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吉林市 智慧社区 建设典型培树 问题研究 探索
中图分类号：D66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1-0001-02
现阶段，“智慧城市”的概念已经在国内逐步得到关注和重视，未来城市建设与智慧电子网络等结合将更为突出，智慧城市建设将是重点体现。智慧社区建设是城市智慧化的重要环节，随着新技术、新的管理方式以及先进经验的引进，其已经成为社区发展的重要选择。基于当前吉林市社区管理薄弱，社区服务不够深入，社区参与意识不强等状况，综合国内外智慧社区典型培树经验的基础，有的放矢地针对存在问题进行对策探索。在借鉴国内外智慧社区典型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典型培树分析，建设有针对性的智慧服务平台。提出植于政府宏观调控下，构建新型管理方式，发展智慧服务理念；同时结合社区社会层面，通过建设社区信息服务中心等多功能服务系统，整合社区资源，切实调动社区的积极性；从社区自身来说，社区内智慧平台建设应结合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智慧服务体系，创建智能服务系统。
目前，我国智慧社区建设以及其治理模式还处于探索时期，成功运行的只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的部分社区，智慧社区建设促进了现代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的转变，也创新了社会治理观念、手段乃至内容，终将为提升社会公共服务能力提供契机。
一、智慧社区建设典型培树研究现状
（一）智慧社区信息化建设内涵
智慧社区信息化建设，其定义是基于街道、镇、村等地理区域范围内，利用信息技术整合社区资源，为社区居民提供高效、便捷和智慧的服务，提升社区居民对智慧城市的体验度和感受度。因此，智慧社区建设首先要以社区居民的需求为导向，突出为民、便民、惠民的基本要求，通过智慧化的社区管理与服务，打造安全、便捷、宜居的社区；其次要统筹考虑、整体规划、分步实施智慧社区的建设目标和建设内容，因地制宜，扎实推进智慧社区建设工作，并做好与市级层面社会事业、公共服务项目的衔接工作，减少重复建设；最后探索智慧社区的建设模式和运维模式，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积极利用社会各方资源，合力推进智慧社区建设，建立长效运行机制。
（二）智慧社区建设典型培树基本概况
智慧城市综合了资源多样化、信息交互无障碍化以及信息程序的自动运行化等特点，以实现城市便捷、高效发展和运行为目标。我国从2012年12月开始国家层面的智慧城市工作，主要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一线城市，以及江苏、浙江等经济发达省份进行试点开展。2014年12月底，在试点的基础上，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已达90多个，涉及了全国大部分省份，同时越来越多的城市和地区加入到智慧城市建设中来。智慧社区是智慧城市的重要环节，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它密切联系智慧建设的受众――社区和社区居民。智慧社区建设，在我国尚处于初级阶段，经验借鉴有限，有必要进行必要的探索与研究。
社区是城市组合的基本单元，也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更是党和政府加强智慧城市建设注重的基础。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已经提出推进社会治理创新要率先从社区入手，基层社区的创新管理与建设事关我国发展的根本，随着社区的拓展以及新要求的提出，社区管理模式改革迫在眉睫，结合新时代下新型信息技术以及电子商务技术的发展与融合，社区管理职能要不断提高，管理模式要进行创新，服务平台也应拓展和创新建设。基于这样的基础下，将“智慧化、数字化和网络化”作为社区建设的发展目标，并在全市部分社区启动了智慧社区建设，是吉林市进行智慧城市和智慧社区建设深入研究的根本所在，一方面可以为智慧社区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另一方面对推动社区治理创新研究，具有必要性与重要性。
（三）智慧社区建设典型培树研究的内容
1.智慧社区的信息化建设
在基于物联网、下一代互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基础上进行应用、整合和再造，通过主动感知和网络互连的方式，建立吉林市智慧社区生态化服务和运行平台。
2.智慧社区的系统化建设
智慧社区强调信息的采集、互通、处理和应用的系统化，通过建立一套符合智慧社区要求的现代化、精细化和标准化的社区公共服务系统。
3.智慧社区的治理化建设
主要是把社区中各主体，即政府公共部门、社区机构（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围绕社区公共事务充分协商的互动过程，综合建构智慧社区基层社会治理结构和基层共同体的发展方向，转变到以社会为中心的治理结构，培育社区共同体，重构社区共同体。
二、吉林市智慧社区建设典型培树培养措施
根据发改委、工信部、民政部等部门《关于加快实施信息惠民工程有关工作的通知》《关于开展养老服务和社区服务信息惠民工程试点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吉林市现阶段要结合社区智慧型信息化建设的基本情况，开展智慧社区建设典型培树网格化策略探索。
（一）信息基础设施“树”的网络化
吉林市要基于规划引导、集约建设、资源共享、规范管理、满足需求的原则，依托通信运营商全面开展智慧社区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增强信息网络综合承载能力和信息通信集聚辐射能力，提升信息基础设施的服务水平和普遍服务能力，满足居民对通信质量和服务的要求。
当前，吉林市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主要从光纤宽带网、无线局域网、第四代移动通信（4G）网络、下一代广播电视网（NGB）以及应用终端等五个方面着手开展，为社区居民提供高速、安全、优质的上网服务，保障通信质量，为广大社区提供高清电视、高速数据接入和语音等三网融合业务的能力，并借助电脑屏、手机屏、电视屏、社区屏等多种载体，面向不同群体和推送具有针对性的公共服务信息。
（二） 生活服务“树”的便利化
吉林市要以社区居民生活服务需求为出发点，建立完善的服务网络，推进社区生活服务建设。
吉林市的生活服务树主要从生活信息、便捷服务开展，汇聚社区周边生活信息，通过多种渠道，及时、准确地提供给社区居民，积极创新为居民服务的方式、方法，为居民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
（三） 社区管理与公共服务“树”的信息化
吉林市要以居民需求为导向，完善社区管理与公共服务功能，推进广覆盖、易使用的社区管理与公共服务信息化应用，提高社区管理与公共服务水平。
社区管理与公共服务“树”主要从社区管理、医疗卫生、社区文化、关爱救助、教育体育以及交通出行六方面着手实施。结合家庭医生制度，创新社区居民就医模式，为家庭医生提供随访、诊疗服务的信息化支撑，并建立完善的预约挂号服务流程，实现实时查看联网医院挂号就诊情况，同时为社区居民建立涵盖个人基本信息和主要卫生服务记录的电子健康档案，以及提供远程医疗服务，实现远程医疗会诊、远程健康监护等，构建社区远程医疗服务模式。充分发挥社区文化中心的公益文化服务功能，丰富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加强关爱救助信息管理，助力社区帮扶救助和养老助老工作的开展。关注社区学生教育和居民体质，营造社区和谐教育、健康环境，同时为社区居民提供全方位、高品质的公共交通出行服务，创建有序、便利的出行环境。
（四）小区管理智能“树”的建设
吉林市可以因地制宜，根据实际情况通过运用多种技术手段，打造安全、舒适、高效的智能化小区，主要做好居住区周界、重点部位和住户室内的安全防范，提高居住区整体安全防范水平，可以通过访客对讲、周界防越报警、闭路电视监控、电子巡更、管理与监控（物业运营管理、公共设备监控和小区门禁管理）、车辆出入与停车来进行管控。
（五）家居生活智能“树”的建设
吉林市可以引用先进技术，实现家居生活设备设施和家庭生活环境的智能化管理和监控，使居家生活更加舒适、安全、低碳，主要从家庭设备监控、家庭安全防范入手，利用各种探测工具和手段，对居家环境进行监控，保障人身和家庭财产安全，提升居家生活品质和安全。
三、吉林市智慧社区建设典型培树问题探索的意义
智慧社区是一种全新的社区生态模式，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体现，它需要结合到社区民生服务、公共安全、社会保障和社区管理等一系列基层社会治理，进行创新建设。吉林市通过智慧社区的建设来重构社区新型管理和发展建设，结合存在的背景和发展的时代性，吉林市智慧社区建设典型培树问题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智慧社区建设研究的理论意义
智慧社区在吉林市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和视角，纵然有理论研究和学术分析基础，但
真正的因地制宜的研究依然处于初级摸索阶段，原有的部分理论概念不能适应新型信息时代背景下社区管理。因此，吉林市智慧社区建设需要通过网络背景下，结合网络管理理论，依靠多元治理理论进行合作和自我契合。通俗来说，就是结合时代和信息发展要求，进行新型治理拓展，以更便捷、高效服务和管理为目标。
2.现实意义
智慧社区是社区的高级阶段，在信息化手段的基础上，重构“线下”现实社区和“线上”虚拟社区的结合体。把政府公共部门、私人部门、第三部门和个人等都囊括进智慧社区平台上进行互动和协商，共同参与治理社区公共事务。
首先是，政府通过信息化平台技术，建设一系列的智慧服务平台，更加高效地提供了社区服务，可以更全面地把握整个社区的服务建设，及时提供社区的必要服务，通过技术化手段进行监控和分析。
其次是，通过智慧社区建设，把社区资源全面整合，把社区的卫生、人文、教育、信息化搜索以及电子商务都进行互联共享，促进了社区的网络化和服务化。
最后是，通过智慧社区建设，激发了市场和社会活力，形成社区治理合力。通过打造现代化社区“智慧综合体”，创造社区成员之间的沟通空间和平台，从而为拉近社区成员之间的距离，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行性。
通过此课题研究，分析吉林市智慧社区建设的典型培树的优势和未来对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意义，最终目的是实现信息化时代基层社区的科学管理。
参考文献：
[1]张永民. 智慧城市总体方案[J].中国信息， 2014，05：145-156.
日前，成都三环路沿线多条公交线路站点告别了“拗口烧脑”的旧站名，正式启用新站名。之前成都公交站的很多旧站名很长，而且很多相邻站点站名区别不大，基本上只有一字之差，是由“东南西北”“内外侧”“一二三四段”等方位词组成。这些站名既长又相似，乘客一不小心就可能错过自己的目的地。告别“烧脑”站名，既折射城市治理的精细化，也反映出一种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近年来，随着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保障城市健康运行的任务日益繁重，加强和改善城市精细化管理的需求日益迫切。
一、存在问题
（一）机制不够健全，部门间缺少协同。一是智慧城市建设模式单一，对经济成本和后期商业模式思考探索不足，社会资本参与建设和运营的渠道、机制和水平有待提高；二是对智慧城市建设触及的思想转变、体制变革等深层次问题还缺少系统探索和实践，政府各部门间存在职能碎片化、信息孤岛化问题，在城市治理实践层面尚未形成合力；三是尚未建成具有引领性的智库体系。
（二）规划不够系统，城市信息基础设施尚不完善。一是在制度建设、标准体系层面尚不完善；二是城市数据交换共享平台缺失，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间需要共享和交换的信息缺乏长效稳定数据通道，各自信息系统相对割裂，没有很好融合；三是城市网络规划、建设、运维缺乏统筹和共享。
（三）城市治理质量不高，社会力量参与度低。一是缺少智慧城市的社会治理，质量低成本高；二是原有的数字城管无法实现互联互通，基层单位和社会力量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前路迷茫、后劲不足的困境；三是培育智慧产业的顶层设计和实施部署力度不够，城市各类信息化、智慧化应用难以满足市民、企业和政府相关的活动和需求，未形成社会力量多方参与的局面。
二、对策建议
（一）建立科学长效的工作机制。一是统筹推进智慧城市建设，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打造以市民需求为治理导向、以信息技术为治理手段、以协调和整合为治理机制的跨部门协同治理模式；二是建设“城市数据大脑”，着力破解部门间的信息孤岛和职能割裂，理顺数据归集协调机制，整合信息资源，推动建立数据决策机制，推进数据共享应用服务；三是建立专家决策咨询机制，形成专家领街、政府组织、多方参与、科学决策的工作机制。
关键词：“互联网+”；智慧治理；政府角色；路径
一、 “互联网+”时代智慧治理新内涵
2016 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及“互联网 + 政务服务”。以“互联网 +”创新和优化政务服务，推行简政放权，提升行政效率和公共服务能力，这是民之所望，也是施政所向。在“互联网 + 时代”，政务服务与时俱进，成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条件，也将是衡量国家综合国力和竞争力的标准。“互联网+”思维作为一种创新思维方式，一种经济发展业态，一种价值理念，因此政府如何把“互联网”思维应用到智慧治理中，实现智慧政府、智慧政务，已成为当前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个大问题。
智慧治理也是一个模糊的概念，经济、人、管理、流通、环境和生活都是智慧治理的内容，梅杰和罗德里格兹 - 玻利瓦尔（Meijer & RodríguezBolívar）对近年来智慧城市的主要文献梳理后发现，智慧治理至少有四个层面的内容，即智慧城市的政府、智慧决策、智慧管理以及智慧的城市合作。“互联网+”时代智慧治理中，政府到底扮演什么角色，成为我们当前需关注的问题。
二、“互联网+”时代城市智慧治理中的政府角色新定位
“互联网+”时代，城市智慧治理涉及政府、企业、公众等多元主体，政府不再是单一治理主体，政府通过“互联网+”等技术，高效率地实现智慧治理。在智慧治理中，政府扮演的角色已转变为多元主体的协调者、网络治理的监督者、法律法规的制定者。
（一）多元主体的协调者
传统的治理结构主要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单一主体，政府一揽独大。“互联网+”时代，通过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微信等新媒体的应用，打破了信息透明壁垒、信息垄断，企业、公众可以获取大量的信息，及时了解政府最新的相关的政策规定动态，参与政府决策的制定，参与政府活动的监督，拓宽了参与渠道，形成政府为主体，企业、公众相互协调智慧治理的新局面。
（二）网络治理的监督者
“互联网+”时代，政府进行网络治理主要依托网络平台，然而网络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滋生了诸如网络诈骗、黑客攻击、传播恐怖信息、窃取个人数据、网络赌博等违法犯罪行为，使得公众对政府不信任，网上政务服务的办事效率并未达到预计的效果。因此，政府应加强监督，重点监测热门网站和互联网企业，给予相关业务指导，提高其安全管理防范能力，加强个人信息保护，实现网络治理的安全、高效、便民。
（三）互联网法律法规的制定者
目前，虽然2016年政府报告中提出了要加大“互联网+”力度，但具体实施的法律法规还不明确，没有统一的实施办法，与现实发展的需要相比还存在立法层次低、立法分散、立法滞后等不足，因此政府应全面落实网络行政执法责任制，明确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的任务、职责和权限，必须进一步加强网络立法建设。借鉴国际先进的网络立法经验，“加快推动制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互联网数据管理、个人信息保护、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为实现智慧治理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实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三、“互联网+”时代政府进行城市智慧治理的现实意义
（一）有利于降低政府治理成本
由于政府、企业的信息数据整合度低、分散杂乱，各级政府、各部门不能有效利用其数据资源，跨部门、跨区域由于信息链的冗长，上下级信息传递延长，延误了决策的及时制定，必然也增加了治理成本。而“互联网+” 时代，智慧治理通过新社交如微信、微博、云计算等，使我们步入零边际成本的社会，它能挖掘城市治理中深层次的因果关联问题，主动发现解决城市社会治理难题的思路，通过整合政府、社会组织、企业以及志愿者等多元治理主体的资源，精准地从源头解决问题，大大降低政府治理的成本。
（二）有利于提高政府效能
政府公共服务“独此一家，别无分号”的“垄断性”，使公众对其服务质量、服务效率及时不满意，也别无选择，公众不能“货比三家”，无法形成政府服务机构提高服务质量的外部竞争压力。“互联网+”时代，智慧治理充分利用线上线下服务资源，推动线上线下互相融合，实现数据信息资源共享，简化政府办事流程，便利公众，让群众少跑路，数据多跑路。
（三）有利于提供精准化的个
“互联网+”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多元化、个性化问题将越来越突出，如何提供符合居民个性化需求的服务务成为基层政府面临的新问题。“互联网+”时代，智慧治理中，政府所面对的服务对象是一个个风格迥异的服务对象，其公共服务需求是多元化的，因此政府应通过线上线下服务，公众的网上渠道反馈，及时获取公众的公共服务的要求，不断改善服务质量，智慧提供精准化的个。
四、“互联网+”时代政府智慧治理能力的提升路径
（一）树立协同合作的智慧治理理念
“互联网+”时代，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应用，打破了信息界限，促进了信息的高度融合，在智慧治理中，社会需要的不是主导一切的政府，而是一个倡导、动员和推动跨政府组织边界和跨政府、社会与市场边界开展合作的政府。安提洛克（Anttiroiko）等人认为作为一个重要的未来趋向的智慧治理，它有潜力把新技术、社会系统和生态关怀整合起来，但是，智慧治理若要成为现实，还需要一个整合的或整体的视野与路径（Anttiroiko，et al.，2014：323）。只有树立协同合作的观念，改造政府原有行政流程，才能促使政府、公众、企业，社会组织相互形成协同、便捷、高效的服务局面。
（二）鼓励公众积极参与智慧治理
“互联网+”时代，借助计算机、网络、APP等信息技术手段，政务服务能实现超越时间、空间和部门等分隔的限制，政府应积极对现有信息系统进行改善，增加政府移动数据接口，公众通过微信、微博、政务APP等移动设备，多渠道的通过文字和图片进行信息传递，还可通过语音进行业务咨询，及时反馈政务意见与建议，促使政府全方位地向社会提供优质、规范、透明、便捷、人性化的服务，实现智慧性治理。
（三）加强培养“互联网+”高端人才的开发与应用
在“互联网+”时代下，政府应大力培养“互联网+”高端人才。建立专门的“互联网+”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定期研究制度，协调和推进“互联网+”工作小组。政府要加强对大数据相关产业在政策上给予支持，建立以企业为核心的“互联网+”产业。实行鼓励机制，加大财政投入，鼓励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以及企业联合开展创新产业技术的研发，增强技术创新能力，不断开发智能产品。
参考文献：
[1]童楠楠，窦悦，王建冬. 当前中国互联网治理应坚持的八条原则[J]. 电子政务，2016，160（4）.
[2]龙双喜，周四平. 网络政府治理模式构建路径分析[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4，30（2）.
[3]蔡旭. 网络强国背景下政府数据开放的探索[J]. 厦门特区党校学报，2015，141（1）.
一、常州“智慧城市”指标体系构建的意义
（一）指标体系是智慧城市图景设计的“导航仪”
智慧城市的理念、布局、建设是“有规划的社会变迁”过程，刻写的是政府、企业、组织和公民“全面互联、充分整合、激励创新、协同运作”的新模式。智慧城市指标体系是智慧城市的“量化版”，它对城市的布局、重点、层次、结构、空间、流程、特色等都有导向性的意义。目前，全球应用层面的智慧城市评估体系主要有：欧盟中等规模城市智慧排名指标、IBM智慧城市评价标准、上海浦东新区智慧城市指标体系2.0、国家智慧城市（区、镇）试点指标体系、南京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智慧台湾绩效指标等，这些指标对本城市以及其他智慧城市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先驱”角色和“导航”价值。
（二）指标体系是智慧城市发展样态的“度量衡”
智慧城市是由城市各个组成要件构成的有机统一体，反映的是一个城市体态结构与功能的运行质量和水平。基于不同的视角和层级，智慧城市呈现为不同的城市空间和城市意象，因而，测量的指标和维度不尽一致，如IBM认为“互联网+物联网=智慧的地球”，侧重于现代科学技术和通讯技术的感知和运用；欧洲中等规模智慧城市从“智慧人群、智慧经济、智慧治理、智慧流动、智慧环境、智慧生活”6个层面、31项二级指标来测量；国际智慧社区论坛（Intelligent Community Forun）把“宽带连接、知识型劳动力、创新、数字融合、社区营销与宣传”作为评价智慧城市的标尺；智慧南京走的是“智慧服务、智慧产业、智慧政府、智慧人文”的发展战略，因此，不管“智慧”邂逅“城市”耦合成怎样的面貌和样态，都需要指标体系来度量、细化和修正。
（三）指标体系是智慧城市纵横比较的“方位器”
目前，智慧城市的推进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市场主导型，即市场和企业对智慧资源的研发、推广和运用享有支配权，而政府只是协调者、协作者，这种模式主要存在于美国和西欧；二是政府主导型，即政府是智慧城市构建的主要推动力量，从规划、配置到实施都由政府主治，如上海、北京、深圳、常州等；三是市场+政府型，即把市场、企业的科技力量与政府的规制力量有机衔接起来，共同推进城市的智慧化治理，如新加坡、日本、马来西亚等。智慧城市的发展模式各具千秋，这些根植于民族、区域经济、政治文化的特色和优势，更能反映城市治理变革和进步的个性，而与之相契合的指标体系就是智慧城市“胎动成型”的方位器，其理念与图景、机制与体制、路径与战略、规模与层次、重点与布局都洋溢着自身的特色、定格自身的方位。
二、常州“智慧城市”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
（一）科学性原则
这是智慧城市指标体系构建的最基本原则，要保证指标体系配置的科学性：首先，明确指标体系设计的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既要论证理论预设的合理性、可行性，又要根据经济社会、信息化水平发展和创新，对智慧城市的丰富内涵、框架构成、基本特征、目标愿景、层次结构、发展动态、规律趋向等有科学认知和全面测量；其次，指标的名称、内涵、口径、范围、适用要有精准的界定和目标导向，指标选择与层次划分要合乎自然逻辑和标准尺度，不能有内容重复、标准不一、越界划分、顺序混乱等错误。
（二）系统性原则
智慧城市是许多要素构成的有机系统，因此，指标体系应遵循系统性构建原则，把相关领域纳入系统整体，正确调适和处理好局部与整体、基层与政府、行动与目标之间的关系，信息量得到充分反映，体现指标群的独立和完善，从各个角度、不同层次彰显被评价对象的特征和实态，而且还要体现对象的发展变化趋势。在智慧城市评估指标体系构建、指标选取、分值赋权上，要抓住智慧城市建设的核心要素，注重各个部分、要素的关联，符合事物发展规律，以保证评价的全面性和可信度。
（三）导向性原则
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将全面反映智慧基础设施、智慧规划、智慧人群、智慧政务、智慧治理、智慧民生、智慧产业、智慧家居、智慧意象、智慧生态等方面的内容，从发展的视角集中展示了智慧城市的最新理念、未来愿景、建设目标、内在逻辑、架框体系、感知能力等核心要素，必须具备强大的导向功能和激励力量，能起到指导和牵引中国智慧城市建设、预测智慧城市趋向、推动智慧城市提升的作用。
（四）可操作性原则
构建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不仅是一项理论研究课题，而且是一个重要的实践工具，要充分利用其进行实践分析，对现有的智慧城市建设情况进行评价，这才是课题研究的目的所在。因此，指标体系的拟设计要充分考虑在经济和技术上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其一，数据获取的简易性和精确性；其二，数据的可综合性和可分解性；其三，经济成本的低廉性和可承受性；其四，测量手段和工具的明细化和量态化。
（五）可比性与发展性原则
可比性是构建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及实际操作中的重要环节，它决定着评价结果的公信力。所以，选用指标时必须注重指标口径的一致性，保证指标体系在历时性和共时性上的比较优势和鉴别品质，同时在指标选取上注重把不可比要素转化成可比要素，并尽量与国际通用的指标相统一，以提高智慧城市评价的国际性。同时，适应区域和区段的特殊性，智慧城市的建设也有其特色和个性，指标体系的设置和赋权也应相应变动、修正和发展。
三、常州“智慧城市”指标体系构建的依据
（一）理论依据
1.Smart模型理论。此模型由中国软件评测中心智慧城市评价咨询中心设计，通过以下五要素为内涵展开：Service（服务）；Management（管理）；Application（应用）；Resource（资源）；Technology（技术），依托公共信息平台，实现政务、企业、组织和个人之间的深度感知和高效协同。
2.城市演化理论。其代表人物主要为伊利尔・沙里宁和黑川纪章，此理论从城市生命体和城市生态学出发，认为城市的各要素、部分，如设施、物流、资金、信息、人群、服务等是共生关系[1]，具有紧密的“功能性关联”，它们之间有机演化、互动协同、战略联接，共同推动城市从物理城市向空间城市的递升。
3.城市系统工程理论。该理论主要从系统工程论的视角，把城市大系统分解为若干高度联系的次系统，城市规划、景观、水电气资源、建筑、交通、排污、绿化等，以“时空观为理念，城市与发展为主题，城市系统、城市逻辑与城市制度为维度，发展阶段、发展规律、发展战略与发展调控为问题”[2]。
4.数字城市。数字城市是表征城市信息化的新形态，其代表人物有沃尔曼、卡斯泰尔、布互索等，他们从信息空间（I-space）的角度，构建和论证数字城市交互的海量性和虚拟性，认为人类的未来栖身之地不在“钢筋混凝土构造的现实城市中，而是在数字化组建的‘软城市’（Soft Urban）里”[3]。
5.网络拓扑理论。即城市空间中“人与人、人与事物、事物与事物之间的段落、距离”[4]，构成网络拓扑的空间结构，其主要特性为定向性和路径连通性。
6.城市意象理论。该理论由凯文・林奇创立，他认为，城市意象由路径、边界、节点、地区和标志五个元素构成[5]，意象是观察者的主观感知，具有很强的审美性。
（二）现实依据
常州市政府通过了一系列的规范性文件，如《常州“智慧城市”发展规划（2012-2016）》、《常州市“智慧社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等，有力指导了智慧城市的发展。
第一，国民经济各领域信息化成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助推器。建成了三农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常州名优农产品营销信息系统等一大批为农服务信息系统。互联网宽带实现了全市所有行政村的通达。信息技术广泛渗透到工业经济各个领域，全市建成了省级两化融合示范（试验）区2 个、示范（试点）企业77 家，产业服务示范园3家。
第二，电子政务促进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建成具有地方特色的“三合一”网络平台，实现了行政权力运行、法制监督、行政监察三大功能的全覆盖。“金审”、“金财”、“金税”等“金”字工程的建设推进了政务系统的管理效率和服务质量。人口基础信息数据库、自然资源和空间地理基础信息数据库等项目初步建成运行。
第三，社会公共领域信息化水平获得较大提升。社会保障市民卡已初步推广，逐步开始发挥服务公众的载体功能。社区管理信息系统全面运行。建成城乡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城市公共安全应急响应系统投入运行，实现110、119、120、122 的应急联动。
第四，信息产业快速发展。“十一五”期末，全市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突破1000亿元人民币，是“十五”期末的3.6倍，太阳能光伏、新型电子元器件等优势产品群的市场竞争力得到较大提高。全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101.38 亿元，是“十五”期末的10.5倍。
第五，以集约化为特色的信息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信息通信网络基本实现了宽带化、数字化和广覆盖。信息通信应用水平显著提升，固定电话、移动电话、数字电视、互联网等信息通信服务基本实现按需接入，生活信息化主要指标在全省领先。
第六，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初步建成。市电子政务安全体系逐步完善，网络和信息安全协调工作机制基本建立。建立了网络与信息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安全监管和应急保障能力不断提高。信息安全产业有所发展，涌现出一批从事企业、机关、公共机构信息安全保障的专业企业。
四、常州“智慧城市”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从智慧城市的系统性出发，构建智慧城市“智慧资源”、“智慧动能”与“智慧精神”三维一体的指标体系，在一级指标之下创设二级指标，并赋予5%的权重，彰显智慧城市建设的一般性与特色性，蕴含智慧城市构建的物质性与人文性，催生智慧城市发展的丰富性与国际性，进而实现常州智慧城市的可持续化。
三个一级指标分别是：智慧资源、智慧动能和智慧精神，相对应的二级指标分别是：智慧法律政策制度体系、智慧化基础设施与资金保障、信息化网络化物联化覆盖率、智慧产业集聚与发展、智慧组织和智慧人群、智慧社区和智慧家居、智慧生态与可持续城市化；电子政务与高效政府、智慧治理与协同服务能力、智慧安全与智慧城管、智慧优质民生保障、智慧发展与推动能力、智慧生活便捷性、智慧救济与法治回应力；智慧城市安全感认同感和幸福感、智慧创新创意能力、智慧智力资源潜能、智慧人文底蕴与软项目发展、智慧城市意象与个性化、智慧城市品牌文化体育卫生等的国际化。
参考文献：
[1][日]黑川纪章.共生城市[J].建筑学报，2004（1）：7-12.
[2]寇晓东，薛惠锋.城市系统工程的理论框架探讨[J].中国会议，2004（6）：380-382
[3]徐静，陈秀万.基于信息空间理论的智慧城市模型构建[J].科技导报，2013（8）：5.
关键词：“智慧城管”；城市管理；体系研究
中图分类号：C931.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06-0000-03
一、“智慧城管”研究综述
“智慧城管”是基于“智慧城市”发展而来的互联网技术在城市综合管理方面的应用，要了解“智慧城管”评价指标体系的发展情况，就要先知道“智慧城市”的概念和发展状况。
（一）国外研究现状
美国IBM公司最早提出“智慧城市”的概念，其目的在于更加全面的提升政府管理城市的能力。马克卢普和波拉特等美国学者从宏观层面出发，着重分析信息技术对于国家经济建设的促进作用，这属于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日本学者则建立“指数测评法”，通过将经济、社会和科技进行融合，提升社会的信息化水平；荷兰代夫特理工大学、奥地利维也纳理工大学等欧洲研究机构则联合测评，最早欧洲各城市的“智慧”程度排名。这一系列研究都旨在加快“智慧城市”和“智慧城管”的发展。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于“智慧城管”的研究，起步较晚，不过发展也较迅速，理论研究和实践建设上都有了较多突破，对于如何衡量“智慧城管”建设的指标体系也有较多学者提出自己的观点。较为典型的是李胜权等人的观点，他认为“智慧城管”的建设分为感知层、网络层和应用层。感知层是基础，包括设备和设施等；网络层是运营，包括网络服务和信息交换等；应用层是平台，主要涉及相关理论和技术的开发和维护。吴坚也认为，“智慧城管”可以让“小城管”发展成为“大城管”，这是城市综合治理水平的全面提升。
“智慧城管”首先需要技术上的突破，由技术上的突破带动管理模式和管理理念的变革。张才明教授则认为“智慧城管”的兴起源于物联网技术的发展，改革的主体是管理手段和管理理念的变化。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信息装备服务中心主任宋刚认为，技术手段仅是“数字城管”到“智慧城管”的变化之一，对象、理念、主体和参与方式的改变才是更为核心的东西。
综上所述，不少学者和机构都提出了有关“智慧城管”的发展理念，但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却都一带而过，缺少系统科学的研究。而作为“智慧城管”发展前提的智慧城市而言，其绩效测评体系却较为成熟。因此，我们应当在解读“智慧城管”发展理念的同时，综合智慧城市绩效评估体系，争取将两者结合，整理出一套依附于“智慧城管”的评价指标体系。
二、“智慧城市”相关概念、理论及研究
（一）“智慧城管”的界定
“智慧城管”知识社会创新2.0环境下城市化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互联网+”模式下的城市管理新模式。它不同于一般的传统城管，拥有新一代时时通信技术的支撑，将对知识社会的演进、民主社会的发展以及政府服务的质量起到决定性作用。此外，随着“智慧城管”的发展，新一代管理模式也将反作用于当代社会，对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进步、创新2.0的推动产生一定影响。
（二）“智慧城管”的特征
智慧城市有以下四个特征：第一，全面透彻的感知。通过新一代传感技术，实现城市管理中的综合监测；第二，智能融合的应用。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全面互通、互联、互动都得以通过无线网络、有线网络等技术得以实现，这为城市管理的实时应用提供了可行基础。第三，宽带泛在的互联。由于全面感知技术的应用，越来越多的成为信息的者，这大大增加了数据的量，使城市管理成为开放而复杂的巨系统。最后，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创新。重新解读用户、应用与协作，重新评估群众的力量，技术社会重塑知识社会，知识社会产生人本理念。
（三）“智慧城市”的驱动力
“智慧城管”的驱动力有二，一是城市创新生态下的知识社会，既当前政府所推行的“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政策，另一个则是以与计算、移动互联和实时通信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也既政府所推行的“互联网+”模式，这两者共同促使“智慧城管”的逐步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创新2.0是智慧城市的两大基因，缺一不可。前者是技术创新层面的技术因素，后者是社会创新层面的社会经济因素。由此可以看出创新在智慧城市发展中的驱动作用。
三、我国“智慧城管”及评价指标体系建设现状
（一）“智慧城管”发展现状
近两年来，我国开始着手建设城市管理信息化，解决了部分城市管理难题，但离真正实现数字化、自动化甚至智能化的城市管理还有很大距离。因而有必要借助于最新的物联网技术，构建新型的城市管理体系，以便可以快速自动地获取信息、加工信息，并迅速做出反应和决策，满足现代化城市管理的要求，真正构造“数字城管”、“自动城管”、“智慧城管”。
（二）“智慧城管”评价指标体系建设现状
当前，我国有关“智慧城管”的建设如火如荼，但有关其评价指标体系的建设却一直停留在基础层面，缺乏科学的、定量的、可操作的评价体系。此外，随着“十三五”计划的制定与落实，很多还不适合发展“智慧城管”的城市开始盲目启动相关项目，“形象工程”大行其道。在缺乏监督与测评的情况下，多数项目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
四、评价指标体系建立步骤
本文通过对“智慧城管”的相关解读加以理解，融合“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有关经验，通过以下步骤完成整个指标体系的制定。主要步骤包括：
（一）确定指标体系层次结构
本文将“智慧城管”的基础维度划分为：体制顺畅、机制高效、社会认同、服务过硬。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实用型的“智慧城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表1）。评价指标体系中的一级指标设定为：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社会认同、服务质量四大指标。每个指标都有若干个二级指标相对应。其中，管理体制包括：体制健全、责任落实、基层建设3个指标；运行机制包括：法治化、高效率、可持续3个指标；社会认同包括：公众参与、社会监督2个指标；服务质量包括：便民性、创新性、公正性3个指标。总的二级指标共有11个。具体指标如下：
（二）指标选取原则
在实际的评价过程中，“智慧城管”评价指标体系应该能够客观评价“智慧城管”建设的实际效果，城管的智慧化程度较为清晰，并且能够简练地表现如今的发展状况。此外，该体系还应该体现“智慧城管”建设的重要性、必要性以及不足，以便为期之后的发展提供建议。根据以上要求，本文借鉴国内外构建指标体系的经验，确立一下原则：①科学性原则。②普适性原则。③可获取性原则。④可操作性原则。
（三）确定指标选取范围
该研究在“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广泛收集有关“智慧城管”的资料，从城市管理和市民感知的角度出发，确立出指标选取的范围。北京、上海、浙江等省市作为我国“智慧城管”建设起步较早的城市，已经先后颁布了各自的“智慧城管”建设规划纲要，这对于其他城市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此外，当前我国正处于“十三五”计划的开局阶段，相关规划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它为“数字城管”的深化发展提供了方向。
（四）指标选取
指标选取的过程主要包括：①指标初选。由于缺乏“智慧城管”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经验，本文只能借鉴国内外“智慧城市”的相关成果，将已有的指标按照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社会认同和服务质量四个维度进行分类，将不符合我国国情的指标提出，同时也融合重复或者相近的指标，最终完成数据库的构建。②指标精选。同过实际调研与专家沟通，将初选指标进一步精华，最终获得24个三级指标。
表二、“智慧城管”三级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管理体制 体制健全 在线服务机构的建设与运作
相应的组织体系建设
责任落实 对横向上责任到位的推进
对纵向上有机衔接的推进
基层建设 基层街居终端建设
基层管理机构建设
运行机制 法治化 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健全程度
对专业规划的宣传效果
对相关法律、法规、制度的普及
高效率 时效性
应急事件的处理速度
可持续 资金人才保障
“智慧城管”能力建设水平
社会认同 公众参与 行业开放度
公众参与率
社会监督 政务公开水平
绩效评估与奖罚机制
服务质量 便民性 为弱势群体服务水平
为群众办实事制度建设水平
创新性 更新速度
理论研究与实践革新
公正性 执法规范程度
监管的有效程度
廉洁勤政提升程度
五、“智慧城管”评价指标解释
（一）管理体制
1.体制健全
市委市政府有高层次的城市综合协调机构、在线服务平台和网络保障体系，并长期规范的运作；有科学合理的在线城市管理体系，与“智慧城管”相配套的组织结构健全，职能清晰，分工明确，相关部门的单位性质、规格级别、人员编制与“智慧城管”的工作任务基本适应。
2.责任落实
纵向上，城市居民能够及时了解自己的责任与义务，在门店和街道的管理得以落实之余，使“门前三包”的责任制度得到完善和拓展；横向上，明确“智慧城管”服务部门的具体职责，引导社会组织的积极承担力所能及的城市管理任务，积极高效的开展城市管理工作。
3.基层建设
城市基层街居能够且拥有有效的在线终端，基层居民积极的在上面建言献策，参与到城市管理中来；基层管理机构对上对下都可以方便联络，工作效果显著。
（二）运行机制
1.法治化
完善与“智慧城管”有关的规章制度，并及时将这些信息在民众可见的平台上；此外，还应积极宣传这些规范标准，多维度地开展普法活动，运用各项技术，尤其是新一代实时通信技术，随时、随地、随需、随意的提供法律援助。
2.高效率
智慧城市管理系统建成并正常运行，能够发现问题、反映问题甚至能解决问，自动进行任务分配、评估和其他及时有效的活动；新闻媒体、社会团体和城市管理部门的相互交流，案件调查、新闻宣传、社会活动等信息传输的及时性；健全的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实践、修改和测试，及时锁定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更及时地做出响应。
3.可持续
坚持科学发展观，对长远发展有明确规划，在合理运作的同时减少资源的浪费。引进齐全、先进的的设备，并及时更新，做到最低损耗，最大回报。改善资本、人才、技术、设备和其他机制使“智慧城管”项目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提升“智慧城管”各职能部门的信任度和支持度，做到可持续发展。
（三）社会认同
1.公众参与
行业开放水平高。“智慧城管”与“数字城管”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公众的参与程度，这种参与不仅体现在信息获取的速度上，更体现在政府主动沟通的态度上。在这方面，城市管理应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积极学习商业运作模式，为百姓提供各类简洁有效的沟通方法。此外，还应对这群众的诉求做出及时反馈，营造良好的“政府―群众”关系，让每个市民都积极参与到“智慧城管”的建设中，对其未来的发展谏言献策。
2.社会监督
政务公开，全程监督。借助电子政务发展的契机，主动公开各项城市管理活动，尤其是并联审批、行政程序、法务活动及案件处理等。接受群众和媒体的外部监督，做好检察机关的内部监督，主动公开资金使用情况及人员调整安排等。召开经常性的群众座谈会、听证会，定期向社会各界通报“智慧城管”工作进展，主动和外部对接。
（四）服务质量
1.便民性
真正为人民群众考虑，以人为本，完善各项便民措施，真正发挥出“智慧城管”的便民效果。此外，更应该就爱强队弱势群体的服务和保护，让“智慧城管”体系为群众办实事，而不仅仅作为摆设。最后，还需要主动探索服务新模式、便民新方法，学习其他城市的经验，做到与时俱进，不断进步。
2.创新性
主动探索新型电子政务模式，结合“一站式服务”、“在线服务”、“上门服务”等新型服务方式，推进“智慧城管”的创新发展。与此同时，以自身为案例，资助“智慧城管”的理论研究，做到“有方案有理论，有理念有创新”。最后，加强各类宣传，树立典型，借助舆论的力量，为“智慧城管”的建设和发展造势。
3.公正性
公平、公正、公开，对不同部门、不同群体、不同活动一视同仁，对各类焦点问题实行有效监管和公正处置，保证公民的心态平和及利益安全。对于城市管理部门做错的事，主动公开相关细节，承认错误，保证不良行为不再发生。
六、结语
2016年是“十三五”计划的开局之年，“智慧城管”建设被越来越多的城市提上日程。互联网时代城市居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体现为多样性和多层次性，因此当前政府职能发展的方向是扩展公共服务职能，而“智慧城管”的建设恰恰有利于拓展城市管理部门职能范围。与此相对应，“智慧城管”评价指标体系建设也应加快脚步，这不仅有利于纠正传统城市综合治理的不足，也能根据评价体系探索未来城市的发展方向。建立一套科学、完备、可操作的“智慧城管”评价指标体系，较为准确的评价不同城市指挥管理水平的高低，为各地区城市管理的发展做出有益参考。
参考文献：
[1]（美国）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大数据时代[M].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2]（日本）DanKoh.智慧城市评价体系研究[J].城市建筑，2014（2）.
[3]荣文戈，熊璋，COOPERDave，李超，盛浩.智慧城市体系结构：实现技术和设计挑战（英文）[J].中国通信，2014（03）.
[4]迈克尔・巴蒂.未来的智慧城市[J].国际城市规划，2014（6）.
[5]沈健等.智慧城市：城市品质新思维[M].人民邮电出版社，2012.
[6]李林.智慧城市建设思路与规划 [M].东南大学出版社，2014.
[7]李圣权，齐韬河江.杭州智慧城管建设探究[J].智能处理与应用，2013（9）.
[8]吴坚.基于数字城管的智慧城管建设初探[J].产学研互动与科技创新，2014（1）.
[9]陈观林.基于智慧城市视角的浙江省智慧城管推进机制研究[J].科技与经济，2015（3）.
关键词：社区党建；覆盖力；智慧城区
中图分类号：D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7）03-0043-05
指出：“互联网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变量’，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社区是党的基层组织，是团结带领群众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落实党的任务的战斗堡垒。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全国智慧城市建设不断推进，为社区党建工作借助互联网平台，提升覆盖力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如何开发利用网络平台，促进党务、政务与服务融合，通过互联网更好地实现党务对政务、服务的引领，是当前党建工作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
一、城市社区网络平台的有利条件
当前，我国互联网经济发展迅速，城市社区各类网络平台非常丰富。同时全国各城市都在极力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多数城市已将“智慧城市”建设纳入地方“十三五”规划或城市发展规划，作为“十三五”时期城市建设的重点领域之一。这为我国社区党建工作运用互联网平台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一）城市社区网络高覆盖的有利条件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6年12月，我国网民总量达到7.3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3.2%，超过全球平均水平3.1个百分点，超过亚洲平均水平7.6个百分点。我国2016年全年共计新增网民4299万人，增长率为6.2%，我国网民规模已经相当于欧洲人口总量。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到6.95亿，占比达95.1%，增长率连续3年超过10%。
（二）城市智慧政务网络高覆盖的有利条件
1. 现实情况有利条件。2016年，政府微信公众号、网站、微博、手机端应用等在线政务服务用户规模达到2.39亿，占总体网民的32.7%①。互联网政务服务各平台的互联互通及服务内容细化，大幅提升政务服务智慧化水平，提高用户生活幸福感和满意度。各级政府及机构加快“两微一端”线上布局，推动互联网政务信息公开向移动、即时、透明的方向发展。
以天津和杭州为例，天津市正在积极推进全市电子政务发展，大力打造“一张网、一朵云、一灾备、一平台、一批数据库”的“五个一”工程，着力促进信息共享、业务协同，加快建设效能政府。杭州市智慧电子政务建设着力构建全市一体化的智慧电子政务管理体系，逐步形成以市智慧电子政务云为平台的政务数据归集、共享、开放和安全保障机制，全面提升政府管理、决策和公共服务能力。
2. 建设规划有利条件。2016年9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加强统筹，注重是效，打造透明高效的服务型政府。该文件提出的目标是在2017年底前，各省（区、市）人民政府、国务院有关部门建成一体化网上政务服务平台，全面公开政务服务事项，政务服务标准化、网络化水平显著提升。2020年底前，实现互联网与政务服务深度融合，建成覆盖全国的整体联动、部门协同、省级统筹、一网办理的“互网+政务服务”体系，大幅提升政务服务智慧化水平，让政府服务更聪明，让企业和群众办事更方便、更快捷、更有效率。
（三）城市智慧社区高覆盖的有利条件
1.现实情况有利条件。城市智慧社区建设快速覆盖。以天津市为例，西青区中北镇切实推进精细化社会治理，向“以基层党组织建设为核心，细化基础网格管理服务，强化政民互动、提升服务效能”的“同心圆”式治理结构转变，打造“一套网格管基础、一网平台管调度、一支队伍管执法、一套标准管考核”的一体化体系，形成“人人有责任、事事有人管、工作有流程、结果有考核”的精细化社会治理新模式。社区层面，目前已进行了96个智慧社区试点建设，项目总投入达到146亿元。在搭建社区信息服务平台的基础上，重点在安防监控、智慧养老、医疗服务、网络教育、智能家居、社区管理、电子商务、居民电子档案、智能楼宇、绿色建筑和建筑节能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索。
2.发展趋势有利条件。截至2015年4月7日，住建部公布第三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名单，我国的智慧城市试点已接近300个②。其中多个城市已将智慧社区作为智慧城市建设的重点领域。例如，天津市智慧城市建设“十三五”规划就将智慧社区建设作为智慧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发展便民贴心化生活服务。上海市“十三五”规划提出“提升社区事务一口受理系统等基层治理信息化系统功能，推进城市治理的精细化、可视化、协同化”。
（四）融入城市社区网络平台的有利分析
一是有利于技术设备基础，减少成本。信息化工作前期投入成本较大，借助社区现有网络平台已有的设备、终端、线路、平台基础，有利于党建工作快速推进，短期上线，减少前期基础设施建设成本。例如，天津市智慧社区代表性项目“社区有我”智慧社区应用管理平台，目前已融合社会组织、志愿者、专业社工、社区居民、企事业单位相互合作，将爱心积分、消费对接、出行支付、安防协防、健康管理等诸多服务进行整合，实现互联互通。
二是有利于广泛入户条件，快速覆盖。社区现有网络平台已经基本实现与社区对接，线上线下互动。“社区有我”项目2015年已经在天津市30家社区建立服务驿站，与67个居委会、146个物业项目、600家合作商家进行合作。2016年全市完成3000家社区有我品牌联盟，建设100个社区有我服务驿站，天津地区发行24万张智慧社区一卡通。目前已经拥有社区广泛的群众基础，有利于党建工作广泛入户，快速覆盖。
三是有利于网络平台影响，快捷应用。社区党建工作融合影响力较大的社区网络平台，利用现有平台受众基础，有利于实现快捷应用。例如，“社区有我”已经与天津市公安局进行合作，创新“互联网+群防群治”管理模式，建立了群防群治管理系统，包括群防群治人员登记管理系统、群防群治积分管理系统、二维码签到巡逻系统、平安卡管理系统等。该系统发动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社会治安工作、夯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础，将群防群治力量的实名登记、工作记载、成果累计、星级评定、表彰奖励、派发微信红包等环节通过互联网连接成一个闭环，实现人员准确分类统计、工作成果自动累加、星级评定自动生成，红包派发及时准确的目标。该系统由于解决了社区安全方面的长期顽疾，深受群众好评，应用较为广泛。
二、如何融合智慧社区平台建设城市社区党建工作平台
（一）技术平台融合建设的路径
全国各地区应在现有平台基础上，通过横向整合和纵向融合，逐步建成党建集成化系统和专业化平台。例如，天津市依托各部门、各地区现有的“党建云”、基层党建信息化网络、“津云”大数据平台、“天农网”等党建数字化平台资源，整合搭建成“天津党建”数字化平台，切实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党建工作网络覆盖体系。
（二）党建项目融入的方式
党建项目融入社区网络平台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四N：一是嵌入式。将党建项目相关应用以软件的方式嵌入社区现有网络平台。这种方式的好处是前期投资少，项目上线快。体现不为我有，但为我用的思想。二是并入式。将党建项目平台与社区现有平台进行横向整合，内容合并，实现强强联合。这种方式的好处是前期平台群众基础好，融合后平台内容丰富。体现大党建，多元参与的思想。三是纳入式。依托现有的党建平台，纳入其他社区网络平台内容。这种方式的好处是以我为主。体现党建工作处于引领地位的思想。四是分段式。分段式的发展思路是各地区结合本地现实情况，先考虑嵌入、并入式，再向纳入式发展转变。体现党建工作快速起步，循序渐进的思想。
（三）社区党建工作平台建设的基本思路
1.平台构架。平台总体架构应主要包括“一中心、三终端、四平台、五功能”。“一中心”即建设智慧党建“云”中心，实现上下信息整合、互联互通，实时感知、动态管理，数据汇总、科学分析，为加强党建工作提供决策依据和发展动力。“三终端”即平台支持网站、手机、电视三种终端设备，努力实现网站全部互联、电视到支部、手机到人。“四平台”是指打造信息平台、学习平台、工作平台和管理平台。“五功能”包括宣传展示功能、教育培训功能、组织管理功能、分析服务功能、资料存储功能。最终实现“一张网”“一张表”管理服务党员干部群众，有效提升工作效率。
2.平台服务。一是服务党员。以天津为例，积极协调整合全市各区各部门现有党员教育系统和平台，融合党建网站、手机、电视等多类型终端，融合政策业务、影像视频、先进经验、典型事例等各类学习资源建立学习资源库，坚持线上与线下相结合，实现党员教育培训全覆盖，为党员特别是流动党员实时参加理论学习培训、自测考核提供服务。
天津还探索为每一位党员建立电子档案，记录党员从入党之日起政党生活的全部历程，将“”、党费缴纳、民主评议、关怀帮扶等党员日常教育管理服务工作纳入“党员电子档案”，实现了党员管理痕迹化、党员评价动态化、党员考核定量化。
二是服务群众。通过网络平台，提升服务功能，运用数据分析实现精准服务。天津党建通过手机服务终端“有话要对组织讲”应用软件，快速反馈民情、民愿、民意。天津以和平区和西青区为试点，通过以小区、街道为线，将全区细划为若干个社区网格，并配备专职网格员，由各专项业务部门结合社会发展情况，创新指导网格力量具体工作，网格力量在落实管理实施工作基础上，主动发现、感知社会群众反馈，与专项业务处室实现良好互动，创新群众问题及时解决路径。通过网格员的定时巡查，发现任何民生相关问题，随时用手机拍照上传，由后台的上级指挥中心根据问题归属，直接推送到相关职能单位，并对问题后续解决情况进行督办反馈。
例如，天津市西青区试点通过“群众微心愿，党员来点亮”应用软件实现志愿服务订单式操作，快速实现党员群众一对一帮扶，既提升群众对党组织的感应度，又强化了党员的模范先锋作用。后续天津市还将会把全市3700多个农村基层党组织和500个困难村帮扶工作有关信息进行数据集成和分析处理，并整体接入全市党建数字化平台，依托信息化手段实现精准扶贫脱贫，为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保驾护航。
3.平台应用。一是党组织与党员、群众之间互联互动。党组织可以与党员实时连线，随时视频沟通。通过“党建地图”的应用，党组织随时掌握党员位置，一旦出现突发性事件，可以在第一时间内动员周边党员赶赴现场处理问题。二是党员与党员、群众之间互联互动。通过党建互联网网络平台、手机移动平台和社交互动软件的应用，打破了党员之间的地域界限、层级界限，真正实现了党员之间上下互动、平等参与、信息共享互动。三是党务与政务、服务之间互联互动。党务、政务、服务最终在基层社区融合，通过一体化办公平台、统一数据库的搭建，解决了社区党组织人少事多，对口多个部门，信息不能共享兼容的问题，实现社区党务、政务、服务的融合。实现党建工作的全天候零距离传播，增强了党的凝聚力。也实现了党员时时在线的透明互动监督。
4.平台管理。一是量化管理。将党建工作量化处理，通过设立党建指数、为民指数和舆情指数三个工作指标，以及敬业指数综合指标，通过党务工作者具体完成的工作事项数量系统自动打分，并汇总生成社区党支部工作指标，实现对社区党组织和党务人员的公平、公正、公开考核。二是实时处理。借助北航数据分析RING系统，通过互联网平台、网上论坛等抓取相关信息数据并进行实时分析，作为党建工作实时监督的基础。
三、融合城区智慧平台提升社区党建工作覆盖力的重点事项
党的十对社区党建工作提出“以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为主要任务，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要求。社区党组织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实现为民服务的宗旨。互联网是一种手段，社区党建信息化工作应服从社区党组织“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实现为民服务的宗旨”这一任务需求。借助互联网，进一步提升社区党建工作覆盖力，应遵循以下三个原则：
一是坚持大党建互动的原则。社区党的工作要承担起凝聚党员、凝聚群众、凝聚社会的责任， 就必须按照中央“以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为主要任务”的要求， 进一步健全多方参与、党政结合、服务为先的区域性大党建的新格局。要增强党的工作在社区的覆盖力，必须融合智慧城区平台，加强党建与政务、服务的互动，以“地区性、群众性、公益性、社会性”为抓手，以共同目标、共同利益、共同需求为纽带， 形成社区“网络资源共享、合力服务群众”的整合机制。在社区党建工作的操作上，可以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健全社区党建工作协调机制和党建资源整合机制，围绕“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参与、百姓得益”的工作理念，开展工作，沟通情况，交流经验，切实做到社区党务、政务、服务融合发展。
二是坚持服务为先的原则。服务是社区工作的主旋律，需要党和政府、广大人民群众不懈努力，以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强化政府的服务功能。要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在社区各项工作中的引导、指导、服务作用，以对社区各类群体、单位、组织和广大居民群众出色的服务，来赢得各方对党的领导最大支持和拥护。借鉴天津“有话就对组织讲”“群众微心愿，党员来点亮”的做法，以网络平台结对帮扶、对口互助、爱心捐助等形式，积极构建“上级党组织为下级党组织服务、党组织为党员群众服务、党员为群众服务、群众为社区服务”的新型服务链，把社区党组织对群众的服务落到实处，促进各类组织、居民、党员融入社区、服务社区，使百姓得益，确保社区和谐稳定。
三是坚持公众参与的原则。社区是群众自治组织，社区党组织需要以党建工作创新带动社区治理转型，实现由垂直科层结构向多方参与“同心圆”式治理结构转变，在国家、组织、机构和个人等多元化主体之间形成平等的互惠合作格局，增进各类组织和居民的认同、互信、互惠。社区党组织作为党执政的组织基础，发挥其在社区公共治理结构中的政治功能，充分体现党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党组织在树立服务群众意识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引导、带领社区群众参与到社区事务中去，强化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同时，融合城区智慧平台，提升社区党建工作覆盖力过程中，应注重以下三个方面的事项：
一是统一领导。统筹规划建设协调党务、政务、服务的“大党建”一体化平台，融合现有的党务、政务、服务平台资源，梳理各类现有终端设备软件，以集约的思路实现集成化、专业化的平台建设。同时明确“大党建”网络建设主体、资金来源、运营方式、维护责任等，避免各方重复投入，建设资源浪费。
二是顶层设计。中央组织部、工信部等部门，应协同合作做好顶层设计，提出党建信息化工作中长期总体发展方向性指导意见，并结合国家经济社会整体发展需要，针对党建工作不同领域提出阶段性工作重点。顶层设计要切实明确总体构架、融入方式、基本标准、运营规则、进度安排等。各省、市、地区在中央一般性要求的基础上，完成规定必选动作的同时，可以附带开发一些符合当地文化特色和贴近党员群众需求的特色功能，以提高平台的黏性和吸引力。
三是上下联动。一方面实现组织上下级联动。通过在线视频、实时考核等方式，上级组织随时掌握下级组织工作情况。上级党组织能够在系统中一键生成数据、图表、文字等格式的党建工作成果总结，来对基层党组织工作进行实时监督，并针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指导，使党建工作更加透明、公正、高效，实现组织上下级联动。另一方面实现平台线上线下联动。社区党建信息化平台应“接地气”，与所在社区的“智慧社区”、社区群防群治等系统相融合。借助智慧城市、智慧社区的发展，将基层党建落脚到智慧小区党建，构建以街道为中枢、社区为节点、小区为末端的智慧城市基层党建体系。“智慧社区”数字化平台集生活资讯、家庭服务、在线购物、邻里社交等功能于一体，便于社区即时解答党员群众疑问，提供党务咨询、家政服务、劳动中介等各项工作和日常生活服务信息，机动有关重大事件防范处理的倡议等，大幅提升社区党组织快速动员、精准传达、高效管理、服务群众的工作效率，实现社区居民线上线下生动互联的城市生活。党员参加组织活动、参与群防群治等志愿服务后，能够获得社区平台、群防群治平台的奖励积分、红包派送，并能在线下超市兑换成日用商品或者以献爱心的方式进行捐赠。通过这种方式，既能够缓解街道社区等基层党组织难以开展活动的压力，也能调动党员积极性，益于形成党员志愿服务的长效机制。
注释：
① 数据来源于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② 根据《关于公布国家智慧城市2014年度试点名单的通知》（建k科〔2015〕15号）数据统计。
参考文献：
[1]刘天晓.城市社区党建的现状、困境及破解[J].现代交际，2016（3）.
[2]课题组.中关村科技园区石景山园非公企业党建工作[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0（4）.
[3]储霞.运用互联网开展党建工作的思考[J].理论探索，2012（1）.
9月15~16日，国际城市论坛2011年年会在北京隆重举行。论坛以“建设智慧城市，创新社会管理”为主题，我国首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研究报告》。
围绕论坛主题，与会领导和专家分别从科学执政看全面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城市变革与城市管理创新、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着力点等方面发表主旨演讲。在第二天的圆桌论坛上，获得2011年度“中国城市管理进步奖”的城市代表围绕智慧城市建设和创新社会管理这一主题，以化解民怨和顺应民意为主线进行了深入研讨，取得了积极成果。
信息技术引领城市变革 智慧城市重在社会管理的“智慧”
2011年被誉为中国智慧城市的元年。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已有上百个地区提出建设智慧（数字）城市的目标，28个省市将物联网作为产业发展重点，80％以上城市将物联网列为主导产业。
智慧城市是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以数字信息基础设施为平台，以实现人口、产业、空间、土地、环境、社会生活和公共服务等领域智能化管理为目标的全新城市形态。智慧城市建设，不仅是以硬件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城市改造工程，更是一个城市系统重新再造的过程。中央党校校委委员、组织部部长赵长茂在论坛发言中指出，社会管理的前沿性要求建设智慧城市。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孕育和兴起，并推动了产业变革和社会转型。信息网络从一个技术工具正在变成与社会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科技的前沿性直接投射于社会层面，各种问题直接表现为社会矛盾，并呈现扩大化、关联化、整体化的趋势。在这一背景下，现有的社会管理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与市场化、多元化、网络化、动态化的社会环境之间不相适应的矛盾和问题日趋严峻。
与会代表认为，智慧城市带来的不仅仅是生产力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带来了生产关系的变革，推动着城市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的变革，是从根本上优化城市治理模式、优化城市运行机制的“解决方案”。同时，以信息技术引领城市变革，不断提升城市管理的效能和质量，这既是智慧城市的核心要义，也是推动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切入点。在此次年会上，“智慧城市实验室”首次公开亮相。作为我国首家智慧城市发展研究平台，该实验室将通过打造可视化的电子政务信息平台、智能化的领导决策支持系统和多元化的智慧城市共享空间，为未来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从化解民怨到顺应民意 创新社会管理要抓住本质规律
论坛圆桌会议期间，获得2011年度“中国城市管理进步奖”的各城市代表阐释了他们在社会管理创新方面的实践经验――
山东泰安市从管理理念、管理主体、管理方式、管理手段等方面探索系统化的社会管理创新，改变了过去单纯管控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模式，从单纯重视政府作用向社会共同治理转变；从偏重管制、控制向更加重视服务，重视协商、协调转变；从偏重事后处置向更加重视源头治理转变；从偏重行政手段向多种手段综合运用转变，真正实现了社会管理惠及民利、保障民安。江苏淮安模式改变了传统事后被动处理的维稳工作方式，实现了事前主动预防，完成了对社会稳定问题由粗放式治理到集约式治理的转变，充分体现了基层基础，源头治理的现代公共治理理念。同时，把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此外，还有北京市朝阳区的“全模式”社会服务管理系统，上海市浦东新区的智慧城市指标体系，厦门市的“无讼社区”等等。
从建设智慧城市，到体制机制创新，从社会风险评价，到政府公共服务，从加强社会参与，到解民怨顺民意，这些来自基层的鲜活实践为我们梳理出未来城市社会管理创新的现实路径，那就是无论是决策层面、执行层面、监督层面还是参与层面，创新社会管理必须从化解民怨走向顺应民意。与会代表认为，民意才是需求，尊重民意才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最本质规律。要把群众满意作为社会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顺应民意贯穿到社会管理的各个环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放在社会管理的首要位置
作为此次论坛的一项重要成果，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推出的国内首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研究报告》指出，我国城市整体上已进入一个典型的危机频发期，主要表现为五种不稳定因素与九大纠纷极易诱发和放大为社会危机。与此同时，“五全两信”问题正成为社会公众关心的焦点。食品安全、药品安全、医疗安全、生产安全、网络安全成为引发社会矛盾最敏感的“导火索”，而政府失去公信，社会失去诚信又成为隐藏在这些“导火索”背后的“炸药包”。
有教无类智慧的产生有其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学在官府是奴隶社会的传统，有教是奴隶主贵族的特权，贵族以外则无教。随着春秋晚期奴隶社会王权衰落，奴隶主阶级分封和宗法制度失序，社会动荡，诸侯争霸，战乱频繁，天下大乱，以致“官学”渐废，礼崩乐坏，社会处于“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境况。作为封建地主阶层的孔子，家道衰败使他产生迫切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怀有强烈的济时救世精神。孔子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创办私学，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思想，让“学在官府”走向“学在民间”，打破奴隶主贵族对教育的垄断，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举。
什么是有教？一是有教的机会，即强调了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体现了受教育的公平性。二是有教的课程，即所谓“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李充解释“四教”为：典籍辞义谓之文，孝悌恭睦谓之行，为人臣则忠，与朋友交则信，以文发其蒙，行以积其德，忠以立其节，信以全其终。三是有教的目标，即仁智勇的君子，后来经孟子发展为“仁义礼智”，董仲舒扩为“仁义礼智信”。这“五常”成为中华伦理价值体系中的最核心要素。所以有教是公平之教，是文行忠信之教，是仁义礼智信之教，是成就君子人格之教，是每个学人都向往之教。
什么是无类？一是教育的对象无类。没有贵贱、贫富、智愚、地域、年龄的区别。二是教育的学制无类。夫子设科，往者不追，来者不拒，自行束修以上，未尝无诲，且诲人不倦。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提倡自觉自知，自强自重，止于至善。三是培养的人才无类，经过教育都能成为君子。愚者能智，恶者能善，不肖者能贤，贱者能贵，贫者能富，从而改变世袭社会里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的现状。所以无类是无世袭之类，无天生之类，有教就可以打破有类，就可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可以实现理想和抱负。
有教无类是一种教育智慧。教育的本质是立人。有教无类培养具有君子完满人格的人，人人都能成人，人人都能为仁为善，人人都可成为君子，或者人人都在成为君子的路上。有教无类是一种昭示，一种指引，使人人都为拥有君子人格而努力学习，努力成长。有教无类作为教育智慧，肯定人的价值、提升人的能力、弘扬人的精神力量，实现人的和谐发展，展示的是一种教育理想。
有教无类是一种政治智慧。春秋时期生产力的提高，物质财富的增加，新兴地主阶级的兴起，社会处在分化大变革时代。如何建立合理的社会阶层流动机制，对于重建政治生态和社会价值体系就尤为重要。有教无类，学而优则仕，为社会分化提供了一种“从身份到契约”的转换机制，为政治文明和社会进步创设了稳态运行的基础与环境，逐渐形成主流的政治认同心理，社会生活方式和族群关系准则，为国家治理提供了一种开放、自由、平等、流动的社会分层机制，机会均等，从先赋转为自致，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在履行契约的过程中实现自由流动。有教无类作为政治智慧，让每个人都能从身份社会转向契约社会，本质上是人的解放，是用法治取代人治，用后天努力取代对先赋特权，使社会成为一个互联互通的异质体系，使全体国民享有共同的政治生活和政治理想。
大数据出现，是应对快速变化的有效方法。可以说未来企业、产业乃至政府都需要具备大数据这一“第二智商”或“技术大脑”。
任何时代都有其核心资源，农业时代的核心资源是土地和水，工业时代的核心资源是矿产和电，现在信息时代的核心资源就是互联网和大数据。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的核心资源都是有形的，信息时代的核心资源是无形的，是一种思维、一种技术。在信息时代，谁掌握了这种以思维和技术形式体现的力量，谁就能适应快速变化，并得到发展。个人如此、企业如此，智慧城市建设也应如此。 智慧城市是城市发展新模式
智慧城市是城市发展的一种新兴模式。智慧城市的服务对象面向城市主体，即政府、企业和个人，它的结果是城市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提升和完善，终极表现为人类拥有更美好的城市生活。智慧城市的本质在于信息化与城市化的高度融合，是城市信息化向更高阶段发展的表现。可以说，智慧城市是继土地城镇化、人的城镇化后的第三种城镇化方式，即科技城镇化。
目前，国内智慧城市建设存在“雷声大、雨点小”的尴尬局面。主要原因在于智慧城市在大多数人的眼里是指基础设施智能化，投资大，效果不明显；重“表”轻“里”，孤岛问题严重；政府主导为主，公众、行业参与不足，容易造成形象工程形成新的泡沫。如何走出一条多赢的、可持续发展的智慧城市建设发展道路，是摆在各方面前的一个问题。
我们认为智慧城市“智”在基础设施智能化、“慧”在大数据、“难”在城市。基础设施智能化投资大、见效慢，是一种“硬实力”；大数据是一种“软实力”；城市千城千面统一难。过去建设智慧城市的传统思路普遍是重视建设硬实力，忽视软实力的建设；先建设硬实力，后才考虑建设软实力。这也是造成目前智慧城市各种问题的主要根源所在。能否站在时代制高点上，充分发挥“大数据”和“互联网”力量，转变传统智慧城市建设思路？
作为国内率先提出产业互联网概念的亚信公司，在基于多年智慧城市丰富实践的基础上，率先创新性提出指导国内智慧城市建设的完整理论体系，即城市操作系统（CityOS）的理论体系，走出了一条新型的智慧城市建设道路。
城市操作系统的理论体系主要观点概括为：随着智能手机普及、网络带宽不断升级，以及云计算的成熟，智慧城市建设要以“大数据”和“互联网”力量为依托，优先进行软实力建设，采用互联网思维和手段，实现政府以及各行业的数据汇聚、融合、开放，带动发展大数据产业，通过大数据改进城市的管理，促进应用创新，探索数据运营，培育新兴产业，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并以此反哺智慧城市硬实力建设。
随着大数据价值的逐步体现，城市管理者们对于基础设施智能化将会有更深刻认识和科学决策，这个时候再投资建设各种基础设施智能化时，就不容易造成盲目投资，而是有的放矢地进行投资建设，使每项投资效果最大化。
城市操作系统的理论体系充分借鉴了成熟计算机操作系统的理论体系，城市操作系统的特征是“连接、开放、使能”。
城市操作系统的核心理念是连接一切、开放汇聚数据、使能应用创新和数据交易促进数据流通。借助城市操作系统可以形成统一、高效的新型城市运行体系，覆盖城市管理、社会治理、民生服务、产业服务等方方面面。城市操作系统将建立凝聚社会力量的途径和手段，能使公众、行业从智慧城市建设的旁观者成为参与者，众“智”成“城”。同时，城市操作系统也将建立起政府主导的无限网络空间，通过政府引导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 城市操作系统提升城市管理能力
城市操作系统分三个层次来建设，在启动层次利用内部数据解决内部问题，即建立政府内部数据汇聚机制，解决政府内部数据的汇聚共享问题，如构建可视化的城市管理服务中心，提升政府治理效率；在增强层次利用内部数据解决外部问题，或利用外部数据解决内部问题，通过支撑智慧行业应用，汇聚智慧城市各智慧应用产生的数据，关联融合，缓解物理空间城市病等问题；支撑城市规划、解决城市病等大数据应用，提升政府治理现代化能力；在价值层次，利用汇聚数据创造新的价值。
在这个新模式下，智慧城市建设路径分近期和远期两个阶段。
近期阶段首先通过城市操作系统连接城市服务对象，即政府、企业、公众，以及管理对象，即环境资源、设施资源、服务资源，为汇聚尽可能多的数据建起链路、为开放更多的能力建立通道，增强智慧城市作为自适应系统的信息获取、实时反馈、随时随地智能服务的能力。
数据驱动应用，数据创新应用，通过对城市大数据的综合利用，可以催生出前所未有的智能化应用，充分渗透入城市运行的各个领域，面向各类对象提供唾手可得的信息服务，促进城市又好又快地发展，推进“智慧城市”完整体系的形成。
应用提升服务，服务产生数据，多样化、碎片化的应用形成新型的服务内容和模式，催生新的数据，从而建立起城市数据汇聚的正反馈环。建设路径的远期阶段是数据运营，由政府指导，市场化运行，开放政府大数据的开发利用权限，借助社会的力量充分发掘大数据的价值，推动城市管理和服务能力的提升，引领产业繁荣，使智慧城市建设走向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
总结来看，这种新型建设模式带来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能够打造新兴产业链，促进信息消费，撬动经济发展。城市操作系统引导和推动信息资源的社会化开发和利用，为政府、企业和公众提供创新平台，丰富信息产品和信息消费内容，增强信息产品供给能力，培育信息消费需求，从而发挥信息的经济化价值，有力促进经济结构转型。该产业链具有结构层次高、绿色无污染、带动作用强的特点，是城市有效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着力点，既利当前又利长远，既稳增长又调结构，必将成为撬动经济发展的新支点。
其次，能够助力治理体系现代化。通过国家、省、市三级城市操作系统架构，有可能打造全国信息化体系，破解部门、城际、省际各级信息孤岛，为建设透明开放政府奠定基础，形成更大的创新空间，真正全面建成信息社会。
通过城市操作系统指导的智慧城市建设，将会汇聚城市“管理、服务、运营”的全局、全方位数据，从而可能为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总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信息化支撑，比如将来中央一个新的政策出台，可能是发送一个软件配置文件，各地瞬间同时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