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导向理念论文第1篇

关键词：理想信念教育　信仰　信仰建设

信仰之所以引起越来越多人的重视，是因为信仰不论对一个人或一个民族而言，它都能够为人们提供一种关于行为善恶的最高标准，为社会道德体系提供正确的方向和依据。今天，面对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面对高校教育的改革创新，信仰包涵的价值整合、文化认同、行为引导等功能和特点，必然成为我们驻足高校理想信念教育困境面前，不得不重新审视和思考的重大课题。

一、信仰的价值

信仰是人所特有的一种精神状态或精神机制，是在某种文化形态下形成的，对人的思维意识、行为取向具有支配作用的主导性精神机理，它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评价、选择与行动。因此，信仰属于精神范畴，是整体的精神姿态和综合的精神活动，它的指向与归属是明确、自觉、积极和主动的，“它给人们提供的是除了知识以外的关于未来的信念，构成人类不断向历史纵深延伸和向未来极限挺进的精神支柱”，体现出对改造自然的情感冲动，或是对生存状态的美好憧憬和不懈追求。信仰属于文化现象，是被动地依附于某种特定的社会文化形态发生发展、固化定型，而它的指向又被划归于所依附的文化圈，“最终归属到特定的国家、特定的民族、特定的社会群体、特定的阶级”。信仰属于价值观念。它构成人们对事物的认知力和判别力，指导人们开展经常性的社会活动。并时刻支配、调度甚至控制着人的某些思想和行为。正如李德顺所说：“信仰是人生的‘主心骨’”。“成为价值意识活动的调节中枢”。

二、信仰对理想信念教育的作用

对于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而言。信仰可以检验主体理想信念的同质同向性，并对主体理想信念具有无限制的强制性和趋同力，直至归附于它的终极指向。

(一)信仰为理想信念教育提供了积极的理性评价

理想信念的确定是个体自我意识由感性到理性的发展过程，只有上升到理性阶段，才具有科学的情感指向。并发展定型为科学的追求和愿望。信仰与理想信念的终极指向殊途同归，信仰价值体系涵盖整个思想意识的理性层面，并对理想信念上升到理性层面提供逻辑上的论证作用，尤其对理想信念的价值指向和社会经验积累提供完整的理性评价。

(二)信仰为理想信念教育提供了明确的终极指向

对于个体而言，信仰是寻求绝对和终极的精神渴望，是人的精神支柱，始终引领着人们向无限递升的目标前进。从这个角度讲，信仰所指向的终极价值正好为理想信念的确定提供了依据、指明了方向。同时，理想信念本身又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终极价值取向合理性说明的基础之上，从而形成对未来价值目标的情感取向和行为诉求，它的精神轨迹与信仰的终极指向正好是一致甚至是完全相同的。

(三)信仰为理想信念教育提供了固化的精神形态

信仰是对文化价值的真理性认识和反映，它的形成不是出于个体的某种嗜好，也不是屈从于某个权威的命令，而是根据满足个体价值需求的程度。整合社会生活中分散的个体意识而形成固化的精神形态，即共同信仰。共同信仰反过来对个体的思想意识与行为目标进行牵引和指导，使个体的思想意识、意志品德等方面获得足够的情感张力，并从中体验和认识自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四)信仰为理想信念教育提供了完整的价值体系

从文化形态方面看，孕育和培养信仰发生、发展的特定文化形态，赋予了信仰完整的价值体系。从信仰的对象、信仰的追求、信仰的终极指向等方面都有它特定的精神机制在发挥作用。它“是一个多维度的综合体。其中每一个维度都有自己特定的对象、特定的应用范围和特定的取向，并且统摄着一系列评价规范和基本准则”。因此，信仰的价值体系成为人类思想观念体系的高度概括和集中体现，它积极地评价着人类的思想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并成为人类精神活动的指南。

三、如何加强高校理想信念教育中的信仰建设

信仰作为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价值基础。除了依据其形成和发展的时代背景之外，它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功能、层级结构和对个体行为的指导，更直接地为理想信念教育提供了理论支撑，明确了发展方向。

(一)在内容上

面对多元的文化格局，信仰体现着对文化形态的认同，所以要始终用核心价值抢占高校理想信念教育的主阵地。信仰对文化形态的认同，对内是超越自我的一种精神能量释放，对外是表现在终极目标上的一种动力和支柱，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上合目的、合规律的探索和创造。当前，我国正处于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急剧变动时期，价值观的反思、裂变、更新和塑造成为高校信仰建设的重大课题。高校要引导当代大学生在了解不同文化脉络的基础上，自觉调整人生目标和人生态度，形成具有社会主义文化“尊严”的思想共识和价值信仰，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成为高校广大师生的主导意识和精神支柱。

面对多样的社会思潮，信仰体现着对主流意识的整合，所以要始终用爱国主义唱响高校理想信念教育的主旋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和信息网络化的迅速发展，各种思潮相互激荡，一些大学生在思想认识方面产生诸多迷茫、困惑和疑问。因此，高校要积极探索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密切关注广大师生的思想动态，客观、科学地分析多样化社会思潮的本质特征，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使爱国主义成为最具影响力的社会思潮，成为凝聚全民族发奋图强的精神符号。

面对一时紊乱的道德秩序，信仰体现着对主体行为的塑造，所以高校要始终用理想人格引领高校理想信念教育的新风尚。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几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和熏陶下形成了独具魅力的理想人格模式，在理论与实践上都经受了无穷的拷问和验证。今天，我们所憧憬和追求的理想人格，是将自我完全置身于市场经济运作机制中，在领悟社会现实和生活经验的基础上确定的文化心态和人格取向，不仅要继承传统理想人格的优秀品质，而且要具备追求利益的经济职能，更要在解决社会主义背景下人生的终极意义、恒久的价值关怀和道德的安身立命上富有新的历史意义和时代特征。

面对复杂的利益冲突，信仰体现着对个体需求的满足，所以高校要始终用和谐理论构筑高校理想信念教育的支撑点。信仰是伴随着人类生存意识的发生而发展的，当人们不满足于现实的生存状态时，便自觉地萌动了对另一种生存状态的向往和追求，这种无休止的向往和追求最终定格为信仰。“和谐理论”的产生，是实现人与社会、自然、他人矛盾和解的协调发展，表现了更高的思想和生活境界。因此，高校理想信念教育必须贯彻“以人为本”、“全面协调”的和谐理念，为全面解答广大师生不满意、不理解的 热、难点问题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舆论支持。

(二)在方法上

确立主渠道与主阵地统一的教育思路。作为高校信仰建设的主渠道。政治理论教学必须在发挥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实现改革创新，建立理论与实际、教学与实践、需求与满足相适应的教学模式。一方面是在准确把握思想政治工作规律和学生精神需求的基础上，完全将信仰价值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之中。另一方面是通过开展社会调查、参观访问、社区服务、科技下乡等社会实践活动，为信仰价值教育提供实践平台，帮助学生正确认识社会，增强社会责任感。

坚持普适教育与个性引导的教育原则。从目前现状来看，学生对信仰价值的趋同，都是在客观现象的转述之下，被动地形成对社会经验的初步认知和理解。因此，引导大学生确立科学的社会主义信仰必须合乎个性发展与价值认同形成的规律。首先，注重个体引导。除了采取针对学生群体的普适教育外。高校还要注意分析个性差异而因人施教，因材施教。其次，尊重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在尊重个性发展和个人价值观发生机制的基础上，高校应引导学生正确选择信仰，进而整合、提升为自己的主导价值观。

实施学科渗透与专业捆绑的教育方法。首先要找准结合点。高校应充分挖掘各专业教学中蕴含的信仰价值的内容，引导学生在正确认识信仰与成才的关系上确立科学的理想追求。其次要瞄准切入点。将信仰价值的相关内容渗透进专业知识的科学性、知识性与思想性之中，高校应引导学生更好地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后要遵循规律。商校要遵循信仰发生的规律，尊重学生的情感认同，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达成对正确价值、科学信仰的趋近和追求。

发挥校园文化与舆论导向的教育功能。首先，高校要加强党在思想理论界的领导，加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在传媒上的传播和宣传力度，确立舆论宣传的正确理论导向。其次，高校要正确把握网络媒体的正确舆论导向，积极开辟网上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宣传阵地，坚守网络阵地的主导地位。最后，高校要注意发挥校园文化活动的舆论引导功能，从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及社会实践方面人手，提炼蕴含信仰价值导向的主旨，努力打造校园文化教育的人文环境。

(三)在机制上

完善评价机制。在定性方面，高校要始终把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纳入信仰建设的目标、任务中，充分发挥其在凝聚力量、引领风尚方面的重大作用，努力把它转化为广大师生的价值取向、愿望要求和自觉行为。在定量方面，高校要坚持从基本规范抓起，鼓励学生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把价值认同体现到日常生活、同学交往之中，在为别人送温暖、为社会作贡献的过程中，增强价值认同，养成良好习惯。

完善整合机制。一方面高校要对信仰建设目标进行整合，使信仰建设的目标与构建和谐校园的本质要求相吻合。引导学生在科学信仰的价值选择中树立和谐发展的思想观念。另一方面高校要对教育资源进行整合，摒弃过去只依赖学校政工人员和教师的单一形式，建立基础性、全员性、开放性的教育模式，确立全方位的信仰建设网络，把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等多种形式结合起来。协调配合、形成合力。

行动导向理念论文第2篇

重要概念之间的理论关系或合理关系的连锁系统被称作是一个法则网络。法则网络包括原有模型(新构念的内在维度及其之间关系的框架)、前因变量或结果变量。具体而言,这涉及到社会创业研究三方面的缺乏:首先是社会创业构念原有模式的缺位,即缺乏社会创业内在维度及其相互关系的统一理论框架,其反映了社会创业的内涵与本质特征;其次是缺乏社会创业原有模式基础上的前因后果的统一理论框架,其反映了社会创业构念的效度;再次是缺乏社会创业构念内在维度及其相关变量测量题项的科学设计。正如盛南(2009)在其博士论文所指出,自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社会创业逐渐成为一个学术研究主题,定性研究就一直占据主导地位,高质量的定量研究更是罕见。尽管近年来社会创业在管理学和社会学领域持续升温,这一状况也没能得到明显的改变。究其深层原因在于社会创业核心构念,以及在其基础上构建的包括其前因后果的法则网络的缺位、缺失和相应测量工具的缺乏,解决这些问题不仅可以确立社会创业的学科基础和学术的合法性地位,更能促进社会创业已有分散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的有效整合,为后续高质量的定量研究提供至关重要的工具支持,提升社会创业的研究层次。

国外社会创业研究发展动向分析

事实上,为了突破社会创业当前的研究困境,国外许多学者(RaymondJ.Jones,2011;CraigL.Mayberry,2011;Lumpkin,2010;MichaelH.Morris,2011)在借用创业研究领域中“创业导向”这一概念及其成熟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来开发社会创业的核心构念即“社会创业导向”及其前因后项的理论框架,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效,并预示着未来社会创业研究发展的动向。TimMazzarol(2011)理论上对“创业导向”能否运用于社会创业组织进行了分析,并认为“创业导向”的内在维度创新和超前行动对实现社会使命以及满足多重利益相关者的需求都是很重要的。但风险承担、进攻性竞争和自主性“创业导向”维度对社会创业组织的作用和商业企业的作用有着明显的差异。社会创业组织需要承担的风险主要不是财政风险,更多是非财务风险,即信任和名声受损的风险;社会创业组织强调合作和受多重利益者需求约束,进攻性竞争和自主性都难以兼容。G.T.Lumpkin(2010)利用输入-生产能力-输出框架,理论上探讨了与商业企业相区别的社会创业前因(包括社会使命/动机、机会识别、获取资源/资金和多重利益相关者)后果(包括社会价值创造、解决方案的可持续和满足多重利益相关者)与“创业导向”(包括创新、超前行动、风险承担、进攻性竞争和自主性)之间的关系。结论指出,尽管“创业导向”自主、进攻性竞争和风险承担维度受前因多重利益相关者和获得资源/资金有些程度影响,“创业导向”影响满足多重利益相关者和获得可持续解决方案,但是“社会创业导向”与商业“创业导向”基本没有区别或者只有轻微的区别。

为此,G.T.Lumpkin认为相关研究者可以好好利用已有的“创业导向”框架探讨社会创业的有关问题,而不必构建新的模式或理论,现有“创业导向”理论框架已为社会创业未来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同时,他认为由于以下原因,在社会创业的意义下,“创业导向”也必须做一些修正。首先,尽管创业导向大多数维度对社会创业和商业创业而言,其差异也许是小的,但也有一些例外,也许是社会创业深入探讨的基础。例如,相对商业创业,社会创业受到的资源和机会约束是较大的,这就要求社会创业者发挥更大的创新性和主动性并实施超前行动,尤其面临要提供可持续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时更是如此。关于“风险承担”维度问题,社会创业呈现两难境地:一方面,要解决大量复杂的社会弊病,需要承担较高的风险;另一方面,像其组织一样,为了生存,其有必须规避风险,这也是由其创业资源约束大、可选择的可行机会少所致。另外,“进攻性竞争”和“自主性”是与社会创业本质特征比较冲突的两个“创业导向”维度。对“进攻性竞争”维度而言,

一方面,社会创业尽管不是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的,但是为了生存和更好地实现其社会使命,开展生产与服务性活动并获取利润却是必须的,这必然与其他营利机构或非营利存在竞争甚至激烈的竞争;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创业以解决社会问题或者弱势群体的问题为根本使命,强调竞争以获取更多利润有可能会严重损害其公益性的本质和形象。由于社会创业有着多重利益相关者和资源被约束,因此,强调合作多于竞争;对“自主性”维度而言,存在与“进攻性竞争”维度类似的窘境。一方面,社会创业者为解决艰巨的、甚至不可能解决的社会问题,需要独立行动的勇气与行为,突破传统的制度和方法约束;另一方面,有许多事实证明,社会创业要解决大的社会问题需要更多的是合作,更多强调多元合作而不是自主决策与行动。由此可见,现有的“创业导向”维度不能完全反映社会创业过程的本质,尤其不能捕获社会创业的“合作”属性,为此,对其加以修订是必须的。其次,G.T.Lumpkin认为,只有当“创业导向”构念替代概念化的优缺点能被学者们清楚和完整地描述,并且替代的概念化合适时,“创业导向”的知识进步才有可能发生。因此,要将“创业导向”运用于社会创业的情境之中,对“创业导向”重新定义是有必要的,其不但要体现传统创业

过程的一般属性,也要反映社会创业过程的独有性质。 并且,选择和设计合适的测量工具以反映社会创业和商业创业之间“创业导向”定义的差异,也是必然的。最后,G.T.Lumpkin认为在考察修订“创业导向”概念、维度和测量方法时,要考虑时间因素的重要性,因为在社会创业的不同阶段,“创业导向”各维度的意义和作用是不同的。例如,进攻性的竞争,有助于社会创业在短期内得到启动和运行。对于长期的社会价值创造而言,尽管经济价值的创造会受到冲击,但其合作更为重要;“风险承担“维度存在类似情形,所有创业在短期内都需要承担比较高的风险以得到启动或者取得暂时的竞争优势,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更多机构与资源的参与和介入以及社会价值不断创造,需要承担的风险就越来越小。TimMazzarol(2011)对G.T.Lumpkin在2011年第八届AGSE国际创业研究交流会上作的“关于创业导向能否运用于社会企业”的主题演讲进行了评论,他基本赞成G.T.Lumpkin的观点,认为“创业导向”基本上能被运用于社会企业,但“创业导向”五个维度能被应用的程度,有待商榷。

具体原因如下:“创新”与社会企业的社会使命是保持一致的,并且对于实现这个使命至关重要;“超前行动”与社会企业的角色也是保持一致的,因为社会企业有着多重利益相关者,因此,积极行动以多满足其各种需要是必须的。另外,“超前行动”对于满足社会企业创造持续的、实现其社会使命的解决方案也是重要的;但“风险承担”、“进攻性竞争”和“自主性”三个“创业导向”维度对社会企业的作用和商业企业的作用有着明显的差异。由于社会企业的资源更多具有公益性质,例如,外部捐款、志愿者义务劳动等,因此社会企业需要承担的风险主要不是财政风险,更多是非财务风险,即信任和名声受损的风险;由于社会企业本质上要求合作以满足赞助者或捐赠者、志愿者和顾客等多重利益者的需要,因此社会企业管理层战略决策和行为的自主性是受到约束的,他们通常被要求与其他组织和团队一起工作才能实现其社会使命。MichaelH.Morris(2011)根据Austinetal(2006)对非营利组织创业的定义,即“嵌入社会目的创业活动”,对在非营利组织创业情境下,“创业导向”的概念及其维度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在非营利意义下的创业,尽管以实现社会使命为根本目的,但本质是与营利意义下的创业是一样的。因此,“创业导向”是一个捕获企业创业与保守姿势程度的构念,其涉及到企业高层领导支持关键的创业活动。“创业导向”维度被概念化是按照企业如何支持内部活动,而不是按照这些活动指向的目的。

基于这个逻辑,MichaelH.Morris指出,学者们不必在原有“创业导向”维度之外,再设计一个侧重“社会目的”的维度。因此,非营利意义之下的“创业导向”维度也许能借鉴(映射)营利意义下的“创业导向”维度。但由于非营利的创业行为与商业创业存在不同动机、过程和结果,因此,对传统的创业导向维度进行修订是必要的。MichaelH.Morris(2011)还认为在非营利创业的情境下,其“创业导向”中的“创新”、“超前行动”和“风险承担”维度的含义相对传统创业更为复杂和多面。因此,设计次维度的替代概念化将能更准确地捕获非营利意义之下创业及其“创业导向”的本质含义。就“创新”维度而言,其应包括如下三个层次的含义:一是强化创新旨在核心使命的实现,或者通过提高效率,服务更多的个体,或者加强为这些个体所做之事;二是强化创新旨在创造新的收入来源,例如销售产品或者启动新项目,其可能与社会使命有直接关系或者无关;三是上述两方面兼而有之。就“超前行动”维度而言,其应包括如下三个层次的含义:

一是在具有类似使命的组织行动之前,如何实现社会目的方面实现变革;二是在具有类似使命的组织行动之前,在如何满足资金要求方面实施变革;三是就利益相关者的期望实施变革。就“风险承担”维度而言,其应包括如下三个层次的含义:一是愿意采取行动,尽管面临组织社会影响的巨大损失;二是愿意采取行动,尽管面临着巨大财源的损失;三是愿意采取行动,尽管面临非财务利益相关者支持的巨大损失。另外,MichaelH.Morris(2011)还指出,尽管“创新”、“超前行动”和“风险承担”的次维度是为了捕获一个独特的概念空间并且次维度之间相互排斥。但他们还是期望各次维度之间存在关系,正如许多证据支持“创业导向”三个核心维度存在关系一样。为此,MichaelH.Morris对“创新”、“超前行动”和“风险承担”各自次维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初步分析。为了更清楚地理解传统“创业导向”运用于非营利组织创业中的潜在不足,MichaelH.Morris还通过社会创业和商业创业两个维度区分出非营利组织的四个类型:第一种类型是社会与商业都保守,第二种类型是社会保守但商业创业,第三种类型是社会创业但商业保守,第四种类型是社会与商业都创业。并且认为传统的“创业导向”概念最不能揭示第四种类型非营利组织创业的本质过程。

因为基于传统“创业导向”的定义进行评估,不管某非营利组织在实现社会使命中如何保守,只要其开展确保财务可持续或保持股东支持的创业活动,其“创业导向”水平是高的。但“创业导向”运用于第四种类型的非营利组织风险最小,第三种和第二种居中。RaymondJ.JonesIII(2011)在个体层面上,对“社会创业导向”与社会财富创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实证研究。该研究采用Mortetal.(2002)的创业导向概念并对其进行了修正以符合社会创业情境的特点要求,其包括创新、风险承担、超前行为三个维度。其样本采用具有创业意向的在校大学生。结果显示:包括创新、风险承担和超前行动的“创业导向”与社会财富创造之间具有正相关。CraigL.Mayberry(2011)在非营利组织的层面上,对“创业导向”与前因社会创业家领导风格(变革型领导和交易型领导)与后果社会创业组织有效性(财务可持续、使命、成效、合法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该研究采用MorrisandJoyce(1998)的创业导向量表,总题项13个,其中组织创新题项5个、超前行动题项4个和风险承担题项4个。问卷采用Likert7点量表;结果显示,变革型领导风格积极影响实现组织使命的能力,而交易型领导对组织有效性没有影响。“创业导向”对组织成功有重要影响,直接影响组织实现使命和保持财务可持续的能力。Yoon-jooMa1(2012)在社会创业组织层面上,对创业导向(创新、超前行动和风险承担)与市场导向和社会创业组织中的社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该研究以美国和加拿大,107个社会创业组织作为样本,并运用PLS2.0anDSPSS15.0统计进行相关因子分析。结果显示,超前行动和风险承担对市场导向有积极影响而创新没有。社会创业组织的市场导向对改善其社会绩效例如公共绩效和就业创造有积极作用。另外,JayWeerawardena(2006)

是最早对社会创业的内在维度进行探讨的作者。该作者运用扎根理论方法和9个社会创业案例,探索性地分析了创新、风险承担和超前行为对社会价值创造的积极影响,以及社会使命、可持续性和环境动态对社会创业的制约作用。总之,近三年,国外基于“社会创业导向”的社会创业法则网络理论框架以及实证研究迈出良好的一步,尤其学者们对“创业导向”能运用于社会企业或社会创业组织之中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但相关研究还存在很大的努力空间。目前,学者们对“社会创业导向”,无论是概念的还是操作化的定义,都没有清晰界定,仍然简单地采用创业导向的测量题项或做一些简单修正,样本量的选取没有对实施主体即非营利组织、营利组织和社会企业作适当的分开处理,可能影响“社会创业导向”效度测量。另外,选取的前因和后果变量是有限的,这些都是社会创业研究领域未来需要改进的。

中国学者未来社会创业研究思路

近些年,中国学者也开始探讨社会创业的有关问题。但相对国外这方面的研究,时间非常短,这方面的研究论文数量和质量方面,远落后于国外。通过中国知网进行有关文献搜集,社会创业类文章仅仅发现20多篇,社会企业类文章仅仅400多篇。尽管以社会企业和社会创业为主题的硕博士论文达20篇,但大部分都是理论比较和案例研究,严格意义下的实证研究非常有限。尽管中国现有一些研究文献(例如,焦豪等,2008;谢宏儒,2009;孙艺卓,2010;王皓白,2010;严中华,2008,2009,2010,2011)对未来“社会创业导向”及其法则网络框架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最值得借鉴的是盛南(2009)的博士论文《“社会创业导向”及其形成机制研究:组织变革的视角》,该文在梳理总结以往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组织社会化变革的过程为整体视角,以社会嵌入理论与结构行动理论为分析框架,对企业的社会创业现象进行深度解读、系统剖析和实证分析,主要解决了三个问题:一是挖掘企业社会创业的核心内涵,开发“社会创业导向”的概念构思;二是探索“社会创业导向”的触发动力和使能动力,明确“社会创业导向”的形成机制;三是研究“社会创业导向”对利益相关者的影响,构建“社会创业导向”的效能机制。盛南的研究结果显示:

①“社会创业导向”由社会引领、互惠协同和资源拓展三个两两相关的维度构成;

②“社会创业导向”的触发动力包括持续增长、联盟发展和社会承诺三类;

③个体认同导向的存在不利于“社会创业导向”的形成,而关系认同导向和集体认同导向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社会创业导向”触发作用;

④“社会创业导向”不仅能够直接提升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影响力,而且能够通过企业社会绩效的中介效应对利益相关者影响力起到间接的推动作用。尽管盛南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理论进展,主要研究结论也具有较高的实践价值,但仍有许多局限性:首先是研究样本的质量有待提升,该文绝大部分的采样是在政府经济主管部门、金融机构和科技园区工作的熟人介绍下完成的,样本的随机性水平较低,对样本企业的规模、行业等因素也没有做出更加精细的要求;其次是成组问卷调研的情况不够理想,由于本研究的几个关键构思都是组织水平的变量,而数据的搜集只是在员工个体水平进行,因此在两个定量研究中均采取了成组问卷调研的方法,但是大部分企业都只完成了3份或4份员工问卷;再次,本研究发现“社会创业导向”由社会引领、互惠协同和资源拓展三个两两相关的维度构成,这与国外现有的相关理论和实证结论不一致;最后,本研究探讨的是营利企业的“社会创业导向”等问题,其结果能否推广到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创业组织是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

行动导向理念论文第3篇

关键词：大学校训；大学校训功能；办学理念

大学校训是一所高校独特办学思想和传统精神的集中体现，最能反映一所高校的办学传统和特色。然而，我国许多高校虽然有着悠久的办学历史，但是这些学校有的追求真理的色彩不浓，有的时代感不强，有的政治色彩太浓，有的没有人文精神，有的缺乏深刻的文化内涵。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这些学校在践行校训过程中没有充分挖掘校训自身的导向功能，没有完成校训的价值使命。

1.从校训的内涵看导向功能

要使大学真正发挥其导向功能和完成其价值使命，就要首先解决“大学为什么”的问题。《大学》开篇就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蔡元培先生也说过：“大学者，高深学问者也。”梅贻琦校长也曾说过：“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19世纪英国学者约翰·亨利·纽曼在《大学的理想》中将大学定位为一个提供博雅教育、培养绅士的地方。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概括出大学有四种基本任务：一是专业知识课程教学和研究，二是教育与培养人才，三是体现生命的精神交往，四是产生和交流学术。另外，从大学的价值使命角度来看，大学就是知识库、人才库、思想库、高新技术辐射源。

明确了大学的任务之后，在制定和诠释校训的时候，就必须让大学自身的任务与校训紧密结合起来。一则好的校训，往往能集中反映一所学校的培养目标、办学方向、办学特色、优秀传统，是一所学校精神面貌的真实写照。人们说校训如同一所学校的“魂”，一则优秀的校训能激励一代学人乃至数代学人成长为民族的栋梁。延安抗大的校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就造就了一代革命的热血青年，从陕北的窑洞奔向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的战场，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中坚。因此，我们应该秉承这一优良传统，让高校的校训都能独树一帜，起着应有的导向功能和激励功能。但是，由于有关校训内涵论述的文献著作甚少，而且论述的深度不够，造成人们对校训的理解很不透彻，学校对校训的认识也不全面，这就使得校训本身所具有的导向和激励功能难以充分发挥。

那么，校训是什么？从字面直接理解，一般认为，“校训是学校规定的对学校有指导意义的训词”。《辞海》的解释则是：“学校为训育之便利，选若干得目制成匾额，悬于学校公见之地，是为校训。”《中学百科全书·学校管理卷》解释为：“校训是学校规定的对师生的言行具有指导意义的基本准则。”显然，这几种概念都没能很好地抓住校训的内涵实质，而是只停留在表面的描述上。也有人试图对大学校训的内涵做出新的界定，认为：“大学校训是大学对自身办学理念、人才培养要求和学校特有精神的一种表征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大学理念凝炼后的符号表示，具有稳定性、继承性、融合性和个性化特征。”该观点虽然是从大学的角度来分析校训的，而且把校训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是对大学校训内涵的抽象概括程度仍不高。基于对校训的特质剖析，我们得出这样一个基本的认识：校训是学校办学理念的一个载体，校训的内容体现着学校的社会功能和价值使命。

既然校训是一所学校办学理念的一个载体，那么我们理解校训、把握校训的内涵，就应该从理解办学理念开始。布鲁贝克认为：“大学确立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即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哲学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参照这一分类标准，我们可以把办学理念划分为两大类：一是以认识论为哲学基础的办学理念；二是以政治论为哲学基础的办学理念。前者认为，大学应当以追求客观知识为唯一目标，强调“为学术而学术”；后者认为，大学应当为国家和社会服务，用自身的知识来解决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强调学以致用，以用治学。在我国，纯粹的以认识论为哲学基础的办学理念或纯粹的以政治论为哲学基础的办学理念是不存在的，所表现的办学理念是两者相互交融的结果。不管是哪种办学理念，其表现的共同特征是——办学理念导向着各自学校的培养目标，体现出各自的社会功能和价值使命。因此，每一所学校制定校训时必须依据自己的办学理念。

要进一步把握校训的内涵，还要对我国大学校训进行现实考察。通过考察，我们发现不同的校训都具有以下共同的要素：第一，校训具有独特性和简短性等特点；第二，校训具有导向和激励等功能；第三，校训要求全体师生共同遵守；第四，在实践上，校训就是一则行动指南。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给校训下这样一个定义：校训是一所学校依据自己的办学理念而制定的鞭策和规范全体师生行为的简短言词。

2.大学校训的导向功能析要

“大学精神的本质是大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积淀而成的相对稳定的、具有特色的并为大家所认同、追求、遵循的理想、信念、价值观、传统和行为准则等组成的体系，它是大学文化的精华。”要塑造高校独特的大学精神，可以在大学校训上做文章，最大程度地发挥大学校训的导向功能。所谓大学校训的导向功能就是指大学校训能为高校师生的行动确定方向，将整个高校的生活由复杂的、多面的、漫无目标的行为有效地纳入到统一的、明确的教育目标上来，使之能够按照既定的目标有序前进。“校训是办学理念和育人要求的高度概括，是校风、教风、学风的内核，是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体现一所学校的特点和风格，同时也反映着时代、地域文化积蕴和精神；不仅是对学生的要求，而且是学校所有教职员工都应牢记心头，时刻遵守厉行的。”我们可以看出，大学校训的导向功能应该主要包括理想信念导向功能、培养目标导向功能、行为准则导向功能等。从我国目前大学校训所表述的内容来看，有的校训这三种导向功能兼而有之，有的大学校训则侧重其中的一种或两种。转贴于

首先是理想信念导向功能。大学是追求真理的场所。大学不仅要产生思想和学问，还要为社会提供理想和信念。大学校训是大学校园文化。的精神内核与精髓。校训应化为一种理想，一种信念，应成为激励、号召每个师生从事有利于自己学校发展事业的强大力量。对大学校训颇为关注的陈怡教授说，一所学校的校训不仅从本质上讲是该校所处的那个民族的文化传统的沉淀和凝聚，更是该校先进办学理念的提炼和总结。(1)校训是学校精神的凝练，代表着学校的办学理念，指引着学生的求学理想。大学校训的理想信念导向功能对师生的教育认识活动和教育实践活动具有明确的指向性或导向性，它表现为可以凝聚全体师生，激发他们的战斗热情。一些校训体现了对高尚品质的追求对爱国精神的培养，如西安交通大学的校训“爱国爱校，追求真理，勤奋踏实，艰苦朴素”；有的是对艰苦朴素精神的肯定，如中国地质大学的校训“艰苦朴素，求真务实”；有的注重对学生的守信、清廉品格培养，如江西财经大学的校训“信敏，廉毅”，更有校训体现了理想和信念的完美结合，如云南大学校训“立一等品格，求一等学识，成一等事业”。

其次是培养目标导向功能。“大学校训不仅反映出大学的办学理念、办学方针、专业特色和独特的精神、文化氛围，更反映出大学长期发展的战略目标、群众意识、价值观念。”大学校训的培养目标导向功能，主要反映在高校的培养目标上。一些大学以自己钓学科特色和专业背景作为它们的校训，如“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北京师范大学）、“厚德博学，强军兴国”（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养青松正气，法竹梅风骨”（北京林业大学）、“文舞相融，德艺双馨”（北京舞蹈学院）等。这些大学校训不仅点出行业的特点，而且也道出对行业的高标准要求。

最后是行为规范导向功能。“大学校训是大学为树立优良校风而制定的要求师生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大学校训对大学的教风和学风起着引领、导向功能，它是大学师生的座右铭，是大学声誉和形象的宣传画、广告牌。”所谓行为规范导向，就是按照道德、教育法律法规的准则和要求进行导向。进行行为规范导向既是现代高校健康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理想信念、奋斗目标导向的保证。行为规范导向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道德规范导向，二是法纪规范导向。“大学的道德风气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全社会的道德价值趋向，振作大学的道德理念，是大学的自身要求，也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大学校训的行为规范导向功能主要体现在它的道德规范导向功能上。无论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校训“厚德明法，格物致知”，还是东南大学的校训“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亦或国家会计学院的校训“不做假账”，都体现了这些大学以德治校、以德育人的办学理念。

从上述分析，我们知道大学校训的导向功能应该总体上体现在：追求生命力的价值，追求人自身的完美，发展人性及完善人格；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以及永恒的道德观念；坚持民主参与意识、法制契约观念，谋求个性解放，并建立自然协调的人际关系，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统一。

3.大学校训导向功能的践行

行动导向理念论文第4篇

关键词：市场导向；存在问题；研究展望

市场竞争中，营销活动为企业创造了巨大利润而成为企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随着市场竞争愈演愈烈，企业对其营销绩效关注越来越多。是否以市场为导向开展经营活动，市场导向程度如何等，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企业的营销绩效。因此，近年来“市场导向”成为营销学界与实务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市场导向（market orientation）的概念来源于“市场营销观念”这一管理哲学。kohli和jaworski在1990年4月的《营销月刊》（journal of marketing）上发表文章，首次提出市场导向就是营销观念的实践，在经过大规模定量的实证分析研究后，提出了市场导向的概念：“市场导向概念的表层含义基本上就是对市场营销观念前两个支柱——即以顾客为中心和营销整合——的更准确更具操作性的解释”。随后又继续将市场导向正式定义为：由三种组织范畴内的活动——市场信息的创造、信息在公司部门间的传递以及对信息的反应——所构成的一维概念。同时指出，市场导向是“最有效率、最有效益地产生为顾客创造更多价值的必要行为，进而为公司创造优异成就的文化”。此后，国外学者们在市场导向文化含义上产生了分歧，有学者认为“市场导向是一种深深根植于公司文化里的哲学概念”，即是企业经营的一种无形观念；有学者从公司行为的角度阐述了对市场导向的认知，“较少强调组织思想意识，而是将注意力放在了市场导向的行为表现上”，认为其重点是“支持市场导向的信息处理活动”，并由此引发了对该理论研究的热潮。

一、研究现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导向（market orientation）研究由于kohli和jawoski（1990）、narver和slater（1990）及ruekert（1992）的著述而成为营销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在随后近二十年的发展中，它已成为营销学界和实务界广泛接受的原则。不同学者从多角度对市场导向的内涵、测度、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等方面进行研究，来建立市场导向系统的理论模型。纵观市场导向理论的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市场导向的概念与内涵、市场导向的测量、市场导向与绩效/其他变量关系三大方面（如图1所示）。

图1市场导向研究概况图

（一）理论内涵

在市场导向的定义与内涵研究上，国外学者在长期的研究中主要从五个角度进行了界定：（1）行为观点（kohli和jawoski，1990，1993；ruekert，1993；day，1994等），例如，认为市场导向就是营销观念的实践，强调“市场信息的创造、信息在公司部门间的传递以及对信息的反应”。此后，jawoski等人（2000）进一步提出将市场导向划分为市场驱动（market driven）和驱动市场（market driving），从与市场结构关系方面丰富了市场导向的内涵。（2）文化观点（narver和slater，1990，1994；deshpande，farley和webster，1993等），例如，认为其是企业经营的一种无形观念，“市场导向是一种深深根植于公司文化里的哲学观念”，包括行为要素的文化（如narver和slater，1994）和严格意义上的文化（如deshpande，farley和webster，1993）。（3）系统基础观点（如becker和homburg，1999），例如将市场导向定义为组织不同的管理系统以市场导向方式设计的程度等。（4）关系观点（如helfert，ritter和walter，2002），试图从关系管理的角度来阐述市场导向。（5）多层面观点，即有学者指出，市场导向是多层面的，并不是一个“一维的概念”，尝试给出市场导向理论的整体框架，例如，john w.cadogan（2003）在综合其他学者成果基础上，提出市场导向包括“价值观、行为准则、物化标志和行为准则”四个层级，指出市场导向是一个宽泛的观念而不是只有某一层次的概念。

（二）市场导向测量

在对市场导向理论内涵研究的同时，学者们也着手对市场导向程度的测量研究，即市场导向量表的开发。迄今为止影响最大的成果是narver和slater（1990）提出的mtkor量表，以及kohli、jawoski和kumar（1993）提出的markor量表。mtkor量表主要由顾客导向、竞争者导向和职能间协调三个行为构面组成，而markor量表则从情报的产生、情报扩散和情报相应三个构面来发展量表。此外，许多学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新的测量工具，例如，deng和dart（1994）在mtkor量表中加入了“利润导向”的构面；gray等（1998）提出了包括顾客导向、竞争者导向、职能间协调、响应性和重视利润的五维度量表；deshpande和farely（1998）开发了更为简洁的mortn量表。

（三）市场导向度与其他变量关系

自kohli和jawoski（1990）提出“市场导向程度越高，企业经营绩效越好”的假设以来，市场导向与组织绩效的关系成为研究重点之一，在随后的研究中学者们从实证角度对此命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但是，在市场导向对组织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中出现了分歧，部分学者的研究结果支持了市场导向与经营绩效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例如，narver和slater，1990，1994；kohli和jawoski，1993；hooley，1999；charles r.等，2008；omar merlo等，2009），部分学者则发现两者之间正相关关系极其微弱（例如，diamantopoulos和hart，1993；au和tse，1995；bulent menguc等，2008），甚至部分研究并没有发现两者之间有任何关系（例如，greenley，1995；han，1998等）。其后，一些学者针对上述研究结果的不一致现象，试图引入中间变量和调节变量进行解释（例如，narver和slater，1995；han，kin和sricastava，1998；matsuno和mentzer，2000；yinghong(susan) wei等，2009）。

（四）国内研究概况

市场导向理论在国外已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国内对该理论的研究和应用仍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国内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外市场导向理论的综述、比较、探讨（周熙，2005；王胜等，2006；张婧，2006；刘石兰，2007；陈凯，2008等），市场导向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较少（邵兵家等，2005；王永贵等，2008；刘石兰，2008等）。另外，对市场导向程度的本土化测量研究较少，市场导向理论的实证研究局限于验证性研究，且在实证研究中对企业绩效、组织绩效、营销绩效的概念区分不明显。

二、研究中出现的问题

纵观市场导向理论研究现状可见，学术界对市场导向理论内涵还未形成共识，学者们从不同侧面对其进行阐述形成了不同观点派别。由于持有不同的观点，所以形成了对企业市场导向程度测量的不同量表。在市场导向与组织绩效或其他变量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中，也得出了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针对上述情况，部分学者在尝试整合理论内涵的框架，力求得出一个涵盖市场导向大多数方面的多维度概念。也有部分学者提出在不同组织层次上研究市场导向与经营绩效关系可能出现不同的结果（例如lings，2002；等），应注意宏观层次（felton，etc.）与微观层次（kohli and jaworski，etc.）的分析层次问题，因为不同的分析层次会影响与其他变量之间的作用。在此方面，目前还没有相关研究成果，需要继续深入探索，不过也有学者提出研究一定的分析层次可能需要建立一个全新的理论框架（john w.cadogan，2003）。

本文认为，市场导向理论研究除了上述观点差别、分析层次的问题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造成市场导向程度与组织绩效关系研究结果的不一致。首先，实证研究样本的情境问题，即样本企业的发展阶段、所处经济环境、市场竞争程度等多方面经营情境，这是影响一个企业采取何种战略的重要情境因素。其次，企业类型与行业类型依赖问题，即不同的行业特点、不同的企业类型会直接影响企业经营导向与策略选择，例如纯粹的制造业企业与服务企业在市场导向不同维度的体现上肯定会有非常大的差别，进而影响分析结果。最后，绩效测量导向差别问题，即不同的绩效测评导向包含不同的评价指标，例如有的侧重财务指标，有的侧重非财务指标，会得出不同的绩效结果，进而产生不同的关系研究结果。

三、研究展望

针对市场导向理论研究已取得的研究成果以及存在的问题，本文认为，以下几方面内容可能成为市场导向理论今后的重要研究主题。

第一，市场导向行业依赖性问题研究。通过对来自不同行业类型的企业样本的对比研究，探索市场导向理论是否存在明显的行业依赖情况，即是否有些行业内企业市场导向程度越高绩效越好，而另一些行业市场导向程度与绩效关系不大。如果存在这种情况，具备市场导向与绩效呈现正相关的行业具备何种特点或企业类型情况如何。

第二，市场导向研究的分析层次问题。基于不同的分析层次，市场导向程度会有所差别，进而对绩效的影响作用也会产生差别。通过对组织中不同层次市场导向程度的研究，探索其对最终组织绩效是否存在差别，为市场导向的执行提供重要参考。

第三，市场导向本土化量表的开发。市场导向研究受多方面情境因素的影响，已有的研究成果及量表工具都是引进国外发达国家的研究成果，而中国企业所处市场环境相差甚大，因此很有必要开发适用的本土化量表。

第四，对市场导向理论内涵的多层面整合，也可能成为将来的研究重点之一。这些，都是市场导向理论已有研究成果尚欠缺的地方，也是市场导向理论体系形成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对这些方面的研究，将会对市场导向理论体系的完善提供重要的实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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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导向理念论文第5篇

[关键词]市场导向;营销观念;演进

市场导向概念被认为是营销管理进程的里程碑,而营销观念的执行即为市场导向。因此,市场导向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营销观念,营销观念认为组织的最终目标在于通过满足顾客需求,实现利润最大化。美国学者king(1965)把营销观念定义为“一种管理哲学,目的是增加企业利润,调动、利用和控制企业全部努力以帮助顾客解决困难”,而管理大师德鲁克则早在1954年提出类似思想,指出“创造满意顾客是企业惟一目标”。

我国大陆地区的学者们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将源自西方的市场导向理论引入国内,至20世纪末主要处于学习、借鉴与吸收国外理论研究成果的阶段。进入21世纪以来,这种学习与借鉴逐步深入,表现为市场导向理论研究视角的扩展和实证研究的跟进,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论文。具体说来,当前研究内容包括市场导向前因变量、市场导向测量量表、市场导向与组织绩效之间关系以及市场导向与组织绩效之间中间变量和调节变量的研究。在这种研究背景下,阐述市场导向理论基础,厘清市场导向概念演进尤为必要。

一、市场导向理论基础———营销观念

市场导向理论是营销哲学由传统观念向营销观念转变过程中形成的,是营销实践和理论相互作用、共同发展的结果。Levitt(1960)曾经对推销观念和营销观念作过深刻比较,指出推销观念注重卖方需要而营销观念注重买方需要。从本质上说,营销观念是一种以顾客需要和欲望为导向的哲学,是消费者论在企业运营中的体现,也是市场导向概念及其理论产生的思想基础。近40年来,营销观念一直是学术界和实业界

共同感兴趣的话题。GE公司通常被认为是最早根据营销观念系统重构业务流程的公司。1950年,GE公司执行经理为了开发和分销产品、服务以满足顾客需求,对公司的所有职能部门进行了重新

规划。由于顾客需求是市场导向公司的基本问题,所以公司要求各部门都要考虑顾客的需求和期望,这些需求在产品设计和生产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GE公司在当时备受关注的原因是对营销观念要素的理解和应用,譬如对当前及潜在需求的辨识。这是营销观念第一次得到清晰的诠释。不仅如此,营销观念还被应用于产品设生产计划的早期阶段,而不是生产周期的末端。因此,为了更好地实现顾客需求满足,营销决策逐步转变为所有重大决策的一部分。

Keith(1960)[1]年撰写的关于营销观念的论文,是最早而且最有影响力的研究之一。Keith认为,组织机构的演进要经历三个不同的管理阶段:产品阶段、销售阶段和市场导向阶段。对于任何期望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生存的营利性组织而言,这一演进程序都是适用的。然而,关于企业是否已经采纳营销观念的判断标准并不清晰,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营销观念予以定义。尽管学者们难以就营销观念达成一致意见,但诸多定义都包括辨识目标客户、通过营销组合满足目标客户需求,强调顾客当前及潜在需求及其满意度,认为这是组织赢得竞争优势所不可或缺的。概括而言,20世纪70年代左右,学者们对营销观念有如下描述:是公司坚持各部门功能的整合与协调,以实现公司长期利润最大化这一基本目标;通过交换实现个体目标和组织目标的程序,包括制定计划、执行定价、促销以及产品和服务的分销;营销观念是指外部顾客导向,而不是内部产品导向,是以利润为目标而非销售为目标,是组织层面努力与运营层面努力的彻底整合。当时,营销观念聚焦于顾客,似乎同于“顾客导向和顾

客满意”。满意的顾客是组织利润的源泉,当一些组织以极具竞争力的价格提供相似的产品和服务时,顾客满意就成为组织制胜的关键。这种情况下,顾客导向成为执行营销观念的决定性因素,

有利益地满足目标客户需求就成为组织最为重要的任务。事实上,营销观念就是努力发现市场顾客当前和潜在的需求,通过创造产品和服务来满足他们的欲望。

营销观念本质上是一种经营哲学或者经营策略。为保持传统、与营销观念定义相一致,营销学者们使用了“市场导向”这一术语表示营销观念的贯彻执行。

二、市场导向概念的演化

在解释市场导向的含义时,除了MarketOrientation,我们从有迹可考的文献资料中还找到了以下相关词汇:OrientationtoMarketing、MarketingOrientation、OrientationtotheClients以及CustomerOrientation。虽然有学者仅用“顾客导向”来代表营销观念的执行,然而研究中主要的分歧在于“营销导向”和“市场导向”。Shapiro(1988)认为,“营销导向”的的说法过于狭隘,容易产生误导作用,使人误以为处理市场活动是营销部门所应独立负担的责任,不能体现组织所有部门均要积极参与的一种整体经营理念。

Kohli和Jaworski(1990)认为,相比“营销导向”一词,“市场导向”更能够反映营销观念的真谛,理由如下:

1.营销观念是一种贯穿于企业所有部门、成员的经营哲学和理念,它所涉及的绝不仅是营销部门的功能,还应包含其他部门的功能,倘若表述为“营销导向”,则既有局限性,又容易起到误导作用;

2.“市场导向”可以避免过度膨胀营销部门的重要性,将此概念脱离了营销部门的范围,使之成为一个组织内所有部门的责任。因此,这一导向更易被非营销部门所接受,便于营销部门与其他部门协调及共同分担责任;

3.市场导向意味着企业更加关注市场状况,包括顾客当前及潜在需求、竞争者行为及战略以及调整顾客需求和竞争者行为的各种影响力量,而不仅限于顾客需求。Shapiro(1988)提出,为实现市场导向就需要消除部门隔阂,进行部门间有效的沟通和协作,并强调市场导向组织具有如下特性:

1.充分了解购买者特征,知晓这些特征将如何地影响每一部门在组织中的角色和职能;

2.制定战略决策,统筹考虑所有职能部门,为购买者提供解决方案

3.拥有协作良好的事业部,认真负责地制定决策Webster(1988)认为,企业要发展市场导向必须要具备下列五项特点:

1.高层管理人员必须支持顾客导向的价值观和信念;

2.将重视顾客、竞争者和市场的态度融入策略规划的过程;

3.提高营销主管的能力,以增强营销计划的设计与发展;

4.建立以市场表现为基础的绩效衡量指标;

5.公司全体对顾客一致的承诺。

Kohli和Jaworski(1990)进一步指出,市场导向为组织成员提供了一致的关注和承诺,从而有利于组织实现优越绩效。事实上,任何组织的生存和成长都与市场导向哲学观念相关联,因为即使最不注重市场导向的企业也会或多或少的搜集和利用市场或环境信息,所以市场导向应被定义为一种程度,而不是有或没有。通常地,大型组织中市场导向理念和操作层面的差距较中小型组织中的差距更大,这是因为顾客需求和组织高层管理人员之间的信息传递被一些中间管理层所阻碍。

对一个具有较强市场导向的组织而言,在关注竞争者行为和战略的同时,必须时时关注顾客期望的变化,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组织资源配置。组织必须留神任何可能决定性地改变其未来的机遇。为创造优越价值,组织不仅要理解顾客的当前需求,更重要的是理解其潜在需求以及调节顾客需求、偏好,甚至购买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市场导向组织内的成员必须花费更多时间在顾客身上。还有学者认为,市场导向的管理乃是以了解顾客需求为出发点,通过推出具有竞争力的产品与服务,进而发挥本身的能力,致力于降低成本,并整合跨部门的努力来达成企业目标。

三、市场导向概念的分类

尽管市场导向作为营销理论中一个广受关注的焦点已经持续几十年了,但至今并无关于市场导向概念的公认定义,不同学者从各自研究角度出发,提出了不同的界定方式。当前营销学界的共识是,市场导向定义基本可分为行为观和文化关两大类,其代表人物分别是Jaworski和Kohli(1990),Narver和Slater(1990)。市场导向行为观侧重于同市场导向相联系的特定行为的研究,市场导向文化观则将市场导向看作是一种组织文化。

1.市场导向行为观

Kohli和Jaworski(1990)通过查阅文献和实地调查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发现,“以顾客为焦点”是市场导向的中心环节;被采访者们都强调组织内各种部门采取一致行为的重要性;获利能力是市场导向的结果,而不是市场导向的一部分。这一发现和Levitt(1960)的观点一致,他强烈反对把获利能力视为市场导向的一个组成部分,声称如果这样看的话,就如同说“人生的目的是吃饭”。

在上述研究基础上,Kohli和Jaworski(1990)将市场导向定义为三种活动的集合:市场信息产生、信息传播以及组织范围内对信息的反应。市场信息产生指搜集消费者当前和潜在的需求和偏好,也包括搜集分析影响顾客的需求和偏好的外部因素,譬如政府规制、技术发展、竞争对手以及其他一些环境因素。因此,环境扫描行为属于市场信息产生范畴。信息传播指情报信息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渠道,将信息传递给组织内的所有相关部门和成员的过程。组织响应是指对产生和传播的信息所采取的行动。对市场情报的响应存在两个维度:响应设计和响应执行。除非组织对信息产生响应,否则信息产生、信息传播行为都将失去意义(见图1)。图1表现了Kohli和Jaworski(1990)有关市场导向的概念及研究框架。

该定义侧重于企业特定的营销活动而非组织哲学,因此接纳这一定义使得营销观念更富操作性,也是目前广泛采用的较为权威的定义。Kohli和Jaworski以此为基础,开发了MARKOR量表,内容涉及与市场信息有关的信息生成、信息传播和信息反应三个方面的企业实践活动。量表的信度通过了实证研究的检验,但缺乏检验其效度的证明。

图1、市场导向行为观理论框架

资料来源:根据kohli和Jaworski(1990)整理。除了Kohli和Jaworski提出的市场导向定义外,Shapiro(1988)、Ruekert(1992)和Day1994)所提出的有关市场导向的定义也可归于行为观范畴。

Shapiro(1988)将市场导向定义为组织的决策过程,决策过程的核心就是在部门间分享信息,并认为市场导向型组织具有如下三项特征:①重要的市场信息能够被组织所有部门共享;②跨职能部门人员共同制定战略和战术;③各部门能够相互协调统一决策,并努力、认真执行决策。Ruekert(1992)将市场导向定义为组织获取和应用顾客信息的程度以及组织根据顾客需求和欲望制定发展战略并执行这一战略的程度,认为组织的市场导向程度可以根据以下几点来度量:①组织成员能够从顾客那里获取和使用多少信息;②组织如何制定战略来满足顾客的需求;③组织如何有效地执行战略来满足顾客的需求。该定义将市场导向视为对顾客的需求、需要进行有效反应的战略实施活动,是组织不断学习的过程。Day(1994)所提出的市场驱动理论也是从信息处理角度来定义市场导向的。他认为,为实现向顾客提供优越价值让渡,组织应当培养市场感应(Marketsensing)的特殊能力,此种能力体现在组织内部的每个作业程序中,包括广泛收集市场信息、对信息进行协同性分配以及对信息予以解释并形成组织记忆。他还指出,市场导向是一个多阶段的学习过程,包括程序性学习和经验学习两种类型。在学习过程中,组织不断调整其流程、结构等以为顾客创造优越价值。

2.市场导向文化观

Narver和Slater(1990)实地调查了美国一家大型木材制品公司中140位战略业务单位经理人[2]。在调研及文献回顾的基础上,Narve和Slater(1990)将市场导向定义为一种组织文化,这种文化能够最有效地诱发创造优越顾客价值所必需的行动,以此保证经营活动的良好绩效。具体而言,市场导向由三个行为要素构成———顾客导向,竞争导向和部门间协调。顾客导向是指,组织能充分地了解目标市场消费者的需求特点和偏好,并能预测消费者需求的变化;竞争者导向指组织对竞争者短期内的优缺点及长期能力与战略的了解;部门间协调指整合组织资源的使用以创造优越的顾客价值。由于公司中的任何个体都潜在地为创造优越顾客价值作出了贡献,所以每个公司都具备通向市场导向的路径。在Narver和Slater(1990)提出的市场导向结构中[3],除上述三个行为要素外,还有如下两个决策准则:长期观点和利润关注。长期观点是指组织对投资的回收与企业的营运采取长远观点。利润导向指对各部门的绩效评估以利润为导向。在MTKOR量表的信度检验过程中,因克隆巴哈α系数不支持两个决策要素的信度而在量表测项中予以删除(见图2)。图2表现了Narver和Slater(1990)的概念研究框架。Narver和Slater(1998)认为,市场导向不是一种单纯的行为,它同企业价值体系有密切的关系。正如他们所言,“如果市场导向仅仅是一组行为,与更深层次的组织信念系统完全没有什么关系,则不论组织的文化是什么,市场导向都能够被任何组织在任何时候移植,而这显然是不成立的”。

图2、市场导向文化观理论框架

资料来源:Naver和Slater(1990)。Naver和Slater提出的市场导向定义为人们所广泛接受,并被视为文化观定义的典型代表。不过,Deshpandeetal.(1993)、Deng和Dart(1994)、Homburg(2000)所提出的有关市场导向的定义也可归于文化观范畴。

Deshpandeetal.(1993)将市场导向描述为一组信念,这种信念将顾客利益放在首位,并兼顾其他利益相关者,譬如股东、经理人员、员工等的利弊得失,讲究利益分配的协调与平衡,强调企业的长期利润。与Naver和Slater不同,Deshpande认为市场导向就是顾客导向,市场导向无需强调竞争者导向,因为竞争者导向可能与顾客需求并不一致,甚至有所冲突。Deng和Dart(1994)赞同Narver和Slater(1990)有关市场导向的定义,但在其定义基础上增加了“利润导向”这一维度的内容,以补充市场导向在市场表现上的说服力,期望从动机与结果两个角度更加全面地测定市场导向的内涵[4]。

他们于1994年开发了一个市场导向测量量表,该量表与Narver和Slater(1993)提出的MKTOR量表相似,只是增加了一个维度———利润导向,认为这是企业存在的主要目的。Deng和Dart

(1999)还曾利用他们开发的量表对经济转型时期中国企业的市场导向进行过研究。Homburg(2000)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全面市场导向文化观,认为市场导向文化由四个部分组成:支持市场导向的共同价值观;市场导向准则;市场导向规章制度以及市场导向行为,化观是研究者们开展市场导向研究的两种不同视角,虽然学者们围绕这两种视角提出了各自不同的定义,但这些定义之间的区别

界线并不截然分明,彼此之间甚至有相当多的重叠部分。它们好比是同一建筑上几扇位于相同朝向而方位各异的窗口,每一扇窗口展现的一些景色也可以从邻近窗口看到,但是从每个窗口中心看到的景观却是互不相同的。Jaworski和Kohli

(1996)也认为,行为观和文化观这两个流派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补充的[6]。我们赞成这种观点,认为文化总要通过行为来体现,而行为的深层动因又在于文化的影响,二者交织在一起难以割裂,

所以市场导向不仅是一种组织行为或仅是一种组织文化,而应当是两者的有机结合。因此,可以将市场导向定义为以提供优越顾客让渡价值、实现顾客满意为目的价值观及建立其上的一系列组

织内相互协调的行为,是价值观与执行力的统一。

[参考文献]

[1]Kohli,A.K.,Jaworski,B.J.MarketOrientation:TheConstruct,ResearchPropositionsandManagerialImplications[J].JournalofMarketing,1990,54(April),1-18.

[2]Narver,J.C.,Slater,S.E.TheEffectofaMarketOrientationonBusinessPhilosophy[J].JournalofMarketing,Vol.54,Oct,1990,20-35.

[3]Narver,J.C.,Slater,S.F.Additionalthoughtsonmeasurementofmarketorientation:AcommentonDeshpandeandFarley[J].JournalofMarketFocusedManagement,1998,(2):233-236.

[4]Deng,S.,Dart,J.Measuringmarketorientation:amulti-factor,multi-itemapproach[J].JournalofMarketingManagement,Vol.10,1994,725-742.

[5]周亚庆,罗青军,项保华.市场导向理论研究综述[J].科研管理,2004,(3):117.

[6]Jaworski,B.J.,Kohli,A.K.Marketorientation:Review,Refinement,andRoadmap[J].JournalofMarketFocusedManagement,1996,Vol.33,119-135.Market-orientedTheory’sBasis

andConcepts’EvolutionChenKai1,LiuYanhong2

(1.BeijingForestryUniversity,Beijing100083,China;2.BeijingInstituteofTechnology,Beijing100081,China)Abstract:Althoughmarket-orientedtheoryoccupiesanimportantand

行动导向理念论文第6篇

关键词：当代；“体育概念研究”；历史困境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6-0066-02

一、历史困境的具体表现

随着当代体育现象的扩大化、复杂化，体育的“概念”成为众多体育理论研究者最大的难题。然而，由于所有的概念研究都属于科学哲学的范畴，只把“体育概念研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那么可以被应用的范畴只能是科学哲学。根据科学哲学理论：“各门学科的发展和科学哲学的发展之间，存在一种‘互为体用’的关系：学科的发展，成为科学哲学反思的题材；科学哲学的发展，又可以回过头来，指引各门学科发展的方向”。所以从理论上讲，体育在不同领域内的发展成为“体育概念研究”者反思的题材；“体育概念研究”的发展，又回过头来指引体育理论发展的方向以及对实践的解释和指导。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1.“体育概念研究”对体育自身发展的反思。从七十年代末至今，在历经实证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研究范式后，在“体育概念研究”对体育自身的反思中，主要的争论源于“实证论”和“否证论”之间的分歧：前者相信在变动不居的“体育概念”中，存在可以被发现、被描述的“绝对概念”，相信有一个能够贯穿所有体育表象的“概念”。而后者则不承认任何“绝对概念”的存在，“体育”从来不会是一种状态，而是不断的从一种状态转向另一种状态，任何试图通过某一“体育概念”去理解纷繁的体育现象的尝试，都是把问题的“简单化”。“否证论”研究者为“体育概念研究”开创了新的研究范式。不论他人是否承认“绝对概念”的“存在”，当他们一旦说出主张，所谓的“存在”即变成了“存在物”，而不再是“存在”本身。从而致使对“绝对概念”“存在”的追问，变成了追问“本体”，“存在论”也变成了“本体论”。因此，“体育概念研究”陷入了关于最终存在的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之争，导致“体育概念研究”在体育自身发展反思中陷入了困境。

2.“体育概念研究”对体育理论总体方向的指引。除了对体育学科自身的反思，“体育概念研究”作为体育理论研究的基础和支柱，应该担负起指引体育理论总体方向的职责。社会和学界期望重新解答“体育是什么”这个根本性的理论问题时，“体育概念研究”都没有给出满意的答案。“体育概念研究”能够给出的只是更多的争论：学者们在总结回顾各种体育概念流派的基础上，从不同领域对“体育概念”进行解析、重构。从表面上看，那些争论使“体育概念研究”在横向上得到了极大的拓展。然而从深层次看，“研究”并没有在纵向上取得任何的进展，进而造成了“研究”对体育理论总体方向指引的缺失。

3.“体育概念研究”对体育实践活动的解释。“体育概念研究”的历程中，有学者试图从实践出发，在社会范畴内对各种体育实践活动进行研究，把它们与其他社会活动区别开来。但是，此类的研究往往忽略了一个问题：由于“体育概念”需要具体的、特质性的词语表述来形成逻辑性的语言，所以研究时会自觉的挑选那些具有规则性、竞争性、教育性等明显特征的活动成为“体育概念研究”的对象。研究过程中的“偏爱”却显然在告诉所有人：那些被挑选出来的群体的活动要比其他群体的活动在文化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显然，这极有可能导致了那些既无财力、物力，又无时间进行有组织的体育运动或对体育运动不感兴趣的群体的进一步边缘化，以及那些排斥体育运动的群体的不利观念和组织得以强化。这使得体育理论不仅不能给体育实践提供指导和解释，而且错误了引导了人们的体育观念。综上所述，“体育概念研究”在对体育自身发展反思中的困惑，以及在理论和实践上指导和解释的不足，构成了我国当代“体育概念研究”的历史困境。那么，产生这些“困境”的内在动因是什么？

二、我国当代“体育概念研究”历史困境产生的内在动因

1.体育科学哲学应用的滞后。改革开放初期，研究者通过感官收集的体育“质料（体育现象）”，形成“经验（理念）”，并由此进行“体育概念研究”；在体育随后的扩大过程中，面对突然出现的大量新的“质料”，研究者便以“形式”对过程的判断、预测，形成“理性”，进而展开研究；然而，当中国体育已经完成了扩大化进入“后奥运”时代，组成体育的“质料”便因为与组成社会的每个因子以及世界各种异质文化充分结合而呈现出无穷化的状态，从而充满自我矛盾与冲突。体育的“形式”也因单项的发展过程（扩大）转变为多项的、不同文化间的动态平衡而解构。于是，原来的“质料”和“形式”均已丧失的体育，在我们的经验和理性之上，形成了一个真空的地带。这个“真空地带”就是我国体育概念研究困境的关键所在。所以，我们需要新的哲学范式来面对这个真空地带。因此，尽管“否证论”等后现论将“体育概念研究”带入了一个“可怕的循环”，但我们不能因此把导致“困境”所有责任都推给这些新兴的哲学理论，而应该致力于促进它、完善它。然而，当有些研究者看到“否证论”的一些缺陷后，便重新回到“实证论”或“逻辑实证论”的道路上，使那些打此口号的研究既看不到逻辑实证在整个“体育概念研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更看不到“后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对理论建构所作的复杂论证。进而在根本上使“体育概念研究”面对体育在新时期的发展，而无法进行深入有效的自我反思。

2.学科际的冲突。体育的扩大化吸引了越来越多研究者和社会的关注，从而使体育的各子学科均有了不同程度的快速发展，但为什么“体育功能、涉及的范围都在不断扩大，而体育概念非但未见清晰，反而有更加模糊之势。”原因便是学科际的冲突：体育的各个子学科以“科学”的方法论为途径进行研究目的和理论体系的研究，因此，尽管“体育”的每个理论变得越来越精致、准确，但理论本身也变得越来越工具主义：研究者只注重研究实践过程而不注重对自己理论结果的解释，得出了理论的结论，却不能说明建构这个理论的过程，也不对理论做出任何的解释。这无疑造成了“体育概念研究”在理论方向指引方面的“困境”。

3.文化际的冲突。我国“体育概念研究”之所以在对体育实践活动的解释和指导时“好心办坏事”，其根本性的动因是“体育”作为舶来品在传入我国之初时，东西方文化际的冲突：当东西方两种文明遭遇时，中国文化变迁的主要形态则被迫成为一种结构性与象征性的过程，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体育概念研究”长期不受国际学界的认可与重视：即使我们办了奥运会，但我们的理论体系始终没有形成以自我文化为共同基础的“硬核”，因为我们并没有真正从“弱国”的阴影中走出来。

三、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体育现代化过程中所遭遇的历史困境是本文的终极关怀。从学科与科学哲学的关系入手，对我国当代“体育概念研究”的历史困境进行描述，并使用哲学的语言对困境产生的原因进行辨析。但局于自身的不足和理论的发展，未能就是否存在“体育”的绝对概念，抑或是我们是否需要作为类概念的“体育”给出结论，也无法为“历史困境”的解决提出确切的建议或结论。以学科理论发展的理路：“哲学的反思、理论的建构和实征研究”。本文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应是以科学哲学的发展为脉络，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所有体育概念进行梳理、归类，参照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精致否证主义”理论，在全面了解后现代主张的前提下，对“体育概念研究”的实在进行建构，探寻“体育概念研究”是否能使我们得到正确认识的合法性与必要性，以期能在“体育”的迷雾中凝结出露珠。

参考文献：

[1]黄光国.社会科学的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贾奇.对确定体育概念前提条件的思考[J].体育与科学，1998（1）:19.

[3]张庭华，等.再论“体育”的概念问题——自然语言逻辑的哲学阐释[J].体育文化导刊，2004（11）：16

行动导向理念论文第7篇

受到经济学和文化学的猛烈冲击,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之间的论战成为更加重要的学理论争焦点。”②

一国际政治的社会学转向

国际政治的社会学倾向是一直存在的。二战以来,以哈斯为代表的新功能主义,以霍夫曼和阿隆为首的法国学派,以怀特和布尔为代表的英国学派,都反映出从社会角度研究国际关系的努力。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才真正开始出现国际政治的“建构主义转向”。③原因是90年代之前,国际关系学的重心在美国,主要学理营养来自微观经济学,从社会角度研究国际关系的成果没有在美国形成主导学术流派。当时,国际关系学界的主流理论继承行为主义革命以来的理论发展道路,关注点在于理论的简约和严谨,所以对社会学视角以及较难测量的非物质性概念不予重视,虽然批判学派和后现代学派早已开始侵蚀理性主义的理论大厦,但是,这些理论最多只是处于边缘状态,受到注意,甚至得到借鉴,但却无法进入主流。冷战的结束为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面对冷战的结束这一重大国际关系事件,没有表现出理论的描述、解释和预测功能。米尔斯海默的《退向未来》是冷战结束后现实主义最大胆的宣言,但也只是预测在未来的某一时刻,国际关系会回归现实主义描述的状态。①不过,这个未来似乎比较遥远。自由主义的学者似乎开始注意非理性主义范畴内的概念,虽然对于他们来说观念因素仍然是一个与物质因素并列的变量,但转而注重观念的作用已经得到明确的显现。②此后,社会建构主义的温和形式或曰常规建构主义终于跻身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行列,并且成为时下西方最具活力的理论流派。③于是,出现了国际政治的社会学转向之说。

所谓转向,大致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观念和物质的关系问题。理性主义理论更多地强调物质因素,比如新现实主义的国际体系结构就被明确地定义为国际体系中主要国家物质实力的分布。④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强调的是观念的重要作用。建构主义将国际关系的世界分为两个层面:物质层面和观念层面。物质层面的存在是基本的条件,没有物质层面的存在,也就没有研究对象的存在。但是,建构主义更加强调物质层面的存在怎样产生意义、怎样形成观念,这就进入了第二个层面,也就是理念的层面。物质存在本身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只有在人赋予其意义的时候,它才产生了意义。观念是社会现象,只有在人类社会中才存在有意义的观念和观念结构。⑤所以,对“那在(outthere)”的承认和对机械那在意义的否认就成为常规建构主义的特征之一,也是社会学转向中的第一表现。

第二,社会实践的重要性。既然物质存在的意义取决于人,那么,人是怎样赋予物质存在意义的呢?答案是社会实践,也就是主体间的互动。作为行动者的主体之间的相互实践活动使客观存在的物质性因素产生了意义。美国对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极端关注是因为这两个行动者之间的社会性互动确定了它们相对于对方的基本身份,这种相互敌对身份不仅使武器问题如此敏感,也使其他任何问题,包括双方的意图这类非物质性问题,都易于成为敏感问题。社会事实或社会互动建构起来的观念事实,如无政府性,其本身是会具有多种意义的,哪种意义产生作用,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取决于国际社会成员的社会实践活动。强调社会实践产生社会意义,建构身份关系,模塑行为体利益,这是社会学转向的第二表现。

第三,文化的重要意义。文化涉及行动者对于他们自己、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所处的环境或世界所持有的共同的知识,也就是共有观念。共有观念产生于行动者的私有观念,即行动者在相互实践活动之前独自持有的观念。私有观念的互动会形成共有观念,一旦共有观念形成,就不能再还原到私有观念。这种不能还原至私有观念的共有观念就是文化,比如国际规范和伦理。奴隶制、种族隔离甚至战争,这些曾经被视为正常合理甚至光荣的东西,现在或是被摒弃,或是被削弱。温特的三种文化——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就是三种他所认为的国际政治的基本文化模式,由国际社会中行动者的相互行动所造就,成为共有观念之后,反过来塑造行动者的身份,并通过身份政治(politicsofidentity,也可用“认同政治”)影响其利益和行为。⑥

这些发展的先导实际上还是人随着社会发展和人自身发展而发生的理念的转变,亦即哲学层面的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转变在国际关系领域的表现,从根本上说是主体的存在这一本体论问题。从启蒙运动开始西方逐渐建立了主体性哲学体系,笛卡尔的先验自我(我思故我在)、康德的精神活动的主体性(人为自然立法)、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等,都是主体性哲学的重要表述。主体性哲学的本质是理性,理性的核心是对人的主体作用的肯定,表现是现代性。但是,这种肯定是在主客二元对立前提下的主体论,主体性体现在主体对客体的构造与征服关系上面。这种存在是主体的孤独存在,是对立于客体的存在。哲学的主体论转向强调了主体间性,强调了主体的存在是诸多主体之间的共存,体现在主体间相互活动之中。孤独存在变为社会存在,征服关系变为交往关系。①行动者之间的共同存在和相互交往是社会的根本特征,行动者在社会中的互动必然产生共有观念,亦即文化。国际关系研究的社会学转向也正是表现了这样的理念。从更广泛的学术角度来看,新史学的式微、新经济学和经济伦理学的发展多有异曲同工之义。

二社会学转向中的文化问题

国际关系学的社会学转向具有重要的文化内涵,所以社会学转向的内在动力是文化的回归。虽然爱德华·泰勒对文化的定义仍然具有影响力,但其“最复杂的整体”这一文化概念几乎具有无所不包的内涵,②所以格尔茨较狭义的定义在文化回归的今天似乎更有实际的意义。格尔茨认为,文化是“从历史上留传下来的存在于符号之中的意义模式,是以符号形式表达的前后相袭的概念系统,借此,人们交流、保存和发展对生活的知识和态度。”③根据这一定义,文化是人群的共有的意义系统,是人自己编织的意义网络,是人所创造的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精神。它具有历史性、系统性和主体间性。对人的身份认同、利益认识因而也对人的行为方式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与温特定义的观念结构/文化—共同和集体知识—基本上是相似的。④如果将世界看做社会性存在,将国际关系和跨国关系视为社会关系,那么,文化研究必然成为世界政治学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如果将世界政治行为体行为,尤其是战争/冲突与和平/合作行为,作为世界政治研究的核心议程,那么,文化作为群体思维、情感和信仰的方式、抽象和实际行为的方式、标准化的认知取向、对行为进行规范性调控的机制,⑤也是不可缺少的。所以,世界政治学需要文化理论。

冷战后国际政治领域关于文化的主流研究主要表现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文化冲突说,典型的代表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强调文明/文化的差异必然导致冲突。⑥但是,文明冲突论实际上并非文化研究,也不是从社会角度观察国际政治问题。虽然他承认文明的多样性和西方文明的非普世性,但他只不过是以文明的概念替代了意识形态的概念,以文明的单位替代了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单位。在文明冲突理论之中,文化只是一种物化的存在:有中心,有边界。在这种意义上,文明只不过是国家形态的变异。文明的界限换去国家的界限,界限分明的文明之间注定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在这种所谓的文化研究中,被忘却的恰恰是文化研究的核心——人。人完全被淹没在文明的大海里,人的能动作用不复存在,文明冲突的宿命性导致了人的失能甚至消失。对文化的研究实际上是对人的研究,失去了人,也就无所谓文化或文明。进而,亨廷顿明显的主客二分的思维(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的对抗)是典型的主体性本体论,从根本上忽略了文化研究的主体间性这一核心内容。亨廷顿所犯的是格尔茨所讨论的一种文化研究的谬误:“把文化想像成是一种独立自足的、有着自身的力量和目的的‘超有机体’的实在,即将文化实体化。”⑦尽管他的文明冲突论反映了冷战后世界政治中的重要现象,但是,他的理论不是文化理论。

第二类是社会建构主义。这是国际政治的社会学转向的主流。无论是主流建构主义,还是后现代建构主义,都强调了社会实践性和观念的共有意义。不过,西方学者所说的社会学转向主要是指常规建构主义理论。常规建构主义在反思主义本体论和理性主义认识论之间找到了一条中间道路,并沿着这一中间道路迅速发展,形成了以温特为理论代表,以卡赞斯坦、芬尼莫尔、江忆恩等一批学者为结合理论进行实证研究的建构主义研究群,遍布美国主要高校,研究内容主要是国际政治中的文化形态,研究方法也仍然是以经验方式为主。常规建构主义以其中间道路跻身于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主流,后现代建构主义仍然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

常规建构主义包含了重要的文化因素,但建构主义理论之所以不能等同于世界政治的文化理论,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建构主义依托的是社会学,是米德的符号互动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伯格和勒克曼的社会建构说。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对象是人类的社会组织。正如赛德曼所说的那样,社会学是“局部的研究活动,其概念设计和主题观念都是针对局部而不是整体的社会内容的语言……。”①从这一角度讲,它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文化理论。尤其是在思考世界政治这一领域的时候,社会学以单一社会或亚社会为研究中心的局限就越发明显。第二,如果在世界政治领域使用文化的概念,至少应该包括如下内容:法律、规范、机制、制度、信念、意识形态等具体文化形态。②到目前为止,国际政治领域的研究集中在机制研究和规范研究上面。

机制研究更多的是理性主义学者的贡献,所以对机制的讨论也更多地是从新功利主义视角而不是从文化视角对国际机制进行工具性分析。③建构主义的经验性研究成果则主要集中在国际规范对国家身份和利益形成的作用方面,亦即对文化功能的研究。④第三,由于前两个原因,建构主义还没有意识到要将世界政治文化范畴的内容进行统合性理论研究并使之理论化,成为世界政治的文化理论范式。虽然近几年来建构主义对于具体文化形态的研究领域越来越广阔,研究的问题越来越深刻,研究的方法也越来越严谨,但是,世界政治领域的建构主义距离以整体主义方法论对世界文化进行系统性的理论集成依然遥远。要建立世界政治的文化理论,则需要超越建构主义。

从1992年温特的论文《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论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发表以来,建构主义与理性主义的思想交锋日趋激烈,到了1999年卡赞斯坦、基欧汉和克莱斯纳主编的论文集问世和温特理论著作的出版,建构主义如日中天,建构主义研究成果不计其数。在西方,尤其是美国,建构主义已经融入主流国际政治理论的行列,温特为其著作取名《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以对抗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名著《国际政治理论》,这一目标在国际政治学理领域已经基本实现。但在同时,建构主义思想锋刃的锐利性却开始出现逐渐钝化的迹象,更多的常规科学研究深挖细寻常规建构主义的各种理论命题,开始一一论证,这无疑是科学发展的需要,但同时,思想锐气减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常规建构主义理论中文化营养的不足。因此,我希望结合对温特常规建构主义理论的批判和超越,提出建立世界政治文化理论的几点思考。

三建立世界政治的文化理论

世界政治的文化理论至少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文化的形成。文化理论不能等同于社会理论,行动者之间的交往可以有社会性而没有文化内涵,比如温特所举的西班牙人和克兹特人的初次相遇就是一例。⑤从社会行动到文化行动之间的过程就是文化形成的过程,也就是从私有观念到共有观念的发展过程。

第二,促进文化形成的动力,亦即下面要讨论的文化力。这是文化理论的动力部分,是文化理论的核心,缺此则无文化可言。第三,文化的功能,即文化对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的身份、利益和行为的影响。目前,大部分涉及国际关系的文化研究采用的是文化功能主义模式,即首先理清文化中的基本特征,然后讨论这些基本特征对国家行为的影响。文化功能模式是文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至多是文化理论的一个方面。

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比较完善的世界政治文化理论体系,要建立这样的理论体系也绝非易事。关于文化功能已经有许多阐述,所以我在这里只希望根据以上预设的文化理论框架中的前两个问题提出三个重点考虑的概念,即:文化结构、文化单位和文化力。我的基本假定是:文化的形成势必包含文化结构和文化单位这两个因素,文化单位之间的互动通过文化力的推进形成文化结构和改变文化结构,文化结构通过文化力的作用影响文化环境中的行动者。

1.文化结构

这里包含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世界这个大的空间概念中是否存在一个体系层面的主导文化结构呢?

温特的回答是肯定的。他所设定的霍布斯、洛克和康德文化都是世界体系层次的理想类型主导文化,并且预设了一种进化式的发展过程,即从霍布斯文化发展到洛克文化,最后达到康德文化。他还逐步走向了一种单向建构关系,即国际体系的主导文化结构塑造了国家的身份,确定了国家的角色,因而也就界定了国家的利益。①如果要建立世界政治的文化理论,前提是存在世界空间范畴的文化结构。所以,世界政治文化理论假定存在世界体系层次的文化结构是合理的。

其二,假定存在体系层面的主导文化结构,那么单位文化结构也是同时存在的。进而,如果承认国家是世界体系的基本和主导单位,国家作为世界政治的主导行为体,其身份是自身文化结构建构的还是世界体系文化建构的?温特的建构主义体系理论强调后者,江忆恩的战略文化理论强调前者。②显然各有道理。但如果体系文化结构和单位文化结构都会发生作用,什么条件促使前者或后者发生作用就成为需要梳理清楚的问题。

其三,如果我们承认两种文化结构是共同存在的,那么体系文化结构与单位文化结构之间的关系、单位文化结构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常规建构主义理论虽然承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但却没有解释这一问题,似乎也没有考虑过这一问题。可以设想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辩证关系,整体的存在不是个体的消亡,个体是整体的部分和缩约。也可以采取本体论平等的概念对不同单位文化结构加以诠释。但是,建构主义的世界主导文化结构显然不是如此。建构主义设定国家层面的观念是私有观念,国际体系层面的观念是共有观念,这在以国际体系为分析层次的研究设计中无可厚非,但需要澄清的是世界性共有观念与世界文化单位的共有观念这两种观念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所以,文化结构是文化理论需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科尔曼在对理论问题的讨论中有过一个观点,即,社会科学各分支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就是微观理论和宏观理论之间的联系十分薄弱,未能解决微观到宏观或宏观到微观的转变问题。③这可以被称为缺失的中观理论。如果要建立世界政治的文化理论,中观理论作为沟通宏观和微观的渠道显然不能缺失。

2.文化单位

如果存在主导性体系文化,什么是世界政治的文化的基本单位?国际关系学界在国际关系的基本单位这一问题上一直争论不休。罗斯诺总结说这是国家中心论和多元单位论之争。④新现实主义坚持国家是国际政治的研究单位,跨国主义理论和各种新自由主义理论则将非国家行为体包括在研究重点之内。⑤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虽不是文化理论,但却提出了一个不同于现实主义和跨国主义的文化单位:文明(儒教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等)。所以,我们有着多种可能的文化单位,包括:次国家行为体、国家、跨国行为体、文明。

到目前为止,主流体系理论都将国家定为研究单位。常规建构主义在建构其自身的体系理论大厦过程中,终于回归到国家,将国家确定为中心行动者及观念体系的主导行动者。如果仅仅希望研究单向的国际体系结构(无论是文化的还是物质的)对国家的影响,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解体之前,这样预设的确是最简约的方式。但如果将国家定为世界文化的基本单位,则排斥了其他文化单位,而在某些条件下,正是这些其他文化单位,比如非政府组织和超国家组织,在建构世界文化体系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如果采用多元文化单位的方式,又怎样进行理论建构、达到理论所要求的简约和严谨呢?这是一个两难境地,但却是世界政治的文化理论无法回避的问题。

3.文化力

文化力涉及世界政治的文化内容,私有观念是否能够上升到共有观念,主要取决于文化力。从现在的研究来看,普遍道德、国际制度、国际规范、战略文化以及民主政体和市场经济等等都可以作为世界政治文化研究的内容。这些内容是如何成为共识的?必然有某种力量的推进。在世界政治的文化理论中,我们可以将文化力定义为:使某些私有知识成为共有知识,成为世界主导文化的基本内容,形成世界文化的结构框架,并推动主导文化传播和扩散的力量。所以,文化力研究是文化理论的核心。

什么构成了文化力?有人说是权力。权力又有软硬之分:硬权力是强制性权力,它可以帮助推进文化观念,如二战后日本的“刺刀下的民主”。软权力根据奈的定义是同化性权力,国家具有的让其他国家心甘情愿地去做自己希望它做的事情。奈定义的软权力是靠对其他行为体价值观念的影响而产生作用的。软权力也可以推进文化的传播,如现在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自由贸易制度。但是如果将软权力定义为对其他行为体价值观念的影响,那么并非只有国家才可以垄断这种权力。①

国际政治领域的建构主义学者意识到这个问题。

虽然他们没有称其为文化力,但是根据他们对其功能的表述,应该是类似的动力因素。温特提出了一种元理论陈述,认为微观层面上的私有知识可以通过行动者的社会性互动,依据各种不同的路径,形成宏观层面上的共有知识,亦即文化。由于存在多种路径,微观层面上的知识可能产生多种形态的宏观层面共识,并且一旦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则不能再行还原为原来的私有知识,于是便形成了宏观层面上的观念结构(文化)。②温特从元理论角度解释了文化力问题,将这一动力的源泉定位于行动者之间的互动。但是他没有说明为什么在存在多种路径的情况下,是什么力量使私有观念通过某种路径而没有通过另外的路径,是什么力量使私有观念成为体系层面的某一种共识而没有成为另外一种共识。费尼莫尔和斯克金柯提出了一种经验理论层面的陈述。她们在讨论国际规范形成的时候,借用了一个规范的“生命周期”的说法,认为国际规范的形成要经过一个发展过程,这个发展过程有着三个阶段:兴起阶段、普及阶段、内化阶段。规范兴起阶段主要靠规范倡导者的宣传鼓动和规范倡导机构的促进并得到国家的支持,将规范推至临界点;规范普及阶段主要是广大行动者对规范的接受,一旦规范超越了临界点,就会迅速扩展;规范内化阶段是行动者对规范的内化,使之成为自我身份和认同的一部分。③费尼莫尔和斯克金柯虽然讨论的是规范形成的动力,但由于规范是文化的一种形态,所以,也可以看做对文化力的一种解释。

她们的解释是可以操作的,但是,对规范动力的阐述只是在第一阶段最为突出。在第二阶段,则更像是一种通常的社会化过程(效仿)和无理智从众心理(随潮流)相结合的结果。而在第三阶段,则被描述成一种似为必然的惯性。所以,这一生命周期在后两个阶段越来越失去了活力。并且,如果说文化的推进在于对成功行动者文化的模仿,那么为什么历史上入主中国的少数民族虽然成为中国的统治者,而自己却被中华文化所同化?④文化力的研究是文化理论的关键。问题很多,比如,文化只有靠权力才能推进吗?文化力与权力是什么关系?再如,什么力量使微观层面上的观念通过某些畅通路径成为宏观层面上的文化结构?又是什么力量(可称之为文化阻力或反向文化力)阻断了微观层面观念的上升?什么力量改变了原有的文化结构,使其核心观念分崩离析?又如,文化力是国家的垄断物吗?现在世界上的许多得以广泛接受的观念,有些是国际组织,有些是由非政府力量,有些则是个人首先提出和倡导的,在其提出和倡导之时,既无硬权力强行推进,也无软权力诱惑引导,更不是国家首先发起,而最后终于修成正果,成为世界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其推动力到底在何处?如果文化力不等同于国家权力,那么国家是否应该是世界政治文化理论的惟一基本单位呢?个人在世界政治文化中的作用和地位又是什么?

行动导向理念论文第8篇

【关键词】 企业文化;改革

一、树立起改革文化,鼓励职工以平常心面对改革

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必然带来对传统生产经营方式的挑战,企业文化要随之改变,创造支持改革并使改革维持下来的企业环境。社会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企业的管理实践在不断地受到改革创新的挑战,企业的职工追求的意义和价值也在变化。企业文化要适时地做出变革,从管理变革中发展企业文化,创造出产生更高工作满意度和价值的企业生活方式。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公司提炼了“企业发展,职工富裕”等十大企业理念,充分发挥企业文化优势,在企业生产经营各方面工作的开展过程中较好地发挥了促进作用。

但是,经过多年改革发展,公司已由产业结构单一、投资主体单一、产权关系单一、经营方式单一的局面逐步向产业结构多元,投资主体多元,产权关系多元,经营方式多样化发展。集团公司产权制度改革,多渠道、多形式引进战略投资,使集团公司的产权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管控问题愈发突出。由于规模大、层级多、分支机构复杂,观念不适应,带来了企业生产经营各方面的不适应,在运行过程中势必出现“大企业病”,降低内部沟通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限制企业持续高速成长和利润递增。企业文化建设必须能够促使职工自觉地适应环境,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工作就必须以摒弃人们头脑中的旧观念,生成适应当前快速发展要求的新观念为其着力点和主要任务,以平常心对待改革。

二、开展大讨论是企业文化建设工作的一条有效途径

推动观念转变是企业文化建设工作的一项重大任务,观念转变的过程实际上是人们思想认识水平提高的过程,不能靠简单的一般号召或行政命令去解决,要通过广泛深入地开展大讨论活动,充分发扬民主、集思广义,才是完成推动观念转变这一历史性任务的有效途径。大讨论活动之所以要广泛深入地开展,原因就在于:在传统生产经营管理体制下所形成的旧观念带有普遍性,不仅存在于企业各级领导干部的头脑之中,也存在于一般干部和广大职工的头脑中。只有通过广泛发动,让每个干部职工都参与到大讨论中来,才可以上下沟通,左右互促,达到普遍转变,求得共识,达到统一步调,求实进取的实效。在传统生产经营管理体制下形成并积淀下来的旧观念在企业中由于工作单位、工作岗位的不同,其表现形式又具有多样性,必须紧密结合企业各自实际,广泛开展大讨论,通过讨论,消除误解,统一思想,明确方向。

三、领导班子观念的转变有较强的示范感召作用

首先,必须加强领导班子思想建设。主要是加强领导班子政治理论教育,用十七大精神武装头脑,时刻牢记科学发展,把适应市场发展作为对各级领导班子思想建设的最基本的要求,通过学习教育,努力促成班子全体成员观念转变,新的观念确立后不能只停留在观念形态,还应在转变观念的同时清理工作思路并明确班子每个成员的工作职责及具体工作目标和措施,把转变观念与实际工作紧密结合起来,让观念的转变看得见、摸得着,不断尝到观念转变的甜头。

其次,必须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加强对领导干部的反腐倡廉教育,要求干部在工作中吃苦在前,急难险重的工作干部首先带头去干。勇于打破传统管理体制下的用人观念及单一的由组织任命的用人办法,大胆采用公开选拔、选聘的办法,把年纪轻、观念新、业务能力强的同志选拔到领导班子中去,增强企业领导班子的战斗力。

再次,必须加强领导干部的责任教育。领导是一种责任,领导是一面旗帜,领导是一种形象,领导是一种环境的创造者。干部想问题、办事情、作决策时,一定要想到职工的利益,要努力为职工办好事,充分得到职工的理解和支持,用自己的言行执行好上级的决议,用自己言行取得职工的信任。

四、发挥舆论导向创造出自觉行动的良好氛围

首先,要认真抓好十七大精神的教育,为干部职工观念的转变提供理论、思想武器。通过理论教育,提高干部职工政治素质、理论水平,为观念的转变奠定思想基础。

行动导向理念论文第9篇

论文关键词：参与式课堂，组织文化，文化建设

 

1．组织文化概述

1.1 组织文化的含义与作用

组织文化是组织成员所共享的并且作为标准传承给新成员的一系列价值观、信念、看法和思维方式的总和[1]。组织文化具有导向与约束功能[2]，组织文化一旦形成，便会对身处其中的成员构成一种影响力量，引导其朝着文化理念倡导的方向行动与思考，文化建设越来越成为一种重要的管理工具。

1.2 组织文化的建设方法与途径

1.2.1 培训教育

通过培训、挂标语横幅、喊口号、创办企业刊物等手段宣传、传递文化建设拟传递的文化理念，培训宣传的内容可以是精选的发生在组织内的故事、精心提炼设计的口号等，如在3M公司广为流传着一位坚持开发新产品而被解雇、但他仍不放弃、最后终于将产品开发成功并重新获得3M公司雇用的副总裁的故事，借这个故事3M传递着公司的价值观——只要你认为是对的，就坚持下去。传递“顾客至上”的价值理念论文格式模板。

1.2.2 借活动、仪式、典礼、建筑物设计、办公室布局等承载文化理念

另外文化建设，还可以通过举办活动、仪式、典礼等来传递文化理念，如海尔公司力图在公司内部培育重质量的企业文化时，开展了砸冰箱活动；再如枚琳凯每年都会举办颁奖典礼，奖励那些优秀的销售经理，借此传递枚琳凯重销售业绩的价值理念。除此之外，组织的建筑物、办公室、车间等也是重要的文化载体，可以通过观察其风格、摆设、布局洞察组织背后的文化理念，由此可以有意识地利用它们来承载组织的文化理念。

1.2.3 进行相关的制度设计

再有，还可以通过奖惩、晋升、考核等制度设计引导组织成员的行为，制度的背后是组织力图人们认同的观念与价值取向，成员们沿着制度设计的方向行动实质上便实践了这些观念与价值取向，当成员们的行动慢慢成为一种习惯，组织文化的要素便在组织中沉淀下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组织文化建设的目的便得以实现。

1.2.4 管理者需审慎自己的言行

最后，组织中的领导与管理者的言行也是组织文化的重要载体，员工会观察并模仿这些组织中具有较强影响力的人物，所以他们需时刻警醒文化建设，力图让自己的言行保持与组织文化所倡导的理念一致。

2．组织文化理论对参与式课堂建设的启示

参与式课堂力图打造这样的课堂：学生在老师的带动下，认真听讲，积极参与，课堂学习气氛浓厚，并深深地带动与感染其他倦怠与不想学习的同学；在参与的过程中，学生自己总结体会并构建出老师拟传授的知识，并因此将其深深印在脑海之中，内化成自己的知识。这其中，学生喜参与、爱参与是关键，如何让学生热爱参与、用心参与成了成功打造参与式课堂的核心；而组织文化建设的目的旨在使组织成员形成一系列文化建设拟形成的观念、看法与思维导向，并最终朝着文化建设期望的方向行动与思考；由此，与组织文化建设有关的方法理论可否运用于参与式课堂的打造之中呢，借用文化建设的方法使学生喜欢参与、爱分享、有与他人分享交流的冲动与愿望，认为参与是对自己、对别人有帮助有价值的行为，视参与为荣、并逐渐将参与变成课堂学习的一种习惯？沿着这样的思考，以下文章将尝试性地结合组织文化建设理论给出打造参与式课堂的一些策略建议。

3．参与式课堂构建的方法与途径

3.1 宣传在课堂上参与的好处

教师可以借类似这样的研究结论及语句“我看见的，能记住10%；我听见的，能记住20%；我参与的文化建设，能记住80%”；“参与可以使自己的注意力更集中、使自己的表达能力得到锻炼；另外，参与还是知识交流共享的一种方式，知识共享不仅可以帮助别人、还可以深化自己，知识与信息交换不比实物交换，给了别人后不仅没有损失，反而有收获”向学生宣传参与的好处，借此鼓励学生的参与。

3.2 设计鼓励参与的制度与奖项等

将参与纳入到课程成绩考核中去，借此鼓励学生主动参与；设计鼓励参与的竞争机制，如不定期公布参与的次数，提醒没有参与的小组及个人积极参与；设置“最佳参与奖项”，期中评选一次，期末评选一次等论文格式模板。

3.3 通过教室布置鼓励参与

改变传统的老师站在讲台上讲、学生在下面听的座位方式，进行类似于圆桌课堂这样的座位布置，从座位上体现出平等、开放、共享、交流的文化理念。

3.4 教师需审慎自己的言行

教师做为课堂上具有较强影响力的人物，需审慎自己的言行，对学生的参与应真诚地籍以言语或目光的鼓励与肯定，即使不同意学生的观点也要以积极、开放、鼓励的方式委婉地表达，以免挫伤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与热情；课堂上讨论有不尽之处文化建设，还可以通过课下与学生交流讨论的方式鼓励学生深入探究下去。

4．结语

文化建设做为一个重要的管理工具已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以上文章在文化建设的理论启示下给出了如何打造参与式课堂的一些策略建议，以期通过它们鼓励学生热心参与、把课堂参与变为一种学习习惯。当然，仅有这些策略还不够，参与话题的巧妙设计、参与方式的丰富多样也有助于鼓励学生参与，如设计让学生感觉有趣的话题使学生乐于参与，使话题难易适中、既不太难使参与困难，也不太简单使学生不屑参与；通过课堂问答、小组讨论、作业布置等方式让学生参与等。最后，学生在课堂上是否参与这一文化现象还受着社会文化、校园文化等大环境的影响，如何营造鼓励参与的外部环境也是参与式课堂打造需要考虑的因素。

[参考文献]

[1]达芙特.王凤斌，等，译.组织理论与设计[M]. 清华出版社，2008.

[2]李战营.学校组织文化探析[J]. 长春工业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