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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博弈假设本文对社会保险缴费主体逃欠费行为关系的演化博弈模型作如下假设:1.确定博弈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规定城镇企业职工社会保险费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那么缴费主体则为企业和职工。①演化博弈研究的对象是一个“种群”，注重分析种群结构的变迁，而不是单个行为个体的效应分析。［8］从整个社会保险制度的征缴资金来源看，可将企业和职工视为两个不同的群体，他们的目的是实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2.确定博弈主体的行为策略空间。企业除了遵从制度要求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外，还可能采取退出或抵制策略。社会保险由政府垄断提供，以法规为保障强制实施，如果企业拒绝参保将面临被劳动监察部门和社会保障部门严厉处罚，影响企业的声誉，因此企业会尽量以合作的态度参加，故退出行为一般不会发生，本文也就不考虑此种行为。抵制行为是指企业在表面上遵从社会保险制度的相关规定，但实际上并不认同参与社会保险可以为其带来最大利益，会采取少报、漏报缴费基数或缴费人数等方式以尽量消除社会保险制度对其造成的影响，实现利益增进。《社会保险费用申报缴纳管理暂行办法》第十条规定“职工缴纳社会保险费由企业在其工资中代扣代缴，任何企业和职工不得干预和拒绝”，那么职工缴费与否完全由企业决定，缴费决策地位的不对等使得职工处于劣势，但职工可以根据企业是否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来调整自身的工作态度以降低这种不对等程度。如果企业及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这将能够提高职工的满意度，职工将以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反哺企业;如果企业为了减轻负担而瞒报少缴社会保险费，将导致职工利益受损并造成其退休后的生活水平下降，职工可能因此对企业心怀不满而降低工作积极性，甚至采取某些过激方式来报复企业。故职工的行为策略空间为“积极反哺，消极响应”。3.确定博弈过程并引入奖惩制度。由于缴费决策完全由企业决定，职工会根据企业的行为而做出响应。然而在现实中，企业逃欠社会保险费可能存在与职工共谋的现象，如高收入职工不满足较低的社会保险待遇，低收入职工倾向于获得当期收入来降低流动性约束。高收入职工一般是人力资本较高者，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为了留住他们往往会提供较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并为其购买补充性商业养老和医疗保险。随着当期现金工资的增长、人们养老意识的增强和社会保险制度的逐步完善，低收入职工因短视或流动性约束而放弃参加社会保险的意愿在不断降低，同样希望通过参加社会保险制度来抵御未来的不确定性。因此，我们认为这两类职工与企业形成的共谋现象会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而逐渐消逝。本文的博弈过程设定为:当企业选择积极遵从策略后，职工会努力工作提高劳动生产率反哺企业，促进企业增产和提高收益;若不努力工作，企业会采取一些隐性措施增加职工的工作成本或降低职工的经济收益。当企业选择消极抵制策略后，除非给予职工一定的经济补偿，②否则职工会将企业瞒报缴费基数或少报职工人数的行为举报给劳动监察部门和社会保障部门，企业会遭受相应的惩罚。
(二)构建博弈模型令R为企业选择积极遵从策略时除缴纳社会保险费外获得的长期稳定收益，Q为企业选择消极抵制策略时获得的短期收益，C为企业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总额(包括职工的代扣代缴部分)，D为企业选择消极抵制策略时给予职工的经济补偿额，W为职工的工资，P为企业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后职工未来收益的贴现值，α为企业选择积极遵从策略时职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反哺企业的产出系数，β为企业选择消极抵制策略但给予职工少量经济补偿时职工反哺企业的产出系数，γ为企业选择积极遵从策略而职工不反哺企业时减少的工资系数，λ为企业选择消极抵制策略却没有补偿职工而被举报受到的惩罚系数(包括补缴未按规定申报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
二、演化稳定策略
假设x为企业选择积极遵从策略的比重，1－x为选择消极抵制策略的比重;y为职工选择积极反哺策略的比重，1－y为选择消极响应策略的比重。企业选择积极遵从和消极抵制策略时的期望收益μ11、μ12以及企业整体的平均期望收益μ1分别为。当企业以x*的水平选择积极遵从策略时，职工选择任何策略的收益无差异。当x＞x*时，由于F''''y(0)＞0且F''''y(1)＜0，则y*=1是职工的演化稳定状态，动态演化路径如图2(b)所示。当企业以高于x*的水平选择积极遵从策略时，职工的策略选择逐渐由消极响应向积极反哺转移，最终积极反哺是职工的演化稳定策略。当x＜x*时，由于F''''y(0)＜0且F''''y(1)＞0，则y*=0是职工的演化稳定策略，动态演化路径如图2(c)所示。当企业以低于x*的水平选择积极遵从策略时，职工的策略选择逐渐由积极反哺向消极响应转移，最终消极响应是职工的演化稳定策略。
(一)动态复制系统稳定性分析由式(7)、(8)可以建立社会保险缴费主体逃欠费行为关系博弈的动态复制系统，该系统的局部均衡点构成演化博弈均衡。根据上文对企业和职工的演化稳定策略分析可知，该系统共有五个局部均衡点:(0，0)、(1，0)、(0，1)、(1，1)、(x*，y*)。为确定缴费主体逃欠费行为关系演变的最终结果，需要对该动态复制系统的各个局部均衡点进行稳定性分析。Friedman(1991)提出用微分方程描述群体动态时，局部均衡点的稳定性分析可由该系统的雅克比矩阵的局部稳定性分析得出。［9］据此，社会保险缴费主体逃欠费行为关系动态复制系统的稳定性可以由雅克比矩阵的局部稳定性分析得到。从表2可以看出，局部均衡点的行列式值和迹的正负性与职工收益情况无关，它取决于企业在不同策略下的收益比较。通过判别职工选择积极反哺策略时企业选择不同策略的收益(1+α)R－C与(1+β)Q－D，以及职工选择消极响应策略时企业选择不同策略的收益R－C与Q－λC两组条件的大小关系，可以确定该复制动态系统局部均衡点的稳定性。表4中的结果显示，在相应的约束条件下，局部均衡点(0，0)、(1，1)在动态复制系统中达到稳定状态，(积极遵从，积极反哺)、(消极抵制，消极响应)是该演化博弈的稳定均衡策略。如图4所示，若初始状态在D区将收敛于点(1，1)，形成企业遵从制度安排及时足额缴费和职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反哺企业的良性循环累积;若初始状态在B区将收敛于点(0，0)，产生企业抵制制度而瞒报少缴社会保险费和职工利益受损而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的恶性循环现象;若初始状态在A区或C区时，稳定均衡点取决于企业调整策略选择的速度。若初始状态在A区，如果企业及时调整决策，使选择积极遵从策略的比重大于x*，演化动态将穿过L2线进入D区，最终稳定均衡策略将为(积极遵从，积极反哺)，反之则不存在稳定均衡策略。3.当(1+α)R－C＜(1+β)Q－D且R－C＞Q－λC时，动态复制系统无稳定均衡点，该演化博弈不存在稳定均衡策略，表明企业和职工的策略选择具有随意性。4.当(1+α)R－C＜(1+β)Q－D且R－C＜Q－λC时，局部均衡点(0，0)在动态复制系统中达到稳定状态，(消极抵制，消极响应)是该演化博弈的稳定均衡策略，却是劣均衡状态。企业为降低成本增强竞争优势而瞒报少缴社会保险费，职工无法忍受利益受损而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容易形成群体利益受损的恶性循环。
(二)参数讨论通过对社会保险缴费主体逃欠费行为关系演化博弈的动态复制系统稳定性分析发现，企业在不同策略下的收益情况决定着最终的演化稳定策略，不同收益关系下将形成不同的演化稳定策略。当(1+α)R－C＞(1+β)Q－D且R－C＞Q－λC时，(积极遵从，积极反哺)是演化稳定策略;当(1+α)R－C＞(1+β)Q－D且R－C＜Q－λC且时，(积极遵从，积极反哺)和(消极抵制，消极响应)是演化稳定策略;当(1+α)R－C＜(1+β)Q－D且R－C＜Q－λC时，(消极抵制，消极响应)是演化稳定策略;当(1+α)R－C＜(1+β)Q－D且R－C＞Q－λC时，不存在演化稳定策略。本文研究的主旨是通过观察缴费主体在收益最大化下逃欠费行为的演变过程，采取相应措施来不断调适和修正其策略选择，以实现企业遵从制度安排及时足额缴费和职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反哺企业的最优均衡状态，促进社会保险征缴管理的有序运行。根据研究的需要，上述四组条件中的后两组条件无法实现最优均衡状态将不予考虑。在前两组条件中，均有(1+α)R－C＞(1+β)Q－D，则β＜［(1+α)R－C+D－Q］/Q。这表明当企业选择消极抵制策略并给予职工少量经济补偿时，职工反哺企业的系数应尽可能的小，使得企业瞒报少缴社会保险费所获得的短期收益小于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所获得的长期收益，倒逼企业选择积极遵从策略。前两组条件的区别表现为第二组条件下有两个稳定均衡策略，要避免(消极抵制，消极响应)劣策略的发生，主要取决于R－C与Q－λC的大小关系。当λ－1＞(Q－R)/C时，缴费主体逃欠费行为关系演化博弈存在唯一的优稳定均衡策略，避免了劣策略的形成。即当企业瞒报少缴社会保险费的惩罚系数大于短期额外收益与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比例时，企业会选择遵从制度安排及时足额缴费。由此，本文提出社会保险逃欠费的最优惩罚系数λ=(Q－R+C)/C+ε，其中ε为可调整参量且ε＞0，政府相关部门可以通过不同时期征缴率的变化情况调整ε值的大小来调适和修正企业的逃欠费行为。这种可调控的惩罚力度对逃欠费企业的震慑作用较大，能够有效地遏制企业逃欠费冲动，引导企业在面临严厉处罚情境下做出积极遵从制度要求的选择。从图3可以看出，当β减少、λ增加时，y*增加，鞍点(x*，y*)沿着L2线上升，D区的面积减少，逐步向稳定均衡点(1，1)靠近，最终形成企业遵从制度安排及时足额缴费和职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反哺企业的良性循环状态。
三、结论与展望
1.社会保险缴费主体逃欠费行为关系动态复制系统的稳定性仅与企业的决策有关。动态复制系统的稳定性由该系统的雅克比矩阵的局部稳定性决定，观察表2可看出，局部均衡点的行列式值和迹的正负性与职工收益情况无关，而是取决于企业在不同策略下的收益比较。判别企业收益(1+α)R－C与(1－β)Q－D以及R－C与Q－λC这两组关系的大小，可确定该复制动态系统局部均衡点的稳定性。
2.企业在不同策略下收益的大小关系决定着该演化博弈模型最终的稳定均衡策略。当(1+α)R－C＞(1+β)Q－D且R－C＞Q－λC时，存在唯一的稳定均衡策略(积极遵从，积极反哺)，且是优策略;当(1+α)RR－C＞(1+β)Q－D且R－C＜Q－λC时，存在两种稳定均衡策略(积极遵从，积极反哺)和(消极抵制，消极响应);当(1+α)R－C＜(1+β)Q－D且R－C＜Q－λC时，存在唯一的稳定均衡策略(消极抵制，消极响应)，却是劣策略;当(1+α)R－C＜(1+β)Q－D且R－C＞Q－λC时，不存在稳定均衡策略。例如，地方政府为了增加就业和税收而放松对社会保险费征缴工作的管制，企业追求相对竞争优势瞒报少缴社会保险费造成职工利益受损，职工无法忍受利益受损会做出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的决策，容易形成群体利益受损的恶性循环累积，这将不利于社会保险制度的良性运行。
论文关键词：结构化理论；吉登斯现代社会变迁思想；思维范式
吉登斯在评价他早期最重要著作《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时指出：“从早年学术生涯开始，我就把这一著作的写作看做是一个由众多部分构成的整体工程的一部分，我想通过对‘古典’的研究为我的另一相关研究提供跳板。”…这里的“另一相关研究”，就是现代社会及其变迁。在评价自己的结构化理论时，他说：“我仅仅把结构化理论作为我完整著作体系的一部分，它只是我提出的一个研究人类社会行动的本体性框架”“结构化理论并非对世界的普遍性概括，它只是一系列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社会科学基本逻辑和分析人类行为的基本概念”。也就是说，在吉登斯思想发展的前后两个阶段中，前一阶段主要反思经典社会思想和当代主要社会思潮，提出了结构化理论；后一阶段主要研究现代社会及其变迁，对当代社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前者即结构化理论为后者即现代社会变迁提供理论框架，正如格雷戈里所说的，“结构化理论的发展整体上呈现出某种螺旋式的轨迹：它的一般原理融会贯通地具体体现在一系列有关现代社会的构成的实质命题之中，而这些实质命题又反过来充实、推动了结构化理论更为抽象的主张的发展”。
一、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
正如他所说的，“对现代性本质的再思考必须与社会学分析的前提之重新建构并行展开方才有效”，我们只有在理解结构化理论基本内涵的基础上，才能对其现代社会变迁思想有更深入的理解。所谓结构化(structuration)，是指社会关系凭借结构二重性，跨越时空不断形成结构的过程。这是一个动态化的过程，是社会系统再生产的条件。在吉登斯那里，结构化就是在绵延的行动流中，结构(规则和资源)反复不断地被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结构(规则和资源)就是行动的条件，同时又是行动的后果。正是通过结构化的过程，社会的宏大结构才于人的日常生活中得以建构。
在吉登斯看来，结构二重性是作为行动与结构的二元论的替代物而提出来的。通俗地讲，所谓“二元论”，是把行动与结构当作外在的两种东西；所谓“二重性”，是指二者是同一个物体的两个不同侧面。吉登斯认为，“结构二重性原理是结构化理念的关键”。因为结构二重性原理旨在具体诠释行动与结构的对立如何被消解于实践之中，而这正是结构化理论的主题。
结构二重性原理的内容是什么?吉登斯提出：“在结构二重性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相对个人而言，结构并不是什么‘外来之物’：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来说，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而不像涂尔干所说的是‘外在’的。不应将结构等同于制约。相反，结构总是同时具有制约性与使动性。”总体来看，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原理包含如下要点：
第一，概括起来讲，结构二重性是指，社会结构既是社会实践建构的结果，又是社会实践得以进行的条件与中介，这要求人们从社会实践的不断展开和持续过程中动态地理解结构。吉登斯提出：“人类的社会活动与自然界里某些自我再生的物种一样，都具有循环往复的特性，也就是说，它们虽然不是由社会行动者一手塑成，但却持续不断地由他们一再创造出来。社会行动者正是通过这种反复创造社会实践的途径，来表现作为行动者的自身；同时，行动者们还借助这些活动，在活动过程中再生产出使它们得以发生的前提条件。
在吉登斯看来，人的实践活动不是片断式的，而是一种持续的流动，社会生活川流不息，循环往复。因此，社会实践具有循环的特性，而结构二重性鲜明地体现了这种循环特性。
第二，结构与行动是相互联系、彼此依赖而共存的。结构不能被看做是外在于行动之物，结构只能透过行动在时空里展现出来，它存在于时空之外。结构(规则和资源)被不断纳入行动者的行动过程中，并跨越时空限制，通过循环往复的实践而不断再生产出来；考察社会系统的结构化过程，意味着探讨规则和资源如何在行动者的行为互动当中实现再生产。另外，从行动的角度来看，行动者在行动过程中，也利用了社会情境中包含的丰富多样的规则和资源，使他们的行动成为可能。
在《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社会的构成》等书中，吉登斯还将结构二重性与语言(1anguage)和言语(speech)的关系作了一个类比。他说：“结构可以在实践中表现出来，但不是具体实践的外显模式，而是一些记忆中的原则。结构本身也不是具体的存在，它没有时空的边界，它必须以知识的延续或实践的延续才能存在。结构对于实践，如同语言规则(语法)对于说话行为的差异。结构，恰似某种抽象的规则，它是能使某种构造性行为成为可能的虚幻的存在。”语言的结构存在于并通过言语行为而存在，并且使言语有了条理，而离开言语的抽象的语言结构是不存在的。与此类似，结构也是在社会互动中得以实现并使互动过程具有秩序。吉登斯的这一论述，明确了行动是如何在日常的环境条件之下被结构化的，同时行动的这种结构化特征又是如何由于行动本身的作用而被再生产出来的，深刻地揭示了结构的特性以及结构与实践的内在关联。
第三，结构既具有制约性又具有能动性。吉登斯指出：“我想再次明确地提出这条原理：社会系统的所有结构性特征，都兼具制约性和使动性。”¨这就是说，结构在构成行动媒介的同时，同时也构成对行动的制约，而且这种媒介和制约关系还通过行动者的实践反复被再生产出来。具体而言，从结构中的规则来看，它不是冷冰冰的否定性的禁令或限制，而是可资利用的建构性因素。从结构中的资源来看，它也不仅仅是对主体的自由创造产生某种制约，还能为人的行动提供活动的可能空间，充当主体活动的媒介和工具。
二、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为其现代社会变迁思想提供了思维范式
所谓“思维范式”，主要指思维的方式和方法。按照库恩的理解，“范式”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方面，范式就是团体承诺的集合，它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等构成的整体；另一方面，范式就是共有的范例，即方法，在整体中，它可以取代明确的规则以作为常规科学中其他谜题解答的基础。他认为，后一种意义上的范式是更深层次的范式。本文在这里所讲的思维范式也是侧重于后一意义来使用的。在一定程度上，吉登斯是吸收和继承了马克思的思维范式，即实践的思维范式。这一思维范式也被解读为生成性思维范式。吉登斯认为，社会与自然不同，人类虽然社会性地改造自然界，但自然界不是人类生产出来，不是人类行动的创造；社会尽管也不是由任何单个个人创造，但是它由每一个社会参与者创造并重新再创造出来，它“并不是一个‘预先给定的’(pre—given)客体世界，而是一个由主体的积极行为所构造或创造的世界”。就是说，人类社会不是预成性的、前定性的存在，而是在历史的、具体的人类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并且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变迁而转变。
实践的思维范式或生成性思维范式，是对古代实体性思维范式和近代主体性思维范式的扬弃。在古代社会，由于物质生产力极其低下，人们无力掌握自己的命运，不得不依赖自然性的关系靠天去生存。这决定了人们的思维能力也是低下的，人们认为，外在的神秘的客观力量掌握着自己的命运。这便产生了以追求绝对真理、永恒本质为目标的前定论的思维方式，即实体性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未能正确处理主体(现实的人)与客体(自然环境与社会关系环境)的辩证关系。人们热衷于探寻事物的先在本质，从先在本质出发去演绎、推论事物的现在和未来。所谓主体性思维范式，是将主体作为其理论的最终的支撑点，人的理性成为支撑全部存在者存在的“阿基米德点”，这一思维范式是与近代以来人类的实践方式相适应的。近代以来，人们的生存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人的主体力量不断发展壮大，人的个性得到充分展示，人文精神的兴起和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使人类认识到自身的巨大力量，人类不断扩展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深度与广度。在人的主体性不断得到张扬的同时，人类的思想与行为也走向了极端——人们错误地认为，自己是世界上至高无上的征服者、压迫者，人类可以摆脱自然与社会的任何限制。如培根认为，科学的目的就是“拷打出自然的奥妙”，对待自然必须“在她漫步时紧追不舍”，使她成为“奴隶”，“强制令她提供服务”。实质上，近代哲学所高扬的主体性，只是一种抽象的关于人类存在的观点，即将人类存在视为一种抽象的主体性存在，一种抽象的自我意识。在这里，理性被视为人的本质，人们将主体作用于客体过程中凸现的主体力量加以抽象化、绝对化，顶礼膜拜，使之成为一种先验的外在的权威力量，成为另一种“先在的本质”。
在一定程度上，吉登斯的现代社会变迁思想正是以实践的思维范式或生成性思维范式为指导的。正是基于此，他坚决反对社会进化论忽视人的实践活动对社会的构成性作用，把人类社会看做是基于先验的动力、按照既定的方向不断前进的过程。在他看来，自然的变迁与社会的变迁是有区别的。自然界的发展是盲目的、无意识的、自发的力量在起作用，是完全不自觉的过程，根本无需人的参与，如四季更替、天体运行、地震海啸、花开花落等等，都没有预期目的，只表现为有一定规律的客观过程。社会历史则离不开人，人类实践活动构成社会的基础，而实践活动具有反思性。因而，社会变迁具有不确定性和偶然性。“从最基本和最一般的意义而言，任何社会变迁都是极其随机性的。”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反思性由于抽象系统的发展而得以制度化、例行化，“思想和行动总是处在连续不断地被此相互反映的过程之中”，现代社会变迁更加显示出不确定性和偶然性。他说：“也许只是到了二十世纪后半期的今天，我们才刚刚开始全面地意识到这种前景是多么地不确定。当理性的欲求替代了传统的欲求时，它们似乎提供了某种比先前的教条更具有确定性的知识。但是，只有我们无视现代性的反思性实际上破坏着获取某种确定性知识的理性，上述这种观点才显得具有说服力”。所以，吉登斯的现代社会变迁思想与其结构化理论所蕴涵的实践的思维范式或生成性思维范式，具有本质性的关联，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前者是后者的体现。
三、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为其现代社会变迁思想提供了研究方法
吉登斯认为，以往现代社会变迁思想之所以陷入认识误区，与其研究方法的弊端有直接的关系。客体主义者所使用的是实证主义的方法。这一方法源于培根的经验哲学和牛顿——伽利略的自然科学方法，由法国社会学家孔德首先提出和使用。孔德认为，社会现象虽然比自然现象复杂，但在本质上二者并没有什么区别，它们都服从普遍的因果规律，所以，应该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吉登斯批评指出，人类社会毕竟不能等同于自然界，实证主义方法所理解的社会规律只是社会现象的外在联系，而不是社会现象间的内在的、本质的联系。
与客体主义者不同，主体主义者使用的则是人文主义的研究方法。他们强调的是社会与自然的差异性，认为社会的本质是人的主体精神的外化，是“精神世界”、“文化世界”。他们主张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作如下区分：自然科学是关于“是什么”的事实知识，而人文科学则是关于“应该是什么”的价值知识。价值知识是指导人们行动“应该如此”的普遍性规范原则，它在人们行动中起着导向作用。吉登斯认为，人文主义方法看到了自然与社会的异质性，强调人自身的特点和价值因素，反对把人当做非人格的社会存在物，这是可取的。但它过分夸大了人的主体性、能动性，把结构对行动、客体对主体的制约完全抹杀了。
吉登斯则以实践的思维范式为指导，扬弃了上述方法，提出了“双向阐释”(doublehermennutic)的研究方法。“双向阐释”是指，一方面，社会知识的发展有赖于作为大众的人们的实践活动；另一方面，那些在社会科学的抽象化语言中被创造出来的概念，又不断地重新反馈到、嵌入到它们最初由之提取出来的活动范围即人们的实践活动中去，社会的知识或明或暗地、或强或弱地作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范围，在这个“反馈”过程中，它既重构着社会知识自身，也重构着人们的实践活动、社会生活本身。这些知识、概念和理论，对它们力求分析的社会产生了改变的效应。现代社会是知识社会、信息社会，人们根据这些知识对自身行动进行改造和调整(反思)的过程，同时也就是这些知识不断卷入现代性的生产与再生产之中的过程。但因为人类行动的反思性“实际上破坏着获取某种确定性知识的理性”，所以，吉登斯指出，我们却永远也不敢肯定，在这样一个世界中，这些知识的任何一种特定要素不会被修正。在现代社会，再没有什么知识仍是“原来”意义上的知识了，在“原来”的意义上，“知道”就是能确定。¨这些不可靠的知识不断嵌入到社会中去，不断地建构和再建构着现代社会，构成现代社会的基础，从而使现代社会成为始终处于不确定状态、难以驾驭的风险社会。
四、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与其现代社会变迁思想的内容与结构具有内在的关联
【论文摘要】语言无疑是一种社会现象，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在英语的发展变迁中，英语词汇受到社会影响尤为突出。换言之，英语词汇的变化亦反映出了社会的变化。本文将从英国社会的发展历史来探讨英语词汇的变迁，同时也对英语词汇反映的社会变化进行分析。由于英语的国际地位和全球语言性质，英语词汇不仅仅收英国社会发展变化的影响，还受到世界潮流的影响，同时也反映世界的发展变化。
0.引言
语言是人类社会进行交际活动的最重要的工具。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才发展起来的社会语言学主要研究这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人类社会的变化会引起语言以及相关因素的变化。社会生活的微小变化也会在语言中有所反映，这种反映主要体现在语言词汇上；二是从语言及其各因素的变化中，去发现人类社会生活发生的改变。语言是信息的载体，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社会也势必会对语言产生深刻影响。英语作为全世界通用的语言，对受人类社会变化的影响，以及其对全球生活的反映都比较突出，研究英语词汇的社会变迁，对帮助我们认识和把握语言与社会的关系有重要意义。
1．历史对英语词汇变迁的影响
1.1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公元450－1150年）
语言学家把这一时期又称为古英语时期。历史记载在公元449年，欧州大陆上的三个日耳曼部落即盎格鲁人（anglos）、撒克逊（saxons）和朱特人（jutes）侵犯不列颠。之后，这三个部落形成统一的英吉利民族，而与此同时，他们的方言逐渐形成一种新的语言，即古英语。这时期的英语词汇富含日耳曼语族的特点，复合词的比例很大。据研究[1]，在史诗《贝武尔夫》中有1 069个复合词。比如，有下面这些自我解释的复合词：
fair－pavedthe shepherd of evils
bone－frame hand－gripe
life－dayhall－guardscastle－dwellers
在这一时期，英国还发生了两次对英语词汇有很大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首先是基督教于公元597年传入英国。当时的英国还没有自己的宗教，作为传教工具的拉丁语就影响到英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一时期英语借入了大量的拉丁语词汇，比如：
anthem赞美诗priest牧师nun修女
disciple门徒 epistle使徒书alms施舍物
alter祭坛angel天使abbot修道院院长
这些借入的词汇主要反映了基督教及教会。另外，公元790年左右，英国遭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入侵，英国的大部分地区受到北欧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英语中的一些常用代词来自斯堪的纳维亚语，如：they，their，them，same，both等；英语的一些日常用词源于斯堪的纳维亚语，如：bank，gate，meek，wrong，give，rotten，happy，ill，birth，calf，lift，raise等；有些村庄的地名也受其影响，如：woodthorp，linthorp，rugby，allthorp，whitby，estoft等；还有人名也受其影响，如：jackson，johnson，thompson，stevenson，anderson等姓氏中-son便是来自斯堪的纳维亚语。
1.2中古时期（1150－1500）
在英国历史上，诺曼底公爵（william，the duke of normandy）为争王位于1066年从法国入侵英国，英军大败，公爵称王之后，法语单词开始渗入英语，并成为英国的官方语言。许多英国本族没有的词汇大量地流入英语，及到政治、宗教、法律、军事、时尚、饮食及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比如：
government政府 state国家 chancellor大臣
empire帝国religion宗教 theology神学
bar法庭 suit诉讼 defence防御
army军队 apparel服饰 cloak斗篷
art艺术 sculpture雕刻prologue序曲
1.3早期现代英国社会（1500－1700）
在这段时期，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同时，英国“圈地运动”的兴起以及欧州“文艺复兴”运动在英国盛行。这些新思想、新事物的出现给已有的英语词汇带来了挑战，也对英语词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英国人又一次借来外族词汇来表达新生事物。例：
拉丁词：allusion，denunciation，dexterity
希班牙：potato，armada，hurricane，banana
意大利：balcones，volcano，portico，violin
希腊：anonymous，catastrophe，criterion
法语：detail，dual，geuted，vogue
这些外来词不但增加了英语的表达能力，有些词根还和英语单词组成新词作为扩大英语单词的一种重要手段。
1.4现代英国社会（1700－20世纪初）
自18世纪至20世纪，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近现代科技的发展，所引发的新生事物都在英语词汇中得到体现。英语自身通过多种途径创造出新词，尤其是一些科学技术词汇或者汽车、电影、广播等词汇，比如：
atomic energy原子能deep space深层空间
electron电子relativity相对论
automobile汽车 spark plug火花塞 gear shift变速
cinema电影院scenario电影剧本 microphore麦克电话筒
2.现代社会对英语词汇变迁的影响
二次世界大战后，英美两国特别是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开始起重要作用，美国政治外交方面的变化在英语词汇上可以看出，比如：
black power黑人权力 boycott静坐示威
the lost generation迷茫的一代
iron curtain铁幕developed countries发达国家
shuttle diplomacy穿梭外交
cold war冷战superpower超级大国 watergate水门事件
desert storm沙漠风暴
另外，科学技术高度发展，英语词汇也随之发生变化，比如：
microwave oven微波炉 mobile phone移动电话
digital camera数码相机
the internet英特网 e－commerce电子商务virus病毒
hacker黑客transgene转基因 dioxin二恶英
mad cow disease疯牛病
如今的英语已不再象中古英语时期那样大量引进外族词汇，而是在已有词汇基础上，通过外借、合成、旧词获新义等途径，或者通过前、后缀等构词方法组成新词来表达层出不穷的新事物。下面这些词汇都是现代社会的发展而出现的词汇：
the european u-nion欧盟，the european currency欧元，texter发送手机短信的人
mp3微型移动音乐播放器，mp4微型移动音乐电影播放器
tsunami海啸，flash mob闪聚一族，metrosextual都市玉男
street board街道滑板，realityshow真人秀，google谷歌搜索引擎，yahoo雅虎搜索引擎，surfing网络冲浪，bird’s nest鸟巢，water cube水立方
3.结语
综上所述，语言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而且语言的词汇也会敏锐地反映出社会的变化、制度的变革或者科技的进步。英语是世界上使用最广的语言，其词汇的社会变迁不仅反映出英国的历史和文化，而且，当代英语词汇反映了当代世界的潮流与科学技术的进步。
【参考文献】
［1］张俊.试论英语词汇的社会变迁[j].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08,(07).
关键词：社会变迁 民俗 保护
一、社会变迁对民俗的不利之处
（一）推进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抛弃旧的生活方式会毁掉原有手工艺传承土壤
文化传承人更关心的是自己的生活如何能够“更舒适”，而不是能够“更有意义”，他们的文化就是现实生活本身。［1］例如某地域村民习惯在自家四合院里的“饭屋”支“鏊①灶”，摊做煎饼吃的饮食习惯。如果因“旧房改制和异地搬迁”要求搬住进五层楼房，无形之中在毁灭“某煎饼”这种传统饮食制作和生存的土壤。当地煎饼已被申报为“非遗”保护对象。一种文化是否为民众认可，不在于这种文化是传统的抑或现代的，而在于它是否为民众的生活带来实际的利益。［1］村民不知自己就是“某煎饼”生产制作的非物质文化传承人，不自觉地固守着传统居住和生活习惯间接保护了该“非遗”存活根基，习惯传统四合院居住格局。
（二）集约化生产方式也在消解和弱化地方感
新农村住房改造项目是好的，但是无形中也在使乡村住房格局和样式单一，有同化的趋向。乡村旅游，要突出地方特色，才具有吸引力，而现在做的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建造，统一搬迁入住新房，这种推进新农村住房改造的方式是有问题的。不否认近年来很多农民在城市里买了新房子，户口却在原籍还占有着耕地。国家可以通过新农村建设对这样的农民顺水推舟让其成为工人。但是中国的工业是否能够吸收足够的国人就业，并从农村解放出大批的劳动力，从而在农业领域实现区域化、集约化、机器化的生产作业还是需要慢慢的过渡。传统的小农经济经营方式已经存在这么长的历史，自然有存在合理性，而美式现代化农场作业也并不全然被证明完全更适合中国社会的发展。
（三）现代的学校教育，剥夺了传统社会自上而下濡化和涵化下一代人的场域，无形中切断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途径
现代的孩子，适龄就被送进了学校。从前那种在十二、三岁逼着自己的女儿学“摊煎饼”的风俗习惯，早就荡然无存。因为孩子上学，母亲的手艺没了传承的对象。伴随社会的变迁，曾经用会不会做煎饼评价新媳妇的观念变得开放，很少人在乎或者知道保护及传承“煎饼”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手艺了。现在我们正处在遗弃传统手艺，又无意识去保护传统手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渡阶段。除了在保护宣传上做得不够，我们自身的素质还有待更大的提高。
（四）信息化对文物古迹和民风民俗的摧残
正统与异端在地方社会场域中对峙。村民原本想借神庙神仙体系模仿国家官僚系统建构，表达对艰辛生活遇到不确定性给以心理安慰和精神超脱。村民既想依靠权力政治来消解民间信仰的不确定性，亦想寻求民间信仰来表达对权力政治的批评和超越。庙只是民间信仰观念化物质载体，形式没有了，并不代表信仰的消失。信仰观念本就是无形自在的存在，除非中国的农民全消失了。
某通信集团公司是国有控股企业。其为了节省架设高塔的资金，选择天然山丘做制高点，霸占、拆毁了拥有着几百年历史×山神庙。当地村民缘于免辐射的考虑，也因此很少登山顶在去拜祭×山神庙。重阳节登高习俗也销声匿迹。这种话语霸权，强权让老百姓无言诉苦，老百姓只能说庙毁了，风水被带走了。“官大一级压死人”和“有钱能使鬼推磨”正在现在传统乡村上演。人都说没文化真可怕，掌权者利欲熏心，明知会得罪百姓而为之，目光短浅，缺乏做人基本的良知，无视百姓宗教情感和利益。
二、对民俗保护两点建议
（一）全球化与地方知识、利益的调适需要时间
就像商品市场一样，“全球化”的实际结果是出现了一种标准化的趋势。［2］美国的“麦当劳”、“肯德基”、“迪士尼”正在全球遍地开花。中国也在上演着复制方特欢乐世界、刘老根大舞台等科技和文化产业。虽然中国引进“麦当劳”“肯德基”牌子是美国的，但“中国的麦当劳”风味已经是本地化了，即融合了地方元素在里面。这是地方文化与全球化的调适的结果。但是，不是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都能转化成旅游商品，并且能突破地域的束缚，自力更生。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事项一旦脱离了原生的情景，便失去了诙谐、幽默的韵味，这方面多在语言类民间文学、民间曲艺等方面特别突出。有些地方小戏本就是特定场域里艺术奇葩，转化成普通话表达，会失掉地方特色。将其进一步转化成文化产品、旅游文学作品出售需要一个过程。对艺人创新能力也是一个挑战。因此，需要联合民间艺人与学术专家共同探讨并可以借助当下娱乐时尚符号创新，可保有原始特色和时尚两种。
（二）质疑保护“非遗”是国家和政府不自信的保守保护政策
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俗事项，被特意的保护起来，为的是让其存活下去，但是目的虽好，可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真正生命力在民间的草根阶层。无论是国家还是非政府组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体保护只是一个人或一个组织，它生存的地域空间在现代化工业社会渐渐消失。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是一种不得已权宜之计，因为现代化的步伐之快，让人只能被牵着鼻子走，等变主动时，或许已经来不及了，这样案例不胜枚举。鉴于此，除重点保护传承人外，还得成片区域划定保护范围，并且伴随着现代化步伐对非遗认定基础上创新、重构，借助旅游、文化创意产业宣传非遗保护非常必要。
三、结语
本篇论文以社会变迁对民俗四大不利影响为叙事为主，在此基础之上，以怀疑的口吻简要提了两点建议。主要是从“非遗”保护政策保护范围和主体局限性，以及有些民间文学从地方走向全国范围过程可能失去“地方性”本色。两方面从政府层面对于传承人施压，及传承人自身生计和传承手艺创新方面都有待质的提高。
注解：
① 鏊，读ào，［字义］：一种铁制的烙饼的炊具，平面圆形，中间稍凸。
参考文献
摘 要：元代是第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国家，具有其鲜明的特色。与宋、明、清等王朝相较，民间信仰研究虽显薄弱，但仍涉及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对元代江西民间信仰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近来逐年增多，论述也渐深入。本文将对元代江西的民间信仰概况进行综述。
关键词：民间信仰，元代，江西
何谓民间信仰？关于此概念学界有诸多论述，路遥提到三种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民间信仰就是信仰习俗，从“宗教心态”研究民间信仰和民间信仰乃是传统之混合性宗教。而赵世瑜认为普通百姓所具有的神灵信仰即是民间信仰，和由这些信仰而形成的各种仪式活动，不仅是一种集体的心理活动和外在的行为表现，也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民间信仰主要是指俗神信仰，历史悠久，是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
一、元代民间信仰的相关研究
1.从整体上研究元代民间信仰的研究：
《中国近世民间信仰——宋元明清》（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王见川、皮庆生著，介绍了民间信仰的内涵与土壤，朝廷对其政策与方针，民间信仰主载体祠庙与相关现象，妈祖、张王等跨地域信仰的形成与发展，以及真武神等全国性信仰的形成于发展。使读者从整体上对宋元明清三代的民间信仰有深层的了解。
2.以个案探讨民间信仰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关系的研究有：
（1）民间信仰与国家的关系：
目前学术界对元代基层祭祀活动研究主要有日本学者池内功先生的《异民族支配与国家祭祀——谈元朝郡县祭祀》（郝时远、罗贤佑主编：《蒙元史暨民族史论集——纪念翁独健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49～167页）一文，对元代郡县祭祀制度、祭祀礼仪以及郡县祭祀的教化功能进行了探究。在其《关于忽必烈朝祭祀》（平成2年科学研究费补助金综合研究（A）研究成果报告书《中国史的正统与异端》（2），1991年，第55～70页）一中，主要探究了元朝忽必烈统治时期的祭祀活动。李逸友先生《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中的《祭祀文庙》一节中介绍了元代亦集乃路祭祀的对象、时间、礼仪等。
（2）民间信仰与经济的关系
神祇和农业方面的研究有延保全的《广禅侯与元代山西之牛王崇拜》（载《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0卷第4期，2003年10月），认为元代统治者对农业的重视刺激了农民务农积极性，需求大量耕牛，借助神灵牛王“广禅侯”寻求心理上的满足，促使广禅侯庙的进一步建立、扩大。
（3）民间信仰与社会的关系
研究神祇传播的社会因素，有朱天顺的《元明时期促进妈祖信仰传播的主要社会因素》（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8月29）。郭文宇的《宋元以来社会变迁过程中的神灵塑造》（暨南大学2010年5月）通过概括增城及附近地区宋元以来的社会变迁历程，来考察何仙姑形象的演变过程。
（4）民间信仰与文化的关系
研究民间信仰的文化、思想，有范立舟著《宋元以民间信仰为中心的文化风尚及其思想史意义》（载《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认为宋元时期，流行的民间信仰文化所涵摄的思想内涵，与士大夫阶层经常用的儒家五经，及其注疏和义理阐释之间所存在巨大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5）民间信仰与道教的关系
在道教方面，刘永海、郝秋香著《由元代道教史籍看道教诸神信仰——以真武大帝、文昌帝君、纯阳帝君为例》（载《中国道教》2010年3期），通过对道教神系的变化发展进行梳理，对于进一步认识古代官方与道教信仰的关系有一定参考价值。另外有曹飞的《万寿宫历史渊源考——金元真大道教宫观在山西的孤例》，（载《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01期）等等。
二、江西地区民间信仰的相关研究
专门论述江西地区民间信仰的研究著作，近年来颇为丰富：
对江西许真君信仰的研究引起很多学者得关注，专著有章文焕先生的《万寿宫》（华夏出版社，2004年），论文方面有李平亮教授的《明清南昌西山万寿宫与地方权力体系的演变（1550——1910）》，（厦门大学硕士论文2001年）、《明后期南昌西山万寿宫的重兴与地方权力体系的演变》（载《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9期）、《明清以来西山万寿宫的发展与“朝仙人习俗”》（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10月第42卷第5期），张璇的《明清时期江西会馆神灵文化研究》（江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等等。学者通过对万寿宫以及许真君信仰的史料整理，研究万寿宫与地方权力的关系，以及其代表的文化创造过程，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诸多方面。
市镇神灵崇拜与社区人群内部关系、地缘支配关系、社区内部联系等因素之间的互动，在梁洪生教授的《传统商镇主神崇拜的擅变及其意义转换》（见《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222-262页）一文中，以江西吴城镇的聂公崇拜为例进行了探讨，显示出了地方商业城镇的经济社会变化与全国范围的社会政治变动之间的密切关系。
谭小军揭示了民间信仰是乡绅民众与国家利益的结合点之一，在《民间信仰与乡村社会的历史记忆——新干县萧公庙的个案研究》（载《宜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5年2月，第27卷第1期）中研究了新干县萧公庙这个案，了解到乡绅民众可以利用“神的权力”，而国家在规范信仰也更好地管理了地方。
民间信仰与自然环境变化在扶松华的《环鄱阳湖的民间信仰》（南昌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一文有明显体现，以环鄱阳湖具有代表性的老爷庙、许逊和康王三个各案，分析了解民间信仰和鄱阳湖演变的关系。
林萍的硕士论文《南宋江西地区民间祠神信仰研究》，（南昌大学，2010年12月），分析概括出了南宋江西民间祠神信仰的特征，深入探析了南宋江西生词现象，同时从战乱与交通两方面分析地方社会与民间祠神信仰。林宏的《明清时期江西地区民间信仰的地域差异》，（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通过对明清江西各府县方志中“祠庙”等目的整理，梳理出22个主要神灵和对其信仰的地域差异，并分析形成原因。
吴小红的《苛征、祠祀与地方利益：元代金溪二孝女祠祀研究》（载《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1期），金溪的二孝女故事是教化性、政治性的文化资源，也是保护当地利益的经济资源。二孝女进入祀典失败，反映民间信仰随社会情势而变化，和元朝整合地方社会的某种松懈。
三.结语
元代是第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国家，具有其鲜明的特色。对元代江西民间信仰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近来逐年增多，论述也渐深入。未来研究工作中大有裨益的当是对元代江西地方志中祠庙的部分进行资料的收集，了解元代江西民间信仰的基本概况，探究其深层形成过程。（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2] 郑振满、陈春声，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M]，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
[关键词]货币体系；宝钞；铜钱；白银
一、明初钱钞兼用体系的建立及宝钞的崩溃
自唐代飞钱产生，纸币越来越受到政府的钟爱，据《明史・食货志五》记载“元世始终用钞，钱几废矣”，明初亦继承前朝，实行宝钞。明初钱钞并行兼用，白银作为贵金属在明初属于非法货币，受到国家严禁，明初明确规定“禁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罪之；以金银易钞者听”（1），直到以英宗时期“金花银”的出现，白银的地位和作用得到官方承认，终于成为合法货币。洪武八年造“大明宝钞”，主要是由于铜钱铸造和使用的限制：一方面，由于政府财政力量不足，铜源短缺，铜钱铸造数量有限，出现供给困难，同时官府为了得到足够铜材，令人民以私铸钱及铜器输官的做法，引起民间的抱怨与不安；另一方面，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贸易用钱量增大，不便携带的铜钱成为商业周转的弊端，已经习惯于用纸币交易的商贾们不愿重为铜钱所累。明钞的铸造权和发行权始终掌握在政府手中，流通不限制地域和时间，出现之初弥补了铜钱的不足，于是以纸币为主、铜钱为辅的货币制度的逐步形成，虽给明王朝带来了更大的统一性，，但是由于宝钞自始就是政府不兑换的纸币，明朝发行宝钞无准备金，发行量又无限制，这也直接导致了洪武末年由于滥发纸币纸币，通货膨胀，百姓不再相信纸币的信用度，出现了金银交相使用，商人拒绝使用纸币的情况。
政府为了维持纸币的流通，多次强行禁止使用白银。洪武七年，明确规定“禁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罪之”，后明朝廷要求“商税兼收钱钞，钱三钞七”，洪武三十年重申“交易用金银之禁”。而这种以惩治为主的强制措施在永乐以后发生了变化，新的货币回笼政策出现。永乐二年皇帝采纳了都御史陈瑛的建议，开始实施“户口钞盐法”，在《明史・食货志》及《明会典》中均有记载，每户大人配食盐一斤，收钞一贯，孩童减半（2）。仁宗时期，朝廷虽然认识到纸币滥发导致宝钞贬值厉害，但是民间形成的物重钱轻现象已不可控制，禁止金银作为货币流通的政令在民间令行不通，出现了“民间交易，惟用金银，钞滞不行”。宣德初，政府被迫放松了布帛米麦交易之禁，但是对于金银的交易罚钞越来越重。尽管政府采用各种政策回笼货币，但是钱钞兼行的货币体系的崩溃趋势已经不可避免，宝钞的购买力一路下滑，至正统九年，米价已经涨到宝钞一百贯，政府放弃用银的禁令，上下都不愿意用钞而用银、钱，成化年间，一贯纸钞只值一文钱。正统时，宝钞一度到了“积之市肆，过者不顾”的地步，不再通行，只有官俸还是用钞折付，到弘治、正德年间，宝钞实际已经废止不行了，使用纸钞也仅限一贯，其它不复流行，虽明末还以钞字代表货币，实际上支付的是银或钱，纸币流通名存实亡。此后，明朝基本上没有再行纸币。明末天启、崇祯年问，给事中惠世扬和何楷力主恢复行钞均未获准，特别是在崇祯十六年，崇祯皇帝本人也接受了行钞的主张，并设立了内宝钞局，日夜赶造。但此时明朝江山已摇摇欲坠，没有人肯用白银去换纸币，明朝最后的行钞努力终于没有成功。
二、铸币的尴尬地位
白银为何能在明代超越纸币和铜钱成为流通领域的主币？从内外因角度分析，一是白银自身的因素，二是同时期流通领域的其他货币存在无法避免的弊端。
首先从外因分析，钱钞体系的崩溃为以白银为主的新货币体系提供了机遇。明代通行的主流货币有宝钞、铜钱、白银，有时粮食衣帛等实物也用作交换。上文已叙述了宝钞的崩溃，而铜钱铸造也存在问题。明朝铸造铜钱数量有限，为历朝历代最少，尤其以万历之前，其发行量甚至不如汉唐时期。明朝的铜钱可分为制钱、古币、私钱三种，有学者将明代的铜钱政策分为四个时期：一、洪武至宣德年间的铸钱而禁用钱；二、正统至成化年间不铸钱但逐渐弛钱禁；三、弘治至隆庆年间大规模铸钱；四、万历至崇祯年间铸币再次陷入混乱状态（3）。据《续文献通考》卷十一“钱币考”载洪武元年铸“洪武通宝”8 900余万文，洪武五年铸钱22 241.956文，洪武七八年间铸钱各铸钱19 984.983万文，宝钞发行之后，为确保宝钞的流通铸钱减少，据载“宣德通宝”只是两京宝源局及浙江、江西、广东、福建四省宝泉局铸行了十万贯，数量不多。永乐、宣德两朝铸钱所开钱局相同，连两京在内也只有六处鼓铸，每年铸行也都不超过十万贯。与之相反，宋朝实行铜本位制，铸币为历史之最，据《文献通考》卷九“钱币考”道中时期年铸钱为80 000余文，景德时期年铸钱1 830 000文，天禧末150 000文，明前期铸币量最高几乎为宋景德时期的十分之一。
明朝铸钱少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铜源限制，明初甚至由于铜矿资源的紧张以及私铸钱的影响下令私铸钱作为废铜送官，并责令百姓出铜，以至“民毁器皿输官，颇以为苦”。《明史・食货志五》载“铜场，明初，惟江西德兴、铅山二处”，正德九年（1514年），军士周达请开云南诸银矿，因及铜、锡，此后遂屡开云南诸铜场。有人建议：“两京铸钱以铜价太高，得不偿费；可采云南铜，自四川运至岳州府城陵矶开铸”（4）。嘉靖、隆庆、万历年间，采取鼓励铸币的政策，屡开云南诸铜场，久之产量减少，崇祯时，回收古钱用以铸钱（5）。其二，私铸钱也造成了钱币流通的紊乱。明末清初黄宗羲在其《明夷待访录》中述“惜铜爱工，钱即恶薄，私铸繁兴”影响了明朝的钱法施行。嘉靖四十三年因私铸币质量低劣，盗铸引起贸易不通，嘉靖帝采纳大学士徐阶的建议不得不暂停铸钱。万历十年曾因铸钱混乱下诏“近因铸造不精，私钱淆杂，及不系产铜去处买运艰难，领发行使阻滞不便，诏书到日，各该开局铸钱，地方暂行停止。”（6）其三，铸钱在明代地位尴尬。在洪武八年“大明宝钞”出现前为专用铜钱的时代，但是官府铸币十分有限，宝钞出现后构建了以宝钞为主、铸币为辅的货币体系，通货膨胀加剧了旧的货币体系的崩溃，在民间力量的推动下，白银在成化、弘治年间成为铸币，新的以白银为铸币、铜钱为辅币的货币体系建立，可以说在中国大明时期铜钱处在了尴尬的辅币地位。明钱发行量有限，大多流行古币，古币之中以唐宋钱居多，特别是宋钱最多。据研究，明朝到十六世纪底两百年间不超过千把万贯，而且有一大部分收藏于官府之中，因此实际流通的铸钱以古币和私铸钱为主。明朝不仅铸币少，还有一部分流到国外，这部分铸币以古币和私钱为主。明代官制铜钱由于铸造量少等原因购买力很高，但是古币和私铸钱的购买力不断下降。
因此，在宝钞不断贬值，铸币作为辅币亦无法稳定货币流通，势必需要新的货币体系的诞生。
三、以白银为主币的新货币体系的建立
白银最开始作为非法货币，被政府明令禁止，但明初宝钞政策失败，铜钱资源的紧张，民间使用金银的趋势不可阻挡。据傅衣凌先生对146件徽州土地买卖契约分析指出“洪武、永乐之间以钞为主，宣德、正统则钞、稻谷、布、银兼用，成化、弘治以银为主”，万明在白银货币化的研究中据此得出“明初至成、弘年间，民间社会存在一种自上而下的白银货币化趋势，作为宝钞最强劲对立物的白银，最终不以统治者意志为转移，逐渐占据了合法主币的地位”（7）。据《明史・食货志五》记载“英宗即位，收赋有米麦折银之令，遂减诸纳钞者，而以米银钱当钞，弛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其小者乃用钱，惟折官俸用钞，钞壅不行”，并论证了白银货币化由自下而上趋势转而为自上而下的转折标志是成化、弘治以后，而非正统初（8）。大量的历史事实也证明白银货币化的全面展开是在成化、弘治以后，不可否认的是英宗“收赋有米麦折银之令，遂减诸纳钞者，而以米银钱当钞，弛用银之禁”，国家正式公开使用白银，白银成为合法货币，它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基本职能得到官方的正式认可。
万明将白银货币化的发展阶段分为三个时期并详细分析了各阶段特点：第一阶段明洪武元年-至成化二十三年，这是白银从非法货币到合法货币在民间社会启动和发展的阶段；第二阶段明成化二十三年-嘉靖十九年，这是白银货币化的国家与民间社会互动扩展的段；第三阶段明嘉靖十九年-明末，这是白银货币化在国家与民间社会极大扩展后走向世界的阶段，是国家、社会与世界三者互动的阶段（9）。故此不再赘述。
明代白银货币化走的是先自下而上再到自上而下的道路，可分为三个阶段民间层面-国家层面-国际层面。万明在《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从国计与民生两条线索详细探讨了白银货币化的进程。白银能够在明代成为主币除去钱钞体系所存在的问题，其本身也具有特殊的优势：1、体积小，耐腐蚀，易保存；2、单位价值高，与铜钱和宝钞的兑换值大，购买力强；3、易于分割，分割后损失较低。命人对使用白银的便利有着明确的概念“凡贸易金太贵而不便小用，且耗日多而产日少；米与钱贱而不便大用，钱近实而易伪易杂，米不能久，钞太虚亦复有混烂；是以白金（银）之为币长也。”（10）
学界对于白银货币化的研究集中于唐宋时期和明代，其中王文成著有《宋代白银货币化研究》、日本学者加藤繁的《唐宋时期金银之研究――以金银之货币机能为中心》和万明的《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及一系列相关论文。笔者比较赞成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两次白银货币化过程的论断，即第一次白银货币化发生在两宋时期，第二次发生在明代中后期。经过第一次白银货币化的过程，民间使用白银的习惯已经逐渐形成，虽然期间政府多次禁银，但是民间自用金银，因此政府不得不屡禁屡开。因此，白银能够在民间力量的推动下从非法货币成为合法货币原因之一就是历史习惯的传承与延续。
白银的形制多样，民间交易所用白银最初以首饰的形式出现。明初多次禁止民间交易使用金银，但是首饰器皿不再禁止范围之列（11）。同时政府虽然禁银，但是在课税方面仍然认可白银，如《宣宗实录》在宣德六年六月，浙江温州府知府何文渊谓时政虽禁银，但是商税征银，朝廷的禁银令实行艰难。在明初，白银虽为非法货币，但在民间对白银作为商品交换的中介的优越性十分认可。
其次，同样作为不同货币体系中的主币，白银相较宝钞而言，购买力更加稳定。白银在明初购买力就非常高，其后不断攀升，十五世纪后半期最高，后购买力下降。根据宝钞与白银的兑换率可知宝钞的贬值速度十分迅速，远不及铜钱和白银稳定，铜钱也由于铸造量少处于尴尬的辅币位置，因此白银取代宝钞成为主币也是理所应当的。
同样，尽管初期白银与铜钱同样面对了开采量少的境遇，但是随着本土出产量的增加以及大量白银从国外流入中国，白银的产量大大增加。白银产量的增加包括两个方面――国内增产和白银内流。《明史》记载，洪武十九年增加福建尤溪县银屏山银场局炉冶二十四座，成祖开陕西商县凤皇山银坑八所，福建浦城县马鞍等坑三所，世宗开大理矿，期间银矿皆有开罢，至神宗为收刮钱财，大肆开采银矿（12）。据研究洪武二十四年只产白银二万四千七百四十两，宣德五年增加到三十二万二百九十七两，天顺成化年间只云南每年就可产白银十万两。从海外流入中国的白银主要来源于日本和美洲。十六世纪四十年代起，日本向中国输出的货物由刀剑、扇子、屏风、硫磺等转变为白银，随后六十年代到十七世纪前半期为明治以前金银产量最多的时期，万明指出此间为“中国白银货币化加剧进行，对白银需求急速扩大，国内开采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而开始向海外寻求的时期”，中国内需促进了日本的白银激增（13）。因倭寇影响，明朝实行海禁，唯通过广州-澳门-日本航线用丝绸等与日本交换白银。美洲新大陆被发现后，大量金银矿被开采，欧洲人用西属美洲的白银换取中国的丝绸等物品等奢侈品。据万明的统计数据显示，从1540-1644年间，从日本流向中国的白银大概有7500吨，在1570-1644年美洲白银大约有12620吨流入中国（日本约每年流出白银75吨，美洲约每年约180吨），美洲白银产量为当时世界大百分之八十。自十六世纪四十年代后，外来白银取代本土白银占据中国货币市场的主要地位。
除了钱钞体系崩溃，白银自身特点及时代的特殊背景，政府在白银货币化进程中也起到了想到重要的作用，对此万明的相关著作及论文介绍分厂详细（14）。
小结
明朝初期从“大明宝钞”的发行开始明政府致力于构建以宝钞为主、铜钱为辅的货币体系，可是宝钞和铜钱都有着致命的缺点，明钞无准备金，正如《重评“大明宝钞”》中总结“明政府过分自信没有采用前朝的方法加强人们对宝钞的信心及准备金制度，只是依赖政府的威信，这可是宝钞失败最大的致命伤”15，同时滥发纸币而导致的宝钞大幅贬值，人们最终对宝钞失去信用，多采用实物及金银进行交易，造成物贵钱钱，最终钱钞体系崩溃。铜钱在整个明朝都处于尴尬地位，铸币少，造而禁用，铜钱流通混乱，官制铜钱大部分被官藏，古钱和私铸钱购买力也不断下降，铜钱作为辅币无法弥补铸币的缺陷。白银从非法货币到得到官方认可成为合法货币，证明了白银在明朝具有特别的优势，经济发展的推动是主要原因，除此之外还有白银作为贵金属特有的特点，历史习惯的继承性，还有海外白银流入克服了矿源限制，使得白银能够克服宝钞和铜钱的不足，替代钱钞体系成为新的货币体系。
注释：
（1）清・张廷玉等：明史・食货志五[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1962
（2）清・张廷玉等：明史・食货志五[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1963
（3）周玉英：论明朝铜钱政策[J]，第十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论文集，281-287
（4）转引自薛亚玲：中国历史上铜、锡矿业分布的变迁[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四期。参考《续文献通考》23卷《征榷六・坑冶》
（5）清・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3-1974
（6）转引自张诗波：明代“私铸钱”与国家的应对措施[J]，北方论丛2007年第5期。参考《明神宗实录》卷一二八[Z].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62
（7）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46-147；参见傅衣凌：《明代前期徽州土地买卖契约中的通货》，载《明清社会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8）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47；参见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二期，并论证正统初年金花银名称尚未出现，金花银存在一个逐渐形成定制的过程，以正统初作为朝野广泛用银的标志不能成立。
（9）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再认识[J]，《中国钱币论（第五辑）》，2010，249-254
（10）转引自孙玉良：试论明代的白银货币化[J].3。参考王世贞：《州史料后集》卷37，《钞法》
（11）清・张廷玉等：明史・食货志五[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1963
（12）清・张廷玉等：明史・食货志五[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1772-1773
（13）万明：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236
（14）参考万明的《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白银货币化视角下的明代赋役改革上、下》、《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新视角》、《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再认识》、《明代白银货币化与明朝兴衰》、《明代白银货币化与制度变迁》、《关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思考》、《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等等
（15）赵善轩、李新华：重评“大明宝钞”[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73
参考书目：
[1]清・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彭信威.中国货币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1990年，在各方面原因的综合作用下，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终于同意再版他的教授资格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Strukturwandel
der
Oeffentlichkeit），悬即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一场关于"公"和"私"的大讨论，在汉语世界也反响热烈。不过，这种舶来的"公"和"私"概念可不是我们传统的思想范畴所能比拟和对付得了的，因为它们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的思想史范围，而成为一个集思想内涵、社会意义和政治功效于一体的综合性概念，仅仅从某个角度根本不足以把它们阐释清楚。
该书的中文译本已经由学林出版社推出，我在这里不想鹦鹉学舌一般地简单复述其内容，也不想越厨代庖，强为读解文本，相信每个人读完会有自己的理解。故此，我只想就书里书外所引起的一些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首先是该书的问题意识和问题范围，可以说，这也是该书的一个元问题。眼下，国内外有一股热潮，倾向于把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公共性"范畴仅仅局限于政治层面，或者单纯追溯其"政治公共领域"的历史起源（一直上溯到古希腊），或者仅仅关注其当代政治效果（用以解释东欧的所谓"纠补革命"和拉丁美洲的政治变迁）。"公共领域"/"公共性"作为一个综合范畴，被单一化为政治范畴；"公共领域"/"公共性"范畴所开出的一系列现代性问题被还原成政治问题。这样做，恐怕不合哈贝马斯一贯的交往理性批判思路。按照哈贝马斯的原旨，"公共领域"/"公共性"问题首先是一个社会思想史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由此引发出来的不光有现代政治运动，更多的还是现代社会动员、现代社会变迁以及意识形态转型等方方面面的问题。
这一点，在该书的基本结构上反映得一目了然。我们可以看到，哈贝马斯在明确了"公共领域"/"公共性"范畴的历史起源之后，分别沿着社会结构、政治功能以及意识形态等路线对"公共领域"/"公共性"的现代转型线索逐一加以追问，问题之清楚，思路之明晰，结构之严谨，逻辑之森严，引证之广博，真是叹为观止；更何况，哈贝马斯当年才刚刚出道，初试身手，即大露锋芒，难怪日后十分了得。
在为新版所撰写的序言中，哈贝马斯反复强调该书对于其整个理论体系和思想进路的基础意义和规范作用。我们都知道，在当代思想语境中，哈贝马斯的理论首先或主要是一种现代性话语，是一种试图从社会和思想两个层面上澄清现代现象和现代本质的学说。如果说《交往行为理论》还其整个现代性理论的导论的话，那么，《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则是其一份提纲。提要性而非体系性，是该书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是该书比较难懂的一个根本原因。
其次是思想背景问题。众所周知，哈贝马斯的思想背景极其复杂，加之他主张跨学科研究，给阅读、理解、翻译和解释他的著作带来极大的困难。但是，我们应当认识到，哈贝马斯在写作该书时的身份还比较简单，说白了，还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个"小学徒"。虽然他当时已经发现批判理论从规范到方法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他对批判理论的基本精神是予以充分肯定的，也是坚决捍卫的。因此，就《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而言，哈贝马斯的思想背景远不及后来的《交往行为理论》那么复杂，也没有《后形而上学思想》（Nachmetphysisches
Denken）那么凌乱，更没有《事实与价值》（Faktizitaet
und 转贴于
Geltung）那么模糊，而是相当的单纯，基本上还是以（当然是经过其导师阿道尔诺和霍克海默加工后的批判）为主。他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区分、对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明确以及对政党意识与民众意愿的分析，都具有浓厚的色彩。把这个时期哈贝马斯思想中的色彩淡化掉或抹杀掉，显然是不负责任的，也是让人无法接受的。
如果说哈贝马斯当时对的理解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是方法论上的规范化和抽象化。方法论的突出之处表现为"社会批判"（外在批判）与"意识形态批判"（内在批判）的紧密结合。在该书中，哈贝马斯对的意识形态批判方法掌握得可以说是炉火纯青。一方面，他从资本主义历史进程当中抽取出一种理想型的"公共领域"/"公共性"，另一方面又把这个理想范畴当作规范，对社会福利国家中的公共生活方式加以批判。他比较强调"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因素，这就导致他对其实践因素的忽视或轻视，也就是说，"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乌托邦内涵被他放到了一边。因此，哈贝马斯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概念具有非常强烈的非历史和理想化特征，因而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最终只能限于规范层面，而未能达到预期的历史高度和社会深度。其实，综观哈贝马斯的整个理论体系和思想进程，这种非历史和理想化的特征一直或多或少地有所表现。这或许也是人们宁愿叫他"当代的黑格尔"，而不太情愿称他"当代的马克思"的原因所在。
不过，哈贝马斯在方法论的"失足"，却为我们批判和运用他的理论留下了余地和提供了方便。当代中国处于急剧转型过程当中，现代性的冲动一波强似一波，政治变革、社会变迁、文化认同的危机以及个体信念的矛盾，都是我们始料未及的，也是我们的传统理论资源所难以解释和解决的。在这种情况下，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公共性"规范批判为我们从事当代中国的社会批判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当然，这决不意味着我们要唯他是从，而是说他的批判精神和批判技巧值得我们借鉴和落实。
最后是书名翻译问题。该书原名为》Strukturwandel der
论文摘要：卡尔·贝克尔，20世纪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新史学的代丧人。((启蒙时期哲学家的天是贝克尔归纳演绎其新史观的一部巨著，也是研究启蒙运动思想史的经典之作。对生于1873年的贝克尔而言，启蒙的光辉已在历经一个世纪的淘洗后渐次淡去而不至完全磨灭，与启蒙的这段暧昧的距离决定了贝克尔以一个超然的角度来揣想启蒙之功过，从而为我们领会启蒙时期的自然法精神提供一个清晰的认识论基础。
卡尔·贝克尔是美国新史学派的代表人。新史学派以相对论为其历史研究和分析史实的基础，与传统编年史学派分析历史的视角和方法上存在极大的分野。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他们对历史科学采取一种怀疑、否定的态度，并把历史说成是一种可以随研究者的主观喜好而任意加以伸张的东西。《启蒙时期哲学家的天城》是贝克尔的归纳、演绎其新史观的一部巨著，也是研究启蒙运动思想史的经典之作。文中，贝克尔I以幽默、嘲刺的笔调指出那些在启蒙时期唯“理性马首是瞻的哲学家们往往是最不理性的，而他们以现代语词和思路建造的理性大厦与奥古斯丁的神学天城实有异曲同工之妙。或许是“只缘生在此山中”的缘故，与启蒙同呼吸、共命运的人们难免要被启蒙的荣光所折射，在其澎湃的音浪中消声。对生于1873年的贝克尔而言，启蒙的辉光己在历经一个世纪的淘洗后渐次淡去而不至完全磨灭其时欧美的反启蒙思潮也在抬头，以追问人之意义自命的学者们开始把“启蒙”这一型构欧洲近代历史的舆论气候纳入解构、批判的对象。可以想见的是，与启蒙的这段暧昧的距离决定了贝克尔可以一个超然的角度来揣想启蒙之功过，从而为我们领会启蒙精神提供一个清明的认识论基础。
一、启蒙时期“舆论气候”之内涵阐释
(一)“舆论气候”的概念提出
作为西方政治思想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启蒙时期向为论者津津乐道。其中，尤以意识形态的研究为滥觞而以意识形态之名发动的法国大革命则将这场争论扩散至全世界。如何看待意识形态在社会变迁中的角色定位，如何评价社会舆论与社会革命的互动关系，贝克尔扬弃传统史学按图索骥的研究方法，独辟蹊径地找到了一个以社会舆论为切入，深入观察启蒙思想内在性格的视角——舆论气候。何谓“舆论气候”，贝克尔没有从学术上进行界定。相反，他借叙述自己和朋友经常面临的观念冲突的例子向我们表明：“舆论气候”是文思表达的逻辑起点，它表征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学术团体在此一历史语境和社会人文环境下形成的对周遭人事之共识。在“舆论气候”的鼓噪之下，人类思想在社会各个阶段的发展和变迁不仅为个别历史事件和杰出人物提供一方言说的舞台，也为那些在社会背景下所思所想的人们挺立起一片集体智慧的高地。
(二)启蒙时期‘噢论气候”的内容分析
既然“舆论气候”是每一时期主流思想提出和发展的前提，那么搞清楚启蒙时期的“舆论气候”究竟为何，对理解启蒙时期政治思想的变迁而言，无疑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的。对启蒙思想稍作提炼，可以发现，对启蒙时期的学者们而言，“理性”是一个被无限放大的关键词。而在这个关键词的背后则是启蒙时期的学者们对研究方法的默契取舍。这份默契，用贝克尔的话说，就是“中世纪的神学、哲学和演绎逻辑已经从它们的高品味之上跌落下来，取而代之的是历史学、科学和计量的技术。”其中，启发启蒙思想最为显著的又推历史学和科学。
1．启蒙时期历史学的起步
自1949年法国开始入侵意大利，一些法国学者便开始陆陆续续地投身到罗马史的研究和注疏当中。发端于法国的启蒙运动就是此次“发现意大利运动的直接结果在对意大利历史的梳理和对法国本土传统的回顾中，启蒙时期的思想家们比任何时期的学者更乐于举目回望人类有记录以来的历史。而伴随人类日益增长的返古思潮的则是传统神学苦心建构的信仰大厦的式微。历史观念的逐渐形成意味着人们正在尝试把人类社会看成是某种正在形成中的东西。以古为镜的人们相信，借助历史的推演，不仅可以还原出社会传递的脉络，更可以从中摸索出认识世界发展的规律。
2．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
另一方面，近代人在逐渐培养起一种历史观念的同时也在积极开拓科学的面向。“正如历史学已经逐步取代了神学，同样地，科学也取代了哲学。”在《文明史纲》中，布罗代尔将欧洲思想史简要划分为三个时期，亚里士多德体系，牛顿——笛卡尔体系和爱因斯坦体系。其中亚里士多德体系是前启蒙时代的思想体系，由一个阿拉伯人在十三世纪时引入欧洲，统治了欧洲思想界长达500年之久。随着亚里士多德体系的重现和注疏的开展，形式逻辑成了欧洲各国大学的主要学科的榜首。以形式逻辑为原点，还发展出了数学逻辑和概率逻辑等等。在亚里士多德的熏陶下，前启蒙时期的思想领域蔚然一片逻辑的天下。
然而这份古老的遗产却在启蒙科学家的惊人发现之下面临严峻的挑战。在近代科学的讨伐之下，人们倾向于将逻辑看成是玩弄一种玄而又玄的游戏，是一种无聊的消遣，逻辑逐渐丧失了自己的领地。近代科学的特征不胜枚举如果要在其中检索出一条最为关键的特征，莫过于其方法论的简单明了。以天文学的发展为例，伽利略的观星学向我们启示了一个最简单易行的方法论，即只要紧紧盯住望远镜的那头可观察到的事物(天体)的自然运行即可。科学家们不无乐观地相信，在这不涉利害的静观中，自然运作的奥秘正在从一片神学的虚象中浮现出来。
二、“舆论气候”影响下的启蒙思想
历史学和科学在启蒙时期日新月异的发展态势旋即就在启蒙时期刮起了一阵舆论飓风。这阵飓风所到之处既有风卷残云之力也饱含摧枯拉朽之势阿奎那苦心构建的神学大厦在历史学和科学的讨伐之下越显衰微，传统的封建君主制则在人们日益觉醒起来的主体意识前岌岌可危。空虚的哲学亟需新的内容填空，漫漶的社会风气亦求助振作的呼号重整。在此背景之下，科学、历史学与哲学三者间发生了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这场反应的结果直接导致了传统自然法思想在启蒙时期的破土重生。如何评价古典自然法学者在启蒙背景下的心理自觉，如何看待古典自然法学在启蒙时期的战略重整，《天城》的弟二章，贝克尔以心理学和社会学为视角，展开他对启蒙时期自然法思想变迁的原因探索。
(一)启蒙思想形成的心理基础
对于研究自然法思想在启蒙时期的变迁而言，有一点是无法回避的，那就是肩蒙思想家们经由舆论濡染而叙思行文的心理前提尽管主流启蒙学者的研究领域各不相同，价值立场也不尽然一致，但他们进入自然法沦域的礼会身份却可以给我们一些或多或少的启示。对肩蒙时期一些主流学者的身份进行一番统计之后，贝克尔发现：“这些哲学家们并不是哲学家，他们并不是哲学教授……绝大部分的哲学家都足文人，他们写书意不止供人阅读，而是设法传播新观念，或者是对旧观念投射出新的视线。”半道出家的身份为启蒙学者赢得一片叫好，读者们或将这些学者当成是新观念的无私传播者，或赞叹其无所为而为的高尚情操。然而，在这些看似清明无为的偶发小感的背后，实则隐藏哲学家们那一股“摆正一切事物的人道主义的冲动”。以休谟为例(世人皆知休谟性格冷淡低调)，启蒙学者一方面以冷静自持、超然物外白诩，另一方面，却又在为摆正人间万事万物而殚精竭虑。
(二)启蒙思想形成的社会基础
【论文摘要】随着社会养老保险由民政部主管划归劳动保障部主管，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被“清理、整顿”，陷入停顿不前的困境，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现状以及重要性
人总是要老的，这是一各客观的不可逆转的趋势。人老的后果就是获得生存条件的各种能力逐渐丧失，那么，曾经为这个社会做了贡献的老人们在其获得生存的能力逐渐失去时，谁应该向老人伸出援助之手，为其提供物质和精神的帮助呢？这就是养老问题。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的实施，拥有大多数老年人口的农村地区将迅速出现家庭小型化的倾向。同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农村年轻一代道德观念的下降等因素，都使得传统家庭养老形式面临着严峻挑战。不难想象，在新的世纪，农村老问题将是最大的社会问题之一。农村养老这个被我们回避了半个世纪的课题，在人权制度逐渐完善、社会物质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我们已经没有了回避理由。
（一） 农村居民生产方式分化，大量农村劳动力从土地转移。我国正处于从农业会走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期，社会流动性大大增加。（二）农村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传统家庭模式改变。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农村60岁以老人已超过农村总人口的10%，且高出城市1.24个百分点，进入老人典型的老龄社会。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发展困境的分析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创新意义不言而喻，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为农民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然而现如今却产生了“政策微效”的现象，即政策结果距离政策预期有很大的差距。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政策微效”的结果呢？许多研究者大多从经济学的角度或是具体操作层面寻求制度萎缩的原因。
（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价值理念发生偏移。
社会学研究探讨的问题很多，但社会公平一直是核心问题。因此在社会学视野中，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项社会政策，应该是以追求社会公平为价值目标，旨在保障公民个人及家庭的基本生活要求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目前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建设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指导。面对城乡收入的逐渐扩大和当前最大的弱势群体—农民的边缘化和弱势化的进一步加深，政府将更多的社会保障资源投向了城镇居民。
（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不能很好的适应社会变迁
目前社会正处于快速变迁过程中：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家庭规模和结构发生变化；农村人口出现分化等。这一系列变迁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农民养老问题就是其中之一。鉴于此，政府积极探索为农民养老建立正式制度安排。可以说，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对社会变迁的积极回应，但却又未能很好地适应并促进这一变迁过程。
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对策建议
（一）分类实施对策建议
1.为纯农业人口（以经营土地为生的农民）建立农村养老保障。在已经推行的农村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调整与改革。最重要的是改变“个人缴纳为主、集体缴纳为辅、政府给与政策扶持”的原则，政府应该给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一定的财政投入，由政府和个人共同负担。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政府投入一部分纳入到社会统筹基金，农民个人缴费和部分政府投入一部分纳入划入个人账户，国家投入要偏重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同时鼓励建立由集体补助的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式的商业养老保险。
2.为农民工建立社会养老保障。农民工是一个流动不定、庞大而且复杂的群体。因此，为农民工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是有一定困难的，但鉴于农民工中的绝大多数客观上已经走上了非农化、城镇化的不归之路，并必然会因各种生活风险的客观存在和平等意识的觉醒而提出相应的社会保障诉求，应该从现在起开始起动建立这项制度，并根据进城务工农民的不同情况纳入有差别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二） 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资金来源
除了通过发行国债的部分收益和部分国有资产的部分收益进行融资外，我们还要注意到另一条新的融资当道，就是把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征地补偿转化为社会养老保障资金。但是，农民的土地被征用之后，只能得到政府和用地单位支付的数额不多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费。按目前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计算，只能维持7年左右的生活。按目前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计算，仅能维持2年多的生活。如果把这仅有的补偿转化为养老保障基金是不现实的，对于建立养老保障基金也是杯水车薪。因此，今后应该提高征地补偿，从其中拿出一部分资金作为保障基金。但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不能仅仅把这笔资金用来为失地农民建立保障基金。如果认为谁的土地被征用谁得益的话，这样又会制造出新的不公平。因此，征用土地的补偿应该为全体农民甚至全体城乡人民分享。
