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这些论文的选题要求比较好，或者别人没有研究过的，或者你在别人研究的基础上使用的方法不同得出不同的结论的，或者你和别人的研究视角不一样的，总之，如果有几篇类似的文章，你采用相同的方法，并且没有得出新颖的结论的话，你不用投这些期刊了。
2.这些期刊发表的论文至少60%以上是由国家或各部委或各省份等基金资助的项目，没有基金资助的项目也同样可以发表。造成这个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这些期刊都是比较牛的，而能发的人一般也都是有一定的地位的专家或者其所带的博士生，硕士生，自然发的文章看上去有很多都是项目资助的。
3.要注意各期刊的口味，有些喜欢实证的，有些喜欢偏理论的，比如经济学（季刊）所倡导的就是严格的，规范的分析方法，很多同学学过经济学分析方法，应该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虽然不排除定性分析，但主要的或者说我所看的该刊物的文章几乎全部都是计量的。经济研究虽然说并不必然要求文章全部要计量，也喜欢非计量的文章，但大家看一下经济研究的文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再比如自然资源学报（我们土地领域非常牛的期刊了），你如果投的是资源经济的文章，要求有数据，但计量模型不能过多，而资源科学则不是这样，比较偏爱计量的文章。建议大家投稿前，先阅读一下所投期刊的文章。>>>更多博士毕业论文
【关键词】关中天水经济区统筹科技资源科技计划
建设统筹科技资源改革示范基地,是国家在实施《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中赋予我省的一项重要任务和重大机遇。统筹科技资源,是国务院在批复的所有经济区发展规划中,首次提出的概念。从关中─天水经济区的实际看,尤其是关中地区,其科技资源优势突出,但由于体制等原因,科技实际贡献能力并不理想,寄希望于通过对科技资源的统筹整合和优化配置,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使这里最终成为具有较强核心竞争能力的战略高地,进一步提升科技对经济社会的支撑引领作用,示范辐射作用,实现率先发展,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统筹科技资源改革是关天经济区建设的活力和发展的动力源泉
1.1统筹科技资源的内涵
“科技资源”的内涵,从内容上看,是科技人才、科技活动资金、科学研究实验(试验)装备、科技信息等要素的集合,或者也包括科技组织资源;而从体系结构看,包括科学与技术所形成的坚实核心、专业技能系统、技术市场、制度界面等。“统筹科技资源”是促进公共科技领域中科技资源的共享与合作,实现科技资源高效配置,促进国家或区域创新系统中知识和信息的高效生产和流动,强调的是促进科技资源的共享与合作,促进知识和信息的高效生产与流动,最终目标是实现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统筹科技资源与科技资源配置的差别在于统筹科技资源主要依赖于政府干预,而科技资源配置还要包括市场化的配置方式。目前,我省科技资源配置存在许多问题,说明科技资源配置效率还比较低,需要通过优化配置予以改善,我认为比较适合我省当前发展的情况的配置方式,是加强政府在公共科技资源投入及其整合中的主导作用,并利用政府职能推动科技资源市场化配置,即通过科技资源整合实现优化配置。
1.2统筹科技资源是进一步提升科技对经济社会的支撑引领作用,实现率先发展,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首先,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决定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科技资源配置,是实现生产力创新提升的根本前提。进入21世纪,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正孕育着新的重大突破,将深刻地改变经济和社会的面貌。科学技术应用转化的速度不断加快,造就新的追赶和跨越机会。因此,要站在时代前列,迎接新科技革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强化科技创新战略,科技投资作为战略性投资,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超前部署和发展前沿技术及战略产业,实施重大科技计划,着力增强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其次,从“一高地、四基地”建设及相互联系看,其中最具影响力和最有带动作用的也首选统筹科技资源改革示范基地。只有在这个基地建设上取得突破,才能保证其他基地(高地)建设的成功实现。最后,从关中─天水经济区的实际看,其科技资源优势突出,但由于体制等原因,科技实际贡献能力并不理想。通过对科技资源的统筹整合和优化配置,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使这里最终成为具有较强核心竞争能力的战略高地。
2关中-天水区域科技资源存在的问题
(1)从科技资源来看,西安是西北地区科教资源最为雄厚的地区,高度集中,拥有76所大学,80多万在校大学生,3000多个科研院所,94个国家重点实验室,西安拥有一批达到国际水平的开放型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一些尖端技术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多种学科的基础理论、应用研究和专利转化成效显著,科技进步对西安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009年已达53%,西安综合科技实力居全国第三。形成了在国内举足轻重、在亚洲颇具影响的教育科技综合实力。而关天区域的其它地区科技资源配置则相对较弱,创新能力弱。
(2)由于中央与地方条块分割、军工与民企分属管理,以及产、学、研之间关系不协调等体制性原因,致使陕西省整体上的科技优势,一直未能得以充分展现。因而,“统筹科技资源改革”,应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切实解决好“中转省”、“民”、“研转产”的问题。
(3)根据目前的现状,统筹科技资源改革示范基地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二元”问题。第一个“二元”是资源上的二元,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问题。一些资源是中央政府控制,一些由地方政府控制;一些是以中央企业为代表的科技资源,而另一些则是以地方企业为代表的科技资源。高校也具有两重性,即地方政府高校和中央部属高校。第二个“二元”是如何形成科学和技术的统筹。第三个“二元”是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的二元。
总的来说,就是在科技和资本所有属性下,以中央企业和中央高校、地方企业和民办高校所表现出来的二元化,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的二元,科学和技术的二元化。如何将二元转化为一元的过程,解决统筹科技资源的问题。
(4)科技资源统筹乏力。科技资源配置具有浓厚的部门特色,难以发挥科技系统整体优化功能,分散大于集成,致使相关部门对科技资源不能统筹管理,从而导致科技资源没有得到有效配置。
3建立长期科技规划和年度科技计划制度,统筹科技资源
3.1科技计划在统筹科技资源中的作用
政府在科技资源整合中的干预手段通常有两种:一是通过科技政策、法规,二是通过科技计划。科技计划是为实现科技发展目标而设计的和策划的、在相应的条件下组织实施的行动方案,在科技资源整合中的表现如下:
(1)科技计划具有科学性和前瞻性。科技计划是在科学技术的探讨论证的基础上,结合当前或未来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经专家确定的科技发展行动方案,具有科学性和前瞻性,使它容易成为科技发展的共同愿景,因而对科技资源的统一利用具有指导性和号召力。
(2)科技计划需兼顾科技发展与社会发展的需求。为使有限的科技资源充分发挥效力,并使科技进步为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服务,在确定发展任务时,需要综合考虑科学发展的需求和希望通过科技进步解决的社会、经济问题,以便集中资源解决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需求压力本身客观上促使科技计划必须重视科技资源的整合和优化配置。
(3)科技计划采取增量带动存量,滚动发展的方式。科技计划制定之前首先是对原有科技资源进行调研,在对存量充分衡量之后,确定追加投入的数量;科技计划在立项过程中,也要审核申请者已有的的科技资源和科研实力。通过增量投入引发存量部分的再配置,既利于充分发挥存量的效力,也利于整合和优化配置科技资源。
(4)科技计划拥有一套全面系统的规划利用科技资源的工具。科技计划由目标定位、期限、范围、支撑手段、组织管理模式、绩效评估等诸要素组成,能以比较完备、成熟的方式规划利用科技资源,其中包括:第一以课题为中心、以课题组为基本活动单位,允许跨专业、行业、单位、区域择优聘用研究人员,这是它能够实现跨专业、行业、单位、区域地整合科技资源;第二能通过资金联合、计划间的协作、申请条件限制等方法,促进各种科技合作,并通过合作整合资源;第三能灵活确定和调整科技投入在研究阶段、科研主体和产业技术上的比重,从而使科技资源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中试、试验发展等研究阶段,在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企业等科研主体,在不同产业领域之间得到优化配置。(5)科技计划能促使科技资源与社会、经济资源整合。科技计划通过推动产学研结合,推动科技为政府、为社会服务,促进科学家与社会的交流互动等方式,促使科技资源与社会、经济、文化等其它资源结合,并使科技资源充分发挥效力。
3.2科技规划和科技计划管理申报制度
科技规划、科技计划项目是我国科研管理中的一个主要手段,针对我省科技资源的实际,应在基础研究、应用开发、和成果转化与产业化的科技活动的各阶段上推出一系列的专项科技计划,形成完善的科技计划体系,促进经济、科技和社会协调发展,发挥科技计划体系不可替代的作用。
建设科研项目管理制度,包括项目立项管理、实施管理以及结题验收管理知识产权管理等,形成科技管理体系的保障政策与法规、信息服务系统。进而通过项目带动促进科技资源优化整合,并使其成为一项不断推进、长久坚持,与国民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相配套的建设任务。
4解决统筹科技资源体系中存在问题的对策及几点建议
4.1以建立科技报告体系为起点,推动科技计划项目的科学化管理
由于科技报告在科技计划项目管理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建议以建立科技报告体系为突破口来启动科技计划管理,建立科技报告体系的具体建议有:研究提出我省科技报告管理体系工作制度及保障政策与法规,构建科技报告管理工作流程,确定协调管理以及参与部门,单位的职责,以工作制度的形式体现。
整理关于科技报告制度的现有政策,研究拟建设的科技报告管理体系是否与当前的知识产权,保密等政策,法规存在冲突,提出协调机制,补充出台保障科学技术报告管理体系的管理政策或法规。
4.2建立科技计划项目的全过程管理平台
(1)建立“一站式”的网络化科技计划项目管理系统,依靠该系统,科研人员可以通过统一的门户登录并提交各类申报材料;在项目执行中,科研人员可以根据项目的要求提交各类过程管理文件,项目验收结束后,提交的成果性文件将直接形成为科技报告资料库中的相关档案。各类计划项目管理人员在组织项目的申报、评审、过程管理、验收、推广等环节中,均可以利用这个平台来进行网络化的流程管理,效率可望及大的提高。同时通过该平台,社会公众能有机会参与到科技计划项目管理的有关环节。
(2)建立基于科技计划项目管理信息的决策支持系统。该系统应能及时、快捷地提供通过平台而得到各类统计数据,组织专家对这些数据和资料进行分析和深度挖掘,通过定期总结,完成科研项目经费使用、省对科技的投入和产出、科技项目领域和行业分布情况等信息研究报告,直接为相关政策法规和管理制度的出台提供决策支持,便于统筹科技资源。
4.3健全区域创新服务体系
(1)建立区域创新服务平台,结合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构建一个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创新服务平台,平台通过信息技术和现代化网络技术充分整合区域内企业、高校和政府以及国内外的资源,实现资源共享和专供服务。
(2)健全创新服务机构。科技创新服务机构是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创新服务机构须围绕区域优势产业、特色产业和区域科技先导型产业,提供技术检测、技术转移、技术培训、创业孵化、科技咨询、竞争情报等服务。加强信息共享和建立良好的协作机制,加速知识扩散,以提高成果转化率。
4.4通过科技计划整合跨专业、行业、地区的资源
(1)在同一科技计划内实现跨专业、行业、地区科技资源整合,需要设置多元化的投入目标体系,通过目标分解使科技计划渗透到各个行业,专业和地区,再通过统一的资助原则、资助领域、资助区域等实现各目标之间的协作。这种按行业划分的方法,就可以实现跨专业、跨机构、甚至跨地区集中人才资源、试验装备的整合效果。
(2)利用科技计划体系进行资源整合
利用科技计划整合科技资源、就是把一个复杂的科技资源整合目标分解成多个子目标,然后针对各个子目标分别制订科技计划,并使各子计划之间在功能上相互协调与促进,在内容、规则上相互衔接或配合,制订科技计划体系包括以下两种情况:建立跨行业整合科技资源的科技计划体系,建立跨地区整合科技资源的科技计划体系。
通过科技计划、项目使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开发等类型研究既相互分离,又相互协调和促进。
4.5构建共享科技资源的政策法律支撑体系
(1)为使科技资源共享立法更容易进行,在立法规划编制过程中,要把握两个基本思路:一是在立法规划核心法的定位上应遵循“先易后难”立法路径,一步一步推进立法,成熟一项,制定一项,二是在立法规划核心内容的界定上应遵循“增量建制”的立法思路,在现有利益增长格局以外,创设一个新的利益增长点,以求在立法建制的过程中不断加大科技资源共享总量,扩大可供在各个利益集团间进行分配的份额,把改革成本和风险控制在尽可能小的程度上,获得最大限度的各方受益支持和法制上的持续性。
(2)政策框架
为保障科技资源共享法规建设的顺利进行,需要多方构建科技资源共享法规建设的支持体系、在政策方面,需要确立自然科技资源共享过程中政府参与和扶持的指导思想,制订有关科技资源共享强制性,倾斜性及综合性政策,为科技资源共享法规则建设提供政策依据。
4.6合理配置科技资源,着力发展关中-天水经济区区域比较优势产业
产业结构趋同既造成地区间的过渡竞争,同时也造成资源(包括科技资源)配置的不协调及浪费,政府在制定区域的产业发展政策时,应该从比较优势出发,主要是从该地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或行业中产生,发挥比较优势只是被动地适应资源禀赋特点,而创造竞争优势则是主动地催生新的比较优势或获得动态比较优势,竞争优势是比较优势和规模优势及技术优势的综合,通过创新不断创造新的竞争优势,这样才能保持优势产业的持续发展。为此应加强战略分析和长期规划,重新评估发展的条件和发展目标,合理配置科技资源,制定科技计划和规划,特别是应当深入分析和研究到底有哪些优势和劣势,然后在些基础上通过制定长期规划,确定在支持和发展的重点领域。
5关中-天水区域统筹科技资源体系
关中-天水区域的科技资源共享与技术转移活动是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活动本身即构成一个系统,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以及高新技术基地和企业是最主要的活动主体,产学研合作则是最主要的活动方式,为了促进该空间系统的科技合作与技术转移的高效运行,有效的对策必然是一个系统。该对策系统在本质上是一个巨型综合平台,一个网络化的系统,构成该系统的要素包括人才、资金、技术、政府、政策、体制、机制、法制、信息等,这些要素在系统内有机结合,密切联系,高效有序,优化配置,自由流动,支持产学研合作,进而实现系统的目标,促进科技合作与技术转移的高效运行,达到统筹科技资源的目的。
从长远看,关中-天水经济区科技资源共享体系的建设对该区域的创新发展需要持久的强力的支撑,整个区域达到区域科技经济一体化,所有领域都在奔向一体化,区域科技资源共享的大合作大转移必将成为制度,成为常态。
参考文献
[1]丁厚德.中国科技运行论:科技战略与运行管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
[2]朱付元.我国目前科技资源配置的基本特征[J].中国科技论坛,2000年(2).
（一）能够实现增长和公平的兼顾
社会生产一定要解决好三大问题，也就是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为谁而生产，而解决这三个问题的方式就是各项具体的经济制度。现代人常常只看到资本对于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却未能注意到制度安排之缺乏对于经济发展所产生的不利影响。一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未能很好地实施经济建设，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未能更好地形成保障与鼓励资本积累的相应法律环境。充满效率的制度能很好地促进本国经济实现新的发展。反之，缺乏效率的制度会抑制甚至妨碍经济发展。我国农业经济的增长不但取决于资源之节约与高效，同时还取决于经济制度对于农民所具有的激励作用。农业的发展除经济的增长之外，农业法治还应当在减少不平等、失业以及贫困等各个方面为我国农村社会作出新的贡献。农村法律制度之设计应当与农业现代化相互结合起来，要将农业经济的增长与农村发展进行更为紧密的结合。事实证明，将发展等同于经济发展，未能给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以全面繁荣，反之还引发出大量繁杂的社会问题。比如，巴西、伊朗等国家就因为片面地追求本国经济的增长，造成了经济的失衡以及通货膨胀的加剧，以至于出现了贫富差距悬殊之恶果。经济的发展只是量的不断增加，而不代表结构之优化，所以并非是真正的增长。
（二）能够推动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合理配置
我国《农业法》通过法律形式明文规定了政府职能、国家应采取的措施，从多个方面积极扶持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以及农业劳动者更加积极地发展农业生产。我国积极引导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以及广大农业劳动者依据市场之需求来调整当地的农业生产结构。农业生产活动一定要做到有法可依。政府在指导农业生产的过程中要依据法律规定、程序来进行。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处在起步的阶段，一旦离开了政府的积极组织与引导，农业市场化就会遭遇挫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属于弱质化产业。因此，政府应当全面应用财政杠杆，从而充分地发挥出政府所具有的引导性作用。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组织者，一定要积极面对这一问题，从而确保公共利益得以实现。当前我国农村普遍存在着的经济社会问题就是典型的公共问题。在解决以上问题的过程中，政府具有特别重要的责任。当前，我国农业市场尚处在起步阶段之中，市场理想条件并不具备，而政府管理部门之介入进行监督与调控，则是建设良性农业市场的重要条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中，政府不但要规范市场，而且还应当依法行政，从而很好地限制政府权力。最能合理反映出政府和市场关系当属经济体制。农业经济体制应当适应于我国农村发展的现实状况，这就需要分清何为市场范围、如何实现市场和政府的最理想配置，而选择经济体制之目的就在于找到市场和政府之间最为适合的结合方法。
二、当前我国农业经济立法存在的问题
（一）农村市场秩序立法不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无法离开公开、公正与公平的市场秩序，而其形成则有赖于我国法律制度之规范。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农村经济是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农村市场在总体市场份额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然而，我国农村市场秩序中具有农产品交易市场秩序不佳、农村市场中假冒伪劣产品不断出现、地区保护主义频现等问题，这就需要出台专门法规加以规范。
（二）农民权益保护立法不足
为了确保农民群体的权益，一定要从法律法规上明确农民所具有的权利，并且规范各部门涉农收费的行为。虽然各地制定了许多具体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的地方性规章，但还缺乏全国性的立法支持。同时，我国农村社保立法相当薄弱，因此，健全完善农村社保制度对提升农民群体的抗风险能力，保护农民群众合法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亟需实施法律上的规范。
（三）农业发展立法不足
目前，我国经济立法缺少全盘考虑，具有部门立法不够平衡、立法重点不够突出等不足。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之下，农业发展中的自然和市场等多重风险决定了发展农业无法离开政府所实施的宏观调控以及公共服务，而这就需要运用法律制度加以规范。如今，我国经济立法在此方面有所
不足，政府服务内容的规定显得较为模糊。同时，农业贸易立法有所不足，需要加以强化。
三、推动我国农业经济立法的对策
（一）完善农村市场秩序方面的立法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经济也在持续壮大，这些均迫切需要切实规范我国农村的市场秩序。为此，应当制定出一部能够规范我国农村市场秩序的专门性法规。目前，我国经济立法法规对于农村市场秩序只有零星的规定，却没有专门化、规范化法规。农村市场作为综合面相当宽泛的市场，主要有农产品、农村商品、农村劳动力以及农业服务等诸多市场，而以上市场秩序之建立和发展均需专门立法加以规定，以实现我国农村市场竞争的规范化，为我国农业、农村的发展提供更好的环境。要针对破解一些所出现的地方保护主义进行全面规定，运用经济立法来推动公正、公平的农村市场秩序之建立。同时，良好的农村市场秩序无法离开各级政府部门的监督与检查，而政府机构的这些行为既可能能够促进我国农村市场秩序的规范化建设，也可能对农村市场秩序形成不合理的行政干预，这主要取决于政府行为的合理程度、自身职责权限的明确状况。所以，要健全完善我国农村经济立法就一定要明确政府在维护农村市场秩序上的相应的职责，进而防止出现行政权力扰乱农村市场秩序的行为。
（二）健全农民权益保护方面的立法
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不仅是政府的重要职责，而且还是维护我国农村社会稳定与加快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要求。一是我国农民权益保护立法一定要以切实减轻农民群众的负担为重心。虽然近年来我国立法机构已经通过了诸多防止加重农民负担的法规条文，但是农民群众的负担还是较为沉重，这不仅有法规执行力度不够的因素，而且还有法规无法适应于各地具体形势变化之要求而造成的。所以，在健全农民权益保护立法的过程中应当继续以降低农民群众的负担为其重心，假如农民负担无法下降，那么保护农民权益自然也就难以实现。有鉴于此，立法机构在实施农业经济立法时在制定涉及到农民权利与义务、涉及到农民负担、涉及到禁止向农民乱收费的具体内容之时，不但要注重让法规条文更具可操作性，而且还应当依据形势的变化确，对现有的法规条文进行合理的修改，从而防止各类变相地加大农民群众负担行为的出现。二是要针对当前我国农村社保制度的不足而对农民权益保护造成的影响。当然，健全农民权益保护立法还应强化农村社保立法，运用立法积极探索如何建立起适应我国农村实际状况的现代农村医疗、养老等社保体系，从而强化对农民权益所进行的保护。
（三）推进农业发展方面的立法
论文摘要：对于对外贸易迅猛发展的中国而言，人民币汇率波动的贸易效应受到了学术界广泛关注和思考，本文将对相关文献按照总体和区际分类的角度的进行评述。
1．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中国总体贸易效应研究评述
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关于人民币币值汇率波动对我国总体贸易影响的讨论一直十分激烈。纵观这些成果的研究结论，大致可以分为三种观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有着正面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有着负面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影响不大。
1．1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正面影响
魏巍贤早在1997年发表于《统计研究》的《中国出口与有效汇率的关系分析》一文对此有比较详细具体的实证分析研究，最终笔者得出结论：从长期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出口总量的不断增大与有效汇率的持续贬值密切相关，因此这意味着两方面内容，一是我国以促进出口增长为目标的汇率政策是长期有效的，改革以来的汇率贬值确实起到促进出口长期增长的作用；二是我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尽人意，长期的出口增长过分依赖于汇率的贬值。临时眭政策因素在短期内也百弱f起出口总量的变化使之脱离它与有效汇率的均衡关系水平。
另外，李海菠2003年在《世界经济研究》发表的一文《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的关系》根据1973—2001年的年度统计数据，采用与魏巍贤相类似的方法．即用单方程协整分析检验调整后的实际汇率arer、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出口额和进口额的协整关系。加之eg两法估计它们之间的长期关系，最后使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了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也得出了相类似的结论，即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并且笔者还证实了实际汇率可以改善短期内中国的对外贸易状况。
通过检索文献发现．该类文献的数量相对而言比较少，原因应该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事实与该理论有所不一致。
1．2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负面影响
郑恺2006年发表于《财贸经济》的一文《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基于sitc比较》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负面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简要综述如下：
根据有关的国际贸易理论，决定对外贸易通常有3个变量。第一是外国收人大小，第二是相对于外国商品的贸易条件，第三是货币比价即汇率大小。由此，为了度量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必须控制以上3个变量。但由于gni不存在月度统计数据，笔者采用美国的工业生产指数来代替gni或gdp数据，此外由于我国不存在进出口价格的完整时间序列数据，因此可以利用实际汇率进行替代。在构造实证模型时，笔者将波动率作为外生变量，在存在协整的情况下，相应采用var的扩展vec模型来估计估计短期内波动率对贸易波动的影响。其构造的模型为：
其中，ex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数量的自然对数值，i表示为不同的行业，ipf为美国工业，生产指数的大小，r表示人民币兑美元的实际汇率的自然对数值，v表示实际汇率的波动率，ecm为误差修正项，反映了贸易变化的长期趋势。j表示变量滞后阶数。
笔者运用了以上var的扩展模型进行分析，由于var可以解决不平稳数据造成的不稳定性以及内生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因此可以更好的估算出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他研究了自1994年以来中国对美国按sitc出口贸易与实际汇率波动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的一些行业受汇率波动的负面影响较大。
此外，李建伟、余明2003年在《世界经济》发表的《人民币有效汇率的波动及其对中同经济增长的影响》一文也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围总体贸易有负而影响”这-fq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笔者利用的是1995年1月一2003年6月的季度数据，与郑恺使用的方法不同．李建伟、余明两位学者运用的是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的十日关关系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是影响中国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的重要因素，从而他们认为人民币有效汇率大幅度波动会对中国经济增长形成巨大负面冲击。
1．3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影响不大
曹阳、李剑武于2006年在《世界经济研究》发表的《人民币实际汇率水平与波动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一文基于1980—2004年的年度数据，首先用ak—garch模型测算出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波动率。最后采用engle—grnager两步法，进行了协整分析，从而对“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行研究，笔者发现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增加对我国的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不显着。
强永昌等2004年于《世界经济研究》发表《有关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对外贸易分析》一文．笔者通过对我国1990—2001年各种价格研究了1990年以后的人民币汇率和中国对外贸易的关系。首先分别构建了出口方程以及进口方程，根据1990—2001年的样本数据，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最终得出了中国对外贸易出口额、进口额与人民币实际汇率之间存在的弹性关系不大，相关性较弱的结论。
综上所述，以上三类文献分别从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的正面影响、负面影响和影响不大三个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
2．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中国区际贸易效应研究评述
刘巍、郭友群2003在《国际经贸探索》发表了《对人民币汇率与广东省进出口额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一文，笔者运用广东省1987-2001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人民币牌价汇率变动1个单位，广东省的出口额就同方向变动o．15亿美元．人民币牌价变动1％，广东省出口额就同方向变动29％。这个结论说明，人民币贬值有利于广东省出口的增长。得出同样结论的有关研究文献是戴世宏2006年发表于《上海金融》的《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上海市贸易收支的影响》一文，笔者采用adf检验，对上海1993—2004年度的gdp、进口额及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进行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贬值有力地促进了上海市出口贸易的增长，这种促进作用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断增强；进口方面，人民币贬值对上海市进口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以上两篇文献主要是基于实际汇率与进出口量的关系分析，而陈志昂2001年发表于《商业经济与管理》的《人民币汇率与浙江出口变动的实证研究》一文则是分别考虑了实际汇率和名义汇率对贸易的影响，在泰米姆·贝佑米估计的贸易方程的基础上，利用浙江省1990-1998年的相关数据，建立了以汇率和贸易国国内生产总值为变量的长期和短期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分析得出结论：人民币名义汇率对浙江出口正相关，实际有效汇率对浙江出口负相关，但汇率弹性较低。
所以，结合以上文献总的来看，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各省对外贸易的影响的不同结果符合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中国制造”和“世界加工厂”逐渐形成的事实，并且市场规模的出口效应大都分布在中国的沿海发达地区，基本与经验判断一致。
【关键词】市民社会发展，葛兰西，哈贝马斯
20世纪之后，市民社会问题的讨论经历了两次高潮。第一次是在30年代，以葛兰西为代表。第二次是从80年代末至今，以哈贝马斯为代表。在这两次讨论中，市民社会从经济的角度规定市民社会，转移到主要从文化角度规定市民社会，即由把市民社会看做主要是经济活动领域，转移到把它主要看做是一个文化批判的领域，看做是一个建构公共理性和生成公共伦理的社会空间。
（一）葛兰西对市民社会进行了全新的理解和界定
晚期资本主义在经济领域的表现主要是垄断的形成，而在政治文化领域则表现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得到了更新与改造。进入20世纪之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十分注意对市民社会中各种自治团体和组织的影响和统合，极力把它们纳入到国家的政治观念框架之中，使之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在野的”帮手。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合力作用之下，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在表面上已经成为建立在民众同意基础之上的合理形式。葛兰西较早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的这种变化，并以市民社会理论对之进行批判。
正是基于这一理论取向，葛兰西认为市民社会不属于人们进行劳动生产的经济活动领域，不属于经济基础，而是属于上层建筑的一个部分，在他看来，上层建筑分为两大领域：一是政治社会（political society），二是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这两个领域分别是对社会实施统治的不同权力形式，前者实施的是强制性的权力，后者实施的是建立在“同意”基础上的“文化领导权”。对此，他指出“我们目前可以确定两个上层建筑‘阶层’，一个可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之为‘私人的’组织的总和，另一个是‘政治社会’或‘国家’。这两个阶层一方面相当于统治集团通过社会行使‘霸权’的职能，另一方面相当于通过国家和‘司法’政府所行使的‘直接统治’的管辖职能。这些职能都是有组织的、相互关联的”。实际上，葛兰西认为市民社会是制定和传播意识形态特别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各种私人的或民间的机构之总称，包括教会、学校、新闻舆论机关、文化学术团体、工会、政党等。市民社会在葛兰西那里主要是指文化一意识形态关系的领域，这一领域乃是统治阶级实现“文化领导权”（cultural hegemony，又译“文化霸权”）和革命阶级建立对立的“文化领导权”的主要领域。
葛兰西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的理论就是要为无产阶级改造现实社会提供一种理论武器。他在把市民社会延伸到文化批判领域的同时，剔除了经济关系领域，把市民社会看成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主要是因为它看到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已经得到了巩固这一事实，认为必须从经济的批判转向政治和文化的批判，才能切中要害。葛兰西的这种理解开辟了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的新领域，赋予市民社会理论新的意涵。此后，当代西方思想家的市民社会理论，显然继承了对市民社会概念所进行的这一创造性的发掘，把视线从经济关系领域转向了文化批判领域。
（二）哈贝马斯对市民社会理论的推进
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理论产生于二战后。战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中，福利国家的政策和国家干预主义普遍盛行，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国家计划更是无所不包，几乎垄断了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的背景下。面对这种情况，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社会制约国家权力的重要性。而至后来福利国家政策的失败和90年代初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标志着现代国家神话的最终破产，市民社会理论成为人们重新思考合理社会秩序的最佳理论定位。
哈贝马斯在综合各家理论的基础上将市民社会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他从文化角度对市民社会的功能进行了分析。哈贝马斯认为，市民社会是一种独立于国家的“私人自治领域”，它包括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其中私人领域是指由市场对生产过程加以调节的经济子系统。“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则是由私人组成的、独立于政治国家的各种非官方的组织所构成的社会文化系统，它包括“教会、文化团体和学会、独立的传媒、运动和俱乐部、辩论俱乐部、市民论坛和市民协会、职业团体、政治党派、工会等”。公共领域实际上是社会文化生活领域，它为人们提供了对讨论和争论有关公众利益事务的场所或论坛，在这里理智的辩论占主导地位。哈贝马斯市民社会概念中的第一个领域基本上与黑格尔和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范围重合，属于狭义的市民社会，第二个领域则大致和葛兰西市民社会概念所指涉的范围重合。
在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的“私人自治领域”中，他更重视第二个领域，即社会文化系统。在他看来，晚期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文化危机正是来自国家对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破坏。他将整个社会系统分为经济系统、政治行政系统和社会文化系统。在哈贝马斯看来，在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中政治国家的合法性根据来自于市民社会的社会文化领域，政治国家是在市民社会的社会文化领域中形成的一系列政治原则塑造起来的。只有当社会文化系统在市民社会中获得高度的自治和空前的解放，并且与政治国家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现代国家才具有不竭的合法性资源，社会才会获得良性的发展。
黑格尔、马克思和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概念强调的侧重点的确有所不同，前面两个强调经济领域，后一个则强调社会文化领域，但不能仅仅据此就认为他们的观点是截然对立的，因为从市民社会的现代旨趣即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两分法来看，黑格尔、马克思和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概念是一脉相承的，它们共同构成了现代市民社会的理论体系。正如哈贝马斯所说：“我在论述国家和经济的转变时所依循的理论框架，是由黑格尔法哲学初步勾勒出来，并得到青年马克思的加工。”
参考文献：
[1]〔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中国社科出版社， 2000年版，第7页。
关键词：领域法学理论；金融法学；概念；必要性；应用
近年来，国家一直在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加强重点领域的立法工作。金融领域属于重点领域之一，在此背景下金融法学体系应运而生，在立法、司法、执法过程中都得到了相应的完善和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社会经济问题越来越复杂。金融法学因其性质上的特殊，无法完全归属到任何一个部门法中，制约了金融法学的发展。面对此种情况，应该改变原有的理论指导体系，解决目前存在的矛盾。领域法学理论的出现，就为金融法学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
一、领域法学理论的概念
领域法学，主要是以问题为导向，以特定的领域、现象为研究对象，集合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门学科于一体的法学理论学说。目前，财税法学、卫生法学、金融法学等都具有明显的领域法学特征。
首先，领域法学是一种以问题为导向的法学理论学说。其主要解决的是特定领域内存在的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会借鉴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人文社科，与其他学科理论相结合，解决在特定领域内存在的问题。相比于传统的法学理论，领域法学具有一定的开放性、集合性和综合性，能够解决目前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复杂性问题。
其次，领域法学理论是一种法律规范分类。一方面，对于现存的法律来说，领域法学理论不再强调法律规范从属于什么部门法，更多地是通过所解决的问题、所涉及到的领域对法律规范进行划分。在划分之后，进行整合，形成该领域内的、完善的法律规范体系，更好地解决重要领域内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对于在特定领域内出现的问题，传统的部门法思维可能无法解决部分复杂的问题，通过运用领域法学理论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更有利于制定出科学的、全面的法律规范。
二、领域法学理论应用在金融法学中的必要性
领域法学理论应用在金融法学中有一定的必要性。一方面，金融法学非常符合领域法学理论的特点，金融法学也是着眼于金融领域，以在金融领域内解决金融问题为核心。领域法学理论中所强调的重点领域，其中也包含了金融领域。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在金融领域内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复杂，为了解决这些法律问题，有时必然会引入其他学科的理论知识，如经济学、社会学等，这就会导致金融法学无法纳入到任何一个部门法中，传统的部门法分类已经限制了金融法学的发展。通过领域法学理论的应用，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并且，领域法学理论具有一定的开放性、综合性和集合性，能够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知识，解决金融领域内的法律问题，为金融领域的发展提供保障。
三、领域法学理论在金融法学中的应用
金融法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独立的体系。在金融法学体系中，能够看到领域法学理论的应用。金融法学主要是解决金融领域中存在的问题，在研究过程中不仅有总体理论，还对各金融子领域进行了细致的规定，例如证券法学、银行法学、票据法学、信托法学。并且金融法学还会不断地开放式发展。金融法学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适用各种法律规范，如民法、经济法、行政法等，包含了多种部门法律规范。在金融学发展过程中，体现着领域法学理论的特征。
其次，随着领域法学理论的应用，金融法学还会根据金融领域存在的问题，创造性的催生出新的法律规范。例如，在金融交易领域中，国际上形成了净额结算制度、信用支持制度等。我国在金融交易领域，也借鉴了国外的立法经验，但目前来看，部分制度并不符合我国的部门法学理论，无法得到落实发展。在领域法学理论的应用下，对于这部分制度，会进行完善和发展。此外，对于一些绿色金融、互联网金融方面的问题，也会充分运用领域法学理论，借鉴各种部门法律规范和各学科的理论知识，解决这些问题，创造性的完善法律规范。
关键词：中西方经济学；文化与经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关系
经济学虽然是社会科学门类中的一种，但是其研究的具体方向也可以说属于科学领域，因此经济学领域研究富有科学性，科学领域的研究有时间的推移和发展，根据对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发现，其发展过程也有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经济学领域如今属于一项科学，因为其研究过程秉承着公平、公开、公正，拥有一定的客观性，没有人文主义色彩.在早期经济学的研究方式十分单一，而且，其研究方式仅仅局限于经济学的研究，并没有和其他领域有所关联，因此也导致了经济学研究处于一个一成不变的状态。延伸到如今的中西方经济发展，中西方虽然在文化上有一定的差异，但是针对主流的经济发展趋势仍然存在一定的共通性。
一、关于中西方经济发展的背景
（一）西方经济发展背景
其实在本质上，中国的经济学领域中有西方经济学的影子。对于西方经济学来说，其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两种经济形式为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西方经济学自发展到今天已经经过了200多年，其经济形式的创造经过了很长的研究过程。在最开始，研究者执着于如何利用经济学创造财富，于是在西方创造了早期的流通领域，并且科学家也承认了经济与财富的某种联系，这一思想在西方的传递比在东方传递的更久远。在这一阶段代表科学家首次以重商主义的思想提出了劳动价值论。慢慢的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资本的原始积累的进行产生了资产阶级革命，这场革命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于是在该阶段出现了所谓的真正经济学，也就是出现了一个新的经济学思想。起初亚当提出了国富论，提出劳动是国民财富的源泉，把经济学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移到了生产领域，进而丰富了经济学思想，使之处于一个自由的状态，但是这种经济学思想比较禁锢：希望政府不要干预经济的发展。亚当之后，西方经济学主要属于古典经济学，其理论基础是劳动价值论，即经济学家认为劳动是社会财富的源泉，价值由劳动决定。但是在此基础上，该时期有经济学家提出了反对思想，提出了所谓的边际效应，认为价值来源于消费者，所谓的经济也必须有一个标准，这种潮流称为边际革命，于是出现了一定的思想误区，关于价值和经济的关系也出现了混乱。之后阿尔弗雷德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二者并不冲突，在他的观点中，将边际效应和生产成本论结合，对主观的价值论和客观的价值论做了个折中，古典经济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之后在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发展十分迅速，但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遇到了停滞不前的大问题，问题一度没有解决，经济危机一触即发，出现了很明显的边缘效应即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率，在这个问题面前，出现了很多经济学说派，并且分别提出了对眼前危机的看法，后公共选择学派胜出，提出理论观点公共选择的主体是公共选择者的行为研究。以上基本上是西方经济学领域发展至今的一个发展背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经济学理论基础，如今的西方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经济领域已经注入了很多创新方法和手段，丰富了经济学领域的相关发展，并且一定程度上可以连带其他领域文化形式有所发展，为西方的社会发展提供了不少的帮助。
（二）中国经济发展的背景
中国经济发展主要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指导思想，以中国的文化背景为基础开展的经济发展研究。如今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步入了一个稳定的阶段，1996年，中国进行了利率降低，这一举动明显的刺激了股市，减轻了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和中央财政的负担，除此之外对其他方面都没有太明显的影响，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并未带来明显的效果。中国的经济领域所存在的政治色彩比较浓厚，1997年香港的回归和中共15大以来，中国经济直面的政治事件有很多，但是如今经济领域的动态已经没有前几年那样丰富，从1996年经济周期标志开始，1997年经济领域被拓宽，经济领域和政治事件被捆绑在一起，经济形式主要以宏观经济为主，政治事件会影响经济领域的发展形式。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结构转换，不可能通过扩大货币发行继续刺激经济发展，所以预计在未来三年，中国主要的经济形式应该不会有所改变。如今的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人们的生活水平已经逐渐达到了小康时代，90年代以来农业的发展非常平稳，粮食及其制品大幅度的推动了农业生产发展，并进一步控制了物价的走势。1996年粮食收成非常平稳，粮价也属于比较平稳的状态，这也是物价一直波动不大的一个重要因素。之后农民已经倾向于土地的兼并，这改善了农村的产业结构，增加了粮食的进出口空间，丰富了经济领域的发展渠道，提高了生产速度。还有就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比较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是1992年的重工业产业结构的发展，是当时比较重要的一个经济发展点。如今没有特别明显的经济发展点，所以当今中国的经济发展处于比较平缓的一个状态，未来20年的经济增长需要继续抓紧农业和基本设施建设，并且需要通过住宅、汽车、通讯、旅游等产业的带动，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增加经济领域新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属于宏观经济，大方向上需要很多的领域共同发展才能够促进其经济形式的多样化。
二、中西方经济的异同点
中西方主要的差异是文化差异，但是相应的中西方的文化和经济有着必然的联系。中国的文化倾向于多方向上的发展，并且经济发展需要有一个跟随的方向，比较明显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一个一个的时间点，每一个时间点的代表事件不同，涉及的领域和方向也不同，但是共同点是都与经济发展有着必然的联系。两者从本质上有一定的区别，微观经济讲究从经济学每个小单位入手，而宏观经济则考虑的是整体国民经济，需要考虑的是一个整体控制的过程，可以说是过程决定结果的一种经济形式。西方经济学发展历程简单来说是从微观经济发展到宏观经济。中国经济通常被称为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以吸取国际上的经验、以国际事例作为基本的研究对象，总结分析本国经济形式上的漏洞和弊端，整体来看，中方经济不仅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说的理论基础，同样也有中国自身的经济文化传承，中西方相同点都存在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而且都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思想，其宏观经济学都是经济领域中相对重要的形式。主要区别，西方经济学缺乏统一的方法论，而中国的经济学则有统一的方法论，西方经济学的宏观经济学没有共同的前提假设，也没有方法论作为指导，所以西方经济学现状是微观经济上鲜有分歧，而对于宏观经济学来说没有一个具体的指示，有不同方向上的分歧存在，却没有一个主流的理论体系，在经济发展周围领域也没有可以作为参考的方向。其次，西方经济学存在生产过剩的问题，所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总是以这一个问题作为改进源头，以其作为假设，假设一种理想状态，但是却忽视了影响因素，极大的影响了宏观经济学的创新与进步，使其缺少面对不同影响因素的一种控制措施，经济发展缺少完整性和实践性。另外，西方经济学经常存在相互矛盾的现象，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矛盾，还有经济学领域和其他相关领域的矛盾，一旦优化这方向上问题对于相关的方向又会存在新的问题，甚至是两者都存在的问题不能统一化解就存在了矛盾。
三、结语
如今，世界经济发展逐步趋近于统一化，中西方文化虽然存在差异，但是其经济上的发展是相互借鉴的，中国的经济属于政治经济型，但是对于西方经济的多元化模式仍然可以学习；同样，西方经济可以借鉴中国经济的传统形式，解决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矛盾还有宏观经济学上的问题，促进中西方经济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关键词：大湄公河次区域；次区域合作；合作机制创新
2011年8月4日，大湄公河次区域（GMS）经济合作第十七次部长级会议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举行。会议期间，各国部长回顾了自第十六次部长会以来GMS合作取得的进展，审议了GMS第四次领导人会议的成果文件准备进展，并在会后发表了《部长联合声明》。这意味着GMS经济合作进入到一个新的高度。借此时机，对GMS经济合作近20年来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并对其合作的模式和机制等进行分析和总结，将为今后GMS经济合作进一步深化乃至区域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进程及主要成果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简称“GMS”),是由亚洲开发银行牵头,由澜沧江――湄公河沿岸六个国家,即中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共同参与的一个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其宗旨是加强次区域国家的联系(Connectivity),提高次区域的竞争力(Competitiveness),建设共同繁荣的大家庭(Community),推动本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自1992年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启动以来已有将近20年的历史，其合作的进程主要以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部长级会议及领导人会议为脉络，至今已分别召开了17届部长级会议（表1）和三次领导人会议（表2），各届会议进程、议题及取得的主要成就情况如下：
提出以交通为主的“一条铁路，两条公路，一个机场”即1－2－1的次区域合作建议
第二届
1993年8月
马尼拉
初步形成交通、能源、环境与自然资源管理、人力资源开发、经贸与投资和旅游等六个领域的次区域合作框架。合作框架的内容列入亚行《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规划。亚行第一次在文件中使用“大湄公河”
第三届
1994年4月
河内
形成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由倡议走向实施》文件。文件中列入了公路八项、铁路八项、水路和港口八项、机场六项、水电六项、天然气一项，并提出建立机制，分领域成立了交通论坛、电力论坛；同时，环保、人力资源开发、经贸与投资、旅游等领域的合作设想也提出。
第四届
1994年9月
清迈
进一步确认了合作框架和合作项目，初步确定了“交通论坛”和“电力论坛”两个论坛的工作大纲。与会代表一致推动亚行尽快启动合作项目，使务虚变成现实
第五届
1995年11月
马尼拉
形成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面向挑战》的文件。次区域合作领域由原来的六个领域扩充到7个领域（即增加了通信合作）
第六届
1996年8月
昆明
出席会议的除各国代表团外，还有国际组织、企业家、记者等共200余人，是历次会议中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会议形成了《不断发展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势头》文件。
第七届
1997年4月
马尼拉
提出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2020年长期战略研究报告，强调要有预见性和超前思想。会议形成了次区域经济合作第七届部长级会议文件。同年，中国政府和东盟发表《联合声明》，确认在开发湄公河盆地方面双方有共同的利益，承诺通过促进贸易、旅游和运输领域的活动，加强对沿岸国家的支持。
第八届
1998年9月
马尼拉
发表了《满怀信心》的部长联合声明，提出了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地域范围内将生产、投资、贸易和基础设施建设有机地联系为一体的新的合作理念――“经济走廊”，即三纵两横的交通走廊。同时，第一次将“禁毒”列为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内容之一。
第九届
2000年1月
马尼拉
首次提出了建立“商业论坛”的建议，并最终形成了《开放边境携手合作》的部长级会议声明。
第十届
2001年11月
仰光
确定了今后10年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方向，并通过了5个“战略重点”，即：加强基础设施联网；便利跨境贸易与投资；增强私营部门的参与和竞争；开发人力资源和提高技能水平；以及加强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决定增设农业论坛为次区域合作的新领域。讨论了举办次区域领导人会议的筹备方案，形成了《展望未来，继续推进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宣言。
第十一届
2002年9月
金边
审议通过了大湄公河次区域未来10年发展战略框架，同意优先实施框架内提出的11组旗舰项目，即：南部经济走廊、东西经济走廊、南北经济走廊、电信骨干网、电力网、便利跨境贸易与投资、私营参与和增加竞争力、人力资源开发、环保战略框架、洪水控制和水资源管理、旅游。会议讨论通过中国加入次区域便利跨境客货运输协定的备忘录和次区域政府间电力贸易协定。
第十二届
2003年9月
大理
签署“第十二届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部长级会议联合宣言”。
第十三届
2004年12月
万象
召开了第二届GMS领导人会议特设小组会议、GMS经济合作高官会议、GMS经济合作发展伙伴会议和GMS经济合作部长级会议等4个会议。
第十四届
2007年6月
马尼拉
会议重点是进一步加强该区在经济增长和减贫方面的合作。同意修建一座连接中国和曼谷跨湄公河大桥，同时对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计划10年（2002－2012年）战略中期成果进行了审议，建议在中期成果审议的基础上准备重点领域的五年行动计划。
第十五届
2009年6月
曼谷
回顾了2007年第十四次部长会议以来，特别是2008年第三次领导人会议以来各重点领域的合作进展，审议通过了部门战略文件，就实施跨境便利运输协议及GMS未来十年战略框架进行了讨论，并发表了《联合声明》。
第十六届
2010年8月
河内
会议回顾了自第十五次部长会以来GMS合作取得的进展，审议通过了铁路行业发展战略框架、农业领域合作规划、第二期核心环境项目战略方向、交通与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南部经济走廊战略行动计划及能源合作项目，并就GMS合作未来十年（2012－2022）发展战略进行了深入讨论。会议发表了《部长联合声明》。
第十七届
2011年8月
金边
会议回顾了自第十六次部长会以来GMS合作取得的进展，审议了GMS第四次领导人会议的成果文件准备进展，其中包括GMS新十年（2012－2022）战略框架、旅游合作战略、信息高速公路谅解备忘录、核心环境项目二期框架文件和行动计划、设立GMS铁路协调办公室行动计划及交通与贸易便利化成果文件。会后发表了《部长联合声明》。
资料来源：前十三届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部长级会议资料来源于陈瑞莲.区域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263-265.第十四届至第十七届会议根据各相关资料整理。
表2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领导人会议回顾（2002-2008）
届次
时间
地点
议题和成就
第一次
2002年11月
金边
会议主题是“通过区域一体化实现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增长、公平和繁荣”。次区域六国签署了《全面启动湄公河开发计划》、《次区域跨境运输协定》和《大湄公河次区域政府间电力贸易协定》，会议还通过了《领导人宣言》并制定了GMS《发展规划表》等。
第二次
2005年7月
昆明
会议主题是“加强伙伴关系，实现共同繁荣”。会议全面回顾和总结了GMS合作历程和丰硕成果，确立了未来合作指导原则，并提出具体合作目标和行动举措。六国签署了便利跨境客货运输、加强动物疫病防控、加强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和促进电力贸易的合作文件，并批准了GMS贸易投资便利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走廊建设等重点合作倡议。并发表了《昆明宣言》。
第三次
2008年3月
万象
主题“加强联系性、提升竞争力” 与会各国领导人签署了《实施次区域跨国电力贸易路线图谅解备忘录》、《经济走廊可持续与均衡发展谅解备忘录》和《领导人宣言》，提出2008－2012年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并就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贸易运输便利化，构建伙伴关系、促进经贸投资，开发人力资源、增强竞争力，可持续的环境管理，次区域合作与发展伙伴关系等六大方面的合作构想交换意见
从上面的发展历程表中可以看出，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在经过将近20年的发展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从合作项目和投资额度看，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在交通、能源、电信、环境、农业、人力资源开发、旅游、贸易便利化与投资九大领域共开展180个合作项目[1]。项目总投资额达到140.56亿美元。1从经济合作项目的地域布局看，已形成了南北走廊〔由三条路线组成)、东西走廊(一条路线)和南部走廊(由二条路线组成)的空间布局特点（如图1）。[2]从中国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其他国家之间双边贸易看，贸易结构逐步改善，双边投资额也有了较快增长。据统计显示，2007年，中国与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贸易额分别为9.33亿美元、2.49亿美元、20.57亿美元、346.38亿美元和151.35亿美元，比2004年分别增长193.6%、218.4%、179.7%、199.7%和224.2%。[1]
二、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特点及主要经验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成为了次区域合作的典范，开创了区域合作的新模式，与其他区域合作形式相比，具有许多鲜明的特点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主要表现在：
图1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走廊示意图
（一） 多层次的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
为了顺利推进到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目前已形成了多层次的组织架构体系与运行机制（见图2），主要包括：
1.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领导人会议。领导人会议是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最高决策机构,拥有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最高决策权,主要讨论和决定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宏观政策和基本方针，每三年召开一次，各成员国按照国名字母顺序轮流主办。自2002年至至今已成功举办三次，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2.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部长级会议。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项目启动后,为保证相关的投融资计划与亚行按成员国董事会决定重大投融资事项的体制相衔接,并讨论和决定次区域经济合作的重大问题,次区域经济合作部长级会议应运而生。大湄公河次区域部长级会议是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常设磋商、协调和决策机制。与领导人会议相比,部长级会议是更低一个层次的行政协调机制,它要接受前者的领导,但实际上又是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日常决策机构。部长级会议每年举行一次。从1992年至2011年,部长级会议已连续召开过17届。
3.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高官会议。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高官会议是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议事机制，主要是商讨有关合作的各项政策，以及联系各个业务层面，并且为部长级会议做准备工作,每年定期召开，由亚洲开发银行负责召集。
4.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工作组和专题论坛。专题论坛和工作组是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中常设专业机制。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下设9个专题论坛和工作组，分别负责交通、电信、能源、环境、人力资源开发、旅游、农业、贸易和投资。这些工作组和论坛职责是在上述这些业务层面对具体项目进行研究、设计和实施。
5.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秘书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秘书处是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常设办公机制。秘书处设在亚洲开发银行总部。由亚洲开发银行总部秘书处的湄公局负责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日常事务。这是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一个独特之处。因为，一方面亚洲开发银行是整个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项目的发起和主导机构，另一方面它一直是该项目的协调方和出资方,主要负责召开有关会议及为具体项目的实施提供各类技术和资金支持。
（二） 多元化的参与主体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特点，它一开始就秉承着 “政府推动、市场牵动、企业运作、社会参与”的发展模式，构建了次区域多元参与主体“大合作”格局。具体来说，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参与主体主要有：亚洲开发银行；大湄公河次区域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大湄公河次区域六国私营部门和非营利组织；东盟组织；其他国际组织和国家，如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世界银行(WB)、世界健康组织(WHO)、北欧开发基金(NDF)、日本国际合作银行(JBIC )等33个国际组织和国家投资机构分别给予了联合资助。从而形成了“它既有代表官方的政府组织，也有非官方的民间组织和私营部门，涵盖了次区域内的民族国家间政府、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其联合体，以及区域性的多样化非政府组织、自愿组织，形成次区域政府与公民社会、私营部门与非营利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同治理区域公共事务的网络格局，这体现了“次区域合作机制”的“凝聚与合作”原则。”[3]P273大湄公河次区域以如此开放式的合作态度与包容胸怀来动员和接纳这么多的参与主体，这在其他区域性合作中是很罕见的，也是使其成为了次区域合作的一个突出亮点。
（三） 多样化的合作机制
自90年代初，亚洲开发银行倡导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以来，已形成了4个较有影响的合作机制。这4个合作机制开展合作的范围十分广泛,但各个机制的参与者与涉及领域或侧重既有所不同,又相互交叉。在这4个合作机制的领导和倡议下,GMS的合作积极有效开展起来,获得了丰硕的成果,为该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ECGMS)。这是GMS合作中最重要的国际合作开发机制,由亚洲开发银行(ADB)作为合作的协调方和资助方,次区域中、柬、老、、泰、越六国参加，旨在改善次地区的基础设施,扩大贸易与投资的合作。在这一机制中，亚行发挥了重要的牵头作用，亚行除了向湄公河开发项目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外，还利用自身的影响和担保作用，呼吁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私人投资者为项目提供融资，这是GMS有别于其他国际区域合作组织的一个重要特点。其主要机构是GMS部长级会议，每年召开一次,下设专题论坛和工作组。合作领域涉及交通、能源、通讯、旅游、环境、人力资源开发、贸易和投资以及环境保护和禁毒等广泛领域。
2.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AMBDC)。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源于1996年6月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召开的首次部长级会议通过的《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框架协议》。根据该框架协定，部长级会议和高官会每年至少举行一次，其目的是将东盟与嵋公河流域地区经济联系起来，以老东盟成员的经济实力为基础，带动新东盟成员的经济发展，形成扩大的经济增长圈。同时确定了基础设施、投资与贸易、农业、矿业、工业及中小企业发展、旅游、人力资源开发等合作领域。会议邀请中、柬、老、缅4个湄公河沿岸国以及日本、韩国参加。在柬、老、缅加入东盟之后,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组织的核心实际上就是东盟10国加中、日、韩的区域合作格局。
3.湄公河委员会MRC)。1995年，柬、老、泰、越四国在湄公河工作小组的基础上，在泰国清莱签署《湄公河流域可持续发展合作协议》，正式成立了湄公河委员会，其宗旨是对整个湄公河的水资源和相关资源以及全流域的开发制定计划并进行实施和管理。它在成立后就邀请缅甸和中国加入，1996年至今，中、缅两国一直是湄公河委员会的对话国。新湄公河委员会由三个常设机构组成，即：理事会、联合委员会和秘书处。理事会由每个成员国派一名级别不低于司长级的官员组成，每年至少举行两次会议；秘书处负责为联合委员会和理事会提供技术和行政服务，其工作在首席执行官的领导下进行，而首席执行官的任免则由理事会决定。MRC预算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来自其成员国认缴的会费,另一部分来自国际社团和区域外国家的捐赠。
4.中、老、缅、泰“黄金四角”地区经济开发合作(QEC)。“黄金四角”合作始于1993年，地域范围约16万平方公里，大致包括了云南省的西双版纳州和思茅地区，老挝北方七省、缅甸东部的景栋、大其力地区和泰国清迈、清莱两府为主的地区。目前“黄金四角”经济合作的范围涉及到航运资源开发、水电资源开发、旅游资源开发、交通道路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禁毒、贸易与投资以及替代种植等方面,其宗旨是建设中国西南通向中南半岛的陆上通道和经济走廊,实现中国与印支国家市场的对接,并促进该区域内的经济发展。
（四） 循序化的合作进程
自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启动以来，就遵循这循序渐进的合作进程。
首先，从合作战略顺序看，遵循着交通走廊――物流走廊――经济走廊――全面合作的循序渐进推进过程。1992年10月在马尼拉召开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第一届部长级会议上提出建立以交通为主的“一条铁路，两条公路，一个机场”即1―2―1的合作建议。随后，围绕“要想富、先修路”的交通走廊建设在GMS如火如荼的开展，同时，六国间为了实现货物物流贸易的便利化，开启了一系列物流走廊建设的措施和文件。1998年9月在马尼拉亚行总部召开的次区域经济合作第八届部长级会议上提出了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地域范围内将生产、投资、贸易和基础设备建设有机地联系为一体的新的合作理念――“经济走廊”。目前已形成了由南北走廊（由三条路线组成)、东西走廊(一条路线)和南部走廊(由二条路线组成)的空间布局特点。2003年第十二届部长级会议首次邀请次区域各大商会、商业论坛的代表作为私营部门的代表以及欧洲、亚洲和美洲的各大多边和双边机构、金融界的代表参与会议。GMS开始升级为区域内的全面合作。
其次，从合作领域看，经历了由交通、能源、环境与自然资源管理、人力资源开发、经贸与投资和旅游等六个领域发展到交通、能源、电信、环境、农业、人力资源开发、旅游、贸易便利化与投资等九大领域。
再次，从合作时间阶段看，历经营造互信阶段（1992―1994年）――建立合作框架阶段（1994―1996年）――项目准备阶段（1996―2000年）――全面实施阶段（2000年至今）[4]P8。营造互信阶段主要就GMS合作的基本问题进行广泛磋商，营造区域合作的互信氛围。建立合作框架阶段，GMS合作确定了优先领域，并批准了相应的一批重点项目，合作机制也建立起来。项目准备阶段，亚行和GMS各国动员了大量资金，项目可行性研究全面展开，优选项目开始实施。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GMS合作进程被迫放缓。全面实施阶段，东南亚经济日益复苏，GMS合作全面展开，并开始受到国际社会更大的关注。
（五） 多管齐下的合作手段
首先，具有完备的法制手段。为了促进GMS贸易和投资增长，实现次区域各国的共同发展和繁荣等，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中建立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文件。如《大湄公河次区域便利货物及人员跨境运输协定》、《大湄公河次区域贸易投资便利化战略行动框架》、《大湄公河区域政府间电力贸易协定》、《中国向柬埔寨提供特殊优惠关税待遇的换文》、《中国向缅甸提供特殊优惠关税待遇的换文》和《中国向老挝提供特殊优惠关税待遇的换文》等。其次，项目投资导向的经济手段。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是一种以项目为主导的次区域合作形式，本着“以项目引导资金，以资金带动项目”的原则，以亚行为主导，联合合作方各国政府、国际其他机构或财团，筹聚大量的资金，对合作框架内的重点领域和重点项目进行投资，从而保证了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能按照合作框架内的内容顺利推进。据统计20年内总计集资140.56亿美元。其中，亚洲开发银行出资57.30亿美元，建设项目承担国家(包括柬埔寨、老挝、中国、越南四国)配套出资36.84亿美元，国际其他资助方出资46.42亿美元。[5]再次，规范的行政手段。主要有：科学化的决策程序。目前已形成了领导人会议、部长级会议、高官会议（项目小组）的运行机制；严格的项目报批流程；次区域合作的规则与制度。
三、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启示及建议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已成为东南亚乃至世界区域合作成功的典范，其成功的经验启示我们，在今后区域合作乃至区域公共管理中应把握好以下几点：
（一） 树立区域公共管理的理念
为了治理区域公共问题、缓解区域间的恶性竞争，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在全球化竞争背景下，已在实践层面进行多个层次的区域合作，目前比较成功的有欧盟、亚太经合组织、东盟、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泛珠三角合作等。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是一种以公共问题和公共事务为价值导向的合作，其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机制多中心化、治理手段多样化等与区域公共管理的理念不谋而合。所谓“区域公共管理就是以区域政府组织和非政府区域组织为主体的区域公共管理部门,为解决特定区域内的公共问题,实现区域公共利益而对区域公共事务进行现代治理的社会活动。”[6]P1它具有以下几个特征：在政府治理的社会背景上，区域公共管理是开放社会和信息社会的产物，它迎合了全球化和区域化浪潮的需要；在政府治理的价值导向上，区域公共管理以公共问题和公共事务为价值导向，而非以行政区划的切割为出发点；在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的主体上，区域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多元化的；在公共权力的运行向度上，区域公共管理依赖的是多元的、分散的、上下互动的权威，彼此间是合作网络和交叉重叠的关系；在公共事务的治理机制上，区域公共管理观认为，治理纷繁芜杂的公共事务尤其是区域性公共事务，没有绝对的医治百病的 “灵丹妙药”。[7]因此，在区域合作中，超越单个国家或地区的单打独斗的行政区行政概念，建立了一个区域公共管理的理念是区域合作成功的基础和前提保证。
（二） 建立多层次、网络状的区域协调体系
在区域公共管理理念指导下，建立多层次、网络状的区域协调体系是区域合作成功的组织保障。这种组织体系应包括纵向和横向上多层次的协调机构。在纵向组织结构体系上，主要是建立超越国家或地区的“超组织”。如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中的亚洲开发银行、领导人会议、部长级会议、高官会议等，欧盟的欧盟委员会、欧洲理事会和欧洲会议等。在横向上主要是建立伙伴式的合作组织体系。如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中大湄公河委员会、“交通论坛”、“电力论坛”等各种论坛以及区域性的多样化非政府组织、自愿组织等；欧盟的区际规划委员会、大都市区合作委员会等。这种横向的合作组织来自于三个层面，一是没有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的政府合作组织，包含基于平级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而建立的组织和不同级别但又互不隶属的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而建立的组织。二是政府与NGO或私营部门基于经济或社会合作而建立的组织。三是NGO、私营部门间基于经济或社会利益而建立的组织。
（三） 建立多样化的合作机制与手段
目前，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中已形成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ECGMS)、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AMBDC)、湄公河委员会(MRC)和中、老、缅、泰“黄金四角”地区经济开发合作(QEC)四种合作机制。从合作机制的领域来看，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从开始单一的次区域经济合作慢慢扩展到包含环境、卫生、禁毒和打拐等非经济领域的多种合作。从合作机制的形式看，有经济区域合作、问题区域合作、流域区域合作等模式。这些多样化的合作机制与法律、经济、行政等多管齐下的合作手段相配合，促进了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一步一步的深入，也促使了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成为东南亚乃至世界区域合作的典范。因此，建立多样化的合作机制和多管齐下的合作手段是区域合作成功的必要保障。为此，在今后的区域合作（无论是宏观、中观区域合作还是次区域合作）中，要根据区域的特点，第一，树立区域合作机制可以多样化的多向思维；第二，学会并善于创建与使用各种合作机制；第三，以行政、经济、文化、法律等多种手段相配合以保障这些合作机制的运行。
（四） 注重合作进程的循序渐进
区域合作涉及多个国家或地区，其合作的内容和范围十分宽泛与复杂，在合作的过程中应根据合作事项的轻重缓急、难易程度、合作环境与条件的成熟度循序渐进地推进。根据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实践看，其合作的顺序应该是从经济领域向非经济领域推进；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向经贸手续便利化推进；从政府合作到市场、社会合作推进。在循序渐进化的合作进程中，一定要注意应以寻求互利共赢的合作项目作为突破口，因为“项目作为合作的载体，承载着各方的利益，是各方利益联接的纽带。”[8]寻求合作项目的建设要做到两点：第一，做好合作项目的战略性规划。首先要在合作领域和项目上进行磋商，确定在哪些领域和项目上具有合作的可行性；然后确定这些合作领域和项目推进的先后顺序性；同时还要确定承担主体在合作中的主次性。第二，做好项目建设中的利益共享性。“只有建立区域补偿机制,才有可能在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的同时,推动区内各方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进而确保区域合作能够长期持续推进,最终实现区域均衡协调发展”[9]
四、 结语
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开展即将20年到来之际，对其合作的历程、特色和经验进行总结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但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是一项浩瀚而复杂的工程，对其应保持多样性的分析视角，在总结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中取得成绩之余，应加强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如关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中的文化融合、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中的存在的合作障碍等。同时，在借鉴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经验时，应注意结合每个区域合作的自身独特地理、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特点进行分析，这样才能更好地把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启示得到淋漓尽致的完美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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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Chen Yuanzhong.省略
The Co-operation in GMS: Development Course,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Mao Sheng-gen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Public Management 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Guangxi ,541004）
[Abstract] Since 1992, the GMS cooperation has been nearly 20 years, and it has been formed many unique features, such as:It has been established the multi-level of the organization system and operation mechanism, formed the multiplex participation main body, and established various types of cooperation mechanism, followed the step of the process of cooperation, multi-pronged cooperation method and so on, and it has become a successful model in sub-regional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 or even the world. The GMS cooperation successful experience tells us that we should be set up regional public management ideas, set up a multi-level network in the regional coordination system, establish the diversification of the cooperation mechanism and means,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process of cooperation step by step. to the further deepening process of the GMS cooperation or eve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public management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the GMS; sub-regional cooperation; cooperation mechanism innovation
[Authors]Mao Shenggen is lecturer at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Public Management 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angxi ,541004
*基金项目：本文为褚添有教授主持的广西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2008年度项目“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进程中政府协调合作机制研究”（项目批准号08CZZ001）成果之一。
论文摘要：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分析了领导者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首先，结合组织行为学的研究和区域经济问题的实际，确定了区域经济领导者的概念。其次，通过中外的大量案例，实证了领导者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最后，利用多个相关理论对领导者促进区域经济的作用进行了机理的分析。
区域经济，是当前热门的问题。不论是学术界还是实践界，都日益关注谋求经济发展的区域行为。一个区域的经济如何实现发展，不同的学科都给出了有益的建议，主流方法很多都来自于区域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这里，我们将尝试从另一个角度，即领导者的角度，对区域经济的发展进行分析，探索领导者对于区域经济的贡献。
1 领导者的概念与理论
理解领导者(leader)，先要理解领导(leadership)。而在学术界，关于领导的定义一直没有得到完全的统一。孔茨认为，领导是影响人们心甘情愿的和满怀热情的为实现群体目标而努力的艺术或过程。特纳认为，领导似乎影响人们自动为实现团体目标而努力的一种行为。戴维斯认为，领导是一种说服他人热心于一定目标的能力。从这些定义我们可以到看，虽然定义表述并不统一，但领导的含义却是得到比较普遍认同的，即“指引和影响”、“组织成员”、“实现组织目标”。因此，领导者可以理解成为通过影响成员带领组织实现目标的个人或群体。
虽然主要基于组织行为学，但领导者的研究显然扩散到了众多管理学的相关领域。在具体的组织问题研究中，实际上领导者具有了另一重含义，即组织的管理者。虽然这两个概念被不少学者认为存在学术上的差异，但在很多实际情况下，以及很多实证主义学者的研究中，这两个概念往往是不太容易区分的(盂建平，霍国庆，2007)。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也表示，“各个领导集团即各种机构的管理人员也必须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必须深入思考他们所处社会的价值观、信念和承诺，必须在完成其机构的特殊而有限的使命以外，承担起领导的责任”，并“为了达到本机构必须做出的成果而组织资源”。因此，我们常将两者合一，从而得到领导者更加宽泛的概念，即“组织中或群体中的最高管理者，其担负着指引组织或群体的发展方向和路径、思考和制定目标、安排结构和资源等重要使命，对组织或群体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
结合我们所研究的区域经济问题，按照领导者的概念进行扩展，我们会很容易得到区域经济领导者的概念——即区域政府。不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区域政府都担负着规划区域经济、制定竞争规则等重要使命，即“引导和影响”着区域内的企业个体。而且，在中国的经济模式当中，政府还掌握着大量的经济资源，起到不容忽视的资源分配者的角色。这些都决定了在区域经济问题中，区域政府——国家政府或地方政府，是我们所提及的领导者。这个领导者未必是具体的某个个体，而是代表决策权力和决策职能的区域政府的经济决策阶层。
2 领导者促进区域经济的实证
从现实来看，领导者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能够引起区域内经济发展的质变。中外古今，大量的案例都印证了这个观点。早在2300多年前，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商鞅被秦孝公拜为国相，在秦国推行一系列的变法措施。在经济方面，商鞅通过“开阡陌”、“奖励耕织”、“统一度量衡”等措施，大力发展封建经济，极大的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在商鞅变法之前经济还落后于关东各大国的秦国，凭借着优秀的领导者商鞅和秦孝公的作用，一跃成为实力强国，奠定了日后统一中国的坚实经济和物质基础。历史上经济高度发展的历史阶段，如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清代的康乾盛世等，无不是贤明的国家领导者的主导，不论是发展政策的制定、重要人事的安排、还是资源的开发与分配。一时间，政通人和，人才辈出，国库充盈，百姓富足。放眼海外，彼得大帝之前的俄国，是落后当时西方几百年、还处于中世纪的蒙昧之国。但在彼得大帝的领导之下，工业和商业迅速发展，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原有的落后的农奴制，国家繁荣富强，俄罗斯也一跃成为欧洲的列强之一。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日本的明治维新时代，也都是优秀领导者和领导集体所作用的区域经济高速发展的案例。
进入现代经济世界，领导者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案例仍然是不胜枚举。不论是微观的村镇，还是中观的省市，还是宏观的国家与地区，其快速的经济发展都离不开领导者的作用。
我国河南省的，在改革开放前是一个人多地少的贫困村，也没有什么地下矿产资源。村长王宏斌上任后，积极思考，勇于开拓，确定了围绕农业办工业的发展思路。办工厂遇缺乏资金时，王宏斌及村委们主动带头筹集资金；产业实现盈利时，王宏斌又以身作则，树立了艰苦奋斗、公平道德的经营作风。在王宏斌的带领下，人以面粉厂、砖瓦厂等起家，时至今日已形成了农工贸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的产业格局，兴建食品、农业生态旅游、医药、电器、钢铁五大工业园，年产值突破16亿元。
在发展中国家印度，班加罗尔地区如今已成为世界著名的计算机软件中心之一。从上世纪90年代起，当地政府就致力于基础设施的建设、人力资源的培养、投资和税收政策的制定，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投资和发展的环境。努力的结果，是班加罗尔地区计算机软件业的飞速发展，以IBM、英特尔、思科为首的国际著名IT企业都已经或将在班加罗尔地区设立实验室和软件研发中心。这些努力不仅促进了印度当地经济，更培养了全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英语化IT技术人员，其带动效用和扩散效应是无法计算的。
至于国家层面，中国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在第二代领导者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进行了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的改革开放，至今已经实现了连续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取得了令全世界震惊的经济发展成就。
有成功的领导者，就有失败的领导者。两相比较，不称职的领导者非但不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还会阻碍区域经济发展的步伐。我国台湾地区的前行政长官执政期间，用人唯亲、贪腐成风、施政无能，台湾地区经济一片凋敝。昔日“四小龙”中表现最为优异的宝岛，已是多项经济指标严重下滑，位列“四小龙”之末，不复往日风采。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创造了美国经济过去30年以来最好的成绩，但继任者小布什任内的短短数年，美国经济不仅没能保持快速增长，反而停滞不前，发生了规模空前的次贷危机，面临相当大的衰退风险。正如格林斯潘等经济学家所指出的，美国总统小布什难辞其咎。
3 领导者促进区域经济的理论机理
领导者对于区域经济的决定性作用不仅具有现实上大量案例的印证，同时也得到了详尽的理论解释。具体的来看，领导者对于区域经济的重要作用是通过以下一些机制来实现的。
首先，领导者担负着资源发掘、筹集和配置的重要职能，制约着资源的拥有量、变化量和利用效率。一是利用区域内的自然资源和禀赋，如的王宏斌利用农业资源来办工业。二是吸引外来资源，如班加罗尔地区的吸引IT技术和资金投资。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如何开发和培养区域内的人力资源。人力资源，才是现代知识经济中最为重要的资源。
其次，领导者的观念，是区域发展体制的重要形成渊源。组织行为学的理论已经揭示，领导者作为组织价值观的倡导者和榜样，其观念会影响组织其他成员，进而影响组织文化。区域领导者面向未来、勇于开拓，则区域发展观念和体制将会生机勃勃，与时俱进；若是区域领导者思想陈旧、固步自封，则区域发展观念和体制就会趋向于保守和封闭，错失发展良机。
还有，领导者作为引导前进方向的领路人，其发展观将直接影响区域的发展方式。现代社会的发展，已经越来越提倡科学的发展观，绿色型发展，持续性发展，是当前区域发展的常见主题。但这种发展方式能否实现，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区域领导者。如果领导
而且，领导者同时还是组织最高决策者，负责组织战略的制定。因此区域发展战略也是领导者所最终决策拍板的。与决策相关的理论与学科都广为接受的一点，就是决策不是完全客观的产物，而是受到人主观判断和倾向性影响的。也就是说，区域的发展战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人为制定的结果。这个战略的优秀与否，不仅受到领导者及其决策集团分析能力、决策信息与知识、以及主观倾向性的制约。
最后，领导者也影响着区域发展的环境因素，尤其是内部的软环境。这方面的理论分析我们可以参照新制度经济学。包括政策和制度的软环境，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框架内，与其领导者具有密切的关系。领导者是软环境的主要缔造者，这个在前面已经做了详尽的分析。另一方面，领导者也是软环境的主要执行者和维护者，这同样影响甚至决定着软环境。典型的比如东南亚的“软政权”现象，即便其缔造者是西方的思想家，在不称职的领导者的执行和修正下，同样丧失了其固有的先进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