读出大量其它的话语”。总之,任何文本都不是孤立存在的；相反,它仅是一个巨大关系网络中的一个结,与许多其它文本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文本之间这些错综复杂的关联就是互文性。著名的叙事学家杰拉尔・普林斯在《叙事学词典》中将互文性定义为一个确定的文本与它所引用、改写、吸收、扩展或在总体上加以改造的其它文本之间的关系；认为只有根据这种关系才能理解这个文本。

美国文论家哈罗德・布鲁姆坚持与克里斯蒂娃相似的文本观，对他而言， 任何诗歌都是对先前的一首诗的误释，即使是有才华的诗人，也要靠误读前人，才能为自己拓开想象的空间。对互文性理论有所贡献的先行者T・S・ 艾略特也曾指出：一位诗人的个性不在于他的创新，也不在于他的模仿，而在于他把一切先前文学囊括在他的作品之中的能力

关于“互涉文本”，美国结构主义文论家法特尔认为，“互涉文本”是另外一个文本，跟读者正在阅读的这一文本使用着同类的词语和结构，后者根据前者来构筑自己变异的形式。从互文性理论来看，庞德对中国古诗的创造性翻译及模仿性创作都可视为是中国古诗的一种“互涉文本”。

二、庞德诗歌中的“互涉文本”

1.译诗中的“互文”现象。根据互文性理论,原诗与译诗间的关系也是一种互文关系。我们可以将原诗看作是一个前文本,译诗则是前文本的生成文本。庞德翻译的《神州集》在西方文学界一直被看成是“庞德的一组基于中国素材的英语诗歌，而不仅仅是翻译”，常被视为庞德本人的创作而收入各种美国现代诗集。

《神州集》是庞德根据费诺罗萨的笔记整理而成的汉诗英译作品，费诺罗萨的笔记中原来有一百五十多首汉诗的解释，庞德从中精选了19首，并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了再创造，于1915年出版。艾略特因此称庞德是“我们时代中国诗歌的发明者”。在翻译这些中国古诗时，庞德主张译诗“紧紧抓住诗中无法毁坏的特质”。注重再现原诗的神韵。如庞德译的李白一诗，《玉阶怨》：

The jewelled steps are already /quite white with dew,/It is so late that the dews soaks /my gauze stockings,/And I let down the crystal curtain．/ A watch moon /Through the clear autumn.”

原诗为“玉阶生白露，/夜久浸罗袜。/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译诗力图贴近原诗，再现中国古诗婉约含蓄之美。庞德在译诗中，经常有意识地模仿中国古诗的语言特点，偏离甚至违背英语语法规范，省略部分句子成分，以便更靠近中国古诗形式。如：李白的诗句“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庞德译为 “Drawing sword,cut into water,water again flows,/ Rise up,quench sorrow,sorrow again sorrow”，可谓逐字逐句，亦步亦趋。这种对原诗照搬移植、不加解释而直接使用的译法，增加了译诗的中国味，难怪被称为庞德的“中国式英语诗”。

2.仿体诗的“互涉文本”。其实，庞德与中国诗的接触可以回溯到更早一些时候。早在1913年，庞德就根据其他学者的翻译资料，开始着手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并将部分中国古诗加以改写或模仿，创作仿体诗。庞德的仿体待名为仿体诗，实则借题而作，其语言、形式都有了重大变化，既不同于传统英待，也不同于译诗，可以说是庞德以中国题材改写的自由诗。庞德根据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改写的四首仿体诗被收录在庞德编辑出版的第一本诗集《意象派诗选》中，其中，《仿屈原》来源于屈原《九歌・山鬼》；《刘彻》是改写汉武帝刘彻的《落叶哀蝉曲》；《扇，致陛下》是改写班婕妤的《怨歌行》；《蔡植》来源不详(亦有人认为是为曹植而作)。根据互文性的理论，这些仿体诗都可被看作是中国古诗的“互涉文本”。如：《刘彻》一诗：

丝绸的瑟瑟响停了，/尘埃飘落在院子里，/足音再不可闻，落叶 /匆匆地堆成了堆，一动不动，/落叶下是她，心的欢乐者。/一片贴在门槛上的湿叶子。

这首诗的原文出自汉武帝刘彻缅怀已故的“绝世而独立，倾城复倾国”的李夫人一诗《落叶哀蝉曲》：

罗袂兮无声 /玉墀兮尘生。/虚房冷而寂寞，/落叶依于重局。/望彼美之女兮安得。/感余心之未宁。

庞德按意象派的原则改译或说是改写了这首诗，在诗行末尾增加了一个原文没有的“意象”――“湿叶子”，形成了全诗的主导意象。这主导意象与原诗中“落叶依于重局”形成了互涉文本，同样体现了原诗中借落叶来抒发因红颜薄命而无限惆怅悲苦的愁绪。

庞德的仿体诗中的另外两首也都明显看出取材于中国古诗，如：《仿屈原》：

我要到森林里去，/那里，众神走着，头戴紫藤花环，/在银青色的潮水边 /还有些神驾着象牙的车。/少女们走来 /为豹采摘葡萄，我的朋友，/因为豹在拉车。//我将走在林间空地，/我将走出新长的树丛，/加入少女们的行列。

这首诗实际上是《九歌・山鬼》的“互涉文本”，原诗是：“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乘赤豹兮从文，辛夷车兮结挂旗……折芳馨兮遗所思……。”

庞德的另一首改写的仿体诗《扇，致陛下》：“哦，白绸的扇，/ 洁白如草叶上的霜 / 你也被搁在一边。”则明显是取自《怨歌行》最后两行：“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的“互涉文本”

3.自由诗中的“互涉文本”。庞德不仅翻译中国诗，并极力模仿中国古诗的形式和技巧来创作，通过“仿作”或“改写”的手法把中国古诗中的题材、意象、词语和句子用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英美人称这种诗为“中国式的诗”，可以说这些诗与中国古诗形成了一种“互涉文本”。正如罗兰・巴尔特所说:“ 任何文本都是互文本；在一个文本之中,不同程度地并以各种多少能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他文本”。在庞德创作的意象诗里，我们可以依稀可以看到中国古诗的意象或意境。如庞德的代表诗作《地铁车站》：

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 / Petals on a wet,black bough.

人群中这些脸庞的隐现；/ 湿漉漉、黑黝黝的树枝上的花瓣。

这两句诗的手法与效果与白居易《长恨歌》中的两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如出一辙。同样两句诗，一句是面孔，一句是花，而且中间没有任何关联词语，这是庞德模仿中国古诗中的“意象并置”创造出的“意象叠加”的手法。庞德在其长篇巨制《诗章》中也大量使用此技法，如：

雨；荒江；旅人。/冻云，闪电；豪雨，暮天。/小舟中孤灯。/芦苇沉重，低垂。/竹林萧萧，似在泣诉。

这几行诗有浓厚的中国气息，诗中的景物与气氛都酷似中国诗，其模仿中国诗是很明显的。

结语

庞德在新诗运动的关键时刻遇到了中国古典诗歌，犹如寻到了“一个宝库”，从而不断地从中汲取有价值的东西来推动美国的新诗运动。从互文性理论的视角来看，庞德的“中国诗”可以说与中国古诗形成了“互涉文本”。因次，通过互文性的视角来看阅读，可以更好地体会庞德的诗歌中的意象和意境。

参考文献：

[1].程锡麟：《互文性理论概述》，《外国文学》，1996，3。

[2].朱 徽：《中英比较诗艺》，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

[3].赵毅衡：《远游的诗神》，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4].张铁夫编：《湖湘文化与世界文学――’99湖南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论坛》，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2000。

[5].丰华瞻：《中西诗歌比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6].刘 岩：《中国文化对美国文学的影响》，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

中国诗歌第9篇

“诗歌与音乐的关系”，近年来似乎已成了“显学”，在诗、词、曲，以至《诗》、赋的学术会上，每每要提到这个问题，作为专题的学术会，也许今天是第一次吧。参加者这么多，而且有许多中青年学者，是很使人兴奋的。

“诗歌与音乐的关系”，这句话的意思大家都明白，但是，“诗歌”这个词语中本身就包含了“音乐”，所以这个提法是不是可以修正一下？或者可以说：“诗歌中诗与乐的关系”，或者直接说：“诗与乐的关系”。我个人则习惯于分为两句来说，一句是：“歌唱中‘文’与‘乐’的关系”——歌唱，就是“文”与“乐”的结合；再一句是：“韵文与音乐的关系”——虽然任何韵文（甚至散文）都可以付诸歌唱，但是在现实中，是有一些韵文体裁及作品并不为歌唱而写作。

我读过一些有关的文著，参加过多次有关的学术会，可以说，都是这个内容即探讨“韵文与音乐的关系”；相应地，所有这些文著的作者、这些学术会的发起者主持者和几乎全部的参加者都是“文界”的学者。譬如关于所谓“声诗”、关于“词与音乐的关系”等，都是文界人士提出并予以研究的。这个课题，当然不只对于文界，同样地也应对于乐界。音乐界，也有研究“乐”与“文”的关系的，但主要是在今天创作歌曲时“音乐形象”与“歌词意境”或“旋律”与“语音”的关系之类；很少进入到像文界研究“文、乐关系”的广度和深度，至少没有充分展开我国民族音乐与传统韵文之间的关系的研究。

出现这个现象也是自然的。我国是“诗文之邦”，几千年来，民族传统韵文发展的高度和深度，远胜于音乐——这是我国与外国譬如欧洲诸国很不同的历史实际。也许只消看一个现象就可明白大概：歌唱是“文、乐”的结合，在我国是把其中的“乐”遗（忘、舍）弃了而成为留传千古的“（韵）文”——“诗”、骚、赋、乐府、诗、词、（南北）曲等；而欧洲诸国呢？则可以将歌唱中的“文（词）”丢在一边而把其中的“乐”独立出来成为器乐曲（这种情形只出现于我国的“琴”，但是，琴恰恰不在我们研究范围之内）。在我国，韵文形成有如上所述的众多文体的篇章构成和句式、格律结构；音乐呢？似乎从未产生过“乐体”、“乐式”的观念（古代没有）；而欧洲恰相反，乐体、乐式，从乐句、乐段、和声、对位到乐章、乐曲、交响曲、歌剧等，规范而且完整，而其“文（词）”呢？除所谓“十四行诗”之外，他们的韵文是没有（形成）确定、规范的“文体”的。是不是这样呢？

近年来，研究界有一种说法，谓：我国文体的发展（如词）是由音乐的体式决定的，说词是“按乐谱填辞”的“音乐文学”，词体的构成是：“依曲定体、依乐段定片、按曲拍为句、据腔押韵、审音用字”云云，这种事是绝对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即以宋代而言，词人数以千计、词作数以万计，当然全是“文”作；“乐”呢？除了姜白石在其十几首“自度曲”词作文字边上有不完整（又不知道在流传过程中有没有抄错）的乐音符号之外，一个音都没有留下来。而那些“自度曲”，姜白石老先生自己说了，是他“初率意为长短句，然后协以律”而成词（再然后才有那些乐音）的，哪有先有“乐谱”然后“填辞”的事呢？因为不可能。

事实是，无论在历史上以至今日，我国各种体裁、体式歌唱中的“文”与“乐”的关系，总体上是：“文”为主，“乐”为从。稍微具体些说，是四条：

一、以文的篇、章为乐的篇、章；

二、以文的“韵（断）”处为乐中的“住”——约略相当于今称的“乐段”；

三、以文的“句（断）”处为乐中的“顿”——约略相当今称的“乐句”；

四、以文句中的“步节”为乐句中“乐节”组合的疾徐促疏；

以上四条，罕有例外，在这四条的前提下，在具体的文辞、句字与乐音旋律如何结合的关系上，则可大分为两类：

一类是：以稳定的或基本稳定的旋律（我称之为“定腔”）敷唱各种不拘平仄声调的文辞；

一类是：以文辞句字的字读语音的平仄声调化为乐音进行，构成旋律；

前者我称之为“以腔传辞”，典型的是“段谱体分节歌”，如众多的“民歌、小调”及现今的创作歌曲。如《兰花花》可以用完全或基本相同的旋律去唱“青线线那个兰线线，兰个英英地采”和“你要死来就早早死”。

后者，我称之为“依字声行腔”，典型的是“曲唱”，如《牡丹亭·游园》［皂罗袍］首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其音乐必须按诸字声“阳平／、阳平／、去∧、上∨、阴平—、阳平／、阴平—、去∧”的起伏化为乐音旋律进行组成唱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