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钟表高峰论坛自2003年创办至今，一直得到东南亚台15个商会的联合参与、支持，深受业界、媒体、政府及公众的肯定和认同。在今年论坛迎来十周年之际，主办机构再次云集来自瑞士、港台地区以及内地钟表行业的权威资深人士和深圳市相关政府部门及媒体代表、嘉宾，与业界各方携手进行了五场国际钟表行业巅峰对话。
凝聚对钟表文化的交流互动
如果说从1990年开始办展我们志在为业内建立一个商贸平台，那么发展到今天，我们已经不仅仅是在办一个展览和一个论坛，而是致力于凝聚对钟表感兴趣的一群人进行共同交流互动。这种交流可以是有组织的和无组织的，参与的人有专家也有爱好者，有行业领袖、企业领导也有一线员工。这里汇集了国内、港台甚至是欧、美、日的工业、商业和传媒界的朋友们。他们有冲着做生意来的，也有着重突出品牌形象的；于是钟表人与钟表事的相关点滴逐步衍生出了深度的学术研讨和广度的观点碰撞。这就构成了“中国·钟表文化周”的目标——五天里，在中国，凝聚与全球钟表业相关的各类“人和事”。
这样的互动，让参与者激情洋溢、精神振奋、梦想未来……
很荣幸也很欣慰，第二届“中国·钟表文化周”中，从“第10届中国钟表高峰论坛”到“第23届深圳国际钟表展”的成功举办，或是各类交互的活动，都让我们看到了目标的初步达成。
文化是一种生态环境的表现
第10届中国钟表高峰论坛的主题是“设计产业未来”，开场的题目是“开放三十年、成就新时代”，两位总年龄超过160岁的亚洲钟表前辈孙秉枢和张遐龄，用平实的语言，讲述了自己对钟表的热爱、经历和思考。最后，他们都很肯定“钟表的文化特征”：“从人类出现以来，计时一直就伴随着文明的发展。”孙博士感言； “没有一件产品，具有世界的文化史，但钟表有。”张老前辈感慨。
回首30年前的1982年，中国的改革从深圳刚刚开始。深圳第一个为国内所知的产品品牌“天霸表”以“挡不住的诱惑”，让我们看到了钟表行业在日常消费品中的重要地位——时间对于期待获得幸福生活的中国人赋予了特别的情感和希望。
现在迅速发展的信息社会里，知识经济更加迅猛地发展，信息传递异常快疾一切生活、工作、学习的节奏都在加快。我们生活再这个不断深入的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工作需要效率，都讲求速效，赢得了时间就赢得了胜利。时代需要我们控制最优化时量快速作文。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7－9年级的阶段目标中也要求"45分钟完成不少于500字的习作"。原来《九年制义务教育中学语文大纲》要求作文要有"一定的速度"。然而，长期以来作文教学的现状困扰着广大语文教师，对学生作文指导与能力培养缺乏完整体系，学生写作能力的提高更处于疲软状态，学生常常"谈作色变"。而快速作文具体落实了语文课程标准的要求，提高了学生写作兴趣与能力。
快速作文与学生的思维息息相关，那种混乱的、拖沓的思维已不能适应社会、紧张、快节奏的严峻现实要求必须清晰、流畅地表达。而快速作文开发了学生地内在潜能，优化了学生的思维。
作文是一种综合性的创造性思维活动，因此为适应学习、工作、生活、社交，需要提高学生的作文质量。提高作文质量，除了要加强语文基础知识的学习和基本技能的培养外，还要控制最优化时量，培养学生最优作文方法。
二、第四学段（7--9年级）快速作文目标
针对《语文课程标准》的要求和中学生的年龄特征、行为志趣，要求学生在四十分钟内完成六百到八百左右的作文。做到感情真挚，力求表达自己对自然、社会、人生的独特感受和真切体验，力求有创意的表达，根据表达的中心，选择适当的表达方式。合理安排内容的先后和详略，条理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运用联想和想像，丰富表达的内容。写记叙文，做到内容具体；写简单说明文，做到明白清楚；写简单的议论文，努力做到有理有据。
三、作文过程最优化的时量控制--六环节
快速作文要求对作文过程有时间观念，必须严密控制时量，要做到"胸中有丘壑"。下面时量控制表是教改老师和学生的实验经验。具体操作时因人而宜，灵活掌握。大致安排如下：
形式
字数总时量
作文过程
命题作文
600
800字左右
40分钟
审题
（拟题）
构思
行文
修改
半命题作文
3--5
分钟
左右
5
分钟
左右
起笔
重点
结尾
3
5
分钟
3
分钟25
分钟2
分钟
材料作文
30分钟左右
话题作文
最优写作程序：
快速作文实行了最优化时量控制，要在短短的四十分钟之内写出高质量的作文，还要有最优的写作程序。根据写作的程序，将作文全过程确定为六个环节：1、细审题（快拟题）；2、速运思；3、妙起笔；4、攻重点；5、巧结尾；6、快修改。
学生快速理清思路，立定格局后，立即行文。在行文过程中要求按三个环节一挥而就，中途不停、不改、不念。文学大师鲁迅在《给叶紫》中曾说："先前那样十步九回头的作文法是很不对的，这就是在不断地不相信自己--结果一定做不成。应该定格局之后，一直写下去，不管修辞，也不要回头看。"成文后，再集中精力，手脑并用，对文章做准确、有效地增、删、改，完成整个作文过程。
四、作文课堂教学：最优化时量控制--七步双课时
在课堂操作中，加快节奏，增大作文教学密度，实行最优化时量控制，缩短训练周期，减轻师生负担，提高学生写作兴趣。
课堂教学过程大体这样控制：
总时量口头作文理论指导出示题目组织教学写作过程教师浏览下座讨论
分组研讨学生评改教师指导学生范读师生评议总结
90
分钟4分钟1分钟40分钟5--10
分钟15-20分钟10分钟5分钟
快速作文课堂教学七步骤：
1、口头作文，理论指导
此步骤主要进行快速作文的准备工作。上课学生起立后进行2分钟左右的命题作文。所命题目要精心确定，尽可能与本次作文相关相连，然后针对学生的作文，有的放失地进行写作方法指导。
2、出示题目，组织教学
即命题，所命题目要从学生生活实际出发，有目的、有计划地实施作文训练计划。
3、写作过程，教师浏览
出示题目后，学生写作，技术巡视、检查，当堂备课（亦可下水作文），交卷后，迅速对试卷浏览，做到胸中有数。
4、下座讨论，分组研讨
交卷后，要求学生谈自己的作文过程，然后讨论，教师做一定的"终判"，使学生明确该写些什么和怎样写。
5、学生评改，教师指导
《课程标准》指出"养成修改自己作文的习惯，修改时能借助语感合语法修辞常识，做到文从字顺，能与他人交流写作心得，互相评改作文，以分享感受，沟通见解。"
这一步骤由学生互改或自批，要求学生按评改的方法和层次不同的量化标准分项评估（附快速作文评改反馈卡），最后对所评改的作文做150字左右的总评语。这样就把讨论研讨时获得的理论和自己写作中的体验反馈出来，培养学生自己修改作文的能力，提高学生的写作技巧和鉴赏能力。
6、学生范读，师生评议
选出较为典型的作文，由学生自读，师生进行评议。
7、师生总结
由教师或学生分析本次作文的优劣点与得失，教师可对文章各个环节的处理在方法上作翔实的指导，指示指导学生尚未挖掘到的方面，解答学生作文、讨论、评议、修改中发现的问题，教给学生正确的快速作文法。
当然，这种"七步双课时"的教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课型，亦可据此上成指导课、评改课、讲评课等。根据计划和实际情况，具体操作。以上具体讲的是写作实践课型，常用的还有理论指导课型，其基本结构是：一、实例导向；二、方法指导；三、写作实践；四、检查小结。这种课型理论联系实际，讲理论不空洞说教，讲实例不就事论事，把典型范例、理论指导和写作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讲授快速写作方法技巧及训练适应用这种课型，
五、培养最优作文法
快速作文并不是什么灵丹妙药、神奇之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无米之炊"是不可能进行快速作文的。要逐步对学生进行写作技巧的训练，培养学生最优作文法。
（一）培养写作兴趣，建立材料库
"情动而辞法"（刘勰《文心雕龙》）。提高写作兴趣，首先要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这样才能有感而作，有情而发。
"快速作文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课程标准》中指出学生"有独立完成写作的意识，注重写作过程中搜集素材。"我们要指导学生通过体验、观察、调查、访问等途径从生活中直接获取材料，建立起丰富的直接材料库；通过上网，阅读书籍、报刊等，积累典型、新颖、准确的间接材料库；语言是写作的媒体，所以必须学习群众语言，积累丰富词汇，掌握语法、修辞技能、丰富写作语言，建立语言材料库。
关键词： 钱钟书 《林纾的翻译》 抑讹趋化
一、引言
谈到钱钟书的翻译观时，人们总是不约而同地会提到他所谓的“化境说”，似乎这就是钱钟书对于翻译的基本观点和最好诠释。我们都知道，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开始就有如下精彩论述：
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言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
钱钟书并没有专门撰写文章讨论过翻译理论，他的一些翻译思想大多散见于《管锥编》、《谈艺录》及《七锥集》等著作之中。而国内翻译界通常把在《林纾的翻译》中的这段文字作为钱钟书翻译思想的集中体现。
二、化境说：一种感悟还是一套理论体系
钱钟书博览群书，学贯中西，对于翻译亦有独到的见解，但是否就可以把他的“化境”作为一种完整的钱氏翻译理论体系，可能还是值得商榷的。罗新璋在谈到自成系统的中国翻译理论时，认为中国翻译理论走过了“案本―求信―神似―化境”四个阶段。俨然给了“化境”极高的评价。笔者认为只能把“化境”看成钱钟书对翻译的一种诠释，过分夸大他的理论意义是不科学的。钱钟书提出“化境”这一概念，完全是从林纾的翻译中得出的一种对翻译的感悟，一种对翻译境界的向往。一种新的理论的提出，需要有完整、严谨、科学地阐述，而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钱先生不过是只言片语地提到他对于翻译的理解，缺乏理论层面的阐释。
1.“化”的涵义
那么究竟如何正确理解钱钟书所谈到的“化”呢？钱钟书认为，“化境”是语言转换和“风味”传递的统一，一方面要使译文的语言文字流畅通顺，“读起来不像译本”；另一方面要保留原文的“精神姿致”，使译文不失真、不走样。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既要保持原作的风韵，又要让人看不出是译作，难道这不是一种悖论吗？既然钱钟书明明知道，要同时做到这两点几乎是不可能的，可他为什么还要提出这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呢？钱钟书自己也承认：“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讹是不可避免的毛病。”显然，钱钟书把“化境”是作为一种理想，一种翻译界永远应该追求，可以无限靠近，而又无法进入的最高境界。因此，一方面要充分意识到翻译的困难，另一方面又要坚定信心地走下去。钱钟书是智慧的，因为他明白，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才是推动翻译事业向前发展的不竭动力。
2.“讹”的理解与产生原因
至于钱钟书所提及的“讹”又该如何诠释呢？所谓的“讹”，就是对原文的背离，换句话说，或许就是误读。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讹”且不可避免？钱钟书也分析了“讹”产生的原因。钱钟书认为：“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而且译者的体会和他自己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
细细品味钱钟书的分析，大致可以从如下方面理解。首先是语言文字本身的差异。当然，这里不仅包括形式方面的差别，而且有语言文字所承载的文化方面的不同以及各种民族思维方式习惯的差异。其次是译者对原作的理解与原作内容的差距。一个人对某一作品的解读会不可避免地带上时代的烙印，而且由于每个人的成长过程和性格特点不同又进一步造成了这种差距的拉大。最后就是译者的体会与表达之间存在的差距。很多时候，我们会感慨某种事物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其实，这不过是表达能力有限的遮羞布而已。把自己的感想体会用我们熟悉的语言文字，以合乎我们思维习惯的方式准确表达出来，并非易事。以此看来，我们就不难理解“讹”产生的不可避免性了。
“讹”有时是一种误读，有时更是一种有意的误读，也就是加上译者个人情感、意识情态等因素的解读。或者，如钱钟书所说的那样，是译者（像林纾）的一种不可控制、有意显山露水的冲动。这种有意的“误读”、“冲动”，是不是就一定要受到谴责？钱钟书在评论林纾的翻译时，充分肯定赞扬了他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凸显了译者可贵的一面。同时，钱钟书也对林纾在后期的一些翻译作品中过分的“冲动”和“误读”给予了严厉的批评。我们不禁要追问下去，译者为何要“误读”，为何又会有“冲动”？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要搞清楚译作和原作，或者是译者和作者的关系。是屈从，还是共生？是陪衬，还是参与？笔者认为，理想的译作不可能只是一种，也就是说，原作和译作注定是“一对多”的关系。因为不同的读者对译作的期望不同，也需要像商品一样琳琅满目，可以给不同背景、不同喜好的读者充分的选择空间。
三、结语
一边是“化”的遥不可及，一边是“讹”的在所难免，我们似乎左右为难，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然而，正是因为有了“讹”才难以实现“化”。要想实现“化”的理想就必须全力遏制“讹”的存在，因此，我们总是处在“抑讹趋化”的过程中，艰难地摸索着，理想境地的“化”永远在前。“化境”只是翻译应该永远追求又无法企及的最高境界，而“抑讹趋化”才是翻译的常态，这或许正是钱钟书“化境”思想的真谛所在。
参考文献：
［1］陈逸.从《林纾的翻译》看钱钟书的翻译主张［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1）.
关键词: 钱钟书 化境说 非传统性
一、钱氏化境说的研究背景
“化境说”是钱钟书先生提出的翻译观,主要体现在《谈艺录》《管锥编》《七缀集》等书中,尤其是《七缀集》中《林纾的翻译》一文,写于1963年,是化境说正式形成的标志。但是在此文之外,尚有其他多篇文章涉及到对于翻译的论述,如早期的《论不隔》、《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及《谈艺录》中的不少处,而且钱氏各著作中均有大量的翻译实例,也曲折透露出他所推崇的化境说的径路来。
化境说历来颇受推许。不过钱氏本人并未系统阐发过这一理论,目前为译界所熟知的“案本、求信、神似、化境”之说是由罗新璋先生总结出来的。罗氏的观点很有代表性,即还是仅仅把它当成中国传统译论看待,而未意识到钱氏化境说内蕴的非传统性特征。“化境”其实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带有浓郁的非传统性,不能草率将其归于传统译论之列。
化境说的研究首推罗新璋(1984,1990),正是他的整理总结才使更多人了解到钱氏译论相对完整的内容。罗氏(1990)将化境释为“博览群书而匠心独运,融化百花以自成一味,皆有来历而别具面目”,该解释多为译界所引用,但罗氏对钱氏的化境说理解略有偏差,如其框架不脱传统中国译论窠臼,更将化境揉合到中国传统译论中去,成为所谓“案本、求信、神似、化境”标准链条的最高境界,而对该理论中蕴含的非传统性特征之探索则全付阙如。盖因钱氏文章多用文言写成,读者多误以为化境说也如文言一样是古典的。故此国内对于钱氏译论的重视程度也相对不足,翻译类理论著作或教材大多只是因循旧说而已。
进入21世纪之后,对钱氏译论中的重新检讨开始出现。朱宏清(2001)、陈逸(2006)从《林纾的翻译》一文出发,对于钱钟书译论中“译”“诱”“化”三方面都进行了有新意的探讨,纠正了一些误解;余承法、黄忠廉(2006)则集中对“化”作了深入探讨,以其内涵丰富而作为“全译转换”的精蕴,认为其实质是追求“极似”。也有学者如胡德香(2006)认为钱氏的化境说其实是一种文化翻译批评,而非提出翻译标准或最高理想。胡文也驳斥了认为钱钟书存在“原著中心论”的观点(罗新璋的八字标准其实隐含原著中心)。郑海凌(2001)则着重强调钱氏“化境说”中的创新意识,尤其是肯定译者的创造性。就具体涉及解构派与钱氏译论的相互关系而言,黄汉平(2003)认为钱氏译论本质上是一种中国式的解构主义,而刘全福(2005)则针锋相对,反对将化境说视为解构主义。陈大亮(2006)折中两者,认为钱氏的理论与解构派有联系,但又有差别。
学界近年来有关钱氏译论的现代与传统之争,正反映出化境说的丰富内涵。将化境说作为现代中国译论的独特个案,对其中蕴含的非传统性特质进行重新审视,对未来实现翻译学中传统与西方/现代的对接也有重要意义。
二、钱氏化境说的非传统性特质
实际上,钱钟书先生的化境说是在翻译批评中提出的。《林纾的翻译》显示该论首先是基于训诂学上的“虚涵数意”(manifold meaning)。正是《说文》中“”字的多义性构成了化境说的理论基础。
下面将以《林纾的翻译》(下称《林》文)为主要依据,结合钱氏其他著作和译例,对化境说加以系统的梳理。
钱氏从《说文》对“”字的解释,得出了“译”字的“虚涵数意”,即“诱”“媒”“讹”“化”。钱氏称:
“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化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十七世纪一个英国人赞美这种造诣高的翻译,比为原作的‘投胎转世’(the transmigration of souls),躯体换了一个,而精魂依然故我。换句话说,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翻译出的东西。”(钱钟书,2002:77)
上引文段是化境说最直接的说法,然而并非就是化境说的全部。因为钱氏的很多文章都类似如此,需系联该文其他段落乃至钱氏相关的其他作品,方能得到比较全面的图景。《林》文后面论及的其实主要就是对于林纾翻译之见解评价。从为文之道看来,化境说必定和林纾的翻译有莫大关系。那么,前引段落提到的“不叛离译入语习惯、保存原作风味精魂”这两点,就不是化境说的全部,因为《林》文所阐述的林纾翻译,绝非这两点而已。相反,译事之虚涵数意,这数意在对林纾翻译的评论里都体现出来了。再结合钱氏其他的文章与译例,“化境说”的真正内涵就更见明晰。审视钱氏化境说的真实意蕴,可以发现其中具有极其丰富的非传统性特征。
(一)意义不确定论。钱氏并未对意义不确定性作明确论述,但他所援为例子的“虚涵数意”之字词,实即此类。钱氏尝谓:“语言文字鬼黠如蛇,合离兼别,其故莫祥,成俗相因,积重难返。”(陈大亮,2006)即对语言意义不确定性的绝好论述。
(二)“化境”涵括多重含意,即前述“译”“诱”“媒”“讹”“化”。这表明钱氏的化境说其实是一个包含很广的译论,绝不仅仅是如传统译论般提出某个“翻译标准”而已。其对翻译的媒诱作用之强调,在传统译论中是极罕见的。
(三)翻译策略上,主张语言上采用顾及译入语为主的归化法。从《林》文可见钱氏很反对采用不符合译入语习惯的异化策略。钱氏(2002:77)强调务要使“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翻译出的东西”。“信之必得意忘言”(郑海凌,2001),形式无需太注重。关键是定要不违背“祖国的语文习惯”(钱钟书,2002:95)。对于佶屈聱牙的“外国中文”(pidgin translatorese),钱氏斥为“懒汉、懦夫或笨伯的忠实”,非常不满(同上:96)。
(四)重视风格/精魂甚于意义。风格的传达被给予了超过意义传达的地位,这是化境说十分重要的特点。钱氏认为意义不确定,一字每每虚涵数意,故甚少论及意义传译,但他并不否认意义。其“得意忘言”,反对借体寄生的写作式翻译,以及其他相关论述都表明出他仍是主张有原作意义在的,尽管这一意义可能难以确定。和意义传译甚少论及形成对比的,则是他对“风味”“精魂”“原作的表达效果”等的一再强调。林纾翻译中有意识改造了狄更斯原文,钱氏(2002:83)对此评称:“写作我国近代文学史的学者一般都未必读过迭更司原著,然而不犹豫地承认林纾颇能表达迭更司的风趣。”这种风味、风格上的相似是钱钟书更为重视的特质,原文意义信息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五)正视译讹现象,主张译必有讹,并对起到良好“诱”“媒”作用的创造性叛逆式的“讹”持欣赏态度。钱氏(2002:78)从翻译中的“三种距离”出发,认为译必有讹,“失本”不可避免。然而钱氏亦非完全赞成讹译。事实上他把讹译分成两类,一是无心之讹,是力不能及;一则是有意为之,如林纾以己意增删改易原文。钱氏虽说林译的有意讹译不足为训,但他对林纾翻译虽讹而反能起到“诱”“媒”作用,却持肯定态度。这种“讹”实际就是“创造性叛逆”(陈大亮,2006)。
(六)译作是原作未来生命。钱氏(2002:77)所谓“原作的‘投胎转世’”即含此意。从第四点可见,翻译中“诱”“媒”功能相当重要,而正是这两者决定了译文会成为原文来世生命。只有本着此种心态去从事翻译,才能产生成功之作。林纾前后期翻译的优劣之判,依钱氏看来,正是由于前期是生命之续而后期已无生气,纯粹论为生财工具而已了。
(七)高度评价译者创造性,认为译笔无妨优于原作。钱氏(2002:101)明确提出:“译者运用‘归宿语言’超过作者运用‘出发语言’的本领,或译本在文笔上优于原作,都有可能性。”钱氏在文中举了不少例子来证明这一点。而赞成这一点,无疑也是从翻译的媒诱功能角度来看的。为更好延展原作的后世生命,“译笔正无妨出原著头地”(钱钟书,1983:373)。
(八)不设立标准,“化境”不是标准。据郑海凌(2001),钱氏在上世纪60年代最早发表《林》文时,原是将“化”称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的,到80年代时他又将“标准”二字改为“理想”二字。这一改动暗示着钱氏本人最终否定了化境作为翻译标准的看法。盖化境说作为译论,并不仅仅如罗新璋(1990)所谓“博览群书而匠心独运,融化百花以自成一味,皆有来历而别具面目”而已,它还涵括了诸多其他方面意义,如前论及之“媒”“诱”及“讹”。这些无法统摄到一个“翻译标准”里面。正如陈大亮(2006)所认为的,一旦将之定为标准,那么钱氏译论中的“虚涵数意”也就消亡了,钱氏译论将沦为与其他忠实归化派无异的毫无新意之学说。笔者认为,之所以化境会习惯性被误解为标准,也与“化境说”这一命名有关(钱氏本人并未如此命名)。命名在使一物出场的同时却也遮掩了其他诸多的不在场。而解读者之所以会如此命名,当亦因传统译论多强调翻译标准,遂以翻译标准的既定观念去套钱钟书的翻译观了。
由上可见,钱氏“化境说”相比传统译论,已有了许多重大发展,其中如译文后世生命、意义不确定、译者创造性等方面论断,与后结构主义时代的解构派译论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尽管钱氏依然使用传统方式来提出自己的译论,没有西式的严密理论建构,且以文言为文,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人们的认识,导致很长时间化境说被人归到无甚新意的传统译论之中去,但其实这是一个相当显著的误解。钱氏译论中所蕴含的非传统性,和其本身贯通中西的学识背景是离不开的。
三、结语
综而言之,钱钟书的化境说具有很多后现代的非传统特征,绝非纯粹的传统译论范畴。这类特征不少甚至和解构主义译论可互相发明。钱氏译论与西方消解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派思潮何以能暗合,值得进一步探讨。鉴于钱氏化境说的提出时间和解构派其实十分接近的,不可能是直接借鉴。其中更为深层次的原因,似与西方解构主义等后现代思潮的东方佛道根源相关。钱氏本身既属东方体系,又浸淫西学多年,其能会通诸端而提出富含非传统特质的化境说,与西方现代思潮中借鉴东方体系而否定逻各斯传统可谓殊途同归。
钱氏化境说的非传统性特征,为当代中国译论寻找中西会通突破口,争取中国译论在国际译学界的平等话语权这一历史任务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值得译学界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陈大亮.重新认识钱钟书的“化境”理论[J].上海翻译,2006,(4).
[2]陈逸.从《林纾的翻译》看钱钟书的翻译主张[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3]胡德香.解读钱钟书的文化翻译批评[J].山东外语教学,2006,(3).
[4]黄汉平.文学翻译的删节原作和“增补原作”现象――兼论钱钟书《林纾的翻译》[J].中国翻译,2003,(4).
[5]刘全福.当“信”与“化境”被消解时――解构主义翻译观质疑[J].中国翻译,2005,(4).
[6]罗新璋.翻译论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7]罗新璋.钱钟书的译艺谈[J].中国翻译,1990,(6).
[8]钱钟书.谈艺录[M].上海:三联书店,1983.
[9]钱钟书.七缀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10]钱钟书.管锥编:补订重排本(1―4册)[M].北京:三联书店,2002.
[11]余承法,黄忠廉.化――全译转换的精髓[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
[12]郑海凌.钱钟书“化境说”的创新意识[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1,(3).
BQ与王府井携手 传承钟表文化
这夜，在北京明城墙遗址公园上演了一场仿佛时空穿越的钟表饕餮盛宴，城楼美景，夜色醉人。由《北京青年》周刊主办的“第三届北京王府井国际品牌节之 2012 BQ钟表文化贡献大奖颁奖盛典”于此完美落幕。活动当晚，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副主席乔世怀，北京青年报社社长、北青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延平，中科院理论物理所研究员李淼，伦敦奥运会男子花剑冠军雷声，电视剧《北京青年》著名演员张俪、任重等政界、体育界、文化界人士，以及众多国际钟表品牌代表，与三百余位贵宾共同出席了颁奖盛典，并见证了钟表文化贡献大奖的揭晓。
2012 BQ钟表文化贡献大奖是《北京青年》周刊与王府井国际品牌节的第二次携手合作。2011年，BQ与“世界名片”王府井倾力合作，将 BQ钟表文化贡献大奖打造为第二届王府井国际品牌节的重要一环，联手奉献了一场表坛最辉煌的盛事。今年，作为第三届王府井国际品牌节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2012 BQ钟表文化贡献大奖致力于全方位展示钟表文化的时间之美与钟表品牌的传承之美，不仅能全方位展示钟表文化魅力，也能进一步展现王府井的知名度和国际影响力。
作为中国钟表行业极具影响力的周刊媒体，《北京青年》周刊自 2007年起，已成功举办了多届“BQ钟表文化贡献大奖”以及多项钟表文化活动。今年，第五届“BQ钟表文化贡献大奖颁奖盛典”，BQ延续以“钟表文化贡献大奖”的形式，表彰为钟表文化做出卓越贡献的人物。秉承“中国第一品牌周刊”的办刊理念，做好“高品质生活方式全媒体提供者”。BQ期望这项活动能展现最具代表性的钟表文化人物和事件，不但可以给钟表业界、媒体及腕表爱好收藏者留下深刻印象，同时也向大众提供一个了解钟表文化的平台。
钟表大奖花落名家 荣誉实至名归
在活动当晚的颁奖环节中，文物钟表修复技术第三代传人——来自故宫博物院的副研究馆员王津先生以其在钟表修复方面的精湛技艺赢得了2012 BQ钟表文化贡献大奖之工艺大奖；享誉世界的资深钟表学专家——英国皇家格林威治天文台钟表部门高级负责人乔纳森·贝茨先生（Jonathan Betts）以其在钟表领域的深入研究荣获传承大奖；深圳市钟表行业协会以其在推动中国钟表行业发展所做出的卓越贡献被授予传播大奖。
本届“金钟奖”是在2005年对全国性文艺奖项进行了清理整顿之后，间隔了一年才举行的，“金钟奖”今后举办周期改为每2年一届。在这次清理整顿中，“金钟奖”得以进一步加强，奖项大幅增加，地位更加突出。本届“金钟奖"增设了理论评论奖，表演奖中新增了合唱比赛、流行音乐大赛，还设立了长沙、南京、宁波三个分赛区，分别进行合唱、民乐、流行音乐的比赛。在组委会悉心指导和辛勤工作下，本届“金钟奖”最终评出了表演奖83个、作品奖15个、理论评论奖26个、终身成就奖8名。本届“金钟奖”呈现如下特点：
一、领导重视，保障有力
首先，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音协、广州市委、市政府各级领导高度重视“金钟奖”，为本次“金钟奖”专门题词。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陈晓光题词为“羊城金钟响大乐动八方”，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覃志刚题词为“金钟鸣盛事大音不希声”，中国音协主席傅庚辰题词为“生命的光芒心灵的歌唱”，中国音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徐沛东题词为“妙音绕梁花城俏金钟鸣响百事兴”。广州市委、市政府明确提出要以“民族之声、音乐盛会、人民节日”为目标，以“金钟奖”为载体，培育鲜明的城市文化个性，建设“音乐名城”。市领导多次到承办单位进行调查研究，提出了办好本届“金钟奖”的原则和措施。同时，市领导亲自主持召开“金钟奖”全市协调会、“金钟奖”全市动员大会，协调和部署工作，并率队检查比赛场馆、专家和选手住宿、饮食等准备情况，及时发现并改进存在的问题，以一流的设施、优质的服务迎接“金钟奖”。
其次，组委会办公室从年初就开始积极策划、未雨绸缪。不断进行充实、完善工作方案，使方案既凝聚历届“金钟奖”的办赛经验，形成制度和措施，又能体现与时俱进的精神，在贯彻和落实上下功夫，保证“金钟奖”的顺利举办。再次，各相关单位、部门密切配合，共同做好“金钟奖”的筹备工作。白云国际会议中心、星海音乐厅、湖滨宾馆、合群大厦等接待单位认真做好迎接专家、选手的准备。“金钟奖”举办期间，市公安局增加警力，做好场馆周边的治安布防，拟定交通疏导紧急预案。市交委增派四条专线车到场馆接送观众，在“金钟奖”期间，专门将白云国际会议中心、星海音乐厅周边的公交车延至晚上11点,并增加班次，延长路线。市卫生局明确广州市中医院、白云区医院为接待医院，并派出医生、护士驻场服务等等。
二、规模扩大，项目增加
作为中心赛区的广州，除永久性保留表演奖中的钢琴、小提琴、声乐美声组、声乐民族组等核心比赛项目和作品奖、理论评论奖和终身成就奖的颁奖外，还增加了其他三个分赛区（长沙、南京、宁波）获合唱、民乐（二胡、古筝）、流行音乐金奖的选手来广州进行颁奖。这些奖项集中在广州颁奖，形成“金钟奖”永久落户广州后的核心地位和主赛区地位，扩大了“金钟奖”的评奖范围和影响。
调整后的“金钟奖”共设四大子项：作品奖、理论评论奖、终身成就奖和表演奖。其中作品奖包括：全国民乐室内乐（独奏、重奏和小型民族管弦乐曲）作品评奖和全国歌曲（独唱和重唱）作品奖，本次“金钟奖”声乐作品奖共收到307首作品，评选出无差别声乐作品大奖10首，优秀奖20首，民族器乐作品奖共收到68篇作品，选出二等奖2个，三等奖3个，优秀奖5个，一等奖空缺；理论评论奖按音乐美学、民族音乐学、音乐史学和音乐评论四个类别进行评审，参评作品包括上述四个类别的论著和音乐评论文章，共收到102篇（部）作品，评出一等奖2个，二等奖9个，三等奖15个；终身成就奖由“金钟奖”组委会根据批复名额和符合条件人选的具体情况，从全国200余位从事音乐工作满60年、80周岁以上的老艺术家中进行评选，提出候选名单，经该奖项评委会评选、组委会确认后，对获此殊荣的老音乐家进行表彰；表演奖包括在广州举行的钢琴、小提琴、声乐（美声、民族）比赛和在其它分赛区举办的合唱、二胡、古筝和流行音乐比赛。
在广州举行的表演奖是“金钟奖”的重头戏，本届评委阵容强大，均为各表演奖项专业最权威的名家大师，选手报名踊跃，是参赛选手最多的一届。今年以来，全国各地纷纷组织“金钟奖”选拔赛，并由录音报送改为录像报送，共推荐报送591名选手参加复评，经过复审，共有226名选手取得了复赛资格，其中美声声乐88名、民族声乐90名、钢琴40名、小提琴38名。在广州经过8天的激烈角逐后，评选出美声声乐金、银、铜奖共10名，民族声乐金、银、铜奖共10名，钢琴金、银、铜奖共6名，小提琴金、银、铜奖共6名，同时评选出优秀奖和伴奏奖。
三、精心组织，周密安排
一是及时召开组委会工作会议。在“金钟奖”比赛正式开赛之前，“金钟奖”组委会于12月13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对各项工作的准备情况给予充分肯定。12月20日，在“金钟奖”比赛程序全部完成、比赛成绩正式宣布之前，组委会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听取了有关比赛情况和各项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组委会对比赛结果、奖项安排和各项活动开展均表示满意，傅庚辰同志最后用八个字对本届“金钟奖”做出总结：“反映良好，成绩斐然”。
二是做好比赛组织工作。“金钟奖”改为两年举办一次后，作品的创作、选手的积累时间相对延长，水平普遍提高，竞争更加激烈。首先，本届“金钟奖”在各项赛事的报送方式上做出了相应的调整，表演奖的各项赛事原则上采取各报送单位举办选拔赛的方式产生报送选手或团队，对于暂不具备举办选拔赛条件的地区和单位，可按分配名额，以报送录像的方式推荐优秀选手或团队参加复审。其次，理论评论奖则需各报送单位按类别和分配名额进行推荐，非指定报送单位可将经初选后的参评作品直接报送到中国音协理论委员会。第三，各地经过初赛的选拔，经中国音协组织的专家初评，共有257名选手获得前来广州参加复赛、决赛的资格，在广州经过第一轮的复赛，“金钟奖”组委会于16日上午召开参赛选手大会，宣布钢琴、小提琴、美声唱法、民族唱法四个项目共126位选手进入半决赛。同时，给上述选手颁发了“入围奖”。18日上午，“金钟奖”评委会再次召开大会，宣布钢琴、小提琴、美声组、民族组的半决赛结果。四个项目的评委会主任先后对比赛作了评点，大会宣布四个项目进入决赛的选手名单，其中钢琴、小提琴各6名选手进入决赛，美声、民族唱法各20名选手进入决赛。随后，组委会还给钢琴、小提琴各16名选手颁发“优秀奖”，给美声组、民族组各25名选手颁发“半决赛入围奖”。
三是做好赛务演出各项工作。本届“金钟奖”共有40多场的比赛，开幕式、闭幕式和各类配套演出大小约30多场，组委会办公室明确分工，将各项工作分解到各组、落实到个人，有序铺排，确保每一场比赛、演出都顺利完成。
四是做好热情周到的接待服务工作。
五是做好比赛的观摩工作。为了使“金钟奖”各项比赛的观摩更加科学有序，本届“金钟奖”实行低票价组织观众。组委会办公室制定了票务方案并委托、指导广州演出公司实施，重点优惠大专院校的师生和基层文化站的干部群众，售票工作从10月份启动，订票比较踊跃。总票房为50多万元，其中声乐比赛平均上座率88%，小提琴平均比赛上座率71%，钢琴比赛平均上座率60%，马思聪作品专场音乐会上座率95%，开幕式、闭幕式音乐会上座率100%。从赛场和剧院现场可以看到，观众着装素雅，进场撤场有序，观看过程文明礼貌，体现了广州观众良好素质。
六是做好安全保卫工作。
四、一流设施，优质服务
广州作为“金钟奖”的落户地和主赛场，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金钟奖”的接待工作，专门召开全市动员会议，发动全市各有关方面，为“金钟奖”提供一流的设施、一流的组织、一流的服务。
本届“金钟奖”表演奖比赛分别安排在广州星海音乐厅和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星海音乐厅一直是“金钟奖”落户广州以来主赛场之一，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今年刚刚启用，该中心既是本届“金钟奖”的比赛赛场之一，也是组委会、评委会和各方嘉宾的指定接待酒店。
为了发动更多的市民关注“金钟奖”，组委会以“志愿参与、双向选择”为原则，继续组织发动市民志愿家庭接待选手。接待家庭和选手报名非常踊跃，通过逐一考察，选定了19户家庭接待19位选手。组委会办公室对志愿接待家庭进行统一培训，选手与接待家庭签订接待协议，组委会还为选手购买了保险，确保接待安全顺利，同时，还从大学生中招募了20多名志愿者，参加“金钟奖”的接待工作。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广州市民对“金钟奖”的热情，充分体现了广州人兼容开放、热情好客的都市精神。
五、活动丰富，形式多样
本届“金钟奖”继续推出一系列配套活动，这些活动内容丰富，多姿多彩，群众喜闻乐见，有效地营造了迎金钟、闹金钟、贺金钟的社会氛围和节日氛围。
（一）欢迎酒会。12月13日下午在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东方厅举行，以市政府的名义举办，欢迎组委会领导、评委、各地嘉宾、参赛领队。中国音协傅庚辰主席和广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晓玲分别致辞，评委和选手代表在酒会上也作了发言。
（二）开幕式音乐会。12月13日晚在白云国际会议中心岭南大会堂举行，中国音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徐沛东致开幕词。音乐会由上海音乐学院承办，表现内容丰富，表演形式多样。演员阵容强盛，均为国际国内重要音乐比赛项目的获奖者和活跃在国内演出舞台的优秀歌唱家、演奏家、指挥家，如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小提琴演奏家王之炅、古筝演奏家祁瑶、指挥家张国勇等，上海音乐学院交响乐团担任演奏和所有器乐、声乐节目的伴奏和协奏。
（三）“金钟奖”公众论坛。本届“金钟奖”公众论坛于12月18日下午在风景绚丽的星河湾举行，组委会领导、评委、专家、广州市人大领导以及企业家、社区、学生、志愿家庭等各界代表100多人参加。论坛面向公众，围绕群众普遍关心的音乐与生活、“金钟奖”的发展、广州建设音乐名城等话题，进行互动式讨论，台上台下气氛热烈，大家集思广益、畅所欲言。
（四）音乐专题讲座。作为本届“金钟奖”的系列活动之一，专题音乐讲座从12月1日就开始举办，组委会办公室以“广州文化讲坛”为平台，前后共举办5讲。讲座的内容围绕普及音乐知识、提高音乐欣赏能力、建设音乐名城等课题，讲座的形式除相对固定在广州图书馆会议室外，还增加了“上山下区”的讲座，即把讲座办上白云山、办到社区、部队和大学去，使讲座更加贴近群众、更能结合实际，收到良好的效果。
（五）举办纪念音乐家马思聪系列活动。为纪念我国著名音乐家马思聪先生，12月14日，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文化局共同在广州艺术博物院、麓湖公园举办了《马思聪音乐全集》首发式和马思聪纪念雕塑揭幕仪式，其中《马思聪全集》集共7卷9册，还包CD一套13张，是目前我国第一部全面和权威的马思聪研究著作；马思聪纪念雕塑揭幕仪式在广州麓湖公园聚芳园内进行，该雕像由著名雕塑家俞畅创作，雕塑的落成为历史文化名城广州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12月14日晚，还在广州星海音乐厅举行了马思聪作品音乐会，演出的马思聪音乐作品有合唱《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冼星海纪念歌》《祖国大合唱》《春水》，钢琴独奏《粤曲三首》《巾舞》，小提琴独奏《第四小提琴回旋曲》《山歌》等。
（六）群众性音乐文化活动。在“金钟奖”的赛前、赛中和赛后，“金钟奖”组委会办公室积极组织和有序铺排“都市热浪”广场文化活动、文化市场文艺调演、各类群众性音乐比赛等活动，共约30多场次，有150多个剧（节）目，这些活动延伸和丰富了“金钟奖”的活动内容，营造出广州群众文化迎金钟、闹金钟和贺金钟的社会氛围。
（七）第四届“羊城新秀”歌手大奖赛。该项赛事由广州市文化局主办，广州电视台承办，自今年8月份启动以来，1200多人报名参赛，经过两轮竞赛海选出200名选手，再从中选拔出前8名歌手（组合）参加决赛，经过紧张、激烈的争夺，这8名歌手（组合）分别获得冠、亚、季军和优胜奖。大赛还增设了hip―hop演唱风格奖、jazz演唱风格奖、原创奖、组合奖等4个单项奖。本月12月15日晚在广州电视台演播厅举行决赛暨颁奖晚会，中国音协主席傅庚辰、广州副市长徐志彪和“金钟奖”组委会办公室主任、广州市文化局局长陶诚等出席晚会并为获奖者颁奖。
（八）梦想舞台“少年闹金钟”音乐才艺展示大赛。大赛由广州市文化局主办，广东电视台《今日关注》栏目和广州艺术博物院承办，本次大赛于12月9日在广州艺术博物院举行启动仪式和首场海选的消息一经传出，就得到了广州市各中小学生的热烈反应并积极参加，大赛报名热线、报名现场火爆。本次大赛还采用海选的形式进行选拔，评出金、银、铜及最佳台风奖、最具人气、最佳形象奖。
（九）颁奖典礼及评委点评。12月20上午在白云国际会议中心，组委会隆重公布了第六届中国音乐“金钟奖”主赛场的声乐（民族组）、声乐（美声组）、钢琴、小提琴四项赛事的总决赛成绩及获奖名单，林耀基、盛中国、俞丽拿、李谷一、黎信昌、吴雁泽、鲍蕙荞等评委分别进行了点评。
（十）闭幕式暨颁奖音乐会。12月20日晚上在星海音乐厅举行，音乐会上隆重颁发本届“金钟奖”各项金奖得主，并由金奖获得者与评委嘉宾同台演出，广州交响乐团担任协奏伴奏，指挥家李心草执棒。
六、品牌宣传，影响深远
为扩大“金钟奖”的社会影响，提升“金钟奖”的品牌，组委会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继续采取前几届“金钟奖”探索出来的一整套科学有效的“金钟奖”宣传方法，投入了大量的宣传资源，策划了一系列的宣传活动，取得了较大的宣传成效，“金钟奖”的品牌价值不断提升、影响更加深远。
在新闻媒体宣传方面，年初组委会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新闻会，向首都媒体了本届“金钟奖”初评情况和广州筹备工作。组委会办公室宣传组制定了“金钟奖”比赛的新闻采访计划，于12月12日在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了第二次新闻会，在白云国际会议中心建立新闻中心，接待各地新闻媒体记者。同时，各协办媒体在新闻宣传、专题报道、直播录播以及公益广告方面都给予了大力支持。组织包括中央、省、市和港澳30多家媒体开展宣传，其中电视台对开幕式、闭幕式进行录播，通过卫星把信号覆盖到全国，扩大“金钟奖”的影响。
在各类广告投放方面，在全市主要路段合计安排200幅“城管聚焦”公益广告，在地铁一、二、三号线站台安排50幅公益广告，在白云机场候机大厅、国际、国内到达处共安排6幅公益广告，在市区主要路段候车亭安排100幅公益广告。连续约1个月在广州电视台播放15秒公益宣传广告，每晚播放10次。在广州电台安排播放15秒公益宣传广告，每天播放20次。在全市近3000辆公共汽车的6000块视频中，每天滚动播放16次“金钟奖”公益广告，还首次利用短信平台用手机100万条“金钟奖”信息。
七、企业参与，市场运作
随着“金钟奖”社会影响不断扩大，品牌质量日益提升，“金钟奖”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组委会在坚持政府主导的前提下，继续探索企业参与、市场运作的有效途径。其中白云国际会议中心高度重视做好“金钟奖”的接待工作，多次与组委会办公室研究制定接待方案，把接待工作做到最好。珠江钢琴提供17台钢琴给选手练习、比赛，还捐赠一台价值8万元的新产品“恺撒堡”钢琴奖励给获得钢琴金奖的选手。李雄提琴工作室捐赠一把价值1万美元的小提琴，该琴仿古意大利著名制琴家斯特拉迪瓦利1715年制作的名琴“克雷莫纳”制作而成，奖励给获得小提琴金奖的选手。奥迪汽车公司派出12辆全新的赛会专车驻会，专门接待中国文联、中国音协的领导、评委嘉宾。
【关键词】钱钟书《林纾的翻译》 翻译 化境
一、引言
当代一位资深翻译家在谈论翻译时指出:“翻译中的理论争论始终没完没了。因为任何语言中的任何一词,都不可能在另一种语言中找到完全同义的一个词;而且,每一种语言都以一种特殊的语法表达一种视界。翻译就是选择,而选择时,各人又有各人的标准。”《林纾的翻译》是钱钟书先生在20 世纪60 年就的著名论作,是体现钱钟书先生翻译理论的代表性作品,对学术界和翻译界产生过极大的启发作用。
二、“化境”论在《林纾的翻译》中的体现
在《林纾的翻译》中,钱钟书通篇就是围绕“诱”、“媒”、“讹”、“化”展开对林纾译作的分析和评价的。在文中,钱先生对翻译的作用,使用了“诱”、“媒”两字,非常生动形象:一是具体地说明读者可能会因为翻译的原因而对原作品产生更浓厚的兴趣,从而勾起想读原著的冲动;另外这个“诱”和“媒”字就是从广义上翻译对于文化交流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译文中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和口吻上违背或不尽贴合原文,就是讹”。由于翻译的最高境界是“化”,而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能实现的,故“讹”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不可避免的毛病。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钱先生列举了在林译作品中存在的“讹”,并作出标定,如某些“讹”是译者的不细心造成,如“排印之误不会没有,但有时一定由于原稿的字迹潦草”。某些“讹”则是译者主观为之,其原因有对原作的理解不彻底而产生误解,也有的是为了能理顺译文,使之更顺应译语文化和阅读习惯强而改之的。如文中说到“他(林纾) 一定觉得狄更斯的描写不够淋漓尽致,所以要浓浓地渲染一下,增添了人物和情景的可笑”,这显然是林纾结合自己的体会对原著的“讹”化的处理。
三、“化境”论的渊源与释义
“钱氏说的“化”,指出了翻译艺术的极致;然而,似乎不能将此“化”字作为翻译的标准或原则(钱氏本意也非如此)。钱先生的“化”,是从《说文解字》的一段训诂文字中引申出来的。在《林纾的翻译》的开头,他写道,汉代文字学者许慎有一节关于翻译的训诂,义蕴颇为丰富。《说文解字》卷六口部第二十六字:“‘化’”,译也。从‘口’,‘化’声。率鸟者系生鸟以来之,名曰‘化’,读若‘言为’。”南唐以来,“小学”家都申说“译”就是“传四夷及鸟兽之语”,好比“鸟媒”对“禽鸟”的“诱”,“译”、“诱”、“媒”、“讹”、“化”这些一脉通连,彼此呼应的意义,组成了研究诗歌语言的人所谓“虚涵数意”(mainfold meaning ) ,把翻译能起的作用(“诱”) 、难以避免的毛病(“讹”) ,所向往的最高境界(“化”) ,仿佛一一透视出来了。
“诱”即翻译的作用。“诱”有正负之分。正“诱”体现在“好译本的作用是消灭自己;它把我们向原作过渡,而我们读了原作,马上掷开了译本”;负“诱”在“坏翻译会发生一种消灭原作的功效。拙劣晦涩的译文无形中替作者拒绝读者;他对译本看不下去,连原作也不想看了”。
“讹”即翻译中难以避免的毛病。钱钟书指出,“译文总有失真或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很不贴合原文即是讹”。他结合自身的翻译实践指出“讹”源于三种“距离”:“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形式和内容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译者的体会和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因此“ 讹”在所难免。显然,钱钟书肯定“化”之“讹”,认为这是译者对原作的创造性改造,具有审美意义。
“化”,翻译的理想境界“化境”的核心是“化”。第一,“化”可认作是“背出分训”,是一种得失兼备、得意忘言的量变过程,是没有改变原作“质”的渐化过程。第二,“化”与“讹”的对立统一。钱钟书非常清醒地意识到“化”是一个非常灵活的概念,当译者迫不得已做出某些改变时,其译作仍然可以达到“化”的境地,而“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讹’又是不能避免的毛病”。 换言之,有“化”必有“讹”,“讹”包含在“化”中,而某些创造性的“讹”是更高境界之“化”,二者统一于具体的翻译实践过程。第三,“ 化”≠“信”。郑海凌尝言:“‘求美’的翻译概念,生发于以‘信’为本的翻译传统,渐渐游离于主流之外,正在形成一股引人瞩目的诗流。而钱钟书先生的‘化境说’则在这种诗流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四、“化境”论的意义
钱钟书的“化境说”在翻译界如雷贯耳,无人不知,并且在提及中国传统翻译理论时,每每会被人引述。此外,钱钟书作为翻译界所推崇的老一辈,为《中国翻译词典》进行题词,还作为翻译家被收入于《中国翻译家词典》中,这些事实不能不说明钱钟书在翻译中所做的真正贡献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与传统的“信、达、雅”说相比,“化境”论更为严谨、含义更为深远,“化境”论辞微而旨远,更切中要领。“神韵”、“神似”给人以莫测高深之感,非得神笔妙手不可,不是凡夫俗子力所能及的。而“化境”论并无高下之分,无非是为译者指明了译作的努力方向。
五、结束语
行文至此,笔者不得不打住,然而又感到意犹未尽,因为以上几个方面的论述并不能穷尽“化境”理论的全部内涵,钱钟书的翻译理论思想是一座有待开采的宝山,还有很多方面需要深入研究。我们深知,研究钱钟书并非易事,他的思想博大精深,行文风格又独具一格,语言表达言在此而意在彼,很容易产生误解。因此,要想全面把握钱钟书,就不能断章取义,要运用“阐释循环”的方法,深入阅读钱钟书的相关著作,做到钱钟书所说的“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穷末;交互往复,庶几乎义解圆足而免于偏枯,所谓“阐释之循环”者是也。”
参考文献:
【关键词】钱钟书《林纾的翻译》 翻译 化境
一、引言
当代一位资深翻译家在谈论翻译时指出:“翻译中的理论争论始终没完没了。因为任何语言中的任何一词,都不可能在另一种语言中找到完全同义的一个词;而且,每一种语言都以一种特殊的语法表达一种视界。翻译就是选择,而选择时,各人又有各人的标准。”《林纾的翻译》是钱钟书先生在20 世纪60 年代写就的著名论作,是体现钱钟书先生翻译理论的代表性作品,对学术界和翻译界产生过极大的启发作用。
二、“化境”论在《林纾的翻译》中的体现
在《林纾的翻译》中,钱钟书通篇就是围绕“诱”、“媒”、“讹”、“化”展开对林纾译作的分析和评价的。在文中,钱先生对翻译的作用,使用了“诱”、“媒”两字,非常生动形象:一是具体地说明读者可能会因为翻译的原因而对原作品产生更浓厚的兴趣,从而勾起想读原著的冲动;另外这个“诱”和“媒”字就是从广义上翻译对于文化交流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译文中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和口吻上违背或不尽贴合原文,就是讹”。由于翻译的最高境界是“化”,而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能实现的,故“讹”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不可避免的毛病。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钱先生列举了在林译作品中存在的“讹”,并作出标定,如某些“讹”是译者的不细心造成,如“排印之误不会没有,但有时一定由于原稿的字迹潦草”。某些“讹”则是译者主观为之,其原因有对原作的理解不彻底而产生误解,也有的是为了能理顺译文,使之更顺应译语文化和阅读习惯强而改之的。如文中说到“他(林纾) 一定觉得狄更斯的描写不够淋漓尽致,所以要浓浓地渲染一下,增添了人物和情景的可笑”,这显然是林纾结合自己的体会对原著的“讹”化的处理。
三、“化境”论的渊源与释义
“钱氏说的“化”,指出了翻译艺术的极致;然而,似乎不能将此“化”字作为翻译的标准或原则(钱氏本意也非如此)。钱先生的“化”,是从《说文解字》的一段训诂文字中引申出来的。在《林纾的翻译》的开头,他写道,汉代文字学者许慎有一节关于翻译的训诂,义蕴颇为丰富。《说文解字》卷六口部第二十六字:“‘化’”,译也。从‘口’,‘化’声。率鸟者系生鸟以来之,名曰‘化’,读若‘言为’。”南唐以来,“小学”家都申说“译”就是“传四夷及鸟兽之语”,好比“鸟媒”对“禽鸟”的“诱”,“译”、“诱”、“媒”、“讹”、“化”这些一脉通连,彼此呼应的意义,组成了研究诗歌语言的人所谓“虚涵数意”(mainfold meaning ) ,把翻译能起的作用(“诱”) 、难以避免的毛病(“讹”) ,所向往的最高境界(“化”) ,仿佛一一透视出来了。
“诱”即翻译的作用。“诱”有正负之分。正“诱”体现在“好译本的作用是消灭自己;它把我们向原作过渡,而我们读了原作,马上掷开了译本”;负“诱”在“坏翻译会发生一种消灭原作的功效。拙劣晦涩的译文无形中替作者拒绝读者;他对译本看不下去,连原作也不想看了”。
“讹”即翻译中难以避免的毛病。钱钟书指出,“译文总有失真或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很不贴合原文即是讹”。他结合自身的翻译实践指出“讹”源于三种“距离”:“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形式和内容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译者的体会和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因此“ 讹”在所难免。显然,钱钟书肯定“化”之“讹”,认为这是译者对原作的创造性改造,具有审美意义。
“化”,翻译的理想境界“化境”的核心是“化”。第一,“化”可认作是“背出分训”,是一种得失兼备、得意忘言的量变过程,是没有改变原作“质”的渐化过程。第二,“化”与“讹”的对立统一。钱钟书非常清醒地意识到“化”是一个非常灵活的概念,当译者迫不得已做出某些改变时,其译作仍然可以达到“化”的境地,而“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讹’又是不能避免的毛病”。 换言之,有“化”必有“讹”,“讹”包含在“化”中,而某些创造性的“讹”是更高境界之“化”,二者统一于具体的翻译实践过程。第三,“ 化”≠“信”。郑海凌尝言:“‘求美’的翻译概念,生发于以‘信’为本的翻译传统,渐渐游离于主流之外,正在形成一股引人瞩目的诗学潮流。而钱钟书先生的‘化境说’则在这种诗学潮流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四、“化境”论的意义
钱钟书的“化境说”在翻译界如雷贯耳,无人不知,并且在提及中国传统翻译理论时,每每会被人引述。此外,钱钟书作为翻译界所推崇的老一辈,为《中国翻译词典》进行题词,还作为翻译家被收入于《中国翻译家词典》中,这些事实不能不说明钱钟书在翻译中所做的真正贡献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与传统的“信、达、雅”说相比,“化境”论更为严谨、含义更为深远,“化境”论辞微而旨远,更切中要领。“神韵”、“神似”给人以莫测高深之感,非得神笔妙手不可,不是凡夫俗子力所能及的。而“化境”论并无高下之分,无非是为译者指明了译作的努力方向。
五、结束语
行文至此,笔者不得不打住,然而又感到意犹未尽,因为以上几个方面的论述并不能穷尽“化境”理论的全部内涵,钱钟书的翻译理论思想是一座有待开采的宝山,还有很多方面需要深入研究。我们深知,研究钱钟书并非易事,他的思想博大精深,行文风格又独具一格,语言表达言在此而意在彼,很容易产生误解。因此,要想全面把握钱钟书,就不能断章取义,要运用“阐释循环”的方法,深入阅读钱钟书的相关著作,做到钱钟书所说的“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穷末;交互往复,庶几乎义解圆足而免于偏枯,所谓“阐释之循环”者是也。”
参考文献:
关键词：生理指标，命中率，两分钟往返跑，3分投篮
一.实验对象和方法
实验方法：首先进行最大吸氧量的测试，次日进行各项体质测试，获得各项身体指标；第三天，准备活动后采用篮球投篮常用的训练方法进行两分钟往返跑投三分测试，运动结束后测取1分钟和10分钟心率，而后对各指标进行因子分析。
1.1 实验对象
篮球队员，身体健康，年龄（20±2），身高（185±3）。
1.2 实验方法
首先进行最大吸氧量的测试，次日进行各项体质测试，获得各项身体指标；第三天，准备活动后进行两分钟往返跑投篮测试，运动结束后测取1分钟和10分钟心率，而后，而后对各指标进行因子分析
1.3 统计方法
采用体育统计中因子分析，所得数据均采用软件SPSS进行处理。
二. 结果：
从此次实验所测得的数据来看,各项指标的平均数与标准差为：握力（42.39±8.47）kg，背肌力（112.56±24.48）kg，柔韧性（-1.11±5.33）cm，弹跳力（63.1±7.48）cm，身高（178.89±3.44）cm，体重（67.87±5.75）kg，安静时收缩压（113.44±5.55）mmHg，安静时舒张压（76.67±6.5）mmHg，安静时体温（37.1±0.47）oC，跑篮后1分钟心率（122.78±16.95）time/min，跑篮后1分钟收缩压（135.89±10.11）mmHg，跑篮后1分钟舒张压（87.78±9.72）mmHg，跑篮后10分钟心率（84.33±10.51）time/min，跑篮后10分钟收缩压（118.11±8.64）mmHg，跑篮后10分钟舒张压（77.44±6.02）mmHg，跑篮后20分钟心率（76.89±12.02）time/min，跑篮后20分钟收缩压（109±6.44）mmHg，跑篮后20分钟舒张压（73.56±7.06）mmHg，投篮命中率（0.25±0.07），最大吸氧量（4048.22±636.52）ml/min。
在实验结果的基础上，对其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寻找疲劳恢复能力与两分钟往返跑投篮命中率相关的因素。
三.讨论：
进行因子分析后，得到四个高载荷因子。发表论文，两分钟往返跑。其中与两分钟往返跑投篮后的疲劳恢复能力相关性最高的是因子F1，为身体形态因子。因子F1与身高、体重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01和0.918。在篮球比赛中，身高和体重尤为重要。一般而言，身高越高的人，体重也就越大。身高越高，体重越大，打篮球越有优势。可是，身高越高，体重越大，对心脏负荷的承受能力的要求也就越高。发表论文，两分钟往返跑。这个时候，机体就需要提供更多的血液，更多的氧气等给细胞。因此，他们相对于那些身材较矮小，体重更小的人来说，更加容易产生疲劳，并且，疲劳恢复的时间也会相应地加长。
与两分钟往返跑投篮的疲劳恢复能力次为重要的是心率因子。心率的高低，心率上升的快慢，回复正常心率所需要的时间，直接反映了一个人的心肺功能。一般而言，人在安静时的心率越低，说明他的心肺功能越好。发表论文，两分钟往返跑。相对的，在长跑等耐力性运动中，他保持较低心率的时间越长，也说明了他的耐力素质越好。心率因子的高载荷变量中，变量跑篮后1分钟，10分钟，20分钟的心率都与心率紧密相关。这说明了跑篮后的一段时间内的心率变化与身体的恢复能力紧密相关。发表论文，两分钟往返跑。心率变化的快慢，变化的高低，直接反映了人的疲劳恢复能力。
因子F3，即舒张压因子对于疲劳恢复能力的影响也很重要。一个人舒张压的高低，反映了他的心脏的泵血功能。一般而言，心脏的舒张压越低，心脏的泵血功能越好。在舒张压因子中，高载荷变量跑篮后1分钟舒张压、跑篮后10分钟舒张压和跑篮后20分钟舒张压都与舒张压因子紧密相关，说明舒张压在跑篮后的20分钟内的变化与身体的疲劳恢复能力有一定的关系。从20分钟内的舒张压的变化，就可以看出，谁的疲劳恢复能力较好。
收缩压因子对于2分钟三分球的疲劳恢复能力虽然比不上以上三个因子，可是，也占据了一个重要的地位。收缩压的大小，反映了心脏泵血功能好坏。一般而言，在跑篮后的一段时间内，谁能够较快地回复正常的收缩压，谁的心脏泵血功能就较好。发表论文，两分钟往返跑。高载荷变量跑篮后1分钟、10分钟的收缩压均与因子F4相关，说明跑篮后1分钟、10分钟的收缩压的变化与疲劳恢复能力有一定的相关性。
四.小结与建议
4.1 通过以上的分析讨论，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身高越高体重越大，对于机体的负荷也就越大，因此，疲劳恢复所需时间就会相应地加长。发表论文，两分钟往返跑。
2、投篮前和投篮后一段时间内的心率呈现有规律变化的趋性，它的变化能体现机体疲劳恢复的能力。
3、投篮前和投篮后的收缩压和舒张压的变化也呈现有规律的变化，并且，谁的收缩压和舒张压能够最快地恢复到正常的水平，谁的疲劳恢复能力就越好，也相应地影响其投篮命中率。
4.2 本人据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训练过程中，应该强调耐力素质的训练，提高机体抵抗疲劳的能力；
2、对于不同的运动员应该区别对待，特别是些身材比较高大、体重较大的运动员，他们的耐力素质相对较差，平时训练的时候应该多注重耐力训练；
3、在训练过程中应该注重对心率、血压等指标的监控，以达到辅助训练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张英波. 体能训练丛书［M］.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4 G820.2/Z361-2
［2］李鸿江. 学校体能教程［M］.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3 G807.4/L323
［3］刘玉林. 现代篮球技术教学与训练［M］. 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92.10 G841.2/L7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