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作为我国西部农业大省，农业的发展水平基本反映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在西部实施的情况。如何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发挥地方优势促进当地农业高质量发展，构建一套包含高质量发展要素的乡村振兴评测体系，通过评测体系找出甘肃省当前农村发展的问题并为当地部门提供农业量化管理的依据，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此前大多学者研究的是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路径选择和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很少有学者在乡村振兴评级的指标体系中融入高质量发展的因素。因此，本文以甘肃省为例，结合当地的农业发展特点，运用熵值法建立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参考各级权重并为各层级打分，找出甘肃省农村各层级现阶段存在的问题并为未来甘肃省农村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概念界定

乡村振兴的概念。乡村振兴战略内容涵盖了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全部重要方面，并且相互有机联络、密不可分，既是目标又是发展方向。其中，产业兴旺是中国现代农村经济复兴的核心内容、基石和底线。任何发展、任何现代化建设均以农业物质基础为基本前提，即以发达农业为主要物质基础。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以现代化的农业系统为基础。生态宜居是农业农村振兴发展最具创造性的需要。在乡村中建立的“村容整洁”或许能实现宜居的目标，而生态宜居则需要乡村的美不再只有“清洁美”，而且需要有更深内涵的“生态美”。乡风文明构建工作是中国农村稳定繁荣的重要保证。“乡风文明”的理念与精髓在乡村振兴中的具体运用，不仅可以使生活在农村的人民和睦相处，同时可以减少产品营销服务活动的贸易成本，进一步提高企业经营效果，从而对产业发展与农户增加收入产生积极影响。治理有效是我国农村复兴的重要人文基石。应当“构建完善党组织主导、政府部门管理、社区协作、群众积极参与、法制保证的现代农村社区综合治理体系，强调自主、法制、德治结合，保证农村社区生机勃勃、和谐有序”。生活富裕是农村繁荣的基础。“生活富裕”直接解决了农村复兴“为谁复兴”的重大问题，复兴的根本目的是让农村人民生活富裕。这是“坚信人民当家作主”和“坚信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基本方略在乡村振兴中的具体运用。

高质量发展的概念。高质量发展在宏观经济视角上主要包括了均衡的发展水平、长期稳健的经济发展以及公平的社会环境等方面；高质量发展在工业角度上包括了扩大工业规模、优化产业结构、创新引领企业动力、提升企业的经营效益等方面；高质量发展从企业角度上包括提升产品知名度、建设世界级规模企业和先进的经营管理技术等方面。同时高质量发展也会受社会发展环境、市场经济形势和政策法规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因此高质量发展要创造出高质量的文化环境，需要以相关法律法规为准绳，以市场监督为导向，以尊重消费者为基础。高质量发展的基石包括人才、物质等关键资源的投入、为科技驱动经济发展的力量、为检测质量与技术水平的提升、为实现国民经济全面均衡的发展目标、为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求，为完成我国经济结构转变提供坚实基础。

相关理论

（一）利益相关者理论

EricRhenman对利益相关者概念做出定义，他把公司关系者理解为“通过公司来完成其个人发展目标，而公司又通过他来维系生存的社会群体和个人”。Freeman提出“相关人是可以直接危害某个企业组织者目标的实现，或者说接受某个企业组织者完成其总体目标工作过程直接危害的任何个体和群体”，并对广义上的利益相关人概念作出了重新划分。Clarkson在考虑了利益相关者与公司业务活动的关联之后，给出了主动利益相关者和被动利益相关者，以及主要利益相关者与次级利益相关者关系，并对之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和叙述。国内学者贾生华、陈宏辉等人对Freeman和Clarkson的看法做出了补充，指出“利益相关者指在公司经营中实施了专用性投入活动或承受了投入风险的个人和组织，而这种个人或组织的投资活动也可以影响公司目标的达成过程，并反向被公司目标达成的过程所影响”。为研究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政府、企业、农民、游客等各个利益主体间的作用提供了基本研究框架。反映了利益相关者从“影响”“参与”到“治理”的整个过程，为研究乡村振兴五要素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研究路径。

（二）可持续发展理论

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国际环境和人类健康发展会议第一次阐述了人类可继续健康发展的基础内容：“既符合当代人的要求，又不影响我们后代健康发展的要求。”可见，可持续经济发展理念来源于生态环境领域。该倡议的首要目的就是为了维护自然环境。后来在中国经济社会多元化发展的要求下，将可持续发展思想逐步运用到了政治、经济、社会、人文等领域。从根本上来说，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实质就是不再将GDP作为评价发展程度的唯一指标，而是以社会、经济、人文、自然环境、社会生活水平等不同层次的指标体系来评估发展程度。可持续发展思想理念把一个大国或区域内的长期共同利益与短时共同利益、总体共同利益与局部整体利益、经济利益与社会有机统筹。

高质量发展与乡村振兴内在机理分析

农村高质量发展指农业产品实现质量高、产业效益高、生产效率高、生态环境质量高、农民个人素质高、法律意识高、生活质量高、农民幸福感高的发展。农村高质量发展可以提高当地农产品的品牌价值，增加产品的营销渠道，增加农业的整体竞争力。高质量发展要求绿色经济，在大力发展农业、旅游业等产业的同时不仅提高了当地居民的收入，还保护了当地的生态环境，促进其他衍生产业的发展，农民收入得到提高，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使农村走上可持续发展的良性道路，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实现城乡融合式发展。从社会矛盾来分析，高质量发展基于人们对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生态等方面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推动人与社会共同进步，实现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价值。农村高质量发展通过激发农村生产发展的潜力，与乡村振兴战略相融合，增加当地农民的收入，减少城乡收入差异与贫富差距，个人幸福感的提升不仅是物质层面上的满足，还需要精神文化层面的培养，同时也需要相关政策法规的落实以达到保驾护航的效果。乡村地区作为一种地理综合体包含着全国各地的政治、经济和人文特色，使乡村振兴建设成为全方面的振兴的重要举措。这样乡村振兴就可以实现中国广大地方乡村经济社会体系建设、经济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区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创建的“五位一体”发展。

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构建

（一）基本原则与文献综述

要保证所选体系的科学性和适用性，既要遵循乡村振兴的“20字方针”，也要有针对性地突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人民生活富裕的重要任务内容，因此需要对乡村振兴总概念进行分解。前人对乡村振兴指标体系建设以及乡村振兴评估的方式开展了大量研究，李立清、李明贤（2008）等人从“农业生产发展、人民生活宽裕、乡风文明建设、村容清洁、管理民主”五大主要方面进行指标体系建设；郭翔宇（2008）等从新农村、发展农村与社会和谐农业村从三个方面开展了评价指标解构，形成了第一级指数、二级指数和三类指标的指标体系；魏秀（2005）给出了适用于评估县级农村建成全方位小康社会的评价指标，分为国民经济增长水平、经济社会增长水平、村民素质水平、社会政治文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发展程度、可继续发展程度六大类指数。研究方法方面，姚兴涛（1993）采用层级分析方式界定各指数权重关系，利用DTOPSIS法对农村发展现状进行综合排序划分；李湘阁、李丽平（1998）等使用了综合指数法、熵值法等评估方法，对县域的重点农产品资源开展了定量分析，并利用资源优势度分析方式开展了综合评估；田千禧教授（1999）利用了灰色关联度的理论方法，对我国农村环境保护的实际状况做出了实证研究分析。

（二）方法选择及数据处理

本文选择了2016-2020年甘肃省农村发展的各类指数，并以前人的调研结果为基础，首先将乡村振兴设为第一级指数体系，然后再将第一级指标体系分类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五大二级指数体系，再以此类推，最后共分为31个四级指数体系，并依据张挺（2018）等人的研究成果，利用乡村振兴评估指数对甘肃地区乡村发展指数进行了实证分析。为了保证统计资料的真实可靠性，全文的所有统计资料都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甘肃省统计年鉴》和《甘肃省农村统计年鉴》，详细微观数据来源于甘肃省乡村振兴局数据统计，所选指标如表1所示。大多数学者采用层次分析法（AHP）对评价体系指标进行筛选，但各项指标得分需要专家打分，考虑到不同专家对同一指标的评定标准不同，容易产生主观性偏差，因此本文选取熵值法进行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指标评价。由于各个指数的单位有所不同，因此首先必须对各种数据进行规范化和归一化管理，而考虑到各个指数都具有不同的量纲，必须采取极差法对原有数据进行量纲规范化，同时区别各个指数的正、负相关系。标准化后计算各种指标的熵值，并采用熵值估计各种指标的冗余度，即每个指标所占总的权重，所得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中的二级指标所占权重分析，生态宜居占比最大，表明生态宜居是中国城乡振兴的重要基石，是改善广大农村居民生态福利水平的重要保证。从三级指标的各项权重来看，农业生产水平占产业兴旺的比重最高，自然环境宜居占生态宜居的比重最高，医疗水平占乡风文明的比重最高，地区除涝、治水、受灾面积占治理有效的比重最高，农民收入程度占生活富裕的比重最高。从四级指标的占比来看，前三占比依次是除涝面积、部级自然保护区个数和部级自然保护区面积。说明当前生态保护对于甘肃省农村长期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建立生态保护区有利于保留农村稀缺资源，为农村生态长期可持续发展打下基础。完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增强抗旱防汛除涝能力符合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理念，牢牢树立并落实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本文依据陈强强（2018）等、吴艳民（2019）等对农业现代化水平测度的研究，结合甘肃省当地农村发展模式特点，总结得出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体系，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高质量发展水平阶段划分标准如表3所示。依据表2的各项指标权重和各项维度指标的标准值进行加权得到2016-2020年甘肃省农村高质量发展综合得分，依照表3的阶段评级标准得到各年度的发展阶段，如表4所示。由表4可以看到，近五年间甘肃省的农业发展水平都在逐渐提升，特别是2018-2020年农业发展水平的提升速度很快，从0.35上升至0.77。究其原因，得益于2017年中央政府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和2018年省委和省人民政府制定的“三农”发展政策文件《有关实行农村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从而得以全面贯彻，促进了当地农村的高质量发展。但是不可否认的一点就是甘肃省农村发展阶段过于滞后，农村发展水平虽然逐年提高，但是2016年之前农村发展都处在低水平阶段，直到2019年才勉强赶上全国农村发展平均水平，2020年农业发展水平虽然达到了中高阶段，但同为西部地区的四川省，早在2015年农村发展就已达到了中高水平阶段。甘肃省想要实现全省农村高水平发展还需要很长时间。为了研究各项次级指标对总得分的影响情况，参考王翠云、陈丽丽（2019）等人的方法对2016-2020年甘肃省农村高质量发展体系各项二级、三级指标进行打分，并计算各年的增长率，具体如表5和表6所示。

从表5各项二级指标的得分情况可以看出，2016-2020年甘肃省产业兴旺综合得分从0.459到0.6665，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是上升幅度不大。依照表3的评级情况来看，5年间甘肃省产业兴旺发展只从中低水平阶段上升到中等水平阶段，与其他地区发展存在较大差距。2019年有较大进步，但2018年甚至出现负增长的情况。生态宜居方面，2016-2018年间甘肃省的生态发展处于低水平阶段，这可能是由于早期缺乏相关治理手段与防护意识，2018年甘肃省《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深化环境影响评价“放管服”改革的意见》后，生态环境保护效果显著，2018-2020年生态宜居综合得分上升显著，证明相关政策得到有效落实。乡村文明方面，2016-2020年得分不升反降，甘肃省的乡村文明治理能力遭到挑战和质疑，自2018年甘肃省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移风易俗建设文明乡风的实施意见》后，2019-2020年乡村文明综合得分呈上升趋势，实施效果初步显现，但是总体仍停留在中等发展水平阶段。治理有效方面，在2016-2018三个年度分数虽有上升势头，但一直都停滞在低水平发展阶段，主因就是甘肃省所处的特殊环境和地方政府部门一直未能制定高效的管理政策，直到2018年相继出台《甘肃省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作战方案》《甘肃省污染防治攻坚方案》等政策，发展速度领先于全国其他省份。生活富裕方面，在2016-2020年的总体平均得分呈上升态势，但是上升趋势不够稳定，2017-2019年间得分情况呈现不同程度的下滑，其中2018年的下幅程度超过了100%，说明甘肃省农村富裕发展情况总体较好，但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情况值得注意。

从表6的数据分析可知，甘肃省农业经济水平得分在2016-2020年内波动幅度较大，虽然2020年维持在农业经济水平高质量发展阶段，但是2017-2018年间的发展情况一落千丈。同理，2016-2020年甘肃省农村机械化水平总体有上升的趋势，但2018年也出现较大程度的下降，说明2018年甘肃省产业兴旺总得分的下降主要是因为农业经济水平和机械化水平下降。甘肃省农业生产水平在这五年间总体呈现上升趋势，虽然上升幅度不大，但是发展速度相对稳定。从表7的数据分析可知，甘肃省医疗水平建设在2016-2020年这五年间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从低水平阶段高速发展为高水平阶段。养老水平历经五年的建设后依旧维持在中等水平阶段，其中2017-2019年的养老水平建设综合得分都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虽然2020年的增长率惊人，但是与其他省份的发展水平相比还存在着不小差距。社会保障水平方面，可以看出其是影响当前甘肃省乡村文明建设的重要一环，甘肃省虽然在2016年《2016-2020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十三五”发展规划》，但从数据上来看，取得的成效甚微，2016-2020年间甘肃省社会保障水平综合得分逐年下降，从起初的高水平阶段跌落到低水平阶段，社保是保障农民劳动，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活力的潜在因素，如何强化农村社保建设是当前政府亟须解决的问题。从表8可以看出，2016-2020年间甘肃省农民收入得分稳步提升，到2020年已达到高水平阶段，农民的可支配收入增加，购买能力也得到提高，农民的获得感得到提升。从农民收入结构得分可以看出2016-2020年的发展水平一直处于中低水平，2018年有较为明显的增长，但很快又回到初始水平阶段，农民收入提高但收入结构没有改变，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农民的财产收入和工资收入占比较低，如何在不改变农民收入水平的情况下优化农民收入结构，是当前面临的一大难题。

优化对策及解决方案

农业经济水平发展方面。当前信息化已经普及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为了不断创新我国农村经营方式管理的发展方法，并显著改善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管理效益，与促进我国农村经营方式管理水平和社会主义新乡村建设相适应，需要更加重视经营方式管理信息化建设。农村土地管理者要充分运用农产品信息化管理技术、电脑等现代化设备，以提升农产品科学管理技术水平和生产环节的效率，确保我国农业生产信息的公开、准确。向社会各界传播农产品公共信息，向村民普及农产品信息技术知识，以培育农户现代信息化意识，逐步达到农村土地经营方式的现代信息化管理水平。要为农村经营管理信息化发展提供现代化建设配套装备，优化乡村行政资源，为提高企业经营管理现代化水平提供更科学的农业经济指导，以提高乡村经营收入，促进社会主义新乡村建设进程。养老社保方面。首先，政府应当强化地方公共财政保障力量，严格遵循社会公平正义的准则，逐步促使乡村养老关爱公共服务保障措施向城市标准看齐，并着力解决乡村留守老年人所关心的社会问题。要全面普及新型农村社会保险制度，以“个人认缴、政府兜底”的举措实现农民百分之一百的投保比例，对新型农村医疗保险应拓宽报销范围、缩短报销流程、提高报销比率，以逐步提高新型化农村社会保险的水平。社保体制的优化工作是一项工程，首先必须从财政、物资、人才等几个方面加以系统性协调；其次，农民社会保障的真正落地还需有关政策法规的支撑，要健全与农村留守老年人权利有关的立法体系，将立法、普法、执行紧密联系起来，既让农村老年人在维护自身的利益领域有法可依，也使执法机关对办理侵犯农村老年人权利事项能执法必严。要常态化到乡村进行法制宣讲，根据在乡村易出现的案件来普法，提高乡村老人的法律意识。

农民收入方面。甘肃省地方政府应依靠本省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条件和现有资源，积极引进科学技术项目。对农村劳动者进行科学技术宣讲、科技推广、技术演示和技术训练，以增强农村劳动者的科学知识和劳动技术。利用引进科技项目，带动他们因地制宜蓬勃发展新工业。利用引进项目、政府融资、企业科技指导服务以及强有力的优惠政策保护等有效举措，帮助农村农业劳工创新创业，以创新带动就业发展，提升农业劳工的综合技术水平和就业发展竞争能力。利用互联网及短视频平台，拓宽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助力农民收成变现，增加当地农民增收途径，改善农民收入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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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鸥 杨稽琨 单位:甘肃政法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