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博士论文第1篇

[关键词]刑事司法；教师特征；比较

[中图分类号]D9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06 ― 0087 ― 05

一、中美刑事司法学科概况

（一）美国刑事司法学科概况

刑事司法在美国是一个蓬勃发展的交叉学科。〔1〕作为一个以犯罪为出发点和归宿的主题型学科，刑事司法学系统化的研究犯罪的机制、预测、预防和矫治等实体内容，因而也就相应地囊括了犯罪学、警务学、矫治学、刑事法学等重要的子学科。在社会科学谱系中，刑事司法作为一个相对比较年轻的学科最早是从一些更为成熟的社会科学如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分离出来的。它的兴起与美国较早在实践中突现的严重犯罪问题相关。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后，该学科的持续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则归功于它的强应用性和政策指导性。美国刑事司法学科不但为刑事司法部门培养了大量的实践人员，其研究更是源源不断地为刑事政策提供着智力支持，如科学的分析犯罪态势、指导警务犯罪预防策略和矫治犯罪。

美国最早的刑事司法项目是由August Vollmer于1916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建立的，当时建立该项目的主要教育目标在于促进警务的专业化。其后，一批刑事司法学院也相继建立起来，直到上世纪中叶，美国刑事司法学科总共培养的学生仅有大约一千名，且培养方向侧重于警务科学。上世纪60年代晚期美国司法部设立了执法援助局，该机构为提升刑事司法学科提供联邦基金，并积极推动犯罪学和刑事司法研究和学术工作。到70年代中期，美国刑事司法学术项目已经达到了729 个，学生数量也近10万人。90年代美国刑事司法学科在这一阶段得到了更大规模的发展，其间几百个刑事司法的本科项目和超过一千个硕士项目得以建立。〔2〕根据美国犯罪学和刑事司法博士项目协会在2010年的统计，全美超过30个刑事司法院系有刑事司法学（含犯罪学）博士学位的授予权。在美国刑事司法的博士项目中，教师的平均工作量是40%的教学、40%的科研和20%的服务。其中典型的服务行为包括指导硕士和博士学生的科研和论文。

（二）中国刑事司法学科的现状

中国城市犯罪问题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凸现出来的。在这短短的三十年的时间内，尽管中美两国面临的实践难题各有不同，但是我国犯罪的高发性和复杂性已经不亚于美国。围绕着犯罪的预防和矫治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也已经成为了学界和实践中人们关注的热点。目前，我国刑事司法机构工作人员规模最为庞大。然而，和这种迫切的实践需求不相称的是远远落后于实践的相关学科建设。从表面上看，我国涉及刑事司法教育的体系是多元和多层次的，大体上包括普通高等院校、公安普通高等院校及警官职业学院、中央及地方司法警察学院、中央及地方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国家检察官学院及其分院、国家法官学院及其分院以及其它教研机构。〔3〕然而，以犯罪问题为导向的整合性学科在我国尚未被真正得建立〔4〕。

其实早在20多年前我国学者就已经认识到了这种学科缺位的现象，并提出了整合刑事学科的理念，如储槐植教授提出的“刑事一体化”的观念，建议打破现有的僵硬的学科壁垒，实现刑事科学的真正统一。〔5〕不少学者在这一思想的启发下开展了多样和有益的探讨，包括比较刑事相关的子学科并对学科整合提出建议。〔6〕也有学者乐观的认为我们现存的刑事科学的学科框架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合力趋势。〔7〕在学科建设的实务层面，原有的综合性法律职业教育和培养模式渐趋弱化，在普通高等院校中“刑事司法”开始成为一个被独列的专业。近几年新兴的刑事司法院系也纷纷建立。在我国五大政法院校中，中国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分别于2002年、2006年以及2009年成立了刑事司法学院。此外，一些地方政法学院也下设了专门的刑事司法学院。同时，刑事司法学科的国际交流也正在如火如荼的开展。总体而言，刑事司法教育的概念正在形成，刑事司法成为独立学科的条件似乎日趋成熟。

综合实践需求、理念认同和学科平台，这种刑事学科的整合好似是箭在弦上。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新中国的刑事学科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西方经验，它的发展经历了引进（从无到有）、建设（由有而分）和整合（分久而合）三个阶段，我们已经迈进了整合阶段。〔8〕然而，即使在“刑事一体化”构想提出超过20年之后这种学科的科学性整合在实际上又迟迟未能实现。刑事司法学院设立的初衷主要是从整合管理和人力资源的角度出发，特别是为了在减小航空母舰式的法学院的管理压力的同时提升公安专业的学科地位。刑事司法院系的平台无论从理念、教学和科研上尚未突显整合的学科功能，更没有发挥该学科应有的科学性和应用性的优势。目前我国学界也未对刑事科学的整体学科结构达成共识，在子学科群的范围和学科属性方面呈现出矛盾和混乱。〔9〕

二、中美刑事司法学科教师特征分析

（一）美国刑事司法学科教师特征

在本项研究中，所有反映美国刑事司法教师特征的数据都搜集于美国刑事司法学的30个博士项目的官方网站。本文中被用于分析的“教师”是指在终身教职轨道上的全职教师，包括助理教授、副教授、正教授及以上。他们是博士项目中教育和科研的主力军。30个刑事司法博士项目的官方网站一共列明了525位教师。在这30个博士项目中，497位教师提供了个人描述，315 人有完整的简历，只有14位教师这两者都缺失。在对教师个人描述和简历的内容编码（content-coding）的基础上，笔者建立了一个关于教师特征变量的数据库，这些特征变量具体包括性别、学术职称、隶属单位、终端学位、博士专业、博士授予项目以及博士学位授予年份。

表1展示了美国刑事司法博士项目中教师的特征。虽然除性别外的特征变量都有一定程度的数据缺失（missing data），但是整体上数据缺失的情况并不严重。这些教师的特征信息有助于我们了解刑事司法学科的整体信息。具体来说，男性教师的数量占所有教师数量的62.3%，这个比例几乎是女性教师的两倍。在已知学术等级的教师中，将近一半是正教授及以上，另外一半几乎被副教授和助理教授平分。在已知终端学位的教师中，绝大多数教师获得的是特定社会科学领域的博士学位（Ph.D.），其中44位教师还同时获得了法律职业博士（J.D.）或法学博士（S.J.D）学位。在拥有Ph.D.学位的教师中，大约1/3 的教师获得的是犯罪学/刑事司法学的博士学位，1/3拥有社会学的博士学位，另外1/3教师的博士学位来自心理学、政治科学、公共政策/管理以及其它专业。

414位教师在官方网站上公开了他们的博士学位授予专业和年份。图1 展示了基于博士学位获取年份的教师专业背景的数量分布。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最早加盟刑事司法院系的教师的博士学位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获得的，他们代表了刑事司法学科内的第一代学者。与之相对，在21世纪的最初十年获得博士学位的教师为刑事司法学科输入了最新鲜的血液，他们即为新生代学者。博士授予年份是一个接近量度，当我们将博士授予年份和专业结合起来，就可以对整个学科中教师的学术背景进行一个长线概括，从而大体了解该学科发展的脉络和趋势。（见图1）

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出早期的形事司法院系的教师主要来自于社会学（Sociology）和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的背景。刑事司法学科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并没有自己的博士点，全美第一个独立的刑事司法博士项目是于1968年在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建立的。在其后的四十多年里刑事司法博士项目有了长足的发展，教育和培养水平逐步提高。因此，刑事司法学专业的博士毕业生就逐渐成为了本学科教师的主力军。这意味着刑事司法成为越来越独立的学科，它不再像过去那样完全依赖从其它学科引入“外援型”人才。当然，从图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在每一代教师队伍里仍然有相当比例的教师来自于社会学的背景，或者说社会学这个母体始终保持着对刑事司法学科的影响力并持续地向刑事司法学科输出人才。

除此以外，图1还呈现了美国刑事司法学科两个最新的发展趋势。一是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博士学位获得者加入刑事司法院系教师队伍呈增长趋势，而来自心理学（Psychology）和政治科学的博士却更少的被刑事司法院系所雇佣。这反映了刑事司法学科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曾经对其起到基奠作用的专业背景，而比以前更强调研究的政策应用性。二是刑事司法博士项目雇佣教师的背景范围更为多元化。近两年，形势司法院系教师队伍纳入了一些全新的专业背景，包括社会服务和福利、人类发展和关系、城市研究、科学和技术研究以及自然资源博士专业。其中一些背景学科实质上更侧重自然科学。这种教师学术背景的多元化更好地回应了刑事司法这个主题型学科的特征。围绕着犯罪和刑事政策这个主题所进行的研究包含的内容和方法应当是多元的，很多研究方向实际上非常依赖自然科学的专业知识。

（二）中国刑事司法学科教师特征

中国的刑事司法还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但是基于中美对比的需要，这里选取的分析样本也仅限于那些使用了刑事司法这个名称并且设有博士点的院系。目前符合这个条件的只有三个项目，即中国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刑事司法学院。中国刑事司法学科教师特征的所有数据均来源于这三个刑事司法学院的官方网站，其中被纳入分析的教师仅指全职教师，包括讲师、副教授和教授。上述三个刑事司法学院一共列出了128位符合要求的教师。各位教师在网站上提供的个人描述和简历信息的详简程度不一。因为中国刑事司法院系教师大多没有提及个人博士学位获得的时间，或者没有提供比较全面的简历，这里无法进行类似于图1中的对美国刑事司法学科的长线分析。

如表2所示，在128位教师中已知性别的有126人，其中男性86人，女性40人。除却16人职称不详，具有教授职称的有45人，副教授职称的47人，讲师职称的20人。在已知终端学位的教师中，获得博士学位的有50人，硕士学位的43人，硕士以下学位的20人。和美国相似，我国教师博士专业这个变量的信息缺失也是在所有变量里最多的。在终端学位为博士的50位教师中，网站明确指明了博士学位专业的有36人，其中绝大多数教师获得的是法学博士学位，少数人获得的是其它博士学位，如刑事司法学、侦查学和历史学。

（三）中美教师特征比较及特征分布差异的原因分析

中美两国刑事司法教师的性别比例非常相似，男性教师均为女性的两倍左右。这个现象似乎符合社会性别塑造理论。〔10〕该理论指出社会对不同性别从事的行为是有期待的，每个个体对他人负有进行合适行为之义务，人们于是倾向于从事符合他们性别角色的行为。以犯罪和刑罚为研究主题的刑事司法学科相对而言是一个比较“男性化”的学科。而且刑事司法学院部分教师是由刑事司法实践人员转化而来的，这就使得刑事司法实践队伍中的性别化偏差和学术队伍中的性别化偏差发生了叠加，从而使得刑事司法学科呈现出一种无国界的性别比例上的向男性倾斜。

审视刑事司法教师的终端学位，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刑事司法教师队伍的博士学位持有率较之美国明显偏低。在我国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不到半数，但是在美国除了少于3%的教师获得的是J.D.学位外，其它教师的终端学位都达到了博士层次。美国较早就已经将博士学位作为教师职位申请的最低标准，而且考虑到学术利益回避及学术融合，美国刑事司法教育体系为避免近亲繁殖，几乎不存在博士学生留校任教或者硕士学生留校后再攻读在职博士学位的情况。尚就职于美国刑事司法院系的极少量的仅有J.D.学位的教师都是多年前被雇佣的，近十年来仅有J.D.学位的教师职位申请人已经不再属于刑事司法院系所考虑的雇佣范畴。

从博士专业背景的角度，我国刑事司法教师的博士教育背景学科范围比美国同行要窄。刑事法学在我国教师的学科背景中占据绝对的主导，而其它专业背景来源极为有限。在美国刑事司法教师学术背景中频繁出现的如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博士学位在我国教师的信息中未能发现。从刑事司法学院专业培养设置来看，我国刑事司法学科倡导的专业特色是以刑事法为主导，同时兼顾犯罪学、侦查学和治安学等领域，犯罪学时被归属入刑事法下的一个研究的方向。然而在美国，犯罪学是刑事司法学科中的领军性分支学科。如前所述，美国刑事司法学科在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也经历了一个从次生学科到独立学科的演进过程。其间，虽然刑事司法学博士逐步成为刑事司法学科教师的主力军，但是该学科始终保持了从其它多种学科招募人才的传统。特别是近年来的招募教师的专业背景的“理工化”和“政策应用化”更体现了刑事司法学科在计量化的方向上越走越远。

中美刑事司法学科教师职称级别的分布也存比较明显的区别。虽然两者在正教授的比例上非常接近，但是在副教授和助理教授/讲师之间的比例分配上却存在较大的差别。在美国刑事司法教师队伍中，副教授和助理教授的比例基本持平，而在我国副教授是教师队伍中最大的一个群体，其数量是讲师的两倍多。换言之，我国讲师在刑事司法教师队伍中的比例是非常小的，而美国刑事司法院系将更多的教师留置在助理教授的级别。在我国，大部分讲师向副教授的职称进级更多的是一种学术上的自然过渡。相较而言，美国刑事司法院系执行终身教职制度，这项制度规定大学教师在经过不超过7年的试用期并经同行评议合格后，就应享有继续任职及不被任意解聘的权利。所以说，美国刑事司法助理教授晋升为副教授往往不仅意味着职称的提升，而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终身教职轨道上实现了从试用期到了真正获得终身教职的跳跃。此外，美国刑事司法学科教师体系大都实行“双轨制”。由于同时强调科研和培养实践性人才，美国刑事司法院系往往同时雇佣两种教师力量，即终身教职序列教师和教学型教师。学校往往基于合同制雇佣具有刑事司法实践部门工作经验，同时又热衷于教学的硕士或以上学位获得者来承担院系里的很大一部分教学任务。那些终身教职序列教师往往只承担教学型教师一半的教学任务，而把更多的精力投入于科研。不少院系中还实行“教学买断政策”，终身教职序列教师可以将自己一定数额的科研经费交由学校来雇佣教学型教师代替其承担教学任务，确保自己有足够的精力开展科研。那些刚刚在博士阶段受到了本学科最前沿培训的助理教授面临着“不发表就灭亡（publish or perish）”学术文化下的压力，他们往往就构成了在所有的职称级别中最具学术活力的一群人。故而，将更多的教师留置在助理教授的阶层不仅是研究类大学激发青年学者研究积极性的关键，它在客观上也有助于刑事司法院系在总体上产出更多的学术成果。

三、中美比较对我国的启示

本文对中美两国刑事司法教师的特征的比较有助于我们反思中国刑事司法学科的现状和思考该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虽然从欧美借鉴了学科意义上的“刑事司法”这个概念，但是两者在实质内容上存在很大的差异。我们的学科现状已经越来越不能回应我们当前实践的需要了。发现犯罪规律、进行犯罪预防、评估警务行为效果、监狱矫治政策的制定、甚至法律效果的评估以及理论的提升，无一不依赖于实证分析和科学方法。甚至是在刑法研究内部，特别是对量刑的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实证分析的框架。〔11〕在学科研究领域也是如此，比如有学者指出我国在近30年的犯罪学研究方面真正有学术分量或实践指导价值的成果十分稀少。〔12〕我们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折性的时间点，如果不进行学科转型，我们不仅是在逆世界发展趋势而行，不能回应实践需求，更不能谈保持甚至扩大我们的学术疆土。

这种必要的学科的转型可能面临着困难和曲折。美国刑事司法学科从产生到完全独立也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而在其它国家类似的转型甚至引起了学术界的轩然大波。2012 年2 月法国高等教育研究部部长决定在全国大学理事会里将犯罪学设立为一个新的独立学科，理由是犯罪学体制不独立导致法国犯罪学发展已经落后了50年，该学科独立是全球化时代应对犯罪新挑战的必要之举。〔13〕然后，法国学术界及教育界关于犯罪学学科设立的激烈争论即刻就达到一个高潮，反对的声音也不绝于耳。在我国这种学科独立也不会骤然实现。学科转型的核心因素是学科中承担教学和科研的教师队伍。如何从教师建设的角度加快我国刑事司法学科的转型，本文提出如下几点对策性建议：

第一，建立双轨制的教师队伍和评价体系。每个教师的特点不尽相同，而且刑事司法培养也有多方面的需求，我们应该分别建立教研型和教学型这两类教师队伍。教学型教师至少要获得硕士学位，有刑事司法实践部门工作经验为优先条件，主要从事教学工作。其受聘后获讲师职称，根据对其教学方面的考核来决定其职称的初、中、高级。而对于教研型教师，学校在全国甚至全球范围内公开招聘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按照科研能力的标准择优录取。这部分教师的教学任务量要轻于教学型教师，但是其职称的评价标准也以科研能力为主。这样既能发挥教师的专长和积极性，又有助于培养不同类型的人才。

第二，打造多元化的教师队伍。在招募人才时，除了法学专业外，其它学科背景的人才，比如安全工程、统计学、社会学、计算机科学等也应该被认真地考虑，而不是一概的被认为“专业不对口”。聘任兼职教师时也要更多的考虑多学科的交融。另外，我们需要在刑事司法学科内部实现多个亚领域的平衡发展。我国的刑事司法学科在目前主要还是以刑法学研究为支撑的，其它的分支却比较弱势。我们应该以研究方法、犯罪学、警务学、狱政、法律几个领域作为刑事司法学科的主轴。在师资和专业设置上应该平衡发展。在对教师的招募中，特别要招募那些现有团队中缺乏的人才。这种学术的混搭不仅有助于我们自身的学科发展，告别“单打独斗”的现状，还有助于培养真正的未来跨学科的人才。这样，我们才能期待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也可以开展诸如刑事司法研究方法和统计这样的美国刑事司法学科的核心课程。〔14〕

第三，提升教师的科研能力。在鼓励教师做实证研究的同时应该为其搭建更好的平台。教师招募不是终点，人才还需要被继续的培养和经营。比如，因为对统计和技术的日益依赖，不少美国青年教师在攻读刑事司法博士学位的同时，或者进入教师队伍后又利用业余时间攻读统计或计算机的学位。这是一种基于科研需要而进行的再学习。当然，这种自主再学习的方式可能在我国有现实的困难，毕竟对于那些完全没有受到过此类训练的教师也可能会遭遇到缺乏方向性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以学分换学分”的方法鼓励在校的中青年教师通过修习统计、社会研究方法、计算机等的课程来适当的抵消其所承担的教学任务。这样我们既可以平衡一个教师为工作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又可以促进教师学以致用和提升科研能力。

〔参 考 文 献〕

〔1〕 Clear. T. R. （2001）. Presidential address： Has acad

emic criminal justice come of age？ Justice Quarterly， 18， 709-26。

〔2〕 Frost， N.， Philips， N.， & Clear， T. （2007）.Productivity of criminal justice scholars across the career.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Education， 18， 428-443.

〔3〕 熊秋红.刑事司法教育的现状与未来发展〔J〕.人民检察，2009，21：42-43.

〔4〕 皮艺军.知识契合与学科整合----以刑事学科一体化为视角的犯罪学解释〔J〕.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06）：24-28.

〔5〕储槐植.刑事一体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6〕梁根林，张立宇.刑事一体化的本体展开〔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7〕 孙运梁.“权力―学科”规训下刑事法学科的产生，嬗变及其整合〔J〕.刑事法评论，2007，（01）：27 .

〔8〕高维俭.刑事学科系统论〔J〕.法学研究，2006，（01）：15.

〔9〕张文，马家福.我国刑事科学的学科结构研究--兼论刑事一体化〔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05）：86-92.

〔10〕 West， C.， & Zimmerman， D. （1987）. Doing gender. Gender and Society， 1， 125-151。

〔11〕白建军.论法律实证分析〔J〕.中国法学，2000，（04）：29-39.

〔12〕 张远煌，林德核.中国犯罪学实证研究匮乏之表现及成因分析〔J〕.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04）：27.

刑法博士论文第2篇

一、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及其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整体水平在全国较为先进，其中刑事法律学科更是地位突出，具有刑法、刑事诉讼法（含刑事侦查与物证技术）、法律史三个博士学位点和三个硕士学位点，并设有博士后流动站。尤其是刑法学科长期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是迄今唯一的刑法领域部级重点学科点。以上述刑事法律学科和学位点为基础，建立了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

该中心以精干的知名中青年学者组成领导班子，并聘请著名法学家担任顾问。中心主任赵秉志教授为著名中青年刑法学者，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曾荣获“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首届“全国十名杰出青年法学家”等称号，1997年和1999年分别被人事部、教育部评定为“跨世纪中青年学术带头人”。中心执行主任卢建平教授，知名中青年刑法学者，法国法学博士，国际刑法学协会负责亚洲事务的副秘书长。中心副主任有四位：何家弘教授，知名中青年刑事侦查和物证技术学者，美国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甄贞副教授，在职博士，知名中青年刑事诉讼法学者；郑定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知名中青年法律史学者；黄京平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知名中青年刑法学者。中心顾问高铭暄教授，我国刑法领域第一位博士生导师，曾自始至终参与我国第一部刑法典的草工作，担任中国法学会副会长暨刑法学研究会会长、国际刑法学协会副主席暨中国分会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法学评议组召集人等重要领导职务，是我国刑法学界领导人、学科带头人和蜚声中外的著名刑法学家。中心还聘请了中央政法机关几位专家型领导同志担任顾问。中心现有专职研究人员10人，包括资深刑法学家王作富教授和曾为博士后的知名中青年刑法学者谢望原教授等；校内兼职研究人员15人，包括资深刑事诉讼法学家程荣斌教授以及知名中青年刑事诉讼法学者陈卫东教授等；校外（含国外）兼职研究人员15人，其中国内兼职研究人员为中央政法机关专家型的中青年业务负责人以及其他院校、科研机构的知名中青年学者，国外兼职研究人员均为国际上的著名法学家（如国际刑法学协会主席巴西奥尼教授、国际刑法学协会副主席戴尔玛斯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前任校长西原春夫教授、德国马普研究院外国与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阿。艾赛尔教授等）。为引导全国刑事法律学科的发展完善，中心建立了刑事法学学术委员会，由中心和其他院校、中央政法机关的9为著名专家学者组成，高铭暄教授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赵秉志教授担任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中心以实力最为雄厚的刑法学科为龙头，涵盖古今中外刑事法律学科，下设四个研究机构和研究方向：（1）第一研究室以中国刑法（含中国区际刑法）为研究方向，主任黄京平教授。（2）第二研究室以刑事诉讼法暨刑事侦查、刑事物证技术为研究方向，主任何家弘教授、副主任甄贞副教授。（3）第三研究室以刑事法律史为研究方向，主任郑定教授。（4）国际刑法研究所以外国刑法与国际刑法为研究方向，所长高铭暄教授、副所长赵秉志教授。中心在研究机构、研究力量、研究内容诸方面贯彻了优势互补，其主要表现有二：（1）相关学科有机结合。研究机构和研究方向的设置，涵盖了刑法、刑事诉讼法、刑事侦查与物证技术、刑事法律史等刑事法律学科群中的基本和主要领域，体现了基础与应用、实体与程序、历史与现实的有机结合，有利于开拓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保证研究的综合性和应用性。（2）研究队伍合理组合。建立了老中青相结合并以中青年为重心的合理梯队，形成了校内专职、兼职研究人员与校外（国外）兼职研究人员的合理结合。

作为刑事法律科学领域唯一的国家重点研究基地，该中心在本学科领域的整体研究水平应在全国居于显著的领先地位，并在国际上享有较高的学术声誉。为达此目标和地位，在教育部和中国人民大学的领导与支持下，中心在借鉴以往研究机构之研究体制的基础上，将大力深化科研体制改革，摈弃过去的以院（系）和教研室为管理主体的科研管理体制，真正确立全新高效的管理体制，建立和完善主任责任制、人员流动制、项目合同制、全面开放制等责任与竞争机制，从而形成理论创新机制和自我发展完善的能力，为中心的科研和学术活动提供充满活力和动力的开放、科学、高效的良性运行机制。中心要以学术研究为重心，专职、兼职研究人员均需与课题相联系，实行“带课题和经费进中心，完成课题后出中心”的制度；中心接受来自国内外的与刑事法律相关的课题进入中心研究的申请，并为课题研究提供服务和优惠的科研条件；中心将注意与法律实务部门和国外、境外进行合作研究，努力服务于我国刑事法治实践，并力争站在当代学科的前沿；中心要大力培养学术带头人、中青年学术骨干、高级专门人才，举办短期培训，努力建成本学科领域的高层次人才基地；中心计划通过举办国内、国际学术会议，派出和接收国内外访问学者，建立向社会开放的现代化图书资料中心，以及多种形式的参与实践和服务社会，努力成为本学科领域的重点学术交流中心与咨询服务中心；中心要争取在国家主管部门的支持和全国刑事法学界的协同参与下，以其重要的学术地位、高水准的学术成果和丰富的学术活动，起到引导、促进刑事法学学科发展完善的作用。

该中心被批准为国家重点研究基地近十个月以来，注重学术研究，注意学术交流，学术活动丰富，学术成效显著：（1）中心的两个重大科研项目《当代新型犯罪比较研究》（10个子课题，赵秉志教授主持）、《刑事审判与证据制度研究》（2个子课题，何家弘教授、甄贞副教授主持）均已启动，并进展顺利。（2）中心主要系列著作项目“刑事法律科学文库”已有《新中国刑法学五十年》（3卷本，高铭暄、赵秉志主编）、《重点疑难犯罪司法实务研究》（7本，赵秉志主编）、《中国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8本，赵秉志主编）、《刑法相邻相近罪名界定与运用》（上、下册，赵秉志主编）、《中国刑法实用》（赵秉志主编，黄京平等副主编）、《刑事司法实务疑难问题研究》（11本，赵秉志主编）等6种计32本书籍已先后问世或正在出版过程中；中心校内研究人员还有16种其他刑事法著作、译著出版。（3）由中心下属的国际刑法研究所于2000年8月10日至15日在贵阳市成功地举办了“当代国际刑法问题学术讨论会”，计有来自全国各地的34个单位的66位代表出席，会议研讨了当代国际刑法的诸多重要课题，这是我国首次以国际刑法为专门议题的学术会议，受到中央有关部门和刑法学界的重视，影响较大且意义深远；高铭暄教授、卢建平教授赴巴黎参加了国际刑法学协会理事会，在我国政府和中国法学会的领导与支持下，代表国际刑法学协会中国分会成功地申办2004年第17届国际刑法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卢建平教授赴新加坡参加了“世界化与国家”国际研讨会，并就中国刑法的国际化努力作了专题报告；中心研究人员还参加了多次国内有关学术会议。（4）高铭暄教授、赵秉志教授、何家弘教授、黄京平教授、谢望原教授等多次应邀为有关部门、地方作学术报告并获得好评。（5）中心在下属的国际刑法研究所继续编辑出版以大分量的深入理论研究为特点的《刑法论丛》（法律出版社出版，已出版4卷）的基础上，将与最高人民法院合作编辑出版以刑事法实务问题研究为特点的《审判实务研究论丛。刑事法卷》专刊（季刊，由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6）中心已与法国、加拿大、德国、日本和我国澳门地区就跨国犯罪、金融犯罪、环境犯罪、过失犯罪、内地与澳门刑法比较等课题进行学术合作研究并得到了一定的支持；中心参与与美国福特基金会合作引进“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并已取得成绩；中心接待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南联盟等国的专家学者并举行了座谈会或学术报告会。

二、新世纪中国刑事法学研究之前瞻

新中国刑事法学研究在其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尤其是在我国改革开放20年以来，紧密结合社会的发展和刑事法治的实践及其进步需要，努力开拓进取，成果丰硕，成就骄人。展望21世纪，我们完全有理由对我国刑事法学研究的未来充满信心。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我国刑事法学的研究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而亟待改进的薄弱环节：如研究方法不够丰富、科学；注释方法尚占据过重的地位，致使刑事法学研究尚未完全形成自己独立的理论品格；基础理论研究相对薄弱，未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对当代世界先进刑事法学的比较研究不够，尚未完全走出简单移植、生搬硬套的理论研究误区；学科之间尤其是刑事法学各学科之间的交叉整合研究尚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可以预言，21世纪的中国刑事法学将在挑战中前行。把握发展契机，迎接挑战，努力创造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需要的刑事法学研究的辉煌，是新世纪赋予中国刑事法学学者的历史使命，也是作为国家重点研究基地的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的责任所在。针对中国刑事法学研究的现状及其不足，我们认为，21世纪的中国刑事法学研究应当着重解决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以实现中国刑事法治的科学化、现代化和国际化：

（一）转换理论观念

首先要转换刑事法的理论观念，重视刑事法的人权保障机能，以实现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的有机结合。刑事法观念是人们对刑事法律的性质与功能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看法、心态和价值取向的总称。在法律文化结构体系中，刑事法观念居于深层的或潜隐的地位，它不一定与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永远保持一致，但却控制和影响着居于表层结构的刑事立法的规范设计和刑事司法的具体操作功效。

我国传统的刑事法观念认为，刑事法律是执行阶级职能、镇压阶级敌人反抗、惩罚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的工具。由此决定，我国刑事法律的确立和变更，曾主要取决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刑事法律的适用，随政治形势而变迁；刑事法学的研究，以符合立法和政治需要为原则，这种实用主义的刑事法观念，不仅阻碍了刑事法学理论的更新和发展，而且也使刑事立法缺乏长远预见。因而转换刑事法观念，确立与时展和社会变迁相适应的现代刑事法观念，就成为21世纪中国刑事法律变革和中国刑事法学发展的必要前提。

对此，我们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刑事法的价值观念应当从过去对社会利益、公共秩序的单纯强调转变为社会保护与公民个人权利的保障并重。刑事法律规范不仅是全体公民的基本行为准则，而且也是司法者代表国家行使刑罚权的裁判规范，是国家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界限。就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而言，刑事法观念转变的重点应当放在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和保障方面，并在立法与司法两个层面予以体现，这也是当今刑事法律发展的世界性潮流与趋势。

需要指出的是，强调新世纪的中国刑事法律应当以人为本，注重人权保障机能，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动态平衡，最大限度地发挥刑事法律的功能，但这绝不是对人权保障的片面强调和对刑事法律的社会保护机能的完全否定。西方国家的经验已经表明，无视刑事法律对公共安宁和社会秩序的保护，过分强调个人权利的保障，不仅有损于良好的社会秩序，无助于刑法对个人权利的有效保护，反而会从根本上动摇刑事法律的社会正义基础，最终扼杀刑事法律的生机与活力。

（二）调整研究方向

调整刑事法学的研究方向，坚持注释刑事法学研究与理论刑事法学研究的并行不悖，实现刑事法学研究应用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实为我国刑事法学研究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我国以往的刑事法学研究，基本上唯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马首是瞻，过分偏重注释法律，而没有形成独立的学术品格。应当说，应用性是刑事法学的生命，是刑事法学得以发展和繁荣的源泉，离开应用性（实践性），刑事法学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正是刑事法学的应用性决定刑事法学需要进行注释性研究，不仅要分析现行刑事法律本身的规范内容和逻辑结构，而且还要描述刑事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实施和运行效果，阐释立法精神，为刑事司法服务。

但是，刑事法律的运用与发展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对刑事法学运行规律的科学揭示，仅仅依靠注释性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刑事法学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其应用性，关键还在于其科学性。而要维护刑事法学的科学性，就必须进行刑事法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运用刑事法学的理论和相关学科的知识来揭示刑事法治的内在客观规律，有意识地引导现行刑事法律的科学运作。综观近现代世界各国刑事法治发展、变革的历史，刑事法学基础理论研究均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国以往的刑事法学虽对基础理论有所研究，但获突破性进展不多，这也是导致我国刑事法学研究不能高瞻远瞩、形成高屋建瓴之势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因而今后刑事法学基础理论应当成为研究的重点之一，以有效地提升刑事法学的科学性，加速中国刑事法治现代化的进程。

当然，注重刑事法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并不是要完全抛弃注释刑事法学的研究。新世纪中国刑事法学研究的方向，应当是注释研究与理论研究的并重，这是由刑事法律和刑事法学的特点所决定的。由于传统的中国刑事法学研究过分偏重注释性研究，所以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应当在兼顾注释性研究的同时，适当偏重理论性的研究，以使二者渐趋平衡，实现刑事法学科学性与应用性的有机统一。

（三）改革研究方法

人类科学研究的历史证明，认识方法的变革必然导致科学本身的变革，理论的创新往往源于方法论的创新。

针对以往刑事法学研究仅注重定性研究而忽视定量研究、研究方法比较贫乏等问题，我国新世纪的刑事法学研究在坚持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基础上，还应当着力改进研究方法：贯彻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有机结合；针对不同的课题和问题，注意思辨研究与实证研究的正确选择与合理结合；繁荣、优化比较研究，不仅要注意对外部世界刑事法律、刑事法学的介述和规范层面的研究，而且也要注意对之进行经济、文化、政治等深层次的研究；从刑事法治的整体运行状况出发，根据某些问题的关联性质，注意结合刑事法学的有关学科进行研究；提倡学科的交叉整合，根据课题研究的需要，注意借鉴、引进其他社会科学、现代自然科学的某些研究方法，等等。

（四）拓宽研究视野

以往我国的刑事法学研究，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比较注重国内法的研究，而在外向型研究方面则相对比较薄弱，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刑事法治与当代世界先进刑事法治的衔接。因而拓宽刑事法学研究视野，加强中国区际刑事法的研究，努力开拓外国刑事法、比较刑事法暨国际刑事法的研究，应当成为新世纪我国刑事法学研究亟需加强的领域。

1.加强区际刑事法研究

1997年7月1日我国对香港恢复行使，1999年12月20日澳门也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中国从而彻底结束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随着将来的最终解决，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完成，“一国两制三法系四法域”的格局将在我国形成。由此决定了我国区际刑事法律冲突的不可避免以及解决这一冲突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因而区际刑事法的研究将成为我国刑事法学研究的一个重点领域。为此，需要大力加强各法域的学术交流，广泛开展学术研究合作，以促进各法域刑事法律的完善，建立富有中国特色的区际刑事司法协助机制，有效地惩治和预防跨地区犯罪，确保一国两制方针的实现。

2.繁荣外国刑事法暨比较刑事法的研究

德国著名诗人歌德曾有名言：“不知别国语言者，对自己的语言便也一无所知。”德国著名比较法学者H.克茨据此指出：“我以为，在法律上也可借用歌德的这句箴言。这意味着，即使一位法律家，也只有具备有关外国法律制度的知识，方能正确地理解本国的法律。”我国刑事法学界过去由于“夜郎自大”思想和“以阶级斗争为纲”观念的影响，没有很好地吸收、借鉴外国刑事法律和刑事法学的有益经验。近年来，我国刑事法学界开始注意这个问题，但所依据的资料以来源于间接渠道居多，而且很不系统。不仅如此，我国刑事法学的比较研究大多限于欧陆几个代表性国家的刑事法理论，对英美刑事法的研究则相对显为薄弱。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比较刑事法学研究的发展和我国刑事法学对外国刑事法学先进理论的借鉴。因而全面地开拓和加强对外国刑事法和比较刑事法的研究，对我国刑事法理论的发展乃至对于刑事司法实务的完善，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新晨

3.重视国际刑事法研究

进入21世纪，国际范围的交往将变得更为频繁，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法律国际化的进程也正在进一步加快。这种社会发展趋势，为国际犯罪的增长在客观上创造了条件。可以预言，21世纪的国际犯罪将会更加猖獗，其对整个国际社会造成的危害也将日益加重。这样，国际犯罪的惩治与防范、国际范围内的刑事司法协助、国际刑事法的中国化以及中国刑事法的国际化等问题，都将成为我国刑事法学研究亟待加强的领域。尽管联合国已经成立了旨在审理战争犯罪等严重国际犯罪的国际刑事法庭，但在诸如战争罪、侵略罪、危害人类罪、灭绝种族罪的认定与处罚、国家刑事责任的承担、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机制等国际刑事法理论与实践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上，世界各国的学者并没有达成共识，国际刑事法研究仍然需要进一步深入和提高，我国刑事法学界也应当在这些崭新的领域有所贡献。

刑法博士论文第3篇

参加此次会议的代表包括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等各法学重点研究基地及所在学校的专家、领导，同时还包括国内多位在法哲学研究方面享有盛誉的专家、学者。诉讼法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陈光中教授、主任樊崇义教授、常务副主任宋英辉教授以及肖建华、高家伟、吴宏耀等研究人员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时间：（2004年12月17日-12月20日）

17日

报到

18日

9：00－11：30 开幕式：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致辞，中国政法大学陈光中教授致辞，海南大学谭世贵校长致辞教育部领导袁振国讲话各中心汇报、交流“基地”科学管理的经验 （樊崇义教授主持）

12：00－13：00 午餐

14：30－16：30 继续交流经验、教育部领导总结讲话（樊崇义教授主持）

19日

9：00－11：30 部门法学哲理化研讨（徐显明校长主持）

12：00－13：00 午餐

14：30－16：30 部门法学哲理化研讨（张文显教授主持）

20日

参观考察

王利明 男 中国人民大学法民商经济法学研究中心主任 博士生导师

牟 峰 男 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处工作人员

马 特 男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专业博士生

赵秉志 男 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研中心主任 博士生导师

时延安 男 中国人民大学刑事科研中心主任助理 讲 师

黄 进 男 武汉大学副校长 国际法研究所所长 博士生导师

胡德坤 男 武汉大学副校长 博士生导师

沈状海 男 武汉大学社科部部长 博士生导师

肖永平 男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执行所长 博士生导师

王树义 男 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 博士生导师

胡 斌 男 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办公室副主任

张文显 男 吉林大学党委书记 理论法学研究中心主任 博士生导师

宋显忠 男 吉林大学理论法学中心 讲 师

黄文艺 男 吉林大学理论法学中心主任助理 副教授

王胜今 男 吉林大学副校长 博士生导师

彭向刚 男 吉林大学社会科研处处长 博士生导师

张卫平 男 清华大学法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邓正来 男 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 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兴良 男 北京大学法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高铭暄 男 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步云 男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 教授、博士生导师

锁正杰 男 公安部法制局 博士

徐显明 男 中国政法大学校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桂琳 女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

郭成伟 男 中国政法大学科研处处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光中 男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教授、博士生导师

樊崇义 男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博士生导师

宋英辉 男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教授、博士生导师

肖建华 男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教授、硕士生导师

高家伟 男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教授、硕士生导师

吴宏耀 男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程德文 男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 博士后

毛立华 男 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

2004年教育部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法学）主任联席会议暨部门法学哲理化研讨会简报

2004年12月18日至19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法学）主任联席会议暨部门法学哲理化研讨会在博鳌亚洲论坛会场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承办，海南大学法学院协办。教育部社政司领导袁振国副司长、张保生处长，教育部所属八所法学重点研究基地的主任樊崇义教授、赵秉志教授、王利明教授、张文显教授、王树义教授、肖永平教授、曹新明教授，协办单位海南大学校长谭世贵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武汉大学副校长胡德坤教授，特邀嘉宾陈光中教授、李步云教授、高铭暄教授、陈兴良教授、邓正来教授、张千帆教授，有关学校科研主管单位领导郭成伟教授、姚莉教授、牟峰处长，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宋英辉教授，以及有关研究基地的研究人员、博士后研究人员、博士研究生等，共计40人到会。两天的会期分为基地管理经验交流和部门法学哲理化两个阶段，议程紧凑。本次主任联席会议首次单独设立专题研讨会议程。总体而言，主办单位和协办单位尽心竭力，参加单位积极响应，到会人员发言内涵深邃，尤其是会议选题高屋建瓴，博鳌风光旖旎，因此，本次会议是一次高规格、高质量的法学界峰会。吉林大学法学院宋显忠博士认为，这次会议不仅规格高，而且对部门法学哲理化的必要性达成共识，对中国理论法学和应用法学的发展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基地管理经验交流要点

在樊崇义教授主持下，七个法学重点研究基地的主任按照成立时间先后发言，简要介绍了所领导基地的发展历史、工作成绩、学科特点、管理问题和未来规划。陈光中教授、徐显明校长和宋英挥教授提出了一些管理问题，袁振国司长简要介绍了教育部建设重点基地的决策背景以及未来发展举措，张保生处长通过一系列统计数据将5年来教育部所属重点研究基地建设的成绩概括为研究条件大大改善、经费大量增加、研究队伍不断壮大、重大项目成果不断涌现、学术交流空前活跃和网络建设突飞猛进等六个方面，将管理经验概括为严格管理、打造品牌和管理创新等三个方面。

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积极响应主办单位要求，专门制作了基地管理经验交流材料。赵秉志主任认为，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的特点是：第一，突出学科群建设，以刑法学这一优势学科为龙头，辐射、带动犯罪学、犯罪心理学、刑事政策学、刑事侦查学、证据学等相关学科的共同发展；第二，对外交流的组织化和制度化，以五个对外学术交流机构为组织平台，与中国刑法学会、国际刑法研究会和香港、澳门的有关协会展开平等合作，定期组织或者承办国际和国内研讨会，邀请国内外专家讲座，在国际和国内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第三，以学术研究为重中之重，通过论坛、论丛、报告、评论等各种形式的学术专刊或者通刊系列，为整合全国学术力量，推出学术精品，提供制度化的平台。

武汉大学环境法学研究中心主任王树义教授认为，环境法学很年轻，正处于超常发展时期，环境法学研究中心任重道远。该中心的特点是：第一，合办机制。即武汉大学法学院与国家环境保护局合作成立研究中心，共同为中心的运作提供资金、项目和管理方面的便利条件；第二，与环境法学研究会紧密结合。环境法学研究会的办公机构设置在中心，会长、副会长和秘书长也主要由中心人员担任。通过环境法学研究会这一组织形式，环境法学研究中心成为凝聚全国学术力量的平台。第三，立法咨询。即通过项目委托、咨询报告等形式，为全国人大法工委、国家环境保护局、国土资源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提供立法咨询或者建议稿。

中国人民大学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王利明教授在介绍了立法咨询、学术论坛、学术研讨会和网站建设等方面工作的基础上，认为研究基地应当面向全国。该中心比较突出的地方是：第一，与立法部门紧密合作，每年都争取到若干重大项目，提供了有关民法典、物权法等多部法律的专家建议稿、修改意见稿和咨询报告，在学界和实务界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第二，学术研究形式的系列化，通过《民商事判例法研究》（已经出版20多卷）、民商法论坛（已经举办220多讲）等形式，为整合中国民商法学界的研究力量提供平台；第三，特别注重民商法网站建设。几年来投入巨资，在网站上建设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学理文献等资料库，及时学界研究动态，点击率位于世界和国内前列，影响广泛。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肖永平教授认为，研究基地在武汉大学法学院国际法研究所的基础上建立，从研究所到重点研究基地的核心是机制转化。该中心的特点是：第一，国际法不同分支学科的整合。通过基地这一组织形式，建立并且完善了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等分子学科定期交流机制，整合力量搞专题研究，使研究人员不再固守特定的研究方向。第二，注重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基地专职研究人员在15个国外刊物上，提供的《国际私法范本》产生了较大的国际影响。第三，以资料建设为中心，形成资料优势。这是基地在国内尤其国际学界发挥影响的关键所在。

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主任张文显教授从中心刊物、课题研究、学术成果、人才培养、国内和国际研讨会、马克思主义法学工程和全球化与法律研究所（基地）建设等方面介绍了近年来的工作情况。该中心的特点是：第一，注重基地学术期刊建设。该基地主办的《法治与社会发展》成为核心期刊，这是该基地的独特优势。第二，注重理论法学与应用法学的结合。在课题研究、讲座和论坛以及学术研讨会等方面，都注意在理论法学和应用法学之间的结合地带寻找发展空间，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主任樊崇义教授认为，研究中心的工作分为全国诉讼法学平台建设、理论联系实际、成果转化、研究队伍和学科建设、资料信息和网站成绩等五个方面，成绩集中表现为两个“第一”，即校内科研成果连续三年第一，校外科研成果引用率第一。诉讼法学研究中心的特点是：第一，专职科研队伍与全国科研队伍结合。在构建老中青三代组成的可持续发展的专职研究队伍的基础上，通过诉讼原理、诉讼法学文库、诉讼法学研究、司法研究人权系列和外国诉讼法典译丛等系列，以及图书馆和网站等形式，建设全国诉讼法学交流平台。第二，理论紧密联系实际，及时转化研究成果。通过与实际部门共建基地、实证研究、免费培训全国师资力量、立法建议和咨询等方式，不仅始终把握学术前沿，而且及时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实践部门的决策，转化为师资培训和研究生培养的教材。

在上述经验交流的基础上，大家提出基地管理方面的一些有待进一步探索或者完善的问题，包括：

1.基地管理办法的修订。主要是部分考核指标不切合实际、缺乏灵活性，例如以书代刊的成果没有纳入考核指标，纵向项目与横向项目的比例不合理，以及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社会服务、资料信息等任务齐头并进可能造成基地负担过重等。

2.基地内部管理制度的完善。主要是基地管理模式的多元化或者一元化选择、基地专职研究人员与校内学院教师之间学科力量整合、校外兼职研究人员的管理、校外兼职的研究成果在本校考核中的承认等。

二、部门法学哲理化研讨会要点

研讨会由徐显明教授和张文显教授主持。大家的发言可以归结为如下七个方面：

1.部门法学哲理化的意义。大家一致认为，部门法学的哲理化是我国法学走向理性和成熟的必然之路。李步云教授认为，任何法律研究都必然在特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进行，“哲理化”应当部门法学研究的应有之义；徐显明教授认为，这个命题标志着我国法学研究范式的转变，即从反思式的革命性法学走向建构式的建设性法学；邓正来教授认为，部门法学哲理化的命题预示着对我国现行法学研究缺陷的检讨和反思。

2.部门法学哲理化的内涵界定。大家一致认为，“哲理化”并非将哲学、法哲学的范畴或者原理简单套用到部门法学中，也不是用它们来改造部门法学。对部门法学哲理化的具体含义，存在不同观点。“提升说”认为，哲理化是应用哲学、法哲学的方法论提升部门法学研究层次的结果（王利明）：“上升说”认为，部门法学针对具体问题的研究最终都会也需要上升到一般法理的层面（徐显明）：“方法借用说”认为，“哲理化”是部门法学借助哲学、法哲学和法理学的一般方法和原理研究部门法的问题（锁正杰）：“中间说”认为，部门法学哲理化是研究位于理论法学和应用法学中间地带的范畴和原理的知识体系（张文显、陈兴良）。

3.部门法学与法哲学之间的关系。张文显教授认为，部门法学是法哲学研究的基础，法哲学是部门法研究的一个提升。两者在哲学上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是共性与个性之间的关系。

4.部门法哲学与部门法理学的关系。大家一致主张区分法哲学和法理学这两个概念。关于如何区分，李步云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是研究法、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中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科学。陈兴良教授以法社会学、法理学和法哲学的内容区分以及价值分析、规范分析和社会实证分析的方法区分为经纬，认为部门法法理学是应用规范分析方法研究部门法规范之内的原理范畴，而部门法哲学是应用价值分析的方法研究特定部门法之上的价值内容，两者都是部门法学的组成部分。张文显教授认为，部门法哲学的研究对象是开放的，包括部门法的基本原则、基本原理、基本范畴、法律方法和热点问题，部门法哲学的研究方法有语义分析、价值分析、反思和建构等。

5.部门法学哲理化的方法和路径。关于部门法学如何走向哲理化，大家一致认为，部门法学哲理化应当自部门法学内部产生，形成具有自己特点的范畴、方法和原理。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的特色是寻找部门法学和理论法学的中间地带，宋显忠博士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方法颇有特色，即以反思部门法学已经形成的原理或者命题为中心，以实在法的制度分析和热点案例分析为基本点，将一般法理研究与单靠一个部门法难以解决的疑难问题分析结合起来。王利明教授反对部门法学分割的所谓“饭碗法学”，认为部门法学哲理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不同部门法之间相互渗透和融合。邓正来教授认为，部门法学哲理化不是一个独立的知识体系，而是部门法学研究层次逐步提升的结果，必须针对具体问题，否则，就可能变成玄学。

6.部门法学研究前沿问题。大家认为，部门法学的前沿问题都涉及哲学和法哲学的原理和方法。陈光中教授指出，刑事诉讼法法学的前沿问题有保障人权与打击犯罪、实体法与程序法、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公正与效率、理论与实践等范畴之间的关系；高铭暄教授指出刑法学的前沿问题有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关系、功利和报应等价值的之间的权衡及其多元化、减少死刑适用范围以及有关犯罪、刑罚、刑事责任等刑法基本范畴等。

我们感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不仅要面对全国，成为国内相关学科发展的服务平台，而且要面对世界，成为吸引世界相关学科的优秀研究力量的中心。按照袁振国副司长的意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是特定学科领域中的“国家队”，这一精辟的术语明确了重点研究基地在国家学科发展中的地位。但是，这个“国家队”的组织和功能模式，还需要进一步探索，我们认为，多元化将是基地管理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

诉讼法学研究中心

1.刑事证据法学对理性的呼唤………………………………樊崇义

2.加强价值论研究，推进诉讼法学发展……………………樊崇义 肖建国

3.论正当法律程序与保障人权………………………………杨宇冠 禹艳辉

4.诉讼本质论…………………………………………………肖建华

5.行政诉讼本质论……………………………………………高家伟

6.刑事诉讼法研究与法哲学方法……………………………锁正杰

7.形式理性与刑事诉讼中的事实裁判………………………程德文

8.司法裁判中的事实…………………………………………吴宏耀

9.社会认识论与证据法………………………………………毛立华

10.实体公正的困境………………………………………… 李 静

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刑法哲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当代中国刑法哲学研究综述

………………………………赵秉志 魏昌东

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

部门法哲学讲座

第一讲 财产权的合法性基础………………………………张文显

第二讲 法律之善优与事实之争……………………………郑成良

第三讲 婚姻正当性基础的法哲学追问……………………黄文艺

第四讲 全球化、全球治理与国际法的新视野……………何志鹏

第五讲 继承制度正当性基础的法哲学论辩………………黄文艺

第六讲 法学家视野中的公司………………………………蔡立东

第七讲 契约自治理论下的契约法阐述……………………孙学致

第八讲 利益 正义 权利……………………………………彭诚信

第九讲 诉讼制度的再认识…………………………………宋显忠

第十讲 罪行法定：理念及其敌人…………………………杜宴林

第十一讲 经济法基本范畴研究论纲…………………………刘红臻

刑法博士论文第4篇

诉讼法哲学的索求,为我们更全面地把握西方的刑事诉讼结构提供了宝贵的知识基础。

孙记博士指出,“刑事诉讼程序调整的是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之间的关系,在国家与个人之间何者优位,西方强调个人优位于国家、个人是第一位的、国家或社会是第二位的,主张自由主义。”通过追溯自由主义的开端、分析其基本内涵,厘清其核心思想是个人主义,强调人的尊严与价值,透过对本体论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和消极意义上的自由观的爬梳,该书认为本体论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要求现代刑事诉讼程序立法必须充分体现被追诉人的诉讼利益,并要在刑事诉讼中把该诉讼利益规定为被追诉人的基本人权,应在诉讼过程中体现对被追诉人的人文关怀,由此便引申演绎出参与、公平、中立、自治、及时、终结等现代刑事诉讼的价值要求;同时消极自由观必然要求在刑事诉讼中国家的追诉权不能不择手段、不能为所欲为,被追诉人“确获承认的私域”乃是其重要的程序性利益,该利益在刑事诉讼中表征为被追诉人的基本人权。这种基本人权普遍体现为许多国家宪法中的基本权利,也被规定在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当中。该书指出,有限国家论构成自由主义的另一面。个人优位于国家的理念和消极自由观必然导致有限国家论,即国家的权力是有限的,是保护公民个人的消极自由的手段。有限国家论蕴含着法治理念与精神。孙记博士认为,完整意义上的法治理念至少应当包括善法至上、约束权力、权利平等、社会自治。这一法治理念必然要求在刑事诉讼中的追诉机关严格依照法律程序行使职权,恪守“法无明文授权即禁止”的原则。精神的核心在于保障人权与限制权力,而限制权力的核心在于分权。分权思想在现代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最主要体现就是控审分离原则,该原则构成现代刑事诉讼结构的核心内容。据此,该书深刻揭示了现代刑事诉讼结构所秉持的价值理念之理论依据,建立起了现代刑事诉讼价值理念与自由主义之间的逻辑联系,进而阐发了现代刑事诉讼结构所蕴含的程序理念及其程序自身的内在价值。由此,孙记博士从学理上澄清了现代刑事诉讼价值理念的深层次根源,为我们更全面地把握西方的刑事诉讼结构提供了宝贵的知识基础。

对刑事诉讼内在规律的执着求索

孙记博士对于现代刑事诉讼内在规律的求索,不是简单地运用概念分析与逻辑推演,而是在历时性研究视角中采用了利益分析方法,有力地推进了对刑事诉讼内在规律的探究。这种利益分析方法具体表现为:通过对现代刑事程序形成历程的细致考察,有力地揭示出,鉴于自由主义的影响,在现代刑事诉讼程序中被追诉人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其诉讼利益在法律上得到承认,原有的国家利益发生分化,出现了追诉权代表的国家利益、裁判方代表的公正利益。由于被追诉人的诉讼利益至少不低于追诉权所代表的国家利益,故而逐渐形成了以被追诉人利益为核心的诉讼利益结构,进而被追诉人的程序性利益在立法上表现为其在刑事诉讼中所享有的基本人权,包括被推定为无罪的权利、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及沉默权、保释权、公正审判权和律师帮助权。在这一诉讼利益结构中,各方主体为了维护其诉讼利益,以“权利制约权力、权力约束权力”的方式积极参与到刑事诉讼运行的主要过程和关键环节中来。通过利益分析方法的运用,该书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利益结构:追诉方所代表的国家或者社会利益、裁判方所代表的公正利益、被追诉人的程序性利益在刑事诉讼中呈现一定的排序和比例关系。透过这一利益结构,孙记博士提出了现代刑事诉讼中主体间的“三方结构”和行为结构,力图探寻现代刑事诉讼的内在规律。这一主体间的“三方结构”不仅阐释了静态意义上的“控审分离、控辩平等、抗辩对抗、裁判居中、裁判中立”的共识性的“等腰三角结构”,而且进一步揭示了该结构形态的性质演变、相对性及动态性。现代刑事诉讼中利益结构决定着其主体间的行为结构,该行为结构表现为:依据法定原则,审判前程序中被追诉人的诉讼法哲学的索求基本权利对追诉权构成制约;审判前程序中裁判权对追诉权形成司法控制;审判过程中控辩双方在裁判者面前展开说服论证活动。控、辩、裁三方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行为旨在维护其代表的利益,该利益左右着各方的行为状态,成为整个刑事诉讼程序展开的动力。

由此,该书比较清晰地勾勒出了现代刑事诉讼结构的整体形态,对其中的主体性要素、主体间关系、主体间行为的动力与方向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为我们展示了现代刑事诉讼中的一些规律性的重要内容,同时也为如何科学评价当前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律制度以及究竟怎样改造我国的刑事诉讼结构提供了理论参考。

刑法博士论文第5篇

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2008年年会于2008年9月19日至22日在峰峦叠嶂、林海茫茫的革命圣地井冈山举行。本次年会由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与江西省人民检察院联合主办，人民检察博物馆与南昌铁路运输检察分院联合协办。出席本次年会的有来自国内各有关高校从事刑事诉讼法学研究、教学的学者以及中央和地方公、检、法机关的有关人员、有关法制媒体的记者等近200人。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孙在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熊选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孙谦、江西省委常委、纪委书记尚勇等领导出席了会议。

本次年会的主题为“刑事诉讼制度的科学构建”，分议题为：刑事诉讼法学研究30年的回顾与展望；刑事司法职权的优化配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立法化与司法化。现就本次年会的讨论与交流情况综述如下。

一、中国刑事诉讼立法与理论研究30年的回顾与总结

关于这一议题，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教授在大会上从30年来我国刑事诉讼法立法与理论研究发展两个方面作了详尽的专题报告，此后与会代表就这一议题也展开了讨论。

（一）关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刑事诉讼法立法的回顾与总结

1978年至今的三十年我国刑事诉讼法制之发展，可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年到1995年，为刑事诉讼法制重建阶段。“文革”结束后，我国法律界开始拨乱反正，走上复兴重建法制之路。刑事诉讼法制重建的主要标志是1979年刑事诉讼法典与刑法典的同时制定。这部刑事诉讼法典总结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刑事司法建设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文革”的惨痛教训，借鉴了苏联和西方国家的一些经验，规定了刑事诉讼的任务、基本原则、重要证据规则和侦查、起诉、审判等具体刑事程序。从此我国的公安司法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开始有法可依，有规可循，使办案质量得到了法律程序的保障。

在制定刑事诉讼法的同时，我国还制定了《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律师暂行条列》。这些法律法规为实施刑事诉讼法典进一步创造了条件。

第二阶段：1996年到2008年，为刑事诉讼法制发展阶段。此时期最大成就是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成功修改。为适应国家改革开放和民主法制发展需要，也为了适应世界刑事司法的发展潮流，1996年全国人大以“促进刑事诉讼制度进一步民主化、科学化，在注意保持惩罚犯罪力度的同时强化人权保障”为指导思想对刑事诉讼法典作了一系列重大修改和增补。此次刑诉法之成功修改得到了国内外的一致好评。但客观而论，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此次修改仍存在一定缺憾，而且尽管后来政法实务部门和立法机关制定了若干实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决定等文件予以弥补，刑事诉讼法在实践中的失灵现象仍多为世人所诟病。之后，随着党中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以及尊重和保障人权等重要方针，并使之相继载入宪法，我国刑事诉讼法制也得以继续发展。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当推2007年死刑核准权一律由最高人民法院收回统一行使。

另外，2007年通过2008年6月生效的新律师法，对辩护律师在会见犯罪嫌疑人、阅卷等问题上突破了刑诉法的规定，为实现有效辩护创造了较好的条件。但一方面由于新律师法的个别规定不够务实;另方面更主要由于有的实务部门人员对辩护权强化保障持抵触和拒绝执行的态度，致使当前新律师法有关规定陷于“有法不依”困境，这正为全社会所关注。

（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总结

1．三十年来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成果及研究队伍建设

（1）改革开放30年，刑事诉讼法学研究成果丰硕，出版、发表了一大批教材、专著、及论文。

在刑事诉讼法学教材方面，据不完全统计，共出版不同版本的刑事诉讼法学教材达100多部。其中有些教材不仅很好地满足了高等院校的教学之需，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为理论及司法实务部门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参改之便；除了刑事诉讼法学教材，随着证据法学研究的逐渐展开与深入，有关证据法学的教材出版也达到了一定数量。从内容上来看，刑事诉讼法学、证据法学教材经历了从单一性到多元化，从偏重法条注释到强调学理阐述的逐步发展过程。

就专著来看，30年来出版的刑事诉讼法学专著呈逐年递增之势，从一开始的每年出版几部、十几部逐渐发展到现在每年出版几十部专著。据粗略统计，2005年、2006年和2007年出版的刑事诉讼法学专著数量均达到了90部以上，其中不乏具有一定质量、一定深度的学术精品。

在论文方面，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近几十种有代表性的学术期刊在1978年至1988年共刊载刑事诉讼法学论文近900篇；1989至1998年，共约刊载刑事诉讼法学论文3000余篇；近年来虽然未做具体统计，但其数量只会逐渐增加，而且还是大幅度地增加。就论文质量而言，其中不乏真具有知灼见，并对国家立法、司法形成重大影响的精品文章。

（2）刑事诉讼法学研究队伍的建立与发展。

改革开放伊始，刑事诉讼法学教学科研力量较为薄弱、单一，多数研究人员是文革后归队的老一辈刑事诉讼法学工作者。30年过去了，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力量不断扩大和成长，形成了一支数量可观、力量雄厚的教学、研究队伍，其中既有来自全国各法律院、校、系和科研机构的教学科研人员，也有从司法实际工作中涌现出来的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者。

刑事诉讼法学在专业人才的培养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绩，形成了较完善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培养体系。自1986年国家首次批准在中国政法大学设立诉讼法学博士点以来，全国已有十几所高校设立刑事诉讼法学博士点，几十所高校设立诉讼法专业硕士。每年公开出版博士学位论文逾十部。通过博士、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刑事诉讼法学科为社会输送了大量高层次的专业人才，他们中有的在实务界取得了突出成绩，有的已经成为国内各大学及研究机构的学科带头人、学术骨干。

2．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理论成就

三十年来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所形成的理论成就，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刑事诉讼法学体系初步形成并逐渐发展完善

八十年代以来，为了配合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实施，我国学者编写出版了大批刑事诉讼法学教材，并随之逐渐形成了一定的刑事诉讼法学科体系。最初，刑事诉讼法学教材在内容上多以法条注释为主，在框架上也主要依循刑事诉讼法典的体例结构。但后来，随着法学理论的发展，80年代后期及其后出版的刑事诉讼法学教材逐渐突破了这种法条注释式的编写模式，增加了对刑事诉讼目的、结构、价值等基本理论范畴，侦查、起诉及审判等刑事诉讼程序一般理论，外国证据制度、诉讼制度概况等内容的阐述，同时也将刑事诉讼法尚未规定的程序(如刑事赔偿程序、涉外刑事诉讼程序、未成年人案件诉讼程序等)纳入了研究范围。近年来，刑事诉讼法学界围绕诉讼主体、诉讼行为、诉讼关系等刑事诉讼基本理论范畴，刑事诉讼基本原则，辩护制度，审判前程序，审判程序、死刑复核程序以及外国刑事诉讼法学相关理论等内容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从而使我国刑事诉讼法学体系在初步形成之后有了进一步发展、完善。此外，随着刑事诉讼法学者对证据问题的大胆探索、深入研究，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证据法学体系方面也取得了一定进展。

（2）刑事诉讼法学基础理论研究不断突破创新

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刑事诉讼法学的不断发展，学界对刑事诉讼法学诸多基本理论范畴进行了大胆而富有成效的探索，对基础理论的研究，不仅开拓了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领域、深化了研究层次，也有力地促进了刑事诉讼法学体系的进一步成熟与完善。对此，可分以下议题进行综述：

关于刑事诉讼目的，学界最初是从单一的角度来认识的，认为刑事诉讼的目的就是准确、及时地查明案件事实，打击罪犯，保证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提出了刑事诉讼应具有“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双重目的的新论断。如今，随着对刑事诉讼目的研究的不断深入，单纯的犯罪惩治论已经无人主张，而刑事诉讼保障人权的目的则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刑事诉讼活动必须保障被追诉人的基本权利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

刑法博士论文第6篇

“主体有扩展，损失难计算，因果多间接，徇私看客观，选举新课题，并案管辖难，异地搞侦查，重点在审判”，在10月28日、29日由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武汉市法学会、武汉大学法学院共同主办的“渎职侵权犯罪案件法律适用理论与实务”研讨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厅副厅长、全国检察业务专家李忠诚用上述话对当前反渎职侵权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作了很简练的概括。

同样是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渎职侵权检察工作与反贪污贿赂工作相比，长期以来公众似乎并没有给予其足够的关注。经历了长期的默默耕耘，让渎职侵权检察人员感到欣慰的是，局面似乎正在悄悄发生转变。

恰在上述研讨会开幕的10月2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作了专项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渎职侵权检察工作促进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情况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在《报告》中，曹建明检察长坦言，虽然近年来渎职侵权检察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但与党中央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期待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仍然是检察工作中相对薄弱的环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发现难、取证难、处理难、阻力大这“三难一大”的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渎职侵权———同一天的专项工作报告和研讨会针对的都是这个长期不为公众所熟悉的名词，这似乎是一种巧合。而有研讨人员对记者表示，“同一天”确实是“凑巧”了，但由此反映出高层与基层、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渎职侵权检察工作的重视，却绝不仅仅是“巧合”。

高层的重视，已经共睹。那么如何从理论上指导实践、解决基层难题?研讨会就此展开讨论，首当其冲的就是破解“三难一大”。

谋划侦查势:解决“发现难、取证难”

发现难、取证难，这从《报告》中的数据可见一斑。在20xx年至今年6月的四年半中，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渎职侵权犯罪案件31202件38754人，已侦结提起公诉17943件23308人。平均计算，一个基层检察院一年办理的此类案件很少。《人民检察》杂志社社长徐建波进一步提出，渎职犯罪具体存在多大的黑数不得而知，但根据相关统计分析，比例至少为犯罪明数的一倍以上，确实需要关注。

武汉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全国检察业务专家杨耀杰从整个职务犯罪侦查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侦查势”的概念，试图破解上述难题。“势”是我国一个古老的哲学概念，按照杨耀杰的说法，“侦查势”是指由侦查要素总和构成的能够作用影响司法主体及被侦查对象心理活动乃至行为抉择的信息集合或信息场，比如反腐败形势及刑事政策之势、科技手段及成果之势、侦查员素质之势、讯问调查场所之势等等。他强调，应当把谋划构建侦查势作为实现侦查力价值的最大化的重要途径，而侦查力研究的是侦查主体发现、揭露、证实犯罪的能力，因此谋划侦查势将对解决渎职案件发现难、取证难有积极作用。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副所长谢鹏程进一步提出，侦查势应当分不同层次:低层级的是物理学意义上的势，比如侦查人员对嫌疑人要保持年龄、阅历等方面的位差;高层级的是类似孙子兵法中讲究的势，比如在某起案件中整体的侦查策略;最高层级的应是我国古代法家所讲究的“胜势”，其注重宏观方面，比如整个社会对查处此类案件的反应与声势以及执法环境等。

侦查势可以说是一种侦查艺术、侦查策略，但侦查人员更关心的可能是如何解决具体的侦查难题。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龙宗智主张，对侵权案要加强初查的运用，因为不经过初查，对渎职侵权这样的案件就很难知道其有无犯罪事实。但他提醒要注意初查手段的合法性，对举报线索进行立案前的初查不能使用强制措施，非强制性的秘密侦查(如跟踪调查)基本不影响当事人的人身、财产权利，可以运用，但是诱惑侦查手段则不应在这类案件中使用。龙宗智还认为，初查所获得的物证与书证，只要不违背法律规定，而且经过一个提取或移交的程序，其法律效力不应发生争议，而在立案之前采取调查询问等非强制侦查行为获取的人证也可以延续到立案后阶段使用，乃至作为审判中的定案依据。

对渎职犯罪关联案件的并案侦查问题，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局长王永金在多年实践中颇有心得。他认为，并案查处符合办案规律，有利于形成工作合力。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宋英辉指出，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并案管辖限定为“重特大”案件，因此要防止在实践中被滥用，只有对查处渎职、贪污案有重大关联的案件才可并案侦查。另外，宋英辉还认为，目前的并查规定针对的是公务人员，对非公务人员则没有相应规定，需要相关法律进一步完善。刑法学家高铭暄教授也认为，有些渎职犯罪的认定需要有其他犯罪的存在为前提条件，即“原案”的认定问题，而检察机关对原案的管辖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据，加剧了检察机关对渎职犯罪的 查证和认定的难度。这涉及到刑事实体法与诉讼法协调的问题。刑事实体法与诉讼法的发展应加强协调，寻求到一个结合点，在保障人权的同时又能做到高效和公正，并有效地实现刑法预防犯罪、防卫社会的目的。

处理难、阻力大:观念要转变，理论要跟上

“处理难、查办案件遇到的干扰和阻力大”在实践中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轻刑化。“20xx年检察机关查处的渎职犯罪中，犯罪人被判处免刑和缓刑的比例高达95.6%”，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莫洪宪引用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厅于20xx年公布的这一数据很能说明这一问题。解决“处理难、阻力大”需要社会各方的观念要转变，不能因为“个人没得好处”就心生同情，道理其实很简单:姑且不论渎职案件中造成死亡、重伤的严重后果，《检察日报》有文章显示，检察机关从20xx年以来查办的渎职侵权犯罪造成的平均个案经济损失是贪污犯罪的17倍。

除了观念转变，宋英辉还提出要适当修改法律，比如在反渎职侵权办案工作中，为了排除办案干扰而使用的指定管辖，就和刑诉法规定的指定管辖适用于“管辖不明的案件”的规定不相符，这需要在刑诉法修改过程中予以考虑。

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如何解决定罪量刑的一些难点，司法人员更需要理论上的指导和帮助。

李忠诚提到的“损失难计算，因果多间接，徇私看客观，选举新课题”，几乎都是影响案件查处的实践难题。他举例说，渎职案件中几乎都要求有“重大损失”，而一些案件中嫌疑人乱批土地造成土地被毁损，那么土地价值几何?土地的位置不同、性质不同，对价值影响极大，而土地管理部门有时还不愿提供评估价格，这让办案人员对损失的计算更加头疼。实践中，有的行为人多次实施了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行为，每一次所造成的损失都没有达到构罪的损失标准，但累计多次的损失则达到构罪标准，对此能否定罪处罚?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希慧认为，对于这种行为，只要没有超过追诉时效，应按犯罪处理。

在重大火灾事故、重大责任事故中，要确定过失责任，一般容易确定现场直接作业人员的责任，但通常因“地位越高、离现场越远，越没有责任”，而免除上层领导、监督者的过失责任。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林亚刚介绍，为防止这种不合理现象，日本等国学者提出了“监督过失”理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齐文远提出，在渎职犯罪中，处于监督地位的国家工作人员与危害结果之间是间接因果关系，他们的过失与直接责任者的过失形成过失竞合。齐文远还认为，监督者与直接责任者不能进行按份归责，直接责任者应该因自己的过失行为对危害结果负完整的责任，监督者应该对自己疏于监督、教育单独承担责任，而且监督者与直接责任者可能因注意义务的性质不同而构成不同的犯罪。

对“监督过失”理论，武汉大学终身教授马克昌认为这并非解决因果关系的理论，而因果关系实际上却在研讨中被屡屡提到。作为华中科技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市检察院检察长孙应征注重从理论上研究、解决实践难题。他在实践中发现，很多司法人员对于渎职犯罪中存在偶然因果关系时是否应当追究渎职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没有把握。对此他认为，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侧重强调渎职行为对于结果的发生是否起作用及其作用程度大小，而不在于区分必然性与偶然性，所谓的必然性与偶然性是针对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作用力大小而言的。不管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属于必然因果关系还是偶然因果关系，都是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法律适用中的几个理论难题

除了“三难一大”，很多实践难题也需要理论上给予解决。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均心主张，对上述行为要实行数罪并罚。虽然牵连犯要择一重处罚是我国长期以来的通说，但这个通说本身有很大的不合理性，因为此种情况的牵连犯明明是基于数个犯意，实施了数个行为，触犯了数个不同的罪名，显然是数罪，所以对该行为数罪并罚是适当的。马克昌教授进一步指出，牵连犯本来是德国的一种理论，仅针对一种行为的情况，后被日本吸收。我国刑法学理论在引进这一理论时没有像日本那样作是否有经常性牵连关系的区别，因而出现了一些不妥。他主张要限制牵连犯的内涵或干脆取消牵连犯的说法。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皮勇由此认为，从行为事实构成一罪与数罪切入，用竞合论解决渎职犯罪的罪数问题，不仅可以大为简化罪数形态的判断，而且还可以弥补并解决我国目前罪数论中单纯考虑犯罪的单复数做法的缺陷。

刑法博士论文第7篇

一次回乡参观

“李昌钰刑侦技术博物馆”应运而生

被誉为“科学神探”、“当代福尔摩斯”的著名国际刑侦专家李昌钰1938年生于如皋如城长巷,后随母亲迁到台湾。1965年身揣50美元到美国留学,1979年出任康涅狄格州警政厅刑事化验室主任兼首席鉴识专家。1998年7月,出任康涅狄格州警政厅厅长,成为美国首位州级华裔警政长官,也是美国历史上官职最高的亚裔执法官员。

李昌钰共参与调查各类案件8000多件,迄今已获800多个荣誉奖项。曾在辛普森杀妻、肯尼迪暗杀案重审、“9?11”事件后法医勘查、台湾“3?19”枪击等全球瞩目的时事大案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也参与过耶稣裹尸布、圣母玛丽亚显灵、比利小子生死等宗教历史悬案。

作为从如皋走出去的国际名人,李昌钰的传奇奋斗经历、杰出的刑事侦查成就成为全球华人的骄傲,更成为145万如皋人民的骄傲。政府一直有全方位展示李昌钰博士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宝贵的学术建树的打算。2006年,李昌钰博士按照惯例回乡省亲,其中有一项活动是到如皋古街区东大街参观,东大街虽然不是李博士故居所在地,但保存完好的古建群与李博士出生的长巷极其相似,这勾起李博士对童年的回忆,在当场讲述了其童年往事后,李博士非常动情地捡了一片瓦包起来带回美国,以解思乡之情,在场的领导马上意识到,这块最能体现如皋深厚历史底蕴的古街区,是未来建设以李昌钰命名的博物馆的最佳区域,这次参观,促成了“李昌钰刑侦技术博物馆”的萌生。

“李昌钰刑侦技术博物馆”的萌生,“贵乎适时”。

两种互悖元素

布展工程面临“二难”挑战

李昌钰刑侦技术博物馆办馆从最初的萌生到最后的建成是一个虽然短暂却十分艰难的过程:

首先是定位上的“二难”。李昌钰是取得巨大成就的国际名人,确令一般人望其项背而不得,但他又是个“生人”,定位过高不符合人们一贯的审美习惯,反会使观者产生距离感,进而影响整个参观效果,经过反复斟酌,我们将其定位为“可亲可敬”―――为人可亲,为事可敬。

其次是资料的“二难”。如果在互联网上输入“李昌钰”三个字,你将会得到“海量”的信息资料,关于其基本生平和主要成就等方面的资料随处可见,而且因为“海量”,彼此不相符合的又不在少数。可从办馆需要的是具备“可用性”和“针对性”的材料,但关于李昌钰日常生活及早年工作的一些细节资料,极为稀少,设若缺少细节仅靠公众人人皆可获得的“海量”资料,那么立在观众面前的“李昌钰”将是一个血肉全无的空壳,不仅不能恰当地表现李昌钰所具备的名人风采,更不能感动观众、教育观众。因此我办一面从“海量”资料中精挑细选、寻珍觅宝,一面从李昌钰带回的一张碟片及三万余张报道图片中捕捉细节,最后诸如“解尘”这个跟随李昌钰从出生到白头、从中国到美国的乳名,“在纽约读博士时花19美元买的个玩具打字机打论文”“获博士学位而无钱参加毕业典礼,女儿为他在家里照了一张照片,并给他身边放了只长颈鹿,算是见证”这些奋斗中的细节,“不管走到世界的哪个地方,我都讲我是‘江苏如皋人’”,“我一生什么都不怕,就怕妈妈生气”这些感人的话语,如大浪淘沙一样被淘洗了出来,一个血肉丰满、几乎让人听得见心跳的“李昌钰”也鲜活起来。

再次是风格的“二难”。李昌钰刑侦技术博物馆需要表现李昌钰为人、为事两个层面,李昌钰又是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与美国现代文化薰陶的双重复合体。展览中,表现“为人”需要以怀旧的手法唤起共鸣,表现“为事”需要用现代的手法体现其刑侦技术的高超;文化元素的体现中,表现其在中国的经历需要“中国风”元素,表现其赴美乃至屹立世界的经历则要欧美风格。为了充分而又和谐地达到上述要求,我们根据博物馆为传统四合院结构、呈南北对称分布的特点,在院中照壁上设置了李博士睿智的黑白肖像和他的一句名言:“我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情,使不可能变成可能”,既浓墨点染了李昌钰精神中最华彩的部分,又以此将博物馆分为两大功能展区,南侧以“中国风”手法营造怀旧的气氛,展示李昌钰博士的传奇人生和如皋情节,揭示李博士的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爱亲孝老的高尚人格;北部以西方艺术风格营造异域风情,展示李昌钰博士侦破的七大经典案例,揭示李博士在国际刑侦技术领域的杰出成就。南、北展厅之间通过用色、展柜等用具的造型进行揉合、呼应,如南侧“中国风”中印花布的蓝与北侧李昌钰制服、用品的蓝,一暗一明、一旧一新、一中一西,有同有异,和谐一致;又如在模拟翻书的设置上,用硕大的木制书模来代替金属制品,在DVD的运用上,南侧“中国风”单元中,在仿真的“长巷2号”(李昌钰出生地)门牌下,设置可以拉开的小门,打开即可播放影像,而在北侧,则将DVD设置在一幅油画框内,如此现代化手法的运用恰到好处地融入了展览中,使曾对博物馆是否会有动画结合表示期待的李昌钰大为赞赏。而“布展动静结合、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具有极强的艺术性和感染力”,是嘉宾与各大媒体记者共同的评价。

“李昌钰刑侦技术博物馆”的成功,“贵乎读心”。

三次真诚沟通

李昌钰给予最有力的支持

在“李昌钰刑侦技术博物馆”的筹建中,李昌钰方提供的支持不仅有力而且令人感动。

第一次,当选定用房和形成构想后,如皋市外侨办与当地博物馆一起赴上海与李昌钰博士的经纪人季先生进行了面谈,虽已知道家乡有建馆的打算,但如此快捷还是出乎他们意料的。据介绍,李昌钰此次回国行程安排很紧,可能没时间回如皋。当看了展览大纲,并详细询问了筹办的博物馆的相关情况后,他表示争取安排半天参加活动,并建议将时间调整在“5・18”国际博物馆日,第一次沟通,就顺利争取到李昌钰的档期。

第二次,展览效果图出来后,又跟李昌钰方进行了面谈,根据提交的需求资料,李昌钰博士按期提供了两大箱用过的物品,其中不少奖章和他1958年用的刑侦工具箱都是唯一的了。当时七十出头的李昌钰博士,不舍昼夜将这些东西从尘封中“打捞”出来又飘洋过海运回来,令人感动。

第三次,布展已近峻工,因部分资料不是来自一手图文,如皋市外侨办请李昌钰核证时间、名称等内容。忙碌的李昌钰每天要刑侦、著书、教学等多项工作,却出乎意料地根据提交的十页资料逐项填写且细心地用胶带粘住,以免破坏原件的完整。同时又带回另一批物品以供展览之用。

为建馆而进行的三次沟通是三次行政事务活动,也是三次真诚的情感交流,在沟通中零距离地感受到了李昌钰博士的人格魅力和他深厚的爱国爱乡之情,他说,博物馆是不消耗自然资源的公益物品,很高兴自己能带头为家乡做些贡献,在家乡建博物馆比任何别的地方都让他感到兴奋,因为他时刻记得自己是中国人,是如皋人。

自开馆以来至2009年11月,近万人参观了“李昌钰刑侦技术博物馆”。从地域上,横跨海内外,遍及中国东南西北,先后有来自美国休斯顿、昆明西南设计院、桂林市公安局、深圳设计院、河南郑州、青岛教师、哈尔滨公安的参观者;从行业上,可谓从行政主管到普通百姓,从经商搞科研到从文从艺,政府部门、公检法、高校、设计院、海关、文博等领域都前来参观。

李昌钰刑侦技术博物馆已按原设想成为了如皋市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科普教育基地、法制教育基地以及传统美德教育基地。它不仅是国内第一家以李昌钰名字命名的博物馆,也是如皋环河博物馆群的第一家,同时提升了古城如皋的文化含量。

刑法博士论文第8篇

1、研究盗窃犯罪，在整个犯罪防范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盗窃犯罪危害极大。历来是刑事犯罪中的打击重点。历次开展严打，盗窃犯罪都是重点打击的对象之一。司法机关还多次开展专项反盗斗争。1991年9月，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曾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三年的反盗斗争。这说明对盗窃犯罪的打击是何等重视。而从司法方面研究对盗窃犯罪的打击，对遏止盗窃犯罪，扭转社会秩序具有重要作用。从公安部门提供的数据表明，全国盗窃犯罪一般占整个刑事案件的70%-80%，如果有效控制了盗窃犯罪，整个刑事案件将会大幅度下降。正如权威机构所指出：“它的增加和减少，足以影响我国全部刑事案件的数量变化”（ 公安部《中国现阶段犯罪研究》第53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可见，研究对盗窃犯罪的定罪与量刑，准确打击盗窃犯罪，在整个犯罪防止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2、盗窃犯罪案件的审判质量的好坏，在整个刑事案件的审判质量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从全国范围来看，刑法修订前，人民法院每年审结的盗窃犯罪案件，一般占整个刑事案件的40%-左右。修订刑法生效后，人民法院每年审结的盗窃案件，一般也占20%-30%左右。再加上有30多个犯罪与盗窃罪存在界限划分问题，盗窃罪及其相关犯罪约占整个刑事案的50%左右。因而，认真研究盗窃犯罪，提高办理盗窃案件的质量，是一个事关50%左右的刑事案件的审判质量问题。也就是说，认真处理好盗窃案件及相关案件，也就保证了50%左右的刑事案件的审判质量。从提高刑事案件质量来看，研究盗窃犯罪具有重要意义。

3、研究盗窃犯罪，对研究和学习刑法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

盗窃犯罪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犯罪，涉及法学理论十分丰富。有关盗窃罪的司法解释达50多个，是司法解释最多的犯罪。盗窃犯罪既涉及民法中的物和所有权，又涉及刑法总则中的刑事责任、共同犯犯罪、一罪与数罪、犯罪既遂、未遂、预备和中止等，还涉及刑法分则中的诈骗、贪污、抢夺、抢劫、侵占等30多个犯罪界限的划分。认真研究盗窃犯罪，有助于学习和研究刑法总则和有关分则犯罪构成理论。

正因为如此，使我对盗窃犯罪产生了研究兴趣。盗窃犯罪的重要性，也逐渐引起了刑法理论界和司法界的高度重视。特别是1999年，出现了研究盗窃犯罪的高潮。当年6月出版了拙著《盗窃罪的定罪与量刑》。7月出版了著名刑法学家陈兴良教授主编的《刑事法判解》1999年第一卷。 陈兴良教授在该卷中发表了7万余字的《盗窃犯罪研究》。9月出版了吴大华教授的19万余字的专著《盗窃犯罪的惩治与防范》。10月出版了著名刑法学家赵秉志教授主编的《刑事疑难问题的司法对策》。在该书中，对盗窃犯罪的专题研究达23万余字。可以说，对盗窃犯罪的研究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可喜景象，与盗窃犯罪的现行危害和理论价值形成吻合局面 .

我在研习盗窃犯罪时，感触最深的是：“写而后知不足”。我尚未动笔写作盗窃犯罪时，觉得盗窃罪并没有那么复杂。但在写作过程中，越来越来觉得盗窃犯罪情况复杂，理论丰富，有时甚至觉得盗窃犯罪的理论“博大精深”。如，仅盗窃犯罪的一罪与数罪，就涉及到想象竟合、法规竟合、牵连犯、转化犯、连续犯、接续犯、吸收犯等诸种罪数形态以及各种罪数形态并存的情形。又如，盗窃犯罪进程中的各种形态、共同盗窃等，都很复杂。如果要把它门研究透，都可以出一本专著。对这些问题，有的我作了一些初步探讨，有的刚刚涉入，尚需要深入研究。我的体会是：盗窃犯罪理论无止境，研究工作无穷期。

我的拙著《盗窃罪的定罪与量刑》出版后，理论界和司法界反响较好。目前已印刷四次，这对我是一个鼓励。特别是国家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刑事法律科学文库”推出的第三种书籍，即由我国著名中青年法学家、中国刑法学会会长、刑法学博士导师赵秉志教授主编的《中国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一书，对拙著的有关内容给予了充分肯定。如该书在分则篇（四）卷第242-244页、258-259页，对拙著关于部分盗窃未遂的认定、盗窃情节的二重性等内容，进行了大篇幅采用。广大读者和司法部门的同志也给予了充分肯定和热情支持，不少同志来信来电给予肯定或提出建议。值得一提的是山西省太原市的吴女士，自己家里被盗后，司法机关对盗窃者是否构成盗窃罪发生争议时，吴女士从书店购买了我写的《盗窃罪的定罪与量刑》一书，并与我取得联系，多次与我商讨后，她认为盗窃者已构成犯罪，然后反复向当地司法机关陈述自己的理由，并将我写的书购买了10余本送给公检法有关办案人员。司法机关终于采纳了吴女士的意见，盗窃者最终被判处了刑罚。吴女士拿到判决书后，专程到宜昌对我表示感谢。这件事不仅使我感到自己写的东西能为他人服务而欣慰，也激励着我要继续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服务，特别是为司法实践服务。我将力争做到：来自实践，立足实践，升华实践，服务实践……因而，编辑范春雪女士向我约稿，要我接着写《盗窃罪的定罪与量刑案例评析》时，我欣然答应。

但由于本人水平，加之时间仓促，书中错误在所难免。尚需理论界和司法界的先辈和同仁予以批评和斧正。

刑法博士论文第9篇

徐汉明。1951年10月出生,湖北鄂州人。一级高级检察官,全国检察业务专家。华中理工大学经济法硕士,华中科技大学西方经济学博士。现为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党组副书记(正厅级)。长期致力于法律实务与法学理论研究,专长于产权制度理论研究。

工作简历。1969年2月至1979年9月为铁道兵七师三十四团战士、班长、副科长、政治处书记、干事;1979年9月至1988年7月任湖北省人民检察院人事处干部、办公室秘书、科长、副主任、检察员,其中1983年9至1986年7月到湖北省直业余大学政治系法律专业在职大专学习;1986年7月至1988年7月下派湖北省天门县(市)任副县(市)长、政法委书记;1988年7月至1988年12月任湖北省人民检察院行政装备处副处长;1988年12至1993年1月任湖北省人民检察院行政装备处处长;1993年1月至1994年2月为湖北省人民检察院研究室主任、检察员,从1994年1月起任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1994年2月至2003年8月任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在这期间于1997年3月至7月在中央党校学习,1997年3月至1999年6月到华中理工大学经济法专业进行在职研究生学习,2003年6当选八届省纪委委员;2003年8月至今任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党组副书记(正厅级)、检察委员会委员,于2003年8月获华中科技大学西方经济学专业博士学位,2007年6月当选九届省纪委委员。

主要学术兼职。兼职教授,武汉大学法学院硕士生导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硕士生导师,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国家检察官学院师资库入库人选,国家检察官协会、亚太地区法律协会会员,中国法学会国际刑法学会、中国刑法学会、检察学研究会理事,湖北省法学会副会长、学术委员会委员,检察学会会长,湖北省科技法学术委员会委员。

重要学术成果。长期从事法律、检察实务及产权制度创新理论研究,曾发表《修改完善刑事诉讼中的几个问题》(《法学评论》,1995年第3期)、《论洗钱罪的特征》(《中国刑事法杂志》,1998年第2期)、《略论新经济政策的理论意义和历史现实意义》(《华中理工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我国扩张性宏观政策的理论透视》(《江汉论坛》,2001年第3期)、《论中国农业发展的土地持有产权机制创新》(《经济评论》,2001年第6期)、《我国洗钱犯罪的现状与刑事立法问题探讨》(《人民检察》,2005年4月上半月号)、《探索建立农民土地持有产权制度――马恩丹麦模式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启示》(新华社《内参选编》,2008年10月15日)、《强化法律监督,坚持“公正”与“公信”》(《人民论坛》,2009年7月(下))等论文150余篇;出版《经济犯罪新论》(合著,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8月,北京)、《刑法新罪名通论》(合编著,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年11月,北京)、《现代物权与产权制度改革》(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7月,北京)、《中国农民土地持有产权制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9月,北京)、《中国反洗钱立法研究》(合著,法律出版社,2005年9月,北京)、《中国反洗钱法研究》(合著,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年,北京)、《中国民事法律监督程序研究》(合著,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1月,北京)、《中国农民土地持有产权新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3月,北京)、《中国现代司法(检察)保障体制改革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9年4月,北京)等著作;主持完成全国人大反洗钱立法重点研究课题“中国反洗钱立法研究”、“诉讼检察监督效力研究”、“检察一体化研究”、“检察保障体制改革研究”、“中国民事法律监督程序研究”等10余个部级重点检察研究课题。参加中央“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课题组并具体承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农业和农民问题的基本观点研究”子课题,主持中央“关于建立健全惩防腐败体系、加强执纪执法队伍建设”重点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